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阳节的诗范文第1篇

关于重阳节的古诗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

九月九日眺山川，

归心归望积风烟。

他乡共酌金花酒，

万里同悲鸿雁天。

作者：卢照邻(632年-695年)，唐代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汉族，幽州范阳(治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他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世称“王杨卢骆”，号为“初唐四杰”。

译文：九月九日登高眺望山川，归心思归烟雾积聚不散。在异乡共同喝着花酒，看见鸿雁天上南来，离家万里之客一同悲伤。

简析：与王勃诗同席而作。人意北归，鸿雁偏又南飞，不正加重人们的情感?祈福的花酒正用来浇愁。

蜀中九日

(唐：王勃)

九月九日望乡台，(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望故乡)

他席他乡送客杯。(身处他乡，设席送朋友离开，举杯之际，分外愁)

人情已厌南中苦，(心中已经厌倦了南方客居的各种愁苦)

鸿雁那从北地来?(我想北归不得，鸿雁，你为何还要南来?)

作者：王勃(649～676年)，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

秋登兰山寄张五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面对北山岭上白云起伏霏霏，我这隐者自己能把欢欣品味。)

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我试着登上高山是为了遥望，心情早就随着鸿雁远去高飞。)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忧愁每每是薄暮引发的情绪，兴致往往是清秋招致的氛围。)

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在山上时时望见回村的人们，走过沙滩坐在渡口憩息歇累。)

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远看天边的树林活象是荠菜，俯视江畔的沙洲好比是弯月。)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什么时候你能载酒到这里来，重阳佳节咱们开怀畅饮共醉。)

作者：孟浩然(689-740)本名浩，字浩然，襄阳人。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作家之一。诗与王维齐名，号王孟。其诗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清闲浅淡中，自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有《孟浩然集》。

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作者：孟浩然(公元689～740)，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

作品译文：老朋友准备好了丰盛饭食，邀请我到他的农舍做客。翠绿的树木环绕着小村子，村子四周青山横斜。打开窗子面对着谷场和菜园，我们举杯欢饮，谈论着今年庄稼的长势。等到九月初九重阳节的那一天，我还要再来与你品酒看菊花。

九月十日即事

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

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译文：昨天刚登上龙山宴饮，今天又在这里举起了酒杯。菊花为何这样受苦，遭到两个重阳的采折之罪?

作者简介：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是屈原之后最具个性特色、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达到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有“诗仙”之美誉，与杜甫并称“李杜”。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30卷。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译文：引我在异乡做客人的时候，每遇到佳节良辰时总会思念起家乡。虽然我人在他乡，但早就想到今天是重阳节，故乡的兄弟们要登高望远，我想当他们在佩戴茱萸时，会发现少了我一人不在。

作者：王维，唐代诗人。字摩诘。原籍祁(今属山西)，其父迁居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

关于重阳节的故事说是很早以前，有个庄户人家住在骊山下，全家人都很勤快，日子过得也不错。有一天，这家主人从地里回来，半路上碰上个算卦先生，因为天快黑了，这先生还没找上歇处。由于主人家里很窄，只有个草棚子房，于是就在灶房里打了个草铺，让妻子儿女都在草铺上睡，自己陪着算卦先生睡在炕上，凑合着过。

第二天天刚亮，算卦先生要走，庄户人叫醒妻子给先生做了一顿好吃喝，又给先生装了一袋白蒸馍。算卦先生出了门，看了看庄户人住的地方，叮咛他说："到九月九，全家高处走。"庄户人想，我平日没做啥怪事，又不想升官，上高处走啥呢?但又一想，人常说算命先生会看风水精通天文，说不定我住的地方会出啥麻瘩。到了九月九，就到高处走一走吧，全当让全家人看看风景。

到了九月九，庄户人就带着妻子儿女背上花糕香酒，登上骊山高峰去游玩。等他们上山后，半山腰突然冒出一股泉水直冲他家，把他家的草棚子一下子就冲垮了。不大功夫，整个一条山沟都被泡了。庄户人家这才明白算卦先生为什么让他全家九月九登高。"这事传开后，人们就每逢夏历九月九，扶老携幼去登高，相沿成俗，一直流传到今。

重阳节诗句野旷云连树，天寒雁聚沙。 —— 文森《九日》

南雁归时更寂寥。 —— 纳兰性德《采桑子·九日》

何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 —— 文森《九日》

佳时倍惜风光别，不为登高。 —— 纳兰性德《采桑子·九日》

出门复入门，两脚但如旧。 —— 杜甫《九日寄岑参》

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 —— 杜甫《九日寄岑参》

临深应在即，居高岂忘危。 —— 韦安石《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 —— 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登临无限意，何处望京华。 —— 文森《九日》

重阳过后，西风渐紧，庭树叶纷纷。 —— 晏殊《少年游·重阳过后》

九日明朝酒香，一年好景橙黄。 —— 张可久《满庭芳·客中九日》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 —— 纳兰性德《风流子·秋郊即事》

关于重阳节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蒲松龄；重阳诗；古诗二首；七绝五首；七律六首；艺术风格；思想境界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因《聊斋志异》誉满天下，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而他在诗词方面同样付出了很多心血，并在二十岁时与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结郢中诗社。他作诗开始于写小说之前，结束于去世前二十二天，时间超过五十五年，有一千二百多首诗、一百多阕词留于后世。其诗博采众家之长，既体现了同时代大诗人赵执信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兼有同乡诗坛盟主、神韵派代表人物王渔洋之空灵神韵。他效法李贺的熔铸辞采、想象奇幻，又学习汉乐府的质朴古拙、通俗浅显。其诗风格多样、诸体皆备，而其格律诗――七绝与七律尤为精彩。

自古以来，每年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是中国人极为重视的节日。如今成为法定的老人节，敬老节。国家尊重民俗，弘扬孝道，深得民心，因而选择了赏读蒲松龄重阳诗这个题目。古人有不少重阳吟咏，其中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脍炙人口，广为传唱，蒲松龄重阳诗写得同样精彩，而知之者不多。《聊斋诗集》存有重阳七言古诗二首、七言绝句五首、七言律诗六首。今试对其重阳诗分类进行赏析并恭和二首。

