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时事政治课堂的灵活性就像演奏一首动感而富有韵律的音乐一样，起、承、转、合，要把握有度、随机应变，必要时不惜突破预设，及时利用课堂生成的契机，取得异军突起的教学效果。请看下面这个课例(某校11月10日的一节政治课):教师刚跨进安静的教室，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不知哪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恒大夺冠啦”五个大字。

教师毫不犹豫地提起粉笔在这五个字后面添上一个大大的“爽”字，教室里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学生挥舞着国旗，有的学生哼着国歌……大家激动的欢笑已经为这堂课渲染了热烈的气氛。

这一情况完全打破了教师的教学预设。他合上教材和备课本，微笑着说:谁有新买的报纸，请读一读恒大夺冠的新闻吧!于是一个学生自告奋勇读起来:北京时间11月9日，在亚冠决赛的次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坐镇天河体育场1∶1战平韩国球队首尔FC。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恒大最终力压对手捧杯，这也是中国球队第一次问鼎亚冠冠军。恒大夺冠是一座丰碑的开始。天河以精彩纷呈的竞技，海纳百川的胸怀，定格在中国足球史上。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对“恒大夺冠对中国足球发展有什么启示”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资深球迷为骨干，其他球迷随时插入、众口纷纭的局面。临下课时，教师说，我来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一下吧:恒大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中取得了飞跃的进步，证明了他们的市场化经营、职业化管理道路是成功的。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以来，遭遇的假球黑哨、国家队成绩低迷、俱乐部经营不善等难题，并不能说明职业化、市场化失灵，恰恰是改革还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同我们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其他难题一样，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轻松的话题，激烈的讨论，在分享中国足球跨越进步的喜悦的同时，师生的思想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

二、时事政治课也要抓住时机，进行思想认识的系统整合

时事政治课的教学，不光是让学生去认识现象，更要注意从理论高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困难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以“中国足球现状与发展”话题为例:这一次，教师采用的教学策略有所不同，他提出了一个探究性的问题，要学生充分查阅各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从中提炼自己的意见，书面回答。问题:请就中国足球发展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问题不论大小，只要和足球有关都可以)，给中国足球协会写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认同危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

一、认同危机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研究的基本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实践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理论、学科和实践效果，对其价值和情感等方面缺少认可与支持。还有部分人不赞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具有独立性与科学性等，单纯的认为政治教育是知识的汇集，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因而对教育理论性的认可程度不足[1]。也有的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指导功能较差，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成果没有认同，觉得思想工作较为形式化，缺少实际意义。在当前社会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并且主要以隐蔽形式的出现[2]。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欠缺学科与实践认同的问题；在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如果学校不予以真实有效的支持，学生、家庭和社会等不配合，那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我国盲目扩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所以人们会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偏见。

此外，宏观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的现实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的“三观”影响甚大，如果他们缺少相应的自觉，就难以避免产生认同危机，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概述

对于自觉而言，其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主体内在的发现以及外在创新时自我意识的解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学科理论形态所表现的特色、特质和品位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自觉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将从事该研究的基本素质予以真实反映，以认识层面为出发点，对政治教育展开描述，通过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活动中，进而为教育本身有了基础的认知[3]。通常情况下，自觉具有着反思的特质，是人理性能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将事物本身作为前提，进而表现为自我的认知。总而言之，自觉是人所应当具备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思维等。通过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的自觉，能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性质有充分的认知，可以表现其从业人员的品位和旨趣等特点。

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结的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价值认知的自觉性。价值认知的自觉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实践等重要价值有了自觉意识。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说教，也不是开展无用的活动，而是将人的精神领域作为主要对象，对思想与行为的转化规律加以揭示。第二，主体性自觉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过程中，主体性自觉主要强调的是对主体自觉的认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我国比较有特色的学科，所有要从国情出发，从时展出发去体现主体性自觉。第三，文化传承自觉性[4]。在政治教育实践期间，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培养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的培养和提升，需从以下内外两方面方面入手：

