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全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Abstract:Exploringthephenomenonofglobalizationhasbecomeafrontiertheoreticaltopicin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StartingwiththepopularizationofEnglishintheageofglobalizationanditsimpactonChinesecriticaldiscourse,theessay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strategies:confronting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andmasteringtheEnglishlanguage,bymenasofwhich,puttingforwardChinesecriticalstrategiesincommunicatingwithWesternscholarshipinanattempttoconstructChinesecriticaldiscourse.Totheauthor,itwillcausetheendofChina’sopennesstotheoutsideworldtobeviolentlyopposedtothepopularizationofEnglish,butontheotherhand,Chineseculturalidentitywillbelostifanall＿roundWesternizationispracticed.Keywords:globalization,English,criticaldiscourse,postcolonial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0)08-0048-04

作者简介:王宁(1955-),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西方文论,文学翻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2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参考文献:

[1]Bhabha,H.TheLocationofCultur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4.

[2]Said,E.Orientalism.NewYork:VintageBook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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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pivak,G.C.ThePostcolonial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Ed.SarahHarasym.NewYork:Routledge.1990.

[6]Spivak,G.C.OutsideintheTeachingMachine.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3.

[7]Wang,N."TowardaNewFrameworkofComparativeLiterature."CanadianReviewofComparativeLiterature.23.1:90100.1996.

[8]Wang,N."PostcolonialTheoryandthe’Decolonization’ofChineseCulture."Ariel.28.4:3347.1997.

论语全文范文第2篇

讨。分析了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特征。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化传播语境；地球村

全球化是当今社会一个典型的特征，已不容忽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第二期推出了“全球化”专辑。主持该期专辑的格雷厄姆·汤普森在《导论：给全球化定位》一文开篇就对全球化的显著性定了位：“‘全球化’一词已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一术语不仅仅用于分析国际经济的性质，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是采取真正跨学科研究方法来对社会作整体的分析。”⑴汤普森讲了这样几层：其一，肯定“全球化”一词的学科重要性；其二，点明了“全球化”由国际经济领域衍生出来，又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特定性，具有了宽泛的包容性；其三，指出了全球化现象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整体视野。本文试图对全球化传播语境作点粗略的探讨。

全球化传播语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1962年，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著名的“地球村”概念。1969年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中正式提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⑵麦克卢汉肯定电视的威力而提出了“地球村”（globalvillage,又译“全球村”）。后来，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则对麦氏作了点校正。他说：苏联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全球信息革命的开始，这是正在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其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开启了全球卫星通讯的时代。正是人造卫星把地球变成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全球村。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促成全球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通讯卫星。⑶阿里·既承袭又超越了奈氏的看法：“通过消除地理距离，卫星传播是市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⑷这里的不同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回答“是什么导致了地球村”的问题，而是直指传播的全球化市场了，回答“是什么承载全球化——全球化的市场。只有进入了真正的市场，全球化传播语境才是现实的。导言中还提到美国学者认为的“全球化”内涵：“尤其是在当代条件下，它指这样的方式，即权力和传播伸展到全球各地，压缩了时空，重构了社会关系。”⑸很显然，它表达了三层含义：一，传播技术缩短了时空；二，全球化中蕴含着权力（power）和传播（communication）的地理流动性；三，作为结果，它要重塑社会关系。这种认识，明显是对麦氏和奈氏认识的发展。当传播技术由电视、人造卫星发展到因特网（lnternet）时，全球化的趋势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奈斯比特所称的“技术催化剂”，如克林顿政府1993年才提出要建立NII（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全国信息高速公路），仅仅两年后又提出要建立GII（Glob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可见，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加速在所难免。

当前，全球化传播语境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全球化传播语境是偏斜性的。全球化语境不是一个中立或中性的概念，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中性过。像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化”这一词语的布热津斯基，意在将美国作为完美的国家范型予以兜售，同时，要让人放弃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可见，全球化最初就被烙上了政治目的，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后来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政治形态的殖民统治让位于经济形态的新殖民主义。很大程度上，全球化语境是以国际经济的依赖特征而为人所熟悉的。更进一步的事实是，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不是大致对等的依赖，而是呈明显的偏斜性特征：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过多地依赖着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资金的依赖、技术的依赖、产品的依赖等等。这种偏斜性特征在传播领域表现得更其突出。西方大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及通讯社垄断了绝大部分的信息传播资源，20多个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仍然在媒体资源和传播能力方面遥遥领先，而许多贫困国家则是媒体资源匮乏、传播能力低下。今年4月，澳大利亚RMIT大学国际传播与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太平洋岛国的媒体和传播发展趋势。其中讲到，像西沙摩亚等不少太平洋岛国传播状况非常恶劣，并不充分的信息传播还主要来自美、法等国。⑹所以，就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也批判地审视道：“目前西方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意味着美国的全球公司能更好地获得全球市场。它们已经处于统治地位了。……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美国一直在领导着全球市场。”⑺

