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全文及译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学自译；译者主体地位；传统翻译标准；自译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关向峰（1958-），男，山西芮城人，淮阴工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江苏淮安223003）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7-0156-02

纵观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主要有普通翻译理论研究和自译翻译理论研究。但在最近几年，许多翻译理论研究者又把关注焦点集中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的研究上来，从而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原语文本本位、原语作者独尊的模式。像功能翻译理论、操纵论、文学自译理论都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创立起来的。文学自译，正如Grutman在Mona Baker所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为自译所下的定义：自译是指“翻译自己作品的行为或者是这样一种行为的结果”。[1]在某种程度上，从“自译”视角研究原语作品、原语作者、原语作者的译文文本，从中探索其创作思想、翻译理念、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和方法等都不啻是一种一举数得的捷径。本文试图从普通翻译理论与文学自译理论的相同及相异之处、原语作者在翻译自己作品对原作所持的态度、翻译策略的使用诸方面探讨其翻译策略，以期能揭示译者主体性地位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一、普通翻译理论与文学自译理论对原语文本的不同态度

1.普通翻译理论对原语文本的态度

正如谭载喜教授在《新编奈达论翻译》论著中所指出的，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大致经历过四个重要阶段，即语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学理论（通信论）及社会符号学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原语文本为本位，从中探索其字、词、短语、句子、语篇在目标语中的对应，而始终使译者处于被动的、不被重视的境地。[2]

（1）语文学理论。语文学理论着眼于原文的文学特征，[3]特别注重话语的主体结构和风格，但着眼点通常在话语的原点（原文的作者和背景）而不在读者。其争论的问题是使信息适应人，还是使人适应信息。换言之，译者必须决定究竟是调整信息的形式以适应受者的能力，还是鼓励受者获取足够的背景知识以充分领略原文的某些妙处。

（2）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讲的是一系列的对应规则，这些规则对于发展机器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建立在对比语言学基础上的对应规则过分地依赖表层结构，而没能充分考虑底层的语义关系。这一翻译理论无论对机器翻译还是人工翻译都缺乏操作性，忽视了话语的交际意义，译文质量可想而知无任何可读性。

（3）交际学理论。交际学理论把翻译纳入语言交际的范畴，主要从信息源点、信息、信息受体、信息反馈和信息传递手段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并且十分注意研究在信息论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信息效果和多余信息的问题。采用这一理论突出了信息接受者的作用，把信息接受者作为语言交际活动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以交际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理论缺乏足够的广度，没有为人们了解各个话语层次上语言符号的性质提供充实的基础。另外，交际理论也没有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向人们提供充分的启示。

（4）社会符号学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词、句和话语结构的意义，同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话语中所提到的各种动作和物体的象征意义。并且对于区分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四种普通翻译理论研究中笔者发现，普通翻译理论过于依赖原语文本、过于注重原语作者的文本信息传递，根本没有考虑译者主体性地位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忽视目标语文化及目标语受者的审美情趣和取向。

2.文学自译对原语文本的态度

正如我国著名文学自译理论研究家陈吉荣教授所指出的：自译是“由作者承担的一种特殊策略性、进程性的翻译行为和这样一种行为的结果，作者用另外某种语言翻译自己作品的文本信息和写作意图，这种内在动机推动的翻译活动既考虑作品主题的复现，也考虑双重语境中的文本功能，并对文学的延续产生作用”。[4]从陈教授这一段话中，我们至少能获取以下几条信息：（1）自译是作者用另外某种语言翻译自己的作品。（2）翻译的目的是传达自己作品的文本信息和写作意图。（3）自译作品的目的是自己作品主题复现。在原语语境下，原语作品得到原语读者接受和认可的情况下，在自译过程中把目标语语境、目标语受众的接受能力一并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4）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力，延续作品的生命力。换句话说，自译者把自己的原语文本只看作提供信息、传达自己意图的工具。在翻译过程中，又把自己的关注焦点转移到目标语语境、目标语接受者，而不是采用逐字逐句地照搬原语文本的翻译方法，自由度远远超出他译者。

