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小说家范文第1篇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十六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畅谈了他本人对“小康社会”的看法，要点如下：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末全国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也就是初步达到小康水平。这种小康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讲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所谓低水平，就是现在仅仅是进入小康社会的门槛，低水平。不全面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研究的成果，2000年末，全国初步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口是75％左右。就是现在全国还有3000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城镇还有将近2000万人生活在国家最低社会保障水平线以下。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是低水平的不巩固的温饱。有温饱解决的，但是遇到天灾人祸，温饱就有可能成问题。

现在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的起点，我们讲小康社会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水平。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20年，也就是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开始阶段。因此，我想应更多地从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来全面理解小康社会。

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排名是第六位，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到2020年假定按现在的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态势，维持这种发展态势20年，中国的发展态势，其它发展国家的态势，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假定汇率不变，按照目前的汇率，那么中国将会排名在第三位。就是美国、日本、中国。中国将会超过德国、英国、法国。当然反过来首先是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

我们现在人口还在增加，但是人口增长率在放缓。因此，人均的收入增长会低于4倍，但是会高于3倍。我们在2020年的人口肯定会在15亿以内，因此我们人均的收入相当于2000年的三倍以上。

过去我们开始讲的小康，是从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来讲的，群众里边所流行的小康生活、小康之家，比较饮食等等。十六大讲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指标。它包括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民主政治建设，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教育科技、文化人类的全面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等等，这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要求。报告最后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概括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识进一步深化。

我认为中国经济解决温饱，初步进入小康社会以后，跃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进入经济迅速扩张的时期。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经济落后，发展很不平衡，要实现现代化，绝不会是没有困难的，一帆风顺的，轻而易举的。

全面建设小康，我想难点一个是城市化的问题，大量的农业人口怎么向城市转移。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进程需要通过工业化进程的同动。这是我们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也是咱们做的重点。十六大所讲的，我们现在经济建设的措施，就是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通过技术进步，通过信息化，走信息工业化的道路，这都是一个过程。

十六大提出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在于，我们沿着三步走实现现代化，走了头两步，开始走第三步的时候，中央对第三步战略部署开始这20年，做出了科学的、全面的规划。制定了战略的方针，一个宏伟的建设蓝图，这会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今后20年奋斗的行动纲领。这样就会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觉得特别重要。这也表示了党对于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引导的成熟。（经济日报）

胡鞍钢：“小康社会”可以如期到来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胡鞍钢畅谈了他本人对“小康社会”的看法，要点如下：

小康社会的标准恐怕不是一个指标，而是多种指标，还包括像技术进步这个指标，就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去年提出来的叫技术成就指标。中国现在还是相当落后的。另外还有一些像可持续发展指标，这也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所以说，它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指标。从现在来看，中国的小康还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不平衡的。可以说这一次十六大报告，对这个判断，我认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未来的小康社会，主要不在于仅仅把蛋糕做大，我把这个蛋糕做大成四倍，关键是有效地分配这个蛋糕。今后20年，既然是全面建立小康社会，它的难点不在于北京、上海，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于中西部地区。难点也不在于城市，而是主要在农村。难点也不在于汉族人口，主要是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人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后要实现翻两番这个目标只是手段而已，它最终还是要使老百姓富裕起来。

我认为小康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共同富裕，当然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而是使得所有的人口，能够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对外开放的成果。这个分享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比如税收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教育、基本的公众服务。

大体平均下来应该是在7.2％左右，就可以达到实现翻两番的目的。当然了，前十年可能略高一些，大体可能在7—8％，后10年可能是6—7％之间。

在20年前，实际上当小平同志提出翻两番的时候，几乎全世界没有人相信。甚至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没有敢想到说中国有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再提出翻两番的问题可能引起很多人的疑问是不是再能翻两番。通过我们的研究认为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保持比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它能够保持高增长和高储蓄率有关系。高储蓄率就会导致比较高的国内投资率。特别是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这个因素，未来时期中国保持在40％的国内投资率是有可能的。这是在全世界最高的。第二个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第三个方面我想主要还是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改革会对整个中国促进增长。

厉以宁等著名经济学家细说“小康社会”

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此间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因此，要全面理解建设小康社会。

