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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新史

中华新史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114-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后,学术界掀起了国史研究的热潮,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系统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有陈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程》、齐鹏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张静如总主编的6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史》、郑谦主编的6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反映某一领域的专门史著作有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贺绍俊等的《共和国60年文化展》、国家科技部编纂的《中国科技展60年》、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等;研究某一重大事件的专题史著作有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罗平汉的《问路:一九六一年全党农村大调查》、定宜庄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郑有贵等主编的《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等;编年体史书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2~1955年卷等;还有以新的形式编写的国史图书,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图志》、汪新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图画读本》等。学者们在原有国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新观点、新视角、新选题、新领域等多方面拓展了国史研究。

一、对1949~1978年共和国史研究形成的新视点

学者们运用新的史料对1949~1978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国史研究的新视点。

(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政策研究

针对“和平赎买政策实质是剥夺,是没收”的错误观点,有学者深刻阐述了和平赎买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如程中原认为,形势的展,国际的环境,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历史和现实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业者体认到,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可走。同时,按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和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错,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事实证明和平赎买政策是正确的,意义深远。第一,这场社会大变革没有造成破坏和动乱,生产资料几乎没有损失;第二,民族工商业者从剥削者逐步转变为劳动者,他们获得定息的同时又领取工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下降;第三,公私合营企业生产率有所增长,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从整个国家来看,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

(二)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中农村退赔问题研究

有学者对江苏省农民退赔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江苏省在“”和化运动中,以“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五风”盛行,“一平二调”现象十分严重,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5年底,在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江苏省进行了退赔工作。按照退赔的侧重点和采取的退赔手段不同,大致分为初步退赔、算账退赔、破产退赔、退赔安置移民和扫尾五个时期。江苏省的退赔工作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在省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各级退赔委员会;对经费、物资的申请、审批、分配、使用、领、结算等都有具体的措施;加强思想工作,杜绝单纯依赖国家和政府搞退赔的思想。虽然江苏省的退赔工作存在很多缺点,但退赔工作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成为国民经济好转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关于农村解体原因研究

农村解体的原因成为学者近期研究的新视点。一些学者从农民主体地位与基层实践逻辑视角进行考察,认为公社制度下的农民,对缺乏经济基础与人文支撑的“道理说教”没有自内心的认同;由于公社体制存在先天性缺陷,农民借此常常对抗公社制度;当广大乡村难于落实不合实际的农村政策特别是基层干部不能达到政策所要求的现代行政水准时,基层“变通”公社制度也就在所难免,最终导致制度解体。也有学者从制度绩效的角度揭示了农村解体的原因,认为其消极绩效明显,如经济绩效差,对农村社会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展起到了某种程度的阻碍作用,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展,也严重地影响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同时助长了工业部门的依赖心理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受到多方面限制,其成效并不十分明显;公社化时期农村教育的成效不明显;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这些消极绩效最终导致解体。

(四)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

有学者从体制变迁的视角考察了改革开放前30年农村水利设施供给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当时水利事业恢复阶段的历史条件相适应,形成了国家引导和辅助全国人民共同办水利的供给方式。在农业集体化阶段形成了政府主导下民办公助的水利供给方式。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靠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完成的。群众性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方式的确立,既适应了国家全力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并在集体化体制的保障下取得了较好的绩效;也需要依托制度环境和体制变化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工业化进人中期以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逐步由以往的民办公助转向公办民助。

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史研究取得的新进展

学者们从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领域等多方面加强了新时期的国史研究。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概念和定位研究

学者们在国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国史学的学科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不懈努力,推动了国史研究的展。有学者明确指出国史编研的指导思想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和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和展的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探索、认识和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资政育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朱佳木从当代史与国史、现代史、党史的关系角度概括了当代史的概念:“中国当代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自然延伸;从学科意义上说,它完全是中国现代史,但不完全是国史,完全不是中共党史”,并认为当代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第一,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三,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针对国史界就台港澳问题与国史研究和编纂关系的争论,有学者提出台港澳问题应该纳入共和国史研究的范畴。

