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持之以恒的名言范文第1篇

因在其加V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中连续十多条信息，指称北京大学院长、主任、教授与梦桃源公司女服务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由此发出了“北大淫棍多”的感叹，有着“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之谓的长江学者、中组部“”入选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邹恒甫，2012年9月被北京大学、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诉至法院。2014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认为邹恒甫存在主观过错，实施了对北京大学及梦桃源公司的加害行为，导致北京大学、梦桃源公司的社会评价明显降低，且其行为已超出了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边界，构成了对后两者名誉权的侵害，因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该院因此驳回了邹恒甫的上诉，维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于同年8月20日作出的一审判决，即判决邹恒甫删除涉事微博并在其微博首页连续七天公开向二原告赔礼道歉，为后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出身卑微但成就惊人

邹恒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据公开资料显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他，于1962年5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其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普通农民，因母亲体弱多病，加之兄妹较多，在他早年家里日子过得很是拮据。上学后他曾利用假期帮人看过果园，养过蚕，以此赚些学费。1977年恰逢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年仅15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成为武大新生中年龄最小者，因而在家乡被传为美谈。

刚上大学时邹恒甫学的是历史，可不久就被调到比较冷门的经济系。1982年，刚大学毕业的他未考托福和CRE，仅凭自己向哈佛、斯坦福、威斯康辛等国际知名大学发出留学申请，便幸运地成为了美国啥佛大学经济系的留学生。在哈佛，他学到了许多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真正领略到了经济学的魅力，并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及哈佛商学院研究处研究助理。1989年从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他应聘进入世界银行工作，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的中国青年专家。

从1990年开始，立志回国报效的邹恒甫便在国内积极奔走，寻找传播经济学前沿理论的基地。1993年，他受聘于自己的母校——武汉大学，创建并担任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开始了异常艰难的办学历程。如今这里已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

1997年，邹恒甫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任、讲座教授：1998年12月至2007年5月间，他又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系主任、董辅口讲座教授，其中2000年成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及浙江大学数理经济学项目顾问，2005年5月兼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合主任，2006年兼任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实验班名誉顾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数理经济金融实验班顾问；2007年10月，他出任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鹏城社会科学讲座教授，同年12月兼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非洲贫困研究所联合主任。2008年，他受聘担任非洲农业绿色革命基金工作组成员，成为朝圣山学社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他成为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还有资料显示，邹恒甫曾任《美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杂志》、《国际经济评论》、《经济学和统计学杂志》、《发展经济学》等杂志的审稿人，现任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等，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增长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和美元化问题、对转型性经济的研究、收入分配等。他在2003年的世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排名中名列第247名，2004年被《世界商业评论》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10个经济学家”之一，2014年被总部设在瑞典的经济研究机构-IDEAS/RePEc排名为近十年全世界经济学家第47位、华人经济学家第1位，因此有了“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全球华人排名第一的经济学家”等美誉。

“狂人书生”微博爆猛料

尽管在国际学术界早已名声斐然，但在国内，邹恒甫的名头却不是很响亮，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直被称为“最低调的经济学家”，央视等诸多媒体想采访他都吃过闭门羹。而另一个稍显隐秘的原因或许在于：在国内经济学领域经常发声的知名专家们，一般都是被戏称为“三纲五常”的樊纲、易纲、胡鞍钢和张五常，以及被调侃为“林海张扬”的林毅夫、海闻、张维迎和杨小凯等，而在邹恒甫看来，这些原本的经济学人大都已经不再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了，而是几乎都成了“媒体经济学家”或“官僚经济学家”，他不屑于与这些“砖家”们为伍。这种在学术上不肯低头甚至“不识时务”的清高态度，为邹恒甫赢得了“狂人书生”的诨号，圈内人也因此都不太买他的账。

邹恒甫之“狂”，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同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吴敬琏于1983年在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茅于轼于1986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因他们去美国都比自己晚，邹恒甫就时时处处都叫吴敬琏为“小师弟”，并声称“茅于轼乃我学弟”，甚至还称2008年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是我的晚辈”，原因是他比林毅夫更早到世界银行工作。但从年龄上来说，邹恒甫才是地地道道的“小兄弟”或“晚辈”，因为茅于轼年长他33岁，吴敬琏年长他32岁，就连林毅夫也年长他10岁。

邹恒甫的代表作之一是《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这说明他很享受“狂人”之谓。于是在近年里，他经常“口出狂言”，要么发出“乌鸦嘴经济学家横行”的呐喊，要么点名炮轰那些“十多年没搞学术了”、“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的一些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指责那些“走穴捞钱”的所谓“经济学家”其实都是“不学无术，误国误民”。他甚至公开表示：“在美国，只有当一个经济学家水平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才敢在公众面前充当导师。再看看我们国内经济学界，这些人哪里是经济学家？我看他们只能叫‘经济分析师’。什么‘首席经济学家’？我看不如叫‘首席巫师’更准确！”

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的邹恒甫，还爱说自己是“走狗”。他说：“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汉大学的走狗和癞皮狗。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

经常狂性大发的邹恒甫还不仅公开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们的职业操守，也不时将炮口指向了一些学人的失当言行。2012年8月21日9时19分，邹恒甫便在其实名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条微博称：“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又连发了多篇内容类似的微博。

在邹恒甫第一条微博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该微博就被转发了近3万条，评论也超过了5000条。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蒋朗朗后来回应称，北大并无邹恒甫所说的事，北大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北京大学还于同年8月31日授权北大新闻中心关于“邹恒甫微博”所涉及内容的第三次声明，称北大已经起诉邹恒甫，起诉书已递交海淀法院。

两审法院认定名誉侵权

在邹恒甫“北大淫棍多”的微博两天后，北京大学新闻中心于同年8月23日表示，北大已成立专门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并已责成北京大学纪委监察室调查核实，希望邹恒甫对调查核实工作给予支持配合并提供相关证据。邹恒甫却在微博上称，自己手头确实有一些线索，但他“只跟中纪委谈”。不过到了8月30日，他又在微博上改口称：“我笼统地写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在梦桃源淫乱当然是太夸大了，我当然是指我了解到的少数院长副院长教授如此淫乱。我说话往往夸大，这是我的一贯风格！”