二、他译和自译对译者主体地位的截然不同态度

1.他译完全忽视译者的主体地位

就翻译理论和标准而言，我国一直沿用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傅雷先生的“神似说”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5]以及近、当代众多翻译工作者所提出的“忠实、通顺”等理论作为翻译标准。在这些理论中，都始终把原语文本放在首要位置，其次再追求译文的通顺、文雅。在很大程度上，忠实原语文化、原语文本在我国翻译界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所谓忠实，首先是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内容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得有任何篡改、歪曲、遗漏、或任意增、删的现象”；“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即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6]在我国尚且如此，那么在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四个发展阶段，也没有把译者的主体地位放在应有的位置。其中在谭载喜教授所编译的《新编奈达论翻译》一书中，对译者主体地位作了以下描述：“译者必须尽量避免主观性，任何译者都难免不给译文加进主观成分。在理解原文信息、选择译文词汇、语法形式以及语体特征时，他必然会受到自己对原作者及原信息所持态度的影响。由于译者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以必然会给译文留下自己个性的烙印。但是从理智上说，译者应该诚实，不把自己的主观印象强加给译文，不歪曲原文信息以适应自己思想和感情上的需要。一句话，译者应当尽一切努力，把不合作者和信息原意的主观因素限制到最低点。”[7]从以上中西方翻译理论中不难看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在翻译过程中是绝对禁止的、不允许的。

2.自译注重译者的主体地位和创作能力的发挥

在中西方近、当代文学史上，涌现出大量双语能力都很强的作家，他们在完成作品创作后，或即时或延时地把自己的作品又翻译成其他语言，进一步扩大其作品的影响力。那么，这些作家在翻译自己作品时，是否会采用我们普通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不折不扣、完完全全地把自己原作的创作理念、文体风格翻译成目标语言？完全脱离自己在原创时期的主体地位和创作能力发挥，完全不顾及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语受者的感受和接受能力呢？通过对这部分作家自译作品和原语作品的对比，答案是完全否定的。那么，他们在自译作品时都采用了哪些翻译理念、翻译策略呢？

（1）改写原语作品，完善原作思想。对几位著名自译作家的译作和原作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译作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作的翻译，正如自译理论研究家Fitch通过对贝克特双语文本研究后所说：“一部作品，两个文本。”[8]那么，自译作家在翻译原作时，为什么要改写原作？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在延时翻译时，作为译者的原作者思想由于受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身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借助译作进一步抒发自己新观念、新思路。

（2）重写原作，把目标语文化、目标语受众放在首位。除了改写，自译作家还会采用更极端策略，摒弃原作，完全用目标语写作来适应目标语文化、目标语受众、目标语受众的审美情趣和嗜好。

（3）采用隐喻策略，克服双语互译时语言表述困难。在双语互译时，自译作家会采用隐喻翻译策略来克服原语转换成目标语时语言表述的困难。这一策略在普通翻译中也会采用。

自译作家除了采用上述几种主体性翻译策略外，还会采用释义、增减、调整多种策略。

三、译者主体地位在翻译过程中的必要性

房屋主体结构优劣会影响到房屋整体的质量，同样，译者主体地位在翻译过程中的发挥与否也会影响到译作的整体质量。试想，译者本身如不开动脑筋全面理解原作精神，深入思考目标语语言文化、目标语受众审美情趣和目标语语言的表述，怎能期待译者译出高质量的译作？

关于译者主体地位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刘宓庆教授在《当代翻译理论》有如下描述：译者除了受客观制约性消极面影响外，“还有一个经常起重要作用的积极面，那就是翻译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翻译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译者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客观制约性的过程”。[9]同时，他还针对译者主体地位发挥应具备的三种能力作了详尽的描述，即：（1）分析―综合能力；（2）应变―对策能力；（3）表述―行文能力。总之，译者主体地位在翻译过程中是必须具有的。

