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合作伙伴范文第1篇

关键词：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 指标体系 评价方法 评价过程

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是指一种基于高度信任，供应链成员间共享竞争优势和利益的长期性、战略性的协同发展关系，它能对外界产生独立和积极的深远影响。建立供应链战略合作关系能够给合作伙伴及客户带来多方面的益处，而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的评价选择是供应链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和运行的第一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研究者根据合作伙伴在供应链中的增值作用和竞争实力将合作伙伴分成普通合作伙伴、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竞争性/技术性合作伙伴、战略性合作伙伴等不同的类别（如图1），也有学者按交易关系、供应商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划分类别。战略伙伴必须是良好的供应商，但仅按一个好供应商的标准去评价和选择战略合作伙伴是不正确的，因为战略合作伙伴的评价选择标准和方法不同于普通供应商的评价选择。

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

系统全面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全面反映评价对象目前的综合水平，并包括企业发展前景的各方面指标。简明科学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大小必须合适，指标体系的设置应有一定的科学性。如果指标体系过大、指标体系层次过多、指标过细，会导致评价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细枝末节上去，影响评价的客观、公正。如果指标体系过小、指标体系层次过少、指标过粗，又不能反映评价对象的真实水平。灵活可操作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使评价主体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加以应用。

（二）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的评价指标体系

1.战略价值。指与可能的合作伙伴的有价值的合作项目及其产品和服务对于企业的短期、中期或者长期战略的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主要指标包括战略一致性与适应性、增长的潜能、品牌影响力、产品与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替代产品与服务的可获得性、与现存供应商关系的兼容性和协同性、对核心能力的影响、新产品与服务进入市场的速度等。

2.商业价值。指能从有价值的合作项目涉及到的产品与服务中所能获取的商业利润。主要指标包括产品或服务定价、总成本减少程度、单位成本减少程度、运营成本与花费减少程度等。

3.合作意愿。指可能的合作伙伴正在实行或者准备实行合作的积极程度。主要指标包括可依赖的程度、与合作方组织共事的意愿、信息共享的质量与水平、信息的开放性与透明性、影响核心能力的意愿、共担风险的意愿、增强合作与联盟原则的意愿、对合作关系各个层次上的支持等。

4.综合能力。指合作伙伴的能力以及一起合作共同完成有价值合作项目的实力。主要指标包括技术能力、财力、研发能力、产品与服务的差异性及支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生命周期管理能力、以前合作与联盟的经验、风险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

（三）建立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

1.战略价值标准的意义。供应链模型以企业价值链为基础上下延伸，在供应链管理中，企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必须考虑和上下游之间的认知一致、活动协同、价值共创，形成一个长期的价值体系。在供应链上企业间形成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业务外包起着推动器的作用。业务外包是指将企业非优势的业务外包给专业、高效的企业，从而为自己集中于本企业核心业务释放资源、分散风险，同时也使企业间实现双赢，形成一种相互优势互补的战略合作关系。接受外包业务的企业必须具备该项业务的专业竞争优势，才能成为被选择的战略合作伙伴，合作才能产生双方共有的战略优势。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选择须充分考虑合作伙伴的战略价值。

2.商业价值标准的意义。现在企业竞争的重点是沿整个供应链改进提供给最终顾客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等商业价值。供应链上的企业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把各自创造的商业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价值创造与传递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合作各方和顾客都能从中受益。商业价值是战略伙伴合作的落足点。

3.企业能力标准的意义。供应链的竞争将取代企业的竞争，竞争的胜者将是那些有着更好的组织结构，能够在内部相互合作，在供应链上彼此支持，更有效的控制和降低经营成本，更快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灵活地对顾客需求做出反应的经济组织。因此供应链上的企业必须具备技术能力、财力、研发能力、产品与服务的差异性及支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生命周期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这是合作伙伴必备的资格要素，能力标准是战略合作伙伴选择的最基本标准。

