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知识社会学发端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当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形成了三大学派，即“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曼海姆提出了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解释学和现象学方法的有效应用，成为知识社会学成熟的标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实质上是对传统“知识二分法”，即科学技术知识和非纯粹知识的诘难和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转变。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1][2][][]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主要参考文献：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5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6T·Parsons.StructureandProcessinModernsocieties.1sted.NewYork:TheFreePress,19657R·Pawson.AMeasureforMeasures.1sted.Londres:Routledge,1989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实现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离开人的需要，为了发展而发展，甚至为了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避免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和掠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的严重破坏来实现所谓的发展。杜绝由于决策失误或短视的选择，在不同地区或地区之间出现项目的重复建设，造成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和产出的无用性，使得这部分社会财富表现为无任何发展动力的无机性。
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求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协调性既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又体现在发展的最终结果中。这种协调性使得和谐社会的和谐，不仅表现在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要在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因而，与以往的时代不同，和谐社会是能够创造大量有机财富的社会。
一个和谐社会的形成，不仅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还要满足人们其它方面的需要，这是国人的一致共识。在加快经济发展，努力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要健全民主法制，加强社会管理，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生活条件，努力建设“生态环境”，加强信用建设，培育公民道德，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必须综合施策，全面推进。要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广泛发扬民主，维护社会安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护资源，防治污染，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推进，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正确处理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要正确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现全面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和发展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要把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把研究解决问题与总结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要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实施“十一五”规划结合起来，确保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紧紧围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促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在经济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和谐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不仅能够满足人的物质、精神以及人的主体意识所需要的。二是表现为财富创造过程的有机性。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文明建设中，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方向，在开发利用自然中，人们能更文明、更科学、更富有远见地对待自然，而不是短视地、粗暴地、盲目地将自然视作人可以任意掠夺的对象，人们只有自觉的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生存与价值的有机财富，才可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创造财富过程中，始终把握住满足人们需要的这一目的，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五个统筹”促进全面发展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它的核心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合理地解决城乡发展的社会成本与合理发展问题。在过去的相当常的时间长河中，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始终游离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轨道之外，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既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更受人们习惯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方面，过多地分担了改革与发展的成本，而没有得到应得的实惠。这是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因而，统筹城乡发展，充分发挥城市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辐射作用，让人们更自由地选择生活工作的居住地，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二）统筹区域发展。是校正区域之间发展成本的关键。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实施，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起到了重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它通过非均衡发展的示范效应，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带动作用，为今天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中部地区发展的大崛起，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因而，统筹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是保证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必需的。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协调社会经济不同部门之间所承担的发展成本，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人除了在实实在在的物质需要的外，他还有自身的政治需求，有满足其精神需要的文化需求，有进一步提升自身各种素质的要求，因而，在加大经济发展的投入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民主政治、科教文化、卫生事业的齐头并进，加大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建构完善各种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机制，形成调节各种利益冲突的缓冲机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质量，让人民心和气顺，生活殷实。