那么，强调译者主体地位是否就意味着可以胡译、乱译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译者当然要受到原作、目标语文化、目标语受众审美情趣等客观因素制约。对某些类型的文本，主要是文学类（包括诗歌），就可采用自译作家所采用的改写、重写、隐喻、释义、增减等策略。对科技文献、产品介绍、工艺流程可根据翻译委托人提出的翻译文本要求和文本用途，采用摘译、编译、释义、增减等策略，不能随意重写、改写。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自译理论为翻译工作者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棘手问题，那就是对原作和原作者的思想、文体风格、语言风格可以根据译者的理解和目标语受众的预期接受能力，在译为目标语时，对其进行改写、重写、释义等。对于科技类文本的翻译可以根据翻译委托人的要求和具体用途进行摘译、编译、增减等综合手段进行翻译。这是因为译者作为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沟通媒介，在原语与目标语转换过程中，无形中会把目标语文化环境、目标语受众及译者自身的感受加入到目标语文本中，这一过程可以说就是译者主体地位发挥作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黎昌抱.文学自译研究:回顾与展望[J].上海:外国语,2011,(3):89-95.

[2]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74.

[3]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75.

[4]陈吉荣.基于自译语料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张爱玲自译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王治江.我国传统翻译标准的符号学探讨[A].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论文集[C].2002.

[6]英、汉翻译教程:翻译的标准、过程及对译者的要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7]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38.

论语全文及译文范文第2篇

林语堂以其学贯中西的底蕴，熟谙中西文化的功底，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现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论文《论翻译》里。本文分析并评价了其文中所包含的林语堂的主要翻译思想，包括“翻译艺术”说、语言学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译者的素质和翻译的三个标准。他的翻译思想对后来的翻译研究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林语堂；翻译思想；《论翻译》

引言

林语堂作为一位将中华文化介绍到国外的重要翻译家，近些年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林语堂（1895―1976），是著名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各类期刊上发表汉语和英语散文、杂文等，并撰写了许多反映其翻译思想和观点的论文。

由于政治等原因，林语堂在美的英文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在大陆逐渐翻译并出版，同时大陆对林语堂的研究也迅速升温。本文对其翻译思想研究包括“翻译艺术”说、语言学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译者的素质和翻译的三个标准等方面，以期达到对林语堂较全面的了解。

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上，他推动了中国现代散文写作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在海外，他的翻译和英文创作开拓了美国华文文学的题材。作者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够使学习者对林语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翻译艺术”说及译者素质

《论翻译》一文里，林氏开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翻译的性质“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张，2005：5）正如曹明伦教授所说，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翻译的任务并不是要揭示什么规律，所以我们说翻译不是科学”、此外，“‘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翻译过程是个富有创造性的过程，译者从事的是一种艺术性的再创造活动，因此说翻译是一种艺术”（曹，2007：180181）。

（一）翻译是一门艺术。林语堂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上颇有建树，然而最系统、最全面地反映其翻译思想的当数长篇译论《论翻译》。他在文章的开头明确提出，“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凡艺术的成功，必依赖个人相当之艺才，及其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此外别无成功捷径可言”。依林语堂看来，“就是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特别是“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

（二）译者的素质。林语堂提出了对译者的要求，“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的透彻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由此又提出了译者的三条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译家的资格”。

二、语言学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

林语堂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翻译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论翻译》一文中，他创新地提出从语言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翻译，翻译受译者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影响，倘是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

林语堂开辟了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崭新视角，正如周仕宝所说，“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他无疑给中国的译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从而提升了理论本身的学理品性”。

三、翻译标准“忠实”“通顺”“美”

林语堂的翻译皆以原作为中心，依势而成，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处理各种不同语境和内容的要求，尽量保全原文的风格和特色，使译文达到“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

林语堂认为，“忠实”是“译者的第一任务，就是对原文或原著者的责任”。“忠实”有三层含义，第一是“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无字字译出之责任”。第二是“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第三是“绝对忠实之不可能”。

“通顺”“即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要做到“通顺”，“译文须以句为本位”，且“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寻常作文之心理必以句为本位，译文若求通顺亦必以句译为本位，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必是分析的而非组合的，先有总意义而后分为一句之各部，非先有零碎之辞字，由此辞字而后组成一句之总意义”。