著名经济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只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他强调，不能单纯的理解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就是小康，它还包括人民群众全面素质的提高，全面建设小康实际上还代表了先进文化方向。他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代表了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商业室主任、研究员宋则认为，总书记在报告别强调了要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他认为这很重要，他说，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不仅要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量”，还要增加他们的“质”，使他们更多的成为“殷实之家”。他认为，目前社会上的高收入人群更值得关注。他说，全面建设小康不是要“消灭”那些高收入人群；而是要“消灭”贫困人口；高收入人群的出现实际上是实现小康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胡必亮认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实现整个现代化一个连续过程，它也是邓小平实现中国现代化思想的的重要部分。

著名小说家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芦荡火种；沙家浜；版权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2

提起《沙家浜》，在大江南北的亿万戏迷中，早已耳熟能详。其中《智斗》一场中阿庆嫂和胡司令那段戏，是现代京剧的经典之作。《智斗》折子中由汪曾祺精心创作的那句“人一走，茶就凉”的传神台词已经深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语言。

一、京剧《沙家浜》产生的背景

1939年秋，新四军第六团离开苏州常熟地区后，留下数十名伤病员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下，不畏艰苦，重建武装，坚持抗日。1957年，崔左夫收集材料，写成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其副标题为《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当年新四军伤病员之一刘飞将军于1957年撰写回忆录《火种》，描写了当年36个新四军伤病员的英雄形象，并于1961将有关关章节取名为《阳澄湖畔》发表。

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负责人陈荣兰和编导王瑞鑫（笔名文牧）读了《火种》以后，采访了刘飞将军，并深入部队进行采访。由文牧先生执笔，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了沪剧《芦荡火种》（1960年）。

1963年，北京京剧团汪曾祺等人将《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沙家浜》，1964年夏天京剧《沙家浜》进行观摩演出，受到了等中央领导的首肯，并在亿万观众中迅速流传。

二、 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著作权的归属

沪剧《芦荡火种》，其作品是由单位来组织创作并承担责任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并由单位承担责任的职务作品，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归单位，署名权归作者享有。因此《芦荡火种》的剧本著作权属沪剧院，文牧执笔，其对该剧本享有署名权；而京剧《沙家浜》的著作权的其它权利都属于北京京剧团，汪曾祺等人享有作为执笔者的署名权。当然，京剧《沙家浜》剧本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原作品沪剧《芦荡火种》剧本著作权人的利益，因为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情节和人物都是对沪剧《芦荡火种》进一步的演绎，可以认为京剧《沙家浜》是建立在沪剧《芦荡火种》已有基础上的高屋建瓴之作。

三、小说《沙家浜》的纠纷

2003年，小说《沙家浜》在《江南》杂志上发表，将阿庆嫂写成风流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强烈争议。《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先生的夫人以及上海沪剧院，均对小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谴责，文牧夫人则表示保留法律追诉权。

小说《沙家浜》是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的改编作品。小说作者薛荣和《江南》杂志社发表改编作品，都应当事先经过两个原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许可。文学、艺术作品是著作权人的智力成果，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他人如果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应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并支付报酬。这是法律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从著作权角度看，小说《沙家浜》侵犯了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改编权。小说《沙家浜》对著作权人作品的歪曲、篡改，已经导致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也使著作权人人格和名誉受损。

只要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两个著作权人用其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改编权，就可以控制任何未经许可的改编乃至歪曲和篡改，就可以保证改编作品忠实于原作品、尊重公众业已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高扬原作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

四、 电视剧《沙家浜》是否构成侵权

2005年3月，电视连续剧《沙家浜》在江苏常熟开机。2006年4月22日，剧组在拍摄地举行了热闹的首播仪式。2006年5月沪剧《芦荡火种》的执笔人文牧先生的遗孀筱惠琴女士，连同上海沪剧院一起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纸诉状，以原告享有的对沪剧《芦荡火种》剧本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改编权受到侵犯为由，将电视剧《沙家浜》拍摄单位、播出单位、发行经销单位告上了法庭。

电视剧《沙家浜》是否构成侵权？根据《著作权法》中作品的独创性，只要是自己创作的，是表现自己思想观念和感情的智力成果，就应认定具有独创性。因此，具备独创性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历史素材人人都可以利用，不同的人对新四军抗战的特定历史都可以进行独立创作，电视剧《沙家浜》的剧本如果也是通过大量采访与搜集当年苏北新四军抗战的历史资料后做出的重新创作，其它人无权禁止拍摄。

