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1篇

史料教学法的兴起和推广，原因很多，诸如学术界实事求是学风的弘扬，历史教师对历史学和历史学科特征认识的深化，历史思维方式从“以论代史”到“论从史出”的转换，英美等国史料教学法的引介等。除此之外，不必讳言的是，历史高考也发挥了“指挥棒”的作用。①为避免所引材料重复、雷同以及考生猜题，高考历史试题命制专家往往回避常用的基本史料（首先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引用或明显涉及的史料），把目光投到“新史料”上，因而很多题目的材料都出自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和新发表的史学论文。一些老师不知其中的奥妙，仿而效之，在常规历史教学中也置常用的基本史料于一旁，大量使用新史料。这样做，有开阔学生视野，活跃其思维的可能。不过，因没有根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概率很低。过多使用新史料、过度追求新情景的史料教学，离选拔性考试近了，离基础教育就远了。事实上，中学历史课程的史料教学一定要在基本史料的开发和利用上多下工夫。《淮南子・缪称训》说：“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史料教学自然也是如此。若主攻方向和着力点不对，史料教学会事倍功半，乃至更差。

那么，中学历史教师应如何在基本史料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工夫呢？

史料教学法的运用始于基本史料的选择和确定。什么是基本史料？笔者无力为其下一精确定义，但认为，第一，基本史料是确凿可信的史料，且以第一手资料为佳。似是而非、疑点重重的史料不能作为基本史料使用。历史教师不能虚构、杜撰基本史料（如虚拟历史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和“手记”等）。这是史料教学的底线，必须守住。第二，基本史料是研究历史问题不可或缺、无法取代的重要史料，是多数史学研究者探讨该问题常用的史料。第三，基本史料是从相关的史料中筛选出来的史料，宜精不宜多，初中历史教学使用的基本史料尤其是如此。穷尽相关史料是历史研究对史料的要求，精选史料则是历史教学对史料的要求，二者不能混同。

依据以上三点，笔者认为中学阶段讲授“孔子及其思想”，其基本史料有以下三种。

1.《论语》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当代研究者普遍认为，《论语》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可靠的、第一手的资料”。①有鉴于此，将《论语》排在“孔子及其思想”的基本史料的首位，顺理成章。

因是语录体散文，在中国古籍中，《论语》并不是最深奥的，但因时代久远，今人要真正读懂也非易事。因此，一般要借助前人的注疏，如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近代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等。但要求广大城乡历史教师人人都读这些权威注疏，恐不现实。笔者认为可以徐志刚译注的《论语通译》为主要参考书。此书早已由教育部列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之中。

2.司马迁《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

实事求是地说，《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并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史记》成书时代早，被称为“实录”，且司马迁曾到今山东曲阜一带实地考察，“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史记・孔子世家》），因此这两篇传记一直被孔子研究者看重。有的学者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孔子传》”，②史料价值极高。

3.《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是不是伪书？如果不是，其原初作者是谁？撰集者又是谁？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经深入研究，并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战国和西汉简牍上类似文字、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等比对印证，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孔子家语》由孔安国“撰集”之说可以成立，③该书内容基本可信，有的学者甚至称其为“孔子研究第一书”。④因此，可将其作为研究和讲授孔子的基本史料。《孔子家语》版本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宜先选择一个节录本或选译本作参考，进一步则可阅读全本。比之《论语》和《史记》的相关篇目，本书的史料价值稍低一些。

在历史课程中，师生开发和利用基本史料的目的在于实现历史课程目标。200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都要求学生“知道孔子”，这就是教学目标。深入下去，这一目标可分解为三个子目标：（1）知道孔子的生平和主要事迹，（2）知道孔子的基本思想，（3）知道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基本史料的开发和利用要为达成上述教育教学目标服务。

1.利用基本史料帮助学生知道孔子的生平和主要事迹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用这段话勾勒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是我们讲述其生平的“纲”。

《史记・孔子世家》线索清楚，材料翔实，有详有略，记叙的重点是生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17岁、30岁、35岁、42岁、56岁、63岁、73岁亦卒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几个时间节点。

《孔子家语》共40篇，一些篇章详述孔子的重要事迹，如“观周”篇记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情况，“相鲁”篇记孔子为中都宰、司空、司寇以及参与夹谷之会占尽风光的情况，“在厄”篇详记孔子及其弟子困厄陈、蔡的情况。

