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数学手抄报内容范文第1篇

一、手抄报活动前

①确定主题。办手抄报，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蕴含其中，主题应该来源学习那个单元的具体内容，它就是师生从中归纳概括出中心，然后让学生紧围绕这一中心，对材料再梳理、发挥、创新。②设定时间。提前一周安排，让学生能够有充足的时间酝酿思考，选择和运用材料。③内容多样。手抄报的内容可是诗歌、名言，或故事，甚至谜语、警句等;④形式不拘，可用图片，又能绘画，或书法、楷体等，但突出特点是“手写”，其目的锻炼学生手写能力，借助抒怀。

二、手抄报活动中

①教师指导。教师指导学生选择材料，选择后又如何取舍和翻新材料，这材料又通过怎样形式表现出来，甚至版面的统筹和色调的调配都要指导。对于初学手抄报学生，教师也可自做一张手抄报为示范指导学生。②学生实施。原则上每位学生每期1-2份，也可两名同学组建一份。学生办手抄报，最好在课内完成，因为对待手抄报要像对待写作文那样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作文是隐蔽性的，手抄报是公开的，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作文。学生实施手抄报过程其实是个摘录、剪裁、插图和编撰的综合过程，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如果学生理解掌握这些，在手抄报实施过程中就迎刃而解了。

三、手抄报活动后

①收集，把每位同学手抄报收集起来，编上序号;②展示，利用教室适当的空间进行展示;③评析，分版块评析，按主题、摘录、撰写、美观、创新这五个方面进行评析;④奖励，可用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手抄报每次活动后应该有一个小结，这对以后手抄报活动有个启迪激励作用。

四、手抄报的意义

初中数学手抄报内容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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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它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邸”原是指古代朝觐京师的官员在京的住所，它最早出现于战国。颜师古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邸”后来成为地方高级官员驻京的办事机构，为传递沟通消息而设。“邸报”之称即由此而来。

“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四者皆用“报”字，可见它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据历史记载，汉代的郡国和唐代的藩镇，都曾在京师设“邸”，其作用相当于现今的驻京新闻机构，重在传达朝政消息，凡皇帝谕旨、臣僚奏议以及有关官员任免调迁等都是邸吏们所需收集抄录的内容。“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种新闻方式。

大约到了宋代，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官员们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大概后来由于花钱即能购到，无须再去缮抄，因此到了清代末期邸抄之外又有了“京报”，“京报”已有了专门的报房来管理经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发行部门了，开始有了初步的报纸的雏形。

根据史料记载，清朝内阁在北京的东华门外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名谓“抄写房”、每天由报房派人去那里抄取当天的新闻，称“宫文书”，这就是当时清政府的“邸钞”的地方。报房人取得抄件后，为了争取时间，即刻排印，除被称为“宫门抄”的朝廷政事、动态的报导和谕旨全部照登外，奏折的数量因较多则加以选用。这种被印刷成单页不加封皮的“新闻纸”就叫《宫门抄》，多在傍晚发行，派人送阅，在时间上很像现在的晚报，从性质和级别上又很像现在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和《内参》。而《京报》则由《宫门抄》、谕旨和奏折三部分组成，由于奏折的字数较多，排印费时，需要在晚间才能完成其印刷装订，在次日发行，这种印成对折双页装在一起的《京报》很像现在发行的日报。

宋代的邸报改革：

（1）加强了中央集权。宋太宗把诸道进奏院合并成一个总的都进奏院，后来直接称为进奏院。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进奏院和官方新闻的权，所有公开的政府文告都要经过进奏院。变成了中央报纸。

（2）内容上：抄报内容只是朝政简报，明发上谕和大臣奏章，而没有进奏官自行采写的消息。这种官文书的手抄件便是邸报，又称进奏院状或进奏院报状。中央更具有权威性，传播速度也快。

（3）管理上：在宋代还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邸报审稿制度。“定本”制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也是为中央集权服务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报纸的国家，最先出现的是官报，也就是邸报。关于古代报纸的出现，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是当代新闻界总体肯定的一点是源于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书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他认为报纸源于唐代。20世纪80年代，史学研究者在现存的敦煌文物中，先后发现了两份唐代的进奏院状，这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始报纸。

塘报（塘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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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军事情报。亦指专职传递紧急军情报告的人。

2.官方文告，报道一些重要时事和朝廷政策。据说源自大明朝。

初中数学手抄报内容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课程整合；教学模式；跨学科教学；能力培养；综合素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对于综合性学习有这样的阐述：“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标准中还提出“提倡跨领域学习，与其他课程相配合。”这就要求语文教学再也不是单纯的语文教学，要求教师要具备丰富而全面的知识和开放的视野，能够指导学生进行综合性学习，让他们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让我得到以下两点深刻的体会。