第一，培养专业精神。通常情况下，受到外部化研究发展趋势的影响，主体的伦理观显得尤为重要，从业者具备了怎么样的品质，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实际效果息息相关。为了确保从业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更加忠诚与热爱，需要认真贯彻落实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要对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有深刻的认知，在对学科的认知上存在的错误思想，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科学的观念认真回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产生的质疑，尽最大努力提升其科学化的水平，从而增强对学科的认同程度。

第二，强调研究意识。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进行培养过程中，需要通过书写中国故事为主要途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依据，尤其是针对区域性民族遗存的原生态文化，需要对其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索[5]。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方面来看，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导致该问题产生达到主要原因是在理论研究的比较空泛。为了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能够有效培养，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层次更深，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发展或者是规律性特征等要予以研究。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部化的研究，可以对其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内部化比较直接的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机理特征等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向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而言，主要是通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选题、观点等很多环节，进而有利于将原生态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来，其也是构建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成果加以利用，能够最大程度的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本体中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解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为本质的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比较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研究。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时，我们应当将学术研究看成是比较主要的事业，这对取得更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要认识到，在对思想行为的转化规律进行科学解释时，需要将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内在的机制中，因为，如果人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心理上的缘起，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帮助与指导，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四、结束语

目前，在认同危机的语境中，工具理性超过价值理性，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尽人意，因而需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这种自觉的培养，不仅需要体现专业素养，更要有研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化的建设和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叶方兴.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学术论坛，2013，36（1）：205-210.

[2] 章宗艳.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前沿，2013（16）：54-55.

[3] 鲁全信，李虹.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169-170，204.

[4] 陈帆.文化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维度[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1）：57-58.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一、时政分析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讲解的时候，应该针对课文内容适时加入时政案例，比如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内容的解读。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那么对泰国的哪些方面有影响?从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就会降低旅游经费，使更多的人去泰国。并且泰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零件、原料、农产品等，人民币汇率下调会降低泰国的进口成本。教师可以先行分析，然后让同学举出反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或是继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分析。这样更加有利于教学与时政的结合。

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互联网；民主政治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7―5194{2009)06―0097―05

“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首次使用，后来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范式的。他认为，所谓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维面，“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我们都知道特定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罗伯特・达尔曾指出，“如果公民不能创造、维持一种有利的政治文化，更准确地说，创造一种普遍支持这些理想和实践的文化，民主就不可能维持。”

一般来说，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持离不开民主主体对平等、自由、权利等基本价值观的坚守，离不开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积极自愿参与政治与公共生活的态度。民主政治制度的维系还需要民主主体普遍遵守规则的精神、宽容与合作的意识、协商与妥协的政治态度。总之，民主不仅需要制度、程序与规则，更需要特定政治文化条件等软力量支撑，这样才能成长出“健康、坚固”的民主制度。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因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存在着一个文化因素问题。作为一个从封建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发展的每一步都可以感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消极因素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反作用力，感受到政治文化消极因素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制约作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所孕育的臣民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民众，权利观念淡漠、参与意识薄弱、顺民心理突出等等，这些规范了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使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践缺少社会根基和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

审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至少有几个方面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文化制约因素。总体来看，传统政治文化中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突出弊端是：

一是民主意识匮乏，民本思想突出。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突出的民本思想，并不缺乏民主的萌芽。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对统治者的重要性，但是更多地认为“当官为民做主”，民众天生是君主的统治对象，在君，君主是对天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而所谓民主则是把民众看成国家治理的主体，让民众自己投票选择官员或者做出决策，统治者要对民众负责。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有民主传统的话，这种民主更多地强调为民做主，而不是民众自主，这与现代民主有根本不同。传统政治思想中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是统治者为民众做主，给你做主的机会才能做主，这是维护封建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并不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现代民主思想，也不会由此而产生出现代的体现人民的普选制。传统社会中也不乏民主意识，但是对民主的理解停留在平均主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浅层理解上。当前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于不少政府官员和民众当中。不少政府官员并没有把民众意志、利益诉求放在首位，而是事事替他们做主，根本不相信民众拥有自己做出决策的智慧。由于制度以及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少民众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民利，并且对民主的认识也存在一些认知上的错误，认为搞民主就是平均主义，就是凡事要有自己的发言权，大鸣大放才是民主，如果自己意见不被采纳就不民主等等。