合理地有选择地利用这些史料，可以让学生知道孔子一生的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

作为“知道孔子”这个教学目标的一个子目标，“知道孔子的生平和主要事迹”的教学过程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与“知道孔子的基本思想”和“知道孔子的历史地位”两个教学子目标又有密切联系，因此，在利用基本史料达成本目标时，要为达成其他两个子目标作铺垫。比如，如果想在下面的教学环节中让学生知道孔子是大教育家，本环节就应该较多介绍孔子私人办学、招收并教育弟子这个方面的情况。

2.利用基本史料帮助学生知道孔子的基本思想

（1）知道孔子思想的核心“仁”

第一步，结合教科书，指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

第二步，根据《论语》，大体理解“仁”的含义。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以上材料全出自《论语》，但排列顺序有别于原书，调整的目的，主要是考虑由小故事切入，由浅入深，便于学生接受。如初中教学要减轻学生阅读负担，则可少引一两条，还可以在原文之后附上今译。

第三步，依据《论语》，论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首先，《论语》言简意赅，仅11000字，但“仁”字出现109次。其次，从《论语》中可以看出，众弟子如颜渊、仲弓、樊迟、子贡、子张、司马牛等都向孔子请教“仁”的问题，樊迟和子贡还不止一次问这个问题，而孔子总是耐心地从不同角度给予回答，可见此问题之重要。最后，“仁”包含着恭、宽、信、敏、恕、勇、忠、孝、悌等内容，并可衍生出仁义、仁德、仁慈、仁济、仁厚、仁政、仁和等概念，可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四步，师生互动，概括升华，理解“仁”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爱人”，即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

（2）知道孔子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依据《论语》、《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等基本史料，用归纳法或演绎法帮助学生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

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

第一步，介绍孔门弟子的大概情况。“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他们之中，鲁国人不少，也有齐、陈、卫、吴等国人。有的学生家庭富裕、社会地位高，有的家庭穷困，社会地位低。至于性格、兴趣和特长，更是各不相同。总之，孔门弟子多且杂。

第二步，说明孔子收生原则：“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述而》）

第三步，强调上述情况体现的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第四步，指出“有教无类”是孔子思想“仁”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法：

第一步，强调孔子依据“仁”的思想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

第二步，指出依据“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招生原则是“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也。”

第三步，描述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弟子众多，情况各异。

从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角度考虑，归纳法显然优于演绎法。

3.利用基本史料帮助学生知道孔子的历史地位，对其作出评价

（1）树立评价的参照系

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如颜渊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愈;仲尼，日月也，无得而愈焉。”学生高度评价老师，极其自然，以此作为评价孔子的主要依据，难以令人信服，故还必须看看与孔子无利益关系的人，尤其是权威人士的看法。

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值得关注。孔子无诸侯之封却被列入“世家”，这就是很高评价。不仅如此，《史记・孔子世家》结尾还赞誉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此外，司马迁还为孔子的杰出弟子写了《仲尼弟子列传》，这也是一种肯定。据统计，除《孔子世家》和《仲尼子弟列传》外，《史记》其他篇目提及孔子的地方约有160处，引用孔子言论近90处。①这也是肯定孔子及其思想的一种方式。

（2）引导学生评价孔子

“知道孔子的历史地位”这个子目标，实际上可以分解为“知道孔子在先秦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知道孔子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知道孔子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等二级子目标。因学生已通过基本史料知道了孔子的生平和主要事迹，知道了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有教无类”等，学生要做出孔子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评价已不是难事，故重点可放在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亦即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这一评价上。基本教学过程是，师生合作、互动，利用前面几个环节获得知识，首先明确孔子思想（学说）核心内容或重要内容（如“仁”的观点、“有教无类”的主张等）具有开创性，独树一帜。其次，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即广泛传播，不仅三千弟子深受影响，还影响一些国家的诸侯、政界人物和大批士人。最后，孔子的思想为后学继承，深刻影响后世。《论语》的编纂和流传可以证明这一点。《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的长子孔鲤生孔（字子思），“子思作《中庸》”，又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也能证明这一点。据此可知，孔子创立了一个学派，即儒家学派（初中教学到此即可，高中课堂则可说明这个学派为什么叫“儒家”）。

4.发掘和利用基本史料中的细节，让教学生动活泼

开发和利用基本史料要从整体着眼，抓住关键，突出重点，注意宏大叙事，但也不可忽视细节和故事。没有细节，难以还原历史现场。没有故事，难以让学生获得学习历史的乐趣。在难教难学的思想史教学中，如何让抽象的内容具体一些、让理性的分析与感性的体察有机结合起来，很值得研究。

