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官争功范文第1篇

鼻子大声地说：“我的功劳才最大！我日夜不停地工作，还不是为了主人？要是没有我，你们一个个早就憋死了，还能在这儿说话？”

这时，嘴也争着说：“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要是没有我，你们一个个早就饿死了，同样活不了。还有，要是没有我，主人就成了哑巴。我的功劳比你们多，比你们都大！”

“喂！喂！喂！”耳朵大声地嚷嚷，“主人戴眼镜，保护视力，把镜腿架在我身上；主人戴口罩，讲卫生，把线套在我身上；主人……再说了。要是没有我，这世间无奇不有的美妙动听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成了聋子。我的功劳最、比你们都大！”

五官还在继续争吵……

五官争功范文第2篇

一天，眼睛、鼻子、耳朵、嘴巴都在安静地休息，突然，手无意中揉了一下眼睛，眼睛受了刺激，眼泪便流了下来，不知不觉地流进了鼻子，鼻子被弄痒了，忍受不住，终于迫使嘴巴“阿嚏”一声，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唾沫溅到了嘴巴的近邻——耳朵。这下可好了，五官都气愤地骂起架来。

耳朵首先发难：“我说手先生，该文明点吧！怎么朝我乱打？要

知道，如果没了我，电视广播、别人说话，你们听得见吗？我的功劳这么大，还来打我，真是岂有此理！”嘴巴很不服气，气呼呼地说：“你大不了只能听这么两下子，如果没有我，你恐怕早就饿成一张皮了，所以说嘛，我的功劳是最大的！”“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球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一目了然，你们，哼，都靠边站吧！”眼睛得意的说。这时候，一向心平气和的鼻子再也沉不住气了，冲着大家说：“要说功劳，我最大。我不呼吸，你们哪个有今天！”“都别说了，我的功劳最大！”“我大！”“我大！”……

“什么声音这么吵，把我给吵醒了？”原来是大脑醒了。它是总司令，谁敢不听大脑的话！于是，它们七嘴八舌地叫大脑评理。大脑听完以后，哈哈大笑，说：“你们的功劳都很大，谁都少不了你们！”

大家听了大脑的话，都转怒为喜，再也没有争吵过。

五官争功范文第3篇

一天，眼睛、鼻子、耳朵、嘴巴都在安静地休息，突然，手无意中揉了一下眼睛，眼睛受了刺激，眼泪便流了下来，不知不觉地流进了鼻子，鼻子被弄痒了，忍受不住，终于迫使嘴巴“阿嚏”一声，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唾沫溅到了嘴巴的近邻——耳朵。这下可好了，五官都气愤地骂起架来。

耳朵首先发难：“我说手先生，该文明点吧！怎么朝我乱打？要

知道，如果没了我，电视广播、别人说话，你们听得见吗？我的功劳这么大，还来打我，真是岂有此理！”嘴巴很不服气，气呼呼地说：“你大不了只能听这么两下子，如果没有我，你恐怕早就饿成一张皮了，所以说嘛，我的功劳是最大的！”“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球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一目了然，你们，哼，都靠边站吧！”眼睛得意的说。这时候，一向心平气和的鼻子再也沉不住气了，冲着大家说：“要说功劳，我最大。我不呼吸，你们哪个有今天！”“都别说了，我的功劳最大！”“我大！”“我大！”……

“什么声音这么吵，把我给吵醒了？”原来是大脑醒了。它是总司令，谁敢不听大脑的话！于是，它们七嘴八舌地叫大脑评理。大脑听完以后，哈哈大笑，说：“你们的功劳都很大，谁都少不了你们！”

大家听了大脑的话，都转怒为喜，再也没有争吵过。

五官争功范文第4篇

2、嘴巴夸夸其谈：“我谈古论今，能说会道，而且还尝遍天下美食，谁都没有我的本事大。

3、鼻子不屑一顾地说；”再好吃的东西也是因为我鼻子闻出了香味，你才下嘴的，可是你别忘了，没我鼻子你连呼吸都困难。

4、耳朵和眼睛也来掺和了，耳朵骄傲地说：“我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可以听到妈妈的呼唤，可以听到伙伴的欢笑声，如果没有耳朵，世界就是无声的，那该多寂寞。