原告提到，电视连续剧《沙家浜》的片头有字幕“根据上海沪剧院文牧执笔创作的《芦荡火种》改编”，说明该电视剧不具备独创性，并且也明确知道《芦荡火种》著作权人。电视剧《沙家浜》使用了沪剧《芦荡火种》的基本内容，是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两个作品的改编作品。这一改编涉及原作品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摄制权、改编权。《著作权法》中，作者享有作品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改编权。即使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在主要情节上也不能出现雷同，否则构成对在先作品著作权的侵权。

在这一纠纷中，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剧两个剧本的著作权人都有权出面主张权利。电视剧《沙家浜》的制片人如果仅仅获得一部分著作权人的许可，而没有获得所有著作权人的许可，仍然构成侵权。

五、结论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如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著作权人专有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改编作品时应当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对作品歪曲、篡改。小说、电视剧《沙家浜》都侵犯了原作品的著作权的行为。

对京剧《沙家浜》作品而言，在没有著作权制度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汪曾祺等人和北京京剧团分享其署名权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受沪剧《芦荡火种》著作权的约束。

在史实基础上，崔左夫创作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刘飞撰写了回忆录《阳澄湖畔》。两个作品各自享有著作权，并成为上海沪剧团进一步创作的素材的一部分。由于其中人物、情节、地名等要素的再创作，沪剧《芦荡火种》相对其创作素材而言已成为新作品。文牧和上海沪剧团分享其署名权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不受先前两个作品著作权的约束。

小说《沙家浜》和电视剧《沙家浜》的作者没有获得《芦荡火种》著作权人的许可出版、拍摄了改作品，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说侵权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是迫于外界压力，而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新型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离不开知识产权的支撑，如果离开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型国家建设将很难实现。因此，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科学的抉择、坚定的承诺。

参考文献：

[1]陈传夫.著作权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2]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张今.知识产权新视野[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著名小说家范文第3篇

著名作家金庸状告江南侵权

据多家媒体消息，近日，著名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将作家江南（原名杨治）告上法庭，江南及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要求“立即停止侵犯原告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停止复制、发行小说《此间的少年》，封存并销毁库存图书。”并公开道歉，共同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此间的少年》是江南早年的作品，以宋代为背景，讲述了“汴京大学”里乔峰、令狐冲等人的故事。他本人也承认《此间的少年》中的人物姓名来自金庸作品。他在10月23日晚公布的相关声明中解释了《此间的少年》的内容和最早的创作动机，“最初在清韵书院连载时使用这些人物名字，主要是出于好玩的心理”。

在该声明中，江南还表示该项目的相关开发会在诉讼期间暂停，“无论昔日还是今日，都一如既往地尊敬金庸先生个人和作品，并未有侵权的想法；但在司法层面上，无论诉讼结果如何，我都非常非常地抱歉于我22岁那年的孟浪和唐突，因这些事情给金庸先生造成的困扰令我非常地自责。”

“同人文”的来龙去脉

何谓“同人文”？据公开资料显示，同人文是把某部甚至某些原创作品里的人物放在新环境里，加入作者自己的想法，表达新的主题。同人小说指的是利用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小说。

网络作家、长江中文网总编辑董江波认为，《此间》在内容上与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关系，但故事主人公使用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原名，背景也设定在北宋年间、汴京大学等等，应该属 “同人小说”范畴。

“不过，‘同人文’只是与原作者作品中的人物名字或者背景体系相同，但具体内容情节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也是长期以来原作家（一般都比较有名）默认其存、并不追究的主要原因；另外，‘同人文’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是借势，但也能提升原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董江波分析道。

仅仅使用原著人物名称不一定构成侵权

对于此事，一位不愿署名的律师告诉记者，像金庸先生这样的原著作者享有的是著作权和著作权周边的权利。从现有报道来看，如果《此间的少年》只是用了金庸先生作品里人物的名字如令狐冲等，那不一定构成侵权，“这个问题是存在争议的，不能一概而论，还得联系具体作品的情况，看是否构成著作权情况上的侵权”。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也认为，从现有报道来看，如果江南在《此间的少年》中仅仅使用了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名字，而“人物名称”很难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进而很难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

“如果两人作品在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方面相似，可能会涉及著作权相关问题。但双方公布的信息目前有限，无法做出著作权侵权与否的判断。”张洪波说，“从已有的相关同人小说案例来看，原著作者多数寻求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金庸先生的小说及其人物十分知名，使用这些人物名字有可能会构成不正当竞争，当然，具体情况还要结合《此间》及金庸先生作品的具体内容，请法律专家进行详细分析”。