在“孔子及其思想”的教学中，可以从史料中，发掘出不少可用之于教学的有趣的细节。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又异之”。称孔子为“长人”，是否夸张？可引导学生考证。东周一尺合今多长，说法不一。一说约合23.1厘米，②一说约合19.9厘米。③按合23.1厘米折算，孔子身高约2.22米，即令按19.9厘米折算，也高达19.1米。另外，从家族遗传的角度看，孔子后代中，有个叫孔子襄的（孔鲋之弟），汉惠帝时作过长沙太守，身长也是九尺六寸（《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父亲叔梁纥“其人身长十尺”，比孔子还高。

又如，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孔子的兴趣爱好。孔子爱学习，爱读书。《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孔子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他喜欢音乐，编入《诗经》的305首诗，“皆弦歌之，以求合诏、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孔子爱好体育，是射箭、驾车的高手。他喜欢户外活动，一说起春游就高兴得不得了（参见《论语・先进》）。孔子吃东西很讲究，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的美食家。

作为名师，孔子善于“因材施教”。《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根据学生性格特征施教的故事，极其有趣。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而通过《论语・季氏》记载的一个细节，今天的学生便会具体了解孔子高尚的师德，从而产生敬佩之情：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一些老师往往觉得，基本史料枯燥无味，故不想加以利用。以上实事说明，并非如此，关键在于要善于发掘和发现。

强调中学历史课程的史料教学要在基本史料的开发和利用上狠下工夫，并非只是引导中学历史教师钻“故纸堆”，教师还必须关心时政，关注史学研究的进展，用新的理念、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去开发基本史料。这样去做了，定会有新的收获。

以往，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界一般称孔子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称其为政治家的则很少。但新近出版的《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的一个注解称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①前几年出版的匡亚明著《孔子评传》也称孔子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②王大千在为一本新出的《孔子传》所作序时亦说，孔子是一个“满怀理想的政治家”。③这种说法启示我们，今后在开发有关孔子的基本史料时，要关注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塑造作为政治家的孔子的形象。

以往，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中学历史教师讲孔子思想，高度重视“仁”，对“礼”也比较重视，但很少注意“德”。近年，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也强调以德治国，这就启示我们，今后讲孔子思想，要注意其“为政以德”的重要思想。据笔者所知，2014年末，教育部在审定按《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时，审定专家就指出，讲孔子思想，教科书正文应增加以德治国的内容，并可将《论语・为政》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二章作为阅读材料写入教科书之中。

在开发基本史料时，难免会遇到一些难题，有的难题千百年来一直未能突破，而利用史学研究新成果则可能有效解决。上文说过，《论语》中“仁”字凡见109处，孔子经常回答弟子提出的关于“仁”的问题，可该书《子罕》篇开头即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两千多年未获解决。那么，孔子为什么“罕言”仁呢？杨义在其新著《国学会心录》中说：“言，语两个字意义相通，但对比着讲的时候，意义又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言’是正面提出命题，进行阐发。《论语》中孔子虽然反复论仁，但多是回答弟子和他人的提问，以及进行论辩的话，自己作为一个命题首先发端，并正面作出界定，就非常少见，因此只能说是罕言。”④这样一说，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近年，计量方法不仅广泛用于经济史研究，也逐渐用于思想史研究。用计量方法开发相关基本史料，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孔子及其思想。据统计，《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73次、“道”60次、“命”21次。这一组数据有助于我们研究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如前所述，本文就是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作为论证“仁”是孔子核心思想的证据之一。

史料教学法，通常指一切重视并较多使用史料的历史教学方法。这实际上是历史教学的一种方式或模式，它包括多种多样的具体方法。

1.史料解析法

其操作过程一般是：教师呈现史料学生阅读史料师生互动，解析史料以回答问题方式得出结论。

2.讲述法

利用《论语》《史记・孔子世家》等叙述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而讲故事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叙事方式，对初中历史教师来说尤其如此。从史料的角度看，事事有出处，句句有根据，是历史叙述的最高境界。

如讲解讲《论语》中“仁”“礼”“德”等重要概念的含义，讲解“克己复礼”“有教无类”的含义等。

3.活动法

（1）表演：如可组织学生以《论语》为素材，编演以孔子为主角、弟子为配角的历史短剧。上引孔子因材施教的故事和孔鲤与陈亢的对话，情节、人物、对话几个要素都有，已接近于可用于表演的“脚本”了。