“美”林语堂要求从达意到传神，在充分尊重原著者和本国读者的基础上，以译语文化的阅读习惯为标准，以译语的行文规范为准绳，直达美的境地，简言之，林语堂的翻译标准实质上就是美的标准。他以句译为形式基础，内容上以达意传情、求美为旨归，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想，即“美译’，理论。

四、结语

林语堂作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虽然很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却把翻译难度很大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了英文。为促进中外文艺交流，林语堂做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在翻译理论方而，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林氏的翻译理论即便在现在.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综合上文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对我国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林语堂及林译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另外，在全球文化大交融的今天，回顾和研究其翻译思想，对发展翻译事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曹明伦.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论语全文及译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刘宓庆；翻译；美学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87-02

一、导论

刘宓庆（1931-）是对我国翻译界有重大贡献的国际知名学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他的学术专著多达数百万言，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等十一部。刘宓庆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二、翻译美学的发展及历程

作为同属美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美学和翻译美学，文艺美学主要是由文艺创作者依靠个人审美观点、思想修养去感受生活并把感悟生活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通过文艺特有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引起听众和观众的共鸣。而文艺美学是研究文艺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塑造美感规律的科学。美学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有内涵的学科，而文艺美学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美学研究的主要是审美的一般规律，包括审美意识、审美对象、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和审美艺术等内容。审美的逻辑起点是美的本质，逻辑终点是由美和审美相统一的典型的艺术形态。文艺美学则是以艺术形态即美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艺术在美学中是作为审美关系集中体现来研究的，是为了把美和审美的本质和规律更充分、更鲜明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美学为文艺美学提供了美学基础理论和原则，二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它提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具体素材。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翻译美学从文艺美学引申了许多理论资源来表达翻译这门再现的艺术从而再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原作美感规律。简言之，翻译美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把一种语言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更完整、更和谐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判断、翻译中的审美活动、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翻译美学问题的许多概念都是来源于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艺美学理论资源。同时，我们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应该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翻译美学理论，采用了“中西并用，以中为主”的原则，将翻译美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较好地融合。

美学最初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美学家也同时是伟大的哲学家。众所周知，哲学起源于德国，所以德国美学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和美国的崛起，美学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翻译美学是翻译和美学的边缘学科，这是因为对翻译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其实美学翻译的实质就是要克服语言、文化以及思维上的差异，让全人类能够共享不同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翻译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个过程或是艺术的再生，有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西方的翻译理论都有哲学的思想，而这也是美学的起源思想。泰特勒（A.F.Tyler）在著名的“翻译之原则”中阐述了他对翻译美学的理解。他认为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应该做到三点：首先，译作必须能够忠实保留原著的全部优点；其次，译作应该能够还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后，译作应该能够表达原作全部的美。而19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翻译诗歌的精髓在于翻译者对作品中所表达的“真理”的审美感悟，并把这种感悟用流畅、令人惬意的文字表述出来，避免为了追求诗歌的形式而矫揉造作的修饰。在西方早期的翻译理论中，都把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撑。费尔迪南认为，语音是最能体现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的。而语音的审美效果并不是体现在声音本身，而是体现在韵律和节奏上，从而使得这个句子中的词汇区别于其他句子中的词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语音在朗读同样的作品时，能够表达同样的情感。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可以说直到今天，西方的美学仍然有很深的哲学内涵，所以西方的美学家在研究翻译理论时都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思想表述对美的理解和感悟。这种表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再到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同时代的美学思潮深深影响着同一个时代下的翻译理论。

三、刘宓庆翻译基本理论

在长达40年的全视界译学理论探索中，刘宓庆一步一步地提出了相当完备的系统化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分布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提出翻译的文化战略观；指出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二）理论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本位观照、外位参照”；重意义、重描写、重功能；重审美，强调语言生成（构建）与审美判断的“嵌合”；重基础研究，强调基础理论的体系化；强调文化战略考量；重整合，强调学科构建；（三）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应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以结构主义为辅佐，开展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范畴的研究；（四）主张革新并完善中国译学的“对策论”；指出对策研究是功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此，刘宓庆认为，西方译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对应”，而中国译论的对策论（译文操控理论）核心思想应为“功能代偿”，其特征如下：以汉语的词汇手段“代偿”一切英语的时态、语态、语气、时体等形态语法意义；以动态化的“解释”代替“对等”的静态考量；以“同义替代”超越文化心理障碍；（五）大力加强翻译教学事业的建设。