对于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问题,学者们提出:应该进一步明确国史的学科定位即明确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进一步拓宽国史的研究视野即加强对社会生活等薄弱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国史的学科建设即健全严格的学术规范,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加强国史的学科建设;进一步挖掘国史的档案文献,既要加强对档案文献的挖掘和利用又要充分利用已公开的档案等几个方面加强和深化国史研究。在国史研究方法上,应将探求历史展的规律作为国史研究的使命和目标;从人类历史展规律的高度深入研究全部新中国历史;以科学展观为指

导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认识当今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并使之成为国史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国史研究应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两个层面,也是国史研究的新课题。学者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主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领中国全面展的、遵循中国社会展规律和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思想和历史经验是其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这条道路形成和展的指导思想。有学者深刻阐述了新中国两个3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认为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要准备;改革开放后30年实现了对前30年的超越,在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不断完善和展,两个30年共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有学者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拥有共同的立论基础和依据、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理论品质和思想精髓、理论主题和主线。三个组成部分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相互衔接、相互递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连续性、阶段性、开放性的有机统一,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

(三)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学者们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深化和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

关于和谐社会的展历程,有的学者梳理了和谐社会的理论展历程,认为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探索经历了从提出“社会更加和谐”,到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历史转变。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探索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和连续性等特点。有学者从实践的角度梳理了新中国对促进社会和谐的探索过程,指出新中国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种努力加深了对社会和谐的认识,推动了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的学者研究了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展道路的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展道路从根本上支撑和维系着和谐社会的建构,而和谐社会的建构又为中国政治展培育着物质基础和动力资源,提供了新的价值理念并开辟了更广阔的展空间。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学者们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予以解答,有学者集中论述了以党内和谐来带动社会和谐。

(四)关于转变经济展方式研究

转变经济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展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有学者对经济展方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经济展方式不仅包括单纯的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还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展方式关乎展理念、展路径、展动力、外部环境调整的系统转变,是对主要矛盾转型的主动回应”。针对中共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展方式的要求,有学者提出应该以人的展作为转变经济展方式的导向。还有学者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经验,指出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扫清经济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有学者对“五五”计划时期经济展方式的转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展方式的概念,但是针对当时经济展中高速度、高指标、低效益的粗放特点,提出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注重提高经济效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新思路,并采取了一定措施,在实践中开始了转变经济展方式的初步探索。

(五)关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文化是民族展进步的灵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学者们对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文化展战略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文化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科学展观统领文化展大局,树立新的文化展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展文化生产力是文化展的战略途径;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战略保障;建设和谐文化、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战略重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展大繁荣是文化展的战略目标。有的学者从观念更新的角度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的变迁,提出文化领域关键词生的变化反映了时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变化,直接体现了文化的变迁,观念更新推动了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的调整和完善,推动了文化体制的变革,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展。有的学者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视角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分析了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七大报告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演进与创新,认为党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具有一贯性、继承性、展性和创新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进而不断调整、创新、丰富。

(六)关于民生问题研究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民生”概念,指出要在科学展观的指导下,“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且将民生建设目标概括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标志着当代中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全面展开。国史学界对民生问题提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当前民生建设的重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有学者提出改善民生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展观,改善民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其历史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民生建设的现实要求。有的学者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善民生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正确处理好党与群众的关系,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摆正主人与公仆的位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全面和展的观点,坚持把民生与民主、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展问题统筹解决;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必须采取不同的对策和举措,分阶段稳步推进;解决民生问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七)抗灾救灾工作研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区生了8.0级特大地震,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委员会,开展编纂工作。有学者认为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灾害抗争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赢得抗灾胜利的基本制度保证;经济展与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是战胜重大自然灾害的物质基础;以人为本的抗灾救灾理念是进一步凝聚民心的稳固基石;重视防灾抗灾工程建设是抵御重大自然灾害的有效措施;开展有效的国内国际合作是赢得抗灾救灾胜利的重要经验。有的学者从我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抗灾救灾政策,认为政府对国际救援经历了从拒绝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调整和反