可见，全球化传播语境是异常偏斜的。当前的现实传播语境依然是，与“民族—国家”这种政治主导模式相一致的“民族—国家”的传播语境，因此，全球化传播语境很难凌驾于“民族—国家”传播语境之上。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倒是，尽可能在全球化语境和“民族—国家”语境之间找到结合点。这表明，全球化传播语境中蕴含的传播自由不是无所限制的，它既有着超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流向，又要受到来自特定“民族—国家”的一定程度的制约。这导致的结果是，既培养出一定的世界同一性，又维护着特定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独特性，两者的此消彼长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对此，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变移》中就深刻地质疑道：“全球化传播媒介真会把民族之间的差异同化掉吗？”接着又指出：“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已故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单个地球村落，而是大量不同的地球村——它们都被纳入新的传播系统，同时又努力保持或加强各自的文化、种族、国家或政治个性。”⑻另一位国际传播和新闻/政府关系专家哈森在1999年最新版本的《世界新闻多棱镜》中，对托夫勒的总结还是深表认同。⑼

其次，全球化传播语境中的传播理念是多样化的。全球化传播中既敏感又重要的一块就是新闻传播，所以这里以新闻传播理念为例。赛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将全球的新闻传播理念按国家的政治体制分为四种，即集权主义理念、自由主义理念、社会责任理念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理念。后来的学者又有所修正，比如哈森就在《世界新闻多棱镜》中剔除了第四种，而加上了发展理念、革命理念两种。不管怎样，这都表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全球的新闻传播理念是多样化的。由此引出的关键问题是，当今，全球化语境并没有使新闻传播理念达成全球的统一，它说明了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呢？至少说明，新闻传播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而绝不仅仅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传播。新闻传播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来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鉴于当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格局，那么可以预测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化语境虽有更其强劲的信息技术支撑，但新闻传播理念多样化并存的格局仍然会大致持续下去。承认现状的同时，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全球化语境中到底有没有建立全球统一的传播理念的必要，如必要，可能性又在哪里呢？这是应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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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问触及的是尴尬的现实。国际层次上，有关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主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展开。而随着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有关新闻流动的争议也结束了。哈森指出：“1990年5月，联合国负责信息政策的一个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不再考虑有关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政策问题。西方外交官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指出它标志着这场争论在联合国的结束。……驻联合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鲁道夫指出：‘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⑽

我们应该从信息新秩序话题淡出联合国这一事实中看到些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一决议利于本来就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强势国家越发占尽强势，而劣势国家越发被挤压而边缘化。这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信息新秩序已经成为过去”，那么严峻的现实又将如何面对呢？在性质上，联合国是各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连各国政府都无法通过该组织商谈出一个有效的、各方满意的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方案，那么，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发展又应当怎样处理与“政府”这一控制力量的关系呢？话题虽然于相互妥中淡出联合国，却并不意味着矛盾的不再存在，并不意味着跨国界的传播就能肆无忌惮地洞穿政府这一对本国具有绝对的统治机构。全球化传播语境自然要求信息传播的自由流通，但各国政府也自然会为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施加限制。这样一来，全球化传播语境恐怕并不能得以顺利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传播语境应包括两个最为基本的方面：一，传播是“全球化的”（globalized）。国家这一主体对新闻传播的限制大大减小，新闻传播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二，新闻传播有着大体共同的传播语境，具体表现在比如新闻选择中大体一致的价值判断，受众解读中大体一致的文本解读等。如果按照这个基本标准，不但目前上未不存在，而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语境。要同时做到以上两点是困难的。阿里·说：“今天，全球化的最大意义之一就是所谓‘信息自由流动’。如果，我们将CNN视为一个全球公司，其主要功能是新闻和信息，但是它的新闻主要是以美国的观点来建构的。”⑾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传播语境在当前必然是一个被过滤了的传播语境。第一道过滤器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政府让一些信息入境，淘汰掉其他的信息。第二道过滤器是受众，他们以自己的文化语境来过滤外来的信息传播。至于说可能的取向，则是复杂的问题，须得分析各种变量，比如经济变量、政治变量、文化变量等等。比如，有着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法国受众，恐怕更强调传播中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非洲穷国，经济上政治上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受众可能会出于要摆脱贫困处境的心理而极大地接受美国塑造的传播影像。鲁迅先生著名的“拿来主义”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我们应当恪守的如何过滤的原则。

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到底是出现奈斯比特说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强劲复苏，西班牙会更加西班牙化，中国会更加中国化呢，还是会出现更加的同一呢？我们应当追踪全球化发展的步伐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⑴[英]格雷厄姆·汤普森：《导论：给全球化定位》，《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2期

⑵[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⑶[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⑷《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第3页，editedbyAilMohammadi,SagePublications

