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篇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传媒经济研究读本》,属于传媒研究读本系列丛书,主要精选了传媒经济学这一学科发展中的优秀论文和专著,并对这些论文文献与书籍资料进行更加系统化的分析与说明,还依照相应理论领域划定标准,对所汇集典型论文、著作分门别类,从而为读者能更加高效、快速地了解与掌握传媒经济,创建清晰明了的阅读形式。由整体理论框架构建可以看出,该书严格遵循读本编撰原则、尊重普通大众阅读思维与习惯,从理论与方法,市场发展、企业竞争,商业模式的建设与发展战略、国际经济贸易形势,国家和行业制度管治,数字媒体与版权变迁等方面,将全书内容分为五大篇章,且每个篇章都围绕相应主题内容开展详细解说,理论指导作用较高。此外,该书还按照所述内容列入了相对应的知识延伸案例,以便为读者扩大知识面、提高其理论实践应用能力提供助力。由此可见,该书可作为从事传媒工作或研究人员深度了解传媒经济专业知识的工具书籍。

当前,伴随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传媒领域中的应用逐渐深入,我国传统传媒形式开始朝着现代化方向转变,并日渐形成具备新时展特征的现代传媒体系,对我国传媒经济的优化发展带来诸多机遇。具体而言,现代媒体主要是指以先进多媒体设备为载体,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所产生的新型传媒形式,是能有效满足当代传媒文化发展需求的重要元素。《传媒经济研究读本》在全面讲述传媒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前提下,从该学科实际发展状况入手,明确指出现代传媒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可对传媒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和作用,并在清楚传媒行业市场环境、各传媒企业发展实际情况及传媒行业竞争趋势等信息条件下,分析了现代传媒技术在促进我国传媒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应用价值。因此,结合该书内容的学习,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可知,现代传媒技术对促进传媒经济发展具有以下意义:一方面,现代传媒技术是一种自带独特属性的文化元素,在社会文化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实际运用过程可对文化进行再次创造,以此赋予相应文化全新涵义,并让该文化能在时代不断变迁中得以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辅助传媒行业突破传统媒体形式运作中所存在的空间限制,通过自身信息传播优势推动信息传播者和受众者之间关系的混合发展,让两者能在相互交换身份环境中构建双向信息传播路线,从而进一步提高文化传媒效率。综上所述,现代传媒技术能进一步促使传媒文化得到可持续创新发展,可为提升传媒经济发展水平奠定坚实基础。结合书中相关内容,传媒行业可依照下述几点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推动传媒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一,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将先进新媒体文化引入传媒产品设计、生产系统。在传媒企业设计、生产特色产品时,可通过现代传媒技术有机融合当今流行新媒体文化的形式,促使相应传媒产品文化涵义与内部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提升该产品的附加价值,进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二,根据现代传媒文化发展理念,实时调整传媒经济发展结构与模式。人们可在现代传媒文化发展理念指引下,利用多元现代传媒方式与技术创建符合时展特征的传媒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并以此为依据引导传媒企业适时调整其产业结构、明确产业链延伸发展方向。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超级秘书网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

参考文献：

1.何天云：“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载《新闻界》2006年第6期。

2.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3.韩建民等：“用企业经营理念构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范式革命；经济学多元主义

经济思想史是经济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但自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相对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繁荣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就一直处于衰落的趋势之中。为了振兴该学科，就必须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本文首先从该学科不断被边缘化的现状入手，提出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功用”问题，然后分别探讨该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作用，最后则提出：只有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做出创新，它才能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作为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由于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学科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国家，许多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例如，除了笔者带领的团队外，我们至今仍没有见到有国内其他学者引用和使用过 2003 年版的英文著作《经济思想史指南》[1]一书中的材料。目前，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后继乏人的状态，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为例，其学位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经济思想史学科申报下来的，但到了 2015 年初，该学科只剩下笔者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教师。

在我国，即使是从事经济思想史教学的教师，也几乎没有以该学科为志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状况与我国略有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似乎不断地在增加，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几个专业期刊的创立，如 1983 年创刊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1990 年创刊的《经济思想史杂志》和 1993 年创刊的 《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 以及 《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杂志；其二，经济思想史学会在国际范围内的成立与扩大，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U.S.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自 1973 年成立以来就迅速扩张，成员不断增加，欧洲也出现了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类似的学会也出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