2012年9月7日及2012年9月24日，北京大学及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以前述微博言论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先后将邹恒甫诉至海淀法院。不过此事随后便没了下文，直到2013年12月24日，准备赴美国与家人团聚过圣诞节的邹恒甫才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了，原因是海淀法院对他作出了边控决定。2014年1月20日，此案在海淀法院一审开庭，邹恒甫未出庭应诉，由其辩护律师出庭。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调解。2014年8月20日，该案在海淀法院一审宣判，邹恒甫被判连续七天通过微博向北大及梦桃源公司道歉。

一审官判后，邹恒甫发微博称自己对判决结果感到非常失望和遗憾，他将坚持上诉，并表示“对于教育界所存在的问题大家有目共睹，是非曲直自在大家心中”。经由邹恒甫上诉，此案二审于2014年12月9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因“北大副教授余万里被举报与女留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致其怀孕”的丑闻刚出，邹恒甫的人便将此事的相关报道作为最新证据提交给法庭，以证明“北大淫棍多”之说并非“诽谤”。人还表示，邹恒甫自始至终没有把北京大学作为直接批评对象，仅批判了其少数“院长、主任、教授”，且他微博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和学术风气的担忧，希望通过网络监督与批评的方式促使北京大学管理层及梦桃源公司加强管理，形成好的师风学风，因此他只是说出了事实真相，并不存在侮辱、诽谤等情形。

同年12月23日，北京一中院对该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这起名誉侵权案终以邹恒甫的败诉而告终。

案后点评

关于持之以恒的名言范文第2篇

关键词：恒先 周易 道家 先秦

《周易》虽然长期被公认为儒家首要经典，但它与道家在许多层面同样灵犀相通。上博楚简《恒先》这篇道家新文献就是又一个新佐证。[①]《周易》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恒先》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参照，这就再次显示出《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永恒思想魅力。本文即试图以《周易》为主要参照，来对《恒先》中的一些词句略作疏释，以就正于读者方家。

一、恒先无，有朴、静、虚：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

绝大多数学者读此句为“恒先无有，朴……”，我认为应读为“恒先无，有朴……”，其证有六：（1）“无”与“虚”古韵同属鱼部，正好押韵，而“有”属之部，与“虚”不很谐韵。古文献中“虚静”（含“虚”与“静”并举之例）比“静虚”（含“静”与“虚”并举之例）更为常见，《恒先》下文即有“虚静”，在此用“静虚”而不用“虚静”，当即有与“无”押韵之故。（2）读“恒先无，有朴、静、虚”，则以“恒先”为“恒”之“先”、以“恒”为“道”更加顺理成章，更合文本原义，该篇下文“气是自生，恒莫生气”即是明证。（3）相对而言，在道家的文献中，“无”的名词意味更浓，如《老子》十一章的“当其无，有车之用”和四十章的“有生于无”，《庄子·天地》的“泰初有无”；“无有”的动词意味更浓，如《老子》十九章的“盗贼无有”。考虑到《恒先》与《老子》在遣词造句和思想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内在关联，《恒先》此句之“无”与《老子》“有生于无”、《庄子·天地》“泰初有无”之“无”更加相似，如此理解更合文义。（4）读为“恒先无，有朴……”，则其中之“恒”、“无”、“大”与下文“有气焉有有”之第三个“有”、“唯一以犹一”之“一”，正好与《庄子·天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②]密切应合，如同《老子》与之密合一样。（5）《庄子·天地》云：“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名。”其“泰初有无”与“恒先无”正相对应，[③]“泰”与“恒”正相对应，[④]“初”与“先”正相对应，“有无”与“无”正同。（6）这两种读法在语意上的差异微乎其微，但相对而言，读“恒先无，有朴……”，文气更加顺畅，文义更加明达，文法更合常规，与《恒先》全篇和整个中国思想史更加契合。因此，读“恒先无有，朴……”虽然亦无不可，且“无有”确为古代文献所习用，但其文气有些不顺，不如读“恒先无，有朴……”文从字顺，韵谐意通。浅野裕一先生读法相似。[⑤]

李零先生已指出，“恒先”也见于帛书《道原》开篇，[⑥]并云：“‘恒先’是‘道’的别名。……就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作为永恒创造力的‘道’。”李学勤先生主张：“‘恒先’在此应当连读，作为一词……‘恒’与‘常’通。所以‘恒先无有’即‘常无有’。”[⑦]庞朴先生则认为：“或谓恒乃常，‘恒先无有’即‘常无有’，不确；以‘先’字无着也。”[⑧]

以“恒先”连读，作为一个复音词，固无不可，但鉴于“恒先”在古文献中极为罕见，帛书《道原》虽有一例，但颇可疑，[⑨]而“恒”与“常”则互通[⑩]，在古文献中常用作“道”的同义词，故在此以“恒先”为“恒”之“先”，以“恒”为“道”，似更合文义，该篇下文“气是自生，恒莫生气”即是明证。在文献中“常”和“恒”皆可直接指代“道”，如《老子》第十六章“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国语·越语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帛书《经法·论约》“不循天常”，《庄子·天道》“天地固有常矣”，《荀子·天论》“天行有常”，等等。考虑到古文献因避汉文帝讳有改“恒”为“常”之例，许多“常”也许原本就作“恒”，而在帛书《老子》和楚简《老子》中，通行本《老子》中的“常”即多作“恒”。陈鼓应先生已经提到：“帛书《老子》‘恒’字出现28次之多”。[11]

