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明的诗范文第1篇

关于清明节祭奠的诗句《冬夕书事》作者田锡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苏幕遮》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蝉吟槐蕊落，的的是愁端。病觉离家远，贫知处事难。《与友人会》

熹欢就不要放弃，放弃就不要后悔

庄园打开，春天在音乐中到来

母称儿干卧，儿屎母湿眠。《劝孝歌》

爬上属于我的那座高峰，那个梦想

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

鸡鸣咸阳中，冠盖相追逐。丞相过列侯，群公饯光禄。

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周邦彦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liancom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绝句》

戈船破浪飞，铁骑射日光。——《江上对酒作》陆游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

春蚕到死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自矜胡骝奇绝代，乘出千人万人爱。

我欲乘风归去爱恨已过黎明任我多感惆怅静思明日晨雾

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千帆过尽,皆不是我心所爱;三千弱水,哪一瓢知我冷暖

关于清明节祭奠的诗句精选《寒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关于描写清明节的诗句之一：

清明夜

【唐】白居易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

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清明日送邓芮二子还乡

【唐】戴叔伦

钟鼓喧离日，车徒促夜装。

晓厨新变火，轻柳暗翻霜。

传镜看华发，持杯话故乡。

每嫌儿女泪，今日自沾裳。

清明后登城眺望-【唐】刘长卿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清明日曲江怀友-【唐】罗隐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

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

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关于清明节祭奠的诗句推荐郊行即事

(宋)程颢

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

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寒食-【唐】孟云卿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清明即事-【唐】孟浩然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清明-【唐】孙昌胤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清明日忆诸弟-【唐】韦应物

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

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

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

唯恨乖亲燕，坐度此芳年。

长安清明-【唐】韦庄

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关于清明的诗范文第2篇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闾门即事》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3、《清明》

宋·陆游

气候江吴异，清明乃尔寒！

老增丘墓感，贫苦道途难。

燕子家家入，梨花树树残。

一春回首尽，怀抱若为宽？

4、《清明》

宋·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关于清明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清代前期；满族；诗文；综述

1951年马学良先生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从此，少数民族文学开始被学者关注，时至今日，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有了明确的学科定位、理论基础，同时其丰富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遗憾的是，对于这份珍贵的遗产，我们的收集工作确是万不及一。本文以清代满族为例，对顺康雍时期的作家诗歌创作做一整理概述。

一、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诗文）发展脉络

本文主要介绍作家文学，对于蕴藏量很大且艺术造诣很高的民间文学，限于篇幅，暂时不予介绍。并且侧重探讨清前期使用汉文创作的作家作品概况。对于满族而言，由于深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当时除了少量文人用本民族语言创作外，大多数作家还是用汉文创作。少数民族诗文发展脉络大致遵循这样的规律：隋唐五代民族大融合的同时，少数民族书面文学也开始发生，虽数量不多但这些著作开创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先河。宋元辽金时期则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诗歌、戏剧创作占据主要地位，而且使用汉文创作者居多，艺术形式也日臻成熟。明代至清代则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繁荣期。

在整个作家文学创作中，诗文是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以其语言的音乐美、艺术手法的灵活性和文化内涵的多样性丰富了中国的诗文创作。对于清代满族前期作家文学的创作类型而言，诗与文毫无例外也是其主要文体。

二、清代前期满族作家及其诗文创作概况

满族入关前就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加上清代历代帝王推崇汉文化，满族人的汉文诗歌创作一片繁荣，从皇帝到大臣及地方官员，无不能诗。在这个队伍里，有一家祖孙几代诗人，更有家族诗人群体，并出现了类似诗社的组织。可以说，在满族前期，像纳兰性德这样“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大家，不是孤例。

诗是诗人智慧的光环，心潮澎湃的浪花，没有诗人便没有诗。据笔者统计，仅清代顺康雍时期有诗集流传的满族作家约75位，这几乎占到了整个清代满族作家的五分之一。（据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恩华纂辑、关纪新整理点校的《八旗艺文编目》统计：清代旗籍可知的满洲旗籍作者有326位）。法式善《八旗诗话》中记载这一时期满族诗人约75人；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中记载这一时期满族诗人约30人；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中记载这一时期满族诗人约11人；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记载这一时期满族诗人约30人；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中记载这一时期满族诗人约25人。由此可知，清初满族作家文学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