一、语文跨学科学习对学生价值观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教学中要落实三维教学目标，即知识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多数人只倾心于认知技能的目标制订和实施，而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看得可有可无。这些做法和认识培养出的是高分低能、人格不完善的学生，是违背学生身心发展的教育。传统的教学方式只局限于语文这么一个主体课程，没有从整体性、全面性出发，对学生的价值观培养存在很大的障碍。跨学科学习刚好消除了那个阻碍，其意义综合起来主要有两个：

（1）跨学科学习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提供了基础。中学生的生活圈子小，走的几乎都是三点一线，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甚少。跨学科的学习能够及时补偿这一个缺口。教师好比一扇窗，通过教师的讲授和引导，学生可以开阔视野，了解国家大事，明白做人道理，清楚别处的地理风俗。久而久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开始形成。相反，如果教师一味地只是呆板枯燥地讲解语文知识，那样不仅会阻碍学生的发展，而且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2）跨学科学习是学生形成多元化的价值观的条件。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单一的、旧的那些理念开始受到冲击，价值观也一样。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单纯地判断事物的正或负，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错误。跨学科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形成多样的价值观做好了准备。

二、在语文教学中实现跨学科教学的方法探索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思索跨学科教学的问题。2006年3月～7月，我担任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教授工作，4月份的一天，学校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在全校的三个初中学年组范围内组织学生办手抄报的活动，活动主题不限。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犯了难，因为我对办手抄报感到特别困惑，文字方面的内容我指导起来没有问题，但办手抄报更多的是版面设计、色彩、构图方面的东西。我深深感到仅凭我一人的力量，或者是仅凭借语文老师的力量是无法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的。考虑再三，我决定与美术老师沟通，把学校对这次手抄报的要求重申一遍，并希望各位美术老师积极配合。美术组的老师欣然应允，他们专门拿出一节课讲解如何设计手抄报的标题、版面及手抄报的要求、设计时的注意事项等内容，然后语文老师又结合手抄报的文字内容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引导。两周后学生设计的手抄报交了上来，不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效果明显好于往届，语文组和美术组的老师也得到了学校的表扬，我的这次跨学科实践活动获得首次成功。有了这一次的成功，我也从这种跨学科教学中尝到了甜头。如果说办手抄报的活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接下来的教学实践就是有意而为之了。讲九年下的第六课《黄河颂》之前，先请音乐老师上一节《黄河大合唱》的音乐课，通过音乐让学生感受，作者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这实际上也就是把《黄河颂》的背景进行了介绍，音乐鉴赏放到音乐课中去实施。有了音乐的感召，学生再学习文本，内容的理解，情感的熏陶就水到渠成了。这两节课上完以后，马上进入到第二单元的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黄河，母亲河》，这样一石三鸟，使学生对黄河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既有形象化的理解，又有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升华，教学内容一气呵成，效果斐然。

由我自己的教学探索可以看到：综合渗透学科教学不仅是整合各学科的具体知识，让学生减轻学习负担，学到系统知识，还能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教师也在这一过程中体会到了合作学习、合作教学、资源共享的好处。学科整合能够真正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各方面素质与能力，体现我们新课改的思路，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效率更高，学生也更加喜爱语文学科的学习。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跨学科教学就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而提出来的课程教学方式，必将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主要方法，对于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初中数学手抄报内容范文第4篇

在“”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人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住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这说明，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里，面对荒芜的文化，人们尤其是青年们是多么渴求文化和精神生活。

“”时期手抄本内容繁多，形形的手抄本有100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很三下南京》)等。这些被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如今大都已公开面世了。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之后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公开放映。80年代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雾都茫茫》，而该电影正是根据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改编而成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潜伏特务作斗争的故事。2000年，署名张宝瑞著的《一只绣花鞋》也公开出版发行，还有《梅花党》也曾公开出版过。《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南京》等手抄本也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出版社进行体制改革市场化之后，手抄本成为出版社喜欢的香饽饽。

张英回忆说，自己读初一的时候，曾加入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行列。“当时不只是流通渠道的闭塞或是没有复印机的原因才手抄，而是抄的过程能注进一股感情，比如，在抄《第二次握手》的时候，我们能通过笔端注入对的一片思念之情，这种感情现在是很难被理解的。手抄本其实就是一种感情的载体。”

而他第二次接触《第二次握手》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后他上大学以后的事了，那时候已经有印刷品出来了。“在文学还是荒漠的年代，能读到苏冠兰和丁洁琼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对情窦初开的我们的吸引力，就像现在的网络游戏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一样，魔法无边呵，我只用了一天多就看完了这部25万字的曾经的‘手抄本’。”

