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作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评论；干预；评论干预；显性；隐性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1―0184―05

叙事是人类永恒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口头叙事还是书面叙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性。任何叙事文本的产生，都是由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以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事件进行选择和加工的结果。没有叙述者的自觉行为，通常状态下的客观故事事件不可能成为叙事文本。叙述者在叙事时总会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对人物和事件的态度，也会暂时离开他讲故事的本职工作转而对故事或者叙述本身发表观点，因此，任何叙述文本都避免不了叙述者的评论或干预。评论和干预是叙事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在当前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俨然“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最具体、最连贯和最确切的专门学问之一”的全新语境下，对于解读叙事的本质与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叙事学家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于1987年出版的《叙事学词典》（A Die-fionary of Narratology）以及当代著名后经典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等国际知名学者共同编纂出版于2005年的《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均收录了评论或干预的相关条目，如评论（commentary）、评价（eval-uation）、作者干预（authorial intervention/intrusion，au-thor’s intrusion）、叙述者干预（narratorial intervention，intrusive narrator）等。这些术语在“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的泱泱叙事大国――中国，就已成为叙述者主体性研究的出发点。不仅如此，国内叙述学界基于评论和干预二者的发展提出了“评论干预”概念，尽管国际叙事学界并不存在对应的commentary intervention或者commentary intrusion等类似表述。本文试图通过辨析评论和干预的内涵和本质，指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解读国内学界在评论干预概念使用上的模糊性，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查评论干预在文本中显性和隐性的实现方式，特别是后者，以期进一步领悟评论和干预的异同。

一、评论和干预互为解释的现象

在探讨国内叙述学界的评论干预概念之前，我们有必要结合评论和干预的内涵本质的探讨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叙事学界，评论是commentary，干预是in-trusion或intervention，包括作者干预和叙述者干预。评论和干预两词虽在表达形式上分开，但两者关系紧密，难以准确区分。经常互为解释。《叙述学词典》将评论界定为：“叙述者的评价性补论；作者干预；超出对存在体识别、描述及事件讲述之外的叙述者干预。在评论中。叙述者解释叙述元素的意义或重要性，做出价值判断，谈及超越人物世界的诸多世界，并且/或者评论叙述本身。”《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也作了类似的界定，并指出：“评论因指涉叙述者超越事实描述之外的言语行为，也会被称作作者干预。因此，对于评论的界定，总离不开作者干预或叙述者干预这两个关键词，甚至评论有时直接就被称作作者干预或叙述者干预。国内学界对于评论和干预的探讨以赵毅衡为代表。赵毅衡首先指出，在与干预相关的两个术语中，不存在作者干预，只有叙述者干预，因为“小说叙述文本是假定作者在某场合抄下的故事。作者不可能直接进入叙述，必须由叙述者代言，叙述文本的任何部分，任何语言，都是叙述者的声音”。这是颇有道理的。我们也可从《叙述学词典》对于作者干预的界定看出端倪：“作者干预指的是叙述者以评价的形式对所表述的情境与事件、表述本身及其语境的干预；叙述者的评价性说明。《叙述学词典》是用叙述者的行为而不是作者的行为来界定作者干预，进一步说明了“叙述者干预”概念的合理性。

干预是叙述者除讲述故事这项“本职工作”之外的一项重要职能。赵毅衡区分了叙述者干预的两种类型：指点于预和评论干预。前者是对叙述形式的干预，后者是对叙述内容和故事本身的干预。赵毅衡对干预类型的划分等同于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对评论类型的划分。后者将评论划分为话语评论（commentary onthe discourse）和故事评论（commentary on the story）。话语评论对应于赵毅衡的指点干预，故事评论对应于评论干预。因此可以说，国内叙述学界的干预对应的正是西方叙述学界的评论。这更加说明了评论和干预二者之间的难以区分，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叙述学界评论和干预的界定总是互相引用。叙述者干预一般通过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甚至文本本身发表评论的方式来实现，具体表现为叙述者对于所讲述的事件、人物发表看法、见解与评价，如以下出自《小姐你早》和《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引文中的叙述者干预正是通过评论实施的。

现在的中国男人个个都穿西装打领带。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约翰或者杰克。恨不得一朝醒来，头发变黄，眼睛变绿。恬不知耻的男人！看看中国女人吧，即便是制作一瓶辣椒酱，也懂得取名为

‘老干妈’或者‘辣妹子’。多么民族化。（瑶琴）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资性聪明。七岁上，送到村学中读书，日诵千言。十岁时，便能吟诗作赋……到十二岁，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若提起女工一事，飞针走线，出人意表。此乃天生伶俐，非教习之所能也。

第一段引文叙述者通过对男人和女人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来进行干预，第二段叙述者干预是通过其对人物花魁娘子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评说来完成的，两者都是叙事主体自我意识的自然流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干预常被称为叙述者评论，甚至干预就是评论，正如赵毅衡所言，干预就是“叙述者对叙述的议论”。尽管如此，评论和干预之间的区别仍需明确界定，因为术语的明确是很有必要的。它是任何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任何研究的出发点

二、评论和干预区别何在？

既然评论和干预互为解释，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我们试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明确区分评论和干预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

第一，目的和实现方式。叙述者干预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通过叙述者的评论得以实现，由此造成评论和干预的互相指代。我们可以认为干预是叙述者的目的，而评论则是干预在文本中最为重要的实现方式。干预和评论的关系是目的和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即叙述者通过评论实施了干预，彰显了叙述者的主体性以及对于小说的控制权，这一点在上述两段引文中清晰可见。叙述者干预突显了叙述主体的作用，说明叙述者不但意识到自己在叙事，明白自己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叙事，而且意识到自己就是叙事的主宰。这时的叙述者即叙事学所称的“介入式叙述者”。评论作为干预实现方式的一种，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其在文本中实现的同时必定产生了叙述干预，但是干预的同时不一定就伴随着评论，如以下选自《水浒传》“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回合末尾的一段：

