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翻译范文第1篇

（节选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注】①穰侯：战国时秦国大臣，原为楚国人，秦昭襄王之舅，宣太后异父同母的大弟，凭与昭王的特殊关系在秦独揽大权，后来四次任丞相，因食邑在穰（今河南省邓州市），号为“穰侯”；②莝：cuò，铡碎的草。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阴事：隐秘的事情，机密。

B．雎详死详死：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C．范雎大供具供具：摆设酒食。

D．与诸侯通，坐法诛坐法：犯法判罪。

5．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山东”，地理区域名，最早始于战国时期，当时称崤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

B．“万世”，万代，讳指国君死；讳称死，还有“崩”“薨”“卒”“不禄”等。

C．“睚眦”，发怒时瞪眼睛；像瞪一下眼睛那样极小的怨仇也要报复，形容心胸狭窄。

D．《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共130篇。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范雎忍辱负重，坚韧顽强。他不因遭受困辱而沮丧，能够激励意志以奋发。在魏国被魏相魏齐屈打几乎致死，并不因此而气馁，入秦之后命运有了转机。

B．范雎机智过人，行事谨慎。须贾告发，魏齐严刑拷打，他假死逃过一劫；去秦国的路上，秦相穰侯有所怀疑，他藏起来，后来又下车步行，又逃过一劫。

C．范雎能言善辩，谋深虑远。因此信威于强秦，在国内打击外戚势力加强王室集权，在国外拓疆开土，为秦国成就帝业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有一定功绩。

D．范雎睚眦必报，任人唯亲。先后逐穰侯，辱须贾，迫魏齐；在白起因与秦王有隔阂而被杀的情况下，荐王稽任大将，后又荐郑安平任河东守，造成恶果。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有顷，穰侯果至，劳王稽，又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

（2）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

参考答案

4．B（装死。详，通“佯.，假装）

5．D（应为“纪传体.）

6．D（白起不是因与秦王有隔阂而被杀的，而是因与范雎有隔阂、范雎向秦王进言而被杀。“王稽”与“郑安平”张冠李戴）

7．（1）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不久），穰侯果然来到，慰问王稽，又对王稽说：“您该不会和诸侯的说客一起来吧？这些人没有用处，只扰乱（别人的）国家罢了！（“有倾.，一会儿，不久；“劳.，慰劳，慰问；“得无.，莫不是，该不会，恐怕；“徒.，只；句意1分。）

（2）把诸侯国的使臣全都请来（把诸侯国所有来使请来），与他们坐在堂上，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草豆（草豆掺拌的饲料.），命令两个黥徒（受过墨刑的犯人）在两旁夹着，让他像马一样来吃。（省略“与.的宾语“之.1分；“坐.，使动1分；“置莝豆其前.，省略介词“于.1分，“马.，名词作状语，像马一样1分；句意1分）

参考译文：

范雎，是魏国人，侍奉魏国的中大夫须贾。须贾为魏昭王出使齐国，范雎跟从前去。齐襄王听说范雎能言善辩，就派人给范雎送去了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之类的礼物。须贾大怒，以为范雎把魏国的机密出卖给齐国，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魏相国魏齐。魏齐叫门人鞭打范雎，打断了他的肋骨，打落了他的牙齿，范雎装死，门人就用草席包住他，丢在厕所里。当时，魏齐正在宴客，宾客们喝醉了酒，轮番在他身上撒尿，故意侮辱他。范雎最后得以逃出来。后来魏齐后悔了，又派人要把他找回来。郑安平得知此消息，就带了范雎一起逃走，躲藏起来，把他的姓名改为张禄。秦昭王派遣使者王稽到魏国。郑安平就在夜里带着张禄来拜见王稽。王稽知道范雎是位贤才，载着范雎进入秦国。秦国之相穰侯车马从西边来。范雎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他讨厌接纳诸侯的说客。我不如暂时躲在车子里。.一会儿，穰侯果然来到，慰问王稽，又对王稽说：“您该不会和诸侯的说客一起来吧？这些人没有用处，只扰乱国家罢了！“随即告别离开。范雎说：“我听说穰侯是个智谋之士，他看出您有所迟疑，刚才怀疑车中有人，却忘记了搜查一下。.”于是范雎就跳下车来奔走。走了十多里，穰侯果然派骑兵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有说客，才作罢。王稽于是与范雎进了咸阳。昭王任命范雎为客卿，谋划军事。最后听从了范雎的谋略，派五大夫绾带兵攻打魏国，拿下了怀邑。两年后，又夺取了邢丘。范雎一天比一天更加被秦王亲近，于是趁昭王在闲暇方便之时进言说：“我在山东时，听说秦国有穰侯，没听说秦国有秦王。