刘宓庆认为，中国翻译教学应该有一个与翻译作为文化战略手段相称的高定位和目的性，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翻译教学应有理论指导，教学思想必须科学化，扬弃将课堂当作教师诠释个人经验的场所的“经验主义套路”。

四、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

（一）刘宓庆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以译学为本位，而以其他参照学科为外位。为了能更好地进行翻译研究，刘宓庆提出了在构建中国的翻译理论时要以“译学”为“本位”，而以其他学科为“外位”，这里所提到的本位外位，是基于二元论的多元论，具体说来就是以译学为本位，而以美学思想的审美、哲学思想的思辩（刘宓庆经常提到中国墨子的思想和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语言学的逻辑架构，以及各种文化科学为外位，给文化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考察提供新视角。刘宓庆提到“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本位观，不仅是中国译论应持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自古以来很多翻译家和译论家所提倡的翻译观。一些西方的翻译家如西塞罗和杰罗姆都是本位论者”。

刘宓庆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他的译学本位，其他学科外位的指导思想。他从翻译本位视角出发，对西方美学进行了梳理并加以借鉴。他借鉴了“模仿”这个西方美学中的表现法命题，指出西方美学对模仿的研究可以支持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以及“翻译是艺术”、“翻译也是原创”等主张，并为译学中的模仿提供审美认知的科学参照，为翻译表现法打开了美学描写的视角，有助于翻译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

（二）刘宓庆指出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在《翻译美学导论》的第一章中刘宓庆就专门论述了意义的复杂性和意义转换的科学性。他指出意义问题非常复杂，要圆满完成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我们必须对之作总体的、系统的科学分析。他指出意义具有多维性，认识到意义转换远不是词与词之间的简单对应，并提出了概念意义及其模糊性，语境意义及其延伸性和功能意义及其多样性。他将意义结构分成了三个层级：本体结构层、社会结构层和功能结构层，用严谨的文字对翻译学的意义问题进行了论证。刘宓庆认为翻译理论家的意义理论是动态观的意义理论，但是他又不完全排斥静态的意义观。他认为静态的意义观关注意义的“原生性”和概指性，排除词语联立变异对意义产生的变化，应该说静态意义观是意义研究基础的必要一步。但翻译学更加关注的是动态的意义观。

（三）纵观历史，翻译一直是一种有文化和政治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在翻译上刘宓庆先生提出了中国的翻译要树立自己文化战略观。对于这一问题不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刘宓庆都多次进行过详细地论述，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的第二章中，他就提出了“文化战略考量”一语，他指出“翻译自在中国发韧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刘宓庆把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分为两种，一种是均势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种是非均势文化间的交流，他所说的均势不仅是指文化实力和影响力，同时还包括作为文化后盾和基础的“综合国力”。由于国力的差异性，导致了非均势的文化交流在文化输出方面占了大多数。而刘宓庆又将非均势文化交流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良流，就是说在经过了文化交流以后，文化的多元因素开始逐步形成并且交叉影响，共同发展。刘宓庆郑重地呼吁中国翻的译界应树立翻译的文化战略观，以便应对世界大局的反战态势以及我们的经济—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性需求。中国的理论应该源自于中华文化母体，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中国翻译理论界应该掌握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自。总而言之，中国翻译界正处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正亲历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变革，因此而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光荣的历史使命。这一切都要求中国的译者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地发展翻译事业，而树立文化战略的发展观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公司，1999.

[2]马红军.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J].中国翻译，1999，（4）.

[3]刘宓庆.关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美学思考[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5，（1）.

[4]卢卫中.“象似性”与“形神皆似”翻译[J].外国语，2003，（6）.