5、眼睛笑眯眯地说：“要是没我了，就要永远活在黑暗当中，看不到花开，看不到阳光，看不到亲爱的人们，连路都看不到，不是撞墙，就是掉进沟里。

6、眉毛向上扬了一下说：“我才是最重要的，主人的表情全仰仗我的跳动，美人化妆先要画我，我可是表情率领先锋，少了我就没了生动。

7、吵着吵着，它们分家了，嘴巴一脚把鼻子踢开，结果再也闻不到饭香，食欲大减。鼻子用胶带把嘴巴粘上，结果不能吃饭，不能沟通，连别人打也不能说疼，时时刻刻要吃哑巴亏。最后嘴巴与鼻子握手言和。

8、耳朵恶作剧把眼睛蒙上，结果走路撞得头破血流，也分不清黑夜和白天，找不到家人和朋友。眼睛报复用棉花塞住了耳朵，结果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所有工作无法进行，上课听不到老师讲什么，也听不到别人给自己说话，真是惨不忍睹，眼睛与耳朵冰释前嫌，相互道歉。

9、眉毛看着这一场闹剧，时而愁眉不展，时而横眉竖眼，又时而祸迫眉睫，此时看到大家和睦相处，顿时眉舒目展，喜上眉梢。

五官争功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靖难之役；都司卫所；防御体制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6-0123-09

《明史・兵志一》开篇小序有言：“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文皇北迁，一遵太祖之制。”①关于明初军制是“革元旧制”还是“明承元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②兹不讨论。而成祖“一遵太祖之制”的说法，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大的关注。明太祖立国，立新朝之大体，建一代之政制，且有《皇明祖训》的约束，成祖遵太祖之制，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然细究之，又似乎有欲言又止之意，清代史家断不会无缘无故写此一笔。成祖迁都，“太祖之制”是否因被中断、才有“一遵”的必要性？果如此，中断时间只有在建文、永乐年间。

建文朝历时四年，学界多有“建文新政”之说，新政自然是相对于洪武政制而言。③王崇武敏锐地注意到靖难之役前后明代政治制度存在巨大的变化，他称“明代政治制度之巨变以靖难一役为分野：如太祖痛抑宦官，惠帝管束尤严，迨燕兵逼江北，内臣输朝廷虚实，成祖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遂开宦官专权之渐矣。太祖分封宁辽诸王，总在巩固边防，向外发展，成祖鉴封建太侈，诸王难制”，“然则所谓靖难事变者不仅关系朱氏叔侄之王位继承，抑且为一代制度之改革关键，固读史之人所不容忽视者也”。④

《明史・兵志》特别提到的“一遵太祖之制”，应是在刻意强调从建文至永乐这段时间的兵制变动。由靖难之役引发的建文政局变动，导致永乐朝的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包括都司卫所的调整、武官群体的变更、北边防御体系的重构以及京军京营体制的重建等巨大的变化，建文政局同时还对永乐朝及其后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有直接或间接地的影响。尽管本文涉及的若干史事学界此前多有讨论，但靖难战争与明前期军制演变、尤其是都司卫所制度的重大变革，对建文政局与永乐政制之间关系变化的影响等，并无人进行整体的思考，这是本人研究主旨之所在。

一、“靖难之役”对明初都司卫所的冲击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去世，皇太孙朱允傻腔，改年号为建文。建文元年（1399）六月，建文在削掉实力相对较弱的五个藩王后，开始对付最强大的燕王朱棣。燕王遂以反对朝中奸臣齐泰、黄子澄破坏祖制为借口，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燕王攻入南京称帝。这场战争，燕王最初以八百人起兵，以一隅抗天下，终由地方诸侯成为天下共主的皇帝。这样的权力变更，势必对洪武、建文两朝业已形成的国家和中央权力体系（尤其是政治和军事体制）带来巨大的影响。

1.靖难军的来源――卫所

第一，燕王护卫军和北平城内的卫所军。起兵之初，燕王的八百士卒就是燕王府的护卫军。为获取兵源，在誓师之前，燕王先设计擒获了驻守北平的建文帝的亲信――布政使张m和都指挥使谢贵，其部众也被收编入靖难军。接着又力拼北平都司在城内的守军，如都指挥彭二等人，城内的官员投降者众多，包括都指挥同知李F、陈恭等，燕王迅速控制北平城，扩充了队伍。⑤所以，除燕王直接控制的护卫军之外，北平都司武官成为靖难时最早的武官力量。