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除了当代人可能面临的环境困境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大国，人均资源有限，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实质是在代际之间合理地分摊社会发展的成本。我们坚持协调、持续的发展观，就必须把当代的发展可能造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存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就必须摒弃大量消耗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始终不渝地坚持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一，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道路。要统筹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一方面要积极使经济运行适应国际市场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规则的制定，使之与中国的经济完全、发展利益相一致。因而，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理顺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让创造财富的企业公平负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四、和谐社会是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落脚点是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我们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其目的是为人创造一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科学发展观的特征是协调性和持续性，大家知道，从社会结构要素的协调到利益群体关系的协调，都少不了合作与信任。合作与信任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当今社会中，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纳、认同，信任与合作互助是不可能的。合作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对待另一个利益集团的文明态度，更是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造就社会祥和、文明进步的思想基础。在当代和谐社会建构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他人予以适度的关爱，更容易化解各种利益悬殊所造就的暴戾之气，形成和谐、协调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文明与发展。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3篇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意义的认识
社会科学是人类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在推进地区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的作用十分明显。首先，普及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是繁荣社会科学的一项基础工程。社会科学的发展既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应当成为理论家们自己欣赏的作品，而应当成为各行各业社会实践的思想和行动指导。这就需要大力加强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普及工作，使社会科学的成果进入各行各业，进入千家万户，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内化为人民群众的基本素质。第二，大力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是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现代社会对人的素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既需要自然科学知识的武装，也需要社会科学知识的底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提到科普，一般首先都会想到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不大会想到还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这与我们多年来对社会科学及其普及工作存有认识误区有一定关系。有调查显示，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群众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的关联度呈快速提升的趋势。现在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和行为的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区的盛行，有些社会矛盾频发，人的发展不够全面等，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人们社会科学知识的贫乏有密切关系。第三，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对于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知识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社会物质文明需要社会科学的滋养才能更好地发展。政治文明知识和精神文明知识本身就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普及这方面的知识，能直接促进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人的综合社科知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有助于更理性地看待和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科学地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和谐社会建设中去。
坚持服务全局，保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健康发展
社会科学特点鲜明，具有规范、引领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作用，必须保证社科普及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才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近两年来，我们南京市在社科普及工作中进行了一些探索，搭建了一些科普工作平台，如“市民学堂”、社科普及读物《学习与传播》、社科普及基地、社科知识“五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工程、社科普及讲师团和科普宣传周活动等，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广泛赞誉，在全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几年来的体会，我们感到，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要有很强的全局意识，必须在实践中把握好三个原则：一是坚持把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占领普及工作阵地。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社会科学领域有健康的东西，也有不健康的东西。用科学的思想、精神、方法武装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最重要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让健康、科学的思想文化走入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之中。二是坚持围绕中心工作，把握社科工作特点，坚持社会齐抓共管，提高全民素质的工作思路，使社科事业发展步入快速、良性的轨道。围绕中心工作，就是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使之成为完成党的中心工作的助推器，成为完成本单位各项具体任务的一个配合环节。把握社科特色，就是牢牢掌握社会科学在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规律中的重要作用，把帮助人们理解和驾御社会运动规律，提高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作为根本职能。社会齐抓共管，就是把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行各业积极参与，并且联系实际将其融入到本行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去。