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新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视窗；新模块教学；多元智能化教学

一、前言

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之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文仲教授在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研讨会》上指出：“外语专业毕业生人文基础很差，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了解更少。”（胡文仲、孙有中，2008：141）“英语专业怎么办？”办法之一是在英语文学课上做文化导入，以“少而精”（孙有中，2008：前言）的原则以多元智能的文化补白、文化嵌入、文化丛和文化高地的方法进行文学教学的文化导入来“医治”罹患：“思辨缺席证”（黄源深，1999）的“英国病人”，解决我们的学生“没文化”的问题。（孙有中，2008：110）的问题。下面是以文化内容为依托的部分文学课表。

二、新教学模块

Table　1　Curriculum／（课表）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何其莘教授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学习英美文学主要是提高学生理解语言的能力……特别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者加）要特别注意语言背后的东西。教学中，老师的教材选择不固定。1.文化嵌入：以莎士比亚的课程内容为例。十四行诗第18首的“sum-mer”和“夏天”文化区别作文化嵌入。2.文化补白：《哈姆莱特》中俄狄浦斯情节可以用文化补白。3.文化丛：《威尼斯商人》中犹太教的历史用文化丛并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吝啬鬼”夏洛克。4.文化碰撞：雪莱的《西风颂》里的“west　wind”在汉语里是贬义，让学生进行文化讨论。5.文化高地：把文学中与文化有关的有争议的内容进行文化补白／嵌入／文化丛的新模块教学，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8首中的summer译成夏天有争议。这是中英地理位置的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所以产生碰撞的翻译值得学生深思。

在讲杰克伦敦的作品《马丁·伊登》时老师用文化补白的形式把中国文化老庄的“不得已”与美国的首创精神进行文化嵌入然后进行比较，之后再加入他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和《生火》，然后对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智力较量等哲学内容置于精神高地进行文化补白。《马丁·伊登》这一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不愿下课。两周后，老师在课上问学生：哪种文学课你们最喜欢？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从此文化视窗里的文学景象以文学课上的文化介入的教法诞生了。教师挖掘出了多维度的文学教学文化介入的方法让学生耳目一新。从论文写作和收集的数据来看，学生的思辨能力确实有了提高，打通中西文化初见成效。

三、数据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权威性，问卷采用北外胡文仲教授的问卷模板，稍加修改。问卷班级为2007级9-14班非师学生。有效问卷116份。

从表2中看出通过文化视角下的文学讲课，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了。73.3％的同学发现有文化冲突。93.1％的同学认为有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66％的同学感到文化错误让他们最不舒服；而59.4％的学生认为多数的文化错误出现在书面语言中；在问到《马丁·伊登》和《热爱生命》这两课的效果时，居前三位的是A.有趣，B.新鲜，C.获得更多本国文化知识。关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表4中居首位的是阅读文学作品占38.7％，其次是与外国人交谈占26.7％，学生在校园里有许多机会和外籍学生交流。表2从学生反映语言交流的错误显示，居首位占66％是文化错误，远远高于其他各项。从这一点看出我们给学生开的人文通识教育的课程太少。通过文学教学文化介入的新模式教学实验学生认识到可以通过文学阅读吸收中西方文化知识来提高它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是一个不小的教学飞跃。

新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对于各地的相互交流来看，人们常说；入乡问俗，入乡随俗。我们要了解一个地方，首先要懂得当地风俗习惯，人文地理情况，这些是该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在未探寻的情况下进入到本地域范围内，遇到基本文化习惯问题的冲突，接下来，很难再上升到另一层面去交流，所以说，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窗口，是外界要了解一个地方所通过这个窗口进行的先前学习。地域文化所构成的核心是本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是对外展示本地域文化最好的方式，是让外面进入到本地域之前形成了解的有效方式。此外，文化还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的发展能够带动经济的提升，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带动本地域文化的发展。对于地域文化而言，地域文化不仅能够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地域经济的相互结合，形成文化经济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地域经济发展力竞争力的基础性因素。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升，物质文化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予以增长的需求，物质与科技手段的的融入使物质文化需求达到一个高标准的阶段。然而，未来发展过程之中再次提升经济动力的方向，就需要文化因素的带入，经济产品使用价值逐步在像艺术化，审美化方向发展，这些发展也可以看出企业的竞争，从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升为了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的竞争，文化附加值逐步升为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因素。

二、对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国家文化安全，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

在人口流动性社会的今天，保持地域文化价值成为了关注的方向。对于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物质和科技的快速提升，使局部地域文化逐渐衰退。在此情形下，保护文华多样性，要切实保留和延续各地域文化自身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才是文化价值的重要意义。只有保留文化多样性，才能保障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增强生机，才能持久矗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三、新核心文化价值