⑸同上第3页

⑹《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5期

⑺《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第3－4页，editedbyAilMohammadi,SagePublications

⑻[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变移》，第318-3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⑼[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第158-159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论语全文范文第3篇

青少年媒介语言素养教育，就是培养青少年对各种媒介资讯的解读、辨识、批判能力，以及利用媒介资讯帮助个人成长、发展的能力。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生活与大众传媒水融。青少年学生与各类媒介的接触更是频繁。大众传媒提供了一个比家庭和学校教育更为生动有趣的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平台和窗口，丰富多彩的传播形式适应了学生活泼好动、个性凸现的特点。因此，对于身心正在迅速发展、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正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学生，传播媒介对其的影响不容忽视。青少年的媒介语言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二、媒介语言素养教育与高中语文的关系

（一）信息化时代对语文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

伴随着多元媒体阅读时代的到来，语文学科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纯文字文本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教学，而应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积极开发多元媒体的语文课程资源。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将网络文本、广播影视、广告等应用于语文教学，为学生提供多元的阅读媒介，搭建媒介语言素养教育的平台，培养学生信息鉴赏、批判和加工能力。信息化时代下的语文学科，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

（二）新课程语文教学需要媒介素养的介入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规定：“未来社会要求人们思想敏锐，富有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应在继续提高学生观察、感受、分析、判断能力的同时，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使学生增强探究意识和兴趣，学习探究的方法，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思维的敏锐力度和批判性思维越来越被人们推崇，这也成为语文新课程的核心内容。这种思维的批判能力恰恰符合媒介语言素养的特点，媒介语言素养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语文新课标形成交集。培养媒介语言素养成为实现新课程语文标准的有效途径。

（三）语文课堂教学难以回避媒介信息的涌入

我们的语文教材越来越贴近生活，与媒介信息紧密相连，课堂教学不该也不能回避媒介信息的涌入。我们必修1课本“梳理探究”模块《新词新语与流行文化》，将一部分新生词和流行语进行归纳总结，以引导学生正确的对待网络语言和流行文化。必修4中的“梳理探究”《影视文化》“影视百年”“文学与影视”“大片”“国产影视”，欣赏影视表演，欣赏影视语言，语文教学与媒介素养在语文课堂完美地融合了。语文越来越贴近生活，语文课堂教学难以回避媒介信息的涌入。

（四）媒介素养与语文应试紧密关联

《高中语文新课标》要求：“高中语文课程，应注重应用，加强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联系，加强与其他课程的沟通，更新内容，以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也使语文应试与社会媒介越来越紧密关联。

（1）语言运用题的设题也讲求时代性

2014年马鞍山市语文的几次模考，语言运用题非常关注当下：二模中关注“雾霾”，三模中关注“浮躁的国学教育”、“出彩中国人”“中国好声音”，还有一档访谈栏目--2014年3月11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要求根据交谈的内容，在文中横线处填上适当的语句。访谈栏目题型的设置，是媒介素养在语文学科最佳体现。

（2）几乎所有的优秀作文题都具有极强的时代性

2014年的马鞍山的三次模考作文也是如此，尤其是马鞍山二模。作文极具针对性，材料如下：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选自《论语》）（庞恭）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选自《韩非子》）。这次作文命题直接引导学生在媒体信息极其丰富的时代，如何进行正确的辨别，合理地选择。引导学生对“道听途说”的信息，需有冷静的判断。今天的语文应试绝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与现实社会的贴近，与媒介结合，是语文学科设题的方向和宗旨。媒介语言素养与语文应试紧密相连。

三、如何开展高中语文媒介语言素养教育

（一）构建多元化的语文课堂教学

首先要选择丰富的学习内容。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学生的学习内容被各种媒介放大，传统媒介（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与新兴媒介都为学生提供了种类繁多的“课本”。就教师而言，要转变观念，甄别筛选，将其合理地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来，充分利用媒介信息的便捷与优势，选择丰富文本阅读内容。第二，要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语文教学也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运用多媒体教学，将网络资源引进课堂教学，以培养学生信息整合能力、思维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媒介语言素养。

（二）以文本为主线，进行多角度媒介对话

语文教学中，最容易出现唯“教材论”，即在授课的过程中，难以走出教材的范围，很少对教材的知识进行介绍和比较。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去育人。教师要不断从各种渠道搜集有用材料为学生提高多元化自主解读。如在上《雷雨》时，在多元自主的解读文本同时，将《雷雨》电影、话剧提供给学生，让其揣摩不同的剧作语言，感受作品语言的魅力。

（三）通过大众媒介，引导学生时刻关注生活

在进行媒介语言素养教育时，我们应选择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事件，引导学生关注、探讨，以从中得到启发。关注社会热点，引导其自主查阅资料，培养学生选择、重构、归纳、总结等媒介素养能力。

