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文章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民日报》 时评 特征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80-01

一、《人民日报》时事评论内容关注社会热点

新世纪《人民日报》时事评论内容关注民生心态方面的文章，针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敏感问题进行点评。这些文章无论是题材本身还是文中所表达的观点，都引起了密切关注。如食品安全问题多次在《人民日报》时事评论板块中被关注，其认为食品安全标准公开透明才不至于成为公众的焦虑，也才能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牢固“防火墙”。社会热议的话题事件，也是社会矛盾反映比较集中的体现，《人民日报》对这些事件和现象都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抨击。

二、《人民日报》时事评论观点多元

社会心态是指社会现实所反映出来的群众心态和情感诉求，它既是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利，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人民日报》一系列时事评论清楚地表明立场，极大地关注了处于社会中下阶层人群，并同时深入挖掘社会各阶层的心态，在舆论上予以支持或反对的有力声音。

三、《人民日报》时事评论立足高远，指导和监督各地执政者

《人民日报》始终将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情况与民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对各级政府工作建言献策。站得高看得远，就应当着眼大局，从大局上把握整体言论的引导方向，同时要选择踏实做事，从基层群众的角度出发，清楚大多数群众的心理。例如在“关注社会心态”这组系列文章中让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中，要求手握权力的各级地方政府的执政者“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在《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一文中，评论记者对地方执政者的期望变得更加具体：少一点“我没时间跟你闲扯”的野蛮态度，多一点平心静气的理解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教条口号，多一点公众信息的及时公开；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负责任，多一点尽快加速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行速度。

四、《人民日报》时事评论题材多样化，视角全面化

选题既是评论文章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也是立论的基本点，离开了选题，作者的观点就成了空谈。《人民日报》时评版块一方面开设“今日谈”“市场随笔”等小言评论专栏，这些栏目上所刊发的新闻时评，选题通常比较小，选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而“任仲平”“人民论坛”等时评栏目则更加注重相对比较大的新闻事件作为选题。在评论角度上，所有时评文章更注重“俯下头来”的原则，驱除党报“高高在上”的“不实际”，在日常生活中寻觅鲜活的因素，努力从贴近群众生活的角度来论说。过去，《人民日报》时评在承认新闻性上很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曾有过障碍、走过弯路。新闻时评的选题因阶级斗争而一度消失，评论成了打倒阶级敌人的“武器”。以政治生活为全部的评论，失去了本身的魅力。新闻评论无限拔高、强调新闻的政治属性，新闻性却被压缩、忽视甚至彻底抛弃。但事实上，时评的评论对象是新闻事实。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新闻事实是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众多社会上的热点、焦点、疑点、难点常常隐藏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类新闻事件，这些都是新闻时评的良好资源。因此，新世纪以来《人民日报》努力倡导我国“事事皆可入评论文章”的新闻时评原则。从报纸设立的国内话题看，除了政治大事，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医疗、保健、体育、娱乐等内容都成为新闻时评的选题内容；对国际新闻事件的选择，除了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别国的政治动向、经济走势、风土人情等也都进入新闻时评的文章之中。

【参考文献】

[1]王武录.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2]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09：人民论坛（时评）[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闻评论；舆论引导权；人民日报；灾难性新闻事件

中图分类号：G21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9-015-02

一、 新闻评论历来是党报坚持正确导向、引导社会舆论的利器

在5月12日下午14点28分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从5月13日开始，连续刊发社论、评论员文章，同时在人民时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和今日谈等栏目中刊发抗震救灾的相关评论、杂文等，用主流媒体的主流话语引导舆论导向，吹响了抗震救灾的嘹亮号角。无疑，四川汶川大地震是灾难性事件，对社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害。这种灾难性新闻事件意外爆发，具有突发性。人们往往无法预测灾难何时降临。有的事件的发生尽管有一定的事前预兆，但也因各种原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类突发事件中，矛盾集中，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冲突，或者表现为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激化。人和自然抗争主要表现为抢险救灾，社会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主要表现为正与误、对与错、违法与护法等互不相容的力量的较量。同时，这类突发事件后果严重，具有破坏性，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损坏，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事件发生现场惨烈，具有震撼性。如人的伤亡、伤痛、流血、挣扎；财物的毁坏、损失等，特别是急救人员与时间赛跑去抢救伤亡人员，救灾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与灾难的搏杀中抢救生命、保护财产等，都给人以无比的震撼。此外，这类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尽管发生在一时一地，但由于它的后果严重，危害性大，甚至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对于社会群体或个人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关注。