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有分教：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结识了十数个好汉，大闹动河北，直使天罡地煞一齐相会。直教芦花深处屯兵士，荷叶阴中治战船。毕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每个章回几乎都是在精彩之处戛然而止，激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其“且听下回分解”并不是要读者真的要等到“下回”才能知下文，因为印刷的小说已经给了读者完全的自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且听下回分解”体现的叙述者干预和评论解释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用以“提示拟书场叙述格局”的程式化指点而已。

第二，显明性标准。评论和干预都存在显性和隐性之分，但二者的显明性标准不一。国内外叙述学界对于评论显明性的探讨不够充分，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在确定同一现象时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查特曼的框架中，反讽属于隐性评论的一种，因为叙述者的言语与作品实际的倾向好恶，也就是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一致。如以下出自《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叙述者的评论：

原来宝玉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闺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

《红楼梦》的隐含作者对宝玉黛玉的恋爱观是持同情态度的，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然而“下流痴病”、“邪书僻传”等词语表达明显折射出叙述者截然不同的态度，与隐含作者的声音相违背，属于反讽，如果按照查特曼的标准体系，则是隐性评论。这种判断评论显明性的标准取决于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价值观是否一致，一致即显性评论，不一致即隐性评论。该标准与叙述话语本身表达态度的显性或隐性无关，和国内叙述学界通常意义上的显性尺度不一。国内学界一般认为上段引文应属于显性评论，因为叙述者对宝玉的态度已由“下流痴病”、“邪书僻传”等词语明示。我们赞同国内学界的观点，因为如果根据查特曼的标准将上述评论界定为隐性评论，那么在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价值观一致的情况下，即使叙述者没有以上任何表达显性态度意义的词汇，也一定是显性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评论显明性的判断更为复杂，也抹杀了显性评论和隐性评论在叙述文本中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显性评论、什么是隐性评论，本文认为需要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我们可以将显性评论看成是不需要借助任何语境就能解读的评论，而隐性评论的解读则需要借助文本内部的上下文语境、甚至需依靠文本外部的社会文化大语境。显性评论和隐性评论的根本区别关键在于其解读是否需要借助文本内外的语境。

评论和干预互为解释，叙述学界也并未对二者加以严格区分，通常认为干预就是评论。这使得干预的显性和隐性并没有引起充分关注，更无标准而言。笔者认为干预也存在显性和隐性之别，且和评论的显明性有所区别。胡亚敏根据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将叙述者划分为“自然而然”的叙述者和“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前者指叙述者隐身于文本之中，尽量不表露叙述痕迹，仿佛人物事件等自行呈现。后者指叙述者或多或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出面说明自己是在叙述或发表评论。从“自然而然”的叙述者到“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叙述者的出场由隐性到显性，叙述语境也发生了变化，原先语境的叙述进程中断。基于此，本文认为干预显明性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叙述者是否打破故事的叙述进程。叙述进程被打破，即原先语流中断，故事讲述进入新的交际语境，即为显性干预。反之，则为隐性干预。显明性的标准不一进一步区分了评论和干预，也使得在某些情况下，评论为显性，而干预却为隐性，如施耐庵《水浒》第九回中的：“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该句中叙述者并未使用“话说”、“看官”等词语标记自己明确出场，而是隐身其后，叙述进程也并未打断，因此叙述者实施的是隐性干预。但另一方面叙述者对于人物林冲的评论却是显性的，选用词语“善人义士”清晰直白地传达出叙述者对于人物的正面评价。需要指出的是，隐性程度较高的叙述干预通常在文本中持续时间较短。它借助简短文字表述实现干预，以避免读者意识到叙述者已经现身，并且在发表观点。

三、评论干预及其实现

评论和干预虽紧密相关，但在国外叙述学界仍然是两个概念。如前所述，权威的叙述学工具书均分别收录了评论和干预的相关词条，虽然在解释时互为指涉，未能明确区分二者。二者组合形成的“评论干预”概念，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为国内叙述学界广为引用。笔者认为这种独特性和汉语短语，特别是四字格短语的独特构成方式是密不可分的。“评论干预”属于汉语四字格短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即同义对称结构四字格。评论是干预的重要实现方式，叙述者评论的同时必定产生干预。这因此导致评论和干预在多数语境下实际指涉的是同一种现象，评论和干预成了同义词，“评论干预”因此形成同义对称结构短语。“评论干预”这一概念之所以能被国内学界认可，与其本身表达的独特性不无关系。

仔细审视“评论干预”，我们发现这一概念有其模糊之处、评论干预由赵毅衡提出，在赵毅衡的理论框架中，评论干预是叙述干预的两种类型之一，另一种干预是指点干预。评论干预是对叙述内容的干预，而指点干预是对叙述形式的干预。如此划分，我们很自然地认为：评论干预是通过评论实现的叙述干预，指点干预和评论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文学叙述文本也存在评论或者解释叙述方式的干预，即某些指点干预是关于评论或解释的，如：

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国府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从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

上段选自《红楼梦》的引文，叙述者从不相干的小人物刘姥姥来访开始整个叙述，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来说是很特殊的，其文本展开模式违背常规叙述方式，因此很有必要对此加以解释或评论，以避免读者难以接受此类非常规叙述方式。既然对叙述方式的干预，即指点干预有时也可以是评论或者解释，那么与指点干预有别的“评论干预”概念本身就有其不完备性。评论干预仅关注故事内容层面的评论，未能纳入话语层面的评论，即针对叙述形式的评论，因而忽略了一部分本属于评论干预概念范围内的叙述干预。评论干预的概念应该加以修正，笔者尝试将其界定为：评论干预指的是任何通过评论或解释实现的叙述者干预，评论或解释的对象既可以是叙述内容，也可以是叙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评论干预”中的“评论”是宽泛意义上的“评论”概念，包括解释、说明、判断和评价等？实际上，国内学者赵毅衡和国外学者查特曼在使用“评论”一词时，所指也是广义上的“评论”。