（四）开展媒介交际实践活动

所谓媒介交际活动，就是以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广告、报纸等为载体，以丰富多彩的媒介信息为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媒体交流和制作为目标，使学生成为一个有鉴别能力、爱思考的主动学习者。语文课堂要把媒介语言和听说读写视融合在一起，在获取媒体信息的同时利用媒体激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在与各种媒介互动的愉悦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信息鉴别、批判和加工能力的培养。众所周知有争议的、有一定影响的事件往往会引起多种媒介的关注和报道，我们可以让学生倾听不同媒体的声音，体会视像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异同；甄别中外媒体所体现的不同立场，受众对不同媒体所激起的情感反映的异同。学生通过不同媒介获取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从不同视角，在对媒介信息和话语进行分析、鉴别的基础上提升批判性媒介语言素养。

四、结语

论语全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跨文化传播已经势不可档，但在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弱势的国家由于持续的文化逆差有可能面临文化殖民的危险。这与其经济基础薄弱、不注重保护本土文化、缺乏文化创新有直接关系。这种形势之下，弱势国家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首先要接受跨文化传播，其次对输入的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外在自身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还要讲究传播策略。

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下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匡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lion )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您队形式上讲，跨文化传播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一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进行的传播，这种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贴近，也更容易被接受。

跨文化传播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文化的输人方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输出方，为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文化的输人与输出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剪刀差”的问题。客观的数字表明，跨文化传播双方的文化流通量并不是对等的，甚至是差异悬殊的。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欧洲电影市场的75%以上是被好莱坞电影控制的，欧洲电影票房收人的75%以上也是被美国制片商拿走的，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人就达is亿美元。虽然欧洲有着比美国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在跨文化传播上却败下阵来。就像一位法国学者所言:虽说法国也是强势国家，但在美国文化面前法国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

欧洲尚且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人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人达3654一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人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人的总和。虽然该数据显示的只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但更深层反映的却是我国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形式之下，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文化输人大干文化输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

其实这种文化逆差对输人方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威胁。因为多年的文化逆差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外国文化的呈几何数增长，而本土文化却被一再稀释，最终在外国文化的包围下消解。文化殖民也就此产生。

所以，跨文化传播对那些处干传播弱势的国家来说，只能是一个经历了文化逆差和文化渗透之后走向文化殖民的过程。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主义的味道，但确实可能。文化殖民不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个严重的威胁，更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时的国民无异于外国的文化奴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脊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化逆差甚至文化殖民的出现呢?

第一，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受跨文化传播之战。跨文化传播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市场的开拓，每一环节都是以大量资金投人为保障的，没有经济支持，跨文化传播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作为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为了进人中国的市场也确实“破费”不少。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场这一切是一般的传媒公司承受不起的。恰恰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也都是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曾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当年的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使他们历经百年也难以恢复。当武装侵略已成往事，新一轮的跨文化传播之战袭来时，他们仍无力抗衡，再次面临被殖民的危险。

此外，跨文化传播需要足够的技术支持，无论是信息的发射还是接收，都需要极高端精密的设备，这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但一些国家由于受自身的经济实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完备的传播系统，在本国内传播还是个问题，更不要说跨国传播了。据统计，全球至少有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光是技术成本这一项就不知要使多少国家望而却步。

第二，缺乏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致使本土文化流失严重。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式，这些历经千百年锤炼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文化维系着民族的融合和种族的延续，文化促进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但现如今，本土文化流失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拿我国来说，端午节本来是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但前些年韩国却要将端午节申请为本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后来证明是一场误会，但这也确实应该使国人反省。现在一提起端午节，恐怕马上联想起来的就是吃粽子，关于端午节的来历、传说、习俗恐怕都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再拿古建筑来说，原来古老的四合院、胡同在现代的推土机之下也早已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几经复制的高楼大厦，穿梭在这些水泥森林中间，实在感觉不出中国的特色，也找不到与别国的不同。

跨文化传播对于处于劣势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文化洗礼，对本土文化就是一种挑战，如果自身对本土文化都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只能在后代子孙手中消散。

第三，文化理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征，而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博纳和创新，文化创新不仅能丰富原有的文化，而且可以使本土文化走的更远。但事实表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往往缺乏这种文化创新意识，只知道啃老祖宗留下的摸，多年来所炫耀的文化永远是一成不变，再美味的汤也有喝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确实需要向跨文化传播中处于领军地位的美国学习。那就是不断创新，博采众长，提升自己。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在外国建立多所孔子学院，虽然我国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播，但内容却总是老一套，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文化创新，其传播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已经全球化，既然跨文化传播不可抵挡，既然这种大局不可逆转，目前处于弱势的国家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自怨自艾，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争取在传播单渠道、传播霸权之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首先，弱势国家应该打开国门，接受跨文化传播。现在已经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闭关锁国也根本不可能，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迎接，而且外国文化中确实也有很多先进的思想、技术、理念需要我们学习，如果能恰当的吸收这些先进文化，对弱势国家是大有裨益的。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可以让弱势国家直接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从更高的起点上开始发展，比自己脱离世界闭门造车要实际的多。