4.合作意愿标准的意义。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首先体现在伙伴间的长期关系和伙伴数目的少量化，合作关系具体体现为伙伴间在产品开发上的早期参与；在计划、生产、质量、成本等方面的信息沟通；在成本和质量改进上的互相支持等；通过协调与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共担风险，增强信息共享水平、改善相互之间的交流、保持相互之间操作的一贯性，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获得竞争优势，甚至双方在资金上的互相支持，上游伙伴专门针对顾客企业进行“顾客化投资”，双方在各层次人员上的互相交流等，而这些都要以合作企业具有合作意愿为前提。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企业采用的常用方法包括：直观判断法，招标法，协商选择法，采购成本比较法，ABC（Activity-Based Costing）成本法，层次分析法，神经网络算法，灰色系统算法以及业绩评价的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法等方法。上述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的评价可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就是将模糊评价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用以处理多层次、多指标评价，采用此方法对其做出综合的总体评价可得到相对客观的评价结果。模糊综合评价的内容及步骤包括：确定评价因素及其层次；建立评价因素的权重集；建立评价集；建立模糊评价矩阵；模糊综合评价。评价过程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将评价问题分成有序的层次结构，对每一层因素，考虑与其有逻辑关系的下一层因素，并在它们之间进行两两比较的判断，判断的结果以定量数字给出，并表示在一个矩阵中，这样的矩阵称为“判断矩阵”。由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其特征向量，确定每一层次中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的权值。通过对各个层次的综合进而给出对目标层方案的总排序权重。在进行权重排序时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战略合作伙伴范文第2篇

>> 中美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 试析影响新世纪初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几大因素 开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新局面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前景探析 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创建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我见 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中乌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推动中俄区域经贸合作战略因素的新变化 加入WTO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分析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性因素分析 推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新台阶 浅析佳木斯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关于中俄经贸合作战略升级的若干思考 影响国家间经贸合作的国际关系因素分析 中俄区域经贸合作互动中的人文交流因素 中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遇 中俄经贸合作的历史沿革及前景分析 新普京时代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分析 中俄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与发展对策分析 中俄经贸合作的明天会更好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⑥参见李峰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199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

⑦参见楚树龙，金威编.《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⑧姜新.中俄经贸合作前景分析》，载《理论探讨》，2004年第5期，第69页.

⑨参见戚文海.《中俄科技合作之新态》，栾景河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9、800、803页.

⑩参见曲伟.《中俄大经贸再上新台阶的战略思考》，载《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1年第7期，第3页.

⑾参见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⑿姜毅.《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关系新蓝图》，载《人民论坛》，2001年第8期，第41页.

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2年6月7日，第4版.

战略合作伙伴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非合作 法国 非洲 中法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3/87 【文献标识码】A

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如果说拉丁美洲是西班牙的，那么非洲就是法国的。法国人会有这样的心理不足为奇，因为50多个非洲国家中，就有20多个国家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语是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虽然二战结束后法属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法国在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至今仍根深蒂固。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改变命运》一书中写道：“我们的共和国也将针对非洲执行一项新的政策，这是法国的荣誉，也是她的关注所在。”①

如今，中国人大举进军非洲，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进入了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的自家后院，由此引发的反应之强烈，不言而喻。西方媒体对在非的中资企业歪曲事实的报道就是有力的明证。在西方舆论的诱导下，非洲少数知识精英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合作忧心忡忡，甚至到了杞人忧天的程度。2014年4月29日，有位喀麦隆学者在“侨民的作用与中非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不无担心地说：“笑容可掬的菩萨会不会有一天变成凶神恶煞的魔王呢？”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合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排华事件与日俱增。国内学界仇外、排外甚至主张对抗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尤其是中资企业在非遭受损失或中国人被绑架的时候。这些过激的思想必须摒弃，应该谨记：对抗，两败俱伤，死路一条；合作，互利互惠，前景广阔。在中非合作中，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挑战为机遇，需要超凡的智慧。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法国与非洲的关系、法国在非洲的利益、法国在整个西方世界的作用。毫无疑问，把法国看成竞争对手无益于中非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法国应该成为中非合作与交流中的重要伙伴。中非合作不仅仅是中国人和非洲人的事，还要充分考虑前宗主国的影响与作用。只有这样，中非合作才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法国和非洲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法国人的对外殖民扩张主要集中在非洲。因而相对于其他民族，他们更认识非洲、了解非洲，对那里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如数家珍。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4年后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属地，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由此拉开序幕。此后，法国在北非的影响不断扩大，很快控制了突尼斯、利比亚一带。在中非，法国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科特迪瓦、中非共和国及刚果共和国纷纷被纳入其管控之下。庞大的法兰西帝国在一战后达到了巅峰，面积相当于法国本土的20倍。二战结束后，非洲殖民地的革命如火如荼，反抗白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非洲各国纷纷独立，法兰西殖民帝国土崩瓦解。1954年，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民族解放阵线”开始武装斗争，阿尔及利亚战争由此拉开序幕。1962年，法国最大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布独立。