二是自由、自主的主体意识薄弱，人身依附观念强烈。人格的独立和平等是现代民主价值理念的基石。传统政治生活中，“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相反，更多的是期待上天的恩赐，期待清官的出现。个人的前途命运更多地维系于血缘关系、等级关系，民众个体是很少有自身权利的自觉的。小农经济的政治诉求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下，民众形成了权威主义的政治人格，权力崇拜与政治依附并存。“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他们面对比自己等级高的人时，表现为绝对的服从和依附；而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时，则表现为绝对的支配和宰制，由此形成了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并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下层人士一旦获得权力和地位，就会高高在上、垄断权力、支配他人。

三是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缺乏宽容和理性的文化心态。民主的精神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甚至允许反对的公开存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对不同政见持有者的宽容意识和心态，对于不同政治意见的存在总是视为洪水猛兽，不管是权威者还是一般民众并不能以宽容的心态去接纳和包容不同的政治意见，难以包容多元化的思想和见解，往往把对方的善意批评当作对本人的敌视。一元化思想、至上的权威是典型特征。传统政治里，我们不难见到因为政见不同、派别不同而导致的政治斗争和杀戮，也不难见到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者对持有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者的毁灭性杀戮和破坏。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和心态，非此即彼，推倒一切重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宽容，难容异己之见。不同政治思想难以共存，不同政治派别难以妥协、进行理性协商、取得建设性共识。受此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我们缺乏的便是公开的、理性和宽容的辩论文化，没有这种文化氛围的存在，对政治的认识以及主张往往是非左即右，从一个极端认识走向另一个极端认识，经常陷入一边倒的大批判和大辩论，并与政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坚持真理的少数人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容易升级为人身攻击，“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自由话语权意识从来没有成为整个民众的政治共识。

传统政治文化中这些消极因素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形成了中国民众远离政治、权力崇拜、消极冷漠等政治意识和心理，自主自愿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被认为是极少数人的事、官员的事情，始终充满了神秘感。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民众仍然被动地服从政府的管制，对于政治体系没有过多期望，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参与政治生活。但是，他们一旦被动员起来，又容易迸发出非理性、无序参与的强大力量，于民主建设的进程无益反而有害。在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传统政治文化的不良元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障碍，要加速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需要进行政治文化的转型，培育和塑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给予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

互联网诞生在西方国家，互联网诞生的本身就是一次文化的创新过程。卡斯特曾经指出，“因特网产生、发展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次特殊的人类冒险。它表现了人类超越制度的条条框框、克服官僚障碍以及在开创新世界的过程中现有价值观的能力……因特网首先是一种文化创造。”诚如斯言，互联网是一个人类奇迹，互联网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互联网具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多元性、开放性等特征，给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景观，也给传统政治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质料和血液，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

第一，互联网带来新的政治价值观，激发民众权利意识。互联网_的发展不断改变着民众对政治的认识，传统的政治价值观中，人们认为政治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普通民众无权也是无法介入到政治之中的，政治是神圣和神秘的。互联网应用于政治生活之后，政治决策的公开化、政治信息的透明化，以及民众参与的便利化，逐渐改变了民众对政治的这一认知。借助于互联网的政府信息公开，政治运作过程相对公开化和透明化；互联网的便捷性，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获得政治信息和知识，方便地参与政治，政治变得不再神秘了，这是一个政治“祛魅化”的过程。现在中国各级政府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政府治理、也都逐渐网络化，电子政务成为新一轮政府改革浪潮的亮点。