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思想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同样适用。

其次，对待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够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固然是好，但涌进来的往往是鱼龙混杂。而且一些西方国家还别有用心，在所传播的内容中带有明显或隐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蛊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跨文化传播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所以，弱势国家对待跨文化传播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进步的文化为我所用，对那些埋藏其中的“暗箭”要提高警惕，切不可疏忽大意。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传播时，应始终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要分清主次，铭记本土文化才是主体，外来文化是对本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受其鼓动，否则就太得不偿失了。

最后，跨文化传播时要注重传播策略。弱势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更要讲究策略，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批量输出且面面俱到，弱势国家应选择一条既经济节约又符合本土文化特色且能产生良好效果的传播策略。

(1)选择对方容易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跨文化传播中，内容好固然重要，但传播形式也同样重要，传播中要选择那些喜闻乐见的形式，尽量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中了解本国文化。

论语全文范文第5篇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充满了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话语声音。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被中国近现代文艺界扫描了一次或几次，而真正把握处于思想激烈交锋时代的诗学话语本质并对之重新审视、有意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的努力又不多见。一些文论家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近现代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姿态，必须依赖全盘西化的文论才能概括、提炼出一套“洋话连篇”的中国现代诗学，较少顾及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身上留下的不可抹去的深刻印痕。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是渗透于现代文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它不仅影响着现代文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取向，而且决定着现代文人“中国式”解读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搬用前苏联的文学话语，新时期以后又对西方文学话语亦步亦趋，充满了献媚的热情。在与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多次交流与冲突中，由于着意淡化了自我民族的文学认同，慢慢地形成了目前文学的“失语”状态。

一、“全球化”的文学误读

文学的世界性具有多种涵义：一，它是对某种文学具有的世界所属关系的描述，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公共财产”。二，它表明某种文学达到了为全世界各民族所认同和追求的深刻程度。②曹雪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的作品之所以产生世界影响而为全人类所共有，20世纪欧美文学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对人的关怀上具有了相当的普世性、深刻性，从而预设了一套普世性的世界文学标准。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机会，使中国作家能够寻求一种世界性的话语，让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近现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进大陆，现代意识开始渗透到作家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作家们开始应用现代意识来观照生活，体验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走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意味着一种文学品格与美学原则，其要求文学必须面对当今人类的现实处境，为人类在这一处境中找到精神的支点。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当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人们开始探寻一条以文学现代意识来超越文学的民族意识而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

贾平凹的《浮躁》、铁凝的《玫瑰门》、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或者从农业和现代文明的冲撞、推移着眼，或者从中外文化的渗透、裂变入笔，或者从外在世界的变化与人们生存状态的纠结、震荡出发，他们都力图从民族精神和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掘具体生活场景背后的历史行程和文化嬗变，去取得超出具体题材的普遍意义。然而，总体上文学民族性在全球化语境中很容易陷入迷茫，甚至走失。

探究原因，“全球化”的文学迷思应该是首要因素，因为我们对于文学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就有了“西化即现代化”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特征。这种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理想的思维模式反而导致了“迷思”，例如郁达夫的《沉沦》等自叙传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原罪”意识影响下的性罪恶感过度膨胀，因而自我放逐出精神家园走向绝望；巴金的《寒夜》把启蒙理想和传统价值化身为主人公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汪文宣在二者的夹缝间根本无法生存，只能走向死亡和绝望；而张爱玲的《传奇》则写出了传统美学价值在“不中不西”环境中的种种挣扎，却只能通过畸变和扭曲来表达生存的绝望……诸如此类的例证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深层意识上却有共同的模式，即西方启蒙理想与中国传统价值之间的对立必然导致虚无和绝望。

在某种程度上，就连20世纪中国作家中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难免落入这个“迷思”之中。以“立人”和“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他文学理想的形成实际上得益于摩罗诗人拜伦的个人主义和狂士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鲁迅而言却是一种无法调合的矛盾，比如他一方面痛斥本民族四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欣赏魏晋狂士“药与酒的风度”；一方面以“掮起黑暗时代闸门”的悲壮心理欲全盘否定传统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汉唐气魄的宏放”中寻找民族自信心。这种“全盘西化论”和“新传统主义”的尖锐矛盾多少导致了鲁迅的“无地彷徨”和“反抗绝望”。

事实上，追随西方文学，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因为中国作家有别于西方文化环境和人文精神以及特定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中国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现代性”“迷思”，大致有这样几种模式：割裂了历史的现代精神的“伪先锋”创作；缺乏整体民族意识的民俗的搜奇猎艳；失却了生命豪情仅作为纯欲望存在的个体独白。③

