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1篇

①《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闲，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吕泽彊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

②明王琼《双溪杂记》：“都御史杨善使虏，不恃一缯，以口舌晓譬，国威不屈。”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2篇

《淮阴侯列传》主要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为读者塑造了真实的写作环境。传记的开篇叙述了韩信为平民时的三件小事：他为亭长妻“不为见食”而怒；对漂母“进食”，他表示日后要重报；受淮阴屠中少年之辱，他竟忍耐。在这里，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将韩信人穷志不短、有恩必记、大智若愚，能忍辱负重的性格特点真实地展现出来，尤其是对两位女性的不同态度，表明了韩信的人生追求。当然，史公不仅重视细节的真实性，亦重视战事描写的真实性。在下文的井陉之战中，通过一系列的对话情节描写，将广武君的智慧、成安君的庸儒、众将的愚钝和韩信的用兵如神真实地体现出来，成功地塑造了韩信一代“兵仙”的形象，字里行间透出对韩信的佩服之情。

《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叙事，采用的是客观叙述的方式。在这篇人物传记中，史公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来写蒯通说韩信谋反，足见史公对韩信的“痛惜”之情，但即使如此，司马迁也并没有让自己站出来进行评论或解说，而只是让读者自己去慢慢体会作者的言外之意。这就是第三人称叙事角度中所谓的客观叙述，即“作者将自己隐蔽起来，把事件或故事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子叙述出来，读者并不感到有一个叙述者站在面前。”这在《酷吏列传》写张汤时亦有所体现，司马迁对于张汤一类酷吏是深恶痛绝的，曾在《酷吏列传》中借赵禹的口骂张汤：“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对于张汤这类人，司马迁当然有自己的评价，这在“太史公曰”中可见端倪。但是司马迁写张汤儿时劾鼠掠治一事，同样也没有站出来进行评论或解说，读者却可以由此了解张汤性格的一个侧面，这就是客观叙事。它不受拘泥，可以将所写之人的性格真实地凸现出来。

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全面地展现故事情节，对塑造韩信这一人物形象起了重要的作用。记叙《淮阴侯列传》的战争场面时，在叙述者那里，战争双方的各种活动是无任何军事秘密可言的。写韩信这个人物时，作者亦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全面地展现韩信其人其事，甚至内心活动。如“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这里写的就是韩信当时不被重用时的心理活动，既体现出韩信的心高气傲，又有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世俗感，写得很人性化。这就是第三人称叙事角度中所谓的全知视角高度，也就是郭丹所说的“叙述者无处不在……通晓任何人物的内心隐秘”。这种写法的运用将史公对韩信的复杂感情酣畅淋漓地宣泄在字里行间，使得韩信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不但如此，全知视角还可以虚拟悬想，设身处地地揣摩人情，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场面、言语描述出来。在文中，武涉、蒯通对韩信的力说、韩信与陈唏密谋“谋反”等事，都是攸关生死的大事，没有全知视角，外人何从晓得？因此，全知视角是史公能将《淮》篇写得如此声情并茂、完整集中的相当重要的手段。不仅是此篇，在《史记》人物传记的其它杰出篇章中，司马迁也很好地利用了全知视角的叙事角度，在《李斯列传》中，作者在展示这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一生时，写了他五次在重要节骨眼上发出的感叹，深刻地揭露了其地主阶级的本性而决定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品质，如何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极坏的影响。而这五次感叹都只有在全知视角的前提下，才能成为李斯的独白，才能成就李斯的枭雄形象。司马迁在先秦史传文学注重客观叙述的基础上，明确地站在全知视角的高度，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人物传记，这种叙事角度的运用对后世史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汉书》的写作就深得其法。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3篇

侯仁之从英国归来的日子——1949年9月27日很能表达他当时的心境，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前三天。10月1日，侯仁之与夏仁德教授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大与北大合并，侯仁之被任命为北大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实际上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历史地理学”便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作为历史地理的导师，他告诫学生要多走、多旅行，他热情澎湃的讲话，曾打动了众多学生。他不停地跋涉，他说学地理的人一定要爱国，因为他眼中看到的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考察是远比书斋辛苦的过程，侯老带学生去毛乌素沙漠考察统万城遗址，探索沙漠地区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那里到处是炙人的热浪，要水没水，干得冒烟，但凭着对学科的热爱，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生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注定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左”的和无端的不信任总是笼罩在这些一心报效国家的人身旁。到了“”十年，对知识分子更是撕破了脸。他是学术权威、他从国外归来、他认识司徒雷登，这一切都足以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侯仁之接受批斗、谩骂、挨打、陪斗、游街、劳改……