史记翻译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板桥杂记》 增译 改译 节译

《板桥杂记》一书，为清代作家余怀所著，讲述了明末秦淮河两岸诸多青楼女子的故事，读来令人深感浮生若梦，对这些可怜又可爱的女子也更多了一分理解与爱怜。此书属传记类，包含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了解明代历史有很大帮助。翻译《板桥杂记》能使国外读者了解这些真实的人和事，借此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翻译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的形式，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翻译过程中要时刻将文化信息的传播谨记于心。古文英译，不仅是介绍古典作品，更重要的是向读者传递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政治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历代社会生活习俗诸方面文化信息。这种文化交流，往往要跨越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板桥杂记》文言色彩较重，在翻译的同时将其原有的文化内涵传达给读者是很重要的。翻译过程中，笔者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原文中大量引用的典故如何翻译等。

完全对等的两种语言是不存在的，原文语言和译入语之间存在语法习惯差异、文化差异等不同之处，完全逐字对应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汉英分属不同的语系，英语重形合（Hypotaxis），即通过连接词来体现分句之间的依附或从属关系的结构。而汉语重意合（Parataxis），不是借助形式手段来体现词语之间或句子之间的意义或逻辑关系，而是根据主观感觉，从上下文中悟出逻辑关系来。因此，汉译英时，常常要作一些调整，使译入语读者能尽可能完整地接收到原文所传递的信息。调整并不是译者随心所欲的，就像奈达所说：“In point of fact， what he really does， or should do， is to select in each instanc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Nida，2004）即译者真正要做的是选择最自然的翻译。

一、增译

意合是汉语重悟性的突出表现，即在语言中可以接连出现省略，而意义相连，脉络清楚，形散而神聚的句子比比皆是，文学作品中常用意象手法来传达精神内涵。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整首小令没有任何连接词，前三句纯粹由意象组成。“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十个意象一读完，在熟悉中国文化的人心里很容易地绘出了一幅精美绝伦的悲凉画面，最后的“断肠人在天涯”点明中心思想――人在旅途的寂寞与悲凉。这首小令若不加任何调整，按原文只把意象词罗列翻译出来，外国读者会一头雾水。

因此，在翻译时遇到多处出现省略的句子，常要采用增词的方式将意思补全，这样才比较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便于译文读者理解。《板桥杂记》属于明清散文，文中存在大量省略现象。例如，在描述李十娘的美貌时，书中这样写：“生而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其实，完整的意思是：“生而（身材）娉婷娟好，肌肤（如）玉雪（白），（眼睛）既含睇兮又宜笑”。在翻译时，只有将省去的名词补全，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With a slender figure， smooth and fair skin， and bright and soft eyes， she was really a beauty.”

二、转换

在翻译过程中，除了增译、加注等方式外，还要对原文进行必要的改动，比如调整词组顺序、句子结构等，以使译文更流畅。

肯定句与否定句之间的转换是汉英翻译时经常要用到的方法。为了使译文更地道，原文是否定句的常要改为肯定句。例如，李大娘对自家装修很自信，说“世有游闲公子、聪俊儿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荡志迷魂、沉溺不返也。”这是一句双重否定句，表达的是肯定的意思，但为了更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翻译时应直接改为肯定句式：“All the men who come to my home， whether the idle young masters or the intelligent young men， would be fascinated and love to stay longer and longer.”