从公元1644年至1735年，即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将近一个世纪，是清初满族作家兴起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满族诗歌创作就总体而言，表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一时期整个满族文学创作，由于刚入关不久，作家成就不一，而且仍然沿用汉族诗词文体、以汉文写作，因此不免有吞剥模仿痕迹，但同时也正因为刚入关不久，诗人在表现自己民族的人情事物、习俗生活与感情经历时，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特色，这是过去汉族文人诗词所未见的。比如高塞、岳端、玄烨、赛音布、塞尔登、塞尔赫、常安、长海、文昭等人，擅长描写景物、京师风貌，丰富了汉诗的表现力。文明、何溥、讷尔朴等人，则描写了相当数量的边塞征战诗，表现了北方民族骁勇善战、奋发向上的气概。纳兰性德，是这一时期也是清代满族文学首屈一指的词人，他才华横溢、成绩卓著、蜚声词坛，既写出了情意婉转、缠绵悱恻的婉约词章，也写出了慷慨激昂、高亢哀厉的豪放词章。这位独特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于中国文学独特的贡献，更包括那些打着鲜明的满族清初军旅生活印记的脍炙人口的词章。

第二个特点，即：在清代满族作家文学兴起之时，宗室诗人捷足先登，成为了清初文学创作的主力军。这可以说是清初诗坛又一个重要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贯穿整个清代文坛的特点。整个清代，宗室文人都是文坛创作主力，这也可以折射出满族善于学习的民族文化。比如岳端、博尔都、塞尔赫、文昭等人，他们由于相似的经历，基本上追求一种浑朴冲淡的艺术情趣，表现了一批不得志的宗室淡泊功名、回避现实的人生观，对后世宗室创作影响较深。其中文昭诗作最为丰富，成就颇高，可以算作纳兰性德后，清初又一个较为著名的满族作家。

清初诗坛宗室文人大量涌现，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清代是产生宗室文人数量最多的朝代。清代宗室文学不仅作家数量众多，在文坛上可以自成一队，而且他们的作品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当时文坛所瞩目，宗室文学已经成为清代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自清代至现代许多重要的大型诗词总集无不收录宗室作家的作品，其中代表性的有《瑶华集》、《清诗别裁》、《国朝耆献类征》、《晚晴簃诗汇》、《熙朝雅颂集》、《白山词介》、《全清词抄》、《清诗纪诗初编》、《清诗纪诗》等等。另外如一些重要的诗话笔记，如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袁枚的《随园诗话》、昭梿的《啸亭杂录》、杨钟义的《雪桥诗话》、震钧的《天咫偶闻》等，都记载了清代宗室文人及其作品，另外如《四库全书》、《八旗通志》、《八旗文经》等，也收录了宗室作家的作品。宗室文学尤其在诗词文赋方面显示除了卓越的才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清代初期满族作家这种刻苦勤奋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民族风貌，他们在文化上没有固步自封、傲视一切，以至从最高皇帝到八旗将士都采取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学习汉族文化，毫无疑问，这对于本民族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产生了明显的效应。但是，也必须指出，从此开始，满文、满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满族自上而下都热衷于操汉语、习汉文，不能不说这是满族文化发展的一大隐患。

清初满族作家文学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我们可以看到满汉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烙印。比如从作者的名与字上，我们可以看到规律。“巢可托，字云溪”、“阿克敦，子立恒”、“ 塞尔登，字紫峰”、“讷尔朴，字拙庵”、“尹继善，字元长”等等，它们如此的不协调，又如此协调地存在着，这可以说正是当时满汉文化对峙而又互动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可见，一个民族在其表层文化日益脱落之时，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及心理认定，将会是多么固执而又有效地补偿着这些损失。所以清初满族文学中所折射出的这种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