这一段殖民历史是血腥的、残酷的，既是法国人的骄傲，也是他们的耻辱。过去，法国凭借欠发达的非洲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和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如今，殖民地独立了，作为宗主国的法国，难舍难分的心态是可以想象的。实际上直到今天，法国人并没有真正放弃非洲，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努力与非洲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从戴高乐时代起，法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非洲，现任总统奥朗德也不例外。众所周知，近两年法国现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对非政策，包括动用武力。

历史上，法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极大，主要集中在北非、中非和西非。不容忽视的是，其势力范围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美国人、中国人在非洲的出现使得法国不得不采取艰难的退守态势。守住非洲，就等于守住法国的大国形象，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首先，非洲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占有众多席位，在国际舞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次，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原料和消费市场，是一个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大陆。再者，非洲是法语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法语语言的推广功不可没。守住非洲，法国就仍然是个大国。密特朗时期，法国对非进行过频繁的军事干预。希拉克时期，法国改变对非战略，强调平等互惠，尤其是扩大政治经济合作。萨科齐时期，法国推行了“地中海联盟计划”，军事上裁减驻非人数，将更多安全责任转交给非洲本土；经济上则扩大交流与合作范围，竭力发展与非法语国家的联系，加强与非洲经济的交流；政治上则力图通过“法语国家组织”和“地中海联盟计划”来进一步提高其国际影响力，竭力实现大国梦想。②2011年初，利比亚政局出现严重动荡，最终导致内战。3月19日，法国率先出动战机对利比亚实施空中打击，由此拉开西方国家军事打击利比亚的序幕。4月6日，法国驻科特迪瓦的“独角兽”部队对前总统巴博发起猛攻，强迫他交出政权。法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再一次以保护平民的名义充当了“非洲宪兵”。

法国出兵的真正动因不言而喻，因为利比亚和科特迪瓦对法国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法国直接干涉两国的军事冲突、铲除了卡扎菲和巴博，就等于扫清了推行非洲整体战略道路上的绊脚石。奥朗德上任后很快对非洲进行友好访问，并发表了与前任总统萨科奇态度截然不同的讲话，试图进一步修复法非关系。然而当马里出现政局动荡时，奥朗德跟萨科齐一样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军事干预。奥朗德打着堂而皇之的反恐旗号，似乎师出有名，其实与前任总统萨科齐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竭力维护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和长远利益。尽管二战以来，法国不断调整对非政策，但始终都是原地转圈，没有真正跳出传统的法非关系模式。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非洲对法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非洲宪兵”是法国人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但法国的军事干预模式是耐人寻味的，如：卢旺达问题的解决和2002年的科特迪瓦军事干预。首先，萨科齐执政后推行“多边主义”的行动模式。通过这一模式，法国在联合国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和行动计划，随后在联合国授权下单独行动；同时，通过这一模式，法国大大加强了与非盟和非洲五个次区域组织的联系，重新配置了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如：为了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机构（APSA），法国不惜重金。其次，法国利用其在非洲的独特影响力，通过次区域组织对非洲事务进行干预。2010年下半年，在科特迪瓦的总统选举中，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态度至关重要，而法国在金融上实际控制着这个共同体，选举结果也体现了法国的预期和意愿。因此，凭借在非的军事存在，法国对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绝对不可小觑。

法国除了得到联合国的支持采取多边主义政策外，还分别与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单个签订这样或那样的协议，如在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蓬、中非共和国和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或维持殖民时期的关系。有的协议甚至允许法国在该国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军事干预。与1960年相比，法国今天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增加了近30倍。目前，法国在非洲还保留7000人的军事力量，其中三大军事基地分别部署在吉布提、塞内加尔和加蓬。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希拉克执政时期，法国对非洲的军事结构进行过重大调整，并尝试停止扮演“非洲宪兵”的角色，但国际形势的变化又不断为法国的军事存在提供借口，而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在非执行反恐任务。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影响力。经援保证了法国在非的独特垄断性利益和经济影响力。1991年《赫尔辛基协定》签署之前，捐赠国的援助附加商业利益十分普遍。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法国开始大力发展核能，但法国对非洲的石油依赖度仍然高达80%以上，而所有非洲资源的开采有70%是由法国国有公司进行的。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几乎垄断了非洲所有的商业利益，尤其在战略资源方面，如：加蓬、尼日尔、南非的铀，几内亚的矾土，加蓬、南非的锰，扎伊尔、赞比亚的钴。由于非洲法郎区的结算便利和国内的财政支持，到上个世纪90年代，非洲法郎区的法国集团公司达80家，法国政府补贴的企业达1200家和法国各类小企业达1000家，年营业额多达1000亿法郎。

