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超级秘书网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