“”结束后，多少年的艰辛生活结束了。国门打开，侯仁之作为访问学者再一次来到久违的西方，世界变化之快给他极大的震动。而颇有戏剧意义的是，梁思成和他极力保护的北京城墙虽然基本不复存在，但并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国匹滋堡大学校长却以一种特殊的举动为古城砖的价值做了结论。

那是在这所大学的巍峨大厦里，该校正在接受侯仁之代表北京大学赠送的礼品，这个礼品就是当年城墙上多少亿块扔掉的城砖中的两块。上千双眼睛都盯着这奇异笨重的礼物。当他们知道这两块砖竟比美国诞生还要早200年时，整个大厅里爆发出惊讶、赞叹、经久不息的掌声。匹兹堡大学校长博斯沃教授深情地赞美道：“这两块和美国历史同样古老的城砖，正是我们两个大学之间持久的文化联系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他们为每块砖制作了红木盒子，盒子的价值竟是500美元。家丑不能外扬，侯老回国后才在讲座中多次告诫人们：“我们的很多厕所、农村的猪圈都是用这样的砖盖起来的。”

侯仁之更感到了事情的紧迫，由于历史的条件，已失去的不再归来，但让子孙万代痛惜的蠢事不能再干了。为了北京城的发展规划，他要做一次详尽的论证。当年梁思成和他想借华盛顿的成功经验来改造北京城，但很多遗憾已经无法补救。如今，他终于能从两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渊源的比较，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观察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了。

他不顾古稀高龄，五次飞赴华盛顿。徜徉在波托马克河畔，他想起了北京的六海；在国会山中心观察自西而东因自然条件而决定的中轴线，他想起了北京那条古代帝王为给人稳定感的南北中轴线；在显示三权分立布局思想的国会大厦、总统府和最高法院三大建筑旁，他想起了“面南而王”“皇权至上”“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紫禁城；在白宫外人民可以尽情嬉戏的草坪，他想起了旧日严防庶民百姓涉足的坚实宫墙。资本主义毕竟比封建主义大踏步地前进了，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旧城力求突出的是“帝王至上”，在华盛顿城反映的则是“人权为主”。因此，两者在空间处理上就截然不同。前者是严格的封闭型，后者则是完全的开放型。当前在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要反映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格局，但不能忘记正因为它是封建社会都城建设的最杰出典型，我们要为人类留下这极为鲜明的历史色彩！

在“卧虹千尺”的卢沟桥畔，看到严重的污染使河床像下了霜，北京城郊开往西南方向的车辆都要经过这座桥，日平均流量竟达1.5万辆，他大声疾呼：卢沟桥是马可·波罗称颂的世界上最美丽的桥，它与北京有血肉的联系，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目前的状况太让人忧虑了！6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这座古桥从此正式“退役”。

在先农坛，老教授看到明代最好的建筑——太岁殿成了工厂的厂房，他痛心得难以自持，忧心忡忡地说：古罗马遗留下的断墙残柱和古道铺石，今人都悉心加以保护，用来印证“条条道路通罗马”，每年吸引数以千万计的顾客来凭吊古迹，我们不能再让子孙后代责骂了！

在被毁坏的京师唐代古刹崇效寺的残迹前，在已残破却是当初确定北京城中轴线的地安门桥旁，他的眼睛湿润了。

在北京远郊多段被毁的长城前，看到被村民扒砖盖房和多年失修而留下的一片片残垣断壁，他痛心地叹息，“在北京地区的长城，只剩土堆和残壁的部分，占了长城总长的66%，须知，这是从月球上唯一能看见的人造工程啊！”

