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监管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行为监管；银行业；监管改革

JEL分类号：G21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3-0061-05

一、引言。

行为监管关注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行为问题及其市场影响，其核心目标是保障并增强所有金融消费者的信心、维护金融市场有序竞争秩序。区别于审慎监管对公司稳健运营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关注以及对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本充足状况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稳健经营要求，同时，区别于功能监管是指按照被监管机构的业务性质进行分类监管以及按机构类型划分的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关注从维护整个金融市场有序竞争秩序角度监管金融机构行为。行为监管强调主动干预，强调信息透明度监管，因此，功能监管中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性同样在行为监管中体现。行为监管不仅推动风险监管关口前移，而且深化了审慎监管层次。

在传统的监管实践中，银行监管主要是审慎监管。行为监管主要为证券业监管机构所采用。随着金融监管理论的深化和监管实践的发展，银行业监管机构也开始重视行为监管机构。强化行为监管是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中监管失败和众多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而采取的一个改革举措。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将行为监管作为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行为监管的国际经验与法理研究

(一)国际经验

从理论到实践，各国行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密不可分。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泰勒(Taylor，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in peaks)，监管应着重于两大目标，即系统稳定的确保(指审慎监管)和消费者权益的保障(指正常的商业行为监管)。根据该理论，审慎监管对有可能危害金融安全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和处罚，行为监管则着眼于保护购买金融产品或对金融机构进行投资的消费者。与审慎监管关注金融机构的安全和健康发展不同，行为监管的任务是保持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维持金融消费者信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秉承的金融监管理念以及实施的金融监管框架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双峰”理论的内容。

1、英国经验。尽管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反思和检讨，但促使金融行为监管变为一种体制改革动作并落实到制度建设层面上，却首先是在英国。英国在2011年2月公布了《金融改革新方案：构建更强健体系》的文件，其中涉及新设立一个专门负责行为监管的金融行为监管局(以下简称“FCA”)。FCA唯一的战略目标是保障并增强英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其战略目标细分为：一是增强市场有效性；二是丰富市场选择，对消费者提供适当的保护：三是保障和增强英国金融体系的公正性，FCA必须遵守这些战略目标和操作目标，履行职能以促进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在2011年7月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之监管方法》中，又进一步明确了FCA的监管范围与职责，FCA负责对英国27000家公司进行行为监管，包括零售和批发银行业。投资、证券、保险市场；还负责对其中约24500家公司进行审慎监管，在具体监管方法中，采取预防性早期介入的手段，采取“风险为本”的方式，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发生的根源，采取跨机构的专项监管方式实施行为监管。

2、澳大利亚经验。目前，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金融监管体制最接近所谓左眼监管安全、右眼监管服务的“双峰监管”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例，双峰之一——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负责对认可的接受存款机构、养老金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审慎监管工作。行为监管由双峰的另一峰——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承担。ASIC的监管重点体现在四个方面：在金融经济中帮助和保护个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建立和保持对澳大利亚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的信心，确保金融市场公正、有序和透明；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便利。

3、美国经验。尽管美国并未像英国等国设立独立的行为监管机构，但仍将加强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美国在美联储内部新设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下简称“CFPA”)，将原先由不同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的消费者保护职责加以归并，统一执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减少多头监管，避免监管冲突。该机构虽设立在美联储系统内，但保持独立的监管权力，署长由总统直接任命。

4、中国香港经验。一是香港金管局(以下简称“HKMA”)监管架构的新调整。为加强产品与行为监管的专业性，HKMA于2011年4月做了部门重组和职能调整，新设立银行操守部，主要负责投资产品保障、消费者保障、存款保障计划和支付系统监察及牌照审批。二是在理财业务监管中以行为监管而非产品监管为重点。香港金管局对理财业务监管的重点是行为而不是产品本身。操守部重点检查银行内部的制度与流程，评估其能否确保相关人员在销售过程中做到行为规范。对具体的销售行为，金管局聘请专业的第三方调查机构，采用“神秘人”等方式，获得第一线销售人员，的不良信息。操守部综合检查信息，如果认为需要采取惩处手段，就转交法规部执行。

5、日本经验。日本近10年来一直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强化法制建设与监管维护不仅加强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而且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一是在立法中对理财产品进行明确区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把金融投资商品区分为企业理财型商品和资产理财型商品，根据不同商品特性分别规定其具体的信息披露要求；二是在《金融商品销售法》中对于信息弱势一方有选择地加强保护，提高信息披露标准；三是在信用卡市场管理中对信用卡发行机构进行监管，防止信用卡发行公司向消费者过度借贷，对信用卡公司催收债务的行为进行限制，侧重对消费者的保护。

经费监管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近几年，食品安全监管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中，基础型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尽管有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安排及其绩效做出研究，但很少有学者使用产权理论对该问题做出全面的分析。本文通过对政府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和目标，及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与发展趋势进行产权分析，希望建构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监管模式变迁；产权分析；公共领域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食品安全监管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和监管的思考。首先，在为何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方面，Akerlof（1970）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解释方法。其后，这种方法得到不断发展（Antle，1995）。Nelson（1970）、Darby 和Karni（1973）根据消费者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从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的角度， 将商品分为三类： 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认为由于大多数食品兼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征，因而在食品市场上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在政府对食品市场进行监管方面，公共利益理论为政府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Utton（1986）、Noll（1989）、Becker（l983、1985）等人都对公共利益理论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利益集团的作用下，政府监管并不一定是出于维护社会利益的目的。Stigler（1971）则通过经验验证对公共利益理论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政府俘获的思想。目前激励规制理论被用于研究如何让政府有效地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

由于国内外食品市场发展程度不同，我国学者非常关注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但指出目前的分段式监管方式存在政出多门（林闽钢等，2008），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执法不力的状况，还指出了政府主导的监管中存在监管权垄断（张璇、陈福中，2010），监管碎片化（李静，2011），监管权分配不合理（余晖，2003），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王耀忠，2005）等问题。对此，研究者纷纷从模式上提出自己的解决方式，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应该改“分段”监管为“垂直”或“独立”监管（韩忠伟、李玉基，2010），而政府主导的单一食品安全监管形式，应向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多元食品安全监管形式过度（李长健、张锋，2007；张亚菁，2008；秦利等，2008等）。严海娜（2009），刘鹏（2010）等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了食品安全监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进行制度改进的建议。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研究中，缺乏理论分析基础。尽管博弈论被普遍用于分析食品安全监管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及自律条件，但缺乏理论上的深入解释。制度变迁理论虽然能够解释监管模式的变迁历程，但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对政府本身的讨论，没有得到扩展（严海娜，2009；刘鹏，2010）；此外，制度变迁理论也没有深入地解释模式变迁的动力问题。也有学者使用治理理论来阐述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共同治理变迁趋势，但该理论本身就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解释。与其他理论相比，产权理论不但能够从静态上解释如何有效地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问题，还能从动态产权维护的角度，将所有利益主体融合在一起，深刻地解释监管模式变迁的动力问题。使用产权理论进行的研究不多，主要有程启智（2002）、李光德（2008）、汪普庆与周德翼（2008）等人使用产权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分析工具，但他们并没有就此使用产权理论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希望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食品安全监管的目的，以及食品安全监管的模式变迁的讨论，建构食品安全监管的统一理论分析框架，并以该框架为基础，探析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安排向多中心发展的必然性和制度设计的构想。