[2]但上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都是在大学之外发生的，在大学之内，尤其是在经济学院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地被边缘化，甚至濒临灭绝的境地。道格拉斯?多德教授指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三个必选的“课题领域”：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此外，还有自选的两到三个其他领域。但现在呢？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再加上数学；但两个历史学方向已很少要求，也很少开设了。[3]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久负盛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备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歧视，甚至有时被公开蔑视为嗜古成癖已经不是一个秘密。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 30 年以来，提到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对此哀叹”。[2]海因茨D. 柯兹在“经济思想史欧洲学会”的 2006 年年会上发表主席讲演时也指出，经济思想史学家已成濒危物种，该学科被边缘化由来已久。

[4]近年来，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突显出经济思想史以及经济史学科在西方经济学界所面临的生存危机：2007 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这两个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由于遭到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这种从经济学分类中试图移除掉这两个学科的动议才未落到实处。但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个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之中；2011年，经过经济思想史家的努力，它们才重新被划归经济学科的分类之中。[5]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和欧盟研究委员之所以要将经济思想史学科划归到考古学之类的学科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在“思想市场”问题上的支配性影响所致。

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新概念在这个市场中传播相当有效率，几乎没有重要的内容不被人所注意。这种“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这种看法：经济学界忽略经济思想史也不会造成损失，因为有价值的概念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之中了。因此，他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论文中提到十年前的文献，那么，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就是非常陈旧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迈克尔?赫德森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时的经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当他想选择经济思想史中的生产率理论作为博士论文进行研究时，他的导师告诉他，思想史纯粹是浪费时间，“当经济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完善状态时，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们所拥有，那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6]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这个题目，选择了经济学家们都已遗忘的 19 世纪中叶美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帕申?史密斯的经济思想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面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西方国家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的状况，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经济思想史学科到底有何具体的“功用”？面对这个问题，一些文章的标题采用了痛苦辩护的论调，讨论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角色，如斯蒂格勒的《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科里（Corry）的《经济学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巴克豪斯（Backhouse）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吗？》。针对经济学界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存在必要性的怀疑，即使写出《经济分析史》的熊彼特对它的辩护也是软弱的，他说，“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7]博尔丁强调了经济思想史提供思想素养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了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无常识的书呆子。[8]那么，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2 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作用

目前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谈到了学习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的两点基本作用。首先，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理论，更好地理解创造过程。阅读经济思想史中的名著和研究某经济学流派为什么以及如何提出某种理论和政策主张，有助于我们学习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这比单纯学习知识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张五常对这种学习方法甚有心得：每遇名师及高手明友，他就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并综合他们的方法为己所用。张五常谈到，有一次，赫舒拉发在课后问他，“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的课，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张五常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9]张五常真是聪明透顶之人！一个人在现实中能碰到的高手非常有限，经济思想史中却高手如云，如果你轻信这门课程没有什么用处的流行说法，错过学习经济学大师们心灵洞见和科学创造方法的机会，岂不可惜！

布劳格指出，当论还带着已解决的过去问题的疤痕、已更正的过去谬误的痕迹。若没有从过去传下来的遗产，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理论。[10]通过学习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经济学说或为什么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形成，了解它的提出需要哪些内部和外部条件，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其理解，不仅可以更好地灵活应用，而且还可以发现其不足并加以改进。其次，温故知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会重复，在一个国家已成陈迹的某种学说，如果经济环境更为适宜的话，往往在另一个国家重新出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往往在历史上或其他地方出现过，而且当时当地的经济学家们也往往针对它们提出过有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常见，虽然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并不完全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由于在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迟到的发展过程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具有较大的类似性，曾经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就可能会似曾相识地在发展中国家再次出现。

通过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可以使我们预见到发展中国家将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可以从过去有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中得到启发，针对新的环境，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在笔者看来，学习经济思想史和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还具有以下两种重要作用。