评论干预的实现方式有显隐之分，较单独的评论或者干预的实现更为复杂。前面我们已分别明确界定了评论和干预的显明性判断标准。显性或隐性本质上是程度的问题，即实现方式更加显性或更加隐性。基于评论和干预的显明性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当评论和干预均为显性实现时，评论干预最为显性；当评论和干预均为隐性实现时，评论干预最为隐性；当评论和干预一者为显性、一者为隐性时，评论干预显明性介于显性和隐性之间。评论干预的显性实现曾一度受到批评。评论干预在传统的以全知叙述者讲述的零聚焦叙事中较为明显，表现形式略显单一，常因“直接的无中介的议论”而充满说教味。自19世纪末起，西方小说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认为干预会破坏小说的艺术性，作者应该隐退，因此对叙述中的评论干预采取了越来越严峻的排斥态度，普遍崇尚所谓的“显示”（showing），即自然而然地客观地展现故事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经过。然而，就文学叙述本质而言，任何叙事话语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介入，叙事内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包含一定程度的评论干预，其虚构性和人为性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是被现代小说家奉为不干预楷模的詹姆斯、福楼拜等人，也无法避免评论干预。布斯反对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讲述”（telling）与“显示”之分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学界对于叙事中评论干预的不可避免性已经取得共识：不是需不需要评论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评论干预的问题。有创见的小说家总是设法提高评论本身的艺术性和其同作品整体的有机统一性，极力避免那种生硬地拼凑上去的笨拙的评论干预。因此，本文认为现代小说叙述中的评论干预并未减少，而是更为复杂多变，由显性转变为隐性。现代小说对于评论干预本身的要求越来越高，叙述学界更应加强对于评论干预的研究，尤其是隐性评论干预。

术语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完善伴随的是大量专业术语的涌现，有时甚至可以用“泛滥”一词来形容。叙事学也不例外。著名英国叙事学家马克・柯里（Mark Currie）曾如此描述道：“叙事学一直就是最具冒犯性的术语扎根之处，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阶段更是如此。”评论、干预以及评论干预是叙事学的三个重要术语，是叙述者主体意识渗透的重要途径，彼此联系紧密，难以区分。本文通过辨析评论和干预的内涵本质，认为二者是实现途径和目的的关系，且二者的显明性标准不一。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国内学界评论干预概念的不完备性，对其作了部分修正，从而将其忽略的原本属于评论干预概念范围内的叙述干预包括进去，以使其更具解释力。评论干预在传统小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现代小说中表现得较为隐蔽精巧。评论干预的隐性实现方式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意义，但却经常被学界忽视，应引起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Currie，M.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New Yo-rk：St.Martin’s，1998.

[2]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3]Prince，G.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Cakifimia：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

[4]Herman，D.et.al（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of Narrative Theory 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5.

[5]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7]Chatman，S.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78.

[8]池莉.小姐你早[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9]何满子.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时事评论作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时评论据；日常累积型论据；调查研究型论据；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8122（2014）06-0047-03

时评论据的分类，新闻界通常是在本体视域内进行考察，即按照表述事实还是表述客观规律，把论据分为事实性论据和理论性论据[1]。这种分类方式几乎“统治”了所有关于论据的研究。这种分类方式界定清晰、科学合理，有助于研究者和受众对论据的辨析。但是，评论者在实践中往往更需要查寻、选择论据而不是辨别论据，因此这种分类方式对于评论者的实务操作帮助有限。

本文笔者认为，时评的论据分类还需要从主体视域出发，即从评论者获取论据的过程和途径着手。本文按照评论主体获取论据途径的不同，把论据分为日常累积型论据和调查研究型论据。日常累积型论据是指评论者通过日常学习、生活的经历所积累的认识或知识；调查研究型论据是指评论者通过调查研究所获得的与论题相关的事实和认识。这种分类方式可以促使评论者重视调查采访的作用，并以研究型思维来查找论据，更好地适应时展的需要。

一、日常累积型论据

日常累积型论据包括评论者个人生活经历、评论者通过长期的阅读学习所获得的理论修养和知识储备、评论者关注新闻时事所获得的较新的新闻事实、评论者通过广泛的人脉资源所获得的重要资料等。

生活积累和个人经历是人们直接获得的阅历和体验。人们碰到的具体事件、所处的情境、与只是听到的或看到的相比，更加真实、更富有意义，感受也最深刻。它往往是典型的、独特的、生动的、专业的、或有戏剧性效果的，容易吸引人和打动人，通常也是真实的（除非评论者有意造假），因此是极为珍贵的论据，对评论者至关重要。如现《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家克里斯托弗，生活阅历非常丰富：哈佛毕业后在牛津大学学习法律，获奖学金并以一流成绩毕业。随后，他在开罗学过阿拉伯语，在台北学过汉语。在学生时代，他就成为背包客，游历过非洲和亚洲，以写文章来贴补旅行开支。他曾在四个大洲居住过，报道过六个大洲的新闻；旅行超过150个国家；到过美国的50个州、中国的每一个省、日本的所有重要岛屿。在旅行过程中，他遇到过疟疾、暴乱，在非洲遇到过空难。这样丰富的阅历，对他的专栏写作大有帮助。另外，他的妻子为华裔，并且本人多次来到中国调研，这使他对中国问题相当熟稔，在写作相关论题时驾轻就熟。