由张扬创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1979年终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累计发行量近430万册，它的出版唤起一代中国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情感。

据媒体报道，在当年阅读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中，有国务院总理，有医学界权威人士吴阶平教授，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2006年4月6日，到湖南不久的张春贤便委托他人问候张扬，他回顾当年作为知青阅读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情景，说“没有想到作者就在湖南，实属幸事”。

在所有当年流传的手抄本中，《第二次握手》最具有代表性，经历最曲折，曾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该书当时曾在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这个著作原名《归来》，北京的读者在传抄的时候，把它命名为《第二次握手》。

1963年2月，当时不满19岁的张扬写下短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当他发现自己的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往往流传出去无法收回，便一遍又一遍地写，由短篇渐成中篇。这部小说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总理，描绘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保持着独立思考，在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开场后，我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写《握手》，‘对着干’的色彩更加强烈。‘’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也使人们更加欢迎《握手》所渲染的感情世界。”于是，“”高潮中写成的1970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

1974年10月12日，“”成员从“内参”上看到《握手》传抄的反映。他要了一本看，并于10月14日“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1975年1月7日，张扬在他“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省会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7天后的1月14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活动”――这句黑话是指作品对的歌颂，说明他们对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张扬因此被“内定”死刑。

1976年7月，这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走“过场”。然而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读手稿后深受感动，暗中决定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地将案子扣在手中，拖延下来，直拖了两年多，拖到1978年……

《中国青年报》于1978年10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读者来信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曾因阅读、传抄《握手》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忆起“”期间北京勒令收缴的手抄本中确有一个《握手》。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顾志成开始了对《握手》来龙去脉的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于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她们两人一起到湖南做手抄本《归来》的新闻调查，紧张而艰难地工作了半个月。在张扬还在狱中的时候，顾志成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9日第三十六期内参《青运情况》，题为《(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出狱》，长篇报道了《归来》冤案的全过程。

令张扬难以置信的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错案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和陶铸的昭雪，张扬是从《湖南日报》看到消息的，和陶铸的追悼会同时举行，这个消息让张扬泪流满面。

在中共领导人的直接关注下，张扬被。1979年1月18日，张扬满怀疑虑地走出被关押了4年的监狱。

张扬出狱的第三天，1979年1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出题为《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的读者来信，《中国青年报》为这封读者来信加了“编者按”：……据了解，把这部好书打成“反动小说”，是反动文痞制造的一大奇冤……妄图借这部书，攻击，打击、陷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致使写《第二次握手》的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同志受到严重迫害，并且株连了许多青年传抄者受到处分。对于“”造成的这场文字狱，必须全部。

《第二次握手》在军队、工厂、农村广泛流传，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曾接到某地公安分局的一个电话，说是他们那里还关押着一个传抄《第二次握手》的人，问《第二次握手》是不是真的了，真了就放了他。

著名作家丁玲1979年8月11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在‘’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下，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们，曾经冒着被批判被斗争的危险，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这本书，传抄这本书，使这本书不胫而走，使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

图书出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不断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那些信来自全国各地，、海南岛、台湾、香港都有人来信，都是《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人们翘首以待，希望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希望看到同名电影。中国青年报社还收到来自全国各地10多封自称“张扬”，自命《第二次握手》“真正作者”的信。

《第二次握手》的最新版本于2005年再次出版，张扬在新版的书中又增加了30万字，还有数十家公司表示欲把此书改编成电视剧。

改革开放30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手抄本”这个名词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阅读记忆，图书出版的管理和审查制度也更加透明。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二00六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所显示：2006年我国共出版图书233971种，其中新版图书130264种，重版、重印图书103707种。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出版图书总印数64.08亿册(张)，总印张511.396亿印张，折合用纸量120.37万吨，定价总金额649.13亿元。

对于老百姓来说，“手抄本”和当年穿过的服装、朗诵过的语录、呼喊过的口号一样，成为一个巨大的怀旧符号。

初中数学手抄报内容范文第5篇

《人民军队三字经》读本，是中国人民在建国前夕编写出版的教材，内容涉及党史、军史、政治、地理、战术、军纪等，读者对象为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文盲的人民战士，该读本在部队基层的普及率相当高。虽然时过境迁，该读本的某些内容、文句与词语已经过时，但作为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在中国人民的军史档案研究中，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相关背景信息