从文字学上来考察，“恒”字渊源甚古。殷人先祖即有一位王恒。[12]《周礼·春官·司巫》：“国有大烖，则帅巫而造巫恒。”其以“恒”为名，说明“恒”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字。今本《归藏》、《周易》和帛书《周易》皆有“恒”卦。王家台秦简《归藏》有“恒我”卦，多数学者认为“我”系衍文，林忠军先生则提出“我”“决非衍文”。[13]无论如何，其与今本《归藏》、《周易》和帛书《周易》“恒”卦的紧密相关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今本《周易》和帛书《周易》中，“恒”卦都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14]在今本《周易》中，“恒”卦是第32卦，为下经第一对卦之一。在帛书《周易》中，“恒”卦也是第32卦，为上半部经之殿卦。同时，今本《周易》对“恒”卦的义理内涵给予了鲜明深入、热情洋溢的阐扬。其卦辞曰：“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九三爻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彖传》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通行本《周易·系辞上》之“大极”在帛书《系辞》中作“大恒”，也许不只是一个偶然的笔误或混用，而可能有某些值得深思的思想意蕴。

《尚书·汤诰》：“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帛书《经法·道法》：“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帛书《经·三禁》：“行非恒者，天禁之。”《庄子·庚桑楚》：“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时雨进退，亡有常恒。……建恒怀民，五正乃明。”由此可见，与“恒”相关、以“恒”为重的文献不胜枚举，足证“恒”在古人（尤其是古楚人）心目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饶宗颐先生就此指出：“‘恒’的道理，在楚人的著作和记录中，特别流行，……楚俗对于‘恒’这一观念的重视，殊非偶然。”[15]由此可见，以“恒”为最高范畴的《恒先》再次现身楚地，当亦殊非偶然。

全句意为，“恒”（道）起初是“无”（但这个“无”不是啥也没有），它以“朴、静、虚”的形式“有”（存在）着，而这个“朴、静、虚”不是一般的“朴、静、虚”，而是最高程度的“朴、静、虚”。郭齐勇先生指出：“《恒先》首句偏重于讲道的原始性、绝对性、无限性、先在性、超越性、终极性，是最高的哲学抽象，偏重于讲道之体。”[16]陈静先生主张：“道家对人类文明持发生说的立场，需要以宇宙之初的朴、静、虚、一来对应于人类文明发生前的淳朴，以此建立起‘反朴归真’的‘反’的思路。”皆精当可从。

二、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

“往”指“始”后生生不息、充满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的永恒化生过程，相当于《老子》第二十五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之“逝”、“远”。帛书《经·本伐》：“道之行也，由不得已。由不得已，则无穷。”《周易·系辞上》：“往来不穷谓之通。”《周易·序卦》：“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有始焉有往”与下文“求欲自复”遥相呼应，正合《周易·泰·九三》“无往不复”之理。

三、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

1、复：返也，返回，返本归真。《尔雅·释言》：“复，返也。”《周易·复》：“复：亨。”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复者，归本之名。”《周易·复·彖》：“‘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周易·杂卦》：“复，反也。”

2、复生之生行：返回天生本真的生长正道。《老子》第十六章：“夫物云云，[17]各复归其根。”《周易·乾·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朱熹《本义》：“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周易·序卦》：“复则不妄矣。”《庄子·齐物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复”在《周易》和道家文献中是一个重要范畴，在《恒先》中亦然。在其短短512字[18]的正文中，包含“复”的命题就有“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唯复以犹复”，“恒、气之生，因复其所欲；明明天行，唯复以不灋”，“举天下之生同也，其事无不复”，等等，且都是一字千钧，掷地有声，足见其非同寻常。董珊博士就此指出：“《恒先》认为‘复’是天之运行的最根本原理和动力所在，唯有‘复’的存在，‘天’才能得以正常运行而不废止。”

在《恒先》等道家文献看来，“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即万物本有天赋自身的本真之道，但事物在自身欲求的驱使下，常常会偏离其本真之“所然”、“所可”，与此同时，所有事物又都“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都想要返本归真，返回天生本真的生长正道，事物就在这种内在张力中逐渐成为其自己。传世道家文献常见这种思想，甚至所用语汇都很类似，如《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庄子·秋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在宥》：“万物云云，各复其根。”

四、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

1、神：神妙莫测。《周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易·说卦》：“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2、云云：迄无确诂，联系上文“浊气生地，清气生天”，及《老子》第三十二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周易·泰·彖》“天地交而万物通”等，“云云”当借为氤氲或絪缊，或读如字，指天地阴阳二气交感绵密之状。《周易·系辞下》：“天地絪缊[19]，万物化醇。”陆德明《经典释文》：“絪，本又作氤，同，音因。缊，本又作氲，纡云反。”李鼎祚《集解》引虞翻云：“天地交，万物通，故‘化醇’。”孔颖达《疏》：“絪缊，相附着之义。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气絪缊，共相和会，万物感之，变化而精醇也。天地若有心为二，则不能使万物化醇也。”朱熹《本义》：“絪缊，交密之状。醇，谓厚而凝也，言气化者也。”来知德《集注》：“絪，麻線也。缊，绵絮也。借字以言天地之气缠绵交密之意。醇者，凝厚也，本醇酒，亦借字也。天地之气本虚而万物之质则实，其实者乃虚气之化而凝，得气成形，渐渐凝实，故曰‘化醇’。”王夫之《内传》：“絪缊，二气交相入而包孕以运动之貌。”高亨《大传今注》：“絪缊借为氤氲，阴阳二气交融也。”诸说虽略有差异，但于“絪缊”则异曲同工。

有学者似受《老子》第十六章“夫物云云”、《庄子·在宥》“万物云云”等的影响，而训“云云相生”之“云云”为众多、万物。此训虽然亦似可通，但终觉于义未洽，与上下文不太谐调，显得较为突兀。李锐先生说：“《恒先》篇谈到了天地，虽没有明说万物，但是其‘云云相生’，也暗含有‘万物’之意。”[20]也仅仅可以说“暗含”而已，恐不可把“云云”直接训为万物。然而，如果以“气信神哉”之“气”（天地阴阳二气）为“云云相生”的主语，将“云云”训为天地阴阳二气交感绵密之状，则与上下文及中国思想史契合无间。