近代舆论概念17世纪出现于英国，开始称“公众意见”；法国大革命时代，发展成为“大众意见”即舆论。社会舆论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体现。黑格尔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是某种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表露。同时亦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制约力量。”舆论出于众人之口，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它的形成是群众思想交流的结果。而新闻则是社会舆论传播最理想的形式，它具有传播信息、反映社会民意和广泛影响社会舆论的功能。新闻评论作为新闻媒介直接发言的新闻形式，在反映、影响、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具有更直接的作用。所以新闻评论对于纠正错误的舆论与缔造正确的舆论、负有无比重大的责任。近代政论家梁启超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说：“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又说：“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说法，从某些方面说明了新闻评论与社会舆论的关系。

二、舆论渠道的多样性、权威性及引导权

随着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面对突发灾难性事件，广播、电视、电台、手机、互联网等各种媒介会提供各种丰富的信息，而信息越是丰富，就越会造成公众由于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不知何去何从，公众就越需要权威的分析、判断和解释。此时真正对公众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事实，而往往是对事实的解释和关于事件的某种描述和分析。正因为如此，主流媒体能否不断地在适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对新闻事件和现象做出恰当地分析和引导，就成为衡量其能否履行好舆论引导职责的标准。这就要求媒体不仅要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更要求媒体紧紧把握舆论引导权，在第一时间做出第一解释，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信服，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此时，新闻评论就成了舆论的旗帜、社会的冲锋号角。作为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紧紧把握着舆论引导权，以其对灾难新闻的准确的解释、分析、判断能力，赢得了受众的信服。

《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以社论、评论员文章、人民时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和今日谈等形式组成。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新闻评论中，以社论、评论员文章、人民时评为主要阵地。

社论是报纸的灵魂和旗帜，它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围绕党的工作重心，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指出抗震救灾的方向，从而达到统一公众的思想和行动的目的，推动抗震救灾各项工作的快速、及时、有序地开展。由于它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因此是最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评论，高屋建瓴地指引着舆论的导向。人民日报于5月20日刊发了社论《悲痛中凝聚不屈的力量》，也就是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二天刊发的，此时灾区的人们已经经历了7天7夜，生命存活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心理承受着巨大的悲恸和折磨，急需有力的言论来鼓舞斗志，宣泄悲伤。社论用饱蘸感情的排比句宣泄情感。

“我们向遇难同胞致哀，向那些在黑暗中寂灭的生命致哀！”

“我们向遇难同胞致哀，向那些与死神不屈抗争的生命致敬！”

“我们向遇难同胞致哀，向那种生死瞬间的人间大爱致礼！”

在表达过我们深沉的感情后，社论用简明凝练的语言指出我们在灾难面前应有的态度，我们要在悲痛中继续奋斗，继续前行。

“救援还在继续，挑战仍在眼前。愿全民哀悼凝聚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顽强信念，用我们的不屈斗志和实际行动激励国人，告慰逝者。”

社论的结构一脉相承，又有起伏、舒缓，给人鲜明、深刻的印象，同时又有动人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全国哀悼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为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举行的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降半旗志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社论对此只是一笔带过。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为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举行的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降半旗志哀。”

整个社论的基调和着眼点都在为我们悲恸，但我们仍然有前行的力量上，以总书记的话“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做结语，更代表了党中央和民众对取得抗震救灾全面胜利的自信和决心。这篇社论明确了舆论的导向，那就是救灾是第一位的，和救灾相比，其他所有的价值背景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暂时忽略的。

评论员文章通常就某一个问题或选择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发表意见，来做更深层次的分析，这些文章的政治导向非常严格，都是以正面宣传为主，是《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补充。《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5月31日，每天都有评论员文章刊发，持续时间长，包容量大。各篇之间既有分工，又有联系，各有侧重，层层推进，强势效应突出，形成了评论文章中的“集束炸弹”。5月14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紧急行动起来》号召人们紧急投身到抗震救灾第一线，这时距离地震发生三天，人们早一天行动起来，就多一份生命的希望。5月16日的评论员文章《打通生命之路 把伤亡减到最低》紧紧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明确指出，拯救生命是抗震救灾工作开始时的重中之重，灾区公路就是生命之路，打通它是当务之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的头版评论员文章，并非以哀悼日作为主题，而是《坚决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明确指出灾区人民应该擦干眼泪，继续奋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从5月23日开始，则刊发了《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 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把安置工作放在突出位置》、《自力更生 奋起自救》等一系列文章，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抗震救灾工作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已成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