第一，有助于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并避免政策主张上的极端主义。经济学多元主义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核心纲领之一，它倡导在经济学内部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实现不同的方法、理论和范式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所谓经济学多元主义，用尤斯凯利?梅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与多个理论”：[11]虽然客观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却是由无数个事物、复杂的演化过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所构成，因此，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会呈现出千姿百态，观察者对它的解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可错性和不完备性。按照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都是从不同角度观察经济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我们不能像“只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条主义那样，在赞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同时，否认西方异端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像这种教条主义那样否认经济学的国别差异。就像科学界不能否认生物多样性一样，不承认经济思想多样性的“只有一个经济学”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多样性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思想史是经济思想多样性的丰富宝库，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是建立经济学多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途径。正如凯恩斯指出的，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状况，经济思想史不得不承担起解放思想的基础性功能。学习经济思想史，还可以避免在政策主张上的极端主义。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变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这些流行思潮的轮回性交替出现的现象，这启发我们要对这种循环异变保持中庸之道：在政府干预或贸易保护日益强化的时候，要想到终有一天削减干预和保护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到来；而当自由放任或自由贸易甚嚣尘上之时，国家干预或贸易保护的时代迟早要到来。史鉴使人明智，当我们对经济思想史的演变具有一种通盘思考的大历史观之时，它启迪我们在提出新的经济学说和制定经济政策之时，要避免教条主义，避免极端行为。

第二，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在 2000 年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普遍认为，在经济理论课程之外，经济思想史、科学哲学和社会经济史都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课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著名学派代表人物名著的研读，可以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例如，刘易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二元经济理论被称为“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刘易斯在他那篇经典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开头就指出：“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做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对于这一点，他解释说：“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然后，他们研究生产是怎样一直增长的。他们发现，答案就在于资本积累，并根据他们对收入分配的分析来解释资本积累。这样，古典经济学体系便同时求出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12]在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时期，“劳动力已不是无限供给”，而刘易斯所研究的是人口过剩的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全回过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12]刘易斯的这一理论曾长期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曾指出：刘易斯“从有关半失业的简单定理中总结出一套典型的欠发达国家的运动规律，并广泛介绍国家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13]自刘易斯的理论提出后，发展经济学家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3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作用

经济学说发展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学内部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即使在同一种研究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或方法。这就引出了经济学的发展和科学革命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新旧经济学范式或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并存。在自然科学中，周期性的和激进的格式塔转变导致了旧的理论轨道被终结并开始一种新的开端。例如，在一种范式的转变中，科学界从一种人人都认为“天圆地方”的思想状态转变为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形的这样一种新的理解。这种转变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发生的。但在经济学中，几个世纪以来，“天圆地方”与“地球是圆形的”这两种理论却一直长期并存，并分别在不同时期占据主流地位。而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在某一时期占据的统治地位往往会导致另一种处于“地下”状态，甚至面临绝迹的可能，但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变之后，处于“地下”状态的经济学理论就会像地下的河流一样冲出地面，如果它的力量足够强大，就有可能替代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成为新的主流，甚至发生“科学革命”。[14]例如，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曾占据主导地位，而到前苏联巨变和我国改革开放前，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还是西方异端经济学却遭到了长期的排斥和批判，而现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却在俄罗斯和我国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又反过来遭到排斥并被边缘化了。

上述情况说明，经济思想史在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并使之流传下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熊彼特强调了经济思想史作为思想基因库的作用，他认为，由于经济学在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上存在杂乱不畅的问题，比如，经济学中分歧众多，而且有的经济学成果可能在中途就被遗忘了，所以，经济学比自然科学更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历史。当然，自然科学史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用物理学史在爱因斯坦提出“波粒二象性”理论上发挥的作用对此加以说明。从 17 世纪以来，在光的理论方面就一直存在着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的斗争，由于牛顿的权威影响，微粒说在 19 世纪之前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说，但到 19 世纪初，由于托马斯?杨和菲涅耳的努力，波动说得到复兴，并发展成为大有彻底排斥微粒说之势。正是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的革命中，把这两种学说综合在一起，提出了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光量子论。如果物理学界视物理学史为无物，波动说会不会因为微粒说的统治地位而失传？爱因斯坦如果不了解光的理论史，他会做出这种科学理论的创新吗？特别是在“只有一个经济学”———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教条主义观点支配我国经济学界的情况下，经济思想史就愈发显示出其重要性。因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为经济学的革命提供了两种重要的作用。首先，为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经典（自然）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现代宇宙观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和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大革命中诞生的，20 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又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新的宇宙观。但在这种现代宇宙观在自然科学中诞生之前，一些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工作就已经具有了现代宇宙观的一些朴素要素和先驱思想。