如果说，二战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法国在非的特殊商业利益是通过各类援助带来的独特影响力而获得的，到了21世纪，在对外援助理念、机构改革以及非洲国际地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法国在非洲是否仍然保持着独特的利益和经济影响力？答案是肯定的。法郎的独特机制安排在非洲并未改变，汇率与欧元的绑定使法国人的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明显低于其他投资者。相较其他竞争对手，法国银行在非洲法郎区的综合竞争优势明显高出70%。2005年，法国公用设施巨头布伊格与科特迪瓦签订了为期15年的供水、供电合同，同时在该国的海上油气勘探项目中还持有股份。在战略资源获取上，2007年前法国核电巨头阿海珐独家垄断了尼日尔铀矿开采；2007年，尼日尔对开采权进行再分配，法国公司在与尼日尔总统坦贾的谈判中依然获得了主要市场份额，阿海珐公司2011年在尼日尔的伊姆拉伦继续获得了40%的新矿开采权，而法国最大的石油公司35%的产量目前仍然在非洲，如加蓬、刚果（布），包括法国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的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法国基础设施公司博洛雷2011年在几内亚的科纳克里港口翻修和运营上获得了排他性合同，几乎垄断了非洲法语区国家的所有港口运营。因此，尽管非洲目前的国际角色使各国更为开放，并吸纳了更多的全球资本，但法国在非洲的独特商业利益和影响力并未受到根本的削弱。

最后，就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力而言，法语对非的援助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法语不仅是法国维系与非洲法语国家的纽带，同时也是传播法国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特有渠道。语言是法国海外援助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法国对非援助的重点，无人匹敌。1965年，近40万法国人在非洲从事法语教学和对非洲政府提供各类服务，他们在非洲的费用全部由法国政府负担。法国在教育和文化传播上耗费了超过50%的对非双边援助资金，这个比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仍然高达40%。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对非洲的技术援助主要是“精英”培训，而在非洲的社会结构中，社会精英的影响力是巨大和独特的。在法国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不仅不自觉地传播法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在使用法国经验和模式治理着非洲，这其中不乏有许多亲欧派。当谈及法国在非洲的特殊影响力以及法国公司在非洲的特殊利益时，不得不提及法国在非洲大量的资金投入。在非洲独立运动以后，法国显然以独特的方式与非洲保持着联系，成功地运用了“对外援助”这个现代化的外交创造，不断地向非洲输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据有关部门估算，在1980年之前的20年内，法国对外援助总净支出平均保持在18亿美元上下，1990年后则上升到平均80亿美元左右。在过去的50年里，法国已经在非洲投入了至少1000亿美元的援助。虽然扶植非洲国家独裁者，并以援助保障非洲“强人”的私人利益常常招致口诛笔伐，但是通过“对外援助”，包括“精英培训”获得直接的政治控制力和潜在的商业利益的法国模式，依然适用于21世纪的非洲大陆。③

“信息传递者”：全球化进程中法国对非的角色转换

尽管法国是当今世界富国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之一，但从其文化特色和经济实力来说，要想在对非事务中继续一手遮天或大包大揽，显然已力不从心。因此法国只能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在发达国家与非洲国家间力求充当一个信息传递者的角色，以此增加其在富国俱乐部中的分量。这似乎是全球化过程中法国对非政策的一个新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法国积极倡导召开欧盟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试图以法国在非洲问题上的知识与经验特长，再借助欧盟国家的经济实力，来增加全球化过程中与世界超级强国竞争的地位。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法非首脑会议。这一组织是在法方倡导下于1973年成立的，至今已举办过20多届。作为一个“相互倾听对方”的非正式论坛，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法非首脑会议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从原有的法国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对话，扩大为法国对全体非洲国家的对话；二是会议的主题由原来讨论一些双边合作事宜等具体问题，逐渐变成以务虚为主的首脑会议。法非首脑会议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从1990年前后开始的。在当年的法非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密特朗突然宣布将在对非合作中采取新的原则，以“民主化”程度来决定对非援助，实际上减少了法国的政府援助，增加了按市场准则提供的银行贷款比例。而政府援助的减少意味着在对非合作的过程中，法国企业将更多地运用市场规律，而不是先前惯用的政府保护政策。