提高全民素质，就是始终把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贯穿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全过程，通过提高人们的社会科学素质，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三是坚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让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切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显威生效。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中，用有针对性和丰富内涵的社科知识去拓展人民群众的认知范围，丰富精神生活，培育道德操守，体验审美情趣，升华精神境界，是公众与社会同在、同步、共进、共享的必由之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应当成为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把握的重点，要针对各种热点社会现象组织开展经常性的社会科学知识普及讲座，提高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同社会不良倾向和风气作斗争，形成人人主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氛围。力争通过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使广大群众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受到科学认识和思维的熏陶，提高自身的社会科学素养。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4篇
第一，和谐社会是能够创造极为丰富的有机财富的社会。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离开人的需要，为了发展而发展，甚至为了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为赶超英美而举国进行的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还有在改革开放中，局部地区和个别领导人心目中所形成的GDP崇拜，无一不是离开了人的现实需要，而为某种虚幻的目标服务。当人们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时，其结果必然导致大量的资源被消耗和掠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的严重破坏。这种离开人的具体需要而创造的财富，很难表现为可供社会支配的有机形态，它所耗费的大量有限资源，其产出的结果成为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毫无用处的负支出，甚至变成了制约发展的沉重包袱。这种情况在过去以增长为主要目的的发展观中，多有表现。它们往往由于决策失误或短视的选择，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大量产业雷同、重复建设，由此而形成的一个个半拉子工程、烂尾楼工程等，使得这部分社会财富表现为无任何发展动力的无机性。
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求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协调性既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又体现在发展的最终结果中。这种协调性使得和谐社会的和谐，不仅表现在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要在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因而，与以往的时代不同，和谐社会是能够创造大量有机财富的社会。
和谐社会财富的有机性有多种表现，一是社会财富构成要素的有机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和谐社会的财富不仅在构成要素之间是多元统一的，既表现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素有机结构的协调统一，更表现为财富最终形态的协调统一，它能够满足人的物质、精神以及人的主体意识所需要的。二是表现为财富创造过程的有机性。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文明建设中，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方向，在开发利用自然中，人们能更文明、更科学、更富有远见地对待自然，而不是短视地、粗暴地、盲目地将自然视作人可以任意掠夺的对象，人们只有自觉的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生存与价值的有机财富，才可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创造财富过程中，始终把握住满足人们需要的这一目的。因而，社会有机财富必然要体现出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把效益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在坚持加快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举的同时，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三是表现为人们财富支配方式的有机性。社会有机财富的极大丰富不仅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及财富最终形态相关，同时也与人们支配财富的方式有关。它体现了财富分配制度的巨大改善，正是在财富的转移过程中，财富的有机性最终得以表现出来。在和谐社会里，财富在国家合理的财政政策的支配下，能够顺利地在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和谐地变换形态，这是有机财富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它除了实现自身物质形态的增殖外，它还具有制造社会祥和气氛的作用。因而，它的目的是双重的，它具有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多向转移性，而不仅仅是少数人财富的原始积累的工具。
和谐社会有机财富的增长，与物质文明的提高是相伴生的，社会的有机财富既可以直接指向人们的眼前的消费，也可能表现为作为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它转换的形态与社会各阶段相适应。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紧紧围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创造社会有机财富开辟道路，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促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第二，和谐社会是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合理分摊改革与发展成本的社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社会各项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创造更富于人性、更适合于人类居住与生存的人文社会环境。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总是有一定风险与代价的。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若只注重扩张财富无限增殖的本性，发展的成果就有可能被少数人拿走，而与此相伴的各种代价，比如空气、生态、水资源的恶化、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精神与肉体的无限透支，就会被大多数人承担，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的整体和谐。目前，我们所力求“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策取向，归根到底是重建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发展成本的分摊机制。
坚持“五个统筹”，首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它的核心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合理地解决城乡发展的社会成本的分摊问题。在我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城乡政策中，作为区域的广大乡村、农村，与作为产业的农业以及作为居民身份的农民，始终扮演着为我国城市兴旺发展单向作贡献的角色，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始终游离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轨道之外，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既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更受人们习惯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方面，过多地分担了改革与发展的成本，这是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因而，统筹城乡发展，充分发挥城市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辐射作用，加快我国居民户籍制度改革，让人们更自由地选择生活工作的居住地，这是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并解决城乡差别的大政策，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其次，统筹区域发展同样是校正区域之间发展成本的整合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利益比较机制的作用，顺利地吸纳了中西部落后地区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有着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通过非均衡发展的示范效应，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带动作用，也为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培养了适合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类管理人才，为今天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中部地区发展的大崛起，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因而，统筹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通过东西互动、尤其是东部对中西部的智力、技术的反哺，减少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必要的代价，是保证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必需的。