复,再到1987年以后逐步规范化的过程。新世纪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不平凡历程。有的学者认为汶川抗震救灾赋予了民族精神新的内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汶川抗震精神。

(八)关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研究

有的学者从现实和学理的角度阐述了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问题,认为当代中国的外交是根据国家利益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展的外交,需要根据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调整外交战略,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积极挥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有的学者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召开的六次代表大会为视角,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展变化做了-梳理。这六次代表大会对时代主题和国际格局的判断不断深化,对中国外交目标的认识逐步展,使外交战略呈现了一贯性、与时俱进的特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更加注重和安全,淡化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具有逐渐融入国际体系的趋势。

(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观的研究

中华新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共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复兴

中共十是在21世纪初期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胜利召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因而这次代表大会必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载入史册。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在党的十报告中,同志先后多次讲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是贯穿报告的一个鲜明的主题,也是十报告的一大亮点。

党的十在党的历史上地位显赫,是一次举世瞩目、具有伟大作用和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盛会。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从来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中共形成政治共识和执政方略的过程,并在一定时期里决定着中国的走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十二大到十七大,每次党代会都解决了当时最重大的问题。如十二大宣布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全党指导思想;十六大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纲领;十七大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十召开时,改革开放已历经30多个年头,中国站在了又一个新的历史关键点上。人们对十的关注,不仅集中于人事变动,更关心在未来若干年,中国共产党如何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如何协调多元社会利益,整合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力量,以及如何规划未来的目标、方向和途径。十回应了人们的期待和疑虑。

研究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主要是看这次大会自身为历史奉献了什么新东西,发挥了什么新作用,进行了什么新开拓,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审视其深远影响,确定其历史坐标,评价其社会价值,也就是说,通过研究其历史贡献、作用和伟大意义,从而确定其历史地位。十有许多新的亮点和贡献,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报告中多次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号召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反复指出,我党要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求全党要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这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所在,就在于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纲领。以党的十为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性主题与中共的历史使命

所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指中华民族“衰落后再兴盛起来”。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最为繁荣的时期首推这样三个阶段:一是西汉的文帝、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二是唐代的太宗、玄宗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三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尤其是“开元盛世”,当时不仅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或先进地位,而且中华民族本身的发育比较成熟且呈现蓬勃向上的历史趋势。

从历史发展整体来比较,应当肯定中国在大多数年代,曾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中国由当时的先进沦为落后最早则始于17世纪中叶世界历史大转变时期。中国落后世界先进国家的时间,史学家一般认为始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但是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时间应从17世纪中叶算起,迄今已有300多年的时间。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由封建时代转变为资本主义时代。经过十七和十八世纪200多年努力,英、法、德、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实现了由封建手工操作到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转变,并确立和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政治上开始领先于世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在人类社会向资本主义时展的重要时刻,中国没有能够适应这一当时时代的历史发展大趋势,却正在延续着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朝的变更。1644年,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并使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到19世纪。这样,中国社会就远远脱离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最后走上一个畸形的社会形态,由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极大地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造成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历史表明,中国从17世纪中叶以来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重新走上振兴,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在中国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这就是说,使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历史也表明,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必须要先后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革命的任务;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即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围绕着这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中国各个政党、派别、集团,中国各时期的先进分子都曾拿出过自己的方案,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导演过一幕幕活剧,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这些方案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时间应运而生,为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两场伟大革命。开始了共产党领导民族复兴的伟大艰苦的历程。

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发动和领导了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场伟大革命。在中国彻底断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中国通过新民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一独特方案,在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民族复兴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基础。以邓小平和为核心的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尤其以、为代表的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领导进行的第二场伟大革命,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以最终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性主题。进入21世纪,以党的十召开为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展现出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新起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至少需要经过三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而目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现实的目标是两大项:在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50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始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终极目标重要的奠基阶段。

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完成现代化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创造。近年来,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多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们总是将民族复兴与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联系在一起。民族复兴的标志是多方面的,但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的小康、富裕程度是其根本体现。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民生活达到比较富裕的水平,以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才能够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的最终完成。