二、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外部性、内部性与市场失灵

市场无法有效抑制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食品具备着如Nelson（1970）所说的不同属性。在信息不对称时，消费者无法获知所消费食品的详细信息，从而无法清晰界定自己的产权边界，为生产者的投机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食品市场陷入失灵状态，并通过出现的外部性与内部性问题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应对食品不安全的问题，才需要政府通过监管的形式进行干预。

（一）外部性与食品安全监管

外部性是由于产权边界不确定引起的，是指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其他主体带来的影响。例如，大型超市的建立，可以引来大量顾客，这使得超市周边的销售单位的收益机会大大提高。外部性可以分为两类，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指市场主体的活动，可以给其他主体带来好处，增加社会收益。上面超市的例子便是一个正外部性的例子。相反，负外部性是指市场主体的活动给其他主体带来了负面效应，从而降低了其社会收益，增加了其社会成本。例如企业生产噪音太大会对周边区域产生负外部性。 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界定不清晰是产生外部性的原因。

食品安全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表现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两个方面，其负外部性的情况是，在食品市场上，提供劣质食品的生产企业对提供优质食品企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会产生一种负的外部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消费者在食用了劣质食品的生产企业所提供的食品后，产生了负面效应，消费者就会减少类似食品的购买，这将会影响提供优质食品的生产企业的业绩。此外，当提供劣质食品的生产企业因为低价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会减少消费者对正规食品的购买，出现“劣币驱除良币效应”，影响提供优质食品的生产企业的业绩，这样，原有的优质食品提供者可能就会转向提供劣质食品。

（二）内部性与食品安全监管

在经济学术语中，外部性概念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与此相反，内部性这个概念显得不那么为人所知。较深入提出一般性“内部化”概念的是美国规制经济学家史普博，他在其著作《管制与市场》中对“内部性”进行了定义：“由交易者所承担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反映的利益和成本”。根据该定义，引起内部性的原因与外部性一样，也是交易费用。这里的交易费用包括：（1）签约时的成本；（2）签约方在不完全信息下监督合约的成本；（3）签约方收集签约另一方的信息时发生的成本。据此，史普博认为内部性与外部性一样，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因此，内部性的后果一样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一般来说，内部性可分为正内部性和负内部性。正内部性就是合约一方可以接收到合约另一方所带来的好处，且不需要为此额外付费。负内部性与正内部性相反，指合约一方可利用信息上的优势实际给合约的另一方带来损失，而没有在合约中指明对这种损失的赔偿。例如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约中注明了食物的部分成分，但却隐瞒了带来不确定风险的信息。

由于内部性与外部性有相同的引发原因，因此，产权理论也可以作为对内部性进行分析的有效工具。程启智（2002）运用产权理论对内部性和外部性及其政府管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指出，“从产权的角度看，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内部性问题的产生如同外部性一样，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产权问题”。

无论是出现负外部性还是负内部性，都会引起市场失灵。归其根源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产权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因为该问题实际上是市场良性运作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凯恩斯的思想，为了社会效益最大化，政府有必要出面实施监管。

三、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产权界定、公共领域与制度安排

清晰的产权边界是市场良性运行的前提，因此，产权界定成为产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产权界定就是确定财产权利的归属主体。产权界定涉及其重要性、原则、属性等诸多问题。最早发现产权界定重要性及其基本原则的是科斯。科斯之后，以德姆塞茨、巴泽尔、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产权界定的属性及国家在产权界定中的作用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产权界定问题的视野。鉴于巴泽尔在解释微观经济行为中扩展了产权理论的应用范围，形成了泛产权解释框架，本文中将基于他的产权界定思想来讨论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

（一）产权界定的特征

科斯揭示了产权界定对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告诉我们，产权究竟能够界定到什么程度，产权界定的过程具有什么特点。对于这些问题，巴泽尔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产权界定只能做到相对清晰的观点，即产权界定具有相对性和渐进性。

首先，产权的界定具有相对性。巴泽尔认为资产的产权是不可能被完全界定的，因为，每一项资产都具有许多属性，如果要将产权完全界定清晰，就需要对这些属性做充分认识，掌握完整的属性信息，但这个认知的过程需要不断付出交易费用。再说人们也不会对资产的所有属性都感兴趣，他们只会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对感兴趣的属性进行排序，然后按照顺序去了解，直到到达资产产权界定的边界点，在这个边界点上产权界定带来的净收益是零，如超过这一边界继续界定，资产所有者就会受到损失。因此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时候，产权的界定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产权界定的相对性导致了资产的权利总会有部分没有被界定，这部分没有被界定的产权就会进入巴泽尔所说的“公共领域”之中。

其次，产权界定具有渐进性。资产的价值不会是永恒不变的。随着资产的价值属性的变化，产权也会随之变化。之前产权界定相对性的论述中，提到了界定产权的边界点，在这个边界上产权界定带来的净收益是零，如果超过这一边界继续界定，资产所有者就会受到损失。但情况会随着技术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当这个边界点上的属性的价值发生变化，或者边界点之后的产权属性价值发生变化，由于交易费用的下降，边界点就会后移，直到一个新的边界点。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产权价值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产权的界定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巴泽尔关于产权界定的观点对于产权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之前的经济学家在产权的研究中都认为产权要么是可以完全清晰界定的，要么就是不可能被界定的，而没有人指出产权界定的中间状态，没有看到产权界定中还存在着“公共领域”。而这个公共领域的提出，为许多经济学现象的解释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本文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使用巴泽尔对产权界定的观点为理论基础。