在《改变命运》一书中，奥朗德要求法国人“毫不犹豫地摒弃所谓的‘法国的非洲’这样的陈腐之词，这个词是对非洲人的侮辱，是政治上的渎职和腐败”。而且奥朗德执政后高度重视发展中法关系，上台后第一个会见的驻外使节是中国大使孔泉，任命知华派人物燕保罗为总统外事顾问，一年内两次派外长法比尤斯访问中国。2013年，奥朗德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他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后到访的首位西方大国元首。除了传统经济合作领域，如民用核能和航天，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新的合作领域：城市可持续发展、农产食品加工、医疗卫生和数字经济等。在这次访问期间，两国还勾勒了“经济与金融高层对话”的轮廓，未来法国财政部长将与其中国同行不断对话。奥朗德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让法国害怕，相反法国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能够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法国《费加罗报》网站报道说，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始于50年前开启的政治对话。

中法两国关系拥有坚实的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法关系尽管不时地有些小摩擦，但总的看，两国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1964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力排众议，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自此两国在国际关系中开创了诸多第一：70年代，法国率先与中国开展军事交流；80年代，法国第一个与中国进行核能合作；1997年中法率先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最早开展战略对话，法国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开展战略对话的开创者；2004年，两国决定建立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2005年，中法首先互办丰富多彩的文化年，2006～2007年，又率先开展青年交流活动。从良好的中法关系来看，法国正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多极化、民主化和多边主义的方向发展，力图通过战略磋商，在全球、地区重大问题上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其中包括非洲问题。再者，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实际投资来源国和第二大技术引进国。这样的合作模式稍加完善，搬移到非洲应该也是行之有效的。

法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旧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但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出现，整个世界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而且，今日的法国已不再具有拿破仑时代的雄风，不再具有法兰西帝国的霸气，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对非洲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是自欺欺人。法国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放下身段，放下架子，面对现实。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崛起，预示着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必须与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合作。如今，100多万中国人走进非洲，活跃在采矿、木材、石油、建筑、电力、通讯、道路、桥梁等行业。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欣欣向荣，举世瞩目。从近两年的中法关系来看，法国高度重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借助多极力量实现大国之间的平衡。法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发挥“桥梁作用”，在北方与南方、西方与东方之间充当重要的角色。

在中非合作与交流中，法国可以成为理想的战略伙伴。首先，时机有利。当前中法两国都处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实施扩大内需、增加进口以及企业“走出去”战略，“走非洲，求发展”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且成为举世瞩目的实际行动。在非洲，中法合作前景广阔。例如：北慕和（Moho Nord）油田是位于刚果共和国的深海油田，由全球第五大石油巨头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开发，储量达到3.25亿桶，预计将于2016年投产。道达尔与韩国现代签订了20亿美元的石油开采相关设备合同后，确定中国太平洋海工承担其中一项FPU的2个模块，这一FPU整体有16个模块。太平洋海工是春和集团旗下的海工设备制造商，成立于2007年。在全球中小气体船设备生产市场上，太平洋海工可以占到28%的份额。太平洋海工通过道达尔审核，成为其合格供应商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其次，传统合作领域基础扎实，两国在民用核能、航空、高铁、汽车等领域的合作少则十几年，最长达30年之久。核能合作就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再者，新合作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法国在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建设等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恰恰能够弥补中国在这些领域发展之严重不足；中国外汇储备充裕，积极推行对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战略，正好能满足法国应对债务困难、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的燃眉之急，所有这些都为中、非、法三方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非洲问题专家罗兰・马歇尔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认为：非洲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他们清楚在某些议题上与法国展开合作更有裨益；而当涉及所谓政治庇护时，他们则向中国求助。回顾过去，中法或多或少可以从中汲取些许经验。诚然，中法两国在非洲存在竞争，但同时也有合作，所以中法两国应该以全面综合的眼光看待这种关系的平衡。以苏丹为例，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和西方在此议题上存在对抗；但西方和中国在解决苏丹议题上殊途同归，双方的最终目的即避免南北苏丹分崩离析。同样，就马里而言，中国政府支持法国进行军事干预，这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合作，因为北马里的局势稳定与否会对整个区域造成很大的影响，与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利益甚有关联。中法两国必须抛弃双方对于威胁的误解，必须意识到在非洲大家是平等的，必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从中法两国公司运作的方式来看，在许多领域可以进行咨询、磋商和合作。以南苏丹为例，外资企业林立，中国公司是所谓技术层面的经营者，事实上背后有许多国家的公司在共享某个项目。④就中法而言，罗兰・马歇尔认为未来十年的主要潮流是：经济领域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政治和外交层面上争议与合作并存。