小康思想最初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社会改造和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模式,经过广泛传播和数千年的流变,在中国民间影响深远,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富裕殷实生活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小康”一词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将其引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概念。党的十报告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概念,其思想意蕴极为深刻和丰厚,是对邓小平小康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O—O年翻一番;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文化软实力显着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人民生活要从总体上的小康水平,即“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达到“全面小康”。小康社会的小康水平包含“日子好过”和“殷实”、“比较宽裕”两个层次。近年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全国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贫困人口、下岗职工等相当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相当困难,人民对改善生活的期望很强烈。要使13亿多人都过小康生活。并逐步过上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任务十分艰巨。因而,“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这就是说,我们建成的小康社会,其小康水平不能仅限于“日子好过”,要在现有生活水平上逐步向殷实、宽裕的更高小康程度迈进。

3.我们建成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尤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小康社会的小康标准,不是仅限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一项,还应是包括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多元、多项的综合小康目标和小康标准。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全面”的思想意蕴就在于此。

4.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必须努力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从而使他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也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

中华新史范文第3篇

Abstract:Zhang Xianwen is a leader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 His research field contains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Modern History and Study of China's Moder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o on. He never gave up writing and owned extensive publications to his credit.He is known as a prolific scholar whose academic achievements range over several fields.

关键词:张宪文 中华民国史研究 学术评价

Key words:Zhang Xianwen;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review

作者简介:范五三,男,汉族,出生于1984年。福建省三明人,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7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184-02

谈起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人们首先会提及张宪文先生。张宪文先生1954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至今,在中华民国史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已主编和编著多本在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并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涉及民国时期政治、军事、中外关系、人物评价及史料学等方面的论文多篇。他不仅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真知灼见,而且在构建学科梯队,培养研究人才,指导研究方向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在这一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一、组织编写中华民国史大型学术专著、档案资料和工具书,努力填补学术空白。

后朝人修前朝史,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撰述的一个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提倡思想解放,史学界生机复苏,推动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真正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的队伍和基地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张宪文以史学家特有的气魄,为了适应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迫切需要,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纲》,该书于198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本50余万字的民国简史,首次全面勾勒了中华民国时期历史的全貌和体系。这部专著,体系完整,线索清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大型地、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中华民国史的学术专著”,纠正了当时许多“左”的观念与认识。《中华民国史纲》的出版,使得民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都摆了出来,推动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开展讨论,从而促进了民国史研究的繁荣与进步。《中华民国史纲》的编著成为张宪文先生民国史研究的开端。此后,张宪文在民国史领域不懈耕耘,成果丰硕。

张宪文对民国史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民国史料的编撰。198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宪文编著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该书初建了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基本框架。从2005年至2007年1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分两批次分别出版完成了3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55卷),该史料汇集了来自受害者、加害者及第三方等多方面的珍贵史料,全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迄今为止关于南京大屠杀最详实的史料集。(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宪文的专著《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该书运用丰富的档案史料,全面阐述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反抗侵略的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民国辞典的编撰。200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该书共计450万字,规模浩大,内容丰富,是联合全国民国史学界共同努力十多年的成果,可称是民国时期历史的“百科全书”。(四)民国通史的编著。2005年底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宪文等著的《中华民国史》,该书是张宪文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的成果。全书共四卷二十八章,计220万字,是著者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心血。该书以“新思路、新观点、新体系”来诠释民国历史,在大力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摆脱了单纯政治斗争史的研究框架,以近代中国人民追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为主要线索,重新构筑了中华民国史的科学体系,重新认识与评价了民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二、团结、组织、吸收南京地区的民国史研究力量,协同攻关,开辟研究园地,使南京成为民国史研究的重镇,

并且注重加强与国外史学界的交流。

历史研究需要同行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砌磋,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而学者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各种学会、研究会的活动来进行的。有鉴于此,张宪文在主持编撰《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过程中,以宽阔的胸怀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京师大历史系等中华民国史研究单位组织在一起,进行集体协作研究。在张宪文及其团队的努力下,南京大学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硕果累累,以南京大学为中心的南京地区民国史学者被海外学者誉为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南京学派”。