一、重阳古诗二首

《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重阳载酒柳亭作》这两首古诗均记写了蒲松龄与朋友毕莱仲之间的交往：

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

宴会遥定重阳前，深感高义凌云天。

名园主人除胜地，岸帻蹑屐来群仙。

荒年酒贵沽不易，一E三百青铜钱。

一醉真堪饱十口，况复列鼎烹肥鲜！

今年虫蝗害禾稼，君独与我同。

帝天遣怒方未已，过享恐]为尤愆。

丘子久别各憔悴，握手谀噱开愁颜。

诸公琴声罢雅奏，雏僮度曲能清妍。

老夫倾觞为大叫，顿忘晨^无炊烟。①

这首古诗写于甲申年（1704）重阳节，先生六十五岁时，描写了灾荒年的重阳节，与自己同样处境困难的朋友毕莱仲邀请赴宴之事。诗人既感激朋友深情厚谊，又为荒年的残酷现实而焦虑，几乎不忍心享用这丰盛佳肴、美酒和雅奏。但他不能辜负朋友美意，只好强颜欢笑，只有在开怀畅饮时，才暂时忘却了早饭还没有着落的家人。诗人复杂矛盾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既愁苦焦灼又无可奈何，只好借朋友之酒浇愁。

重阳载酒柳亭作

彭泽人去东篱摧，重九未见黄花开。

……

凭几四顾水清浅，置身疑在小蓬莱。

仿佛舣舟西湖岸，丝丝垂杨蘸酒杯。

……

君自别成锦绣队，骏马玉勒登高台。

翘首东望群徘徊，不见小车花外来。

为念旧游罹奇灾，胜地蒙冤为罪魁。

我醉癫狂歌落梅，曲肘支颐卧莓苔。

明年玉烛调九垓，一笑为君破疑猜。

该诗写于丁亥年（1707），先生六十八岁时，抒写了重阳节蒲翁邀请毕莱仲等朋友来柳亭饮酒，而毕君负约未来之事。聚会后以此诗赠毕君。诗中描绘了柳亭自然景色、友人欢聚饮酒盛况，还有诗人翘首盼毕君而不见的心情。他指出毕君认为在此游宴不吉利而不来赴宴的想法很可笑，使得“胜地蒙冤”。两朋友亲密无间的感情洋溢诗中。两首古诗皆情景交融，文采斐然，真切感人。

二、咏重阳绝句五首

重阳送定甫北上 （绝句四首）

九月九日登高台，易水风寒酒一杯。

红树不缘愁客醉，黄花专为远人开。

白衣送酒不曾沽，莫惜酣歌倒玉壶。

幸喜登高兄弟聚，一人犹及插茱萸。

行人班马系斜晖，醉把刀头问早归。

时有霜风下黄叶，行行鸿雁向南飞。

金城杨柳已堪攀，道上黄花照客颜。

人趁斜阳浮绿蚁，风吹离恨满青山。

这四首绝句写于癸丑年（1673），先生三十四岁，是为即将赴北京的友人王定甫所写。诗中描写了重阳节诗人与众友登高为王定甫送行的情景，既描写了重阳节特有的自然景物，也抒发了他与王定甫的深厚情谊。这组七言绝句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声韵和谐，如“红树不缘愁客醉，黄花专为远人开”，“红树”对“黄花”，“不缘”对“专为”，“愁客醉”对“远人开”。诗中巧妙用典，如第二首中“幸喜登高兄弟聚，一人犹及插茱萸”。化用了王维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定甫与友人及兄弟一同登山郊游，还来得及与大家一起插茱萸，而不像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第三首的首联：“行人班马系斜晖，醉把刀头问早归。”谐用民俗：“刀头”上都有“环”，“环”与“还家”的“还”谐音，表达家人朋友盼望出门者早日归来的心情。组诗的末联“人趁斜阳浮绿蚁，风吹离恨满青山”，表达了他与王定甫之间的离情别绪。四首绝句格律谨严、语言典雅淳朴，感情充沛，极为感人。我觉得唯有第一首的第二句“易水风寒酒一杯”用典似乎欠妥。因为王定甫去北京是为探望在京为官的兄长王敷正或办理捐监等事。此时是“幸喜登高”为他送行，虽是惜别，但不同于燕太子丹在易水边送荆轲、高渐离去刺杀秦王那样生离死别、凄凉悲壮。但瑕不掩瑜，这组绝句整体来看还是极为精彩的。

再看第五首：

重 阳

中秋恨是在天涯，客里凄凉负月华。

今日重阳又虚度，渊明无酒对黄花。

此首写于壬午年（1702），先生六十三岁，作于济南客邸中。重阳节时诗人远离故乡，在简陋旅馆中，面对凄冷的月光，想到自己才华横溢、勤奋苦读半生却怀才不遇，穷困潦倒，倍感凄凉。首句中的“恨”字，极为贴切地表达了诗人的感受。蒲松龄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但此后却是屡试不第，三十一岁离妻别子，随孙蕙到宝应任上当幕僚，一年后归来，又到缙绅家当塾师谋生，课余仍然勤奋苦读，以求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然而却总是榜上无名。这对于热衷科举的蒲松龄来说，是极大的打击。诗中尾联说，今年中秋节又失望了！又虚度了！他把自己比作陶渊明，而且是“无酒对黄花”的渊明。陶渊明是晋代诗人、文学家，他因厌倦了官场生活，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印去职，归隐田园，常把酒赏菊赋诗开心不已，至死不仕。而蒲公则是一心入仕却不得志，被埋没在乡间。因此，他这个“渊明”，当得很不甘心也很不开心。

这五首绝句真实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一位重情重谊、醉心科举而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形象站立在我们面前。诗论家赵执信“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要有事在”的现实主义主张在这组诗中得到充分展现。