笔者统计，《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31日共刊发了19篇评论员文章，这一系列评论主题鲜明，牢牢地抓住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权，针对抗震救灾中的突出问题，分析透彻，引导准确，或启人心智，或催人奋进，对灾区抗震救灾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推动人们透过那些新闻事实去思索隐现其间的问题，咀嚼出更多的东西。

《人民论坛》栏目的特点是：“选取社会生活中一些带有全局性、代表性、倾向性的事件、问题和现象，及时准确地加以剖析、阐释、引导，既讲明道理，又发表议论，解疑释惑，情真意切，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体现出一股生气、正气、锐气，涌动着一种社会舆论的正面力量。”在5月13日至31日，共刊发了9篇，其中的内容从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对抗震救灾的意义、志愿者的意愿如何正确表达，到为灾区捐款献爱心中涌现出来的不和谐的声音、立足本职工作就是为灾区奉献等，这些内容都是有的放矢，以新闻报道和社会现象为依托，开门见山，一事一议，有较强的针对性、思想性和时间性，使信息公开化等公众关心的事情得到了及时的解答，同时抓住人们在地震后，想冲到灾区第一线抗震救灾的急切心情和行为给灾区带来的麻烦这样的典型现象进行了理性的分析，既肯定了志愿者们的热情，又抓住问题的症结，触及了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及时地揭示出抗震救灾工作中一个时期内的具体方向和侧重点，在引导热情的人们要理性地对待抗震救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民时评》栏目被誉为“网上第一评”，是人民网创办的我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时事评论。“它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百姓关心的热点发表评论，评述权威、有力、语言明快、犀利，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因而点击率最高，转载率最高，网友反馈率最高。”时评是对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快速评论，因此它具有时效性。它还有意识地为公众提供思考问题的角度及对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引导公众，形成舆论，对舆论的影响与作用不仅巨大，也有助于奠定媒体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在5月13日至5月31日，《人民日报》选择刊发了15篇，数量仅次于评论员文章。这其中《灾难中凝聚沉着的力量》、《灾难中，我们并肩而立》、《爱心收养当理性》、《走出灾难，呼唤“心理救灾”！》等多篇被广播、电视、报纸等广为摘播，扩大了舆论引导范围。这些时评有强烈的针对性，有鲜明的“今日感”，在刊发时总是和相关新闻报道一个版面刊发，主题相同或类似，对新闻事件报道中的典型现象对症下药，旗帜鲜明，文笔朴实，风格多样，数量多，论题广，时效快，形式活，内容新，群众性极强。

在这次的地震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发挥言论优势，每天都有新闻评论见报，有时候一天多达四篇，在5月13日至31日，一天刊发四篇各种不同种类的新闻评论的天数达5天，约占总天数的26%，一天刊发三篇的天数达6天，约占总天数的31.5%，数量之多，力度之大，涵盖内容之广，都是少见的，这些新闻评论及时报道了灾情、民情、舆情，析事明理，鼓舞人心，成为人民日报的一大亮点。这些新闻评论在这次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牢牢把握了舆论引导权，这也生动说明了新闻评论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以下特点：

（一） 把握舆论权，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引导舆论的发展方向

要想牢牢把握舆论权，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不能含糊其辞。

灾难性突发事件中，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作用，这种灾难性的突发事件会造成人们精神松懈、意志涣散，尤其是在与外界联络受限、环境恶劣的状态下。同时如果人经常依赖新闻提供的“环境”，频繁传播灾难“环境”，就会使人悲观，煽起一种与社会秩序不和谐的情绪与行为。此时各类媒介要充分发挥新闻评论对舆论导向的正确引导，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尽量降低不良影响并将之转化成为积极的功能。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北京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等都市报纸发表的社论主题都是哀悼，呼喊，牵挂，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主题却是坚决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引导人们化悲伤为力量，投入到积极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这对沉浸在多日的哀伤中的灾区人民来说，振聋发聩，起到的是激励功能，使人奋起，燃起面对困境应战而胜之的信心和决心。