三、节译

在中国的古代作品中，引用典故是很常见的。只有准确传递原文内涵，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

《板桥杂记》一书中引用了多处典故，在翻译时，若采取加注的方式，会影响阅读的完整性和愉悦感；若严格按照原文直接在正文中翻译出来，则无法让外国读者领会其内涵。

其实，从根本上讲，古文中穿插典故的作用就是形象生动地表达文章的中心意思。所以，为了准确表达原文意思，保证译文流畅易读，笔者对翻译中遇到的典故采取了节译的策略，部分采取意译的方法。

比如在对人物尹春的描述中，中间有一句：“此许和子《永新歌》也，谁为韦青将军者乎！”这是一段关于两个唐代著名歌者的典故。许和子为唐代著名女歌手，深受玄宗宠爱，安史之乱后归一士人。而韦青将军同为玄宗时的著名歌者，乱后在扬州仅凭歌声就认出了在小船里唱歌的许和子，知己相遇，共同缅怀逝去的盛世，相对而泣。此情此景恰与作者与尹春的处境相似。作者余怀在尹春迟暮之年与之相见，当年的金陵盛世已烟消云散，两人相遇，共同感慨逝去的时光。

翻译此句时，若按原文逐字翻译，就需要解释这一典故及其与原文的关系，读者会感觉文中突然插入了新的人物，增加了阅读障碍。在翻译时，可以选择意译：“Appreciating her performance， I could not help sighing with regrets how much everyone had changed over time.”这样翻译使文章意思简洁易懂。

作品中有一句话描述李十娘的侄女媚姐：“媚亦知余爱，娇啼宛转，作掌中舞。”“作掌中舞”出自历史典故。据史书记载，汉成帝获飞燕，非常喜欢她。成帝看她身体轻到连衣服的重量都承受不住，怕她飘走，便命令工匠造水晶盘，让宫人托着盘子，使飞燕在上面跳舞。这里，作者就是用“作掌中舞”来形容媚姐的体态轻盈。可是，如果在翻译中将这个典故从头到尾叙述一遍，会影响译文的可读性。在译文中，笔者直接译为：“She had a sweet and agreeable voice， and a slim and graceful figure.”如此翻译虽少了原文中的一些趣味，但更易于理解。

《板桥杂记》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明清散文集，具有较高的翻译价值。笔者在翻译过程参考了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采用了增译、转换、节译等翻译策略。翻译时，既重视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又注意确保译文的自然、流畅。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81～100.

[2]思果.译道探微[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23～40.

[3]余怀.板桥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56.

[4]Hawkes.D.The Golden Days：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1[M].London：Penguin Classics，1973：1～122.

[5]Nida，E.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200～236.

史记翻译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译者身份界定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0035-01

一、引言

自从开天地,部落,民群间相互交流有赖于翻译。译人应天时、地利、人和而生。某种程度上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翻译史。翻译人员在人类文明的传播、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对于译者的身份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观点认为译者是隐性的―译者的地位卑微低下。在一些传统译论中,译者之角色与地位历来是在依附性与被动性的话语谱系中得以定位的。如“译者,舌人也”;甚至更加负面的形象,诸如“应声虫”、“作者肚子里的蛔虫”。另一种观点认为译者是显性的,这是对前一种观点的强烈回应,认为译者是“征服者”、“主人”、“施暴者”。这些言论具有合理的一面,符合当时的潮流和趋势,但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掩盖了译者的在翻译中的实际地位。

那么究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新世纪如何界定译者的身份?笔者拟从历时的角度开始,先评述中西翻译史上对译者身份的种种说法,再从现时角度及译者、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来探讨、商榷翻译中译者的身份,试图重新界定译者的身份。

二、历时对比

(一)中国翻译史上译者的身份

中国的翻译史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关于译者身份的言论却是凤毛麟角。最早关于译者的记载见于《周记》和《礼记》两书,《周记.秋官》:“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汉代与匈奴的战乱频繁,译官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史记》和前后《汉书》大抵不提译人。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最波澜壮阔的事情,其间涌现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佛经翻译家,如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玄奘。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言论,但涉及译者身份的言论却寥若晨星。

严复的 “信达雅”翻译标准影响深远。许均尊严氏为我国近代译学之父,指出“严复的信达雅三难说,……表现出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译事的自觉追求……并提出明确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实践”(许均,1998)。严复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体现了译者主体地位的大翻译家。

(二)西方翻译史上译者的身份

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是,西方一有翻译,就开始关注译者的身份。罗马帝国时代,翻译的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溶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审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夺式的翻译,是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不是译者的首要考虑。到了公元四世纪,哲罗姆甚至宣称译者把原文的思想内容看作囚犯, 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进目的语。尼采说得更清楚,“翻译意味着征服”。中世纪英国的阿尔弗烈德国王对原作采取一种随心所欲的态度,译者应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取舍。翻译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译者是征服者,是主人。