（2）诵读：朗诵孔子名言。

（3）抢答（知识竞赛）：以源于《论语》的成语为内容。

（4）辩论：论题如颜渊是优秀学生吗？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还是“礼”？

5.小组合作学习

如可拟定“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孔子”“古代政治家孔子”3个题目，学生3～5人一组，择题研讨，然后同题小组进行交流。

6.其他

史料教学的具体方法虽多，但都以重视并较多使用史料为特点，且必须遵循适应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和认知心理特征、充分调动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两大基本原则。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2篇

据史料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就是今天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

孔子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岸边,就是今天孔林所在地。

据历史记载,孔子的祖先原本是殷商的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以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

自孔子的六代祖先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氏。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的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字叔梁,名纥,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了9个女儿,他的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孟皮,但是脚有毛病。

按照当时的习俗,女子和有残疾的儿子都不能成为家族继承人,叔梁纥晚年又与年轻女子颜征在生下孔子。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孕生育了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排行第二。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表示对孔子的崇敬,不断给他追加尊称名号。

《左传・哀公十六年》中记载,孔子死后,鲁国国王鲁哀公亲自撰写悼词悼念孔子。他在悼念文章中说:“上天真是没有同情之心,舍不得留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只留下我一个人占据着王位。我孤苦伶仃、内心惭愧,真是非常痛苦呀!孔丘,我尊敬的男子汉!你死去以后,我真是难以约束、严格自律。”

西夏仁宗三年(公元1146年),三月,西夏仁宗颁布命令:“尊孔子为文宣皇帝,下令各州郡都建立庙宇进行祭祀,庙宇规格很高,要殿堂宽敞、气势恢宏,像皇帝的宫殿一样。”

孔子的真实长相如何,历来争论较多。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中采用的尺度是周朝时期的度量标准,一尺相当于现在的19.91厘米,九尺六寸就大约等于今天的191厘米。这样看来,孔子是位1.90米多的大高个子。

在《荀子》中记载:“仲尼长,子弓短”。荀子生活的时代离孔子不远,他的说法是非常可信的。

另据《韩诗外传》中的记载: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在各国之间往返奔波、非常劳累。在《礼记・玉藻》中有“丧容累累”之类的记载。孔鲋在《孔丛子・居卫》中记载子思评论孔子时说:“吾先君生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孔子由于长期劳累奔波,他的真实长相可能是较瘦,没有胡须或者胡须较稀少,上身较长下身较短,稍微显得有点驼背,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天庭饱满,胳膊长气力大。

但是到了后来,一些史书记载就不够真实了,宋代《路史》引用《世本》的记载说,孔子“眼露白,耳露轮,口露齿,鼻露孔”,被称为“七露”。把孔子的相貌描写得相当奇特和丑陋,很不可信。

现在人们看到的“孔子行教像”,最早出自于唐朝著名的宫廷画家吴道子的手笔,把孔子描绘成浓眉长髯的人物,也不是真实的孔子。后世学者陈继儒在《群碎录》、清代学者杭世骏在《订讹类编》中都认为孔子本来无须,今天的画像多须,完全是错误的。

其实孔子也是文武双全的人。有记载说,孔子与他父亲一样勇力过人。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司马迁；先秦仁学；《史记》；孔子

“仁”，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人生道德修养的思想品德和善美境界。从先秦到西汉，仁学思想不断充实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先秦仁学，尤其是孔、孟仁学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了自己与先秦仁学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仁学思想。而他的《史记》，就是在其仁学指导思想下完成的。

一、先秦仁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何谓“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意为人耦相亲，表示人际关系。这种解释通行了很久。然而，近年来，刘翔先生以现存先秦古“仁”字为基础。从探求其构形演化的轨迹人手。认为：目前所能见到“仁”字的最早构形为“身”，讹变为“千”，又省变而为“仁”字。“仁”字造文从心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这种将“仁”字定位于自我的解释，既有古文字的确凿根据。又与后来孔子所论“推己及人”的行仁途径相对接，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由此可见，“仁”是上古时期先民对自身生命的珍重意识在文字上的一种形象反映。