（二）要想牢牢把握舆论权，新闻评论必须有时效性、指导性和平衡性

在灾难性突发事件中，新闻评论应紧紧抓住其特有的时效性特点，紧随新闻事件报道发出，或同时发出，这样才能紧紧跟随灾难性突发事件的进程。尤其是在灾难性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在电视直播中的新闻评论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紧扣抗震救灾新闻事件报道，每天一个不同的主题，呈阶梯型推进，既具有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又引导舆论对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关注。另外，新闻评论在灾难性突发事件中，尤其要注意平衡性，也即评论的大方向是什么，要引导舆论往哪里去。笔者注意到了一点，在《人民日报》的这些评论中，没有反思主题的新闻评论。在汶川大地震中，最吸引人眼球也最令人悲恸的是学校教室的倒塌和中小学生如花般生命的消逝。在新闻报道事件中，这两件事都占了不小的篇幅，而在新闻评论中则没有学校成为重灾区的反思主题的作品。是不该反思吗？显然不是。在抗震救灾的初级阶段，拯救生命和励志，重建家园是最重要的，提前反思反腐问题可能会损伤后方救援人员的积极性。无疑，《人民日报》选择的是等候最佳的反思时机，在把握舆论引导权上做出了“平衡”。

(三)要想牢牢把握舆论引导权，必须调集各类资源，使新闻评论具有聚合力、引导力和控制力

在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要对社会舆情绪有了解，知道老百姓的舆论热点是什么。把分散的、情绪化的舆论分散开，调集各种资源，引导社会舆论认清突发事件，为追求长远利益，社会和公众所应承担代价的耐受性。在选题上把好关，在谋篇布局上，则灵活机动，在客观辨证的基础上把评论信息最大化。《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几乎涵盖了新闻评论写作的全部形式，以社论高屋建瓴，以评论员文章做支撑，以人民论坛和人民时评填充，采用了多种手段的聚合，加上有明确的方向，使评论在现实方面有针对性、服务性；在种类上有开创性、多样性；在结构上有层次性、复合性等等。层层递进，剖析、解决问题，有效控制了舆论引导权在自己手中。

综上所述，在四川汶川地震灾难新闻事件中，《人民日报》充分发挥了党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准确阐释了灾难突发新闻事件中党的政策，个体和群体的具象，实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智慧、激扬、鞭辟入里的新闻评论将在灾难突发新闻事件中承载起生命的厚重，放射出思想的光芒，以理性的导引而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

参考文献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第3篇

如同人人可听赏音乐，赏乐和历览音乐事象之后谈论、评价一下个人之见也同样人人可为。但这项音乐评论工作又绝非人人能够很好地为之，它既有许多专业的技术技巧要求、文化素养要求，还包括了宏观的执业底线和评乐原则。

在当今的音乐评论领域，伴随着我们并不如意的评论环境和评论队伍，充溢着不少的抱怨和不满：对评论对象的切齿，对司法介入的愤怒，对其他评论者从业资格的不屑，对媒体的指责……其中似乎独独缺乏了评论者对自身问题的认识与批评。作为社会中的人、作为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文化环境、适应文化环境，就很难谈得到影响环境、改造环境，恐怕也只能孤独地抱怨终生。

抛却了作曲家出身和文化人出身的不同乐评群体之间对彼此短项（技术技巧与文化功底）的攻讦之外，作为乐评家的共同的执业底线是什么呢？我想，它不应该是对作品和音乐事象的理解力和认知度，因为理解力和认知度只是认识程度不同和角度差异的问题，它体现出来的是评价的程度和水平问题；它也不是对文体、文风的独特要求，因为文体、文风只造成风格的差异，并不能改变评论的实质。我认为乐评家必须明确自己执业的底线，即反映评价客体时的客观真实性与表达方式上的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对乐评对象进行评述，其基本的立足点肯定是正确并且十分准确地解读并反映真实客观的评价客体，而非为我所需式地断章取义、随意歪曲“升华”、牛头与马唇相对接，甚至凭空捏造事实。这种评论行为的立足点已严重错位，根本谈不上是在从事评论，只能是无事生非地制造事端和发泄私愤，也将为业界和读者所不齿。但这种不尊重客观事实式的乐评在我国近现代乃至当代音乐生活中又并不鲜见，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也害人不浅。