地域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才更新流动性，地区核心人才往往汇聚在核心地带，加快促进本地区基础设施经济文化引进情况。所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作为地域未来发展规划，城市当中需要重视此种阶梯状的人才分流情况。坚持以人文本，以人才为核心要素。我们更应该去分析城镇地域文化新形势下根本方针的调整。本文提出的人才新核文化价值是对于积淀形成的历史有形文化价值折射下的新形势地域无形文化发展方向的转折。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是一种对诸多问题普遍综合性的解释。从理论上而言，它是具有一个公式性质的支撑基础，目前还未做出科学性的数据分析。对于此项观点，作者现仅对提出的这一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并阐述它的现实意义。

（一）何为新形势下新核心文化价值

笔者之所以提出此项理论，是基于自己所接触到的问题当中得出了“人”作为诸多问题的核心本质，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在自然世界中，问题产生发展往往是复杂多变，有人为的，也有自然之力。但人的能动性很多时候是可以去预防和解决这些危及自己未来发展的不利因素。我国提出“以人才为核心要素”根本方针。对于地域文化价值的发展需要一种前沿预见性的观念，对文化价值的新核心在于地域人才比重有很大影响。人才新核文化价值越高，对地域整体经济文化实力的提升力越明显。相反，对于地域文化的发展，人才新核文化价值越低，对地域整体经济文化发展越缓慢。中国目前在大的人口基数情况下，始终不会缺少人才的出现。对地域文化价值中“人才”可以解释为“综合性人才”和“各领域行业性人才”或者更合理的解释为“实践型人才”和“文化性人才”从这两方面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取决因素，也是对社会整体发展进程具有积极效应。文化作为一种人本身基础内涵的因素，是成长过程中根据每个人自身思维性质所形成的一种对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阶段程度，在人自身成长的过程之中，是一种基础性的文化价值。而实践性是一种自身进入社会后所经过洗礼从中形成一种适应发展的习惯。并在后期一定程度上所积淀形成的自身经验，是一种对社会的身心认知表现。经过分析可以观察到，地域之间的发展之所以相互之间具有差异文化价值。一方面，在于历史所形成固定文化价值因素，这是历史所带来的地域根基性。是一种地域独特文化。另一方面，在于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的重视程度。对于人才新核文化价值可以解释为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科技、创新文化精神的引入，这是一种地域政治思维的提升。

（二）新核心文化价值的现实意义分析

任何理论的成功运用，离不开社会现实实践当中的决定性基础，人才新核文化价值是基于核心价值发展方式的支撑，也是对诸多在社会新形势下所进行有效意义上的总结。针对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综上总结可以得出以下价值意义。

1.提升本地域文化价值影响力。地域人群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流动性，包含着人才新核文化所具有的流动因素。从而相互之间有效吸收借鉴优秀文化价值，提升优秀文化深度发展，使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升。地域文化的发展并非孤立和封闭的，地域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融通、和整合，是一个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各地域文化本身分布的差异和非均衡性，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新型模式，人才核心文化本身始终出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以人才为核心的这种文化传播和渗透，必然促进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魂、文化是民族精神力量、文化是区域价值影响力。文化的发展，需要以人才为核心带动力，增进全社会凝聚力、思想变革观念、推动地域知识进步和人才基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2.促进地域经济竞争活力。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在地域间推进人才文化发展战略，会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以带动各地域间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人才新核文化价值对于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地域经济竞争活力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不同优秀行业人才的涌入，使其在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基础上既百花齐放又不断融入主流文化当中，从而充分发挥以人才为核心导向，激励和规范功能。另一方面，人才新核文化价值作为一种资源，在经济价值的基础概念当中，以人才为核心涌动作用，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兴办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则是促进地域经济竞争活力和促进地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如今，没有经济效益的文化会很难持久下去，通过发挥人才核心文化价值，以“人”为载体吸收地域核心文化，在对外的交流与发展当中，对文化软实力传播，也将会不断增强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是发挥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的过程。

四、结语

新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群众文化活动日益丰富。

随着社区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推动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日益丰富。群众积极主动参与、自发组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使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呈现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场面热烈、活动频繁、积极向上的繁荣景象。

2.社区文体设施逐渐完善。

随着社区机构的建立，文化惠民政策的实施，许多社区已建设了一定规模的文化活动场地、场所，并逐步配套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和文化活动的设施、设备。有些社区的文体设施建设已很完善。虽然整体上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还亟待改善，但文化设施比较完善、制度比较健全的社区已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社区文化队伍逐步形成并迅速发展壮大。

现有的社区文化队伍原来多是零散的业余文体骨干，因为有了社区这个组织，所以迅速凝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不过有些地方的社区文化队伍无论是在队伍素质上还是规模上都已经发展得很好，而有些地方的社区文化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人员的编制、待遇以及技能培训等方面也需要相应改善。

