科研方法概论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1篇
概念体系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目前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科学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方法，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秘书学校念体系的内容和重点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发展。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三、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四）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2篇
一、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迫切性
概念体系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目前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科学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方法，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秘书学校念体系的内容和重点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发展。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助性、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三、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四）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3篇
会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过去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它属于经济类下面的应用经济学，其后管理学从经济学的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门类，会计学遂成为管理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由于市场经济对会计学人才需求旺盛，会计学成为高等学校中最热门学科之一。不管是从事会计学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从事会计工作，都离不开研究问题，也就离不开研究方法和理论概念的使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国际化的程度还不高，尤其会计学科，其师资力量基本是由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构成。在当时的环境下，会计学研究所使用的术语和研究方法停留在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语境之下；研究会计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化，主要是采用分析、比较、综合、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而且会计研究受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影响较小，基本上处于有人所描绘的“就会计论会计”阶段；在会计研究中不很强调研究方式和方法的规范性，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较少。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企业和高校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程度日增，高校国际化以及会计国际化一时成为主流，从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海归”博士成为高校师资中的重要力量甚至主导力量，在国际期刊（其实主要是美国期刊）的层次和数量成为高校追逐的重中之重指标。在这种环境之下，会计研究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及研究方法迅速“西化”，即由过去的“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语境，转变为“美国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语境。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如制度经济学）解释会计学科中的制度、方法及会计现象，一度成为时髦的研究领域；借用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所谓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以势如破竹、席卷残云之势横扫大陆会计学术界，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从西方传入的理论、假设、命题等概念成为会计学术期刊和会计交流的重要术语。在会计学中借用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盲目推崇实证研究、贬抑规范研究，不适合会计学的学科属性，必将对会计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究其根源，则是源于对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概念的定位失当，以及由于套用理论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所造成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的模糊不清。
二、理论定义及理论观分析
（一）理论定义及内涵分析 理论这一概念的涵义十分丰富，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所用的理论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地，关于理论定义的表述也是形形色色，在比较正式和权威的出版物中关于理论的表述和定义会数以百计，在非正式场合所用理论定义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在此无意统计和查考理论定义的数量多少，只是想表明人们对理论概念的使用方法多种多样，理论的内涵极其丰富。这种状况虽然对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但也有其合理性和客观性的一面。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科中强调了理论特征的不同侧面；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理论概念时常常是与其他相关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如理论与实践、理论与事实、理论与实务、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政策、理论与假设、理论与实证、理论与案例，等等。本文不打算从统计学意义上分析理论定义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人们对理论概念的不同用法；而是从典型、权威的定义入手，分析和概括理论的内涵，并寻求正确、合理的使用方法。这里列举如下几种理论的定义：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一词的定义：“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中理论的定义：“（1）由逻辑的或数学的陈述所连接的一组假设或命题。