参考文献：

［1］ 王夫之.清诗话?渔洋诗话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关于清明的诗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是一部描述有清一代诗人复杂多元的精神历程的心灵史。它在地域文化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抉发，指出了清诗嬗变所呈现的“朝”、“野”离立之势，批判了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昭示了清代诗歌所具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有一段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就是一部符合勃兰兑斯的理论主张的著作，是一部描述有清一代诗人复杂多元的精神历程的心灵史。著者用“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升平盛世’的哀乐心声”、“风雨飘摇时的苍茫心态”作为该书各篇篇名，划分清诗发展的全程，完全表明了他“为三千灵鬼传存驻于纸端之心魂”(“后记”)的愿心。《清诗史》一开篇，就用3篇纲领性的“绪论”把全书的理论支点阐述得清清楚楚。“绪论”之一《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是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权威性定论的反思，著者认为这一成见导致了清诗研究长期滞后的局面。他从清诗题材的开拓充实以及诗体容量的展宽，从清代闺秀诗人群体、八旗诗人群体的崛起，从寒士诗、僧人诗、画人诗、匠人诗等的涌现，从用地域命名的清诗流派之兴旺和世族群体之文化传承，从清诗风格创造所填补的众多诗品品位等诸方面，昭示了清代诗歌卓具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这篇“绪论”，实际上也论证了研究清诗暨撰写《清诗史》的学术价值。

在“绪论”之二《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中，读者可以对《清诗史》的学术个性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感受到著者心灵的悸动。该书不是以所谓纯学术的“零度风格”、价值中立冷静地勾画清诗的嬗变流程，而是在研究中贯穿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给予爱新觉罗氏王朝统治下士人之大不幸以深切的同情。著者指出：“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穿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第5页)这种对政治舞台上强势群体的批判，与时下大众媒体、文艺市场中为康熙、雍正、乾隆歌功颂德的众声喧哗针锋相对，不啻于给缠绕着“盛世情结”的虚骄之心浇了一盆冷水。学问的深邃和学者的良知还原了清代诗史的丰富和沉重，为现代读者提供了穿越时空距离，与古人精魂对话、感受民族的痛苦记忆的历史际遇。可以说，《清诗史》的写作卓立于任情消费历史、随意误读历史的浮躁世风和误植“文本的欢娱”而形成的游戏学风之外，体现了学术的自律精神。严先生认为清诗的嬗变呈现为“朝”、“野”离立之势，庙堂朝阙与草野遗逸的对峙态势构成了清诗史程的独特的风景线。他把朝堂诗群网络分为三个层面，即：“天聪命笔”的帝皇诗群、皇子贝勒们的“朱邸”诗群和以科举仕进为杠杆的“纱帽”诗群。而全书的批判锋芒正是指向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著者认为：朝堂诗群沟通五湖四海的景象，“其所呈现的翰苑化、贵族化、御用化风尚固是空前的，随之而鼓涨起的纱帽气、缙绅气同样是空前的。于是，冲和、典雅、雍容、静穆等审美意义上的气体格调被‘天家’又一次扶持、推举为正宗的醇雅品格，诗坛一次次地树起杏黄大纛而被‘招安’着。”在他看来，“野遗”集体形成对官方诗教的强大冲击力，是诗史性活力的代表，它以诗人的人格自我完善、诗风的百派汇流向诗坛上的“一尊”秩序提出“在野”挑战，如赵执信的奋袂相抗王士稹、袁枚的“性灵”之倡、龚自珍的“箫心剑气”都是对官方正宗法统的激烈反拨、搏击，是对诗的生气命脉的挽救。著者重视野逸文化与官方文化分庭抗礼，欣赏民间异文对庙堂文本的批判态度，这种精神趋向和20世纪世界范围内边缘挑战中心、体制外抗议体制内的学术思潮是气息相通的。严先生之注重政治文化对诗坛的影响，其实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浓重的政治文化氛围的产物。经历“文革”动乱和各种政治运动所获得的历史感悟和生活体验已经成为他探寻清代诗人心态的精神资源。在批判皇权专制的学术文本中，著者寄寓了他对开放自在的多元化的文学创作语境和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应然诉求。严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能使人感到自在。这和重点批判现代社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的观点是一致的，霍克海默就认为，一个好的社会让人在其中能够作为主体自由行动而不是作为依赖性的客体接受影响。