（二）食品安全监管的实质与产权制度安排

基于上述对从产权理论角度，对食品不安全的分析及产权界定特征的介绍，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内部性问题，从产权理论角度看，就是食品交易中消费者应该享有的一部分食品安全的权利进入了公共领域，而这部分权利可以被转化为收益；作为信息上有优势的一方，食品生产、加工等提供方会想方设法地攫取公共领域中的这部分财富。而消费者作为信息缺乏方，由于产权界定和维护的交易费用过高，不得不放弃这部分权利，从而使自身利益受损，严重地甚至会危及生命。因此，食品安全监管的本质就是要帮助食品消费者维护“食品安全”的权利，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提供信息，来尽可能地帮助消费者进行产权界定和维护，抑制信息占有优势一方过度对公共领域中利益的攫取。

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因此，要进行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可以看作是监管模式与激励和约束方式的组合。在食品提供者和消费者的交易中，这个制度安排就能够通过提供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抑制食品生产者的投机行为，降低消费者界定产品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来尽可能清晰界定双方的产权边界，并在较低交易费用下维护这个边界，这样因信息不对称而进入公共领域中的利益便会减少，而食品生产者不敢过度攫取公共领域中的利益，使得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权利得到维护，达到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如图1所示）。

图1 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逻辑 四、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从政府单一治理到社会参与治理的产权分析逻辑

食品安全监管的模式对于其监管绩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经历了从食品卫生监管到食品安全监管的转变，相应地也经历着多部门向单一部门监管的历程。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实质上是部门监管外部性消解的过程。尽管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在向更为合理的方向转变，但监管需要付出行政成本，因此其有效监管边界是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监管效果就会变得低下或失灵。故此，有效的监管模式不能是单一的政府主导，而需要形成社会多元治理的格局。

（一）多部门监管到单一部门监管：外部性与监管绩效

建国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不断变迁，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从产权理论角度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从多部门监管向单一部门监管过渡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通过不断的监管权内部化来消解部门监管的外部性的过程。本文结合食品安全监管的演进阶段来具体分析。

1.卫生部门主导，多部门辅助的食品卫生监管模式

该模式存在于计划经济与经济转型时期，时间约为1949―1992年。在这一时期，食品产业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对于食品监管的理念还停留在卫生层面，卫生部是食品卫生监管的主要部门，特别是1983年7月1日正式开始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确立了卫生部的主导地位。但同时，涉及到食品卫生监管的权力作为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又被分散在不同部门，如轻工部、粮食部、农业部、化学工业部、水利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等部门里面都有食品生产和经营部门。尽管这一时期卫生部门是监管的主导，但是由于法律障碍、专业化经验、资源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以及部门监管产生的外部性效应（颜海娜等，2009），使得一方面卫生部门无法完全主导整个监管的过程，另一方面监管权力也在不断向食品链涉及的相关部门转移，逐步形成了一个多部门监管的局面，在这种监管模式下，监管制度显得重重叠叠，非常的复杂，且职能分散，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不畅。

2.多部门共同管理的食品卫生监管模式

该模式出现在市场经济下的多部门食品卫生监管时期（1993―2002）。该阶段中，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食品领域的政企合一的模式被打破，我国食品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使得旧的《食品卫生法》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于是在1985年后，修订后的《食品卫生法》通过并开始实行。该法从法律角度完善了参与食品卫生监管的各部门的监管职能划分，尽管监管的格局仍然是卫生部门为主导，质检、工商等部门共同监管，多部门监管的弊端没有根本解决，但部门监管的外部性通过不断内部化而得以减小，为向下一个监管模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3.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2003年至2004年我国爆发的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极大地引起人们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能力的关注，也暴露出了原有监管体系中监管缺失的重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首次明确多部门分环节监管为主、分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同时，《决定》调整了原有监管部门的责任范围，将食品监管职责分环节赋予了农业部、卫生部、质检、工商、食药监等几个部门（如图2所示）。这样，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就从多部门管理一个环节变成一个部门管理一个环节的形式，《决定》将卫生部主导的多部门监管模式转向“五龙治水”模式，使得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责更加明确，整体监管边界得到扩展。

之后，为了防止各大监管部门利用部门立法的职权谋取利益，以及促进各部门间的协调， 2009年6月1日正式实施《食品安全法》。该法中不但明确了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同时，为了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还成立了以副总理直接领导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机构。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食品安全监管权更加集中，分工也更加明确。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部门间协调不好的问题。也为多部门监管转型为单一部门监管模式创造了契机。

图2 2008―2013年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尽管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优于多部门共同监管的模式，但该模式无法根本改变多个部门共同监管的弊端，从减少行政成本与提高监管绩效的角度看，监管模式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目前，我国正在逐渐形成单一部门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就提出要整合各部门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责，将其转交给将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

（二）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治理：监管边界扩张下的必然趋势

巴泽尔从产权维护的视角，解释了奴隶制度的崩溃。这表明产权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问题。同样，产权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会向社会参与治理方向发展。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条件是现有制度已经无法满足需要，而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制度变革者预期新的制度能够带来大于成本的收益。只有当条件与动力二者都具备时，制度才会发生变迁。

1.制度变迁的条件：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有效边界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有效边界，即在这个边界之外，政府的监管可能失效，失效的理由可能是监管缺位或监管过度，并伴有寻租行为的发生。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食品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在监管中也就将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当行政成本太高时，政府的监管将变得非常无力。尽管政府可以通过集中监管权的方式，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明确监管的有效边界，但这边界总是存在的。因此，完全靠政府监管是无法解决食品安全这个社会问题的，监管制度需要变迁。

2.制度变迁的动力：消费者与食品生产者的产权维护行为

首先，消费者的维权行为是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变迁的动力。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如果所消费的食品因质量问题伤害了自身的健康，其就会产生投诉或的意愿，这就是产权维护的行为。当政府不能较好地实行有效食品安全监管时，消费者可能会通过大众媒体或网络，向政府施加压力。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负面影响程度。其次，食品生产者的产权维护行为会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变迁。其原因在于，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将产生惩罚提供违规的食品生产者，同时奖励提供安全食品的生产者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前文所提到的负外部性问题。如果食品安全监管不能有效维持这个激励机制，那么食品生产者就会进行产权维护行为，而出现食品市场上的“劣币驱除良币效应”。

3.制度变迁的方向：有序的社会成本分摊机制

政府无法负担完全的食品安全监管的费用，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有序的社会成本分摊机制。首先，通过鼓励消费者的产权维护行为，培养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举报意识，有效遏制不安全食品的生产与销售；其次，通过鼓励食品生产者间信誉机制的形成，产生企业间的自组织式的自我规制发展路径；最后，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社会中介组织在行业监管的某些方面具有政府监管部门不具有的优势，例如信息的获取、标准的制定、协调沟通、促进行业自律、宣传教育等。可以看到，社会中介组织本质上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对于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是能起到较大作用的。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