随着民族语言的形成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翻译依然未摆脱对原文进行残酷剥削。译者考虑如何将外来语的语言结构引进目的语中来丰富其语言结构,并尝试引进新的写作风格,是否曲解了原文的固有意义则不是译者关心的事。译者是一个剥削者的形象。译者的译作就是在原作的基础上的重新写作。最典型的是阿米欧和诺思,阿米欧译的《名人传》是 阿米欧自己的《名人传》,诺思笔下的《名人传》成了诺思自己的《名人传》,都不同于普塔克原著的《名人传》。

到了十八世纪中期,翻译家关于译者身份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翻译开始容忍文化的差异,翻译只能试探性地接近原文,鼓励向原文靠近。德莱顿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的。整个西方翻译史上译者经历从征服者变成了奴隶的过程。

三、共时性分析

(一)共时概述

二十世纪是翻译的世纪,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这一时期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都较前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西方翻译学者在很多方面因交流的加深而取得了共识。关于译者的身份也有了更多更中肯的说法。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翻译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其中对译者的主体性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台湾的余光中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译者介余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许渊冲先生曾说: “一首译诗是作者和译者心血的结晶。如果把作者比做父亲的话,那译者就可以比做母亲,而译诗就是父母结合的产儿。产儿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像父亲,也不会一点不留下母亲的胎记。译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等于原诗,也不可能不留下译者再创造的痕迹。”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西方翻译史上更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在本雅明发表了《译者的任务》一文后,译者的身份得以重新定位。本雅明认为翻译是原作的再生,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再创作时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中的纯语言。巴斯奈特认为传统的二元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文分成两极,原文是男性的,主导的,译文是女性的,从属的。她主张翻译是双性的,从而否认译文和译者的从属地位。

(二)新的界定

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或更严谨的说是一种艺术再创作。艺术创作要求无论是在艺术作品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要求有所创新。翻译艺术创造性典型地体现于译者主体对客体的艺术再现于艺术表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译者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具有双重性,因为译者既是原文读者,即原文认识主体,又是译文作者,即译文创作主体。译者既要自觉地接受客体的作用,又要能动地作用于客体。主客体的关系是作用于反作用、制约与反制约、对立与统一、互动与互补的关系。

信息从作者流向译者,译者经过加工处理,再把它传输给读者(目的语)。译者在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即翻译),一方面要极力贴近原文,另一方面要迎合读者的要求,但无论如何他/她肯定避免不了留下自己的痕迹。译者的翻译就像蜜蜂酿蜜,要千辛万苦去采集花粉中的蜜(原作品),在经过体内的加工酿造变成蜂蜜(译作),再奉献给人类(读者)。罗伯特.布格兰德认为翻译是译者、作者、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主体作用,一千个人翻译《哈姆雷特》,或许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者和作者应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共同服务的对象为读者。正如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翻译也必须为人民服务。所以,奈达提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对象,要判断一部译作是否译得正确,必须以读者的反应为衡量标准。蜂蜜的好坏由消费者评定,译作的优劣也有由读者评定。

四、结语

何一种观点总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片面到合理的发展过程。本文不旨在批评、抑或贬抑哪一种观点,仅旨在陈述他们的看法,归纳概括前人的得失。在此基础上再发表自己或许不成熟的看法。对译者身份的界定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应有之题。本文仅是一种探索,一种尝试。借此笔者援引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的一局名言作为结语:“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来自勉。

参考文献:

[1]耿强.性别政治与翻译的忠实.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4]佘协斌.以喻论译与科学论证.外语与翻译.2002(3).

[5]佘协斌.中国当代最具影响的译家与译论.外语与翻译.2005(1).