它对经验现实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类现象提出解释。（2）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有关现实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它通常是指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对理论的定义：“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解释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为了不引起误解，需要再引用一段林先生在该书中对理论的阐述：“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首先，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一致，才能证明理论模型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必须一致，即理论推论和经济现象的外恰。”先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的定义。这一定义很中国化，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比较普遍使用的定义。该定义中的理论，与实践相对应，从理论的来源角度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系统。该定义中的理论概念与知识概念口径一致，而知识这一概念又是比较宽泛的。在我国，关于知识（或认识）的论述，最具权威性且影响最大的文献恐怕应当首推毛泽东的著名论文《实践论》（其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动关系》）。《实践论》认为人的认识由实践发生，包括由低级到高级并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形成的知识可以分别称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实践论》并未明确什么是理论，但是它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实践论》中所说的理论是指理性认识。《实践论》同时指出：“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其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为了方便后文分析和表述，我们不妨将这种定义及其代表的观点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再分析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中理论的定义。该词典中的理论定义其实包含两条定义。第一条定义，在学术研究中应用广泛，是当今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对理论的定义和用法；我国学术界受西方的影响，目前多采用理论的这种涵义和用法。该理论定义与经验现实相对应，从理论的作用之一――解释――角度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通过逻辑连接在一起的假设或命题。在这一理论观之下，假设、命题、变量和概念被视为是理论的构成要素，并具有比较明确和一致的定义：假设（hypothesis）是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说是一种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变量（variable）是具有一个以上不同取值的概念；命题（proposition）是指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间关系的陈述（公理、定律、假设、经验概括等都是命题的不同类型）；概念（concept）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它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为了方便后文分析和表述，我们不妨将这种定义及其代表的观点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第二条定义认为：“现实中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通常是指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该定义的特点是：理论的特点在于其抽象性、一般性；从这一点来看，它属于狭义，仅包括理论定义I和理论定义II中的抽象层面；既没有指出理论的来源（如理论定义I之“实践”），又没有指出理论的目的（如理论定义II之“对经验现实的解释”）。我们将第二条定义及其代表的理论观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I”。最后来分析林毅夫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理论的定义。该定义与现象相对应，同样从理论的作用之一――解释――的角度来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这种理论观有如下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变量（或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前述几种定义除因果关系之外还包括其他关系，如相关关系。另外，形成因果关系，必须在一定的设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因此这种理论概念必定是高度抽象的；相对于理论定义I和理论定义II而言，该定义显然属于狭义；其目的是解释现象；将理论与理论推论（属于假设）作了区分。这种理论显然不包括假设、经营概括等没有形成因果关系的命题。将这种理论定义及其代表的理论观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
（二）理论定义及理论观进一步分析 （1）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其优点可以概括如下：比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一理论观将理论看成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实践又是由人来参与的各种活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按照“实践――理论――实践”这种循环往复的模式来发展理论，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种理论观充分肯定了理论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和建设性作用，而不仅仅是对于现象的解释。因此该理论观在学术上比较适用于工程、管理等建设性学科。我们一般将学科分为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等）和应用学科（如工学、管理学等）。其实，基础学科属于理论性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对各类现象寻求解释；而应用学科则属于建设性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运用基础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行动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因此立足于解释的理论观并不十分适用于该类学科。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于如何划分这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缺乏明确的界线和标准，对于如何保证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可靠性，没有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和方法；尤其是感性知识，由于尚未上升到概念和推理的阶段，连从逻辑上进行检验都无法实施，这就更加难以保证其可靠性；因为理性知识是从感性知识发展而来，所以理性知识的可靠性同时受到影响。