结局或影响“同人文”的发展走向？

近些年来，“同人文”创作逐渐兴起，业内对著作权相关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此番风波，也引起了一部分人对“同人文”未来命运的担忧。

张洪波表示，目前网络文学中有大量的同人作品、续写作品，如果此次判定江南侵犯著作权，可能会影响到此类作品的出版。

著名小说家范文第4篇

稗亦有学。稗学之研治，须有梁津以达其域。国父孙中山有语曰：“以无文法之学，故不能率由捷径，以达速成，此犹渡水之无津梁舟楫，必当绕百十倍之道路也。”津梁之要，其喻最切。治稗之津梁甚众，今特可推荐者，乃近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著名小说研究专家、南开大学陈洪教授所著《“六大名著”导读》。该著在旧说“四大名著”基础上加以“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和清代讽刺小说名作《儒林外史》，合而称之为“六大名著”。该著是教育部首批视频公开课、网易网络公开课录音整理本，其视频点击量超过十余万次，影响之广由此可知。其特点恰如卷首《课程导言》所云：“导读”就是“指示门径”，即“就六部作品阅读中的重点、难点、关键点，以及分歧点、困惑点，作出介绍、梳理，为同学们培养阅读的兴趣，并给个别同学将来的学术道路点亮几个路标”。

对中国稗书之意义，西人亦甚有独到之眼光。德国弗朗茨·库恩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三部巨著，理解了这三部书就可以称得起‘中国通’。”英国杰克逊亦谓：“《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六大名著”导读》从文化传统、宗教意蕴、社会世情、文学情怀、审美意义等视角剖析作品，于上述意义多有发掘。

从中国本土来看，不说以“六大名著”为代表的“稗”书已拥有可观的出版量和广泛的阅读群，仅据“稗”书进入大中小学教材成为语文和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就足见“稗”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以中学语文而言，选入教材（人教版）的《杨修之死》《智取生辰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香菱学诗》《林黛玉进贾府》《范进中举》等即出自“六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等。在教学上，与诗文不同，节选于“名著”的课文相对于原著来说仅仅是冰山一角，这对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假如对原著缺乏系统阅读和整体把握，教师在讲解课文时就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谈不上通过小说深刻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学世界和文化内蕴等。就此而言，《导读》不失为中学语文教师提供了一条通向“六大名著”并由此而进入文学殿堂和文化观园的良途。

著名小说家范文第5篇

一、强化名著改编的历史意识，运用电视剧艺术的表现方法最大可能地传达原著的基本精神

由文学名著改编电视剧要求改编者对改编对象进行深入细致地阅读、体味与整体把握；要求改编者沉潜于文学名著的艺术世界，形成自己对文学名著的感性印象；要求改编者依据自己的美学观、历史观和人生经验对文学名著的历史意蕴进行理性的探究与评判。这种工作虽然充满着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辛，但它却是名著改编过程中绝对不可逾越的第一步。这种工作的性质，犹如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材料，如果他要达到再现并有效地诠释历史，必须首先做到对前人及其思想情感的“了解之同情”。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是20世纪上半期的精神产品，距离今天已有60年以上了，由于正值现代中国的社会巨变，它所表现的生活已与现今迥然不同了。真正做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了解之同情”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改编者具备与名著原作者大体相当的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基本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入文学名著文本内部，设身处地形成对这种客观知识的主观体验。在这方面，改编自老舍《四世同堂》的新旧两版电视剧，为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例证。1985年的旧版《四世同堂》，由于改编者未能准确把握老舍原著重在批判中国封建宗法专制主义文化下民众的柔弱性与奴隶性的创作动机，所以相对拔高了老舍原著中人物的精神境界，着重突出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表显意蕴，从而在无意中淡化了老舍原著中民族文化反思的深层意蕴。2007年摄制的新版《四世同堂》，仍未汲取旧版的教训，也未作出应有的改进。文学界曾提醒改编者要将老舍原著当作“民族耻辱史与文化殷鉴录”来看待，要充分注意老舍原著的主旨是希冀借抗日战争祛除中华民族文化遗传病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新版电视剧的主创人员却放弃了老舍原著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立场，本来旧版的失误，完全有条件在新版中得到改正，但新版却比旧版更加远离原著的基本精神。这说明真正吃透文学名著的深层意蕴，是相当困难的。