回顾音乐界近年来出现的引起大家关注的乐评事件，有部分被诉诸法律，或激起被评论对象的较大反弹。其中的多数似乎并非事实不确的问题，而是被指表达方式上的法律侵权。虽然我们并不排除其中存在法律不当介入或有各种费解状况的发生，而评论者也往往得到了业界较大的声援和支持，但面对法律最终的裁决，为何评论者多不能得到满意的结局？

分析活跃在当下中国的乐评家主体，基本是读着鲁迅先生“丧家的”“乏走狗”之类的评论范文，伴随着“”中砸烂、捣毁行动的社会氛围成长起来的，在那种连空气中都充满了斗争气味的年代中，这样的犀利言辞和激愤话语具有号召性和杀伤力。但当社会进入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和平、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当“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之时，我们的评价方式、表达方式该如何适时做出调整？显然，仍按照革命时代针对阶级敌人的犀利言辞已难于为大众接受，因为当今的评论客体多非你死我活式的被革命对象，拿文章做刀枪的时代已转向把文章做镜子、做剪刀的时代，我们评乐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要击垮敌人，而是为了让被评对象发现未知的缺憾，以帮助其修剪艺术的枝杈。因此，乐评人如果仍以战斗式的攻击语言、以气死王朗式的犀利话语撰写音乐评论，其最终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第4篇

是耶非耶？要厘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时评是一种什么文体。毫无疑问，它是一种新闻文体。报纸的时评版面一般都被放在新闻板块即为明证。那么，新闻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是“新”，是“快”。发生了新闻事件，记者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写出报道。“快”是衡量新闻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最先报道了某某事件”常常被通讯社或新闻媒体所标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理，新闻时评也应该讲求“快”，不然，它就不是“新闻”时评了。

从新闻文体的角度讲，新闻时评是新闻报道（消息、通讯、特写、侧记、巡礼等）的延伸和深化。报道当然是客观的，主要是“摆事实”；而评论则是主观的，主要是“讲道理”。新闻报道只是陈述事实，但新闻现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读者看不清或者看不透的本质，这就需要新闻评论来“帮忙”。有的时候，新闻事件的本身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解读，而媒体又想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新闻评论的又一大用场。不管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表明媒体的立场”，都需要“及时”。如果别的媒体早已表明了立场，你才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影响和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如果新闻报道发出了好几天，评论才亮相，那么这种“延伸”就没有了连续性，甚至不能称为“延伸”了。从读者的角度讲，当某一新闻事件发生后，他们往往需要媒体及时地帮助他们作出解读。如果等过了几天，“热度”大大消退，甚至出现了新的热点，再去评论旧闻，那真叫“不合时宜”。所以，从各种新闻文体的“组合”效率来讲，报道与评论同步刊出是最佳的。《大河报》的头版曾经有个名为《大河晨钟》的同步评论栏目，就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小栏目的篇幅都很短，一般都为三五百字，也谈不上有多少独到的见解，读者之所以能记住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及时”。

舆论监督也是新闻时评的一大功能。而时评的监督往往表现为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比如某地发生了丑闻，当地官员为之狡辩，而且振振有词，这就需要批驳性的文字。而批驳当然是越快越好，一来凸显其荒谬性，二来更加有针对性。就拿2003年的沈阳刘涌黑社会案来说，辽宁省高院终审将刘涌的死刑改判为死缓后（编者注：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于2003年12月22日判处刘涌死刑），李曙明先生马上撰写文章认为，这个改判是不合法的，因为按照刑法的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既然“老二”宋健飞被维持了死刑判决，首犯“老大”刘涌断无改判为死缓之理。随后，刘涌的辩护律师田文昌辩解说，刘涌对案件中唯一的一起命案不知情，因此不应为之负责。这种说法很有迷惑性，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作者马上对田文昌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同时，北大著名法学教授陈兴良又为刘涌辩解说在办案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笔者也很快撰文认为“可能刑讯逼供不能成为改判的论据”。紧接着，又爆出了田文昌曾经召集过一个“专家论证会”并向法院递交了一份“专家意见书”的新闻，这又引起了一阵认识上的混乱，笔者以及很多评论者又随即发表看法，认为这种“意见书”以及“论证会”本身就大有问题。来来往往，数个回合。在此案的舆论监督方面，新闻评论的“贴身紧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新闻评论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更多的时候，它不过是拿常识来观照事件、解读新闻，所以，并不一定需要闭门几日而“深思熟虑”。再拿刘涌案来说，改判死缓以及种种诡辩所存在的问题其实都比较明显，只需拿公理和现成的法律条文对照就够了。即使匆忙之中，评论有些偏差，也没有多大关系，再“追踪评论”加以矫正就是了，就像“追踪报道”一样。其实，“急就”式的时评并不排斥“积淀”式的宏论，别人写过了，你照样还可以再写，只要你比别人写得更到位、更深刻。实际上，时效性不强的评论也时有所见，只不过这种评论文章的需求量和发表量不是很大罢了。