关于检验理论正确性（或称真理性）的标准。这一理论观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哲学意义上，或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标准应用到学术研究，并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尚有可完善之处。（2）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缺点在于：（1）将理论限定于对“经验现实的解释”，所以它不太适合建设性学科（应用学科）；该理论定义将理论界定为“一组假设或命题”，但问题是假设如何而来？假设与理论是什么关系？显然它未能明确。其优点主要表现在：引入了命题和假设概念，而且在此理论观下命题和假设均有比较严格和规范的定义；假设概念的确立，为能够采用统计学进行检验的学科（如经济学、医学等）发展理论和检验理论创造了条件。该理论定义中的命题概念内涵很丰富；按照命题的定义，公理、定理、假设、经验概括等都属于命题的不同类型或形式。因此该理论定义属于比较广义的定义。（3）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I。优点在于：指出了理论的最本质特征：抽象性和一般性；正因为它既没有限定理论的作用是解释还是建设，因此它既可适用于理论性学科，又可适用于建设性学科（应用学科）。其缺点在于：该定义在用于学术研究时，尚不够严谨，因为它既没有明确理论的源头（或来源），又没有明确理论的归宿（或作用）；而这直接关系到发展理论的途径、理论正确性的检验标准以及研究逻辑。（4）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这种理论观下的理论只包括形成明确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而且着眼于解释现象，因此该理论定义抽象层次较高，且适合应用于理论性学科（如理论经济学、物理学等）。该定义的最可取之处在于建立了较高层次的理论（狭义）定义，并将理论与理论推论（假设）作了明确区分，这有利于理论性学科理论的构建、理论的解释和理论的检验。
三、理论概念的拓展及重新界定
（一）华莱士“科学环”及其局限性 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在其名著《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社会研究的逻辑过程。用于反映这一逻辑过程的模型图被人们称作“科学环”并广泛应用。华氏的“科学环”如图（1）所示。华莱士提出的“科学环”反映了科学是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并认为研究者可以有两个基本的研究入口和路径：（1）研究者首先从观察事实、记录事实入手，通过描述和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形成经验概括并上升为理论；然后在其理论的基础上作出预测和解释，形成对未知事物的假设，再通过观察新的事实以检验这种预测和解释。（2）研究者从已有理论出发，由理论通过演绎推理形成假设，再由假设引导观察，然后由观察形成经验概括，并用这种概括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另外，华莱士还从另外一种角度对其构建的“科学环”进行了分析见图（2）。他认为：“科学环”的左边一半意味着从观察和对观察的理解中进行归纳和理论构建；“科学环”的右边一半，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应用理论于观察中，进行理论检验；“科学环”的上面一半代表着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的理论化过程；“科学环”的下面一半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经验研究过程。本文认为，华莱士“科学环”描绘的是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学科（或称行为解释性学科）的研究逻辑，它比较成功地将自然科学的逻辑应用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华莱士在《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认为：“理论在科学过程中的功能有二：一是解释已知的经验概括，二是预测未知的经验概括。”在该书中，他还认为：“统计检验提供了用来衡量假设与研究结果是否相一致的最‘客观’、最精确、最灵敏的规则。对于该检验来说，假设和研究结果都必须以数量形式表达。”因此，本文认为，图（1）中的理论概念属于一种狭义的解释性理论概念（对应前述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图（1）中的假设属于一种狭义的假设（定量假设）。因此，“科学环”中运用的概念和描绘的逻辑过程尽管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学科，但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尤其是“科学环”中的右边一半及下边一半。理论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不同：理论性学科的目的在于对现象寻求解释，属于解释性学科；而应用性学科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属于建设性学科。因此，应用性学科所开发出来的知识具有鲜明的建设性，而理论性学科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则具有鲜明的解释性。应用性学科中的知识，可以根据其抽象程度和具体作用不同分成不同的层面：其中在本学科中处于一般性、抽象性、基础性地位的知识可以称之为理论；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应用通常会形成一些对实际问题的诊断性结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案、政策、法规、标准等；而这些诊断性结论、方案、政策、法规、标准显然基本上不属于定量假设，也无法通过统计学上的假设检验进行检验。
（二）理论概念的拓展和重新界定 华莱士“科学环”对理论、假设概念的狭隘定义，以及其所运用的假设检验方法的单一性，使该“科学环”不很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学科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它属于建设性学科，所以从事规范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由该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决定的。因此，从事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套用目前流行的着眼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定义。应用性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多数不是对经验现实提供解释，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提供解释、指导和评价，因此其理论界定不能直接沿用前述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即将理论定义为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也不适合按照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将理论定义为用来对经验现实提供解释的一组假设和命题；同时也不应将理论不分层次，像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那样，笼统地将理论定义为由实践概括出来的知识系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对目前流行的着眼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定义进行扩展，使其既适用于理论性学科（解释性学科）又适用于应用性学科（建设性学科）。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理论：理论是各门学科中抽象的、一般性命题，目的在于对实践及其结果提供解释、指导和评价；其中的命题是指：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关系的陈述。