全句意为，元气中的重浊之气生成地，轻清之气生成天。气真是神妙莫测啊！阴阳二气会合交融，二气及其生成的万物就充盈于茫茫天地之间。

五、明明天行，唯复以不灋。智既而亡思不天。

1、天行：天道。《周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引之《经义述闻》第二“乾行也”条：“《尔雅》：‘行，道也。’天行谓天道也。《晋语》：‘岁在大梁，将集天行。’韦昭《注》曰：‘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将成天道也。’是古人谓天道为天行也。天行健，地势坤，相对为文，言天之为道也健，地之为势也顺耳。……若解为运行之行，则与地势之势文不相当矣。《蛊·彖传》：‘终则有始，天行也。’《剥·彖传》：‘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复·彖传》：‘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皆谓天道。”

“灋”读为廢，废止。“明明天行，唯复以不灋”意为，昭昭天道，只有返本归真之道永远不会废止。

2、智既而亡思不天：人的所谓智慧一旦停止肆意妄用，则其思想没有不合天道、通于神明的。“亡思不天”与《周易·乾·文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光辉命题相得益彰，正可相互发明。

这种绝弃人的小聪明以遵循天道、顺其自然而为的思想是道家的典型特征，在道家文献中俯拾即是，如《老子》第十六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庄子·大宗师》：“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天地》：“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道》：“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鹖冠子·天则》：“天者，捐物任事，故能莫宰而不天。”《鹖冠子·度万》：“天者神也，……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言其然物而无胜者也。”《淮南子·原道》：“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圣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与造化者为人。”

“智既而亡思不天”与该篇“先者有善，有治无乱；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密切相关，可以结合起来看。正因为《恒先》作者有对“先者有善，有治无乱；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忧患，所以才会提出“智既而亡思不天”的光辉命题。它反映了《恒先》作者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家对人类智慧及其所创造的文明的冷静反思和根本怀疑，对这种所谓智慧和文明的异化倾向的深邃洞见和严厉批判，以及对人类克服异化、重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的殷切期望和无限神往。

此句李零先生读作“知既而荒思不殄”，庞朴、廖名春、郭齐勇、陈静诸先生从之。李锐先生读为“知几而亡思不天”。[21]丁四新先生倾向于读“知既而亡思不天”。[22]亦皆可通。

六、凡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学比焉。

1、疑：当读为拟（擬），训为摹拟，拟度。“疑”与“拟”常可通假，如《周礼·春官·司服》：“为大夫士疑衰。”郑玄《注》：“疑之言拟。”《庄子·天地》：“博学以拟圣。”《淮南子·俶真》“拟”作“疑”。

《说文》：“拟，度也。”段玉裁《注》：“今所谓揣度也。”《礼记·燕义》：“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郑玄《注》：“疑，自下上至之辞也。”孔颖达《疏》：“疑，拟也，是在下比拟于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辞也’。”《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云：“自上议下称拟。”圣人须以很高的视点总览洞察天下之赜，然后才能“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故曰“自上议下”。韩康伯《注》：“乾刚坤柔，各有其体，故曰‘拟诸形容’。”孔颖达《疏》：“‘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者，‘赜’谓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而拟诸其形容’者，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见此刚理，则拟诸乾之形容；见此柔理，则拟诸坤之形容也。‘象其物宜’者，圣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若象阳物，宜于刚也；若象阴物，宜于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此以“拟度”释“拟”。程颐曰：“圣人见天下深远之事，而比拟其形容，体象其事类，故谓之象。”[23]此以“比拟”释“拟”。

《周易·系辞上》：“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韩康伯《注》：“拟议以动，则尽变化之道。”孔颖达《疏》：“‘拟之而后言’者，……圣人欲言之时，必拟度之而后言也。”程颐曰：“拟度而设其辞，商议以察其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也。”[24]皆释“拟”为“拟度”。

“妄言之”即常语“姑妄言之”。《庄子·齐物论》：“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先者有疑，妄言之”与《周易·系辞上》“拟之而后言”颇为吻合，应该不是纯粹的巧合。此是“先者有疑”之“疑”当借为“拟”的又一明证。

2、比：顺从，择善而从。《周易·比·彖》：“比，辅也，下顺从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曰：“下比于上，是下顺也。”《诗经·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杜预《注》：“比方善事，使相从也。”《庄子·田子方》：“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帛书《经法·大分》：“下比顺，不敢敝（蔽）其上。”

全句意为，举凡人为的语言名物，前人拟度天地万物，姑妄言之，后人就加以效法，择善而从之。全天下的名虽然都是虚有的，都是人为树立的，但因为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约定俗成，所以这些名仍然不可随意更改。

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中，正如《恒先》一样，我们随处都能看到关于名实问题的精辟论述，足见名实问题是当时学者普遍关注的一大学术热点。这主要是因为，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剧烈转型的重大过渡时期，社会整体失范，处于极端无序状态，礼坏乐崩，乱象环生。在此情境中，名实问题便自然会受到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家的竞相关注和探讨，而对名实问题探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正名”（《论语·子路》）使社会重返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的有序发展轨道。

[①] 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87－299页。下引李零先生说即出此书，不再出注。

[②] 张岱年先生说：“‘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昔人或以常无有三字分读，甚是，而太一二字亦应分读，谓太与一。”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钟泰先生所见略同，见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5－786页。

[③] 见董珊：《楚简〈恒先〉初探》，“简帛研究”网2004年5月12日。下引不注。

[④] “泰”与“太”古通，“太”、“恒”皆可指道，故曰“泰”与“恒”正相对应。

[⑤] 浅野裕一：《上博楚简〈恒先〉的道家特色》，《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⑥] 帛书《道原》的原整理者释为“恒无”，李学勤先生改释为“恒先”。见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⑦] 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下引不注。