为了古今文明辉映的北京，为了给中国、给子孙后代留下失不复得的财富，侯仁之丝毫不敢放慢自己的脚步！

侯仁之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而且能把学术转化为社会成果。1984年侯仁之去美国考察时，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他首先想到，中国有无数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应该尽快加入公约。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这个提案使得中国不少景点得到更好的保护。当年11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13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世界遗产共有45项（包括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31项和双重遗产4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首都北京拥有6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所有的遗产景点都成为旅游热点。侯仁之堪称为中国旅游业立下大功的人。

侯仁之1994年12月写出《莲花池畔再造京门》，鉴于莲花池是北京城的发祥地，有“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之说，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他提出：“这北京西站选址在莲花池畔，只要进一步开发水源，莲花池上平展如画的水面，必将为这号称‘京门’的交通枢纽带来无限风光，同时也将会产生良好的小气候效应……然而更有意义的是，还应当看到这莲花池在北京城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所产生过的重要影响。”但在这之前的1993年1月19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破土动工，侯仁之依然关注与西站相邻的莲花池。当初在为北京西站选址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建议直接将车站建在莲花池上，这样既不存在居民搬迁问题，还可以利用下凹的地势修建车站的地下部分，如此将会大大缩短工期、缩减经费。但侯仁之的意见还是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并予以采纳，西站的主楼被东移了一百多米，将莲花池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侯仁之感到北京最早建城的具体年代，是长期未曾定论的一个大问题。侯仁之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经过仔细而慎重的研究，他在1990年发表了“迎接北京建城3035周年”一文，正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研究成果表明，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应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侯仁之的这一推断，得到学界的认可和政界的支持。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市在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并特请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4篇

说到汉代的女权，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吕后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8年，擅权用事。其实，汉代这种所谓“母党”，“权在外家”[1]的情形屡有发生。例如东汉时期，“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2]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3位名将都由女宠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是也。”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3]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4]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5]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

关于女性祖先“妣”，除了通常“祖妣”的说法而外，也有“妣祖”称谓。也就是说，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妣祖”之说由来尚早，如《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这样的说法在汉代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王粲《太庙颂》：“昭大孝，衎妣祖。”《汉书·郊祀志下》记载王莽宣布的礼祀制度，说到“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这是《周礼·春官》规定的“大司乐”的职能，先妣，是指周人始祖姜嫄，先祖，是指周部族的早期领袖先王先公。《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先。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确实是“先妣，姜嫄也”，“先祖谓先王先公”。传说周人世系最早始于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于是怀孕而生后稷[6]，以此来解释“享先妣”先于“享先祖”现象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王粲“衎妣祖”之说却与周人祭祀秩序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对于汉代一般人来说，“先妣”较“先祖”占据着更尊贵的地位，在祭祀礼俗中也应当更为优先的意识依然存在。

明代史学家张燧曾经著《千百年眼》一书，作纵横千百年的历史评论。这部书的卷四有“汉高祖尊母不尊父”条，说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后，先封吕雉为皇后，封子为皇太子，又追封其母曰昭灵夫人，“时太公乃遗而不封，已不可解”，又过了2年左右，刘邦相继封刘贾、刘喜、刘交、刘肥为王，丞相萧何以下大小功臣也皆已分别受封，“而太公复未议封，即群臣亦无一言及之，何也？”于是感叹道：“是帝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为庶人也，大异矣！”张燧以为刘邦先封其母却遗忘其父大可惊异，却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其实，能够指出“尊母不尊父”这一现象，已经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发现了。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脩成君，赐以汤沐邑。汉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王莽母赐号为功显君。王莽又曾建议封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东汉时期，东海王刘彊临终上疏曾经说道：“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7]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彊因为无子，3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刘彊以致终生感激。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事多至30余例。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痕。《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形式，与后世比较，可能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汉武帝大悦，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相见欢饮，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据说“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8]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据《汉书·霍光传》，票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人求封”，遭到拒绝之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关系。《汉书·胡建传》则称丁外人为“帝姊盖主私夫”。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

汉家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贵族重臣甚至上书乞封。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孊初嫁龙頟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

汉光武帝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与共论群臣，有心微察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愿意谋求撮合。据《后汉书·宋弘传》，刘秀后来专意接见宋弘，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又对宋弘说：都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则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于是对公主说：“事不谐矣。”告诉她事情没有办成。虽然宋弘拒绝了刘秀的暗示，其事最终“不谐”，但是湖阳公主给人们形成深刻印象的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可以看作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