互联网便捷、匿名等特性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政治不再是与己无关的事情，不再只是每个官员的事情，认识到政治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并且参与政治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公民都可以了解政治、评价政治，对国家大事“评头论足”甚至影响政治。每年“两会”期间，民众充分利用互联网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总理直接提意见和建议，展现全民网络间政的景观。互联网也成为不少民众维权的有效形式，不管这种利用是主动的抑或是被动的，互联网自觉与不自觉地充当了民众维权的平台和工具。从“最牛钉子户”到“邓玉娇案”、“开胸验肺案”等都是网络维权的典范。

第二，互联网带来新的民主观。互联网的结构特点和技术特征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政治环境，不断深化着对民主的认识。自己做主、少数派权利以及对个人的尊重和高扬，扩展了民主的内涵。民主表现为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的统治，在这一民主思想以及传统的整体性思维的指引下，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用整体的人民否定单独的个体的现象，出现过忽视个人的价值与意义的情况，把个人看成是螺丝钉，是社会主义大厦中的一块砖、一片瓦。然而，人民是由一个个鲜活的公民个体组成的，人民当家做主，首先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没有了个人，人民当家做主就成为空话，民主就成为抽象的空洞的符号。网络社会，网络民主是网民自己做主，自己的言论都是由自己做出，而不必他人代替或者代表，网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网络赋予网民极大的自由度和自，网民更加注重“自己为自己做主”，而不是别人为自己做主，在自己的博客中、在自己的网络政治活动中，网民是自己勾画自己的蓝图、决定自己的行为。“网民的利益和权利是否能够得以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要靠自己去把握……网民们上网参加政治活动，看重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动员，还十分重视自己的切身感受以及自身价值的表现。”民主是奠基在个人权利之上的，是“以人为本”、“以公民为本”的公民政治，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互联网正是以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极大尊重，对主体性的张扬，使得民主逐渐呈现出它本来的意义和面貌，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在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中，少数人的言论自由往往受到抑制，得不到尊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曾经走过不少弯路，也正与少数派权利受不到尊重有关。互联网特有的虚拟性以及传播特性，赋予网民以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少数派的思想与观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有效表达，这实际上赋予了少数派以话语权，他们的思想也许一开始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往往掌握着真理，而如果真理有了生存的空间，有了表达的机会，就会慢慢促使更多的人去接受。当前，中国网络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各种主义的声音和政策主张都能听得见，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虽然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难度，但是一定程度也是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标志，各种声音能交流和对话，这就有助于正确思想的鉴别和传播，这本身就是民主的表现。互联网正是为少数人进行思想和意见表达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将促使民主观的转型。民主不是平均主义，或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互联网空间更凸显了“少数派权力”，突出对个人自由和少数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少数人不但可以拥有自己的声音，也可以进行直接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动员，互联网络“给那些想要组织起来为某项事业或某个候选人作宣传的公民团体以力量”，费用十分低廉，“组织一次政治活动将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以致有学者惊呼：“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部队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从2008年中国网络空间发起的一系列爱国主义网络政治动员中可以看出，网络给予民众以惊人的组织力量。

第三，互联网带来新的政治平等观。首先，互联网结构的平等，带来了政治沟通、交流和参与的平等，尤其是对于政治沟通而言，无论是地位如何，不管职业怎样，普通民众都可以与政府、政府官员甚至国家元首进行直接的网络沟通，越过官僚制的科层制结构，沟通层级减少。国家主席在2008年6月视察人民网时，就在强国论坛与网民进行了在线沟通。2009年“两会”前夕的2月28日，总理做客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在线访谈，同中国乃至世界网民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流。其次，互联网带来了政治身份的平等，如果说现实的政治平等仍然受到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甚至容貌因素影响的话，在互联网空间，这些因素对政治平等的影响将是极其有限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的匿名化，使得任何社会地位、权力地位不同的人在网络里也只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符号的权力、地位和影响力取决于自己的言论是否有力，谁的言语有力量谁就能影响别人，取得网络话语权。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平等，将逐渐消解现实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的不平等，带来平等的政治人格权。最后，在互联网空间，一定意义上，每个人的话语权都是平等的。传统的政治平等观更多地体现在一人一票的投票权的平等，对于话语权，只有官僚和知识精英才能利用传统媒介掌握话语的权力，而网络空间带来更进一步的政治平等。民众除了行使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权利之外，将有机会和精英一样享有充分的话语权。互 联网低成本的无障碍传播，“个个是中心，处处是边缘”的技术特点，实时互动式传播，打破信息控制，消解传统的金字塔式的权力话语模式，打破了中心话语权，赋予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网络空间不少话语和讨论往往是由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人物”发起的，比如对于住房、医改、教育等民生问题，对于弱势群体的个体事件的关注等，传统精英的话语霸权逐渐被打破。