“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为清诗史演奏了一段序曲，这段序曲的和声其实是由竟陵派和反竟陵派的声音交织而成。著者用“恶谥”、“凶狠”、“鞭尸”等狠辣的字眼来形容传统守旧派对竟陵派的抨击，就表明了他的爱憎和臧否。从肯定竟陵派的新变意义来说，这篇“绪论”作了翻案文章。在《清诗史》的文学价值评价系统中，“新”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真则灵，灵必然以新为依归”(第34页)，著者认为求新意识具有把诗歌从复古泥淖中拯救出来的新鲜活力。全书始终都是用“新”作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众多的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艺术成就。

《清诗史》一书具有宏大的气象和超卓的见识，一系列新观点的提出都建立在厚重的学力和坚实的史料之基础上，因而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书中对宁镇淮扬遗民诗群、两浙遗民诗群、秦晋诗群、岭南诗群、常州诗群等诗人群体和流派的深入梳理，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像僻处山阳的阎修龄、靳应升、张养重，秋江散人冷士嵋，以及钱秉镫、李邺嗣、魏耕、萧诗、弘储、函可、王摅、王式丹、李文藻、桂馥、屈复、胡天游、铁保、彭兆荪、汤鹏、朱琦、李映桑等都是以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诗人，他们和清代诗坛上的宗师巨匠们一起共同组成了《清诗史》的人物长廊。著者在地域文化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被以往学术界所忽略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抉发，为读者展示了清代文学领域的一片全新的风景，证明了清诗在抒情功能和反映时代生活功能上的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

《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文本本位，坚持从诗歌作品中去感应易代之际的诗人在旧巢覆破、新枝难栖中的种种惶惑、惊悸、幻灭和悲慨，去聆听“盛世”之中的寒士用夜笛横吹出的悲凉心曲，去寻味朝阙庙堂诗群淡化实感、雅尚清远的微妙心态。著者很少首肯单纯用现代美学概念诠释古代文论的方法，他总是在诗史的行程中考察每一诗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实质意义，并把对诗论结构内涵的分析整合到对诗人心态和诗歌文本的分析中，如《“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稹》一章中的第四节《“神韵说”形成过程与审美内涵》和第五节《王士稹诗歌创作成就》即呈现为彼此映射的关系，著者指出“‘神韵说’不只是理论的倡导，而且还是创作的实行；不仅是一个诗学批评理论的派别，事实上它乃是启开风气的强烈体现特定理论主张的诗的流派”。正是因为有了对诗论和诗作两方面的综合把握，该书才能把“这一个”一代诗宗在皇权统治制约下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内化为诗学理论的过程，及其对诗坛格局的影响擘肌析理地揭示出来。

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像钱谦益、吴伟业之类人物，他们脸上的皱纹就是“复杂”一词的注脚。翻开他们的诗卷，一眼就能看出其灵魂的艰难挣扎。而像王士稹这种宦途顺达的大僚，像查慎行这样慎其所行、一生比较凡常的文学侍从，他们的复杂性就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清诗史》对那些如一潭静水般貌似清浅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最能显示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我们且来看看他那高超的剖析能力在《查慎行的写心之作》这一小节中的游刃有余的演示。此节对“写心”有一个界定：“‘写心’之说历来被视为写闲适之心，这是偏颇的认识。‘心’，即感受，感自于人生众相、世间百态，所感者切，其‘心’必深。”“写心”主要是“宣泄或映现心底沉潜之苦涩”(第574页)。严先生指出，查慎行最有价值的写心之作集中在《西阡集》至《计日集》的作品里。他要求读者不要徒然地鉴赏查诗的工于偶对或铸词清圆，而要从平淡中见奇崛。书中从查初白离京时的解脱感，推究其急图自我宽缚的原因，进而辨析诗人对宦海、对人生、对宠辱的悟知，点明诗人无法从中解脱的大矛盾、大关捩。在“纪恩”、“奉和”这类通常被认为属于陈腐题材的诗作中，著者也能体察到查氏周旋之形中的惕然之心。就是这样，通过细读查诗中的种种浅语、淡语，严先生把查初白从生存紧张中对君臣关系的深透体悟整理成一条潜探默究的思绪系列。