关于《人民军队三字经》读本的作者与出版情况，通过google搜索网页检索，可以查阅到数篇相关材料，摘录如下：

材料一：

“另一件事是编印出版《人民军队三字经》。《前卫报》分发下去，有的战士自己能读，有的战士只能由别人给他念。针对他们不同的需要，耀邦和我商量编写一本启蒙读本，把识字和政治教育结合，要求内容充实而语言生动活泼、通俗顺口。课本编写了两次，第一稿不满意，没有通过，第二稿就交给和谷岩编写。和谷岩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耀邦鼓励他放开胆子下笔，结果就是这本《人民军队三字经》：“天荒荒，地荒荒；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旧社会，害人狼……”从人民翻身讲到共产党、和，从大革命讲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中国讲到美国和苏联，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到奋勇杀敌、立功受奖、优待俘虏。《三字经》起初在《前卫报》连载，全部完成之后，耀邦和我修订了两遍，又让部队画家郑拓配上插图，然后印刷出版，全体指战员人手一册。《三字经》深受欢迎，一章章一段段许多战士都能背诵出来，被当顺口溜演唱。《三字经》被不少战士随身携带，在伤员血染的衣袋和烈士遗物中都曾发现。” （李昌《我与耀邦共事》）

材料二：

“1947年春，和谷岩仿照在家读过的“平民课本”写了一首“三字歌谣”，发表在纵队的小报上：天荒荒／地荒荒／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旧社会／害人狼……当时任纵队政委的同志看了，找到他说：部队现在的成分大部分是翻身农民，文盲太多，不适应全国解放后现代化国防军的要求，要想办法提高我们战士的文化素质，由你负责来搞一本“三字经”，配上插图，看图识字，发到连队，作综合教材。和谷岩受领任务后，用三个多月时间写出了总共有57章的《人民军队三字经》（郑拓绘图，全文写出后曾请从延安来的作家陈明看过），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发部队每班一册。这本集党史、军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常识于一体的教材，以其口语化的语言，实用性的知识，很快在部队流传开来。战士们一有空就争相阅读、传抄，在伤员鲜血浸透的衣袋里，在烈士俭朴的遗物中，都曾发现过这本《人民军队三字经》。新中国成立后，这部“三字经”被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并展出。”（武将：《战士的责任重：编辑手记》，载《报》2000年10月26日）

材料三：

“令我感到特别惊喜的是，1948年秋，军区下发了一本《人民军队三字经》的小册子，有文字，有图画，内容十分丰富，讲我军性质、历史和光荣传统，介绍各解放区情况和高级将领，用今天的话说，称得上是有关我军的小“百科全书” 。战士行军念，住下来读，用它学政治、学文化，爱不释手。记得介绍‘晋冀鲁豫边区’那一节，最后几句是‘人口多，三千万，过黄河，下中原，常胜军，能征战，灭奸贼，破困难，，司令员’。但几十年来，对影响如此之大的优秀作品，竟不知它的作者是谁。当笔者写这篇短文时，曾任报社副社长的和谷岩同志，以其三卷本的文集签名相赠。接到后我立即拜读，读到第二卷，意外地发现，这篇教育激励过无数战士的‘三字经’的作者，竟是本人拜访过的和谷岩同志。这部‘三字经’在建国后，被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和展出。” （魏艾民：《战士两件宝：枪和枪杆诗》，载《报》2001年2月5日）

材料四：

“淮海战役结束后，野政宣传部便提出随军分店出版部队读物问题。原则上规定：随军分店出版图书，应由野政宣传部负责编审，出书的经费和发行工作则由随军书店负责。决定先出版淮海战役战斗通讯集和《人民军队三字经》。战斗通讯集由杨子涛负责编辑，《三字经》约请部队作者李燕荪编写。经过他们二位的努力，两本书稿在南京解放前后完成。随军书店在上海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没收到50令新闻纸，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出版室负责人决定，拨给了随军书店，随军书店就以此为资本印书。……《人民军队三字经》是帮助文盲识字用的读物，64开本，便于战士携带。因为当时部队正在开展文化学习，而部队识字课本又未编出来，该书就被选为临时课本，印数达25万册。” （：《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新华书店》，载“山东图书信息”网页）

上述四份材料提供了许多有关《人民军队三字经》的信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但也有需要进一步证实的信息，如就其作者而言，据上述前三份材料分析，《人民军队三字经》的编撰设计者为，初稿作者为李昌，二稿作者为和谷岩，最后定稿为李昌与。但据材料四的叙述，作者是李燕荪。由于没有原本对照，尚无法判断。

民间抄本概况

笔者于2002年10月在丽江大研镇老街一家古玩店内寻访古籍时，从一堆《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线装书中，偶然发现此民间抄本《人民军队三字经》一册，随即购下。