如同《中法联合新闻公报》中所说，“中法关系至关重要，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国家间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中法两国期待通过延续多年来的战略伙伴关系，知难而上，增信释疑，不断巩固和加强双边战略关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意基础，挖掘两国各方面交流的新领域、新亮点，共营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法国注重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以“软实力”谋求大国地位。提出在全球化时代，法国也开始主张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允许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存在。

中方给予法“经济外交”积极回应，签署科技创新、环保、核能、电力、航空、城市可持续发展、文化、旅游、金融保险、食品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其中有中方订购60架空客飞机的意向协议，在核燃料及经验共享、先进反应堆研发、核电站运维及性能提升等方面加强长期合作协议，决定建立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机制，扩大在铁路、新能源、工业节能、城市可持续发展、卫生、数字化领域和现代农业的合作。在人文方面，双方确认将深化在文化、教育、卫生、旅游等领域的合作。⑤中法作为不同政治制度的大国和发达国家、新兴国家的代表，在双方拥有较多共同语言的基础上，今后必须在国际体系和秩序方面共同探讨多极化进程、多样化发展，共同推进国际政治和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并就各自关切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磋商。两国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强调不同制度间的共性与共同利益，尊重对方的战略利益和核心利益，冷静、客观、理性地处理好各种敏感问题。在对非问题上，通过对话合作寻求互利共赢，避免局部竞争和摩擦对中法整体利益造成伤害，推进两国战略关系更具全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在竞争合作中，需要发现协同合作的领域，以便创造双赢和多赢的局面⑥。奥朗德在访问中国时表示，“邓小平先生说过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都可以利用。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按自己的速度、自身的条件摸索前进”。

法国在非洲的影响随处可见，尤其在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法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拥有7亿多人口的非洲与法国仅地中海之隔，法国的资金、技术和商品可以最便捷地源源不断地输入非洲大陆，同时从非洲大量获取自然资源和战略物资。多年来，法国是非洲地区的第一贸易伙伴。换句话说，没有非洲国家的参与和支持，法国就不能维持其世界大国地位。殖民历史血泪斑斑，但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殖民历史结束了，宗主国的文化留下了。独立后的法属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割不断，理还乱。在中非合作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改变思维定式，以开放的胸怀迎接经济全球化，以务实高效、安全的方式加强中、非、法三方合作。当然，西方社会仍然以强势的心态处理国际关系，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常常遭到西方媒体的攻击。现在，我们需要冷静、灵活和智慧，在中非关系中加强与法国合作正当其时，而且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注释

[法]奥朗德：《改变命运》，刘成富、房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4月，第128页。

曹德明：《从历史的视角看法国与非洲的关系》，《国际观察》，2010年第1期，第32页。

余南平：《法国在南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塑造》，《欧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5页。

④苏展：《参与非洲问题各国平等 中法应加强安全合作》，《东方早报》，2013年10月9日。

：《奥朗德执政以来的法国外交及中法关系》，《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51～53页。

战略合作伙伴范文第4篇

关键词：钢铁企业；节能服务公司；伙伴选择；层次分析法

1.节能服务合作发展现状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竞争日益加剧，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作为现代企业组织的创新形式，战略联盟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进军国际市场的主要形式。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今提出：工商业正在发生最伟大的变革，不是所涌泉为基础的企业关系的出现，而是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关系的加速增张。事实证明，更多的企业通过结成战略联盟来参与竞争，获取竞争优势，世界因此掀起了联盟的热潮。根据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统计，全球500强企业平均每家企业组建了约60个战略联盟，在对140多家大型跨国企业的统计中，大约90%的企业结成了战略联盟。