[⑧] 庞朴：《〈恒先〉试读》，“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6日。下引不注。本文简序即从庞先生。

[⑨] 例如，丁四新先生认为：“帛书‘恒无之初’一句肯定不能破读为‘恒先之初’。”见丁四新：《有无之辩和气的思想：楚简〈亘先〉首章哲学释义》，《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陈静先生指出：“其实从文义上看，读成‘恒无’更好一些。”见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第七章，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下引陈说不注。

[⑩] 《尔雅·释诂》、《说文》：“恒，常也。”《玉篇·心部》：“恒，常也，久也。”《玉篇·巾部》：“常，恒也。”《周易·乾·文言》：“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恒”与“常”互文义同。《周易·坤·彖》：“先迷失道，后顺得常。”“道”与“常”互文义同。

[11] 陈鼓应：《〈系辞传〉的道论及太极、大恒说》，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第71页。

[12] 参阅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

[13] 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

[14] 见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25页；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5] 饶宗颐：《帛书〈系辞传〉“大恒”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

[16] 郭齐勇：《〈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下引不注。

[17] 此句各本多有差异，今从景龙碑、遂州、敦煌伯2255、2329、2584、斯798、6453、6825诸本。

[18] 据李零先生统计的各简字数，再加李学勤先生所补“往”字和廖名春先生所补“作焉有事”之“作”字得出。见廖名春：《上博藏楚竹书〈恒先〉新释》，《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下引不注。

[19] “絪缊”，《说文》所引有异文。

[20] 李锐：《“气是自生”：〈恒先〉独特的宇宙论》，《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

[21] 李锐：《〈恒先〉浅释》，“孔子2000”网2004年4月17日。

[22] 丁四新：《楚简〈恒先〉章句释义》，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8页。

关于持之以恒的名言范文第3篇

自2016年4月11日以来，短短4个月，恒大就连续三次举牌，共耗资9.57亿元，持廊坊发展15%股份，并曾一度成为后者第一大股东。廊坊发展的股票也随之起舞，并被投资者称为“恒大概念股”。

廊坊发展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恒大究竟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对其连续增持？这场股权争夺战的后续发展会怎样？对《投资者报》记者的采访，两家公司均未能正面回应。

股权狙击战

短短4个月，恒大已对廊坊发展连续三次举牌。

4月11日～12日，均价15.3元/股，合计2.91亿元，持股比例5%；

7月27日～29日，均价14.06元/股，合计2.67亿元，增持4.99%；

8月4日，均价20.98元/股，合计3.99亿元，增持5%。至此共耗资9.57亿元，持股15%，一度超过廊坊发展第一大股东廊坊控股（当时持股约13.34%），成为第一大股东。

但是，在恒大成为廊坊发展大股东的路上，后者控股股东廊坊控股一直甚为警惕，对恒大展开狙击。

自4月恒大对廊坊发展第一次举牌之后，廊坊发展就一度停牌试图重组。但因没有找到合适的重组资产（原计划将一家县城地产企业作为重组对象）且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最终重组失败，因半年内不得再进行资产重组，后只能选择在二级市场增持股份的方式。7月18日，廊坊发展的控股股东廊坊控股表示，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在5000万元～5亿元之间。

但此公告不过10天，恒大就再度举牌，共持股占10%。

而恒大第三次举牌并成为第一大股东之后，廊坊发展仿佛“如临大敌”，不仅申请十日特停，并在8月10日公告称，控股股东廊坊控股于8月5日、8月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分别增持公司股份约54万股、630万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8%，总金额约1.67亿元，以15.3%的持股比例再度成为廊坊发展第一大股东。

除增持公司股份之外，廊坊发展还将原本计划在8月3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延至8月10日，并临时增加了11条议案（原只有提前偿还大股东借款一项）。最终，提前偿还大股东借款和新任10名董事等11项议案获得通过。董事的增选为短期内重新改选增加了难度，即使有第三者成为第一大股东，廊坊控股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继续控制廊坊发展。

但是，最为关键的修改公司章程议案以2%的差距未获通过。

廊坊控股提出的修改公司章程议案曾被认为是为恒大设置的“防御工事”，其内容为：

第一，增设1名职工董事，职工董事从2名增加至3名，董事会成员从10名增加至11名；而职工董事名义上代表国资职工利益，实际代表大股东利益。

第二，修改董事会改选办法，每年只能改选职工董事外两名或三名董事。使得大规模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难度大幅增加；

第三，在廊坊发展设立党组织机构，使党组织在公司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经营开展工作。

廊坊控股本想通过这些章程的修改来进一步确保其未来在廊坊发展中的绝对话语权，但并未成功。

恒大在股东大会中也参与了投票，不过，对于外界密切关注的恒大未来是否会继续争取廊坊发展控制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恒大在8月10日也对上交所有关问题的问询做出回复，称“暂时不会对廊坊发展现状进行单方面改变，且暂时并没有取得廊坊发展控制权的明确计划”。

恒大在回复中表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廊坊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城市，而廊坊发展又是廊坊市重要的上市公司，所以恒大地产看好未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前景，看好廊坊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恒大地产入股后所可能形成的良好协同效应。”

不过，恒大虽暂没有取得廊坊发展控制权的明确计划，但称“在未来12个月内将继续增持廊坊发展，且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并随着增持计划实施，不排除获取实际控制权和参与管理的可能，也不排除改变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的可能。”

这又再度给这场股权争夺战留下了悬念。

但是，在针对关于是否对廊坊发展主营业务调整、是否进行资产重组和是否修改公司章程等问题，恒大全部给出否定答案，不会做出上述举动。

而廊坊发展于8月9日，申请紧急停牌，停牌申请很快获得批准，但随后，8月12日，廊坊发展复牌并继续涨停。

空心化的“实业公司”

这场胶着的股权争夺战的主角，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廊坊发展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恒大为何盯上了它？