四、假设概念的使用及定性假设检验标准
（一）假设概念的拓展 由于华莱士“科学环”中的理论是一种狭义的解释性（实证性）理论，所以与该理论相对应的假设通常是一种狭义的假设。这一判断可以从华莱士对理论和假设的解释中得到印证。这种狭义的假设常被定义为：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与前面扩展了的理论定义相对应，这种狭义的定量假设也有必要进行扩展。应用性社会科学在进行规范研究时，在理论的指导下通常会形成对实际问题的诊断性结论，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方案、政策、标准等；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这些结论、方案、政策、标准等均有待进一步评价和检验，即它们只是一些暂时性结论，因此可以将其称之为假设。不过这些假设常常表现为定性假设、而不是定量假设；而理论性社会科学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的假设通常表现为定量假设。和扩展以后的理论定义相对应的假设，包括定性假设和定量假设两种类型。定性假设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有待评价和检验的对实际问题的原因诊断以及对策和方案；这类假设还可进一步分为：诊断假设、治疗假设。其中，诊断假设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原因的命题；而治疗假设则为诊断假设已指明原因的问题提供可能使其解决的处方。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在实际中通常表现为有待评价和检验的方案、政策、对策、法规、标准、办法等等。定性假设从经验意义上看不是可检验的，但可以根据非正式的、客观的评价得到同意或不同意。唐?埃思里奇认为定量假设必须有三个得到充分证明的特征：它们必须有一个概念基础，即，必须建立在理论推理上；它们必须完全以数据为基础证明其是否被拒绝；必须有可以检验它们的数据和技术。和定量假设相比，定性假设显然不具备定量假设中的第二、三两个特征。扩展后的广义假设可以这样定义：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以及有待评价和检验的对实际问题的原因诊断、对策和方案。这样的假设概念既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学科，又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
（二）定性假设的检验标准 应用性社会科学从事规范研究时，在理论指导下会形成定性假设，那么如何评价或检验这类假设，从而使这类知识获得可靠性呢？我们认为，无非是从形成假设和假设本身的内部逻辑、将研究结果（即假设）与已知的知识进行比较，以及研究结果的应用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或检验。据此在借鉴唐?埃思里奇知识可靠性检验标准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如下四种检验：概念清晰性检验；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外部一致性检验（或称与已知结果对照检验）；实用性检验（或称实践检验）。分述如下：（1）概念清晰性检验。即检查假设本身及形成假设过程中是否存在概念含义模糊或模棱两可等情况；如果有，则不能通过概念清晰性检验。（2）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即检查假设本身及形成假设过程中是否消除了逻辑谬误或逻辑矛盾。（3）外部一致性检验（或称与已知结果对照检验）。即将假设中形成的研究结论或结果，与先前被认为正确的、且具有可比性的结果或结论进行对照、比较，看是否相符合（一致）；若相符，则通过该项检验。需要说明的是，该项检验并非指我们将信任寄托在先前知识上；而是满足该项检验构成了支持一项假设的一种证据。事实上，与先前被认为正确的知识相矛盾的新结果，可能会成为推翻（或修正）旧知识，产生新知识的重要途径。（4）实用性检验（或称实践检验）。即研究假设所提出的成果（方案、政策、对策、标准等）能够在实际运用中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达到预期的效果，具有“实用性”。如果将研究界定在将研究结果付诸实施之前，那么前三项检验就是必须的；如果将研究界定在包括将研究成果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四种检验都将是必须的。通常，将研究界定在成果付诸实施之前，这样前三种检验就成为学术界内比较认可的。在学术范围内，成果实际付诸实施之前，可以进行模拟试验，这种检验，认为应归属于第三种检验（即外部一致性检验）。不能通过上述三个（或四个）检验中的任何一个，则假设及由假设形成的知识就要受到怀疑；但是满足这些检验并不表明这些可靠性知识从此就无可置疑；所有知识都要继续不断地接受评论、检查和质疑。
五、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及理论概念的使用
（一）应用性社会科学从事规范研究一般逻辑 华莱士“科学环”以模型图的形式形象地概括了理论（实为解释性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描述了理论性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研究的逻辑过程和方法论。尽管华氏“科学环”所用的主要概念（如理论、假设、观察）以及研究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应用性社会科学的规范研究，但是其大逻辑关系（如从构建理论到应用理论的过程）仍然可资借鉴。因此，我们对华莱士“科学环”进行改进，同样以模型图的形式来反映应用性社会科学进行规范研究的研究逻辑，见图（3）。可以将图（3）描绘的研究过程和研究逻辑称为“规范研究科学环”。在“规范研究科学环”中，研究者可以有两个基本入口：（1）由实践入手形成经验概括，并上升为理论；然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并在实际应用中接受实践的检验；（2）由理论入手，形成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并运用于实践；然后由实践形成经验概括，并检验原有假设；用这种概括和检验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理论。与华莱士对其“科学环”进行的分析类似，我们也可以对“规范研究科学环”进行如下分析：（1）科学环的左边一半，意味着从实践中归纳和构建理论的过程；（2）而右边一半则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并检验理论的过程；（3）科学环的上面一半，代表着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进行的理论化过程；（4）而下面一半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理论检验和经验研究过程。上述对“规范研究科学环”的分析，是就规范研究的一般逻辑过程而言的，即对规范研究的总的过程来说，它有两个起点，反复循环，螺旋上升。当然最根本的起点还是实践，人们的认识过程（研究过程）遵循着“实践――理论――实践”的路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理论观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对于一项具体的规范研究来说，“规范研究科学环”中的五个矩形表示的信息成分：“理论”、“定性假设”、“实践”、“经验概括”、“接受或拒绝假设”，只要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问题，都可以成为该项具体研究的入口；研究问题才是任何一项具体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理论概念在会计学研究中的使用 会计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会计即大会计，包括会计（狭义）、财务管理和审计；狭义的会计，其功能定位是立足企业，通过反映企业的信息来满足企业管理及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以下论述只针对狭义的会计。