中国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所表现出的“迷思”都有着一定的反民族性倾向，但两者的性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前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叛”，目的是想借助西方启蒙理想来重新建构汉民族的精神家园；后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则真正是对于汉民族文化的“背叛”，目的是肯定和张扬所谓纯粹个体的一切琐屑欲望。当然，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种“迷思”也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汉民族精神家园和文学个性的建构不可能脱胎换骨于异域文明，而只能以此为思想来源和经验参照。

毋庸置疑，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或者从某种标准而言还只是准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已确实对中国文学形成了多种制约，造成了现实的文学困境。

首先从启蒙理想的制约说起。众所周知，所谓“启蒙”即是启愚昧之蒙。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略的问题却是：中国人的愚昧是否就等同于欧洲人的愚昧？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当时愚民色彩极为强烈的基督教和封建贵族的特权，完全是从其民众自身的利益出发才提出了“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响亮的口号。再说到“启蒙”所针对的民族劣根性，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除却本民族愚民的封建制度文化，如果说欧洲民族劣根性的形成是来自于宗教狂热症，那么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形成则是来自于“五胡乱华”、“蒙人南下”、“满人入关”等诸多使得汉民族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而使汉民族意识的淡漠。

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作家们实际上正是在思想上摆脱不了西方启蒙理想的局限，才不能清醒地看待这一切。例如毕淑敏那篇颇有影响的《预约死亡》，书中齐大夫面对英国医生詹姆斯那套咄咄逼人并很具有现实代表性的西方人权观，尽管奋起反驳，言词激烈，但却因为没有更深刻的见地而只有政治大话，最终舌战败北。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思想难以超越启蒙理想这个“束缚”。

其次，在那种平面化、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表象背后，意义匮乏而又媚俗。从现实层面来说，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已然超过了传统启蒙理想，从余华、残雪、韩东等许多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走上末路的“人”已逐渐异化乃至变态。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束缚正在使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放弃了对民族—国家的书写，沉湎于个人“深度体验”的喃喃自语。

第三，那种通过欧美消费模式与“媒体帝国”，将个人欲望掩藏在理性、自由贸易、人道主义价值观背后的盛气凌人的全球化言论，就其性质而言，依然不脱居高临下的传统启蒙理想的窠臼。但因其影响所及的是更为广泛的中国民众，并主要通过叙事图像的直观效应流行天下，一再肯定其自身的文化霸主地位，实际上就在有意无意地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制导着当前中国通俗文化的创作思路与理念。以《卧虎藏龙》与《蜀山》这两部影片为例，这两部影片都谈到了东方文化中超越七情六欲的“修道”，但由于“情爱至上”的西方人性论的片面理解，两部影片把情爱与修道完全混淆在一起，得道之人依然会为情爱所困。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道”的超越性目的就荡然无存了，只能作为逃避或者宿命展示在观众面前。④

诸多的制约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原创性不足。本着“神圣”不可超越的意念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全方位的参照而加以搬用或移植，传统启蒙理想和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知识分子们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思维定势。

二、全球化中的文学民族性

民族是一个人类学的种族概念，文学上的“民族”或文学的民族性则主要是某一地域民族的主体性显示，是某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品格表现。在某种意义上，独立性、主体性是民族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标志。

不无遗憾的是，文学的民族性内涵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化的交锋而产生了变化。虽然“汉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在，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却在渐渐消失。追溯历史，我们在20世纪初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而毅然抛弃了传统，但这个主动的行为实际上有着内扰外困的时代背景，正如威尔·杜兰在观察了近代中国历史后所说的：“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⑤这段话正道出了当时中国人处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紧张之间的矛盾心情，他们的价值观不得不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为以生存竞争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王道”不得不让位给“霸道”，“天人合一”的和谐理想不得不让位给“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拿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文学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继承“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传统被“钦定”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与光辉典范。诚然，当时俄苏文学是中国文学学习的样板，但标准单一，许多疏离意识形态注重审美诉求的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置于文学的标准之外。十年动乱，文学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除了“潜在写作”的地下文学，我们看到的文学就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和一些震天动地的政治口号。显然，这是中国文学在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被迫与世界文学失去交流与对话而自我封闭所导致对抗的结果。

新时期，有鉴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的成功范例，韩少功、阿城等作家提出要构建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品格，对文学的民族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特定的地域进行文化寻根，力求从当时当地的生活风貌、民俗风情的描写中发掘民族的文化精神……他们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积淀，发掘那些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长期发生影响的思想观念，从而表现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及其形成过程，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文学创作新的生长点。可惜，固有的西方文学价值体系的舆论氛围和作家们自身的局限与放弃，使得他们的创作在民族性的冲击力方面还缺乏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未能加入到文学“世界性”的大合唱。