关于平阳公主之再嫁，《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公主笑道：此人出自我家，以前常常作为侍卫从我出入的，今天怎么能作丈夫呢？“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可以看到，平阳公主择定再醮的对象时，非常大方地与“左右侍御者”公开讨论，“主笑曰”云云，也反映其态度的坦然自若。而从公主一方同意，事实上已经使婚姻成为定局，可知妇女在这种婚姻再构过程中往往居主动地位。且先“言之皇后”，后“令白之武帝”的程序，也说明女子在这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5次守寡。《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城中有人办丧事，陈平“侍丧”，尽心竭力。张负于是产生良好印象，又随陈平至其家，看到家虽穷弊，然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对其子张仲曰：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以陈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表示疑虑。张负坚持道：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能长久贫贱呢？决意成就了这一婚姻。吴景超先生在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时曾经写道，“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他的妻子姓张。”他又分析了“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他指出：“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9]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尅夫”的嫌疑[10]，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11]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12]“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我们所注意的，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憮”。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眉样媚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13]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14]，如曰二女为奻[15]，如曰不敢仰视[16]，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17]，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18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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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刘向传》。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祸”。赵翼还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据说西汉外家20余，只有4家得以保全。东京后族，也只有阴、郭、马3家保全，其余皆无不败者。“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由之。”外戚，常常导致“国家俱敝”。

[3]《汉书·伍被传》：“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颜师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颖曰：‘食采于此，或言外家姓也。’师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岂以食地为号？文言外家姓，近为得之，亦犹汉之栗太子也。’”

[4]《汉书·夏侯婴传》。

[5]《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莫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

[6]《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裴骃《集解》引《礼纬》说，周人姓姬，也是因为“祖以履大迹而生”。

[7]《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海恭王彊》。

[8]《汉书·东方朔传》。

[9]吴景超：《西汉寡妇再嫁之俗》，《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

[10]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02页，第9页。

[11]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58页。

[12]汉代已经有“覆水难收”的说法，但未见用于形容夫妻离异。如《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

[13]《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

[14]《白虎通·三纲六纪》。

[15]《说文解字》卷十二下。

[16]《后汉书·梁鸿传》举案齐眉故事。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5篇

北朝末年，即公元6世纪，北齐境内的沙门、僧官、王公显贵、地方官吏和豪族，协力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刻经工程。他们捐出资产，踏勘山林，调集工匠，开凿石窟，写经于石，然后刊刻造出了一处又一处的佛教刻经的景观。刻经始于6世纪初，至12世纪，历经几个朝代从未停止。这些珍贵的文物通过数字技术的传播，成为了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

主持这个项目的是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他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两部著作《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与《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2005年，因他在艺术史上对中国艺术史中刻石书法的研究，获得了与诺贝尔奖齐名的国际学术大奖“巴尔赞奖”。201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次以故宫研究院的名义聘请4位国际级的学界领军学者担任顾问，其中一位就是雷德侯。

雷德侯首次接触佛教石经是在1986年，并深深为之着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照教授的介绍下，他前往北京房山云居寺观看寺里收藏的石经板。这批世界文化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石经板，始刻于公元616年。在500多年的刻凿时间里，形成了规模达数百万字的佛经典藏。

在此过程中，中国佛教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与雷德侯沟通，希望可以推动一个旨在记录和研究这批石刻、并将它介绍给全世界的中德合作研究项目，雷德侯也确信有必要让世界大众了解这批物质文化的重要性。

在德国海德堡学院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下，雷德侯教授及其团队从山东起步，对刻凿于深山幽谷、洞窟崖壁、石碑石板之上的早期佛教石经（公元6～9世纪）进行了精密地、系统地、全面性地调查与研究。此后，他又接触了四川省安岳县卧佛院的石刻经窟、山东洪顶山的摩崖石刻，以及存在于河北、山东的6世纪石刻经文。

从《中国佛教石经》调查项目启动以来，科研和写作团队可以用豪华来形容，除了雷德侯教授外，还包括原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汉学家罗森爵士、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学家毕斐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王永波教授等几十位该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顶尖专家学者。