论语全文及译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论语》英译 理雅各 庞德 辜鸿铭

1.引言

早在东汉时期《论语》这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就已被列入儒家经典的行列。16世纪末《论语》开始被译为西方语言。最早的翻译出现在1594年利玛窦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中，然而这部译著已不幸散失。最早的英文翻译见于1809年传教士马希曼的节译本。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于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此后，很多著名中西学者都翻译过《论语》。本文仅选取理雅各、庞德和辜鸿铭的英译本作简要的介绍和比较。

根据李天辰教授（1999）的见解，翻译《论语》必须注意以下四项事宜。一，理解要透彻。译文的优劣首先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古汉语，自然就无法译出正确的英语。二，要译出内涵。不同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这突出反映在语言内涵的表达上。在翻译过程中，为准确传达原文信息，需要注重译出作品的内涵。要让译文的读者在自身的文化框架中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源语的文化养分。三，用词要准确。用词准确是调整言语行为的首要逻辑准则。只有探明语言深层结构，使用相互等值的词语，同时考虑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才能在语言的内容上忠实地翻译原文。四，译法要多样。对《论语》的翻译应是能直译者则直译，不能直译的地方则意译。不论直译还是意译，都应将哲理话语的精妙之处忠实地译出，意译不能望文生义，违背原文，直译不能索然难读，尤其是对文言文的翻译。用英文表达儒家思想，不论采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做到既信且达，均可认为达到了译事之功效。

2.理雅各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是西方汉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历时40载于1861年出齐五册《中国经典》，使儒家的主要经典有了完整的英译本。理雅各所译的《论语》具有详尽的学术注释并采用直译的方法传达原意。为了让不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读者理解《论语》所表述的事实，就要帮助他们跨越语言障碍和历史文化障碍。对此，他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对译文添加大量注释。其注释包括对全书内容和各篇内容的介绍及对各章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两大类。

理雅各对《论语》全书和二十篇内容的注释，介绍了《论语》的含义，书名的译法，各篇的内容结构和编写过程。他把相当于全书序言应该介绍的内容都分列在全书和各篇的注释之中。他对《论语》全书篇名译法和各篇内容一致性的注释，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使不熟悉《论语》的外国读者能初步了解这本儒家经典著作。

理雅各对各章所做的注释涉及面广，种类繁杂，大体包括四方面内容：（1）概括说明各章内容。理雅各借鉴圣经各章节都有简单扼要点出主题的小标题的译法，用简明的语言概括各章的内容。（2）分析和理解关键词语。理雅各根据汉字有四声的特点，注明汉字的发音，并与英语中的多个对应词加以比较，根据上下文选择对等词汇。他引经据典或从词源学的角度探求，准确地把握某一词的含义。（3）提供背景知识。《论语》记录的是2500年前孔子及其弟子就当时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发表的论述，而由于中西方在政治体制、历史沿革、习俗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为外国读者理解《论语》设置了巨大的障碍。理雅各的注释则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以便他们结合译文理解《论语》各章的内容。（4）对孔子的言论发表看法。理雅各也会在注释中表达对孔子某些言行的不同看法，这在客观上反映出中西方在认识上的冲突。阅读这些译注也对我们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加强沟通与理解有所帮助。

理雅各的译注真实地记录了他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其篇幅之长远远超过了译文本身，内容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理雅各在一百多年前向西方译介中国典籍，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英译本成为后来翻译者研究《论语》英译的最为重要的资料。

3.埃兹拉・庞德

埃兹拉・庞德是意象派诗歌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在他的翻译中，对中国儒家著作的翻译占了相当重的份量。庞德《论语》译本的特色与庞德的翻译思想、对汉字构成的理解，以及他在翻译《论语》时所用的参考资料息息相关。其特色主要有：用拆字法翻译中国汉字，提供多种译文和创造性的翻译。

如果说理雅各的译文比较正统符合常规翻译的话，那么作为诗人的庞德的译文中则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基于他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翻译汉字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即拆字法。例如庞德对汉字“信”的翻译是“man standing by his word”（人站在他的话语旁边，守住承诺），对“敬”的翻译是“respect for the kind of intelligence that enables grass seed to grow grass；the cherry-stone to make cherries”（尊重能让草籽长成草、樱桃核长成樱桃的能力）。庞德对汉字构成的理解和拆字法的使用使他翻译的《论语》充满了意象，这也是庞德译本的最大特色之一。