2011年6月份，廊坊控股受让北京卷石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5005万股ST建通股份成为大股东，后者于当年更名为廊坊发展，主营业务变更为建材、钢材销售。但是随着钢材价格暴跌，廊坊发展就一直处于颓势，业绩连年亏损，业务逐渐空心化，董事长也在2013年之后的三年内连换四任，管理层动荡不安。

据廊坊发展2015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5年该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5163万元、3968万元和1173万元，下滑明显。盈利状态也不稳定，2013年大幅亏损5062万元，2014年靠投资扭亏盈利3968万元，2015年又再度大幅亏损6415万元。全年负债1.79亿元，其中1.5亿元为向大股东廊坊控股委托贷款。

而在最新的2016年半年报中，廊坊发展在2016年前6个月虽营收1651万元，同比增长1093%，但净利润继续亏损1429万元，若下半年没有挽救措施加以扭转，将面临ST风险。

为何前半年营收与净利润相差这么大？廊坊发展对此解释称，净利润亏损是由于股票投资亏损及增加借款利息所致。

2015年，廊坊发展曾因投资证券和信托理财赚得盆满钵满。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为1173万元，在投资上的收益就达到了1102万元，当时廊坊发展持有的股票数量就高达70只。但是，今年上半年，随着股市的一系列震动，廊坊发展已在证券投资方面亏损713万元。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廊坊发展业务的空心化，变成了一家靠投资挣钱的“实业”公司。

土地资源与“壳”资源

那么，恒大究竟看上了廊坊发展什么呢？

廊坊发展虽主营业务越来越差，但自2011年廊坊市国资委下属的廊坊控股成为大股东以来，它就成为了廊坊市下属唯一上市平台，是之后资本运作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且大股东廊坊控股有着大量的土地资源。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概念的提出，廊坊发展一直被资本市场看好，即使业务空心化，股价表现也很突出。

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大股东廊坊控股就酝酿将旗下园区管理业务注入廊坊发展，但因管理层突然发生动荡以及市政府虽有丰厚的土地资源但没有很好的经营管理人才，一直被耽搁，无法顺利实施。

2013年12月，廊坊发展遭遇了第一轮人事动荡，原董事长鲍涌波被带走调查，其旧将也悉数离开廊坊发展。

之后一个月，原廊坊市下属永清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王海滨成为廊坊控股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任廊坊发展董事长，随着内部局面的稳定，2015年春节后，注入园区资产一事再度被提上日程。

不过，王海滨一直与台州商人邵为军（此前在永清县主导开发浙商新城，包括承接北京服装产业转移的服装新城）有所接触，这也令后者开始介入廊坊发展。2015年5月，在王海滨引荐下，邵为军开始进入管理层，7月份，正式取代王海滨担任廊坊发展董事长（王海滨仍为廊坊控股董事长）。不过在上任不久，就“因个人原因，暂时不能行使董事长职务”，市场传言其因陷入浙江台州多起民间借贷纠纷。虽9月份邵为军再度回归廊坊发展，但廊坊发展的资产重组事宜一直没有进展。

至2016年2月份，邵为军辞去廊坊发展所有职务。王海滨也于此前辞去了廊坊控股董事长一职，被原为廊坊市团委副书记的王大为取代。

虽背后有强大的廊坊控股支撑，这些动荡也使得廊坊发展业务一直无法顺利扭转，新资产注入也无法快速进展。

正值其资产及能力还未强大之时，恒大看上了这块被认为“极具潜力的蛋糕”。大股东廊坊控股一直是廊坊市重大项目土地一级开发企业，旗下有临空经济区、万庄新城和新兴产业示范区三个园区项目，但人才、资本和运营经验一直是短板，恒大若入驻对此将是很好的补充，且因大股东持股比例并不大，恒大想成为大股东只需付出很少的代价即可，这看起来是一门很划得来的生意，事实证明，恒大只花费9.47亿元就对第一大股东造成了威胁。

其实早在2014年，恒大掌门人许家印就曾考察过廊坊市下辖的三河市和霸州市两地，而且，恒大集团在廊坊市有多个房地产项目，双方有过合作经验。且随着近几年京津冀一体化逐渐推进，恒大想在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大蛋糕中抢一口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有分析人士认为，恒大此次意图重在北京新机场附近的廊坊空港物流园区。廊坊空港物流园区目前已经升级为廊坊临空经济区，由廊坊空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开发，该公司由5家法人股东组成，注册资本100亿元，其中大股东廊坊发展就占股45%。

作为北京最大的机场，每天人流和货流无数，吞吐量巨大，在这个位置做空港物流园，未来的收入也是不可估量的。

除了认为恒大是盯上了廊坊控股丰富的土地资源之外，还有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恒大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便宜且干净的“壳”。

廊坊发展目前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和投资性房地产构成，账面上很少有业务往来。2016年中报显示，其货币资金余额为1.72亿元，约占3.7亿元总资产的47%，而其1.2亿元的投资性房地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约为32%。另外公司没有银行贷款以及其他短期借款，仅有一笔总额为1.5亿元、利率为9%的大股东借款，而这笔1.5亿元的借款，也一直静静地呆在廊坊发展的账面上，并未有实质性用途。

而恒大一直被市场传言将回归A股市场。自去年以来，恒大掌门人许家印就在H股进行了多次股票回购，目前持股比例已接近75%，降低了私有化的成本和难度。

近来，恒大也不断在A股市场大举“买货”。恒大旗下的恒大人寿和中国恒大一共买入13只上市公司股票，其中10家A股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榜中都出现了恒大人寿的名字。这些恒大入股的公司一度被称为“恒大概念股”，股价被投资者追捧得以大涨。

有业内人士认为，廊坊发展相较其他A股公司较为干净的资产状况和债务状况是恒大回归A股一个很好的“壳”，借壳也使回归更容易、成本更低。就算不是整体回归，此前恒大在香港去掉原有上市公司“恒大地产”中的“地产”二字，改为“中国恒大”，成为综合控股集团，廊坊发展也可以与恒大参股的其他众多上市公司一同成为单项领域资产的“备用壳”。