再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本质上是协调社会经济不同部门之间所承担的发展成本，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人除了在实实在在的物质需要的外，他还有自身的政治诉求，有满足其精神需要的文化诉求，有进一步提升自身各种素质的要求，尤其是无论人的物质生活被提得多高，始终也无法代替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诉求。因而，在加大经济发展的投入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民主政治、科教文化、卫生事业的齐头并进，加大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建构完善各种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机制，形成调节各种利益冲突的缓冲机制，以及表达各个利益群体愿望的政治协调机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质量，让人民心和气顺，生活殷实。
复次，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除了当代人可能面临的环境困境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大国，人均资源有限，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实质是在代际之间合理地分摊社会发展的成本。我们坚持协调、持续的发展观，就必须把当代的发展可能造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存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就必须摒弃大量消耗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最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始终不渝地坚持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一，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道路。要统筹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一方面要积极使经济运行适应国际市场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规则的制定，使之与中国的经济完全、发展利益相一致。目前，我国为刺激出口而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它在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同时，也利于出口所服务的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了非出口企业与出口企业，在分担社会发展成本方面的不公，而这种不公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出口退税实质是中国这样的中下等收入国家，间接地向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进行中央财政补贴，且它的支出已达到我国中央财政支出的20%-30%。因而，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理顺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让创造财富的企业公平负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第三，和谐社会是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不是指社会的个别集团，也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符号，他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公民。“以人为本”的落脚点在于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我们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其目的是为人创造一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科学发展观的特征是协调性，我们知道，从社会结构要素的协调到利益群体关系的协调，都少不了合作与信任。合作与信任是和谐社会的灵魂。
在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劳资关系发展的轨迹往往经历了从初期剧烈冲突，到通过谈判和沟通、实现和谐相处。这种从尖锐的对立到利益的协调，正是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在相对公正和公平的制度下所形成的合作与信任的结果。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纳、认同，合作互助是不可能的。合作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对待另一个利益集团的文明态度，更是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造就社会祥和、文明进步的思想基础。在当代和谐社会建构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他人予以适度的关爱，更容易化解各种利益悬殊所造就的暴戾之气，形成和谐、协调的利益关系。如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接纳，不能仅仅停留在接纳的农民工所提供的廉价服务上，更应该把他们当作一个与我们每个人具有同等的尊严与平等的人格的人来接纳，他们既有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需要，同样，也具有人的精神需求，他们是应该享受他们为之贡献的文明成果的人，而不是一个未能泽被现代文明的异类。这种接纳与认同，既依赖于我们的道德勇气与宽广的胸怀，更依赖于全社会成员保持一颗平常心，把他人看作自身发展的合作伙伴。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5篇
改革开放以来，转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在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成为表述中国社会转型路径的代表性语言，主导着中国研究的话语。深入研读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尽管学者们已经清楚地阐述了社会转型造成的社会流动、阶层分化和社会差异问题，关注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有机体的破坏、中产阶级等新兴利益群体的社会功能，以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社会断裂和社会转型陷阱[1]等问题，但在“发展代价”和“区域差异”等研究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陷。笔者将围绕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东西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西部人的视角深入反思“区域协调发展”语境下的西部发展和转型路径，重新梳理发展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为重新认识与解读“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就的上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逐步成为热点。victor nee于1989年提出市场转型论，从而掀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热潮，先后诞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解释范式。综合起来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学者在研究中大都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政体主导的国家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主要关注方向。在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是另一个逐渐受到学者重视的问题，并在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明晰化。