三、重阳七律六首

赋得满城风雨近重阳

山城秋色半苍苍，露染枫林晚气凉。

泽雁未能忘故国，篱花犹自认重阳。

千家野哭闻墟舍，几点渔灯近柳庄。

劫种三生宁可避，只令空忆费长房！

此诗写于壬戍年（1682），先生四十三岁时，以宋代潘大临诗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为题，全诗写出了故乡深秋萧条凄凉的景象。第一联，概括出故乡的整体环境与气氛，第二联写出了重阳节的特点：鸿雁南飞不会忘记故乡，篱笆上盛开在重阳。语言形象生动。第三联“千家野哭闻墟舍，几点渔灯近柳庄”。把灾后的乡村景象如一幅漫画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年因为先旱后涝颗粒无收而至于千家哭于野，只有几点船上渔灯，靠近村庄。尾联道出了诗人的感想：《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费长房，汝南人，得仙方，教徒弟挂茱萸囊以辟邪免灾。他感到：苦难是三生注定的，即使至今使用这仙术也难以避免灾荒，只能空忆费长房了。客观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故乡淄川那年先旱后涝的凄惨景象，重阳佳节人们却没有一点喜悦和轻松。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个时代，诗人的宿命观可以理解。这首七律格律严谨、用韵和谐、对仗工整，巧用典故，全篇语言既朴实生动又浪漫夸张。根据淄川地形，即使是水灾，水也会很快流失。“几点渔灯近柳庄”之句，就像其诗中的“愁随白发添千丈”一样，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这是首极好的诗篇。

再看甲子年（1684）先生四十五岁时写的《重阳王次公从高少宰、唐太史游北山归，夜中见访，得读两先生佳制，次韵呈寄》（七律二首）

其一：

午夜敲门贵客残，登堂喧笑礼仪宽。

未分胜友名山座，犹得奚囊妙句看。

去就依人常似鸟，功夫化鹤不成丹。

高斋萧索惟秋树，李郭仙舟望亦难。

诗的一、二联记写了：重阳节半夜，好友王次公（广铨）与唐太史（梦赉）、高少宰（珩）登山归来来访。虽未能与友人同游名山，却能欣赏到友人游山佳作也很开心。第三、 四联说自己就像是依人小鸟，行动由主人说了算，不得自由。并借用了《搜神记》中丁令威化鹤成丹的典故。隐喻并非自己没有功力，只是怀才不遇，声未达于天庭，故只化为鹤而未成丹顶。末句活用《后汉书・郭太传》典故，李指李膺，郭指郭太，是古代两位仙风道骨的名儒，借指好友唐梦赉、高珩。身为富家塾师，无缘同致仕好友唐、高等悠闲舒服地登山同游，很羡慕、很遗憾，但也很自负，除了“化鹤不成丹”句外，和诗本身就是自负的表现。

其二：

词人车马北山游，日暮携归诗句遒。

爽气长存黄叶下，逸思欲抱白云留。

重阳无酒怜新菊，九月迎霜恋敝裘。

兄弟茱萸应插遍，年年为客负清秋。

重阳节，诗词家友人们游北山日暮携诗归来，佳作的豪爽气长存于黄叶，超脱高洁的诗意欲抱白云；而我穷困潦倒，无法以酒肉招待你们。为谋生年年辜负清秋，不能与友人、兄弟子侄一起享受佳节。诗中既有对友人重阳节出游的羡慕，也有对友人佳作的欣赏与赞美，又抒发了自己处境的悲哀。重情重谊与自悲自怜的情绪浸透在诗中。这两首七律，诗意浓浓，语汇丰富贴切，严守格律，对仗工整，用典巧妙，情景交融，读后深深感受到先生怀才不遇的凄凉心境。

再看写于甲申年（1704）的七律二首：

其一：

重阳前一日作

残禾刈罢朔风吹，白草烟寒未下犁。

垅稼至芟终望雨，肩锄才释便啼饥。

愁随白发添千丈，饮断荒年益一痴。

腊底春前当何似？于今乡社已流离。

诗意是收割完了残禾后，寒风吹来，因为干旱，耕种很困难。直到秋收还在盼着下雨，才放下锄头就喊饥饿。让人愁白了头发，收秋不久就缺粮，到腊月春前可咋办呢？现在乡社已经有不少人逃荒流浪去了。蒲松龄的处境虽略优于普通农家，但在灾荒年也极为困窘。他既关心个人身家，也关心乡亲父老的疾苦，那种极度忧愁，都从这首诗中宣泄出来，极为感人。

其二：

重阳犹似去年秋，里社相看涕尽流。

逃似雁行飞不断，绪如蚕茧老方抽。

或疑是病贫非病，人未言愁我欲愁。

衰遇奇荒逸兴减，懒随年少做清游。

重阳节还与去年一样，但乡亲们相见涕泪交流。逃荒者如大雁纷离故土，灾荒年的重阳节，我愁肠百结，“或疑是病贫非病，人未言愁我欲愁”。晚年遇到奇荒，兴致大减，重阳节也懒得与少年人一起出去游玩。

写这两首诗时先生六十五岁。此时他已不再追逐科举梦，而是把梦想寄托在了儿孙后辈身上。关心并抒写民生疾苦，成为他诗词文之重点，读后催人泪下。

我六十五岁那年，重阳节前曾带儿孙随夫回乡看望亲友（老家距蒲家庄仅三里之遥）。所见所闻，感慨万千，归来依蒲公韵恭和一首，以抒情怀：

重阳犹似早年秋，里社欣看喜泪流。

百业俱兴财不断，衣食丰厚幸方稠。

脱贫致富农家喜，重教尊师后代优。

翁媪金秋多雅兴，欢随晚辈乐悠游。

重阳节还是早年的重阳节，但如今回到故乡，却是喜泪直流。新村楼房林立，乡镇百业兴旺，乡亲正在脱贫致富。教师倍受尊敬，晚辈成才者越来越多。老年人欣逢盛世多雅兴，重阳节大都快乐地跟随晚辈出游，与蒲翁当年的困境相比，真是天上地下！而这只是步入小康的开端，更美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再看蒲公的第六首七律：