在我国，能源日趋短缺和高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和社会问题，正严重困扰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而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同样也符合我国的利益和要求。2006年底，国家科技部、气象局、发改委、环保总局等6部委联合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先进核能技术以及高效、洁净、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术，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2007年6月，我国正式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将采取包括开发节能技术、推进碳汇技术等政策框架，同年9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和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指出中国将通过加强节能工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增加森林碳汇、积极发展低碳经济以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11月，我国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计划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在西方发达国家，合同能源管理（epc）发展迅速并逐渐成熟，节能效果显著。在美国，epc模式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技术不断改进，政策不断完善以及资金来源多样化[1]。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引进合同能源管理，建立专门的节能服务公司（emco），开启了我国节能减排的新篇章。合同能源管理在我国快速发展，节能服务公司为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大贡献，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上海宝钢是我国最先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大型钢铁企业之一，宝钢节能服务公司依托宝钢，借助宝钢自有资金和国家专项资金的扶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节能服务公司面临的融资困难瓶颈[2]。合同能源管理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收益，也有助于企业周边环境的改善，履行社会责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节能服务公司而言，规模小、收益周期长、道德风险高、融资困难及技术单一等问题普遍存在[3]。钢铁企业和节能服务公司结成战略联盟能够更加有效地整合双方资源，达成目标。耿先锋，张 瑾提出了选择合作伙伴需要考虑战略目标、资源、组织文化和总体实力的匹配性，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定性分析合作伙伴选的方法[4]。杨东奇，徐影从影响联盟合作伙伴选择的任务导向因素、关系导向因素和绩效导向因素三方面，分析了三类因素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构建联盟合作伙伴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5]。本文通过对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的调查，对钢铁企业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

2.战略联盟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战略合作伙伴影响因素选择

在对战略联盟研究的背景下，通过对攀长钢、攀成钢、上海宝钢和武钢等重点钢铁企业的现场调查和分析，将影响战略联

合作伙伴选择的主要指标归为以下六个子目标：低碳技术研发能力、低碳技术转化能力、技术创新绩效能力、资源状况、相容性水平及信任关系与承诺。各个子目标分别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通过将这些子目标和影响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影响战略合作伙伴选择的指标体系，如图2-1。

2.2 分析方法

根据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构成情况，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其中总目标a是联盟，将总目标a分解为子目标ai，进一步分解为影响因素或指标aij（i=1，2，3，…，j=1，2，3…），本文构建的层次分析模型如图2-1

根据调查数据，通过计算得出评价指标总权重如表2-1所示：

从cr=∑mj=1ci（j）aj∑mj=1ri（j）aj=0.0261<0.1，可知结果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分析结果是有效的。

3.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在节能服务公司和钢铁企业的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中，资源状况是最重要的子目标，其次是低碳技术转化能力。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1）资源是企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没充足的资源就无法保证节能减排工作的充分开展。（2）在企业的资源中，财务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没有健康的财务状况就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若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却要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无异于纸上谈兵。（3）比起低碳技术研发能力，钢铁企业更加注重低碳技术转化能力，这说明钢铁企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节能减排任务。

对钢铁企业来说，能够帮助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其合作伙伴。从各子目标层面来看，钢铁企业更加注重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和能够实际实现的技能减排技术和方法。从影响因素层面看，合作伙伴的财务状况、低碳技术资金投入以及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对钢铁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技术创新绩效能力、信任关系与承诺这两个子目标似乎并不是钢铁企业重点考虑的问题，这两个子目标对钢铁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4.不足与建议

4.1 研究的不足之处

（1）本研究选取了钢铁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主要子目标，对影响特定钢铁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因素并未考虑，同时也未考虑钢铁企业本身对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

（2）本研究选择层次分析法，并未就各因素对钢铁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3）数据虽然来源于国内具有代表性钢铁企业的问卷调查，但是数据并不完全包括所有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的数据。

4.2 建议

钢铁行业的发展壮大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近年来大力倡导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清洁生产、建立节能减排机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由于钢铁行业的基础原料铁矿石、焦炭等易产生污染，因此钢铁行业的低碳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压力。钢铁行业以碳冶金为基础，我国钢铁行业的冶金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相当明显的差距，碳排放量较大、耗水量大，从而造成污染严重。同时，能源需求仍处于快速增长的时期，我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任务非常艰巨。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低碳产业的发展拥有巨大前景。面对机遇和挑战，钢铁行业可以借助国家政策支持，开发绿色的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推广运用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水平和效率，提升我国钢铁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对于钢铁企业来说，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将是更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