与上述转型发展和合法性问题共生的，还有“区域差异”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尤其是中国的东西部差异问题。目前，对东西部差异关系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社会学对此方向的关注甚少。社会学研究的缺失，导致人们只关注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的经济差异与不平等，却忽略了西部自身社会结构的失衡、西部社会如何转型发展和向何处去的问题。这种忽略还造成了一个意外性的后果，即对西部的群体性事件和近年来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简单化认识，不能从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解释其因果。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非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基于东西部差距的社会不满情绪也是普遍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地方官员和知识阶层非正式场合的经常性话语，谋求改变已经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共同期待。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1994年起开始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在1999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2011年开始了西部开发的第二个十年战略，但一些官员、媒体和学者都已经敏锐地发现，社会转型出现的既得利益群体与精英集团现象，而且，这些群体有将社会定型化的倾向。[2]进言之，从地域差距来讲，东西部差距问题依然存在并有被拉大的趋势，一些原本被作为表现西部大开发政绩的大型工程，如西气东输项目等也开始受到质疑，甚至有西部地方官员明确表示：“西煤东送、西电东输、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犹如抽水机，将西部优势资源形成的税收源源不断地抽走，造成了东西部收入差距拉大。” [3] 因此，如何衡量和评价中国区域发展中的社会结构性失调问题，是社会学研究者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纵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轨迹：建国初期，中国的发展照搬苏联体制，建立了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国家计划主导着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也“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决定生产定额和价格，从而取代市场非人格化的、不确定的结果”。中国西部作为富于资源和广袤土地的地区，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战场，自然也成为实现现代化理想和实践计划经济最富有成果的代表性的区域之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西北地区不仅成为工业能源、矿产资源的主要供应地，也成为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核工业等重型工业的生产加工基地，西北边疆还一度成为有志青年实现人生理想的最佳目的地。即使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远远不如东部地区，但计划体制下的工资福利制度不仅没有使到西部工作的干部、工人、士兵感到不公平，反而使其产生一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荣耀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三线建设”时期，即使在“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基于计划体制的发展格局和分配制度仍有效地支撑了西部的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现实，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4]东部地区就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验田，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金、人才甚至舆论等都以腾飞的速度高度集合供给，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胶东半岛、环渤海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成为首先受惠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在这一大棋局中，自然就成为原料、资源、能源、人才甚至资金的供应基地和补给站，也必然成就了西部发展的下面“五大特点”。其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大局”中，把中国西部置于“后发展”的地位；其二，“西部计划、东部市场”的差异化经济政策，以“剪刀差”的方式直接剥夺了西部地区和企业的利益；其三，“集全国之力重点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金融政策，严重抑制了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企业的成长空间；其四，西部地区环境条件恶劣、经济落后，西部人“野蛮”、“封闭”、“保守”等认识，严重打击了西部人发展的信心；其五，西部民族地区“只求稳定、不图发展”的社会管理理念，直接制约了地方政府官员开拓进取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形成“国家战略主导、部门各显神通；中央分配资源、地方跑部钱进；东部飞速发展、西部自然渐进”，东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西部“力争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现代化建设格局。
事实上，由于体制的限制，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所能利用的有效资源，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是国有垄断企业控制之外的房地产税等，邓小平战略所构想的“两个大局”中的第二个大局，即“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东部已经开始关注和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国家垄断等原因，导致东部地区的资本更多还是投向了西部的房地产等可预期的盈利项目，真正能够在西部地区形成产业集群、有产业培育和再生能力的项目微乎其微，这就难免引起人们对于进一步出现“资本掠夺”现象的担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东部逐渐奠定了经济领先地位并拉大东西部差距，西部则在发展中被远远抛在了后面。这种以东部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导了中国现代化建设30年。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背后，社会失衡、社会分化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是一种以牺牲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不完整的现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内部殖民特征的现代化，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中，以资本为主体的东部支援（主要指对口支援之外的资本进入）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亚于依附理论所提出的“跨国公司的依附”，这种依附的实际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内部殖民”式的依附还是“跨国公司”式的依附，都是中央政府主导战略的直接后果，它不仅会影响到西部地区发展的现实状态，最可怕的在于它还将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未来前景。
如上所述，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逐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的一个重大举措。“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众多工程项目相继实施。2000～2008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的重点项目达到102项，总投资超过17400多亿元。[5]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位”下降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西部贫困和落后的面貌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向东部输送资源和能源为特点的开发项目，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力，反而弱化了西部的优势；大型项目尤其是重度污染工业项目在向西部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单一性依靠开采和向外输送资源的发展模式，加剧了西部的资源消耗过程；缺少产业基础的开发积累而导致的劳动力流动，进一步削弱了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使原本脆弱的西部再生产能力日益降低。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也正在生产着影响西部地区健康发展的难题，造成西部难以摆脱的“发展危机”，其主要表现有：