重阳前一日

节近重阳叶渐红，客窗又一听飞鸿。

愁添小雨新寒后，被拥秋声漏滴中。

既为伤农忧谷贱，尤缘多累祝年丰。

苦逢敛薄加官税，民隐谁将达帝听！

这首写于丁亥年（1707），先生六十八岁。诗人在重阳节，看着日渐变红的秋叶，听着飞鸿远去的鸣声，年景不错而诗人仍忧虑难眠：既担心丰年谷贱伤民，又盼望丰年以使众多家口得温饱。最苦的是，灾年天子在各地减税，本乡贪官却偷偷加税，这民间疾苦谁又能报告给皇上听呢！宣泄了诗人“灾荒年愁，丰年也愁”的内心痛苦。一位忧国忧民的优秀诗人形象矗立在我们眼前。

今年此时，我与亲友登山归来，入夜再赏这首《重阳前一日》，依韵恭和：

节到重阳叶渐红，抬头又见过飞鸿。

佳诗再赏登山后，感念书于习作中。

国靠运筹平贵贱，民凭科技创年丰。

农逢盛世无三税，富裕祥和曲动听！

关于重阳节的诗范文第3篇

摘要“尚健”诗歌美学观是欧阳修对北宋中期诗坛贡献的核心价值观。对“尚健”诗风的追求和倡导，使欧阳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并引领一代诗风的转变。本文从宗儒思想与“尚健”诗歌美学的内在关联、“尚健”诗歌美学的现实针对性、“尚健”诗歌美学的师从关系等三个方面，剖析了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观的特点及成因。

关键词：欧阳修 尚健 诗歌美学 宋诗 诗文改革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欧阳修作为宋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人，其贡献在于为当时低迷不振的诗坛引入了“尚健”的美学观并开启了宋诗发展的新阶段。欧阳修“尚健”的诗歌美学观有何特点？他何以会形成尚健的诗歌美学观？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 欧阳修尚健的诗歌美学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健”体现了一种节奏适当、持之有度的正面力量。为了强调“健”的不同表现形式，于是形成了劲健、爽健、雅健、豪健、雄健等内涵相似的一系列词汇。所谓“尚健”的诗歌美学观，就是主张诗歌内容和形式都要有气雄力健、劲爽流畅的阳刚之气。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尚健”特征，体现出一种格高志远、情感充沛、跌宕起伏、雄豪健爽的风格，如《戏答元珍》、《晚泊岳阳》、《别滁》等。以《晚泊岳阳》为例：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全诗一气呵成，声高气足，爽健恣肆，诗境雄浑开阔，语言流畅自如。因此，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欧阳修的快意以“健”为核心，讲究张弛有度。正如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的评价：

“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词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欧阳修“尚健”的审美追求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中，还体现在诗歌评论中。欧阳修曾作《太白戏圣俞》一诗，表达了对李白诗风的无限崇敬之情。此诗极言李白潇洒纵横的超迈风采后，笔锋陡然一转：“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堪笑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批评了孟郊、贾岛力窘气迫的苦吟诗风。这首诗是写给梅尧臣的。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在《读蟠桃诗寄子美》一诗中曾将梅尧臣比为孟郊，梅尧臣也在《依韵和永叔澄心宣纸答刘原甫》、《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等诗中自比孟郊。因此，《太白戏圣俞》一诗表达的正是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否定态度。梅尧臣的诗歌美学主张是“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诗本道性情，不须大厥声。”（《答中道小疾见寄》）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价梅尧臣“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但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又说：“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可见，他对梅尧臣的诗歌美学追求并不认可，所以他才会说：“知圣俞诗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赞。”（刘，《中山诗话》）。当梅尧臣于范希文席上作《赋河豚鱼诗》时，欧阳修则夸赞他说：“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而成，遂为绝唱。”（《六一诗话》）可见，在欧阳修心目中作诗应当快意洒脱，因此他才特别欣赏那些具有健爽诗风的诗人。在《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中，欧阳修高度评价了苏舜卿“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又在《六一诗话》中说：“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在《谢氏诗序》中，他又赞美谢景山说：“景山尝学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这些评价，都体现出欧阳修诗歌美学观中的“尚健”特征。

二 欧阳修宗儒思想与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内在关联

儒家经典《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的养气说也提倡刚健有为的大丈夫浩然之气。这种追求本身就内含了对“健”的要求，其终极目标就是以与天地并立的刚正大气充盈于个体生命，并通过士大夫的人文、政治活动，推进整个社会向符合天道的方向发展。在欧阳修看来，卑弱或凌厉均非正道，因此他在《易童子问》中专门解释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含义，他说：“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欧阳修看来，君子的行为要符合天道，自强不息体现的正是天道运行之规律。

正如周裕铠所说：“尚健的诗学观乃根植于深厚的儒学土壤，在于以自强不息、刚直不挠的精神取代空虚寂灭、感伤沮丧的态度”。欧阳修具有鲜明的儒家个性和以天下正道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其“尚健”的诗歌审美追求与他高度强调儒家人格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主政，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远比唐代强烈。晚唐以来，士风颓靡，如何改变这种风气，重塑健康向上的社会人文秩序，是北宋文人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宋初文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尚健”的儒家精神对改造社会风气、促进政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石介才感慨道：“不有大贤奋袂于其间，崛然而起，将无革之者乎！”（石介，《上赵先生书》）欧阳修提倡士风、文风改革，希望以刚健有为的儒家精神拯救时弊。以致苏轼在《上梅直讲书》中说自己少小时就曾“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王安石也说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朱熹更是说他“外若优游，内实刚健。”（《朱文公文集・跋欧阳文忠公帖》）宋人对欧阳修的评价大多如此。另外，在负责编写《五代史记》时，他还专门设立《死节传》、《一行传》弘扬刚健的士大夫人格精神。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以及给当时名士、名臣写的序跋或墓志中，他也贯穿了“尚健”的评价标准，以孟子、韩愈提倡的儒家道德标准评价时人。