严先生的文学透视力还表现在诗、史互证的操作上。书中就徐淮、维扬遗民诗群集结格局与这一地区地理位置、地域政治、经济背景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即是一例。为了说明万寿祺流寓寄身淮安的用意，著者指出，淮安在明清之际是水陆通邮的要冲，从军事上讲，是屏障淮海的要塞。甲申三月之初，漕运抚督路振飞组织的“淮安义勇”两万余人一度成为劲旅。“一旦天下有事，此间当能切断其运道，以护山左友军。清初遗民一直筹划有经营山东的计划，因为齐鲁绾毂南北，东达沧海，西通中原，南又沟连淮泗一线。顾炎武一再道经淮安旅访山左，阎尔梅屡次‘出游’登莱之间，都是目标明确的。”万寿祺的密友吴祖锡就是一位推举故明周藩宗室镇国将军朱丽中为旗帜，联络兖、豫、淮、徐、青、登诸地义士的领袖。事实上，从江南溃散的很多遗民志士遁走于此。对遗民们来讲，坚守淮安这一据点，也有不少可资庇护的力量，在官方，有淮安府推官马颀善于周旋“保全善类”；在民间，有徽商王略等从经济上对遗民施与援手，这就是万寿祺等寓居淮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可以说，在寻觅遗民诗人从事隐秘活动的蛛丝马迹和昭示其反清复明之用心方面，著者如老吏断案，洞烛幽微。这实际上是把陈寅恪当年写《柳如是别传》所采用的方法又一次付诸实践。

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大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如从地域文化世族人手论析方文诗的淋漓真气，从残明政权的历史影响和蕺山之学的学风人手阐扬两浙遗民诗群的个性意志，从南北串联的行迹人手论定顾炎武沟通诗界网络的文学功业，从齐鲁与江南诗文化的消长来展露赵执信诗学理论出现的时代契机，从乾隆恢复试帖诗之考来审视翁方纲“肌理说”产生的文化机制，从“清代诗史”与“近代诗歌”的叠合关系来说明龚自珍的诗史地位。这种独特的切入角度还体现在用一些关键性词语作聚焦点以揭示表象下的心理实在方面，如杜浚的以“嗔”气鼓诗，王昙的“杀花”之哭，金和的“秋蟪”之唱，江浞的“风兰”心音，等等。可以说，切入角度的匠心独具是《清诗史》全书结构上的鲜明特色之一。

关于清明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王士祯；诗学思想；《新安二布衣诗》

初文坛盛行编选明诗以保存故国文献的风气，当然也有褒贬气节的目的。作为清初著名的诗论家王士祯及其“神韵说”不可能不在此时发挥其影响。王士祯“论b布衣诗极推吴非熊、程孟阳”，在新安后辈汪洪度的推动下，王士祯把二人遗存诗集“芟其繁芜，撷其菁华各得诗三百余篇，定为八卷。”于康熙四十三年付梓印行于世，是为《新安二布衣诗》。根据诗集卷首王士祯所作序，全集共收诗约700余首编为八卷。由目录可知全书八卷二人诗作各占四卷，其中前四卷是吴非熊集，共收诗369篇：第五卷至第八卷为程孟阳集，共收诗400首。

从钱谦益为二人作的小传可以看出均是有广泛的游历经历，成名过程上，吴兆是少年成名，而程嘉燧则是甚的钱谦益的推崇。虽然在小传中程嘉燧学诗过程虽学古人，但都是得其精神为内在，而不是拟古回潮。而且性灵的坚持也让程嘉燧的诗风呈现出性情格调兼备的风貌，七言诗尤能显其才。而吴兆虽有成名作《秦淮斗草篇》为七言诗，但是其他却无甚独到之处，倒是他的五言诗成就斐然。

清初定鼎之际大批移民由明入清，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许多文人为了保存前人文献而编选明朝诗文集，另一方面也有褒扬节义的因素在内。到了康熙朝文字禁忌逐渐变得严厉起来，于是文人们把创作的热情转化为对前人文献的整理和编辑，兴起一股清人选明诗的风气。这一时期大量的明诗总集、选本出版刊行，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是著名的代表。这使得文人们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字狱的迫害，也保存了大量文献。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把钱谦益放在列在首位，乾隆皇帝看后大为不悦，下令禁毁一切与钱谦益有关的诗集、书板，甚至许多有钱谦益作序的诗集也遭禁毁。《新安二布衣诗》或许就是因为其卷首钱谦益为程嘉燧作的传而被禁毁，另外钱谦益对程嘉燧异于其他诗人的推崇或许也为这本诗集带来了被禁的不幸。