该抄本为毛边纸本，长26.5公分，宽14公分。正文共53页，每页八行、竖排，每行满格为6句18字。文字字体为小楷，每字约1公分见方。

抄本课文为三字一句，每课最短8句24字、最长40句120字，但以20句60字、22句66字和24句72字的课文居多。课文标题共593字，正文1835句共5505字，抄本标题、后识和姓名共47字。字数总计6145字。

抄本全文80课，与前述材料二的“57章”之说有较大差异，但抄本第一课的前八句“天荒荒，地荒荒；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旧社会，害人狼……”，与材料一与材料二所述一致。此外，抄本“第拾玖课”与材料三所述略有差异，抄本标题“晋冀鲁豫”及正文“人口多，五千万”，而材料三为“晋冀鲁豫边区”与“人口多，三千万”。

抄本的标题有三：封面标题为《解放人民三字经本》，正文标题为《人民军队三字经》，正文末尾书写为《中国人民军队三字经》。

抄本未注作者姓名。从字迹分析，抄本的抄录者至少在三位以上，但署名仅两位：题首有“苏子彬”加戳“苏子彬印”（正楷，1.1公分见方），笔迹较嫩；正文末有“公元一九五一年农历五月十七日（1951年6月21日）中江区第八行政村苏泽万录”加盖“苏泽万印” （正楷，1.1公分见方）。此外，封面还有钢笔字笔迹：“公元壹九五1年”、“学生苏子彬计（）”加印章（“苏子彬印”）。

调查抄者经过

由于笔者对抄本中两位署名抄录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故自发现和获得该抄本以来，一直未予以披露。

2005年7月下旬，笔者特意赴云南调查《人民军队三字经》抄本的抄者，辗转周折，终于在云南省大理市鹤庆县六合乡禾乐村（位于金沙江畔海拔2600多米的四阱山顶，即抄本中所述1951年时的中江区第八行政村）的一处独居破旧农舍中，寻访到了《人民军队三字经》抄本的署名抄录者之一苏子彬先生。经问询后得知，苏泽万为苏子彬养父，苏子彬于12岁从邻乡过继给苏泽万，曾在六合乡上学，“读到六年级”。苏子彬“属猪”，当于1935年出生。苏泽万“属龙，64岁过世”，其生卒年当为1892―1956年。在当时当地，苏氏父子属有文化之人。因此，《人民军队三字经》抄本的两位署名抄者的关系为父子。

当笔者给苏子彬出示抄本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复印件时，面对半个世纪前他和他父亲曾经抄录的《人民军队三字经》，他已经不记得往事，但肯定“苏子彬”是他自己、“苏泽万”是他的父亲，并十分肯定地确认所盖的两枚印章是他们父子俩的。笔者问及章印是否还在，答曰无存。问及此抄本的确切来源，苏子彬更无从回忆。

笔者分析：苏子彬遗忘自己笔迹以及无法回忆抄本来源的原因有二：一是笔者所出示的仅为抄录本封面、首页和末页的复印件，而非原件，致使苏子彬无法触及深层记忆；二是封闭崎岖的高山环境，居住在这高耸入云的山顶村落，可以长期不接触笔墨、不书写文字，从而使苏子彬忘却了自己早年的笔迹。

为了判断笔者分析的可能性，笔者请苏子彬写下了“苏子彬”以及“人民军队三字经”等字，看他写字时的运腕姿势，表明他曾有过习字的经历，审视其当场所写的字体，与抄本的正文标题及署名神似。因此，笔者逻辑地判断：抄本中相对稚嫩的几种文字之一，由苏子彬“”，而相对老练的文字，则由苏子彬的养父苏泽万“录”。其余文字的抄录者，暂且不知其人。

民间抄本意义

笔者认为，民间抄本《人民军队三字经》有多层意义。首先，《人民军队三字经》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革命历史文物性质，其印刷出版本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文物，（材料二与材料三均提到，《人民军队三字经》“被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和展出”，但笔者曾多方询问，均未果。）而民间抄本的发现，无疑为这份军事文化遗产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次，在建国初期，《人民军队三字经》不仅成为当时战士中的文化普及读本或教材，而且还影响到民间，成为民间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读物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对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的爱戴和拥护。

第三，自明代以来，云南省丽江和大理地区，越来越受到先进汉文化的影响，《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以及《幼学琼林》等汉籍基础读物，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基本文化教材。而《人民军队三字经》作为教材传入民间，对于当地的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四，较之目前有记录的《人民军队三字经》版本，此次发现的民间抄本，在篇幅上有较大差异，在文字上亦有出入。正是这些差异与出入，对于中国人民军史档案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