当然，“急就”的文字不可能太讲究，甚至过于粗糙。就笔者来说，在文章寄出或发表出来后也常常有不太满意的感觉。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就像写报道不能等考虑几天才动笔一样，写新闻时评也不必刻意地去“沉淀”，只要自以为考虑清楚了就可以动笔。对于新闻时评来说，时效性确实比文字的精美、形式的奇崛更重要。据说梁启超先生能够“麻将桌上写社论”，这也许有些夸张了，但梁任公的社论多为“急就章”应该是不用怀疑的。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白先勇；文学批评；风格特色；艺术技巧；“创作室批评”

白先勇以小说创作著名，但在小说创作之余，亦写有不少批评文章。尽管他声称其评论性的文章，只是对几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个注解，不能算为深入研究……”“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全凭创作时的亲身体验，及阅读小说的一点心得”。

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自1979年以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说创作领域，而在某些方面还尚处在拓荒阶段(如对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考察更是少人问津。毫无疑问，白先勇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我们应呼唤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视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早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就它的批评对象、批评特点以及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意义等作出尝试性的论述。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艺评论”辑中。这些批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2)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3)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等。白先勇所评论的作家，多为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如施叔青、丛、欧阳子、琦君、马森、王祯和、杜国清、林幸谦、荆棘等，显示了他对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出视野的广阔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作家作品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就其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来说，文体是多样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不涉及，当然评论最多的还是小说，这自然与他的文学创作本身情况有关。

与当下一些文学批评中颇为盛行的硬套理论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评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感性领悟，带鉴费l生，体式自成一格。这特别表现在他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及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中。在这类文章中，他往往在开头或结尾以一种散文化的语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风貌。虽然白先勇对这种风格特色的把握还谈不上具有“历史定位”的性质，但也可成不移之论。例如他评说琦君，开门见山，把琦君笔下所特有的感伤气表达出来：“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像(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这种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它意在给予读者一开始阅读或阅读后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则引领读者去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这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操作程序问题，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有特色的批评思维方式。白先勇不乐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评概念，诸如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等等，这在于他不愿意“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断”纷拼。在他看来，小说是文学，是艺术，那么以浑然感悟的方式则更能接近艺术真谛。

对作家作品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显然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传达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风格特色时，所依赖的主要是直观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也渗入其中。他在为施叔青《约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对施叔青小说的主题“死亡、性、疯癫”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画面的方式。鹿港渔港的鱼、腐烂的蟹、猫的尸体、棺材；土娼寮门口肥大的土娼；老疯妇为渔郎儿子招魂。三组画面分别对应着施叔青小说的三大主题。这其中没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字，全凭直观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中寻找所谓的理论支撑的话，那是徒劳的，但他凭藉着小说家对艺术的灵敏，对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总是能契人到他们的特质之中，并显得不甚有所偏颇。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风格特色进行把握，意在使读者获得一个较鲜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则旨在去做引领大家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的工作，但在具体如何“引领”的问题上，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却是有所侧重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学批评文章中，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的。在为欧阳子的《秋叶》所作的序中，他开宗明义，将欧阳子小说的特质表达出来，认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于她创作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斟接下来他详细分析了欧阳子是如何做到对小说“形式之控制”的。认为“严简，冷峻的语言”、“单一观点的运用”及“反讽”手法的采用使欧阳子小说的艺术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一种是过火的戏剧性。”圈懈从而高度肯定了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又如为丛小说《秋雾》所作的序，同样以大量笔墨着重丛娃小说艺术表现特点上的分析与概括，从而认为“对小说中的细节有效的控制与巧妙的安排”和“小说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丛娃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偏重于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是非常常见的，而白先勇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正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重视。