张宪文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他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他注意与国际史学界的交流,并参考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曾多次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访问讲学,出席国际会议,认识了一批国外中华民国史研究专家,与他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海外之行使他开阔了学术视野,初步了解外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90年代初,他联系国内外有名的民国史研究学者,经过长时间酝酿,组成《民国研究》编辑委员会,主编出版了《民国研究》辑刊,及时传递国内外民国史研究信息,为民国史研究者提供一个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园地。他还主持过数次大型的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与学术交流做了很多工作。

三、从民国史研究的长期、稳定、发展考虑,为民国史研究培养了一批学术梯队和新生力量。

张宪文不仅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是卓有建树的教育家,在培养史学研究人才与对青年学子进行人文教育方面成就卓著。五十年来,他一直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指导了多届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化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1993年正式成立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以来,在张宪文的努力下,民国史中心在学术研究与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特别是他作为该中心的主任,组织一批学者在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进行联合攻关,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张宪文先生培养的博士生有50多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术骨干。其中如陈谦平、陈红民等,均长期坚持中华民国史研究,并且在各自研究领域卓有成就。这一批年轻学者的迅速成长,一方面离不开他们的主观努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张宪文给予的培养和创造的条件。张宪文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研究生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把严谨治学与自由讨论结合起来,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通过学术交流提升他们的认识水准和研究视野;二是注意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与创造精神;三是帮助他们不断发掘新资料,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四、张宪文的治学特色

在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过程中,张宪文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特点。这种独特的治学风格,是值得史学家和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学习和借鉴的。

首先,张宪文重视资料的搜集、运用和汇编。他积极加强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联系,在史料的搜集上,不断拓宽范围,注意寻求、收集最新资料。张宪文对每个攻关的课题,都强调尽可能搜集第一手、原始的档案资料。如在编写《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过程中,他组织联合攻关的学者到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及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等地广泛收集资料,并汇集了来自国内外等多方面的珍贵史料,经过七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3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中华新史范文第4篇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

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

中华新史范文第5篇

关于历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我们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加科学、准确、深刻地研究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指明了理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看党史,必须抓主流和主线。

 

历史细节浩如烟海,历史脉络盘根错节。要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就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的历史思维,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否则,就会陷于历史细节的汪洋大海,见孤木以为森林、拾鱼目以为珠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2021年1月18日,参观者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内参观。

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指出:“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是党史研究须臾不可背离的中轴线和定盘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我们党的百年发展史,真正做到用党史来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和鼓舞人。

2020年5月29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老一辈战斗英雄李延年来到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给孩子们讲述战争年代的红色故事,寄语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奋斗。

党的历史是一部始终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是否坚持人民立场,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风雨不改的初心。

2019年6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就是为人民奋斗、为人民奉献的历史。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一重大成果,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胼手胝足、攻坚克难取得的辉煌业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安危共担,众志成城,气势恢宏地向全世界展现了党领导下人民聚合的磅礴伟力。

2020年11月24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公演达3800场。作为延安红色旅游新名片,《延安保育院》再现了延安保育院的历史画面,抒发了革命者的大美情怀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党的历史是一部始终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统揽党的百年发展史,以宏大的历史感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

从救亡图存到复兴逐梦,中国共产党人永不止步,永不停歇。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三大历史性事件和三大里程碑,既有一以贯之的主线和历史使命,又前后相继,不断为历史增添新的内容,一步比一步更接近我们的梦想。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阶段。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始终奔跑在民族复兴的最前列,以坚定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治国理政智慧,带领着全民族向着伟大复兴的壮丽山巅健步登攀。

2020年6月28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援鄂抗疫新党员在“五大书记塑像”前瞻仰。这些新党员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抗疫精神,争做优秀党员

党的历史是一部始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和胸襟气度,向往世界大同,谋求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谈到:“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进入新时代,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人民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追求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