1.富饶的贫困。西部坐拥优势资源却不能依靠资源致富，成为发展中一个奇特的现象，“富饶的贫困”与“甜蜜的悲哀”，依然是“今天的村庄”唱着的“过去的歌谣”。
2.发展的路径依赖。（1）输血式的发展依赖。西部发展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相关的项目投资。（2）增长的“例行化”与依赖。在西部发展的过程中，gdp崇拜特征明显，为了增长而“制造项目”和不顾自身能力超前开展城市建设、“寅吃卯粮”大肆举债，增长依赖成为地方政府无法迈过去的门槛。
3.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在西部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规模化流动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不仅带来了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等问题，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也使得西部农村社会结构面临剧变。一方面，原有的传统文化等因缺乏青壮年继承人而遇到传承问题；另一方面，外出返乡人员给当地带来的文化冲击也动摇着农村的社会风气和行为准则。由于本地经济结构和产业基础的薄弱，西部农村大多数是跨地域的长距离流动，这就导致地域性的青壮年劳动力缺乏，也必然使地方经济发展遭遇人力资源支撑缺少和人力成本上升的窘境。
4.“维稳”与发展的困境。西部近年来涌现的种种群体性事件和民族地区出现的部分危害社会稳定事件，使得维稳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在“稳定高于一切”的理念支配下，用于维护稳定的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意识中，“只要不出事，就是最大的贡献”，“一切为维稳让道”成为地方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情。但事实上，西部的民族、宗教问题与西部的社会转型过程更加复杂、多样，简单的维稳思维难以应对复杂多变、力量交错的西部民族关系，加快民生建设，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转型步伐，已经成为不可延迟的重要选择。
5.“转型”的逆反。在中央政府将西部地区视为东部发展资源基地的前提下，西部经济的增长往往是以资源的加速开发和快速向外输出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丰富的资源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发展包袱”：在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却要面对资源枯竭带来的产业转型，正如中国人口结构“未富先老”的问题一样，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地方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逆转型”现象[6]是西部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困境，“未转先衰”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转型逆反”问题。
二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整体设计中，现代化理论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化的理论思维也牢牢控制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话语权。从上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到六七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从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消除落后、走向现代经济与现代社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然而，在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成就的今天，社会转型的任务依然严峻；创造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国人突然发现高速发展不仅带来经济效益，还有可能带来更加可怕、更加严重的“中国问题”：当“人口红利”即将耗尽时感受到的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在“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和粗放式利用之后产生的资源紧缺危机、忽略环境保护甚至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生产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萎缩、发展速度减缓和通货膨胀，城市化进程加快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土地财政”和“政绩工程”带来的房价疯涨和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种种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在长期高速增长和繁荣发展背后，困难和危机问题被长期的繁荣增长所遮蔽，忽略均衡发展、牺牲区域利益、期待以发展速度“一白遮百丑”的“线性发展”理念，恰恰是现代化理论最受人诟病之处。
虽然现代化理论在60年代就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质疑，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却没能有效地吸取学术界的意见，以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计从理念到路径都沿袭现代化理论，从而也就难以避免现代化所伴生的种种弊端。即便“区域协调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都带有明显的现代化理论特征。虽然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产业调整、资源禀赋等一系列可能改变西部发展方式的问题，但在制度安排上并没有真正顾及到西部的开发主体，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实际的利益需求和现实参与的可能性。
按照依附理论的解读，西部地区的“欠发达”是与东部地区的“高速发展”和“发达”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西部的“欠发达”就是国家战略和东部地区“发达”的“产物”。这种状况不仅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实行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源于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双轨制”，即对原料生产企业实施严格的计划调拨，而对来自于“发达地区”的加工企业则按照“调拨价+回扣”的方式提供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以“找关系”、“批条子”和“对缝”为特征的“全民经商”大戏就在中华大地展开。在这场足以撼动中国社会和文化根基的大戏中，权力主导着资源，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平等交换”成为富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则”，并且逐步被固定化为中国社会普遍适用的“基本法则”。同样是在这场大戏中，在享尽政策、资金、市场条件、发展机会等便利之余，一些东部地区的领导、企业、社会公众还得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那就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条件艰苦，西部地区的人民既傻又笨还不开放。在这样的语境下，原本还在以西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的西部学术界也开始了“思路的转向”——人们纷纷在西部人“土”的基础上去研究自己究竟“土”在那里，怎样通过“解放思想”去改变自己“土老冒”的形象等[7]。源于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而产生的“落后”和“欠发达”，被建构成普遍接受的通则式的“西部话语”，这不能不算作西部人的另一种“悲哀”。