[6]司显柱.翻译主体研究:译者地位思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

史记翻译范文第4篇

关键词：翻译史；翻译机构；相似性；差异性

一、概述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谭载喜2004：1）。西方《圣经》中记述的以色列人约瑟兄弟旅居埃及，公元前449年希腊和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和约。我国孔子周游列国，在各地言语发音不尽相同。这些活动的完成都依靠翻译，尤其是译员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翻译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而是逐渐演变为集体翻译，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翻译机构。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西方，在我国翻译史中也有这一转变。中外翻译机构的成立和发展，既展现出相同点，又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有各自的特征。

二、中外翻译机构

无论是中国的翻译机构还是国外的翻译机构都经过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直至壮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翻译机构及国外的翻译机构经历了从最初的集体翻译到翻译机构的成立这样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1.中国的翻译机构

在我国，周代以前已经出现翻译家。直到周王朝，才留下官方翻译机构的记载。《礼记-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此处的“寄”，“象”，“狄鞮”，“译”都是翻译的意思（马祖毅1998：2）。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周代之行人为典客，又另设典属国。到了汉代，沿袭秦朝的制度设立“典客官”，汉景帝改名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鸿胪”。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的翻译官方机构，大体上沿西汉之制。道安是最初译场的创建者之一。在翻译组织方面，南北朝是一个过渡阶段。在翻译组织方面，鸠摩罗什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国立译场有姚秦长安之逍遥园，北凉姑臧之闲豫宫，东晋建业之道场寺，刘宋建业之祇洹寺、荆州之幸寺，萧梁建业之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元魏洛阳之永宁寺及汝南王宅，北齐邺之天平寺，隋长安之大兴善寺、洛阳之上林园，唐长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华宫、荐福寺等。隋炀帝时，设置“四方馆”。唐宋沿袭这一传统。到了明代，设立专门翻译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清朝初期设“会同馆”，改明朝时期的“四夷馆”为“四译馆”。乾隆年间合二为一，为“会同四译馆”。

中国近代翻译主要有两个时期，洋务运动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西书成为洋务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当时设立了翻译机构，最大成效的是北京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成就大大促进了西学在我国的传播，为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京师同文馆在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时，也出版了该馆师生所译的西书。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我国的有志之士翻译了一系列的西方著作，促进了民族觉醒。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现代社会中翻译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设立了许多翻译机构，如中国翻译协会等等。翻译方面的期刊著作也蓬勃发展为依托于大学的教育翻译机构与翻译公司的多种模式。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译协”）是我国广大翻译人员的行业自律机构，成立于1982年。中国译协拥有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军事科学、民族语文、外事、对外传播、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翻译服务9个专业委员会，其成员都是中国各专业翻译领域中的专家。它拥有50多个团体会员，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自治区都设有分会，每年都开展专业学术交流活动，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组织网络和管理体系。

2.国外的翻译机构

公元555年，意大利的卡西奥多鲁在意大利创立“猎园寺”。最早组织官方翻译机构的是格列高利一世，他登基后在自己住处成立一所官方翻译机构。在中世纪中期，巴格达获得阿拉伯“翻译院”的称号。在10和11世纪，托莱多取代巴格达，成为欧洲的“翻译院”。1611年英国出版的《钦定圣经译本》也是集体翻译的成果。到了18世纪，俄国的翻译事业蓬勃发展，1768年俄国成立了“翻译外文书籍协会”。这一翻译工作者协会，是俄国翻译史上最早的专业组织。

在现当代的翻译过程中，西方的翻译工作者成立各种翻译协会，创办各种翻译刊物。1943年加拿大翻译家协会在蒙特利尔正式成立。1947年，法国翻译家家社团在巴黎成立。此后，意大利、西德、挪威和丹麦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加拿大是世界上翻译职业组织最健全的地方。美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59年，其中包括分散在全国各州和少数来自其他国家的会员。英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要有大不列颠翻译公司联盟、翻译家协会和翻译家公会，其中翻译家公会最为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成立于1973年，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其欧洲国家也有地方或全国性翻译组织，并伴有各种翻译刊物。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全国性译协主要有苏联文学翻译理事会、保加利亚口笔译工作者联盟等。

三、中外翻译机构的相似性

中国的翻译机构以及国外的翻译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许多相同的特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早期的翻译机构都受到了意识形态及政治因素影响，除此之外还与宗教活动有很大的关系。现当代的翻译机构的发展都基于现实需求且形式内容多样化。

1.早期翻译机构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都对翻译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翻译活动的早期，大多数的翻译机构都是由统治阶级设立，服务其统治，翻译活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切地反映原文的面貌（许钧2009：141）。在翻译机构成立的早期，虽然传统的翻译观一般都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尽可能的忠实原作，全面完整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是意识形态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作用（许钧2009：142）。除此之外，政治因素也深深影响着早期翻译机构的翻译活动。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会利用翻译机构来加强政事的宣传，完成对外交往的活动。例如，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和西方各国的《圣经》翻译。