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15]，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化思想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中是最丰富的。因此，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宇宙观为之所提供的新范式和新的基础理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可以在其中发挥具有能动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而且，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要说新的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经济思想史可以为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过去重新获得建设某些新东西的材料。例如，随着 20 世纪80 年代末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爆发的复杂性科学革命被一些经济学家接受，他们就带着一种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了经济思想史，1998 年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对经济思想史中的复杂性理论的专门讨论及其出版的著作[16]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按照复杂性理论的透镜来透视，经济思想史中原先地位很高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的地位就大幅度地下降了，而那些受到轻视甚至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学者如巴贝奇等就迅速地从默默无闻上升到显赫的地位。

该书主编科兰德还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中，有关复杂性的观点最有趣的故事与目前西方异端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先驱思想有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某种接近现代复杂观的思想。其次，为当前经济学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来源，使其建立在坚实的学说史基础之上。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在发生危机并酝酿范式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本学科的历史进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曾写到，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同样，不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也就不知从何创新。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说得好：“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17]例如，情境与脉络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历史特定性问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开始又被重视，而这个问题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被卡尔?马克思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所认识，并一度在以后近百年时间里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但在 20世纪 40 年代后被经济学家们所抛弃，霍奇逊 200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无疑将推动演化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从其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许多教益。[17]4

 结语：

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做出重要创新我们曾经讨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致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被边缘化的经济学专业自身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偏见；经济学科的专业化过程；主流经济学对“硬”科学的崇拜；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经济学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化。[18]在本文中，笔者又探讨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之所以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学家们对该学科的歧视，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所存在的缺陷，阻碍了它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使得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创新成为了它在经济学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在该学科的边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却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只是在近年来才遭到质疑。我们的研究说明，自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1931 年在其史学理论名著《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对辉格史进行批判以来，辉格史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界和科学史界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但是，著名经济学家和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1987 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却贬词褒用，提倡辉格史方法作为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正确方法。近年来，萨缪尔森的这种观点开始遭到挑战，特别是《剑桥经济学杂志》在 2014 年第 3 期出版了一整期专刊对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我们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界有关辉格史方法争论的反思，澄清了辉格史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含义及其缺陷：单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累积发展观，无视经济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的多元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复杂性问题；由于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的支配性影响，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严重忽视了它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经世致用的重要作用。[19]笔者此前曾在一些论文中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如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做出创新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笔者曾指出，“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三大缺陷。其一，是偏重于系统的经济学说，忽视那些曾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其二，是偏重于对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忽视经济思想反过来对经济政策制定和具体经济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三，是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重视不够。”[20]笔者还提出了经世致用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新的研究目的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笔者试图通过推进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创新，达到该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目的，但这些研究仍然是非常初步的，需要有志之士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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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上海文广制播分离新制度经济学

2009年10月21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正式分拆成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标志着全国广电系统制播分离的大幕正式拉开。随后，湖南广电的改制方案也于同年12月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批。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启动和实施了制播分离改革，中央电视台和北京、江苏、上海、天津、湖南、浙江、辽宁等部分省级电台、电视台成立了由台控股的节目制作公司，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改革。。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重拳出击，改革的重点是将广电行业内“政策允许的制作业务和经营业务分离出来。打造市场主体，推动广电产业做大做强。

从制播合一到制播分离的转变，是广电体制的变迁和创新。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发生乃至最终实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笔者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这轮整体制播分离的特点做如下分析。