第二，北平地区的卫所。燕王与北边各都司卫所的武官多有交往。洪武后期，燕王多次率北边都司卫所大军征戍边地，故在其起兵之初，虽然有众多卫所武官奉建文之命出兵征讨，但也有不少武官归降燕王。如燕王起兵不久，通州卫指挥房胜、遵化卫指挥蒋玉、密云卫指挥郑亨等即率众来归，使燕王的队伍迅速壮大。此后，北平周边的都司卫所官军越来越多地加入到靖难军之中，北平周围卫所成为靖难军主力。

第三，大宁都司与朵颜三卫。燕王起兵后不久即夺得大宁之地，并将朵颜三卫的骑兵收入囊中。大宁为明蒙交界的边防要地，这里原设有大宁都司，后改为北平行都司，洪武时设置了20余卫所，且管控蒙古朵颜三卫。夺得大宁，不仅解除北平的北边防御之忧，还补充了精锐之师，意义非凡，故《明史》有云：“成祖尽拔诸军及三卫骑卒，挟宁王以归。自是冲锋陷阵多三卫兵。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宁始。”⑥明代中期以降，广为流传的靖难期间明成祖曾向三卫借兵，并允诺割地以酬其劳完全是明代中期以后当时人的误会，达力扎布和和田清等人对此已有驳正。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燕王起兵初期就拿下大宁地区，朵颜三卫军加入靖难军，对靖难战争的成败影响甚大。此后三年又陆续有蒙古军归降，燕军的战斗力不断增强。这些蒙古军也是此后明王朝重要的武官力量，他们也因此世代享受其军功带来的优越生活和较高的地位。⑧

第四，华北的都司卫所。建文元年十月，燕王把起兵以来的燕王、宁王、北平行都司、北平都司等原辖卫所官军予以改编，组建靖难五军，即中、左、右、前、后等五军编制，分设将军与副将军，“张玉将中军，郑亨、何寿充中军左右副将；朱能将左军，朱荣、李浚充左军左右副将；李彬将右军，徐理、孟善充右军左右副将；徐忠将前军，陈文、吴达充前军左右副将；房宽将后军，和允中、毛整充后军左右副将”⑨。靖难军的基本规模大抵如此。

随着战事的进展，燕王又陆续收编了越来越多的建文“中央军”，人数达十数万之众。当然，在军队总量上，靖难军一直无法与建文军相抗衡。

2.建文军之败

建文继位之初，施行的仍然是太祖留下的“塞王实边”的边地防御格局。但有的学者认为，建文上台之后倡导“以文治国”，采取一系统的措施抑制武力、抬升文官的地位。靖难之役的发生，实际可以视为那些被抑制的武官群体对建文“左班文臣”发起的集体倒逼。⑩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靖难之役毕竟是一场维护和夺取中央政权的大规模战争。朱棣从策略考虑，在举兵叛乱和夺取帝位后表里并不一致，注意的重点是军事，力图摧毁和瓦解建文帝的武装力量，对忠于建文的将领恨之入骨；口头上却把手无缚鸡之力的建文朝某些文臣说成是主要对手。这种政治宣传长期影响到后来的史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笔者认为，靖难战争的根本性质是皇位争夺的战争，它是一场军事较量，是建文和朱棣的文臣武将之间“智”与“力”的比拼，北方武官与南方文臣的矛盾所起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或者是间接的。如果说燕军依靠的主要是北方武官，而建文主要依托江南文臣，从地域上看似不错，但实际上与燕军殊死搏斗的，也有许多当年北征时合作的大将，如平安就是其中一位；南方一路投降的反而不少，像扬州卫指挥王礼及其弟弟王宗都主张投降，还逮捕了主战的王彬和崇刚，献给燕军。此外，诸如扬州、高邮、通州、泰州等地的官员，都没有殊死抵抗就投降了燕军，就是很好的例证。从双方三年多的交战看，靖难军中出生入死者甚众，而建文军像铁铉和平安那样的官员却为数不多。两军对垒，除燕王的个人能力远胜于建文之外，双方最大的差别在于，建文军数量多但一切唯命是从，打仗是职责，可打也可不打，各有自己的小算盘，故有战有降；而燕军选择了对抗中央，打仗是反叛，开弓没有回头箭，取胜的意志更加坚定，作战的动力自然大不相同。建文之败，主要败在君、臣的谋略胆识和战略战术上。