研究青铜器、陶瓷、玉器的外国专家有很多，然而雷德侯觉得书法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中国书法研究永无止境，非常有意思。比如你从小开始写字，往往一下子要写几百个字，每个字怎么写、什么位置，本身就是整个页面的设计问题，还有这一笔写得长还是短也是设计。”

雷德侯认为石刻体现了中国人对书法的情有独钟：中国书法可以体现一个人的个性，你一眼就能辨识出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在内的四大家，这在欧洲不尽然。欧洲的书写之美只有一种标准，书写者都会参照这个标准。而在汉字书写系统中，汉字之美各不相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标准。

带着对中国书法的崇敬与探索，雷德侯从山东开始了他的佛教石经研究。

GPS勘测佛经石刻

刻工程最初兴起于北齐首都邺城附近，即今天的河北邯郸、涉县和河南安阳一带。在僧侣的指挥下，工匠们斩山劈石，把山崖整削平齐，或者搭成石窟，然后由擅长书法的僧人将整部的佛经，用4～5厘米见方的大字恭敬地抄写在石面上，然后由工匠刊刻。工程规模大、耗费财力和人力，而且工期很长，刻成《维摩诘经》、《胜N经》、《弥勒成佛经》、《学经》等4部经就用了整整4年。

北齐武平元年，刻经行动扩展到今天的山东泰安、济宁地区。这一带山体的石质是花岗岩，不像邺都的石灰岩那样便于开采。花岗岩石质粗硬，石面又无法打磨光洁，只有把字写得展大一些才便于刊刻和观瞻。因此山东境内的刻经，大多是50～70厘米见方的擘窠大字。字写大了，自然形成的山体石坪或巨石立面却是有限的，变通的办法是只刻佛经的部分章节，整部的佛经就很少见了。

在调查时，雷德侯团队不仅希望理解佛教石刻的含义，还希望探究镌刻的原因，藉以获得最丰富的信息，因而他在调查中，采用了全面、系统、完整、立体的调查和测绘方式。当时已经60多岁的雷德侯先后进行了6次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完成了对东平洪顶山、银山、司里山，邹城铁山、岗山、葛山、峄山、尖山、阳山，泰山经石峪、新泰徂徕山等21 个地点摩崖刻经的田野调查和图书数据收集工作。

“最吸引我的是这些佛教石经不是枯燥单一的石板，它们会在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中，出现在高耸的山崖峭壁上、洞窟中，甚至会隐藏在一些瀑布的后面。”汉语流利的雷德侯说。为了获得准确、科学的石经信息，调查团队综合运用了测量、画图、经文对照、地形分析、拍照、老照片查询、扫描、拓片、金石学着录比对等九种记录手段和方法。石头上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严谨地辨认、测量和抄录，刻文和拓片都通过拍摄存档。特别是在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及其周边的题刻进行记录时，调查团队精确记录了每一条刻文乃至单字的位置、形制、现状、大小、书法风格及镌刻方式。

“这些字不是单一不变的，中间会出现很多异体字，在刻凿过程中的笔画也非常特别、各具特色。石经通常分布在岩石上，字的面积也很大，和其他的古迹、文物不同，它并不容易轻易地拍摄记录。由于在夜间通过打闪光灯才能拍摄到更清晰明显的字痕，因此我们不仅在白天去爬山，去看、去描绘，来研究这些石经，还常在夜间爬山，去逐一拍摄这些石经上的每个字。有时累了就躺在岩石上仰天大叫。”雷德侯这样描述自己这段特殊的考古经历。

雷德侯团队还特别重视利用数字技术研究刻经和所处空间的关系，因而对每一个刻经点进行了全方位的测量。卡尔斯鲁应用科技大学的赫尔教授及其带领的测绘小组，利用GPS全球定位系统、全站仪和摄影测量的方法，对每处刻经的地理地貌及其与题记和其他刻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测绘，制作了刻经点的二维平面地图和三维立体模型采集地理信息数据。此外，他们还制作了刻石的摄影测量图和一些刻经地点的三维模型。海德堡科学院的教授阿尔特赫对岩石样本进行了矿物学鉴定。