一、制度变迁中的国家行为

2009年下半年，国家广电总局密集出台关于制播分离的政策部署。7月7日至8日，2009年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讨论了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7月16日。广电总局向各地广电局下发文件《广电总局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修改稿)》，《修改稿》规定，除影视剧外，电视台从市场购买节目的比例，原则上每年不低于播出总量的30％。8月26日，广电总局颁布《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意见》要求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级、副省级电台、电视台为重点，着力在影视剧、影视动画、体育、科技、娱乐类节目领域，积极稳妥地推进制播分离改革。0这是广电总局第一次专门针对制播分离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9日，广电总局正式批复了上海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方案。可以看出，这轮制播分离由国家主导，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于以往自下而上的制播分离探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广播电台、电视台已经自发性地开展制播分离，探索节目外包、购买或委托制作等多种分离形式，由于没有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探索多以失败告终。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具有对国家行为的依赖性。因为某种制度创新需要付出巨大的费用。往往个人或团体都难以承担“第一行动集团”的职责。而“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具有一般社会组织所没有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这轮整体制播分离改革由国家来主导，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特点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能够借助政府力量，推动制播分离深入发展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制播分离改革推翻了旧有制播合一的格局和秩序，必然会遭遇利益冲突，各种利益摩擦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将成为改革障碍。这需要国家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扶持力度，根据改革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妥善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推动制播分离改革的深入。

这轮制播分离改革最引人关注之处。是把除新闻以外的节目制作和广告经营剥离出去，按市场化和公司化运作。随着改革的发展，电台、电视台所属节目制作公司可以吸纳社会资本，条件成熟的可融资上市，广电传媒集团可以兼并、重组，实现跨区域、规模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方面应把持制播分离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力度，防止改革脱离轨道；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广电传媒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和良性环境。

二、制度变迁中的组织和活动家行为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推动者。次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他们共同推动制度变迁的发展。

政府是这一轮制播分离改革的策划者、设计者以及推动者，担负着初级行动团体的职能。而具体实施制播分离改革的广电传媒组织，是这轮改革的次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推动乃至实施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中。需要数量巨大、分布广泛的次级行动团体合力推动制度变迁。此外，次级行动团体的质量以及行动积极性，都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成效。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部署，这轮整体制播分离改革的主体，重点是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级、副省级电台、电视台。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启动和实施了制播分离改革，这有利于推动制播分离改革的全面发展。但是，在改革中要注意防止“一刀切”，各地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广电传媒组织的情况差异很大，广电组织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推行符合自身特点的改革路径。如上海文广、湖南广电等试点单位，制播分离改革是其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达到相当水平基础上的必然选择。而对于那些企业化管理和内部改革还未到位的广电传媒组织，应“以制播分离改革带动内部管理改革和机制创新，推动劳动用工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深入推进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台内事业产业分开运行管理的新模式。”“在坚持改革的大方向下，改革的具体思路、方法和步骤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只有各个广电组织推行符合自身的制播分离，使资源和效能得到最大发挥，制播分离改革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广电组织的制播分离，必然会引起内部机构的剥离与重组，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人事、财务等机制调整以及各种利益冲突，这些会牵绊甚至阻碍制播分离改革的进展。要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有远见和魄力的行业领军人物与组织活动家，带领广电组织大刀阔斧、破旧立新，把握住大方向的同时灵活变通，大胆创新，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旨在使人们相信现存的规则与正义是共存的，相应地，要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这些规则，那么，成功的反意识形态的目标就是不仅要使人们确信他们众目暌睽的不公正是现行体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要使人们确信只有通过人们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一个公正的体制才能到来。”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会影响到制度执行的成本。在制度变迁中，当社会成员确信制度变迁是合理和公平的时候，制度变迁的实施和执行费用就会大量降低；否则，“制度变迁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社会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

在这一轮制播分离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对制播分离改革的合理性一致表现出积极肯定的态度，作为先行者的上海文广，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广电行业对制播分离普遍持欢迎态度，这种积极接纳改革的意识形态为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有利于降低改革的实施和执行费用。但是可以预想，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复杂情况和问题有可能凸显，也必然会有人出现畏难情绪和退缩思想，届时，改革将会遇到重重阻力，执行费用将增加。要避免这种情况，应在改革中提供激励机制，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式，对改革参与者给予足够的扶持，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让他们能够放下思想包袱；而对制播分离持不同意见的组织与个人，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宣传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从而节省制播分离改革的组织成本和信息费用。超级秘书网

四、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法则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例如，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产生了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推动现有制度的变迁，只会加强现有制度。因此，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

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须警惕路径依赖现象。这轮制播分离改革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将会打乱现有各种内外部关系，引起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如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同时会面临诸多需要突破的难题，如节日交易和产权保护不够完善，节目交易市场尚未形成，配套政策薄弱等。如果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不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将会使改革锁定在无效率的路径下而导致停滞。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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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罗斯科?庞德.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普通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