3.藩王护卫军的大变革

靖难师起的直接导火线，是建文帝对诸藩的管控和对三护卫的削夺，燕王也面临被削藩的危险，遂举兵反抗以博取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明史纪事本末》也把建文削藩与燕王起兵直接挂起钩来分析。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夏四月，人告岷王F不法事，削其护卫，诛其导恶指挥宗麟，废为庶人。又以湘王柏伪造钞及擅杀人，降敕切责，仍遣使以兵迫执之。湘王曰：“吾闻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身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辱仆隶手求生活乎！”遂阖宫自焚死。又以人告齐王_阴事，诏至京，废为庶人，拘系之。幽代王桂于大同，废为庶人。未几，靖难兵起。

其实，朱元璋不是不知道藩王对建文皇位的威胁，他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顾诚认为“从朱元璋处理侄儿朱文正、次子朱尽⑷子朱等人的不法、异谋等事件，撰写《皇明祖训》和《御制纪非录》等书来看，他对维护宗室内部的稳定常萦系于心”。太子朱标死后，再清理“蓝党”，借口处死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但同时却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亲自把懿文太子的长女江都郡主嫁给长兴侯耿炳文的儿子耿v。“这一政治性婚姻实际上意味着朱元璋为保护即将继位的皇太孙在军事上做出的安排”，这一系列事件可视为朱元璋为建文在军事防范方面做出的努力。

燕王称帝后，更是非常清楚藩王“尾大不掉”的潜在威胁。永乐元年（1403），成祖革去代王的三护卫及官属，四年削去齐王的护卫和官属，不久又废其为庶人，六年削去岷王的护卫与官属，十年削辽王的护卫，十五年谷王被废为庶人，周王主动献三护卫。终成祖一世，13位拥有兵权的亲王有六位被夺取护卫。“从根本上改变了朝廷与诸藩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成祖在位时，也分封自己的儿子高煦为汉王、高燧为赵王，均按洪武祖训设有三护卫。宣德元年（1426），汉王高煦也仿父亲之举，兴兵反叛，被宣宗迅速平定，明朝“亲王典兵”的问题基本解决。

靖难之役，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洪武朝藩王的左、右、中三护卫军之制。新封和旧存的宗藩，也仅保留数量有限的护卫军，且每卫的军兵人数都达不到一个卫1500人的标准配备，人数多在三五百人之间。即便如此，藩府的护卫军除负责藩府护卫和杂务外，也被纳入国家和地方武官管理体系之中被统一征调使用。如河南都司下的南阳中护卫、洛阳中护卫，山东都司下的兖州护卫等，在此后都陆续参加到京操班军和边操事务之中，这与洪武后期藩府节制地方军事力量的情况完全不同。

《明史・兵志二》记：“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经过近30年的建设，明朝的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在洪武朝确定了下来。但是，靖难之役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洪武都司卫所制的旧有局面，包括长江以北的都司卫所和藩王护卫军都做出了新的调整和变化。

二、靖难“新贵”与都司卫所武官体系的改变

靖难之役，影响最直接、最大的自然属于武官集团，除非那些远离战场的武官，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武装力量都必须在两个集团之间做出选择，至少无法置之度外，武官集团必然一分为二。朱棣夺嫡入位后，一方面大封靖难功臣，另一方面杀戮建文旧将，进一步瓦解了洪武朝业已形成的武官集团。靖难之役，对明朝的统治者群体结构带来了直接的巨大改变。