学习和阅读也是人们知识积累的重要方式。许多时评作者都有学者身份或背景，在某些领域中有精深的研究。如著名学者李敖博闻强记，著作等身。他深厚的学术积淀可说是他评论成功的最大因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讲到一个观点，就能拿出一本书来，找到出处；对历史上的事件案例，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令人叹为观止。

日常累积型论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使用方便，可以灵活运用。日常累积型论据多数已经“内化”进入评论者的知识体系，如同一个随调随取的图书馆。评论者面对时评论题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迅捷地把累积型论据调动出来。这是调查研究型论据所无法替代的。二是日常累积型论据的收集重在日常积累，表现出鲜明的渐进性。三是日常累积型论据依赖评论者的个人兴趣和关注点。评论者因为生活经历的不同，其所掌握的各种事实信息及理论储备会有较大差异。评论者有可能凭借独特资源或特殊经历获得非常有价值的论据，这些论据会增加评论的知识含量，甚至成为评论作品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二、调查研究型论据

传统的评论研究注重评论者知识的积累，强调日积月累之功，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时评自身的发展、多领域的渗透以及多元化的论题，决定了评论者必须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这个功夫，不是光凭个人积累和脑筋的记忆力可以完成的，必须利用科学的方法，对论题进行调查研究，更有效率地发现并寻找到与论题相关的论据。

如果把调查研究型论据进一步细分，可以分为一手论据和二手论据。一手论据是那些在新闻事件发生或调查时所产生的资料，主要来自评论者的亲身调查。包括采访资料、现场照片、影像纪录、广播录音、证人证词等。二手论据是与新闻事件或所论现象相关的、他人制作的资料，主要来自评论者的文献研究。包括关于某个新闻事件、人物或社会现象的书籍、论文、网页、文件，由他人记述实际见闻所做的访问或传记等。

通过亲身来到新闻发生地进行采访，从而获得一手论据，这是西方评论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做法。如美国学者芬克所说，这样做可以为评论提供“附加值”[2]。仍以《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家克里斯托弗为例。他不仅生活阅历丰富，还多次在重大事件中获得直接采访机会。2011年2月，埃及和巴林发生动荡。他先是来到新闻事件的中心――埃及开罗的塔拉广场采访，撰写了专栏评论并发回了现场照片；随后，他来到另一个新闻事件中心巴林进行采访，撰写了专栏评论《在巴林，子弹在飞》（In Bahrain， the Bullets Fly）。2011年8月，利比亚局势动荡之际，他又来到的黎波里采访并撰写了专栏评论。这些采访虽然未必能保证其评论的公正客观，但至少可以为他的写作提供丰富的一手资料，同时向受众暗示：他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发言权。

与此相比，国内的媒体评论员鲜有采访机会。多位学者提出应给予评论员采访机会或建立相应机制保证评论员获得一手论据。如赵振宇教授提出应建立新形势下的评论记者工作机制，即融记者和评论员于一体，由评论记者完成对新闻事实的采制和评论的写作[3]。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内评论界的关注并有所行动。

对于国内的评论者来说，即使没有采访机会，进行一些调查也会为评论提供一手资料。如2010年8月间，有媒体对国内某旅游景点门票价格上涨提出批评，提出“埃及金字塔对本国人只收相当于人民币1.3元的门票”。媒体人高明勇对此感到怀疑，他通过网络搜索、致电旅行社和埃及驻华大使馆，查明这个论据与事实不符：埃及本国国民进入金字塔景区的费用约合人民币75元左右[4]。作者的评论正因为使用了调查结果作论据，才使事实更清楚，受众也会更加认同。

二手论据多来自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式在现代时评写作中越来越重要。如学者李希光所说，评论者需要具备“深入文献研究的能力”。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是专业领域，也并非样样精通。评论者应有研究能力，在评论中综合运用新获得的知识[5]。时评的论题领域遍及社会各个层面，评论者不可能全部知晓；评论者再勤奋，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也很难有深厚的积累。现实的应对之策是：评论者除了要知识渊博、博闻强记、勤于积累之外，应树立一种研究思路，广泛吸收前人智慧，在此基础上立论和论证。

现代大型媒体，一般都会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资料室，帮助记者编辑和评论员查找资料，以协助完成报道和评论任务。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专业知识的搜索相对容易，这为评论者寻找论据提供了方便，当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科学》杂志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人与外部的交互记忆，信息被存储在自身之外，人们更多的是记住信息的位置，而不是记住信息本身，被称之为Google效应[6]。换句话说，评论者本人未必要拥有太多的论据资料，但是，必须知道到哪里能够获得这些资料。

时评中的二手论据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信息总量丰富。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各种信息和数据形成信息的海洋，任何专业领域、相关话题都隐藏其中，真正可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二是查找不易。这些有效信息分散在图书馆、资料库和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如何迅速有效地把它们找出来，需要评论者掌握搜索技术，也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和毅力。三是二手论据一般来说属于公共信息，人人皆可获取。评论者使用二手论据的优势不在于其独特性，而在于对它们的理解和整合，即评论者是否可以在短时间内将研究文献融会贯通。这对评论者的研究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三、研究论据的查找

通过文献研究获得论据，需要评论者通过科学、认真的查找来获得前人关于所要评论论题的论述，如书籍、论文、研究报告、统计数据等，要求评论者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一）研究论据的资源

在知识爆炸的网络时代，时评作者可以获得研究论据的信息资源众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图书馆资源

在可能的情况下，评论者可以通过《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在图书馆中找到与论题相关的书籍。通过网络，也可以访问各图书馆的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nline Public Catalog，简称OPAC）。只需登录图书馆网站，进入“联机公共书目查询”或“馆藏书目数据库检索”即可查询图书馆藏书。