本文使用产权理论对政府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目标及模式变迁等一些列关键性的研究方向做出解释，试图以此来建构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解释基础。该做法的意义在于，食品安全监管实质上就是一系列的组织及制度安排的组合，如何更加优化已有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使其更加有秩序并衍生出新的组织与制度，需要有明确的理论进行指导，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旨趣。当然，本文当前只是大体勾勒出了产权理论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中的运用框架，没有涉及该研究领域中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利益相关者产权制度设计的影响因素、食品产业链与安全质量相关性等，因此，这些都是进一步需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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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its Mode Transi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Property Rights Theory

Zhang Junh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

经费监管论文范文第3篇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即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为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行提供了理由。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所谓的政府规制或政府管制(GovemmentRegulation)，是指政府相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企业的商品质量、价格及其他经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并最终实现某种经济目标或社会目标。在我国的政府部门，政府规制或政府管制一般被称为政府监管，本文使用的表述方法为后者。

经济学中有关商品质量监管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总结这些理论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完善商品质量监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质量与市场机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质量并不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按此假定，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市场，买方都拥有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风险因素等，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掩饰商品质量上的瑕疵，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不会因为信息不完全而被误导，自然也就不会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伤害问题。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业可能拥有的信息优势，所以传统经济学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确定来揭示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是均质的，不存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市场均衡水平所确定的价格就是刻画商品质量高低的唯一信号。而在现实经济社会更常见的垄断竞争市场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会通过广告主动传播商品质量差异的信息，同一行业内部商品之间的相似性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充分，企业无法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约束在某个价格水平上与生产经营者实现均衡，而不同的均衡价格水平将对应不同质量的商品。在纯粹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行为有明显的市场支配力，价格可能会被企业操纵，产生扭曲。然而，处于市场劣势的消费者清楚地知道，高价格下商品的质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生产经营者制定的高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质量更像是一个技术术语，因此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框架看，该学派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研究商品质量的。20世纪初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对不完全竞争格局下商品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信号与市场支配力两个因素的经济含义。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1970年，在《旧货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车为例，首次用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二手商品市场中的质量问题，从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全新领域。他认为，在旧货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拥有的质量信息是不同的，卖方显然知道更多的质量信息，而买方则知道的较少。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让信息劣势的一方——买方只能按照一个折中价格来购买并不清楚质量好坏的二手商品，但折中价格将会让实际质量超出折中价格水平的商品无利可图，从而“挤出”这部分质量相对较好的商品。这样，买方实际面对的必然是质量相对较差的商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在旧货市场上演。随着买方意识到市场商品平均质量在下降并调低报价，市场中的另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商品将会退出交易。在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以上情况循环往复，会导致旧货市场无法交易，出现市场失灵。

西方学者根据购买者对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购买时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质量的搜寻品(searchgoods)，第二类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获悉商品质量的体验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类是使用后也可能无法知道商品质量全部信息，因此购买之处主要是相信其质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显然，消费者在购买后两类商品时会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逻辑，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将导致的市场交易效率损失。可以设计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场失灵的机制。例如。卖方提供一份由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商品质量鉴定证明，主动揭示商品的质量信息；卖方提供质量承诺，对一定期限内可能出现的商品质量问题负责，如退货、更换合格商品、保修等，减小信息不对称可能给买方造成的伤害；在法律健全的国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调节来实现对不完全信息的矫正，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监管部门介入信息不对称市场的运行，通过强制性法律来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权益，也是矫正以上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这就是本文关注的商品质量政府监管问题。

三、商品质量的政府监管

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是政府介入市场商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条件。按照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监管属于社会性规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环境等目的对某些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监督、管理。

1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无论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奥地利经济学，消费者权益至上或者说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均为考量商品市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的主要标准。按照这一逻辑。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质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损害将是政府部门进行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传统经济学考察消费者利益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的差来计算消费者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消费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没有涉及商品质量问题，是因为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潜在假设。在信息完全的经济世界中，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抵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财产等带来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场机制会自动将影响消费安全的问题商品排除在外，实际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没有质量问题的。在此情形下，价格自然会成为消费者关注的唯一指标。由此而来的消费者福利问题也就成了价格水平的比较了。

现代经济学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论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标准依然是评价市场运行效率的主要指标。但与传统理论有所不同的是，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不仅包含消费者剩余的计算，还考察他所购买的商品质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会不会对其身体健康和财产造成伤害或有潜在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质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要求对商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尽管质量监管的社会效益很难用明确的公式进行计算，但这种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规是质量监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经济学领域中所讲的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可以确保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按照一定秩序进行，能有效防范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的机会主义行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为制度的规则既有市场自发形成的商业惯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刚柔相济，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

对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市场来说，通过法律法规这种正式的制度形式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是缓解市场失灵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关商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对所售商品质量负责，对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给消费者所带来的危害承担法定责任。这些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对商品生产经营者事前不负责行为的警示，也是对因质量问题造成危害后对其实施严厉制裁的制度依据，也是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特征，加大了对问题商品责任人进行惩罚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商品质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会强加给生产经营者无限的质量责任。按照著名的汉德法则，只有在预防成本小于预防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包括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收益)，而生产经营者却未对商品采取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并对消费者带来危害时。他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国政府都是依法对商品质量实施监管的。例如，1975年，美国颁布针对商品质量的《马格努森一莫斯保证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对生产经营者的保证责任做了明确规定，要求生产经营者对有缺陷产品承担修复及更换的责任。这一法律与《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79)、《产品责任法》(1982)等一起成为美国监管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质量标准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本形式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念，政府不应过度介入经济运行，即使是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因为政府干预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从商品的企业生产、市场交易和最终使用或消费流程看，质量监管的重点在企业生产市场与交易的界面。换言之，在商品质量问题上，政府监管切入点不应该是商品生产者的内部质量监控，因为从监管资源的数量看，政府的力量无法覆盖所有企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从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看，与商品质量相关的经济决策和技术决策都属于企业组织的内部事务，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质量监管的切入点应该是对进入市场的商品实行最低质量标准(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监管。即在商品进入市场销售时，监管者必须确保商品质量符合最低的质量要求，将不合格产品拒之门外。不合格产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产生的损失由生产经营者自行承担，这是市场约束的一个基本规则。

从商品的类别看，体验品和信任品应该是质量监管的重点。因为搜寻品的质量是外在的，容易观察到，消费者购买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体验品和信任品来说，如果没有最低质量标准监管，不合格商品将进入市场，给消费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体验品和信任品中，那些与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关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可能有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风险防控远远比伤害成为事实后的经济补偿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最低质量标准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最低质量标准将不合格的产品阻挡在市场的大门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场现有商品的平均质量，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商品支付高价，因此，提供优质商品的生产者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最低质量监管可以使买卖双方的福利状况都得到改善，是标准的帕累托改进。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如医疗、法律、会计等，也存在对服务质量的监管问题。与有形商品市场不同的是，由于专业服务依托从业人员而存在，所以，监管者对服务质量的主要监管之一是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进行认定。通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获得执照或从业资格是进入这些专业领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理论上讲，具有从业资格或拿到执照许可的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是符合基本专业水准或质量要求的。可以看出，专业服务市场的执照或从业资格监管与商品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监管可谓殊途同归。