1.靖难新贵的出现

一批军功将领在靖难之役中因立有战功被奖赏提拔，产生了一批“靖难新贵”。这些人首先包括最早随他起兵的第一批，以及在几次重大战役中有功的人员（包括战死者的后代）。

最早一批靖难军官在刚攻入南京不久就得到了嘉奖，他们中不少人在短短的三年战争期间就完成了从卫所的中下级武官到最高级武官的转变。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朱棣下令：“升指挥使丘福、朱能、郑亨、徐忠、张武、陈圭、孟善、李彬、王忠、火真、陈贤、李远、郭亮、房宽、徐理、唐云、陈旭、刘才，俱为都督佥事；王聪、徐祥、赵彝俱为都指挥使；张辅、陈志、李浚、张兴、王友，俱为都指挥同知；孙岩、房胜为都指挥佥事赠指挥使，张玉、谭渊俱为都指挥同知。”燕王起兵之初，他依赖的主要将领，一是张玉，他是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正四品），二是朱能，任燕山护卫千户（五品），二人品级不高，仅是中级武官。靖难论功行赏之时，得封公者有3人，一是成国公朱能，二是淇国公丘福，三是张玉被追封为荣国公，官居一品。在战争中立有战功或归降的将士，也都有丰厚的赏赐，“论具舟济师功，升高邮卫千户胡深等二百四十二人，扬州卫指挥同知陈昭等一百二十五人，各一级赐钞有差”。

关于靖难功臣中武臣的授职和世袭办法，永乐元年，成祖颁行了“定军功袭职例”，规定：

曾历战功升授职役亡故者，其子承袭，无子其父兄弟侄见受职役小者，俱准承继职事相等；无应袭者，义子女婿不许承袭。若先不曾立功，就与职役后，亦无战功亡故者，不许承继。指挥千百户子弟随征有功，先已升指挥千百户、后有征进有功升职者，准袭。不曾征进者，不许。致仕官守城或征进有功亡故，并年老告代者，原代职子孙，亦尝随征或曾任北京卫所职事，及见支优给职任小者，就与父兄所升职事。若职事相等，不许令次子孙别袭。若原替职子孙不曾于北京卫所任事，次子孙曾随征或于北京守城，今父祖欲令袭授所升职者，听，原替职子孙革闻。

其别规定了参与靖难战争或守北平的、原在北京的卫所任职武官的世袭办法，可见靖难新贵的待遇远胜于洪武朝勋贵。

在明代卫所武职选簿中，凡跟随朱棣起兵而被升职的武官，被称为“新官”，从目前仅存的武职选簿看，这批“新官”在许多卫所的武官中所占比例都很高。据梁志胜的统计，羽林前卫（由北平三护卫改）、燕山左卫、燕山前卫、义勇后卫、忠义前卫、保定左卫、保定前卫、保定中卫等，几乎清一色都是“新官”，而在北平及华北等较早跟随燕王起兵的卫所，“新官”的比例也很高。当然，西南边远地区卫所里的新官相对较少或几乎没有，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靖难之役。

永乐十年，针对靖难新贵的后代承袭替祖职的问题，成祖也给出了比较优厚的条件，规定：“靖难故官子弟”可以先袭职，再比试。

朕适见所引故官子弟比试者，不觉怆然。盖初举义之时，其父兄忍饥冒寒，艰苦百战，不幸有死于战阵，或殁于疾病。今观其子弟皆稚弱，若令如例比试而后袭职，必未闲武事而因是绝其俸禄，无以自存矣。可且令袭职给全俸，俟长成比试，不中，罪之未晚。

明朝实行严格的武官世袭制度，靖难子弟可不必比试先行世袭，其待遇堪比归顺的北方边地“达官”，高于普通武官，此举意在保护他们特殊的地位。这些“新官”的增加，其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世袭武官队伍的扩充（建文旧臣被革除世袭之位者亦复不少），更准确地说是更新或改变了洪武、建文两朝以来的武官结构。

在靖难新官之中，还有众多归附的少数民族武官――“达官”，他们中有大批是在洪武朝时归附的，被安插在内地各卫所中，北平是他们重要的活动地区之一，所以有大量的达官参与了靖难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屡立战功，本人或子孙得以加官晋级。在现存的武职选簿、官方正史中，均记载有这批高级武官的靖难事迹。比如南宁伯毛胜，“从靖难历升都指挥同知”。清平伯吴成，太祖时来降，充总旗。奉化伯滕定，洪武二十二年时来降授会州卫指挥佥事，从燕王起兵进指挥使。忠勤伯李贤，洪武二十一年归附，靖难师起，以功累迁都指挥同知。永顺伯薛斌，父洪武二十一年来归，授燕山右卫指挥佥事，斌代职，从靖难累功历升左军都督佥事。安顺伯薛贵，以舍人从燕王起兵，屡脱王于险，积官至都指挥使。再从北征，升至都督佥事。同安侯火真，洪武时为燕山中护卫千户，从征真定，累功升至都督佥事。这些达官及其后代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都司卫所里，是明朝主要的防御和建设力量。