关于持之以恒的名言范文第4篇

为卖毛线的商店起个“恒源祥”的名字，可能是一瞬间的事，然而让一个名字成为毛线知名品牌却花了十年时间。品牌是一个综合体，包括产品质量、服务承诺、知名度、美誉度、市场份额、品牌联想甚至企业文化等等，并且只有这些因素同时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成为品牌，而这一过程又将是长期的、需要付出大量代价的。当年日本松下公司进入国际市场时被迫将National改为Panasonic，整整花了16亿美元。起个名字不等同于创造品牌。恒源祥作为全球最大的手编毛线基地，其背后是年产1吨的企业实力，这样的优势正是恒源祥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大资本。试想，任何一个其他品牌，包括要重新设计的全新的品牌能够包容这么多信息吗？又靠什么证明外国人相信这个牌子就是中国的恒源祥呢？进军国际市场而放弃“恒源祥”三字无疑是巨大无形资产的浪费。

再看看采用多品牌战略，因为两个牌子的产品实体是没有差别的，而这一点正是区别多品牌战略的基本要素。如果为新品牌开发一种区别于恒源祥的新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实质上已和恒源祥无关了。多品牌战略往往是建立在企业品牌基础上的，比如宝洁公司旗下的众多产品品牌是在“宝洁”涵盖之下而得以低成本推广的。但万象公司这十年来并没有在企业品牌上下太多功夫，人们只知道恒源祥，而不知万象，所以马千里认为多品牌战略并不适合它。 音译意译两相宜

万象之所以要消灭恒源祥据说是因为这三个字在外国人眼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图案，马千里认为这一认识其实有失全面。中国人接触到的外国知名品牌名没有实际意义的也很多，比如“菲利浦”、“麦当劳”、“摩托罗拉”等，仅是音译，字面意思是什么呢？品牌入乡随俗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失去自我。国际品牌进入中国，首先起个中国名儿，但在宣传中却始终不肯错过宣传本来面目的机会，尤其在产品包装或外壳上，基本上是以原名为主的，比如东芝电视机，我们看到的是“Toshiba”而非“东芝”。作为一个老字号，恒源祥当年没有考虑那么多，现在只需补上这一课就行，而不必要自焚。无论国外品牌进入中国，还是中国品牌挺进海外，品牌战略绝大多数是以原有品牌为核心进行“微调”，即仅改动拼写方式，换而言之就翻译。翻译分音译和意译，均有成功之作。音译比如：海尔在国外拼为Haier，Sony到中国来叫索尼；意译比如：索尼公司的Walk-man到中国叫随身听等等。更为高明的是为音译名称赋有明显意味的，如Sanyo译为“三洋”，Goldlion译为“金利来”等。其共同特征是“此即彼，彼即此”。

关于持之以恒的名言范文第5篇

司马迁曾概括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当时因窦太后笃信道家而使朝野流行黄老之学,连朝中大臣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汉初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汲黯等也都“好黄帝老子之术”。而当时儒林博士申培公、辕固生等也影响了一批朝臣,如赵绾、王臧等形成一股势力,“隆推儒术,贬道家言”。两种思潮,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景帝时发生了以新道家代表的黄生与儒林博士辕固生的一场学术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失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史记・儒林列传》)

儒家主张顺天命,道家强调得民心,儒道两家争论不已。最后景帝开口说:“吃肉的人不吃马肝,不是因为不懂得滋味;谈学问的不谈商汤和周武王接受天命,不是因为愚昧。”于是结束了这场争论。

在这一场争辩中,辕固生维护儒家主张君王行仁政的旧义,黄生则服务于新兴政权的需要,强调君臣上下之分不可颠倒。争论结果是儒家被屈,黄老思想获得了胜利。窦太后还罚辕固生去猪圈杀猪,辕固生差点丧命猪圈。

到汉武帝时,又一次发生儒道矛盾的激烈化。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即位,支持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和御史大夫赵绾乘机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并推荐其师申培公来主持此事。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申培公主张推行仁政,反对政治宣传。汉武帝很不高兴,但既然已经召来,就让议明堂事。窦太后不赞成儒学,她抓住了赵绾、王臧的政治错误,把他们扔到了监狱里,后来他们都在监狱里自杀了。申公因为生病,免去了惩罚。所谓明堂事也就不了了之。(见《史记・儒林列传》)明堂,即大学,是属于监督执政的议政机关,这显然不符合控制思想的专制制度,旧儒学在当时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结局。

这一事件,一方面说明西汉王朝对学术宣传的重视,它允许不同思想在朝廷争议和辩论,允许在推行黄老思想的同时,设置儒学博士“具官待问”;另一方面又说明西汉对学术思想的控制,把学术思想上的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学术思想宣传才被许可,否则就要被制裁甚至镇压,旧儒学在西汉初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后来,窦太后逝世,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汉书・儒林传》)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政法建设和统治阶级对它的态度而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传播史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司马迁对西汉时期法家、道家和儒家之间的起落、兴衰,曾作过这样的概括: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自序》)

司马迁还引用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归纳,总结了新道家得以传播的思想特点:“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指出新道家利用了阴阳原理,同时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优点,并且接受了名家和法家的思想要点,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针对具体对象确立新的风俗,这样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规则简单而容易操作,事情不复杂而效果好。从此中国的道家思想摆脱了空幻玄虚的境界,走上务实革新的道路。至于到魏晋时期,道家学说又出现了玄学倾向这是后话了。

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贾谊。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洛阳人,西汉初著名政论家。据《汉书・贾谊传》记载:他18岁就“能颂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史记》称他20岁“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被荐为博士,参与朝议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后因才遭妒,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去,心中郁郁不乐,死的时候才33岁。他曾几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掠。他认为“道德造物,德以道为本”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万物变化不息。他还提出“变化因时”的观点,认为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令。这些观点对当时和整个汉代的政治有很大影响。贾谊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著有《治安策》《过秦论》等。