春秋末期的孔子，开始正式将“仁”纳入了自己的学说，并给予系统阐发，建立起了仁学体系。在孔子的有关论述中。仍可以发现“仁”之初义的痕迹，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_。可见，孔子论“仁”，首先也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不过。他显然很快从自我中走了出来，从而将“仁”从自我保护的原始观念提升为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伦理范畴。在他看来，自爱固其所宜，但“仁”之关键，在于将这种情感推广及人，由对自己生命和欲望的珍惜推及对他人生命、欲望的重视。即所谓“爱人”或“忠恕”。关于孔子的“爱人”，张恒寿先生解释道：“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从此。“仁”开始具有了表示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明确含义，“仁者爱人”更是成为了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惟其如此，孔子退朝归来，当发现马棚着火时，不问马而只问“伤人乎”：在评价他颇有微词的管仲时，孔子念其相齐之时，能够保国安民，免使生灵涂炭，而由衷地赞叹“如其仁，如其仁”。总之，孔子的“仁”，体现了对于生命的爱惜和对于人格的尊重，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的色彩，由此奠定了先秦仁学的基本格调。

待至战国中期，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孟子将“仁”置于人的内心，首次以明确理论形式将“仁”与人自身的内部世界联系起来，确立了仁德的心性基础。他提出“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是说“仁”是人先天就有的，一种存在于内心的道德。其次，孟子明确区分了仁与义、礼、智诸德，把义、礼、智从“仁”的范畴中分化出来，打破了孔子之“仁”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使“仁”的内涵在与义、礼、智的比较中更为具体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孟子将“仁”在道德实践的运程中。向前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他在继承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基础上，将“仁”从人际关系发展到政治领域。他不仅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亲百姓思想，还指出“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这种统治者“亲民”、“亲贤”的道德任务。构成了孟子仁政主张的主要内容。

先秦时期尤其是孔、孟的仁学思想，为司马迁的继承和改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仁学思想。

二、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

关于《史记》一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儒家还是道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并非完全对立，不少地方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这就为确定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增添了一些难度。这不是本文研究重点，不再赘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到处都体现了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史记》就是一部以仁学为指导思想的历史人物评传。

第一，司马迁梳理了儒学从先秦到西汉的发展历程，肯定了仁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积极作用。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他甚至不惜突破纪传体体例的限制，撰写了《孔子世家》。对此，张守节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指出孔子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司马迁之所以“尊孔”最主要的原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分别记述了自先秦至西汉，儒学先后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第二。孔子死后，孔门弟子继承孔子学说。为传播孔学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第三，“百家争鸣”时期，孟子和荀子不辱使命，使儒学得以复兴；第四，儒学在汉代由民间学说发展成为官方学术思想。在司马迁梳理儒学发展历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以孔子仁学的发展为核心和线索的。如他在交待作《仲尼弟子列传》的原因时写道：“孔子述文，弟子兴业，成为师傅，崇仁厉义。”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为仲尼弟子、孟子荀卿和汉代群儒列传，就是因为他们在宣传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先秦仁学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仁学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王道”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政治，他认为只有推行孟子主张的“施仁政于民”，“王道”才能实现。反之，不施仁政就会失去人民，而失民心者自然失天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他借贾谊之口指出秦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汉高帝刘邦则就是通过“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最后“得天统矣”。其次，司马迁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而汉初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确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者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君子”多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仁学的约束作用。至于司马迁对仁学的认可程度有多深，仅从他用《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评价孔子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第二，司马迁从道德方面人手，对先秦仁学做了更为细致的诠释。先秦仁学，不管是孔子的“亲亲”、“孝悌”，还是孟子的“亲民”、“亲贤”，体现的都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规范和约束。司马迁更是认为，道德规范就是仁学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形式，如他在《孝文本纪》中明确指出，汉文帝之所以能实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关键在于他“专务以德化民”。于是，司马迁从道德方面入手，对“仁”做了三点极富建设性的诠释：其一，他通过解构礼的内涵。将礼的约束力与道德的约束力统一起来，提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司马迁指出：“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在这里，“礼义”作为仁的延伸，其内涵是指道德自律。所以，司马迁又写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礼是仁的外化形式，仁作为道德自律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其二，他强调仁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认为道德完善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如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从

赞扬汉文帝的行为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是把道德修养与治国联系在一起的，是把道德修养视为实行仁政、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的。其三。司马迁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自律，将道德批评延伸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仁而“爱人”。因“爱人”而实行仁政，因实行仁政而实现王道，在这中间，道德完善是仁的本根。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指出：“《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明三王之道”作为孔子为拯救社会而开出的济世药方，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之路。所以，他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写道：“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着者也。”以上三点诠释表明。司马迁已经将抽象的仁学思想具体化，而最终成为了非常具有实用性的社会道德观念。这对以后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以德治国政治方针的贯彻实施意义重大。