4.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富于地域特色，但有待丰富。

因地域差异，文化活动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但基本都以传统文化活动形式为主。这些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虽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但参与人员以中老年为主，活动内容和形式也有待丰富。应丰富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并通过组织、引导、推广、丰富，吸引更多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众积极参与。

二、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加强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对促进社区文化发展，促进社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对丰富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繁荣农村文化事业，注重建设新农村文化，强调了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出台政策、打造样板、树立典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各个社区党支部都注重加强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提高群众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制定了相应制度使社区群众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打造和谐、文明、健康的社区，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如此，但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群众文化建设工作中不断努力，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1.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资金不足，渠道单一。

多数新建社区的文化设施建设大多数是政府出资，对政府、集体依赖性较大。部分新建社区几乎没有文化设施，文化建设项目很少，用于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也很少。

2.文化设施需进一步完善。

多数新型社区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文化设施不完善，难以全面满足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无法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绝大多数社区居民希望参加社区文化培训班、创业培训班、文化产业班、养殖、种植班等，以提高自身的精神文化水平，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而这些目前很难实现。

3.新型社区文化建设中对文化设施的保护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和谐是社区乃至我们整个国家精神文化建设所追求的的理念。有些社区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走在了前列，但是在和谐社区的建设中却上演了不和谐的一幕，如文化设施建好后，出现设施被滥用、被破坏等现象，再加上文化设施被毁坏后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导致部分文化设施报废。

三、如何加强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

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好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工作，坚持面向大众，以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为重点，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的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的基本活动内容和基本活动形式。每一个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探索、创新，努力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团结一心，为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1.加大资金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建设需融汇多方力量，加大资金投入，以政府投入为主，一部分资金由社区集体提供。所以要促进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保障，以不断提高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水平，更好地服务群众，丰富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2.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纷纷推出各种有利于文化建设的政策。大力发展以展示民族习俗、民族风情、民族服饰、民族工艺等富于地域特色的社区文化以及各种节日庆典文化等，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吸引更多的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文化活动，并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不断丰富和发展社区群众文化，切实满足社区群众的文化需求，提高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3.引入多元文化，带动新型社区群众文化发展。

新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早在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演，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公安文化建设，经过全国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积极创作与辛勤奉献，公安文化不仅成绩显著，而且特色鲜明、影响巨大，并且以“万家灯火平安夜———公安部春节文艺晚会”作为新春盛开的公安文化之花，形成了公安文化的最亮品牌，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公安文化一年一个进步、一年一个水平、一年一个收获的可喜状态，在全国乃至世界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文化要繁荣，就必然要求不断进行机制、体制、管理、内容、形式和手法的创新，来适应人们对日益发展的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公安文化理论也是如此。只有适应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以文化的内容、方式和效果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工作的大局，为公安文化创新和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创作指导，我们的公安文化才能充满活力。

一、公安文化理论与公安文化软实力

(一)公安文化理论

公安文化理论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结构清晰、指导性强的文化理论，它是人民公安事业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财富，是公安工作、公安实战和公安文化的一种理论形态。公安文化理论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长期执法为民、治安维稳、服务社会与人民的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公安文化的理论概括，是一种源于公安文化实践又能指导公安文化创作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是以理论思维、理论分析、理论研究和理论概括的方式，对公安文化创造的一种理论性把握，也是对公安文化本质与规律的一种理论性探寻和理论性阐述。公安文化理论从简单到丰富、从稚拙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公安工作和公安文化实践与创造的情形，也是一部承载了中国公安文化发展历史的理性记录。从迄今公安文化理论研究的实际成果看，其理论形态和结构主要有:“公安文化本体论”、“公安文化结构论”、“公安文化功能论”、“公安文化形态论”、“公安文化关系论”、“公安文化发展论”、“公安文化创作论”、“公安文化风格论”、“公安文化建设论”等，构成了公安文化理论的完整形态。［3］

(二)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

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既是时代的召唤和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文化理论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内容的创新:从张兆端教授所著的《警察文化学》(第三版)中的“公安文化关系的理论”、“公安文化建设的理论”、“公安文化传播的理论”等篇章看，都是具有新的公安特色、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媒体性生活的公安文化理论内容。除此而外，贴近时代、贴近实战，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会和谐、满足人民新期待的“文化育警”、“公安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等内容，也是新时期以来公安文化理论的崭新内容。