王士祯作为清朝初期诗坛盟主兼著名诗论家，在这一时期也编选了多部诗集。依据的标准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影响巨大的“神韵说”，当然这一诗学思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神韵”一词虽在早期的文学批评思想就有提及，但王士祯继承发展的神韵说主要“主张淡泊蕴藉的一面，成为自己“神韵”说的立论根据。”①体现为主张诗歌的意境要清明幽远、诗风冲淡自然，特别推崇清奇的审美倾向，在诗家一贯传承主张诗歌的蕴藉含蓄方面则认同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和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思想。神韵二字我们大致可以从下面这段文字来理解：

“……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S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②

由此可见王士祯追求的就是诗歌要有情趣和韵致，对清新明丽景物和幽远脱俗之境的描写与营造以抒发淡静致远的情怀，这方面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可以说是王士祯推崇的自然清奇的典型，这也与中国古代批评史上一贯的推崇清奇风格的思想惯性相一致。

回顾程、吴二人在《新安二布衣诗》中入选的诗作，其写景抒情，唱和赠答莫不如此，性灵与真情兼备，审美含蓄自然，描摹景物自然天成。这也与二人都有的四方交游的人生经历有关，这种游历陶冶的情操性格反映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了作品的情趣豁达冲淡，韵致自然清奇。可以说二人诗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王士祯神韵说的审美标尺。

对于程嘉燧和吴兆两位布衣诗的成就的褒扬历来不在少数，钱谦益对二人的评点就不必说了，在王士祯编选这部诗集之前在《渔洋诗话》中对其诗歌成就所作的极高赞誉：“新安吴兆非熊、程嘉隧孟阳，皆以布衣称，诗有名万历、启、祯间。”③在诗集编成之后付梓刊行是作的序中对二人也有这样的赞誉：“二先生同万历之世，时天下承平久，士大夫以文章为职业，布衣之士时时颉颃上下。”而宋荦则在序中说：“明末新安二布衣，一为程嘉燧孟阳，一为吴兆非熊，皆以诗名天下。钱宗伯牧斋最赏之。”

另外，选本这一形式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因为在编选的挑选过程中是有取舍标准的，主观审美的特征非常明显。有的诗被留下来，有的被删去了，一部选本势必会体现编选者的文学批评思想，“总集中的一部分选本，表明了编选者鲜明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这对于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和思想的学人来讲，也是值得注意的。”④就《新安二布衣诗》这部诗集来说，王士祯的诗学思想体现无疑。“中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多样，就其时间运用较长、运用时间较广，而且又深具民族特色言之，不外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评点六种，而其中又以选本最富于包容性。”⑤这部诗集选用程嘉燧、吴兆所遗留的诗集删选而成，在王士祯神韵说的指导思想下，留下的多是含蓄蕴藉清新冲淡的作品，即使是应酬诗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也是内心真情，读来令人感受到情深意切。当然其也有“门户之见”的狭隘性弊端，不免有些独到之美的诗作被抛弃，但这是每种选本都不能避免的。

总之，晚明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布衣诗人群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诗歌成就，程嘉燧、吴兆二位代表人物，所取得的诗歌成就不仅在当时产生了不小范围的影响，而且在后世依然为王士祯所推崇，清初清人选明诗的风潮中，在新安后辈汪洪度等人的倡导推动下王士祯执“神韵说”对二人诗作进行了一番筛选编成了这部《新安二布衣诗》。诗集的编选与留世使得人们至今仍可一窥当时布衣诗人们的风尚，对布衣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 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3页。

② （清）王士祯撰，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卷十八，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351页。

③ （清）王士祯：《渔洋诗话》，《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4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年版，第854页。

④ 王运熙：《总集与选本》，《古典文献知识》，2004年第5期，第78页。

⑤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6页。

参考文献：

[1] 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 （清）王士祯撰，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卷十八，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

[3] （清）王士祯，《渔洋诗话》，《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4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年版.

[4] 王运熙.《总集与选本》，《古典文献知识》，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