4市场约束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和有效补充

虽然对于体验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来说，政府的质量监管工作非常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可以包办一切。借助市场经济的规则，靠企业的内在机制来保障商品的质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基础。

首先，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有助于企业把质量控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因为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符合企业实现持续经济利益的内在目标。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质量标准下，不合格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是由企业自身承担的。利益独享和风险自担是企业进行质量控制时面临的同一个约束机制，它是驱使企业强化质量意识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对于追求长期繁荣的企业来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声誉机制是规范企业质量行为，确保质量安全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因质量引起的经济纠纷甚至安全事故。都会造成企业的声誉损失，损害企业长期培育的市场。而可靠商品质量给企业带来的社会美誉，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富有吸引力的价格。也有利于现有客户忠诚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为企业带来更持久的业绩增长。

另外，在商品质量存在差异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上销售商品的平均质量，广告、产品演示、试用等营销手段还可以让购买方获知更多的质量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知识经济学下的商品质量监管：一个理论延伸

在有关质量监管的经济理论中，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规制经济学都把监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而知识经济学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质量监管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知识经济学中，经济主体在生产、交易、消费时经常会面临相关知识匮乏的问题，因为该理论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类的经济决策有可能犯系统性错误。一个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经济行为可能重复发生，直至某一天人类通过学习发现了能够理解、纠正这种不当行为新知识为止。按照这种观点，即使是最负责任、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在商品质量问题上也会犯错误。例如，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无法解决那些可能给使用者带来危害的质量问题，但消费者维持生命存续的强烈需求和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让这些商品提前进入市场；在现有质量检测体系下，无法在销售前甄别产品的某些质量瑕疵，尽管这些瑕疵不一定都变成事实上的危害；按照现有理论。可能误把一些有潜在风险的技术或因素看做是改善某些品质，或提高产量，获得更高经济效益的法宝，等等。从近些年来发生的众多质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一点也不亚于信息不对称问题。

源自生产者知识不足引起的质量风险，是商品质量监管中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质量不确定性，同样也面临知识有限的监管者很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对于这一点，担当市场商品质量监督重任的监管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监管实践中，应秉承审慎、预防的原则，设计相应的制度预案。例如。对于那些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暂时无法解决的质量隐患，监管者必须果断出手，将问题商品隔离在市场以外，绝不可因小失大；对于企业事后发现的质量瑕疵，监管者应迅速启动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小问题商品可能给使用者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而对于那些目前无法对是否有质量风险做出肯定判断的高新技术。监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质量风险监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善商品的某些品质，或有助于短期经济效益的提高。质量监管工作也应该摒弃短视策略，把消费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不让那些可能有风险隐患的商品进入市场，为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隐患。

知识经济学中的知识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对称假定在质量监管中的地位。尽管前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难度比后者更大，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巨大飞跃无疑会推进监管理念的创新，提升监管效率。

结束语

经费监管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1月，北美一个消费者组织“Consumer Watchdog”，在消费者的强烈要求下，要求美国环保署对伊兰特车型的油耗进行重新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该组织就现代汽车公司“大肆宣扬伊兰特百公里油耗5.9升”的行为，对该公司涉嫌虚假广告提讼。最终，韩国现代汽车公司表示，由于车窗标签上的油耗标定有误，将对北美地区110万车主进行赔偿。这是一宗“北美消费者组织对现代汽车公司的事件”，也是国外消费者组织在质量监督事件中发挥重要职能作用的众多事例之一。

反观我国近年来频发的质量安全事件，如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2010年“丰田汽车召回”事件，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和“地沟油事件”，2012年白酒“塑化剂”事件、肯德基“速成鸡”事件等等，在处理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或机构对这些质量问题的处置和惩罚，而较少看到消费者组织发挥有效的质量监督作用。在这些多次发生的质量安全事件中，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看，我国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究竟发挥如何？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这是一个值得反思和研究的问题。

本文运用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中的部分数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2013），从消费者评价的视角，对我国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进行初步的实证分析，期望对我国消费者组织有效发挥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第三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理论假设和研究设计框架。第四部分运用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对策建议，并提出下一步研究计划。

二、文献综述

从以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对消费者组织的职能进行了研究，特别是随着质量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对消费者组织在质量问题治理中应发挥的职能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一）消费者组织特性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较早，对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保护问题，最先引起这些国家学者们的关注。Richard H. Buskirk和Jame T.R（1970）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当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使消费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与救济，并且消费者保护不应局限于强调生活的物质层面，而应将保护的重点从“生活水准”的强调，转移到“生活品质”的层面上。Creighton L.B.（1976）认为，消费者自治和消费者保护不同。消费者自治是对产品和资源配置在物质和权利上的控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而消费者保护则是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我国学者梁慧星（2000）认为，尽管消费者协会的产生，应当具备社会团体所共有的属性，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消费者协会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官办的社会团体，较之于国外的消费者组织和国内的其他社会团体，中国消费者协会表现出诸多不同之处。敖双红（2008）在论述中国消费者组织转型中，指出市场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不可能完全竞争。特别是在消费者谈判能力极低的情况下，利益几乎被经营方占有。“消协”的出现使得消费者的谈判地位大为改观，并随着消协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消费者谈判能力会继续增加。

（二）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的界定研究

学者们对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的认定持有不同观点。针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七项法定职能，刘正操（2008）认为，我国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职能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直接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二是通过大众传媒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揭露、批评。张军（2010）认为，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督，其形式可以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如出现在对消费者侵权行为发生之前的“消费教育、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是一种事前监督；而“开展消费调查、消费体验、评议商品和服务”是一种事中监督；大量出现在对消费者侵权行为发生之后的“接受处理投诉、公开批评等”属于事后监督。李建刚（2012）则认为，我国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职能，只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第二项职能，即“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

（三）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的特点研究

丁世和（1990）认为，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具有及时性和广泛性、实践性和权威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最少保守性和消极性的特点。孙颖（2010）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很多消费者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比较测试以及提供可靠的资讯；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组织则主要负责一些基本需求，如进行消费者教育，代表消费者利益与企业进行谈判，参与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等。