二是形式的创新:公安文化理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圈在行业里，只是重视公安工作实际的经验和做法，只是关注眼前的文化工作建设和警营文化活动的指导与操作。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随着公安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随着学习型公安机关和文化型公安队伍的建设，全警机关、文化和教育部门逐渐注重公安文化理论的建构，注重公安文化创新实践的总结，注重公安文化经验的理论提炼，注重公安文化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创新性。从张兆端教授的《警察文化学》第一版(1997年6月)到第三版(2010年9月)的13年间，可以充分地、清晰地看到这种公安文化理论的特色、理论的发展成就。实际上，从近几年公开出版发行的有关公安文化的论著和论文中，也可以看出公安文化理论所体现出的公安特色和时代特征，以服务创新社会管理、以服务治安维稳实践、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服务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公安文化，结合了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特点、时代特点，兼容了信息化、网络化、娱乐化的大众传媒形式与成果，全面创新了公安文化理论，从形式上日益为广大公安民警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爱。有许多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所写的大量反映公安工作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罚犯罪、服务社会以及长期辛苦工作感受的网络博客，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也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很高评价。

三是机制的创新:各地公安机关和各级公安领导都把公安文化建设、公安文化理论提炼和实践总结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列入公安整体工作来规划、来组织、来实施。各级公安机关结合自身的特色、优势和便利条件，公安文化建设形成了上下齐抓共管、民警积极参与、警营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公安文化理论日渐成熟的格局。很多公安机关制定出符合各级公安机关实际的文化建设规划，广大公安民警也都有各自的文化发展目标和文化参与的热情度与积极性，这种公安文化的自觉状态和公安文化理论的日渐成熟，既有利于弘扬本地区、本机关、本警种优良的公安文化传统，也有利于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文化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来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公安文化理论。

四是手法的创新:公安文化理论在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吸取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理论的表现力。在表现手段的现代性、表现方法的多样性、表现风格的丰富性和表现效果的优良性等方面也都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与新的特点，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理论与实践、纸质与网络、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理论多元的新情态。手法、数量和质量都有大的发展、大的提高。近些年，公安部党委组织“公安文化基层行”，是推动全国公安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所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三年多时间里，公安文艺小分队赴全国31个省演出218场，观众达60余万人。对公安文化创作、公安文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繁荣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公安文化理论在不断创新中提升，在不断完善中成熟，丰富和指导着公安文化的不断创造与进步。

(三)公安文化软实力

我们所说的公安文化软实力，就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公安工作的实践中以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以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态度和自己的警容、举止、风范、语言、礼仪等综合的警察文化素养所展现的一种为社会全体成员所认可、所赞扬、所学习的感人力量、威慑力量。2008年《公安研究》第5期刊登了周浩然、吴杰飞写的《提升公安机关软实力问题初探》，在文中作者将公安文化软实力概括为五种:即素质力、亲和力、文化力、凝聚力、科技力。

有新意，有观点，有指导性。2008年《公安研究》第9期发表了柳汉男写的《关于提高公安机关软实力的思考》的文章，该论文从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公安机关软实力做了操作层面的深入研究与论述，理论结合实际，文化结合实战，有很强的实践特性和指导意义。在以后的各种公安文化建设的论文中，也都有公安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内容。但少有揭示和阐述公安文化理论与软实力关系方面的文章。人类文化所具有的这种柔软的力量(softpower)，已经被大家所共知，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丘吉尔曾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而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中国古人将文化的力量极简洁地概括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公安文化软实力是公安工作潜在的、隐显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它与公安物质装备力量相结合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公安实力和公安战斗力。这种源发于公安文化系统中的制度性、组织性和公安干警所具有的精神性、思想性、道德性、文化性、艺术性以及他们独特的精神品质、精神个性、精神风采的软实力，当与公安组织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相结合，与公安的物质装备相结合时，就会形成一种驱动强劲、战效明显、持久而无声的新型警力，一种代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公安生产力。公安文化软实力与公安硬实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理解它们两者的关系和作用，还不能简单地将其看做是两者相加、两者之和的关系，其中的软实力是发挥着倍数功效的实力因子。在公安实战和公安队伍建设中，它们各自都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功能效率，若认识到位、组织管理到位、培训服务到位、激励引导到位，就可以整合为成本低廉、方便耐用、功效巨大、释放持久的公安战斗力。

二、公安文化理论创新与公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系

公安文化理论对深化公安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以正确的、创新的、富有时代特征和公安特色的公安文化理论来指导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可以取得新的突破与新的成果。而公安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也可为公安文化理论创新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经验，其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可进一步充实到公安文化理论建设与理论发展之中，为公安文化理论提供新的内容。它们相互结合、共同促进，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服务。

(一)二者是什么关系

公安文化理论创新与公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系是一种指导、促进、互补和互有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在公安事业和公安文化大树上所接下的两个硕果，它们是对公安文化这棵大树根与枝的回馈，也是对公安文化这颗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是同质相连的关系，又有各异不同的特色和优势。

(二)二者关系怎样

创新了的公安文化理论适应了新时期、新环境和新任务下的公安文化的发展需要，是一种新的公安文化的理论总结，揭示了公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征，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公安文化和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而提升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作为公安文化理论新的课题、新的成果，也必将丰富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内容，在公安文化创新理论的指导下会不断发展和不断提升。

(三)二者作用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