第三，司马迁评价历代帝王时，把先秦仁学思想中的注重“明德”和倡导仁政思想作为其核心标准。《史记》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着作，其中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主要是根据其德才和事功。《五帝本纪》重点记述了尧舜禅让的历史过程。表彰了这些古圣先贤的高尚品德，如赞美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篇末，司马迁用“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对他们做了盖棺之论。《夏本纪》中记述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时，说“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办事谨慎，勤勉端重，是百官的典范。到了夏末。“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在《殷本纪》里，司马迁相当细致地记述了殷纣的荒淫无道和西伯昌的“修德行善”，结果是“诸侯叛乱而归往西伯”，最后武王打着代天惩罚的旗号，率领诸侯伐纣。总之“明德”二字反映了司马迁对五帝及三代帝王政治的总体看法，是贯穿于这四篇本纪的中心思想。《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是相互贯通的两篇本纪，前者系统地追溯了秦的历史，后者详细纪录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具体过程和巨大成功，并详细记述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具体过程。司马迁讽刺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皇。而羞与之侔”，“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最终肯定会落一个“犹不得存”的下场。司马迁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凡六篇，极为详细地记述了汉兴的历史过程，他指出，汉高祖之所以得天下。在于得民心；文、景帝之所以治汉兴，在于修明德：汉武帝时期汉朝之所以达到鼎盛。在于施仁义。如《高祖本纪》记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孝文本纪》中，赞扬文帝在位期间“以德化民”，最后用“德至盛也”肯定了汉初历代帝王在仁政方面取得的巨大功绩。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眼中。“施仁政”就是帝王最大的德行，是一位帝王之所以为后世敬仰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他与孟子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补充的是，司马迁对先秦仁学并不是全盘地接受。如本节开篇所言。他在继承的同时。对其中认为不合理或过时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客气地批判和改造。首先，司马迁反对孔子仁学中的尊卑观念。倡导平等思想。如他将有皇帝实权而无皇帝尊号的吕后与高帝同列入本纪，其地位比“至圣”孔子还要高：把“尝与人佣耕”的陈胜列为世家，地位于孔子相当：在《淮南书》中他肯定了商人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将匈奴说成是夏后世的苗裔。黄帝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先等等。而孔子的观点则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他的《春秋》里，既无男女政权尊号平等可言，亦没有士农工商平等观念，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平等的思想了。其次，司马迁既重视道德仁义，也看重经济利益。他不反对甚至支持世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从分析人性人手，表明自己“崇富厌贫”的主张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还指出，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然而这些内容，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司马迁还含蓄地指明孔、孟在倡导仁政时不知变通，这是他们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只有先掌握了政治权利，才能推行仁政。笔者以为，司马迁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他对孔、孟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惋惜和对董仲舒识时务的认同。

三、司马迁仁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4篇

孔子的生年,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对《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逝世就感叹说:“《经》、《传》生年不定,致使孔子寿数不明。”

20世纪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孔子诞辰,在孔子出生年、月、日,各持一端。比较流行的孔子生年,是《史记・孔子世家》中“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得出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

但《史记・孔子世家》下文叙述孔子卒年时,说“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551-479=72岁。这可以用“虚岁”解释过去。但没有孔子出生的月、日记载。

《春秋公羊传》记载:“(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梁传》记载:“(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两者都记载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都记载孔子出生日的纪日干支――庚子。不同者一为十一月,一为十月。

从纪日干支的简单排算可知:九月庚戌朔,接着十月庚辰朔,接下去二十天后是庚子,则庚子只能出现在十月,整个十一月中根本没有“庚子”的干支。《春秋公羊传》的记载是错的。《春秋梁传》记载的十月庚子这天,是可以排算的。

这一天是公历的几月几日呢?这里牵涉到春秋时代的历法,当时的历法和现在的夏历也是不同的。如那时历法中的正月相当于现今夏历的几月,目前尚无定论,先前某些孔子诞辰有误就与此有关。