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考察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们不仅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的确存在“中心—边缘”的制度架构和现实格局，也能在这种关系结构中感受到实际存在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通过中央政府这支“有形的手”建立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之上的，同时，中央政府也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补偿；但是，这些建构在制度和宏观政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格局对于西部的伤害是触及筋骨的，也是长期的、稳定的，并不是简单依靠“救助与救济”式的方法就能够解决和改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实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层面的两大区域之间实行相同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典型案例如东西部的高等学校，在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条件下，当大量的西部人才甚至是优势的学科资源都已经集中流向东部院校之后，再实行“东西部高校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以统一的政策、相同标准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西部高校和教师与东部一样参与所谓的“公平竞争”，这即使不是一种戏弄，也形同一种嘲讽。病态的竞争产生的结局一定也是病态的。
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结构中思考西部的发展问题，我们明显看到了中国社会实际上也存在着“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同的是，这种结构并不是世界体系理论所指称的在世界范围内用以代表少数富裕国家、最贫困国家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国有垄断企业构成了事实上的最富裕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可以借助“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直接控制中国境内的所有资源，进行开采、开发、分配和经营，还能够以国有企业强大的资金和信用介入他们认为有前景和效益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绝对劣势的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往往只能以争取到国有大中型垄断企业的投资项目作为自己的政绩，因而，尽心尽力地讨好垄断企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条件”，包括牺牲一些地方利益（土地、资源、环境、利润分配、配套条件等）。相对于国有垄断企业，东部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没有垄断地位和强势手段，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处于“半边缘”状态的“次强”力量。但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强势企业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国有垄断企业一样，也参与到“开发”和“经营”西部资源的过程中，他们也自然地成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主动争取的“财神爷”。尽管他们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没有中央垄断企业那么“强势”和“真实”，但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项目带动”政绩观的拉动下，这些“外来的和尚”所念的“经”的确比本地的企业要“好听”得多。例如，西部地区的“博览会经济”中见诸报道的“签约项目”和“签约金额”多得惊人，如果要把某一个城市近几年博览会（贸易洽谈会等）连续的吸引投资数额加起来，人们就会发现完全可以造一个全新的城市了。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外资项目”实际上相当多使用的还是当地的贷款额度和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实际的“投资”能占到项目所需资金的30%已经相当可观，辉煌“政绩”掩盖不住东部地区政府和企业前来“淘金”的现实！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解释，边缘地区的不发达并非仅仅是中心地区扩张的结果，而是中心扩张、边缘的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发展政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世界体系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是由于生产分工而导致的，因此，要改变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完全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模式。就中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而言，要改变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格局十分困难，因为“国家所有—中央集权—国有企业负责开发和分配”的整体结构是很难改变的。这些资源的开发者、分配者本身就是以营利为目标的经济实体，他们依托国家权威合法地获取了资源的开发权和分配权，又依托国家获得了几乎无穷大的财力，因而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即使是开发西部这样的国家战略，开发的主体也是“国字号”的经济大鳄，他们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当需要控制资源时他们代表国家，当需要分配经济利益时他们又是企业，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需求随时转换角色，进而达成自身的现实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由他们规划、设计、开发的项目，能够在西部地区形成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让这些垄断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也是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所抛弃了的一种“过时”的做法。
三
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就成为解决西部地区被边缘化的最有效的方法。所谓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是指在发展进程中充分尊重不同地区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自身发展的自决权，真正使发展的“区域法人实体”成为有权利参与发展战略规划、设计和开发的“法人主体”，使“当地人”有可能成为本地区发展的战略规划者、资源支配者和利益分配者，通过保证他们平等的参与权来实现整个经济体系中分工结构的调整和改变。具体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结构中，就是要求中央政府通过改变对于自然资源的控制方式，将自然资源从法理上“让度”（或是还给）给所在地方的政府，承认地方政府和全体人民对资源的所有权、开发权，国有企业通过向地方政府购买开发权的方式共同开发、共同享有资源的支配权和利益分配权。这样，既能够保证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有效控制，限制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随意掠夺性地开发，又可以充分调动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围绕资源禀赋设计具有可持续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培育支撑地方产业发展的产业结构，摆脱“被支配”的困境，从而实现沃勒斯坦所期待的，使“边缘国家”和“边缘地区”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这不仅是边缘化地区的强烈期待，也是中国社会完整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实现“边缘国家”或“边缘地区”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有赖于对发展理念的重新理解，也有赖于“发展社会学”范式的转变。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西部的发展困境和面临的问题已经很难用单一的发展理论做出解释，这种发展的困境不仅是制度化的，也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被再生产出的更多非预料性的后果，如贫困的依赖问题以及社会转型的“逆反”问题，并杂糅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种种因素。面对20世纪晚期以来中国西部面临的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质疑现有的发展理论是否依然适用，能否有效地解释这些新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困局非常重要。社会学家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发展”到底发展了些什么？如何从更长期、更广泛的视角来反思中国的发展及其代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