第四，互联网增强自由与自主的个体意识。自由与自主性是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自由与自主意识的缺乏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正是由于自主和自由的个体意识的缺失，导致政治生活中个人完全淹没在官僚的统治之中，只有顺从于现行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而积极的参政意识缺失，政治表达和政治输出则是少之又少，被动的消极的臣民文化得以形成。互联网高度突出个体性、自主性，互联网时代是分众化的时代，大众被分化成利用电脑进行网络连接的个体，赋予个人以高度的自由和自主性。网络带给人们的自由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地发表言论，自由与自主的选择，自由地选择任何一种网络生活方式，这种自由的选择强化着主体的自控机制和自主决策能力，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权利观念得以提升和张扬。在互联网世界，尤其是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个人越来越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感觉，可谓“我的地盘我做主”，这里他人对自己个人意志的干涉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互联网的自由与自主必将进一步激发公民的自利和独立人格意识。互联网自建立之初，就形成了以非官方性和参与性为主导型的文化传统。互联网的民间特性和自主参与精神影响到每一个互联网使用者，也逐渐影响了中国网民的政治参与态度、精神和意识。互联网的发展提高不少民众的主动政治参与意识，他们不再消极被动，而是以自己的言论甚至网下政治活动来积极参与和影响社会与政治生活，从对“两会”的热烈关注到国家各项大政方针、各种法律草案(如物权法)制定的网络讨论，从“华南虎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黑砖窑事件”等，利用互联网进行利益表达，维护权利，进行政治参与正是公民自主意识不断觉醒的表现。

第五，互联网带来开放、宽容的政治心态和理性的辩论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并不主张进行对政治议题进行公开辩论后达成共识，更多的政治决策是极少数人做出的。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政治文化传统的这一特点，培养了公民的开放、宽容的政治态度以及理性的政治认知。互联网是开放的，任何人和组织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观点、参与政治活动，任何人也都可以进行信息的传播。互联网空间观点和意见表达是多元化的，每个人的思想都可以得到自由呈现，你可以表达你的支持意见或者反对意见，甚至保持沉默，但是却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去接受任何一种特定的观点或者表达。在互联网空间类似地践行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自由话语权意识。互联网公共论坛、博客的发展为公民进行议题、社会事务讨论提供了健全和自治的场所，为公众辩论提供了理想的舞台。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都是个人自主自愿的事情。同时，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分享知识和理性，共同进步和提高。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进行自由辩论、争论也成为网络表达的常态，相反，网络空间的一片沉寂，万马齐喑则是极不正常的。近几年来，互联网空间都有不少关于重大公共事件的辩论或争论，那些极其敏感的政治理论问题，在传统媒体上无法深入展开的话题，在互联网上也有极大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度。这些争论有的涉及改革开放、姓资姓社问题，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社会公正、反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等敏感问题，并且讨论非常深刻和尖锐，但是却避免了大批判和恶毒的人身攻击，没有了你死我活、两极对立的斗争思维，每次激烈的讨论和辩论之后，使互联网空间的意识形态讨论趋于理性与平和，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取得社会共识。尽管当前网络空间也有大量的不负责任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不够理性的言论表达，但是相信，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民众长期网络使用的实践，这些现象会慢慢减少，宽容和理性的公众辩论将成为公民的行为常态，开放、宽容、理性的辩论文化将成为正常的政治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