2.早期翻译机构服务于宗教

宗教是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中，随着人类思维能力逐步提高而产生的。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思维的能力提高到了一定水平，能够抽象地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宗教产生以后，为了吸纳更多的信众，就必然需要跨越民族与国家进行广泛传播。我国佛经的翻译从汉哀帝元寿元年所记载的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开始，兴于两晋、盛于隋唐、衰于宋代，约1100年的历史（谢天振2009：8）。佛经翻译从东汉末到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机构扮演着巨大的作用。《圣经》的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中占据有重要的位置。它对西方社会的精神信仰和行为方式影响巨大，西方文明深深植根于《圣经》，其价值观。政治、法律、文学、经济等方面无不打上《圣经》的深刻烙印。其译本众多，早期的译本大多数由统治阶级发起的集体或者组织性质的翻译。圣经翻译是翻译史中最活跃的活动之一。

3.现当代翻译机构发展基于实际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翻译活动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组织充当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交流的沟通纽带，我国的翻译组织，加强国内同行之间的联系，促进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的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建立起各种翻译协会，创办各种刊物，以便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各国各名族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经济、科技、商业等实用性文献成为翻译的主要对象。

4.翻译机构的形式多样化涵盖范围广泛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翻译工作已经成为日常工作所不可缺少的部分。翻译活动从早期的集体翻译，逐步发展为由翻译组织引导的翻译活动。从世界范围来看，翻译组织的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涉及到文学、科技、商务、外交、新闻等众多领域。各个翻译组织的翻译活动重视翻译质量，记录翻译活动的理论、方针，注重译者间的交流协作。如今，在经济、医学、电脑科学等专业领域中，翻译组织的翻译作品不断增加。

四、中外翻译机构的差异性

中外翻译机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展现出了各自独有的特征。中国的翻译机构在早期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求，国外更注重宗教思想的传播。相对于国外的翻译机构，国内翻译机构发展较为缓慢。除此之外，中国注重翻译文本和理论研究，国外翻译机构更为注重译者权益的保障。

1.国内的统治需求与国外宗教思想的传递

在翻译史中，中外的翻译机构在早期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有一定差异。我国早期的翻译机构的设立是由统治者发起，旨在掌管四方民族和外国交往事务，服务于统治者的需求。在西方国家，宗教典籍的翻译拉开了西方翻译史的帷幕。圣经的翻译使西方统治者用来统一思想、宣扬宗教、巩固权力的工具。《圣经》对西方社会的精神信仰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巨大。基督教传到哪个民族，《圣经》就被翻译成哪国的文字和语言。圣经翻译促进了基督教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

2.中国的翻译机构发展缓慢

我国的翻译组织即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82年，而西方最早的翻译协会是194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翻译家协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翻译机构成立时间较晚。我国的翻译协会在各地区有分会，但是相对于国外各式各样的机构来说，形式过于单一，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少。国外的翻译机构机制较为健全，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丰富，出版的作品数量大， 种类丰富，涉及译作出版者、翻译者、原作者以及关于某些翻译过程的特写，报道正在翻译或者出版中的作品、理论著作及参考书籍的情况等等。

3.中国注重翻译文本和理论研究，国外翻译机构注重权益保障

中国翻译协会是由与翻译及与翻译工作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组织，是翻译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由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区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中国译协自成立以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经常举办翻译行业和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开展翻译人才培训、翻译咨询服务和与翻译工作相关的社会公益活动（谢天振2009：303）。中国译协的宗旨是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翻译行业的指导与管理，规范行业行为；开展翻译研究和交流，促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维护翻译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开展与国内外相关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提高翻译质量、改进翻译服务、促进翻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服务。而西方的翻译机构，特别欧美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翻译协会或组织，他们普遍强调对于译者利益的保护，对译者的权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译者法律地位的保护，译者合法权益的维护，社会地位的保证，译者的学习和工作条件的提高。