后来,学者求助于天文学。《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梁传》都记载这一年出了日食。《春秋》242年中,共记录日食37次,用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回推验证,大部分真实无误。经推算,公元前552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在曲阜见到一次食分达到0.77的大食分日偏食,这一天,纪日干支为庚戌,这就与“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完全吻合。鲁襄公二十二年没有日食。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5篇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整个社会"礼乐崩坏"，孔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面对这种令人不安的社会形势，没有像有些看破红尘的知识分子如长沮、楚狂接舆、荷丈人等一样，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积极地四处奔走，为使天下重回太平穷尽毕生精力。他有一种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曾对子路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假若天下太平，我就不会来改变它了。）他向统治者游说要对人民施仁政，主张重视人民，反对各种无德无道不仁不信不义的行为，并主张克己复礼，以至办学授徒等，无不围绕着使天下重现太平盛世的根本意向。这种坚定的、积极的、较系统的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思想，成为孔子编辑活动中始终如一的指导思想。

孔子具体的编辑工作一般认为开始于公元前484年，即孔子68岁的时候。是年，齐师伐鲁，孔子的弟子冉求带鲁军力战退敌。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是从老师孔子那里学来的，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可以说是荣归故里。但鲁国仍不能接受孔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政治思想，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再求仕，自此，孔子结束了访问列国诸侯十四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专心从事教育和文献编辑整理工作。

《庄子・天运》篇载孔子的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六经"的整理编订。下面分别记述。

《诗》。《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共305篇。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认为《诗经》305篇是孔子从古诗3000多篇中删选出来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在鲁国观周礼，各章内容已与今天流行的《诗》相似，那时孔子尚在幼年；而《论语・为政》曾记孔子之语，说"《诗三百》"，可见《诗经》在孔子之前已具现在的规模，故此说不可信。从论语上看，孔子常对《诗经》加以评论和解释，重视《诗经》在个人品德修养和社会交际上的重大作用。除了评论和解释，据考证分析，孔子对《诗经》的编辑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删掉了重复的篇章，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去其重"。孔子搜集整理到《诗经》流传到各国的抄本（版本），又参照各个抄本，进行校勘核对，删去重复，成了现在的样子。其二，按乐曲的正确音调，进行篇章上的调整，《雅》归之于《雅》，《颂》归之于《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使不紊乱而各得其所。

《书》。《尚书》是我国上古誓、诰、命、谟等记言的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它又分为《今文尚书》（35篇）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又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原始篇章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孔子编辑之前四处搜访，搜求到3000多篇，"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也有不少重复，有一些神怪故事，孔子加以编辑整理。《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也指出孔子对《尚书》通篇做过编辑工作。

《礼》。指"三礼"（《仪礼》、《礼记》、《周礼》），是记载礼节仪式和后儒汇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制、论说礼义的著作。孔子对《礼》也的确下过工夫，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对夏、殷、商三代的礼做过一番比较研究，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周礼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经验和长处，是比较完备的。所以说："吾从周。"可见，至少有一部分礼是经孔子整理、著录的。所以司马迁说："《礼》、《记》自孔氏。"

《乐》。《乐》是与礼相配为用的，诗、礼、乐三者关系密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爱好音乐，闻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在《论语》中评乐的地方很多，而且相当内行，他亲自编辑整理乐曲应该是可信的。可惜今已无传，有学者甚至认为"乐本无经"。但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对乐典的编辑活动是的确有过的。

《易》。《周易》是一部占卜书，今传《周易》包括本经和易传两部分，本经即六十四卦卦象及卦辞，易传指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成书时间大约在西周晚期。故非孔子所做。孔子晚年学过《易》，《史记・孔子世家》称其"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据《论语》中记载，孔子也多次给弟子讲过《周易》，在教学过程中有过一些编辑加工。

《春秋》。《孟子》说"孔子作《春秋》"。其《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后经孔子整理、修订，成为取其义以行褒贬的著作。纪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历242年，简要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等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也体现了孔子对历史的看法。如据《公羊传》讲，鲁《春秋》原文有"雨星，不及地尽而复"。由于事涉怪诞，孔子编《春秋》时不予记载，只将"雨星"改为"星陨如雨"以结尾。可见孔子将旧史原文加以修订，将自己的看法加了进去。

总的说，孔子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古代文献进行过一番搜访、修订、整理、校勘等编辑工作，编辑整理成"六经"，以后儒家世代相传，奉为经典，保存了我国春秋以前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孔子的编辑活动可以看到，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对"六经"的编辑而非著述，正如他自己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通过"六经"的编辑将自己的观点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并成为后世理解、认识古代传统文化的基点，所以司马迁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可以说其编辑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已超过著述了。孔子在编辑活动中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编辑思想。

孔子编书是在明确的编辑宗旨指导下进行的，他希望通过教材的编选，文字的加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后世明君效法，同时，作为教材传授给弟子，希望培养出一批合乎自己理想的从政人才，继续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