会计学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分支，前者主要面向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如股东、债权人等），依据统一的会计准则，采用特定的程序和方法提供信息；而后者则主要面向企业内部各级管理层，按照灵活、多样的方法，提供与企业管理最相关的信息。在我国，按照教育部的学科归属，会计学过去属于经济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现在属于管理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实际工作中，会计属于企业不可或缺的、以加工和提供信息为主的管理岗位。可见，会计学属于应用性社会学科，主要不是从事行为解释的理论性学科；它所用的理论概念适合采用我们前文分析的、既适用于理论性学科又适用于应用性学科的广义理论概念；而且会计理论的存在形态恐怕绝大多数不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实证性理论，而是用来解释、指导和评价制度及实践的规范性理论。有人认为会计学中没有理论，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以理论性学科中的理论概念来衡量和判断会计学中有无理论。一门学科若无理论，还能称之为一门学科并且在高等学校中大行其道吗？至多是某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尚不够成熟而已。现在让我们按照前述理论概念来审视一下当前会计学中的内容，看其中有无理论、哪些内容可以称之为理论。我们发现：财务会计学教科书主要在介绍、解释某种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则是财务会计用来加工和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标准；用来解释、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则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或称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应当说，概念框架属于比较典型的财务会计理论；财务会计教科书中所介绍的会计准则，因为已经颁布和实施，所以可以看作是已经经过某种检验的假设，但尚需继续接受来自逻辑的和实践的检验。现有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尚不够成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在对会计准则的解释和评价方面尚不能令人满意。在管理会计方面，管理会计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带有一般性的、抽象的关于预测、决策、控制和评价等的方法（如变动成本法和本量利分析、经营决策和长期投资决策方法、标准成本法和全面预算、责任会计和绩效评价等）都属于应用性理论，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应用通常会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方案，这些方案则属于有待检验的假设。
六、会计研究类型及研究取向反思
（一）会计研究的类型 本文对应用性社会科学以及会计学的理论概念及研究逻辑获得正确认识以后，就可以对会计学研究方法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了。建国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从事会计研究时一般是就会计教学、会计理论与方法、会计法规和制度以及会计实务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或者是从逻辑上进行分析，或者是从实务中进行归纳、概括，或者是针对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当时对于会计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研究方法问题似乎也没有成为当时从事会计研究的严重困扰和障碍。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逐渐风靡大陆，并成为备受推崇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对应的所谓规范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和排斥。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会计研究中出现的尊崇实证研究、排斥规范研究这一现象呢？实证研究（或实证分析）和规范研究（或规范分析）是从理论经济学中借用到会计研究中来的。在经济学中，实证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规范研究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学（严格地说是理论经济学）作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将经济学构造成像物理学那样的实证科学，即将经济学塑造成解释经济现象的经验科学。这种就需要将以往在经济学中 研究“应该是什么”的内容和方法贴上“规范研究”的标签从经济学剔除出去，因为规范研究所从事的“应该是什么”的研究，被认为不属于“科学”领域。将经济学上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方式应用于会计学，并在会计学中推崇实证研究、排斥规范研究，并不符合会计学的学科属性，很可能对会计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学上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包括从观察中进行经验概括、理论构建，到将理论应用于观察并进行理论检验的整个过程，其中的理论检验即是用理论解释现象的过程；这样的实证研究符合理论经济学作为理论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然而目前会计研究中所谓的实证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定量假设用会计数据所进行的检验，而作为假设基础的理论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会计学科以外的经济理论等，这样的会计研究实质上就沦为利用会计数据服务于经济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检验的附庸。如果一味地推崇此类会计实证研究、贬低或忽视其他会计问题研究，那么必将使得会计研究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大量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问题缺乏有效研究。应当说，实证研究中的经验研究方法适合用来归纳和研究会计主体会计行为的规律性。在会计学中开展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也有利于会计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从而更多地发挥会计学的功用。但是，由会计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所决定，研究“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做”等问题的规范研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大量会计问题的解决恐怕要借助于规范研究。因此，会计学应当谨慎使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更多地关注和使用其他关于研究类型的分类。