贾谊在他的政论文集《新书》中提出了一些政治主张:(一)主张用生活符号来区分人的等级、身份和地位。他认为人的容貌没有天生的贵贱之分,人的等级、权势、地位、身份,通常由衣服、号令等标志出来。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你是哪等人,必须使人从服装、言行上一看就知道。(二)主张“言必可行”,行必求影响。他认为言行可以区别一个人的智慧和愚昧、贤良和不肖。明智的人谨慎言行,给自己带来幸福;愚昧的人随便言行,给自己带来灾祸。所以有修养的人必须说可以实现的话,做可以承诺的事。(三)主张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教育民众是政治的根本。他认为有了教育才有政治的稳定;政治稳定,百姓才能从事劳作,国家才能富裕强大。所以他强调:“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这一思想很长时期被人们所认可。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出了“胎教”,他以周代王妃怀孕为例,指出说:“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新书・胎教》)这些都是很不寻常的观点。

当时新道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后人怀疑它们是老子和黄帝所撰写,故称为《黄老帛书》。书中指出“道”是万物的发展规律,“道”作为规律,是看不见也无形可察的,它寓于虚而普遍起作用,守恒而稳定。大小事物之所以存在,都因为“道”的作用,鸟因而能飞翔,鱼因而能游动,兽因而能奔走,万物因而能生长,办事因而能成功。书中反复强调“道”的基本规律就是“恒常”,比如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是“恒常”的,一年四季的变化是“恒常”的,它们有“度”有“数”,有“法式”。至于社会生活,也应该事事有“恒常”规律的。“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仿)。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经法》)

《黄老帛书》特别强调说话、办事等做人的基本道理,要“执道”“循理”“审时”“守度”,即做人要遵循基本规律、坚持真理,要利用时机,把握分寸。指出“黄金珠玉臧(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财),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经法・四度》)也就是说,统治者贪图钱财,喜好女色,是造成民众怨恨和社会动乱的原因,对于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也不会去替他出主意的。《黄老帛书》还规定了人言行的规范和准则,其中说:“是故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华也,气者心之浮也。有一言,无一行,谓之诬。”(《道原经》)指出如果他的言语很漂亮,行为很浮躁,就不能起用他。因为,言语是内心的标志,表情是内心的外化,气质是内心的表露。有言语而没有行动,言行不一,这是欺骗。

《黄老帛书》基于道家的宇宙观而吸收了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它在西汉初期对政治思想的传播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决定了汉初“清净无为”的治国方略,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一代大儒董仲舒的“教化”思想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四年废除秦挟书律,躲避秦火的民间藏书渐渐显露于世,私相传授的风习也渐渐兴起。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在丞相赵绾的建议下,举办了一次全国人才大考核,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准则选拔国家管理人员,由皇帝亲自考试。当时一位专门学习儒家学说思想、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是旁门左道,邪说妖言。他建议凡不在五经之列及非孔子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董仲舒在这场考核中得了第一名。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制定为国家政策:第一,太常内所设博士官职,原来吸收各派学者,改为只由儒家人士充当;第二,创立太学,由博士任教,传授五经和孔子的学术思想;第三,提倡礼教,恢复三年守丧,开列“避讳”等。及窦太后崩,儒家取代黄老,获得了广泛传播。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汉书・董仲舒传》说他“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武帝即位后,以三次对贤良策被武帝赏识,曾任江都相等职;后家居著述,仍被尊重,“朝廷如有大仪”,常派人“就其家而问之”。《史记・儒林列传》称他“为人廉直”,精治儒学,成为秦汉之际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对两汉的学术和政治起了很大影响。

董仲舒的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以天道观为基础,以阴阳五行说为支柱,以《公羊传》为骨干,从人性、伦理、道德、政治、社会等方面进行阐述,宣扬儒学。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指出“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董仲舒举了《春秋》的例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因为人们先见到空中掉下陨石,后才清楚数目,所以把数目“五”写在“石”后,至于人见飞,是先见到六只鸟飞过,后才知是,故数目“六”写在前。他从语法角度阐述了语序跟人认知的关系。他还创造了“名”和“号”、“凡”和“略”、“详”和“目”等术语,说:“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指出了名称跟概念、个性与共性的逻辑关系。

(二)强调“教化”的力量和作用

董仲舒认为人民本身是愚昧的,只有经过教化才能使之向善。他说:“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未可谓善,与目之瞑而觉,一概之比也。”他采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音训”的方法,提出百姓被称为“民”正是源自百姓的“冥”;百姓冥顽不化是天性,通过教育使他们觉悟,然后“化”而能向善。因此他不同意旧儒学“性本善”的说法,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一个人的品性质朴,教育可以使他善良。如果品质不好,即使教育也不能使他善良;如果没有教育,即使品性质朴也不可能使他善良。

(三)提出“先饮食后教诲”的思想

他引用孔子和《诗经》的话说: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把“治身”“饮食”“教化”“治人”四方面内容作了调整,并深刻指出了其中的内在关系。

(四)阐述言行貌必须注意修饰的道理

他说:“衣服容貌者,所以说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说耳也,好恶去就者,所以说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则目说矣;言理应对逊,则耳说矣;好仁厚而恶浅薄,就善人而远僻鄙,则心说矣。故曰:行思可乐,容止可观。此之谓也。”(《为人者天》)董仲舒认为衣服、容貌、言语、声色,可以从现象上使人感知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因此必须规范,不可忽视。

(五)论证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他有这样一段深刻的论证:“何谓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必仁且智》)意思是:能避开灾难,预知祸害,事物一动知其变化,事情一起知其结果,看到发端知其结束;言语不多而坚持不变,前后也不矛盾,始终有原则;反复思考而不满足,其言语少而十分充分,简练而明确,简单而通达,简省而详尽,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其行动符合规范,其言语切合事务。像这样,才称得上智慧。董仲舒虽然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立场上,但是他的这些话,从领导者的观点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