2.互联网资源

在搜索引擎的强大威力下，互联网可以快速地为查询者提供大量的信息。但是有优势有时候也是劣势。由于互联网信息来源庞杂，正式与非正式信息及其交叉渠道共存，信息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因此在甄别信息有效性方面给检索者带来很大的挑战。

除了提高网络素养和熟练使用搜索引擎之外，评论者要尽可能熟悉所评论的领域的网络资源。如通过中国政府网页（http：///govinfo/）链接到各政府部门网站，可检索到大量的有关信息；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可以获取各年、月社会经济指标等统计数据等；通过新华网等新闻媒体网站可以获取免费新闻信息及各领域动态信息。评论者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找专题信息，如中文的百度、搜狗，英文的Yahoo、Alta、Vista、Deja News，专业的Google Scholar、Philes、medscape等[8]。

3.专业学术数据库资源

相比互联网上资料的良莠不齐，专业学术数据库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难以在互联网上被检测到。这些数据库的用户为了获得服务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现在一些教育研究机构可以向社会提供服务，如中国国家图书馆（http：///）就向社会公开了大量资源，只要办理读者卡（免费）的用户，登录后就可接触大量中外文数据库并在线阅读一些学术著作、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

如中国知网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信息资源，使用最为广泛。中国知网数据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简单或高级检索。

一些国外数据库也包含着重要的信息资源。较为优秀的英文数据库有EBSCO、PROQUEST、SAGE数据库等。EBSCO数据库经管类的文献比较全，多为权威期刊，且大多能查到全文。PROQUEST系列（尤其是ABI和ARL）是非常好的数据库，特点是比较全面，期刊追溯时间长，但有时只有题录，没有原文。SAGE数据库涉及商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药学等学科，同时包括特殊学科研究的数据库等内容。

（二）研究文献的查找策略

对于时评来说，研究文献的查找受到其文体写作特点的限制，有一定的特殊要求，主要包括：1.时间要求。时评受时效性要求，需要尽快查找到相关信息，不能如学术研究那样“慢工出细活”。2.通俗性要求。时评属于大众性文体，因此不能使用过于专业化的词汇，这就要求评论者尽快“消化”这些文献资料，使之通俗化，方便受众接受。3.确定性要求。时评要求论点鲜明，以期得到具有确定性的观点信息。评论者不需要对学术争议过分涉及，应避免在信息海洋中迷失，使自己的观点犹疑不定。

结合时评的文体特点，评论者在做文献研究时应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瞄准新文献资源。较新的文献资源如果是事实性论据，一般是比较新颖的事实，往往引用者比较少，可以增加论据的新鲜性；如果是理论性论据，新文献较多反映理论前沿，理论价值较高。而且新文献中新观点较多，适应时评“求新”的特点。

二是瞄准权威文献资源。限于时间要求，评论者应选取比较经典和最有权威性的文献来进行精读。学术研究尽管论著多多，但真正很有价值的往往是少数。应通过筛选，尽量保留权威文献，剔除档次低的文献。在选择时可以有意识选择那些较有信誉的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或者由该领域的权威作者所著的文献，也可以咨询相关领域专家或图书馆员。

三是文献阅读在精不在多。大批的文献只需要研读其摘要及关键词。经过筛选后，选择少数文献阅读全文。如果有可能的话，找到权威的综述性或述评性文献，可以帮助评论者更快地了解这个论题的研究发展及现状。

四是评论者需要从资料中得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评论者不能局限于介绍他人观点和研究成果，还要对各种论据进行恰当而中肯的评价，并依据这些论据做出自己的判断。时评不仅在于“述”，要点在于“评”，要根据论据得出自己的主要观点、结论、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综上所述，从主体视域出发，时评作者在准备论据时应做到“一体两翼”：即既要注重日常生活的深厚积累，也要具备强大的采访和文献研究能力。一方面，日常积累可以增加评论者的知识底蕴，为可能的调查研究提供帮助。评论者对议题的了解越多，知识积累越多，就越能够得心应手地开展采访和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增加评论者的知识广度，使评论者能够扩大评论面，增加评论的附加值，开阔知识视野。评论者通过采访和文献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必将进一步沉淀为评论者的日常积累，增加对议题的理解，为未来的评论实践所用，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让评论者保持知识积累上的“开放状态”。

参考文献：

[1] 丁法章.当代新闻评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 （美）康拉德芬克著.柳珊，顾振凯，郝瑞译.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 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4] 高明勇.埃及金字塔门票真的才1.3元吗？[N].新华每日电讯，2010-8-31.

[5] 李希光，孙静惟，王晶.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时事评论作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闻评论；舆论引导权；人民日报；灾难性新闻事件

中图分类号：G21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9-015-02

一、 新闻评论历来是党报坚持正确导向、引导社会舆论的利器

在5月12日下午14点28分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从5月13日开始，连续刊发社论、评论员文章，同时在人民时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和今日谈等栏目中刊发抗震救灾的相关评论、杂文等，用主流媒体的主流话语引导舆论导向，吹响了抗震救灾的嘹亮号角。无疑，四川汶川大地震是灾难性事件，对社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害。这种灾难性新闻事件意外爆发，具有突发性。人们往往无法预测灾难何时降临。有的事件的发生尽管有一定的事前预兆，但也因各种原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类突发事件中，矛盾集中，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冲突，或者表现为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激化。人和自然抗争主要表现为抢险救灾，社会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主要表现为正与误、对与错、违法与护法等互不相容的力量的较量。同时，这类突发事件后果严重，具有破坏性，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损坏，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事件发生现场惨烈，具有震撼性。如人的伤亡、伤痛、流血、挣扎；财物的毁坏、损失等，特别是急救人员与时间赛跑去抢救伤亡人员，救灾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与灾难的搏杀中抢救生命、保护财产等，都给人以无比的震撼。此外，这类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尽管发生在一时一地，但由于它的后果严重，危害性大，甚至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对于社会群体或个人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关注。