由于人们对于会计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存在着种种误解，所以与其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还不如将会计研究分为会计行为解释性研究和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更为恰当。按照获取资料的方式不同，将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等四种类型，应成为在会计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研究分类。除了实验研究因要求条件较高、在会计学研究中运用经验少、尚需进一步探索外，其他三种方式应成为当前会计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式和研究类型。调查研究是指采用自填式问卷和结构性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方式。调查研究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做定性研究、又可以做定量研究；既可以做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可以做制度规范性研究；既可以做理论性研究、又可以做经验研究。比如在会计研究中，通过调查研究方式可以获取会计工作中各种人群的态度、意见和行为等的概括性认识，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如不同人群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意见、获取公允价值的方式、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估计的确定、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状况等等，均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方式获取资料，在经过统计分析后作为经验概括、构建理论或理论检验的基础。实地研究是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背景中所从事的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定性研究方式；它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运用实地研究，既可以将理论应用于某研究对象，诊断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即进行理论应用和理论检验；又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进行试验等方式进行理论构建。由于管理会计立足企业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信息并直接参与管理，因此管理会计学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的构建、还是理论的应用，都更适合采用实地研究方式。文献研究是指通过收集和分析以文字、数据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研究问题的研究方式。根据所用文献的类型不同，可以将文献研究分为：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文献研究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做定性研究、又可以做定量研究；既可以做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可以做制度规范性研究；既可以做理论性研究、又可以做经验研究。与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相比，文献研究是一种非介入性研究。具体应用在会计研究上，内容分析是通过对会计法规、书籍、文章等的内容进行概念的和逻辑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是提出和发现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内容分析可以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修正和完善现有的理论和假设。比如通过对现有的会计准则或会计准则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在概念、逻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改进的意见和措施，就属于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是指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二次分析所用的资料是别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通过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原始数据。在会计研究中，既可以用二次分析中的资料进行新的经验概括及理论构建，又可用于理论检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则是利用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所编制的统计数据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与二次分析一样，在会计研究中，利用现存统计资料既可以服务于经验概括及理论构建，又可以进行理论检验。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4篇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Giroux,DavidShumway,PauiSmith,James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intellectuaisandoppositional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MunnsandGitaRajan编：Acultural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New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美术理论研究要不要提倡文化研究？或曰，是否消解学科边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注：S·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拥有多种话语（在福柯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具备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且所有立场都处在争论中。参见StuartHailCulturalStudiesandIt’sTheoreticalLebacies,见L.Grossberg等编：CulturalStudies,Routledge,1992.pp.278.）状态？对照上述的学科图表，“交叉学科”部分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学科不在基本理论。在论文撰著方面，活跃的也是“边缘性研究”，这已成为现时存在的普遍状态。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5篇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史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确定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60年写作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它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