找出隐藏的未知

中国发现的很多佛教石经的经本很老，其中很多资料文献上都没有记载，这些刻凿于岩石上的佛经保留了丰富的历史、宗教和艺术信息，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的几个省份中都发现了在石窟里刊刻的佛经。“四川安岳县卧佛院的刻经窟，石窟壁面上的佛经节文多达34.1万字，超过了中国境内甚至世界范围内任何一处刻经石窟遗址。”而截至目前，已出版的、系统的、可称之为考古报告的，仅有70年前整理的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调查。”

还有山东省境内的佛教摩崖刻经，也是一组非比寻常的文化遗产，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2000多字的覆盖面积超过1800平方米。通过这些石经，公元6世纪活动于山东境内的僧侣们，开启了佛教文献、书法实践以及景观设计史上的全新一页。

在严谨准确全面的现场调查数据基础上，雷德侯团队对佛教石经所做的分析工作，涉及石经的历史、宗教、政治、艺术等含义的系统研究。

雷德侯看来，公元6世纪下半期是中国的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来自印度的佛教经书被中国的僧人翻译，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融入了很多与中国当地传统相符合的因素――神圣经文中的文字通过艰辛的岩石刻凿工作，出现在一些岩石上以及洞窟中。

这些网状分布的佛经石经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重要的文化史组成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刻凿时人们有意识地去选择地理方位、岩石类型、岩刻面，带给这些原本自然的景观神圣的性质。一旦这些崖面、碑刻成为宣告神圣文本的载体，这些陡峭的岩壁、洞窟便成为僧人打禅并冥想的场所，也指引一些信徒作为朝拜的途经。

由于这些刻凿的石经通常在外，被风化的痕迹明显，且异体字众多，很多石经如今已经模糊难辨。在回到海德堡后，他们还会运用一些现代技术方法逐字辨认和比较。参考《大正藏》经文和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残损的字迹进行复原。“罗照教授来海德堡大学客座时，我们还专门开设一个学期的课程，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一起，对于一个重要的篇章《石颂》进行阅读讨论，以求最准确地领悟经文意思，并对里面已模糊不清的字，逐一分析其可能的缺失的部分，以弄清全文。”

除了缺失的文字，异体字也是经文处理的一个难点。“一些字在不同的石经或同一经文中会反复出现，山东刻经中所有出现的“我”字，铁山《大集经》中有，泰山《金刚经》中有，葛山《〈维摩诘所说经〉观如来节文》中也会出现，我们整理比较这些看似字体相似，却各有特点的“我”字，从而分析其存在的不同字形。”

雷德侯教授认为，对佛教石刻的研究，还能够深入研究中国如何受到其他古老文明的影响：“中国在汉朝之后才出现碑文，但亚洲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在这之前就将文字刻在碑上了。碑文是舶来品。”

重建中国艺术史

雷德侯的研究成果《中国佛教石经》已被确定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今后若干年的重点出版工程。该书分四大卷，16册，以中英双语的形式出版。2014年出版的是山东省卷和四川省卷的第一册，之后还将发行陕西省卷和北京房山卷，全套预计至2020年全部完成。

《中国佛教石经》系列书籍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石刻佛经领域的多项空白，将过去雕刻在石头上佛经再重新印制到图书中，通过一定数量的出版，使之能流传广远，多处收藏，除了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外，还可为保存佛教文献做出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汉文佛教经典从纸质书籍，到石质的刻经，再到纸质的书籍，这个过程是历史的螺旋性的循环，对文献保留意义重大。

项目的另一个目标，是完成刻经的数字化，建立刻经内容和实地环境地貌三维立体图像的免费网络数据库，为全世界刻经研究同仁和爱好者提供一个研究交流平台。

“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的佛教石经项目，因为于我而言，这也是书法，是中国书法的一种特别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艺术范畴内，它成为古代中国文人阶层在仕途中重要的一步，这也培育了文人阶层的社会同一性。同时，它更是结合了宗教文化，即佛教理论，又包容了中国历史的一种物质文化。人类所创造的艺术表现的不再是孤立的、单一的艺术品本身，更是结合了地理知识、中国风水的一种存在于自然、融于自然的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