（四）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存在的问题研究

侯先锋和刘晟（2009）认为，我国消费者协会实践中过于偏重事后救济职能，而忽视其事前预防职能。王伟娜（2009）认为，我国消费者协会事前教育引导等救济职能和事后调解职能发挥效果不佳。叶弘（2012）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第1项和第2项职能，没有落在实处，缺乏实效。蔚海星（2012）认为，我国消费者组织缺少实现监督职能的有效载体和有效渠道，其不仅缺少专业媒体的宣传，而且网站建设尚不成熟，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只在法制节日才对其有所提及。并且，我国消费者组织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不够畅通，有些查询和建议不能得到回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效果。

（五）消费者组织参与质量治理研究

伯顿・韦斯布罗德（1974）提出，政府与市场在各自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和不足导致了非营利组织的功能需要。它可以为需求较高的人群提供额外的公共物品，也可以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别的公共物品。亨利・汉斯曼（1980）最早提出契约失灵理论，通过深入分析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和优势，认为非营利组织的“不得分配赢利约束”特性，实际上是在市场上出现契约失灵的情况下，对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另一种有力的制度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减少契约失灵现象的发生。程虹（2008）最先在国内提出，对质量的宏观管理，应采取政府、市场、社会多元治理的方式，其中社会就包括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李长健、张锋（2008）运用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对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供给引入竞争机制，运用交易成本、执行成本等经济参数进行分析，提出在整合现有社会监管资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性监管模式的路径选择。方升、周敏（2008）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析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认为应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的监督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运用比较、案例分析、模型分析等方法，对消费者组织的职能进行理论上分析，较少采用实证方法分析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

三、理论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相关概念界定

“监督”，在英文里是“supervision”，一般是指监察督促。其中，“监”为监视、监察之意；“督”为督促、责罚之意。“社会”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现实中由于对“社会”的不同理解，对社会监督含义的理解也不同。当把“社会”看作一个人类有机体系统时，“社会监督”是指来自社会一切领域的监察督促，类似于监督机制的总称，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当把“社会”理解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监督力量时，就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本文将采用社会监督的狭义含义。

质量社会监督，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非政府的社会力量运用各种方式，对经济社会关系中质量主体的活动进行的合法性监督。质量社会监督的主体，主要是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非政府主体。质量社会监督的客体，主要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质量活动和质量监管部门的质量行政执行活动。质量社会监督主体可分为：公民质量社会监督、社会组织质量社会监督和舆论媒体的质量社会监督等。质量社会监督的运行过程可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

消费者组织，是指由消费者组成，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刘清生，2002）。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在我国，消费者组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地方各级消费者协会；二是其他消费者组织。由于消费者协会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体系中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最大，本文所指消费者组织，即指中国消费者协会。

（二）理论假设

第一，消费者组织的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大多数消费者认为政府不是唯一有效保护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主体，但还有部分消费者并不知道消费者组织这一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主体。同时，人们普遍认识到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教育的职能可由社会组织来具体实施，但又认为目前我国消费者组织供给质量公共教育不足，无法满足人们的质量公共教育需求。

第二，消费者组织的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消费者认为消费者组织参与政府质量监管的渠道不足，是导致政府质量监管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消费者组织的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消费者在遭受质量侵权后，较少会寻求消费者组织来维护自身权益，进行质量侵权救济。

第四，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评价，在我国不同区域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组织七项职能，概括起来主要是：（1）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2）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3）就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4）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5）投诉事项涉及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的，可以提请鉴定部门鉴定，鉴定部门应当告知鉴定结论；（6）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讼；（7）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

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是对经营者商品和服务质量实施的一种外部监督职能。这一职能只是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所包含的内容之一。消费者组织除了对经营者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行使社会监督职能外，还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数量等实行社会监督。学者张军对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的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的划分，能较全面地反映消费者组织对商品和服务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社会监督。这种科学划分也适合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区分。本文采用事前、事中和事后这三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划分，对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进行研究分析。如发生在消费者质量侵权行为之前的“质量教育引导、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中的质量信息和质量咨询服务”等，属于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而“开展质量的消费调查、参与有关质量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进行商品比较实验”等，属于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大量发生在对消费者质量侵权行为之后的“受理并调查消费者的质量问题投诉、调解消费者质量侵权纠纷、支持消费者提起质量侵权诉讼”等，属于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本文运用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中的相关数据，从消费者组织的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三个维度，对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不同区域消费者关于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评价进行进一步实证研究。相关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四、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在全国26个省、区、市的48个地区进行的基于消费者评价的宏观质量观测。该项观测共发放问卷3736份，回收问卷3416份。经甄别，有效问卷共计286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6.7%。从此观测调查中，可得出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基本评价情况较全面的数据。

（一）我国消费者组织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

1.消费者组织自身信息传递

消费者组织要有效行使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须首先让消费者完全知晓消费者组织。依据宏观质量观测数据，虽然有近45.38%的被调查消费者认为，政府不是唯一有效保护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主体，但却有33.31%的被调查消费者并不知道消费者组织。这说明消费者组织自身信息传递部分受阻或传递面狭窄。如表1和图2所示。

2.质量教育公共服务提供

对质量具有把关能力的消费者才更有利于对质量的监督，而严把质量关的消费者群体的形成，则需要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进行质量的相关教育。根据宏观质量观测数据，82.01%的消费者没接受过质量教育公共服务，其中47.02%的被调查消费者听说过但没接受过质量教育的公共服务，有34.99%的被调查消费者不仅从没听说过质量教育的公共服务，更谈不上接受过此服务。另据宏观质量观测数据显示，40.84%的被调查消费者认为政府履行质量教育的公共职能重要，而有48.99%的被调查消费者也认为政府履行质量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能可由社会组织具体承担。这说明，政府提供质量教育公共服务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可部分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如表2、表3和表4所示：

（二）我国消费者组织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

关于我国消费者组织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根据宏观质量观测数据，69.23%的被调查消费者认为，产生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是政府监管不力。对此，51.64%的被调查消费者认为政府质量管理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是“消费者参与渠道不足”。由此看来，政府应充分履行质量监管职能，并实行对质量监管的多元治理。特别是消费者协会应积极履行自身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参与到政府的质量监管和治理中。如表5所示：

表5 者权益保护组织协助政府质量监管的参与力度

您认为产生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是什么？ 政府监管不力 69.23%

如果您认为现有政府质量管理的效果不理想，您觉得原因是： 消费者参与渠道不足 51.64%

（三）我国消费者组织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

对于我国消费者组织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从宏观质量观测数据来看，当购买到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时，被调查消费者只有近1.83%的人选择找消费者组织来进行质量维权。这表明，消费者组织还没有取得广大消费者的完全信任，并未成为消费者质量维权的主要依靠。如图3所示：