近代舆论概念17世纪出现于英国，开始称“公众意见”；法国大革命时代，发展成为“大众意见”即舆论。社会舆论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体现。黑格尔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是某种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表露。同时亦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制约力量。”舆论出于众人之口，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它的形成是群众思想交流的结果。而新闻则是社会舆论传播最理想的形式，它具有传播信息、反映社会民意和广泛影响社会舆论的功能。新闻评论作为新闻媒介直接发言的新闻形式，在反映、影响、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具有更直接的作用。所以新闻评论对于纠正错误的舆论与缔造正确的舆论、负有无比重大的责任。近代政论家梁启超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说：“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又说：“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说法，从某些方面说明了新闻评论与社会舆论的关系。

二、舆论渠道的多样性、权威性及引导权

随着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面对突发灾难性事件，广播、电视、电台、手机、互联网等各种媒介会提供各种丰富的信息，而信息越是丰富，就越会造成公众由于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不知何去何从，公众就越需要权威的分析、判断和解释。此时真正对公众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事实，而往往是对事实的解释和关于事件的某种描述和分析。正因为如此，主流媒体能否不断地在适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对新闻事件和现象做出恰当地分析和引导，就成为衡量其能否履行好舆论引导职责的标准。这就要求媒体不仅要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更要求媒体紧紧把握舆论引导权，在第一时间做出第一解释，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信服，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此时，新闻评论就成了舆论的旗帜、社会的冲锋号角。作为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紧紧把握着舆论引导权，以其对灾难新闻的准确的解释、分析、判断能力，赢得了受众的信服。

《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以社论、评论员文章、人民时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和今日谈等形式组成。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新闻评论中，以社论、评论员文章、人民时评为主要阵地。

社论是报纸的灵魂和旗帜，它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围绕党的工作重心，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指出抗震救灾的方向，从而达到统一公众的思想和行动的目的，推动抗震救灾各项工作的快速、及时、有序地开展。由于它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因此是最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评论，高屋建瓴地指引着舆论的导向。人民日报于5月20日刊发了社论《悲痛中凝聚不屈的力量》，也就是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二天刊发的，此时灾区的人们已经经历了7天7夜，生命存活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心理承受着巨大的悲恸和折磨，急需有力的言论来鼓舞斗志，宣泄悲伤。社论用饱蘸感情的排比句宣泄情感。

“我们向遇难同胞致哀，向那些在黑暗中寂灭的生命致哀！”

“我们向遇难同胞致哀，向那些与死神不屈抗争的生命致敬！”

“我们向遇难同胞致哀，向那种生死瞬间的人间大爱致礼！”

在表达过我们深沉的感情后，社论用简明凝练的语言指出我们在灾难面前应有的态度，我们要在悲痛中继续奋斗，继续前行。

“救援还在继续，挑战仍在眼前。愿全民哀悼凝聚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顽强信念，用我们的不屈斗志和实际行动激励国人，告慰逝者。”

社论的结构一脉相承，又有起伏、舒缓，给人鲜明、深刻的印象，同时又有动人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全国哀悼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为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举行的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降半旗志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社论对此只是一笔带过。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为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举行的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降半旗志哀。”

整个社论的基调和着眼点都在为我们悲恸，但我们仍然有前行的力量上，以总书记的话“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做结语，更代表了党中央和民众对取得抗震救灾全面胜利的自信和决心。这篇社论明确了舆论的导向，那就是救灾是第一位的，和救灾相比，其他所有的价值背景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暂时忽略的。

评论员文章通常就某一个问题或选择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发表意见，来做更深层次的分析，这些文章的政治导向非常严格，都是以正面宣传为主，是《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补充。《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5月31日，每天都有评论员文章刊发，持续时间长，包容量大。各篇之间既有分工，又有联系，各有侧重，层层推进，强势效应突出，形成了评论文章中的“集束炸弹”。5月14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紧急行动起来》号召人们紧急投身到抗震救灾第一线，这时距离地震发生三天，人们早一天行动起来，就多一份生命的希望。5月16日的评论员文章《打通生命之路 把伤亡减到最低》紧紧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明确指出，拯救生命是抗震救灾工作开始时的重中之重，灾区公路就是生命之路，打通它是当务之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的头版评论员文章，并非以哀悼日作为主题，而是《坚决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明确指出灾区人民应该擦干眼泪，继续奋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从5月23日开始，则刊发了《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 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把安置工作放在突出位置》、《自力更生 奋起自救》等一系列文章，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抗震救灾工作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已成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

笔者统计，《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31日共刊发了19篇评论员文章，这一系列评论主题鲜明，牢牢地抓住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权，针对抗震救灾中的突出问题，分析透彻，引导准确，或启人心智，或催人奋进，对灾区抗震救灾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推动人们透过那些新闻事实去思索隐现其间的问题，咀嚼出更多的东西。