面对春秋末年动荡的社会局面，孔子打算通过恢复周礼、加强周天子统治的这种"施仁政"方法加以解决，而他的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编辑活动中。

如孔子评选《诗经》有一重要原则，即"取其可施于礼义者"。有些诗句，虽然字面上或事实上与孔子的这一宗旨看似无关，在孔子的理解里却也是"仁"的内容。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本是描述美人的诗句，意思是说，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微微地笑着，眼角留神地看着，像白绸上画的花卉一样美啊"，孔子在和子夏的对话中，却把白绸（素）比作"仁"，把花卉（绚）比作"礼"，结论是"礼"在"仁"后，等等。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孔子这样牵强附会地解释，如果不是他重视诗教，也许我们今天不一定能看到两千余年前的生动活泼的社会面貌、风俗人情以至青年男女爱怨的内心感受，享受到文学的美感呢！

而在编写《春秋》时，孔子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按自己的主观意向"笔则笔，削则削"，在客观叙事的形式下隐寓褒贬，从而达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的效果。

孔子编书的另一个较为主要的目的是教学。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儒家政治理想的合格的从政人才，他不但要向学生灌输儒家的道德标准，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在教授《诗经》的过程中多次提到，希望学生们能从中学到一些具体的政治本领，博物多识，善于辞令。如《论语・子路》中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些思想其实也贯穿于他的编辑活动中。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孔子作为编辑目的之一的教学是成功的，他的学生不仅具有较高的文才技艺，而且遵从他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观点，他的学生边学习边从政，的确出了冉有、子路等几个较成功的参政人物。可以说是他的编辑生涯中的一项很大的成功。

孔子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较为科学的编辑方法。

其一，广泛搜集材料。科学是从详细地占有材料开始的。孔子一开始就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来严肃对待，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说由于留存到今天的文献不足，如果要是足的话，孔子都会设法征集它们的。孔子和他的弟子到处搜集资料，搜集的成果是辉煌的，如搜集到《诗》3000余首，最后编定为305篇的《诗经》；得三皇五帝书3000余篇，对其"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最后编定为100篇的《尚书》；得"百二十国宝书"，最后编成了流传至今的《春秋》。

其二，"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平时"不语怪力乱神"，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如《易》，本来是一部占卜之书，但孔子尽量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使之成为培养人、完善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如孔子曾引《易・恒卦》上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其羞"，接着又说："不占而已矣"，意思是《恒卦》上的这两句话，不是占卜的话，而是鼓励人做什么事都应持之以恒。再如《左传・哀公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周大史说" 这应在楚昭王身上"，需要昭王祭天才可以转移灾祸，昭王不祭。孔子得知后，赞赏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借此告诉人们，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不能靠天命鬼神，要按规律（"大道"）办事。从上面可知，我们今天看到的"五经"等典籍中，少有神怪荒诞的内容，恐怕是孔子删削的结果。

其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表明孔子自认是一个传道者，而无自己的创作，这从他很大程度上保留原有文献的内容以及风格上来看，是对的。但是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孔子大大发展了古代帝王们的观点，提出了"仁"的核心，"礼"的形式，"中庸"的方法论，人本哲学学说。表面上看来是"述而不作"，其实是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借用古人的语言而体现自己的思想。

以《春秋》为例，虽然都是史实的记录，但其中充满了"微言大义"，只言片语体现着孔子的政治观点。如"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天子去狩猎，其实就是晋国非常不礼貌地把周天子招去，如果照实写，就会损害周天子的尊严，孔子只好改笔，替他掩饰过去。当时周天子早已成了空架子，而变为一尊偶像，但孔子仍然在《春秋》中以周纪年，大书什么"春王正月"。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孔子维护周天子权威的政治态度。孔子的这一"春秋笔法"，使《春秋》这部史书同时成为宣扬他观点的政治教科书。而就整个"六经"而言，在编、订中也充分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自己的著作，因此不能说他只"述"不"作"。

结语

柳诒征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对于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保存、传播、发展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他的编辑活动，从而达到宣传政治文化思想、教书授徒的目的而实现的。所以学者李光宇称"孔子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

孔子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编辑思想与科学的编辑方法，对后世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尽管他通过编辑体现的政治思想观点还需要历史地评价，但他对我国文化传播事业，特别是编辑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是当之无愧的"我国编辑事业的开业祖师"。

主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