以儒家道德标准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文风改革。因为宋代文人主政，文人与士大夫在身份上合二为一。如不能通过改变文风而改变士风，就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风气。所以“尚健”的儒家道德标准，通过士风改革的方式，转化为文风改革的内在要求，并经由文风而转变为诗风的审美追求。所以说，追求刚健有为的儒家道德理想，决定了欧阳修必然具有一种“尚健”的美学价值观。

三 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现实针对性

引领时代风气的文坛领袖，其美学追求必然会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审美需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是站在历史高度主动剖析现实的结果。如缺乏对时代审美需要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作出符合历史需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就不可能主动将自己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扮演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欧阳修以“尚健”为核心的诗歌美学追求，对解决当时主流诗坛萎靡不振之弊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欧阳修之前的北宋诗坛先后出现过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太学体。其中白体、西昆体主要是馆阁文学，太学体主要流行于太学生，晚唐体则是民间隐逸文学的代表。白体承袭五代诗风，内容浅切直白，风格故作淡雅，实则内容单调、寡情少味。晚唐体多写山水之思，情韵深婉、幽思静寂，但内容偏狭，情感单薄少味。西昆体虽然有针对性地克服了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意淡味寡、情志局促的审美缺陷，但依然不能摆脱馆阁文学题材狭窄、情志不张的缺点，且用事过多，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反而限制了诗歌言志抒情的功能。太学体为纠正西昆体，刻意形成枯硬、险怪、艰涩的诗风，缺陷也极为明显。以至于范仲淹认为，当时文坛“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范仲淹，《唐异诗序》）

北宋诗歌发展到这一步，只有走阔大胸怀，提振情志的道路，才能跳出馆阁文学、隐逸文学、举子文学的旧窠臼。欧阳修认为晚唐以来“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六一诗话》），所以“尚健”的审美追求，正是欧阳修在深刻认识时弊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救弊方案。根据周裕铠的研究，“‘雄深雅健’尤其是‘雅健’或‘健’大规模用于诗歌风格批评，大约出现于北宋中叶。”而这正是欧阳修登上文坛并成为文坛领袖的时期。在欧阳修的影响下，后学苏轼最终将这股“尚健”诗风推向极致，并促成了宋诗的繁荣。由此可见，“尚健”的审美追求，正是欧阳修在深刻认识时弊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救弊方案。

四 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师从关系

欧阳修最推崇的诗人是韩愈和李白。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兼取韩愈的刚劲、李白的飘逸；韩愈的奇崛、李白的晓畅。因此，严羽认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沧浪诗话》）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也说他“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欧阳修学习韩愈是因为韩愈诗风“豪健雄放”（蔡启，《蔡宽夫诗话》）。以韩愈《调张籍》为例：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

何等雄奇恣肆、奇崛生新，用字险僻拗口但不失于韵。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他：“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另外，韩愈诗歌已有宋诗散文化特征，行文酣畅，抒情不拘，无物不可入诗，无情不可入诗，大大开阔了诗歌的题材。欧阳修对此极为心仪，并在《六一诗话》中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又说：“（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不仅自己学习韩愈，还影响了北宋诗坛的走向，以致叶燮认为：“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原诗・内篇》）

除韩愈外，欧阳修还“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踔飞扬为感动也。”（刘，《中山诗话》）他认为，晚唐以来“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六一诗话》），因此学习李白，以致时人对他诗风上承李白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李白、韩愈诗风差异很大，但二人共同之处是以“健”为本，这正是欧阳修能够兼学韩、李的原因。如果说韩愈更多庙堂气和文人气，那么，李白就更多神仙气和诗人气。与韩愈诗歌更有儒家知识分子劲健持重的精神风貌相比，李白诗歌更具有纵横飘逸、飒爽流畅的气质。可见，欧阳修在“尚健”之下学韩、学李是各有所取的。所以，方回评价他说：“一变而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送罗寿可诗序》）钱钟书也认为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并因此说他：“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萧洒的风格。”

但问题是，欧阳修既然认为李白、杜甫的核心价值均在于豪放，那他为何偏偏学李而不学杜？其实，欧阳修所作《啼鸟》一诗可以回答这一问题。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可见，推崇儒家内实刚健之风的欧阳修对屈原的沉郁婉转不甚欣赏，因此，他在《与谢景山书〈景四年〉》中就不无批评地说：“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则多躁愤佯狂，失其常节，接舆、屈原之辈是也”。尽管他也承认杜甫诗格豪放，但毕竟杜甫的精神气质与屈原相似，诗风过于沉郁顿挫，健爽特征并不突出。在“尚健”的要求下，欧阳修当然要选择李白而放弃杜甫。

五 结论

“尚健”诗歌美学观是欧阳修对北宋中期诗坛贡献的核心价值观。对“尚健”诗风的追求和倡导，使欧阳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并引领一代诗风的转变。只有看到欧阳修诗歌美学的“尚健”本质，才能理解他劲健有为的儒家政治理想、直言敢行的人格追求与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才能洞悉他师承韩愈、李白而不喜杜甫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周裕铠：《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

关于重阳节的诗范文第4篇

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传说重阳节吃重阳糕可消灾除病，佩茱萸登高，可避邪恶。 《齐人月令》重阳之是日，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远。”

唐代王维《九月九忆山东兄弟》独为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晋代陶渊明诗如我心，九月九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京师谓重阳九月九日。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磕，出郭登高……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重阳节来源

重阳节，起源于战国时代，原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古人将天地万物归为阴阳两类，阴代表黑暗，阳则代表光明、活力。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是奇数，因此属阳，九月初九，日月逢九，二阳相重，故称“重阳”。