史记翻译范文第5篇

《中国译学史》全书包含以下几个部分：“引言”、四个主体章节、“余话”、“翻译论文参考篇目”、“初稿绪”、“后记一”、“后记二”。主体部分为按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的四个章节：“古代译论”、“晚清民初的译论”、“民国时期的译论”、“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涵盖翻译理论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以及翻译的社会功用等。这四个章节都主要以描述和谈论该时期内著名译论者的翻译思想和译学主张为线索，间或对一些有共性的译论综合谈论，譬如“少数民族零星译论”，但为数较少。每章最后附带“章末片谈”，是作者对该时期译论的总结。

本书是一本挖掘的比较深的翻译史著作。例如大多数人谈到翻译史时总是从支谦的《句法经序》说起，但本书竟然从孔子的言论中找到了相关话语，“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从周作人谈论译名音译一直到我们今天都是音译外国人名地名的原则，却很少人提及此句出自孔子之口，而作者是一名研究文学史的专家，对史料的源头敏感，因而提及，这对学习翻译理论和研究译学史的人是有启发意义的。此外，他还深挖了不少直到当时仍被大多数翻译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人物和论述，例如关于支谦的“文质”主张，大多数人认为其仅反应了“质”派的译学观点，而作者从《中国佛教史》找出“文”派的角色。书中关于此类挖掘人物思想和译论本质的例子并不止以上这些，这一切都说明了作者关于译论文章的大量阅读，以及对我国古代译论的深入思考。

该书对中国译学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各部分连贯有条理。在“引言”中作者谈到本书的具体写法时指出他选择现在这种写法的原因；再者，此种写法为作者的专长。事实证明，作者确实按此种写法将全文的脉络拿捏得很好，作者采集了丰富的资料信息，并把重要译论者论述得比较详尽。首先，作者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将全书分成了四个历史时期，在未看书之前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出各个时期可能的特色，读罢全书，我们便更是清楚作者这样划分的原因了，因为我们能对每个章节提炼出它的特色。另外，在各个章节之间以及章节内部作者都不只是简单的罗列。例如第一章，作者从支谦、道安的“质”派到鸠摩罗什“文”派思想的提出，最后到慧远的“厥中之论”，这是一个从矛盾到矛盾解决的过程。第二章中作者开篇就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三章和第二章紧密相连，其中所谈译论是第二章中的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选取重要译论者的时候是经过精心思考的，内容布局也是精心策划过的，使读者对中国译论发展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另外，本书叙述很全面，涉及翻译范围很广。作者从春秋战国的孔子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跨越时间范围之大在最初版出版之时为很少类似的翻译史所能比拟，在那之前的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仅写了中国古代到“五四”以前部分。另外，这本书不仅包括翻译理论还包括翻译史，而此前的著作要么只含有翻译史，要么既涵翻译理论又涵翻译史或仅涵翻译理论，总之叙述没有此本书全面。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本书设专节论述的译论研究者就有65人，另外提到的还有188人。”且对各个译论者译论的评述“有史有论”，作者通过大范围的史料考证，不仅对我们熟知的译论者的译论作了分析和概括，而且对很多我们不熟悉的译论者的译论做了探索和总结。不失为一部全面的译学著作，为翻译学者展现一幅全面而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译学史画卷。

然而，作者作为一个研究文学史出生的文学博士，在写出以上优势的同时，必然会有一些令当下翻译研究者不会苟同之处。譬如文中作者说，很多史料中的译论和译论者知道直到当时都被大多数人忽略或鲜有提及，而却被作为史学家的作者所论及，这让人想到这些译论的启发性的同时必然会怀疑它们的可信性及实用性。另外，专业问题的讨论也遭到过人们的质疑，譬如赵秀明指出，“《史稿》对于传统译论中直译与意译这样重大的课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结论茫然。”关于各章节内部的条理，如上所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但是也有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史学家容易忽略的专业性疏漏，如第一章讲了两次翻译高潮，都是关于宗教的，但作者“却并没有将古代佛教僧侣的翻译活动和近代传教士进行比较和综合论述。”

总之，《中国译学史》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的情况，将历史上重要译论者的论述分析的比较详细而深刻，而且书中大多数观点都以史料的形式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可信而且韵味无穷，好似在漫游于从古至今的译论者及其言论之间，聆听他们的观点和教诲。作为第一本译学理论专题史，它将必定能为中国的翻译学习者及译论研究者提供一个扎实的材料基础和清晰的理论框架，也能作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史料基础以及推动我国翻译学的跨学科交流。而且在它的带领下，中国译学和翻译事业定能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