此外，朱棣在登基后不久，即恢复了一批在建文朝因各种原因被废贬黜的官员，这也是建文政局变动对武官群体影响之一个方面。“升金吾左卫指挥佥事马兴、千户王成俱为府军左卫指挥同知，张得为本指挥佥事。复中军都督李谅、旗手卫指挥李忠官、盖谅等。皆建文中斥罢故也。”

2.洪武旧臣受到的冲击

成祖杀戮与自己作对的建文官员手法之残忍，一向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登基之后，他列出“左班文臣”奸恶29人，后又增加了一批六部九卿，共计124人，此后更有追加惩处的战死大臣。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俱磔戮于市，夷其族，连坐死者数千人，独孝儒所连及八百四十余人。”自然，这些人以文官居多，而战死的高、中、低级武官数量要更多，很遗憾从保留到今天、本已残缺的“明代武官世袭选簿”中已很难查清到底有多少武官了。

虽然，在夺取天下之后，对那些卷入战争的前朝普通官军，成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释前师中所擒都督陈晖、杨文、韩观、黄中等，纵所领将士各还其伍，民兵悉放为兵。”但毫无疑问，靖难之役对建文、洪武朝的武官、旗军群体的改变首先是战争本身带来的伤亡。如耿炳文率领的30万人被燕军一战斩首3万余级，李景隆等人所领大军60万，被“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降者数万人”，数量尤其巨大。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官、军都是世袭的军籍，虽然可以替补，但故绝者亦非不少，战争给洪武旧有的官军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显而易见。

靖难之役后，明代世袭武官集团的基本格局形成，此后世袭武官的晋升之路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是因为密集的战事大幅度减少，二是大规模越级提拔情况的减少，三是世袭武官在军队实际带兵能力的下降、征战戍边之制转向营兵制，中央减少了世袭的空间。然而，世袭武官的政治、经济待遇一直保持到明朝灭亡，所以“靖难之役”后形成的高、中级世袭武官格局也就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三、战后北边防御的新形势与都司卫所的新布局

学界普遍认为，洪武朝的北边防御战略具备“塞王守边”的特点，尤其是在洪武后期，当开国功臣老故之后，秦王、晋王、燕王和周王等藩王成为北边防御的主要组织者。然而，洪武朝形成的北边军制，从建文朝一开始即面临严峻挑战，并迅速被扭转。成祖登基之后，在限制和逐步削除藩王权力的大前提之下，针对明朝与蒙古关系的新变化，对北边地区的都司、卫所设置也做出了很大的调整，藩王的军权被削除，新的北边防御体系被重新构建。

1.北边都司卫所的新调整

到靖难之役结束时，已有6位藩王被削去护卫军，在东北的辽王、大宁的宁王和宣府的谷王均被徙封于内地，分别被安置于荆州、南昌和长沙，至此，以藩王节制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北平行都司）、北平都司等边地军卫兵马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洪武三十五年时，北平行都司及原驻地的卫所因参加战争，卫所屯驻地出现巨大变化，已无法按原设计发挥作用。永乐元年，成祖即着手对此前的都司、卫所分布做出了“收缩内迁”的重大决定，将北平行都司治所迁于保定，并将其名称改回为“大宁都司”，把从山海关到居庸关一带的61个在外卫所和在内卫所、三个守御千户所改属“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稍后，再“以大宁兵戈之后，民物凋耗，改宁王府于南昌。是日，遣王之国”。“（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俱隶大宁都司；调营州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苏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不论撤销大宁防区是出于何种目的，它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毕竟，蓟镇居于京师（北平）之侧，与敌对的蒙古部族近在咫尺，本属于“内边”的京畿、蓟镇之地不得不直面蒙古势力。

成祖靖难夺嫡入位的经历，使他的一生都在努力为自己正名；让百姓尽可能永享太平之乐，打造永乐盛世是他称帝后的目标追求。纵观永乐一朝，派郑和远航、设立奴儿干都司经营东北、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平交n反叛，以及加强对的联系与管理、积极开展与中亚各国的交流、迁都北京、五次亲征、编纂《永乐大典》等，无不显示成祖不是一位墨守成规的皇帝。这既是在研究永乐朝的军事制度时所必须注意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理解永乐政治及其时代的一把钥匙。