白先勇如此重视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自己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是：“小说可以描写政治、哲学、心理种种人生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既然是文学，其永恒价值仍应以文学标准衡之。”这样，他便首先就确立了“文学首先是文学自身”这一对文学本体特性的认识。由此他论小说艺术，就不惮其烦地讲小说技巧与内容的关系、“观点”的运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对话的描写等，原因在于他“个人认为小说是，是种艺术，绝对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个比较靠得住，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而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一文中，他为成功小说批评所归纳的三条标准中，更是将艺术标准列在第一条的位置，认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结构是否成功的表达出作品的内容题材：这大概是小说批评的第一块试金石。”研明乎此，再回头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气来做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自然和让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视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流于技巧“趣味主义”，实际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举例到的他对欧阳子小说和丛小说的评论中，就高度肯定了两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认为欧阳子对人类心理特别是爱情心理的抽丝剥茧则让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圈的深刻体认，而丛娃的作品则充溢着“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这表明在小说艺术与思想关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趋于极端，他所反对的是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品评的文章中，他就很显明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比较分析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创作，高度肯定鲁迅的《呐喊》《彷徨》，对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则持批评态度。原因在于鲁迅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节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写“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对话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语言”，虽然社会意识强烈，但艺术描写失败。虽然这种品评仍着重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确地体现出了白先勇追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两相平衡的批评观念，反对那种以“小说中的社会意识是否合于某种社会政治的教条主张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重视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这其中实际上已显示出他的文学批评带有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的“创作室批评”的特点。因为这一批评观念实质上是白先勇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推广，换句话说，即这一批评观念是其创作观念的反映与延伸。

艾略特经常被人看作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位开山祖师，但艾略特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纯粹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批评文学，只是一个诗人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因此他又称这种文学批评为“创作室批评”。在《完美的批评家》中，艾略特自报家门，公开承认他是一个诗人批评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极力主张‘诗人批评家批评诗歌的目的是创作诗歌’。……如果说批评是为了‘创作’或创作为了批评，我现在认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还是期望批评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评家。”因此他只讨论与他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或评论影响过他的作家和作品。这样他所道出的只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是其创作经验的总结。“当他谈创作理论时，他只把一种经验归纳和推广，当他探讨美学问题时，他就比不上哲学家那样有本事了。……所以简单地说，当诗人批评家论诗时，他的理论见解，应该从他所写的作品来考察。”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和他的文学创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来说，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讲究小说技巧的作家。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程序时说，“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编故事时，我想主题。有了人物，我常在脑海里转，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呢?……”罔这种重视人物的小说观念必然会造成他对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多次“狞笑”表示不满。至于对话描写，他认为是“小说里很重要的技巧”“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这样，他自然也会对巴金《家》中人物对话的“新文艺腔”加以指责。因此，他在文学批评中注重对艺术技巧的品评完全可以视作工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文学见解的一种反映。另外，在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发现这些作家作品所渗透的创作情怀在白先勇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回响，这也可以归于“创作室批评”的只讨论与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的批评状态。

在《天天天蓝》这篇散文中，白先勇追忆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与沈从文在美国的会见。在这篇非评论文章中，他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呐喊》《彷徨》“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他特别提到沈从文小说《生》中玩木偶戏的天桥艺人的丧子之痛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联系白先勇的创作，这评人之语实在亦是评己之语，因为白先勇作品中弥漫的那种历史沧桑和人生无常之感正是人类的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所以，他评林幸谦的散文，对作者叙写两位残障弟弟的作品倍加推崇。“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谦深切的体验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对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构成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赋性。”评杜国清的《心云集》，认为“《心云集》中的爱隋是一种绝望后的激情。……因此，在《心云集》中，我们深深感到的是一种地老天荒无可奈何的万古怅恨”。评奚淞的创作，特别指出奚淞创作对中国神话，尤其是有关生命之谜，之争这个主题的巨大兴趣。评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特别关注小说将人类关系，异性、同性、双性的爱情观做了各种不同的比较与剖析。评田纳西·威廉斯，认为“他写的却是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爱情幻灭的痛苦，人生俱来的寂寞，对过去光荣之追念”。如此等等，若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两相对照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白先勇在自己创作中有兴趣表现的主题以及自己创作中渗透着的精神情怀，他在评论他人与此相关的作品时往往很快地加以捕捉并作充分的评述，原因即在于作家们的这些主题表现和创作情怀正是白先勇自己所高度认同的。在此意义上，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其创作的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