在庞德翻译的《论语》中除了可以看到大量的拆字法翻译，还能发现更多的括号内的注释，这些注释对被译篇章原文及庞德自己的译文提出质疑，并可能提供不同译者的译文。庞德几乎不懂汉语，他的翻译主要依靠《汉英字典》、波蒂叶的《论语》法译本及理雅各的英译本。在庞德的译文中，当他对自己的翻译不确定时，他经常提供波蒂叶的法译文、理雅各的英译文或者提供自己的另一种译文。

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是指在《论语》的翻译中加进了他自己思想的翻译片段。对庞德而言，翻译不应是“philology”（语言学），因为“语言学”未能给当前的文学作品（译文）以原文在那个时空中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时代关联；翻译应该是“interpretation”（解释），译者明确地创造出“一首新诗”。因此庞德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不是语言学或客观的而是带有政治性的主观的。庞德不仅翻译了《论语》，而且在自己的诗作《比萨诗章》中大量引用《论语》中的儒家经典章句和汉字，这在《论语》的翻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庞德为西方读者了解《论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他的译本和著作对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宣扬起到了重大作用。

4.辜鸿铭

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号称“清末怪杰”。他的青少年时代都在国外度过，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在中国经典的西传中作出了巨大成绩。他创造性地翻译了《论语》，还旁征博引西方的名句典故参证注释，加入了歌德、席勒、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辜鸿铭的译文在欧洲广为流传。

辜鸿铭于1898年发行的《论语》英译，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他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由于中英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这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他在《论语》译序中说：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由此可见，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为此，他引用欧洲名家作注，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来让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哲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句的机械性转换。辜鸿铭译文的篇章结构形式则采用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相互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辜鸿铭的创造性翻译避免了文化差异导致的各种形式的误解，使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5.结语

自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翻译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产生了近40个英语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理雅各、庞德和辜鸿铭的译本因各自特色鲜明而最具代表性，但他们因为受到各自所处时代和地域局限的影响，对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的翻译也必然带有各自时空的局限性，而我们对这三个译本的研究也因为受到相应时代和翻译理论的局限而不完整、不全面，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者有必要结合最新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这三个译本进一步挖掘探索，在《论语》英译研究方面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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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4］李天辰.《论语》英译体会点滴［J］.外语教学，1999，（2）.

［5］甄春亮.理雅各翻译的《论语》［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

［6］张小波.关于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对比研究［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4）.

论语全文及译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翻译 等值理论 理论运用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自从有语言交流以来，翻译就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千百年来，人们在交流翻译活动中不断积累翻译经验，逐步改进翻译方法，产生了许多翻译流派，建立了完整的翻译体系，创立了不同的翻译理论，翻译等值理论便是不同的翻译理论之一。翻译等值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翻译领域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翻译学者。

一、翻译等值论的起源

翻译等值理论是语言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强调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原文的文本特征，也就是翻译的对等理论。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是最早的对等翻译，至唐宋之前大部分佛经是以词对词、句对句的翻译。三国时期支谦在《语法经序》中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隋朝彦琮在《辨证论》中主张译经“宁贵朴而正理，不用巧而背源”的观点。此时期的译文以“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标准，甚至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但是，这一阶段的译文由于过于忠实原文而显得译文晦涩难懂，甚至不明就里。

系统的等值翻译理论最初在欧洲萌芽、发展，其后为世界各国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所接受并运用，是对翻译活动影响最大的翻译理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同等效果论的是十八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Tytler），他在1790年的著作《翻译原理简论》中提出“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使得译文语言国家的人们能够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一样清晰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我国著名的翻译大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三要素“信、达、雅”中的“信”便是翻译等值理论的具体体现，是指原文和译文在思想内容和语义上的等值。现代第一个明确提出等值翻译理论的是前苏联语言学家费道罗夫（Fedolov），他在1953年出版的《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了“翻译等值”理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至此，翻译等值论就正式产生了。