（四）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消费者评价的地区差异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现将通过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区域样本，对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评价所产生的区域差异，作进一步分析。按照中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区域划分方法，可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而我们采用的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的样本中，包含了东部地区的所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我们的样本中除去黑龙江，包含了其他7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市，我们的样本中缺少、青海、云南和甘肃的数据，包含了其余的8个省、区、市的数据。

东、中、西三个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认知有一定差异。第一，关于消费者组织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从消费者知晓消费者组织的认知程度来看，西部地区有33.82%的消费者不知道消费者组织，这一数据比例高于东部地区的30.23%和中部地区的30.88%。另外，从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提供质量公共教育职能的认知来看，中部地区的消费者认为质量公共教育职能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为53.55%，高于东部地区的45.88%和西部地区的50.98%。第二，关于消费者组织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从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参与政府质量监管不足的认知来看，中部地区63.35%的消费者选择“消费者参与渠道不足”，这一数据高于东部地区的46.55%和西部地区的54.90%。第三，关于消费者组织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在质量侵权纠纷发生后，消费者选择消费者组织来维权的比例，西部地区消费者为6.04%，这一数据高于东部地区的3.38%和中部地区的1.69%。从这些数据看出，由于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区人文、社会因素差异，加之消费者组织在不同地区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发挥不同，使我国中部地区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事前质量公共教育监督职能和事中协助政府实施质量监督的职能的基本评价，要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对消费者组织的知晓程度和事后质量维权的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西部地区消费者则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消费者组织还未完全被消费者知晓，且消费者组织的事前质量公共教育监督职能还没有有效满足民众需求。

第二，我国消费者组织事中协助政府实施质量监督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

第三，我国消费者组织还没有成为消费者质量救济的有效维护者。

第四，我国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发挥作用存在地区不平衡。

（二）对策建议

1.通过电视媒介和公众网络等多样化形式拓宽宣传渠道

目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已拥有一定的宣传渠道，如每年举办的3・15晚会，设立的12315热线、《中国消费者》杂志和官方网站等。但这些宣传尚不尽如人意，如被调查消费者中知道消费者组织的仅只占66.69%，其社会影响力和在民众中的知晓度仍需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应加大宣传力度。

首先，对于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关系到绝大多数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重大质量问题，消费者组织应当进行深入有效的调研，积极跟进，持续施加舆论压力，并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质量安全事件在电视媒体上曝光，以敦促政府完善质量治理结构，成为质量治理社会变革的主动力。正如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所提到的，“随着组织复杂性提高和媒体覆盖面扩大而越来越专业化、多重化的活动角色，所具有的发挥影响机会是不同的。但是，活动者通过公共交往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必须使公民公众信服才行，而使他们信服的，必须是那些有关他们觉得与己有关议题的可理解的、具有普遍兴趣的提议。”

其次，消费者组织在加强其现有媒体资源的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传播媒介，在网络民众聚集的微博、微信、社区信息交流平台等网络渠道，宣传扩展其影响。同时，与网民进行质量信息和质量权益线上交流和互动，充分让民众了解其在质量治理中的作用。

最后，消费者组织还应积极开展多种手段的宣传，可采用国外社会组织的有关做法：“以网站为中心根据地，以电子邮件为战略导弹，以分支机构为军事基地，以游行、集会、演讲等为常规武器，以政策制定者为精确打击目标，以传统媒体为航空母舰。”（毕研韬、高海燕、周永秀，2006）

2.采取多种质量教育方式增强消费者组织的质量公共教育社会监督职能

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教育内容的重点应放在：（1）教授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鉴别知识；（2）教授消费者充分知晓自己享有的质量方面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以及采取何种途径能更有效地解决自身的质量侵权纠纷，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消协“消费教育”和国家部门“质量教育”途径，采取多样化的质量教育形式，如举办消费者质量教育研讨会、质量知识讲座、质量知识竞赛，成立质量教育学生社团，发放质量教育宣传资料，开办消费者质量教育中心等各种形式，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农村，多方位开展质量教育工作。

3.变革消费者组织与政府质量部门的合作方式

消费者组织在与政府部门脱钩，改变与政府原有的附属关系，形成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同时，应建立与政府的新的合作关系，从而对质量问题的治理形成合力。这种新的合作，应建立在现今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质量问题治理的合作。具体通过政府制定公开招标、项目发包、项目申请、委托管理等公共服务购买方面的法规，以契约明确政府与消费者组织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契约化管理模式。

4.大力构建便民的质量侵权纠纷救济机制

虽然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也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额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质量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仍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诉讼中。消费者质量侵权纠纷特有的“标的小”、“时效性强”、“数量多”、“较分散”等特点，使其无法与我国现有的正式解决机制兼容。因此，实践中很少有消费者，通过消费者组织的现有机制解决质量权益纠纷。要么部分直接与经营者解决，要么自己一忍了之。

针对实践中的现象，在现有消费者组织充当质量侵权纠纷调解主体和代表消费者独立提起公益诉讼之外，建议在我国各地消费者协会内，与人民法院合作设立“消费纠纷巡回法庭”。对消协今后调解不成的投诉案件，巡回法庭将直接启动简易程序，利用消协的前期调查材料作为证据，在巡回法庭当场立案、审理，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诉调结合的质量侵权纠纷处理机制，构筑消费者质量维权绿色通道。可喜的是，实践中我国已有地区建立了这样的“消费纠纷巡回法庭”，如2013年4月23日，全州县人民法院消费纠纷巡回法庭在县消费者协会挂牌成立。笔者认为需将这一机制在全国推广和普及。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本文仅采用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中的部分数据，对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消费者评价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根据本研究目前的局限，下一步将在以下方面继续进行深化和优化研究：第一，引入更多的指标参数，构建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第二，以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文化程度、工作职位等属性信息为因素，逐步开展基于消费者属性信息的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评价研究。第三，对于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评价的纵向时间序列比较，也可以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逐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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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监管论文范文第5篇