这一天，正值仲秋季节，天高气爽，是登高远眺，舒畅胸怀的好时光。中国历代许多文人雅士，每当此时，登上高处，一面饮酒，一面吟诗取乐，留下无数诗篇。

九月，严寒的冬关即将降临，人们开始添置冬装，他们也不忘在拜祭先人时烧纸衣，让先人在阴间过冬。这一来，重阳节便演变为扫墓及为先人焚化冬衣的节日。

重阳节庆祝方式

重阳节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是家人团聚的佳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的家人。在新加坡，仍有一部分会馆保留重阳节祭祖的习俗，叫做“秋祭”。

其他人士可以在这一天选择较有传统意义的庆祝方式，比如一家人或与友好相约到户外活动，既可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又能联络亲友之间的感情。

农历九月初九，月日均是九数，双阳相重，故名重阳节。重阳节作为一个以娱乐为主的节日，主要节俗活动是登高、赏菊、喝酒、插茱萸、还要吃糕。

其中最突出的节俗活动是登高，登高之俗始于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已，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作者将重九与重三相对，并指出了登高驱邪免祸的用意。唐代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中也作了描述：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又称“重九节”“茱萸节”。今天的重阳节，将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巧妙结合，已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我国在1989年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老人节，每到这一日，各地都要组织老年人登山秋游，开阔视野，交流感情，锻炼身体。

不少家庭的晚辈也会搀扶年老的长辈到郊外活动。

民间有许多庆祝重阳节的活动，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酒等。在民间，茱萸为“避邪翁”，为“延寿客”，两者结合，给重阳习俗以吉庆之兆。

重阳也叫重九，因为《易经》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古人认为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据文献记载，当时民间就有登高、饮酒的风俗。

我国人民对重阳佳节历来有着特殊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的佳作。如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李白的《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重阳节主要节俗活动是登高、赏菊、喝酒、插茱萸、还要吃糕。每到重阳节正是登高远眺，舒畅胸怀的好时光。重阳节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是家人团聚的佳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的家人。不仅如此，在我眼中的重阳节还代表着人们各种各样的丰富情感。

重阳节喜悦之情

重阳节更带给人们无数的欢歌与喜悦。诗人孟浩然就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整篇文章轻快活泼，洋溢着农家的生活情趣，一片宁静和谐，给人们带来了喜悦之情。在作者另一首作品“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中，表现出作者在重阳节登高时的喜悦之情，并希望朋友可以和自己一起欣赏美丽景色。

重阳节思亲之情

关于重阳节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岁时节令；唐代；长江中上游

岁时节令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人生礼仪、家族生活、闲暇娱乐、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所体现出的民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岁时节令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元旦节

“元旦”即每年的正月初一，作为一年之始，非常隆重，持续数日之久。新岁之首，万物复生，人们认为此时是“人道报本返始之始”，对祖先祭祀十分看重，或行家祭，或行墓祭。拜祭祖先的过程，这就是家族人伦关系维系强化的过程，元旦在当时的长江流域民间备受重视，人们燃放爆竹驱邪恶。荆楚地区元旦大致有以下较有特色的活动。一是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据《荆楚岁时记》载：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

相传“山臊”是一种四角怪兽，每隔365天就跑出来伤害人畜，但它怕光亮、红色和爆炸声，所以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争相燃放爆竹，来吓退山臊和恶鬼。为了祈求平安，人们在门户贴门神或插桃符来驱逐鬼怪。《荆楚岁时记》又云：“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ⅲ(第26页)后世之“桃符”驱鬼的民俗当由此而来。二是祈求吉祥。元旦通常是从除夕之夜子时算起的，方志记载人们在元旦开始活动的时间，一般写作“晨起”、“五鼓初”、“早起”、“鸡鸣起”、“夙兴”、“五鼓后”等，多是五更起来，然后准备一系列的活动。三是互相祝贺新年。《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拜年，是元旦的一项重要事项。人们拜祭祖先后，全家长幼依次拜长辈，此今也如此。四是饮椒柏酒，喝桃汤。《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一日)进椒泊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据此，当时荆楚一带已形成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饮食习俗，主要为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据说“屠苏”是一种药剂，《天中记》卷4“屠苏条”引《岁华记丽》云：

屠苏乃草庵之名。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夕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而不识其名，但名屠苏而已。

显然，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瘟疫的一种中药配剂，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晋人葛洪曾用细辛、干姜等泡制屠苏酒，还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泡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吃五辛盘也是为了健身，魏晋时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称为五辛，在元旦时，人们将这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发五脏之气。明代朱义《普济方》卷151引唐人孙思邈《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避疠气。”按现代科学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汗，对于预防瘟疫流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长江流域的先民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这一天。五辛盘是后世春盘、春饼的雏形，唐时，人们对五辛盘做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汇为一盘，号为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荐生菜”条引唐《四时宝鉴》中言：“立春日荐春饼生菜，号春盘。”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

元旦中还有一些固定的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以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饺子、年糕等。据《酉阳杂俎前集》载有所谓“汤中牢丸”。这里所说的“牢丸”恐即当时人们吃的“水饺”之类。

二、上元节

所谓“上元”即正月十五。古代称夜为“宵”，故此日之夜称之“元宵”。我们知道，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为春季、冬季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故又有“三元”之称。即所谓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为上元，有张灯结彩之俗，故又名之为“灯节”。《册府元龟》卷53《帝王部·尚黄老一》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月敕：

道家三元诚有科诫。……自今以后，两京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宰杀渔猎)。

另据《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会昌四年(844年)正月敕：“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日不禁。”知唐尊道家“三元日”已成惯例，有“断屠”之举。就“上元”节即元宵节而言，隋唐间人们的庆贺活动实已超过了宗教的范围。元宵节的节俗活动首先是观灯。《隋书》卷15《音乐下》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条下载：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

同卷下文又云，此种为庆贺节日的“百戏”，规模惊人，所谓“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各类演奏乐工达18000人，“大放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这是有关元宵节或以“百戏”歌舞，或以“炬火”等大加庆贺的较早记载，所说当然是京师一带，但在各地似同样存在。唐长江流域民间亦有上元日张灯以贺的习俗。据《全唐诗》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诗序称：