《人民论坛》栏目的特点是：“选取社会生活中一些带有全局性、代表性、倾向性的事件、问题和现象，及时准确地加以剖析、阐释、引导，既讲明道理，又发表议论，解疑释惑，情真意切，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体现出一股生气、正气、锐气，涌动着一种社会舆论的正面力量。”在5月13日至31日，共刊发了9篇，其中的内容从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对抗震救灾的意义、志愿者的意愿如何正确表达，到为灾区捐款献爱心中涌现出来的不和谐的声音、立足本职工作就是为灾区奉献等，这些内容都是有的放矢，以新闻报道和社会现象为依托，开门见山，一事一议，有较强的针对性、思想性和时间性，使信息公开化等公众关心的事情得到了及时的解答，同时抓住人们在地震后，想冲到灾区第一线抗震救灾的急切心情和行为给灾区带来的麻烦这样的典型现象进行了理性的分析，既肯定了志愿者们的热情，又抓住问题的症结，触及了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及时地揭示出抗震救灾工作中一个时期内的具体方向和侧重点，在引导热情的人们要理性地对待抗震救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民时评》栏目被誉为“网上第一评”，是人民网创办的我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时事评论。“它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百姓关心的热点发表评论，评述权威、有力、语言明快、犀利，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因而点击率最高，转载率最高，网友反馈率最高。”时评是对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快速评论，因此它具有时效性。它还有意识地为公众提供思考问题的角度及对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引导公众，形成舆论，对舆论的影响与作用不仅巨大，也有助于奠定媒体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在5月13日至5月31日，《人民日报》选择刊发了15篇，数量仅次于评论员文章。这其中《灾难中凝聚沉着的力量》、《灾难中，我们并肩而立》、《爱心收养当理性》、《走出灾难，呼唤“心理救灾”！》等多篇被广播、电视、报纸等广为摘播，扩大了舆论引导范围。这些时评有强烈的针对性，有鲜明的“今日感”，在刊发时总是和相关新闻报道一个版面刊发，主题相同或类似，对新闻事件报道中的典型现象对症下药，旗帜鲜明，文笔朴实，风格多样，数量多，论题广，时效快，形式活，内容新，群众性极强。

在这次的地震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发挥言论优势，每天都有新闻评论见报，有时候一天多达四篇，在5月13日至31日，一天刊发四篇各种不同种类的新闻评论的天数达5天，约占总天数的26%，一天刊发三篇的天数达6天，约占总天数的31.5%，数量之多，力度之大，涵盖内容之广，都是少见的，这些新闻评论及时报道了灾情、民情、舆情，析事明理，鼓舞人心，成为人民日报的一大亮点。这些新闻评论在这次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牢牢把握了舆论引导权，这也生动说明了新闻评论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以下特点：

（一） 把握舆论权，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引导舆论的发展方向

要想牢牢把握舆论权，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不能含糊其辞。

灾难性突发事件中，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作用，这种灾难性的突发事件会造成人们精神松懈、意志涣散，尤其是在与外界联络受限、环境恶劣的状态下。同时如果人经常依赖新闻提供的“环境”，频繁传播灾难“环境”，就会使人悲观，煽起一种与社会秩序不和谐的情绪与行为。此时各类媒介要充分发挥新闻评论对舆论导向的正确引导，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尽量降低不良影响并将之转化成为积极的功能。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北京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等都市报纸发表的社论主题都是哀悼，呼喊，牵挂，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主题却是坚决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引导人们化悲伤为力量，投入到积极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这对沉浸在多日的哀伤中的灾区人民来说，振聋发聩，起到的是激励功能，使人奋起，燃起面对困境应战而胜之的信心和决心。

（二）要想牢牢把握舆论权，新闻评论必须有时效性、指导性和平衡性

在灾难性突发事件中，新闻评论应紧紧抓住其特有的时效性特点，紧随新闻事件报道发出，或同时发出，这样才能紧紧跟随灾难性突发事件的进程。尤其是在灾难性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在电视直播中的新闻评论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紧扣抗震救灾新闻事件报道，每天一个不同的主题，呈阶梯型推进，既具有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又引导舆论对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关注。另外，新闻评论在灾难性突发事件中，尤其要注意平衡性，也即评论的大方向是什么，要引导舆论往哪里去。笔者注意到了一点，在《人民日报》的这些评论中，没有反思主题的新闻评论。在汶川大地震中，最吸引人眼球也最令人悲恸的是学校教室的倒塌和中小学生如花般生命的消逝。在新闻报道事件中，这两件事都占了不小的篇幅，而在新闻评论中则没有学校成为重灾区的反思主题的作品。是不该反思吗？显然不是。在抗震救灾的初级阶段，拯救生命和励志，重建家园是最重要的，提前反思反腐问题可能会损伤后方救援人员的积极性。无疑，《人民日报》选择的是等候最佳的反思时机，在把握舆论引导权上做出了“平衡”。

(三)要想牢牢把握舆论引导权，必须调集各类资源，使新闻评论具有聚合力、引导力和控制力

在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中，要对社会舆情绪有了解，知道老百姓的舆论热点是什么。把分散的、情绪化的舆论分散开，调集各种资源，引导社会舆论认清突发事件，为追求长远利益，社会和公众所应承担代价的耐受性。在选题上把好关，在谋篇布局上，则灵活机动，在客观辨证的基础上把评论信息最大化。《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几乎涵盖了新闻评论写作的全部形式，以社论高屋建瓴，以评论员文章做支撑，以人民论坛和人民时评填充，采用了多种手段的聚合，加上有明确的方向，使评论在现实方面有针对性、服务性；在种类上有开创性、多样性；在结构上有层次性、复合性等等。层层递进，剖析、解决问题，有效控制了舆论引导权在自己手中。

综上所述，在四川汶川地震灾难新闻事件中，《人民日报》充分发挥了党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准确阐释了灾难突发新闻事件中党的政策，个体和群体的具象，实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智慧、激扬、鞭辟入里的新闻评论将在灾难突发新闻事件中承载起生命的厚重，放射出思想的光芒，以理性的导引而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

参考文献

时事评论作文范文第4篇

杂文 文体 区别

一、杂文与文学的本质区别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杂文则不然，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但也不排除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这些“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如《孙志刚替我而死》，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这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很普遍。

二、杂文与小品文的区别

现代杂文和小品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两种新兴文体。但在现实中，许多人对它们的区别十分模糊，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小品文就是杂文，或杂文是小品文的一种。