保险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意义

在保险市场现有条件下,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商品的消费行为不仅会引起当期的现金流动,还直接影响了未来的收入或支出,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对不确定的风险的补偿,以此实现维护个人生活稳定,进而保证社会安定的目的,所以保险是社会的稳定剂。如果保险交易行为不当,相应风险可能会通过保险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传递到整个经济和社会中,因此更具风险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在保险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保险消费者进行保护无疑成为现阶段最优的选择。首先,保险机构垄断消费者的私人信息,可以锁定消费者,获得信息租金。保险机构跟消费者谈判、为之量体裁衣设计产品时,占据信息和专业知识优势。很多保险消费者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购买的保险产品根本不能解决自身的风险,甚至保险的投资结果与预期落差很大。但如果某个消费者想离开,转移到其他保险机构,可能被其他保险机构视为具有逆选择特征的“次品”。因此,保险消费者转换成本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保险机构拥有对消费者的谈判优势,可以获取信息租金。保险产品承保风险的个性化、风险信用的累积化进一步加重了这个问题。其次,保险体系具有负外部性。保险体系的负外部效应是指保险机构的破产倒闭及其连锁反应将通过风险传递破坏社会经济安全的基础。这种负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交换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种市场外部力量的介入来限制保险体系的负外部性影响。负外部性普遍存在于经济领域中,就保险领域而言,其特殊性在于外在成本的不可预期性和损失破坏的严重性上,保险具有补偿损失,分散风险的基本职能,广义上也具有融通资金和防灾防损的作用,所以他关系到个人、企业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消费者在面对风险的系统动荡时往往无力,保险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害在所难免,风险与日俱增,影响日渐深远。最后,保险机构具有逐利本性。作为保险消费者消费对象的保险商品和金融服务,大多体现为未来无形风险的承诺,其使用价值本质上体现为流动的信息形态,保险消费过程更多地表现为消费者对信息的甄别和传递,因此具有无形性的特征。随着保险企业竞争加剧和保险市场的发展,新的保险商品不断增加,保险机构可能开发和推销根本不适合保险消费者风险转移的产品甚至是风险过高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特别是创新型寿险产品为代表的新保险产品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保险消费客体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从而导致保险消费中存在着大量欺诈和非理。大量的专业术语,晦涩难懂的表述使得消费者很难对保险商品或服务作出充分有效的判断,消费者可能购买自己不理解和不需要或者不适合的产品。传统理论认为在充分竞争环境下,消费者是理性的,自己可以判断风险,保险机构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压力下不可能欺诈消费者。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成本、风险和收益的了解根本没有办法和保险机构相比,处于知识劣势,也不可能支付这方面的成本。后果是保险机构掌握保险产品内涵信息和定价的主导权,有意识地利用消费者信息劣势开展业务,可称之为“欺诈倾向”,不构成法律定义上的“欺诈”。这在保险产品销售中尤为典型。再加上保险推销手段的专业化,劝诱销售方式成为保险交易的主要途径,使得保险消费领域相对于普通消费领域,信息不对称情况更为严重,保险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所以,保险机构有部分利润不是公平市场竞争得到的,是消费者不应该付的成本,是一种消费者剩余。保险监管有必要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免受不公平的、欺诈的交易损害。这就使得对保险消费者倾斜保护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更加突出。

解决保险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监管途径

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建立多层次的保险消费者保护体系必然是当务之急,但无论是保险机构自身投诉受理机制还是司法途径甚至媒体舆论监督介入保险消费者保护,在现实生活中都遇到各种问题,根据我国保险市场现状综合来看保险监管机构应该在解决保险消费者保护问题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从监管角度看,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平衡保险机构发展与投保人利益保护的监管目标20世纪60年代以来,保护投保人利益成为保险监管的目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对保险消费者保护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体制设计和改造之中。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Taylor提出了着名的“双峰”理论(Twin–peaks)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范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他进而提出,应根据监管目标的不同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作为审慎监管者和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保护者,行使专业化监管职能。这对于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中的地位提供了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我国保险法规定明确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为目标。但是由于我国的保险业长期一直被冠以幼稚产业,具有脆弱性与危机意识的主导性。再加上市场化与中国入世国际化的双重压力下,国内保险业长期积聚的风险日益暴露,转型经济国家甚至欧美发达国家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更引发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保险体系脆弱性的深刻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监管当局的监管政策取向也就带有浓厚的二元冲突特点:一方面是监管力度空前加强,以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为目标,大力约束保险机构的创新行为,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保险宏观审慎监管,另一方面则是监管者成为保险机构整体利益的代言人,参与到保险机构与政府、企业等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之中,为保险机构争取最大利益。因此,就当前而言保险业整体而言是需要加以保护并促进发展的产业,“经营者”也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决定了监管当局不可能过多地将监管资源分配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给原本负重前行的保险业增加更多义务。但是我国近年来消费者与保险机构的纠纷逐渐增多,且影响恶劣。从银行、证券、保险三方面来看,保险行业的问题由来已久,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导致消费者资产受损。所以随着消费者意识逐渐上升,保险监管资源配置必定向保险消费者方向倾斜。(二)建立相对独立的保 险消费者保护机构在当前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保险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的背景下,2011年7月,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获准设立。新设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的职能,包括拟订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章制度及相关政策;研究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工作机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协调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重大问题;接受保险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保险消费者权益事项;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及服务信息体系建设工作,消费者风险提示;指导开展行业诚信建设工作;督促保险机构加强对涉及保险消费者权益有关信息的披露等工作。虽然在保监会内部专设保险消费者保护局,但是仍然面对另外一个难题,我国主要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其监管标准以监管对象为出发点,而非以金融产品的特殊性质和特殊风险为出发点,区域性、条块性特征突出。面对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趋势,新型投资型保险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界限日益模糊,以机构作为监管区分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要求。因此,面对制度与市场的脱节,我们不免对保险监管的效率和效力提出质疑。针对混业的现实,2004年6月28日,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公布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对监管重合与真空的机构职能进行了细致的调配与合作,是监管一体化的一大进步。然而,混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对金融监管的职权划分再次提出挑战,并非一个简单的政府文件所能解决,在权利真空与重叠下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障仍然是个大问题。分业监管的本意在于集中有限的资源深化专项整治,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一目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显然是个悖论。一方面“空白监管”体制下制度与法律的缺失直接影响着金融市场治理的缺位,另一方面“多头监管”体制下,其职能交叉中的重合领域,市场也是束手无策。(三)合理界定保险消费者保护监管的边界保险监管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保险监管机构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可以促进保险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或者监管过度,将会加大监管成本,降低市场效率,并阻碍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对保险消费者保护的适度监管成为一个理论热点问题,本文从定性角度认为消费者保险的监管适度判断标准:第一,宏观上要有利于整体保险市场的稳定,与宏观审慎监管一起有效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第二,中观上要有利于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提高保险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服务意识。第三,微观上,要改善保险消费者的福利。改善保险消费者福利,应当成为保险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所谓改善保险消费者福利实质上就是提高保险消费者的保险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使得他们获得更多消费者剩余。使消费者获得更多剩余,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提高保险机构的盈利是相悖的,但实际上二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为如果保险消费者的福利得到改善,消费者更加信赖和支持保险机构,那么长期而言保险机构的赢利状况和竞争力都会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