二、最大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人物的主体性，及由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矛盾运动生成的基本情节框架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基本上以小说与话剧为对象。电视剧和小说同属于叙事艺术，如果将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分别改编为相应篇幅的电视剧，由于生活容量的大致相等，一般不需要大规模地增添或删减人物，不需要变更原著的基本情节框架。但是，如果将短篇和中篇小说分别改编为中篇和长篇电视剧，或将中篇和长篇小说分别改编为短篇和中篇电视剧，由于篇幅与生活容量的变动，那就非得对原著的人物与情节进行增添或删减不可了。如果将话剧改编为电视剧，难度就更大了。话剧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要求以高度的聚焦去概括生活，属于浓缩型的艺术。将话剧改编为中篇或长篇电视剧，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对那些已经被高度浓缩的“戏剧化”了的现实，进行再生活化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需要增添人物，拓展人物活动的环境，扩充由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矛盾运动所生成的情节，丰富揭示人物性格内涵的细节，从而保证作品应具有的生活容量。不管是面对小说还是话剧，改编者在以电视剧艺术的表现方法，对原著进行增添与删减、拓展与收缩时，都要尽可能地以原著人物性格的主体性为基准，以原著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的矛盾运动所生成的基本情节框架为基准。如果偏离了这两个基准，那就会偏离原著思想与艺术的规定性。在这方面，由钱钟书的《围城》和沙汀的《淘金记》等小说，由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馆》等话剧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都比较成功。比如，《围城》的改编者，在深入研读并准确把握原著精髓之后，严格依据小说原著，以方鸿渐留法归途、困居上海、辗转奔赴内地、混迹三闾大学、稀里糊涂地建立小家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作为电视剧的基本情节框架；以方鸿渐因不断地冲出“围城”又不断地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产生的失落、无奈、感伤与绝望，作为其性格的主体性。这就使电视剧《围城》相当饱满、有力地传达出原著对抗日战争背景下某类知识群体的空虚、懦弱与庸俗、猥琐的犀利讽刺与无情批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原著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哲学思考。如果说《围城》的电视剧改编，不需要增添人物与情节，那么，将话剧《日出》改编为23集电视剧，因篇幅与生活容量的要求，就不能不为剧中人物展开生成其性格与命运的“前史”，并由此增添若干人物、情节与细节。我们看到，《日出》的电视剧改编者对人物性格“前史”的展开与铺陈，是在严格遵循曹禺原著人物形象主体性和人物关系基本格局的基础上，依据原著人物小传与人物自述，对其原先生活经历与性格及其命运形成过程的回溯和具体化。电视剧《日出》里增添的人物和因表现人物而增添的情节与细节，也都是在严格遵循原著人物思想倾向、行为逻辑与交往范围，遵循原著基本情节框架的前提下作出的演绎。这种比较成功的艺术经验，非常值得总结。

三、以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优势

欣赏原著艺术文本文学名著的艺术风格，既内隐于作家的创作思维定势之中，也外显于作品的语言风格之上。将文学名著的语言转换为电视剧艺术语言，除了小说与话剧中的人物对话外，小说中的叙述语言基本上是无法“硬绎”的。因此，改编者仅仅依靠语言特点来复现文学名著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非常困难的。如此说来，改编者能否准确地捕捉到作家的创作思维定势，并由此开始电视化的工作，往往是能否准确地传达作品艺术风格的关键。在这方面，电视剧《茶馆》和《淘金记》的改编就比较成功。#p#分页标题#e#

老舍的三幕话剧被改编为39集长篇电视连续剧，需要对老舍原著的人物、环境和细节进行大规模地增添、扩充、拓展和丰富。《茶馆》的电视剧改编者是如何做到既能铺陈其形，又能传达其神？是如何做到将增添的与原著中本来就有的人物、情节和细节，将增添的环境与原著中唯一的环境茶馆都和谐统一、气韵生动地共处共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改编者捕捉到老舍创作过程中决定其艺术风格的创作思维定势。老舍的话剧特别注重表现处于特定历史与文化情境中人物性格的规定性及其发展向度；特别注重通过写人物性格或由人物性格与环境互动而生成的某种命运来展开矛盾、推动剧情的进展。电视剧《茶馆》的改编者显然极为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改编工作的重要性。他们正是捕捉住了老舍的这种创作思维定势，才决定采用顺着人物走的改编策略：或以老舍其他作品中的同类人物去丰富补充《茶馆》原著中人物的性格、思想与命运，或由老舍原著人物的片言只语生发拓展新的情节，或依据老舍原著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展开情节、丰富细节。正是由于遵循了老舍的创作思维定势，电视剧《茶馆》才能传达出话剧原著的整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