其实，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当人们看到全球化的征兆愈来愈明显，日益感觉到后殖民倾向的危险性时，人们开始更加强调民族性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融入全球化时，如何保持自己民族文学的优秀的特色与鲜明的个性，使其成为一种难以复制、不可遮蔽的世界性存在。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文学的人民性是不可能的。人民性似乎是一个旧事重提的老话题，然而我们只有深刻地理解人民性的丰富内涵后，才有可能把握到民族性跃动的脉搏。

文学的人民性就是指由有着形式的民主性的文学文本话语揭示、体现或流露出来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客观地具有对人民的关怀、纠正与精神提升效果的、渗透于所深刻描述的现实生活图景中的一种进步的情感、态度、精神或倾向。文学的人民性是其民族性的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是其民族性的活力之源。“对一个作家的民族意义的估计永远依赖于他的创作的人民性这个问题的解决”，⑥“‘人民的’是‘民族的’之中最优秀的东西”，⑦对人民性的有意疏离或拒斥使文学的民族性苍白萎顿、丧失活力与个性，终至于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茫然不知所措。

民族性当然离不开传统，也跳不出地域，但民族性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在于由作为主体的一个民族的人民群众所结构起来的现实，或者说是在于现实的人民性。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传统的现实，传统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与脱离传统的现实都是虚无的，传统的民族特性只有在当代的民族现实性上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当代的民族性必然也只能存在于当代的民族的社会现实之中，现实的人民性存在可以约化为当代的民族性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熏可以说真正深刻的民族性不在于刻意的“寻根”，不在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的揭示，也不在于单纯的方言和地域风情的展现，而是在于现实的人民性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程度，文学的民族性的源头就在于其人民性的发掘。

此外，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文学的地域性。从20世纪的后半叶起，全球化语境下到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全面浸透进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肌理，整个时代文化精神重心逐渐转向都市化、商业化。文学的大地叙事与乡村抒情被逐渐弃置，作家对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描述也越来越少，而是直接进入到个体“自由的孤独”的叙述之中。

在如此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出现了某种不同于以前的特质，现代文学中那种拥有各家“自己的园地”和创作优势的地域性鲜明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无论是在文坛上久获名声的中年作家还是崭露峥嵘的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逐渐远离乡村叙事和牧歌情调，远离“地域性”写作，作品中的民族性似乎在悄然消失。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地域文学”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心，在文坛上博取盛名的作家多是以“寻根小说”、地域文化小说为起点进行自己的创作，如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李杭育、阿城等。“新生代”的作家却明显地不同于上一代作家的写作，他们的作品很少有地域群体特征，他们正在逐渐远离乡村，甚至远离故乡的文化背影，而专注于困居都市的内心独白。自然，中国当代作家正在超越“地域文化层”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描述，作家对“民族性”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少了。

其实，民族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保持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而贴上“地域文化”的标签，它更意味着保持民族自身的文化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立性，也意味着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反省民族的内部精神，重新思考政治、历史、制度与人的关系等等。中国当代文学亦如此，即使作家部分放弃了乡村叙事，较少直接关注民族性格和民族身份问题，作品的“民族性”却不会因之减少，它已经内化到日常生活中，自然也会内化到作家的创作之中。

“民族性”和“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话语一起构成了中国知识界思考中国文化政治的具有一体两面性的课题，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思考的民族文化问题，还有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如何进行政治选择、文化选择问题。在这一选择中，政治、文化或者民族中的个体是如何显示出民族性的。只不过，在背后却是一个文学理念在支撑着，即学习西方大师和其中的文学理念，本土体验只是一个背景性存在，提供可阐释的素材，这都造成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面目模糊，很难有鲜明的特性，因此也就难以达到鲁迅所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目标。

三、胸怀“民族”，走向“世界”

在一般意义上，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从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⑧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也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造成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推动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⑨于是，我们目之所及的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规定性取决于大众传媒。“当今文学越来越倚重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以电子媒介为技术支撑的大众传播媒介将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种种特点赋予了文学，从而推翻了关于文学活动的惯常理解，刷新了有关文学的生产、文本、发表、出版、阅读、消费的传统概念”。{10}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民族化和世界化。为了张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甚至这些特性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所认同而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正是这样一种两难选择，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困惑不解、无所适从。我们有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追求，我们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我们也走过“俄国人的路”，也曾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过，甚至今天我们还在虔诚地向往和膜拜着“世界文学”，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却时常陷入一种“列席”聆听者的身份尴尬。