注释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第2175页。②参见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革命》，《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朱鸿林主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③参见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7），1988年；王家范、程念祺：《论明初对洪武政治的批评――方孝孺的政治理想与建文帝的政策改革》，《史林》1994年第3期；牛建强、阎现章：《试论明朝建文帝的维新政策》，《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等人的研究。④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五，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页。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商务印书馆，1937年。⑥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五《陈亨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094页。⑦参见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12页。⑧彭勇：《论明代忠顺营官军的命运变迁》，《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⑨《明太宗实录》卷四（下），十月乙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41页。⑩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7），1988年；毛佩琦、李焯然：《明成祖史论》，文津出版社，1984年。顾诚：《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庭：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顾诚文史札记：明朝没有沈万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商务印书馆，1937年；另参见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179页。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二十至二十五《革除遗事》，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50―411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商务印书馆，1937年。顾诚：《明代的宗室》，《顾诚文史札记：明朝没有沈万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84页。参见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2006年，第169、174页。张廷玉等：《明史・兵志二》卷九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6页。《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癸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38页。《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辛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36―137页。《明太宗实录》卷二四，永乐元年冬十月乙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431页。参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9、98―99页。《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九，永乐十年六月庚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599―1600页。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郑晓：《吾学编》卷十九《异姓诸侯传》下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社，1988年，第201页；《明史》卷一百五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4269页；另见奇文瑛：《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等。《明太宗实录》卷九五，永乐七年秋八月甲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261页；另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4091页。《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36页。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建文忠臣》，上海书店，2001年，第101―103页。高岱：《鸿猷录》卷八《入正大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8、188―189页。高岱：《鸿猷录》卷七《转战山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58页。《明太宗实录》，卷十七，永乐元年二月辛亥；卷十七，永乐元年二月己未；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壬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02―303、306、320页。关于撤销原大宁都司防区的问题，自明代中期开始，在社会上就存在很大的争议。郭造卿：《卢龙塞略》卷三《谱部・沿革谱》，董耀会主编：《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70页。“督军民修筑遵化城及缘边关隘之倾颓者”，《明太宗实录》卷一五四，永乐十二年八月乙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777页；“蓟州、山海等卫官军可调遣参用”，《明太宗实录》卷二五四（上），永乐二十年十二月庚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360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北直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507―508页。赵英：《大宁都司重修儒学记》，见弘治《保定郡志》卷二十四《诗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明宗宗实录》卷六七，宣德六年五月壬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579页。肖立军、胡凡、赵现海等人在此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拙文《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评述》，《中国史学》第24卷，朋友书店，2014年，第59―70页。《明太宗实录》卷二四，永乐元年冬十月戊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446页。唐丰娇：《洪武至宣德时期明朝对蒙古的经略》，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78页。《明太宗实录》卷一七，永乐元年二月己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06页。《明太宗实录》卷一九，永乐元年四月壬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40页。《明太宗实录》，卷四九，永乐三年十二月乙亥；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辛丑；卷五四，永乐四年五月丁酉；卷七二，永乐五年冬十月壬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740、778、803、1003页。见本文所引商传、毛佩琦、朱鸿和晁中辰等学者的相关论著，出版信息不再重复。王廷相：《修举团营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八，中华书局，1997年，第1473页。《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辛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36页。《明太宗实录》卷五一，永乐四年二月戊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765―766页。《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丁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234页。范中义等著：《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五卷）《明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2176页。《明代京营之形成与衰败》，《（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6期。参见《明代前期的京营》，《北大史学》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73页。《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五，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716页。张卤：《附进京营议》，《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3943页。何乔远著，张德信等点校：《名山藏》卷一八《兀良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63页参见拙文《论明代福州三卫之设与闽都文化之建》，《闽江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明代漕军制初探》，《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社，2005年，第183页。关于废海运的始末，参见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08―209页。《明太宗实录》卷三八，永乐三年春正月壬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646―647页。参见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8―29页。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Emperor Jianwen and the Changes of Dusi Wei-suo

Administrate System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Peng Y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