(襄阳)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亦天下一绝也。又《全唐诗》熊孺登《正月十五日江陵过夜》诗曰“楚郭明灯几处张”。李郢诗中也提到上元日“恋别山灯忆水灯，山光水焰百千层”。所写均为元宵灯节盛况。其次，元宵节的节俗活动之一为迎“紫姑”。《荆楚岁时记》载：“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事，并占众事。”)紫姑，何许人也，荆楚民众为什么要在正月十五日晚迎紫姑神，这里似语焉不详。但据隋人杜公赡为该书所作之注可知一二。公赡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曾援引刘敬叔《异苑》中有关紫姑的佚闻：

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尔，着以败衣，益为此也。据此，知“紫姑”原是一个受虐待而早逝的劳苦妇女，人们视之为“厕神”，在其亡日“迎之”，这一方面是给不幸者的亡灵以慰藉，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就年成、婚姻大事卜问神灵，以祈平安和丰年。《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知元宵节以豆粥祭门户和迎紫姑都是为了祝愿桑蚕丰收。宗懔记述荆楚民众迎紫姑神、占卜农桑的风俗，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广大民众对年成和富裕生活的祈望，也反映出农妇们对紫姑的敬仰和笃信。

有关唐代上元日的食俗记载不甚明确。似乎当时尚无元宵节吃“汤圆”之俗。我们知道，六朝时荆楚之地的人们习于此日喝一种豆制品。上揭《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作豆糜。”所谓“豆糜”或即豆粥之类。

而在当时的巴蜀一带，人们喜食一种粉果和焦健，焦健似是一种油炸的带馅的面点。据《太平广记》卷234"尚食令”条引《卢氏杂说》载一尚食局之造健子能手曾表演过此类制作方法，称此油炸之面点“其味脆美，不可名状”。知此期长江上、中游之间在元宵节的饮食民俗上也是不尽相同的。

三、寒食与清明节

寒食与清明是农历三月的两个节日。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庆祝活动也颇近似，此将二者合并起来加以讨论。

寒食节禁火，相传始于先秦时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至迟在魏晋时期，长江流域的荆楚地区已盛行寒食节。据《荆楚岁时记》载：

去冬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知寒食禁火在六朝时乃至以前已成风俗。至唐，长江流域更广泛存在此俗。《全唐诗》孟云卿《寒食》云：“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从此诗看，江南贫民“往往无烟火”，似乎并非是因寒食禁火之故。

有资料表明，唐代长江流域清明节与寒食节已融为一体，体现出综合性的节日特征，其主要的习俗约有以下数端。首先为扫墓。寒食扫墓历史悠久，但唐玄宗以前似一度禁止，可能是制止民间上墓时纵乐的行为。《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录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敕有云：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例程。

朝廷允许“寒食上墓”，但不得“作乐”，想必此后寒食扫墓得成为“例程”。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会昌二年(842年)二月条记：“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又《大唐六典》卷6都官郎中员外郎条：“宦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知唐代寒食日不仅官民有假，而且官户、奴婢等官贱民也有假日。寒食之俗王建《寒食行》诗说得十分具体，诗称：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牧童骑牛下冢来，畏有家人来洒扫……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

当时长江流域乡村民间寒食的节日情况如何呢?《全唐诗》徐凝《嘉兴寒食》诗云：

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回，唯有县前苏小小，无人送与纸钱来。嘉兴唐时属苏州，地处长江下游。但“家家拜扫”、为逝去的亲人送纸钱之俗当不仅限于此地。《全唐诗》所录宋之问《寒食江州满塘驿》、《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张说《襄阳路逢寒食》、窦常《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刘员外禹锡》、窦巩《襄阳寒食寄宇文籍》、杜甫《寒食》、《清明二首》、刘禹锡《酬窦员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韵》(卷361)、于鹄《襄阳寒食》以及王建《江陵使至汝州》等均言及长江上中游一带的寒食或清明节。

如上揭刘禹锡诗云“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张说《襄阳路逢寒食》诗言“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阳路”；王建《江陵使至汝州》诗云“回看巴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知寒食、清明节日在广大的长江上中游地区普遍存在。其次为“踏青”。清明正值春光明媚，是踏青的好时节。长江流域各地多有此举。《全唐诗》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诗曰：

几宿春山逐陆耶，清明时节好风光……醉踏残花屐齿香。风急岭云飘迥野，雨馀田水落万塘。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

来鹄，为晚唐著名诗人，曾长期游历于长江流域诸州郡，留下不少有关荆楚风俗的诗篇，如《鄂渚除夜书怀》、《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洞庭隐》等。前述其《清明日》诗未言作于何地，从其游历所及和诗中所提到的“岭云”、“万塘”等判断，应在江南。知在当时，江南一带民间在清明节前后踏青之俗与北方并无大别。其三为文体活动。唐代寒食、清明节盛行各种文体活动，甚至出现了“五人为火’，的戏班子。据《酉阳杂俎续集》卷3载：“(满川等)五人为火……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这种演艺活动当即民间艺人利用此节日以谋生即所谓“以求衣粮”的一种手段。

此外，本区的巴蜀一带还有一种称之为“蹙融”的棋类游戏。据《资暇集》卷中载：“今有弈局，取一道人行五棋，谓之蹙融。”又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小戏中，于奕局为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当然，这两种棋类，今已失传，其棋盘及着法已不可考。

此外，唐荆楚地区在寒食、清明节还流行斗鸡、打秋千和施钩等游戏。具见《荆楚岁时记》，。角抵这一节日体育运动在荆楚地区也可看到。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荆州百姓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不知这种“蹴鞠、角力”在本区是否已成风俗。

当时寒食节之食俗似主要有饧大麦粥。前引《荆楚岁时记》云：“(寒食节)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从其制法看，可能是将大麦熬成麦浆，煮熟后再将捣碎的杏仁拌入，冷凝后切成块状，食时浇上糖稀，如《玉烛宝典》卷2云：“今世悉作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别者一锡(疑为“饧”字)沃之也。”此或许即后世所说之“麦糕”，其中的原料大麦改以粳米代替。