世界／民族，这对范畴描述处理的就是文学的世界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状态和关系。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整体的世界，全球化时代中这种统一整体性尤其突出。民族是多样的民族、主体的民族，随着人的和民族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民族的内在特性将更加鲜明。新中国文学尽管在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上取得了成功，却有着在总体上重民族形式轻民族精神的弊端，这种弊端延续到新时期少数作家手中甚至成了语言的粗鄙和民族原始、落后风习的展览。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只是民族的外在标识，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才是其内核。在民族外部标识逐渐淡化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内在精神的弘扬和书写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文学民族性的弘扬和书写需要民族内部的文化整合。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都市化的脚步加大；台湾则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形成了都市社会，体现出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状态；香港和澳门的都市社会更呈现出全球都市的特点。这个时期大陆、台湾、港澳的文学语境，基本趋同一致。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大陆或者台、港澳，都展现了诸多全球性的相同特征：文学多源共生、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都市文学的繁荣和表现领域的扩张；个人化、私语化写作倾向的日趋加强；“生活在别处”，仅仅依恃于都市经验而写作的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形成，他们以“另类”的写作方式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作为生产快乐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它甚至改变了文学的元素乃至身份，消弥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文学被包装、被炒作、借助于各种利益集团而增加附加值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以上中国这些带有后现代性特征的文学现象，似乎正在证明亨廷顿的那句名言：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在特殊意义上，地域文化、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的存在是对全球化语境下逐渐渗透的强势文化的抗拒，它代表了尚未被征服的个性，失去了对此探索的热情，也就失去了个性的力量。当全球化的思潮、西方思想以更为日常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时，这种全方位模仿、趋同是自然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的碰撞后的中国性格的形成，以及作家对这种碰撞和碰撞后新的民族性的感受力。在此，当代作家对于“革命”、“历史”等词语的不断反思和阐释应该说也是在试图寻找民族内部的特性，是对民族性格、民族思维的深层探讨，它们将会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的发展和启示。

聊以自慰的是，大陆、台、港澳共同重建世界文学的汉语文学中心的趋势也露出端倪。在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文学与台港澳文学进入大陆，影响了大陆文学，发起了一次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这阶段，台港澳作为世界当代文学进入大陆的中介作用是相当明显的。而后，大陆作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世界化，逐步返回到中华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作家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下，发动了一次“文化寻根”热潮，立即得到了台湾、香港文学界的热烈呼应，仅从台湾文化界对寻根文学的推崇和出版界对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对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有组织地翻译和向西方世界推介的热烈，就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三处空间在影响方向与秩序上的重新置换。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趋势，仿佛不再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现代性”冲突，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以内部“联袂登场”的民族文学为一方，与“党同伐异”的西方文学“全球化”的一体化思维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

回到现实操作层面，那么摆脱困境的“路在何方”？我们又如何走向世界？对此，我国学术界作了种种尝试。包括方法移植；形式模仿；观念的套用等等。然而这些介绍和运用，在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新意之后，由于没有处理好理论方法与表达对象之间的对应和适应的关系，终究没有产生“学以致用”的实质性成果。笔者倒是觉得，文学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良性的互动以获得“双赢”。

我们深知，每个民族都在艰难而漫长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思想典籍、民俗民风，无不显示出传统的厚重与文化的博大。以文艺复兴与狂飚突进运动为例，前者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系，后者的参照系则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了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需要自己传统的力量，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马尔克斯的国家哥伦比亚应该说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他以《百年孤独》这样的世界名著，隐喻了整个拉美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民族内部的状况。并且，《百年孤独》写的是一个小镇家族的生存和灭亡，但小说背后巨大的“隐形”世界——西方政治和文化对拉美国家的入侵——而使小说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思维变得更加突出、醒目。我们也常常以此作为重构自己民族文学、提升民族文学信心的模本和范式。

虽然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也不乏有人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实践与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但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而言，收效甚微。目前显然的出路就是互动与重组，走出去，引进来。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获新机需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而又不失文学的“民族”个性与尊严，没有良好的互动机制，就不可能进行重组。重组也就意味着交融、整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文学取得成就，关键就在于中国文学敢于调整姿态和策略，使自己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之中，知己知彼，达到和谐共生。

“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1}显然，对于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我们现在应该摈弃“一切乞灵于西方”这种最偷懒的思维方式，把构建汉民族文化体系，呼唤汉民族自身的文艺复兴作为创作和批评的目标，并重新检索在过去那个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连续性的思路中，还有什么资源可以被今天的思想重新阐释。这样做非但不会影响现代化进程，反而会使我们对西方文明有了理解和解释的依据，也有了吸纳和化用的自信。世界文学的“他者视野”，给中国当代文学引进了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从而有利于优化和“个性化”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民族性追求，在理论上所构成的意义和想像的空间是巨大的。这也是令当下中国文学最感到诱惑的目标，也是最能引起人言说冲动且又难以言说完善的双重理想。面对着“全球化”这样一个文学话语权力的象征，文学“民族性”务必通过主体性的维护和多样化的文学呈现，追求深度，以期达成与文学“世界性”的对话与交流。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所生成的诸多意义才会浮出水面而逐渐明朗。

①俞可平《全球化论丛·总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②王韬《“普世理想”与民族性——探讨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出路》，《学海》，2003年第4期｡

③④朱水涌《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⑤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4页｡

⑥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64页｡

⑦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148页｡

⑧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

⑨弗·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