二、翻译等值论的发展

翻译等值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贯穿整个世界翻译史，翻译学家和翻译工作者都力求把最准确、最流畅、最符合原文的译作呈现给译语读者。然而，翻译行为所涉及的是不同语言中的对应等值的信息，即“在不同的语言现象中求得等值”。由于语言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及语言信息在翻译中要实现“等值”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各翻译流派对翻译等值概念本身的界定，以及对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和作用的认定不尽一致。我国唐朝玄奘法师在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的过程中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应“既需求真，又须喻俗”。西方有翻译理论家提出用含义相对温和的术语来取代“等值”一词，如相似（similarity）、类似（analogy）、对应（correspondence）、相配（matching）、适合（adequacy）等。美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森（R.Jakobson）在《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指出“有差异的等值（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是语言中的基本问题，也是语言学所关心的关键问题”。1964年，美国语言学家奈达（E.A.Nida）在《翻译科学探索》中首次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强调形式等值（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等值（dynamic equivalence）两个方面，主张翻译的等值首先是意义上的等值，其次是风格上的等值。德国翻译家科勒（Koller）则认为翻译过程中需要兼顾诸多非语言因素的观点，主张以目的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体系，把翻译等值内容分为外延等值（denotative equivalence）、内涵等值（connotative equivalence）、语言规范等值（text-normative equivalence）、语用等值（pragmatic equivalence）、形式等值（formal-aesthetic equivalence）等方面。我国清代翻译家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了“善译”的概念，“译成之文，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

随着人们对外交流的机会增多，需要翻译的材料越来越多，因此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中的等值、等效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被引入中国翻译界，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我国的翻译实践。著名翻译家金认为“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奈达等人的动态对等概念为翻译等值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两千年来西方翻译家们相持不下的直译和自由译之争，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三、翻译等值论的运用

翻译活动中的等值概念，不仅是千百年来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是现代翻译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等值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和原文在内容、文体、风格等方面达到等值，译文语言的表达符合原文语言的表达，以实现两种语言间的交流。一种语言的原文材料，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就会有诸多不同之处。在两种语言互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直译法、意译法、分译法、增译法、减译法等手法达到等值翻译的效果。

运用直译法使得翻译达到表层等值。直译是在译文中不仅传达原文的内容，还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及组句形式。翻译虽然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但是两种语言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直译是翻译活动中最基本的方法。直译要求能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词汇运用、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同时译语语言流畅、简洁易懂。翻译时首选直译不仅有利于避免歧义，而且有利于文化交流和丰富语汇。当两种语言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时，只需通过直译便能实现翻译等值的目标。这在翻译一些简短的句子或当原文与译文的结构相同时经常运用。直译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原文和译文在词法、属分、文体、篇章等方面的等值。

运用意译法使得翻译达到深层等值。意译是翻译活动中的另一重要方法。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立和分明的系统，在形态和句法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一味地直译会使译文产生生硬晦涩的弊病，甚至会让译语读者无法领略原文的内容。意译是从原文的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只求译文自然流畅，最大限度地符合译语读者的思维习惯而不拘泥原文的形式。当源语的意思无法直接用目的语表达时，意译便可以将整个句子甚至一段话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单位而不注重源语和目的语词语的对应，使目标语的翻译尽量贴近源语的文化背景及习惯。通过意译的方法，使原文和译文达到意义、逻辑、动态等方面的等值。

运用其他方法使得翻译达到语用等值。翻译等值论一贯主张，当译文语言与原文语言无法完全对等时，就只能寻求其他手段达到译文语言中大致与原文语言相同的表达。这便是语用功能上的对等形式。运用分译、增译、减译等方法使原文和译文，达到修辞、审美等方面的等值。

翻译等值论是翻译理论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向，是翻译者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翻译等值理论是翻译理论转中的核心理念，等值翻译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标。无论在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运用何种翻译理论，都必须明确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十全十美的。我们应看到翻译等值理论与同类型理论相比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翻译理论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脱离特定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环球式的翻译理论体系实际不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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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等效翻译探索.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