发展低碳经济是关系钢铁企业能否生存、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企业要善于抓住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通过战略性地将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问题纳入运营管理的决策之中，从而降低风险，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最终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在低碳经济背景下，钢铁企业应牢固树立低碳经济的观念意识，将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上升到企业成长发展的战略高度，在企业制定成长战略的过程中，也要将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战略规划与决策之中，积极探索、研究并制定企业低碳化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对当前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战略思考和长远布局，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探索钢铁企业低碳经济发展的新途径。

钢铁企业能潜力巨大，可以更多地从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挖掘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新途径。如今，合同能源管理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愿意与专业化节能服务企业合作探索节

能减排新途径。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还不成熟，因此，许多大型企业不愿意也不敢与其深入合作。如何规范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使其能够成为大型企业理想的合作伙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吴刚.美国合同能源管理（epc）市场发展现状[j].上海节能，2005（4）：96-99，110.

[2]李 丹，李 勇，王晓明.节能服务公司在宝钢的应用[j].冶金能源，2011，30（6）：6-8，15.

[3]陈冠军.钢铁企业节能和合同能源管理的应用问题探讨[j].节能，2010（8）：4-7.

战略合作伙伴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印；战略合作伙伴；意义；机遇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048-05

中印两国拥有2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5。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印两国均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任务，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亚洲发展振兴的共同责任，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国际社会新秩序、反对强权政治、人权、环境保护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1］两国共同语言明显增多，两国关系从而得到重大改善。中印两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以长远的眼光把握两国关系，携手并进，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一、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意义

国家关系的伙伴化趋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一大特点，伙伴关系是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产物。中印作为对全球事务具有影响力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确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对亚洲和世界形势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一）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政治关系具有了长期的稳定性

国家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涉及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但总的来说，首先是两国的政治关系。对中印两国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恰恰正是政治关系。从问题、边界问题、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再到两国快速发展后在亚太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所处理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对两国关系考验的也是政治关系，而这些领域触及的通常是涉及两国根本利益的敏感问题，需要有基本的相互信任，这同时也正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即在新世纪进一步提升两国的相互信任。［2］

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过许多曲折和坎坷。中国建国以后，印度是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在边界问题上的争议，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两国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使中印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结束了关系恶化的历史，双方就处理两国边界争端达成重要共识。新世纪以来，中印双边关系更是迅速回暖，但是在中印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中，印度始终有不同的声音在讲话，其中较为突出者有“中国商品”、“中国围堵印度论”、“中国导弹威慑论”、“美印联手遏制中国论”。可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印关系的改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对于曾经历过曲折与反复的中印两国来说具有深刻的含义。中印两国之所以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新世纪开始以来中印友好关系稳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两国关系日趋成熟并将长期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两国关系不会再次出现大起大落的、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局面。

（二）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关系

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首先，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对两国的经济合作产生了积极而明显的影响。世纪之初，两国间的贸易额才仅有30亿美元。2010年中印两国贸易总额达到617亿美元，较09年提升了43%，远超出两国预期目标。其中，印度出口额为208亿美元，进口额为408亿美元。［3］两国经贸关系已从一般商品贸易逐步扩展到包括工程承包、投资和技术合作等在内的广泛经贸合作领域。

2010年9月23日，全球发展网（GDN）与OECD发展中心共同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印度引领的“南南合作”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增长机遇，由此带来贸易、国际援助、外国直接投资（FDI）等领域的一系列变化。报告指出，由于中、印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作用，2005—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中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达到75%；“南南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990年的7.8%增长到2008年的19%；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首度超过了流向发达国家的FDI；过去10年里，非OECD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金额翻了一百番；目前亚洲的研究学者数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40%以上。［4］2010年12月温总理访印期间，中方组织了300多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将与印方企业签订160多亿美元的各类经贸合同。［5］

中印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如两国一致支持在法律基础上建立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决心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带动下，中印两国开始致力于加强在世贸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保持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三）促进中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及国际社会新安全观的树立

中国和印度在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使得两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理解。然而，出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地位和战略需求，中印两国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又有着相似的国家安全理念。［6］中印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离不开中印在安全领域的理解、互信与合作。

伴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转换，中国已经形成了新安全观，即“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印度也正在试图用一种更加广泛和完备的方式建构新的安全理念。在安全内涵方面，印度防务专家指出，“国家安全不仅依赖于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依赖于强大的经济保障”。［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