小品文的历史和杂文一样悠久，撇开古代人们对小品文的认识，就现代小品文而言，它往往也被称为“美文”。1932年冯三味认为小品文是针对内容单纯、外形短小的抒情的美文而言。1933年周乐山罗列了周作人、冯三味、胡适、钟敬文、夏丐尊五家关于小品文的概念后，据其利弊，概括出较完美的结论“小品文是以精悍的谐趣的隽永的文字，轻快的技巧，表现人生之一角或片面的实感的短文。”1932年至1935年间，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并发表了一系列专论小品文的文章，定位小品文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把战斗性的特点排除了出去。1947年，唐认为“闲散飘逸、偏于抒情的为小品文，凌厉峭拔、富于战斗性的是杂文。”至此，杂文和小品文已各立门户。

三、杂文与文艺性论文的区别

文艺性的论文主要借助政论语体抒发个人主张。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同时，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尽管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有些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许多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四、杂文与散文的区别

古代散文，追其溯源，可以说范围相当宽广，它指的是与韵文相对的无韵的散体文章，它不仅包括了诗、词、曲赋等有格律韵调的所有文学作品的散体形式而外，还泛指一切非韵文的史、志、传、记、经、典、论著等文章体裁。古代杂文则指除正统诗文之外其它不能归类的杂体文章。现代散文，通常被认为是文学“四分法”中的品种之一，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记事抒情的文学体裁。

从创作机制而言，作者创作意识中写杂文就是写杂文，写散文就是写散文，绝大多数作者意识是十分明确的，这从大量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很少有人将二者混淆。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读者阅读时对杂文和散文的区分也是非常明确的，绝不会把杂文当散文，就如同不会把诗歌和小说混淆一样。因此，将杂文归于散文在实践中也是讲不通的。

因而，各种理论将杂文归类于散文，是犯了主客颠倒的常识性错误。将杂文归类于散文，不仅与实践相背离，在理论上也难立脚跟。

五、杂文与时评的区别

时评从本质而言，是属于言论的一种，但近来许多人将其和杂文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这是很不科学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如下：

1.从杂文与时评的取材范围而言，杂文之“杂”表现在材料的运用上，它常常是围绕一点，用发散思维的形式连类取譬，旁征博引集中起博杂的材料以阐述某个道理。时评因其新闻性，往往是“一事一议”，就事论事，它的材料多是报刊上报道的新闻事件，有很强的时效性。而杂文可以谈古论今，也可以评论新闻事件，其取材范围比时评要宽广的多。

2.从杂文与时评的功能作用而言，杂文要表达思想，杂文的主要价值是其独到、深刻的思想价值。时评是“事评”，针对的是具体的新闻事实，追求的是“有效率的表达”，需要对事实做出明确的判断。杂文的“思想”表达作用于人们的意识，使读者产生思想共鸣，从而间接地促使社会形成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而时评“判断”的提出，就事论事，火力集中于一点，往往会作用人们的行为，直接促使某个具体问题得到解决。

3.从杂文与时评的艺术手法而言，杂文和时评要表达独立的思想或判断，但杂文的表达是“曲笔”的表达，而时评的表达则是“直言”的表达。杂文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而时评的表现技巧相对单一。如果说杂文关注的是“怎么说”，那么时评强调的则是“说什么”。杂文可以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言说，有一定程度的表达空间，而时评的评是论非，放言无忌，充分言论的空间相对狭小。

4.批评意识或批判精神是杂文与生俱来的品性，也是杂文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从文体诞生伊始，杂文就是战斗的武器，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杂文的批评性却没有变。杂文的批评意识决定了杂文关注的是阴暗面，针对的是“假恶丑”，这正是杂文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时评针对新闻事实可以颂是，可以指非，但这种判断的表达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以提建议、找对策、想办法的形式促使问题的及早解决，时评的批评总不忘强调它的“建设性”。杂文的“批评性”与时评的“建设性”是“本同而末异”的两个东西，但其出发点和立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推动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总之，将杂文归类于文学文体，或归类于散文、小品文等是极不科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杂文已经成长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章体式。

参考文献：

[1]三闲继序言．

时事评论作文范文第5篇

然而在热闹的背后，我们不禁要问：现在真的需要这么多的时评吗？

《中国青年报》前总编李学谦公开表示:“我喜欢记者用会说话的事实来表达有思想的新闻，不喜欢夹叙夹议爱评论的记者。”这句话明确表明新闻和评论是相互剥离的。新闻是向受众传递新闻事实，评论则是向受众传递媒体的观点和立场。因此，时评主要是针砭时弊。而目前的时评则朝着轻时政重经济、民生的方向发展。很多时评避开了“政治”这个雷区，偏离了时评的本义，时评不言政，不能不说是当下时评的一种悲哀、一种误导，一方面是媒体怕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一方面则缘于时评作者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相对较差。

时评主要是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这种对新闻事实的评述，可以让受众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注这些新闻事实，评论配合了新闻，使新闻更加引人注目，同时也深化了新闻的理性部分。然而现在的时评过分依赖于新闻事件，拘泥于新闻事件，有些时评作者甚至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评论而评论，很多作品不是有感而发，而是无感也发。拿过一则新闻，分析分析，犹如小学生写议论文。如此多的流水线上的时评充斥着版面，事实上是某些新闻从业人员浮躁作风的一种体现。

除了时评不言“政”，现在的时评还存在以下不良现象：

有些时评作者为了提高文章的分量，显示自己的水平，总喜欢把一些琐碎的事情上纲上线，拔到常人无法想象的高度，这种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新闻事实内涵的做法,实在有些小题大作；

有些时评过分讲求个性化的东西，个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掺杂过多，情绪化严重，失去了理性判断，自然不能带动读者进行理性思考；

有些时评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甚至是把别人的作品去头换尾、删删减减，通过“加工”变成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