四、端午节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端午是长江流域荆楚地区除春节外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历史上的荆楚文化区一直是介于北方诸文化区和南方吴越、巴蜀等文化区之间的一个中间型文化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兼收并蓄多种文化因素包括风俗习尚，并通过为历史传说人物立祠奉享，或围绕一个传统的小型节会活动聚会多种习俗因子等途径，渲染、升华和组合出一个又一个大规模的节庆来。端午节的形成途径便是这样。

我们认为，端午节的由来，大体是荆楚之地的人们将中原民族以祈雨拜龙为主要内容的夏至节和南方水居民族传承已久的龙舟竞渡风俗，以及先秦楚人口角黍类熟食投獬豸神兽的习俗，纳为五月五日(或五月十五日)吊享屈原的节日活动内容，并赋予竞渡活动以拯救屈原和为屈原招魂的新的涵义。

端午的节俗很多，各地也不尽一致，以荆楚地区而言，则主要有几种习俗。

一是所谓“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下之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隋书·地理志下》也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竟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隋唐嘉话》卷下也说“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我们注意到，唐代长江流域赛龙舟一般是由水乡人民自发进行的。元稹的《竞舟》诗描写了民间竞渡风俗和竞渡之前的准备工作。诗中写道：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年年四五月，蚕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仇。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画蠲来四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这首诗虽然是以讽喻的手法，告诫人们不要为竞渡而妨农害时，但它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江南水乡竞渡的民俗史料。

端午节的食品之一是精制“角黍”。这是荆楚地区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其意在祭奠屈原。对此，梁吴均《续齐谐记》言之甚明，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

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吴均这里讲述了筒粽改楝叶粽的由来和投粽于水的目的。那么，粽子为什么又称作“角黍”呢”，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1“裹黏米”条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黏米，名日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之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粟、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古词云：‘角黍包金，香蒲切玉’。”这种粽子的由来或称谓可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谷部四·粽》(第78页)，无须详说。

有资料表明，荆楚地区端午精制的粽子除了投入水中以祭奠屈原外，还有其它用途，诸如节日自食，馈赠亲朋，祭祀祖先，小儿佩戴避邪和送斋僧道等。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又证实民间信仰的多功能的特色。

端午时期的又一民俗活动是采药、悬艾和饮菖蒲、雄黄酒。悬艾之习在荆楚地区较为普遍，《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云：“以五彩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有资料表明，这种习俗以后仍存在。唐代虽缺乏此类记载，但结合以后的事例，可以判断其是早有渊源的。

我们认为，端午节俗体现了唐人的民俗观念及对时间的理解。端午的节俗很多，无论是悬艾、佩彩丝、食粽，还是竞渡、采药，都脱离不了其避灾除祸的原始意义。

五、中秋节

八月十五日正值三秋各半之时，故称“中秋”。中古时期民间逐渐形成一以赏月、拜月以及后世吃月饼等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唐代诗人欧阳詹《玩月诗序》日：

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况埃盖不流，大空悠悠，婵娟裴回，桂华上浮，升东林，入西楼，肌骨与之疏凉，神气与之清冷。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关月亮的记述甚多，以嫦娥奔月的故事最为著名。月亮神话传说在民间演变为中秋赏月之俗。不过这种风俗在唐以后南北地域内均普遍存在，这里可略而不论。

六、重阳节

“重阳节”即夏历的九月九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称“重九”，又因日月逢九，两九相重，故称“重阳”。民间于是日久有庆贺之俗。主要活动有登高、佩插茱萸、赏菊、食糕等。

登高之俗始于西汉。

佩插茱萸作为重阳节的另一项重要习俗也早见于汉代，知六朝江南多处有此俗。

至唐代，此风更盛。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早脍炙人口，所说正是重阳登高、插茱萸事。而唐代帝王们在重阳节既要登高游宴，又要赏菊赋诗，还想射箭游猎，很显然一天时间是不够用的。因此重阳节不是一天，而是两天或三天。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李白居湖北安陆时作《九月十日即事》诗曰：“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正谓此。《御定佩文斋广群方谱》卷5“登高条”引孙思邈《千金方·月令》，视重阳登高为一项重要活动，称：

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归。

参据王维《奉和重阳节上寿应制》、王缙《九日作》、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皇甫冉《重阳酬李观》诗可知唐代重阳前后登高、佩茱萸，饮酒之风是十分普遍的。如王维《九日作》云：“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无。”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辟恶酒，汤饼茱萸香。”均可见唐人几乎是无菊无酒不重阳。

七、除夕节

除夕作为一岁的最后一日，也是新年的前一日，是世俗间相沿已久的重要节日，除旧迎新是除夕节的主旨。除夕有一系列的节俗活动。可简述如下。

首先除夕要更换桃符、春联、门神，并有一些其它门饰。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称有神仙兄弟二人，一名神荼，一名郁垒，居于风景秀丽的度朔山下，他们把祸害人间的恶鬼都用苇索捆起来让虎吃掉。这个传说恐在当时广泛流行于民间。因此为防止恶鬼进家，削桃木梗制成神荼、郁垒两人形象，立于门上。于是便产生了中国门神的雏形。至魏晋南北朝，时人认为刻木为人形太麻烦，于是削成一块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人的名字。把这块桃木板挂在门上，称之为“仙本”或“桃符”。此已见前引《荆楚岁时记》。宋人王安石《元旦》诗所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疃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和“旧符”，都是指辟鬼祛邪的“桃符”。与此相关联的是举行驱鬼除瘟疫的仪式——逐傩。关于逐傩，前文已述。此再略加补充。《太平御览》卷17引《荆楚岁时记》云：“卒岁大傩，殴除辟厉……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碟雨散，则瘴必毙。”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渐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予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渐为合沧耳也。”前为六朝时事，后者为唐代。宋代及以后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