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媒体内容资产；管理与运营；影响

“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传统媒体业在内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设计等产业加快发展，促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相关产业相互渗透。到2020年，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8万亿元。在新时代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信息大爆炸的背景下，媒体内容资产的管理与运营迎来大好时机按，更应以传媒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积极转变内容资产管理与运营方式，努力适应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全方位满足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从而实现传媒运营的利益最大化，促进传媒产业的革新与发展。

1数字经济概述

1.1数字经济定义及特征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中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时代产物，具体而言是将经济信息和商务活动进行数字化而产生的一个全新的信息化经济系统，也经常被理解为数据和信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具有高渗透、快捷、边际效益递增和可持续等特点，其本质是信息化。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包括竞争战略、组织结构和文化在内的管理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媒体数字化发展而产生的传媒经济学就是新闻传播学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兴经济。

1.2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经济逐渐发展壮大的当下，数字经济成为了加速其发展的驱动器，而作为其不可忽视的驱动力量，数字经济也在推动着传统经济行业向互联网经济转变，使移动互联网逐渐向数字时代迈进。数字经济作为全球化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重要指标，其目前的发展趋势大致分为四点：即提高速度成为竞争的关键要素，跨企业合作成为必然选择，大规模量身定制成为可能，以及行业断层、价值链重构和供应链管理问题成为重点。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竞争对手的不断出现要求传统经济产业必须对市场做出最快速准确的反应，这就要求传统产业本身利用数字经济理论建立属于自身的“数字信息”平台，而提高传统经济产业的市场反应速度就必然要求其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整合，以确保自身核心优势的发挥，数字经济主导下的跨企业合作成为了企业分担成本、形成良好的合作竞争关系的第一选择，在大众化商品泛滥的当下，能否提供量身定制的商品成为了传统经济产业发展的核心，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困局，使企业能够根据客户需求，降低成本，灵活地提供商品，但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层出不穷的问题，传统经济产业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出现了行业的断层，这要求传统经济产业利用数字化信息手段来建立新的价值链，重新优化自身的供应商队伍。

2媒体数字化发展现状与应用

2.1媒体数字资产的定义

媒体数字资产，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大数据与传统传媒资产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兴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其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媒体数字资产是指经过二进制编码的所有可以被授权使用的文本或媒体资源，其内涵丰富，包括但不仅限于网站及其内容、电子文档、图片内容、媒体内容、电子邮件账户及其内容、社交网络账户及其关系和内容、云端服务账户及其数据等；而另一种定义认为，媒体数字内容资产是指媒体组织拥有和控制的、版权明晰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各类内容资源，包括音视频节目、素材、图片、文稿等。纵观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媒体数字资产就是传统的媒体资产结合大数据互联网技术，进行数字化存储的产物。

2.2媒体数字资产的经济价值

如果说，媒体提供免费内容，其经济价值单一，读者资源较为外部化，完全是两张皮。当媒体为受众提供个性化定制到逐渐推送资讯和服务，将为用户数据变现提供了条件，最初一次性消费的读者，逐渐变成可以反复消费用户，通过复制加工成为数字化产品，具有较高价值属性。那么当读者在累积到一定规模之后，将独具价值的媒体资源或加上付费使用权限，或将数字内容加工售卖等手段开发，用于更多用途，用户与内容等数据资源就聚合而成为媒体资产。当下大热的抖音、澎湃、封面、头条以及各大区域性新闻资讯等平台，是传统媒体产业发展进入互联网时代，与互联网、大数据进行初期跨界融合较为成功的作品。这些平台给人们带来全方位免费的信息内容，因而渐渐成为当今用户活跃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主流媒体平台。这种“互联网+传媒”的融合模式，实则是一种相互赋能的双赢模式，互联网靠媒体信息吸引用户、赚取用户依赖和黏性；媒体则依靠互联网收集用户数据、积累用户量，这便是最基本媒体融合。但是，由于媒体数字资产的价值高低不一，受多重生产要素影响，目前其价值很难评估，因此，利用传媒经济学的知识，创新媒体数字内容资产的管理与运营模式，对于开发利用媒体数字资产的价值，实现媒体数字资产评估、交易、保护等更充分的利用，对媒体数字资产在其生命周期内创造更大的价值，继而为媒体行业效益提升，是未来媒体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3新时代背景下，关于媒体数字内容资产管理和运营实践

3.1推动数字技术利用，促进传媒产业融合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信息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也在加快，新型软硬件支持下的新型媒体技术的诞生，使大数据不断发展衍生出了很多用途，包括对大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与数据运用，一些列数字化手段的改进和提升，也催生营销模式的创新，推动了媒体内容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升级。而如何利用大数据来进行媒体精准营销，用户数据可视化还是用户画像分析也是重要的营销手段之一，通过线下数据和线上数据分析，进行精准客户分析，会更加了解客户的喜好、浏览习惯、是否拥有消费能力等等，根据这些还可以制定出符合精准客户痛点的营销方案，力求营销最大化。利用传媒网络平台与传媒受众间数据信息交换与交流，高效全面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数据提炼并可视化处理，是数据分析及运用环节十分重要的展示功能，通过这个功能可以发现发掘各栏目，稿件、视频得到数据传递的规律和价值，并使数据在传播互动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便为后续的媒体内容资产管理和运营提供的充分的支持。

3.2提高数据化运营管理效能，夯实媒体可持续发展基础

手机电脑的普及和各种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极大的拓宽了我国的传媒市场价值，传媒经济在我国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得到提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内容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已经不只是关系到传媒产业的前途，更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正因如此，传媒企业更应该承担起肩上的重任，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成果，打造全新的媒体内容资产管理和运营系统，建立健全传媒生产交易良性机制，传递传媒生产、运营和用户互动价值链体系，共同维护和谐诚信的交易环境；畅通业务高效交流路径，使传媒运营商和客户能够及时的就业务问题进行互动并快速达成一致，为后续的长期传播与应用建立数字契约打下基础，从而切实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协调发展。

4网络时代，媒体数字资产管理与运营

4.1把握外部融合新趋势，共创双赢局面

报媒向流媒体转型，需要观念跟进，从而推动工作方式的转变。随着手机成为电脑之后成为接受外界讯息的主要工具，网络媒体读者正在快速流向手机端，传媒正转型升级走向下一个十字路口。作为具备众多用户、众多内容生产者的基础性互联网，迭代升级自我扩容的同时，也给报业传媒的转型提供了合作的技术支持和数据资源。将传统报业传媒与互联网相结合，既发挥报媒新闻权威性优势和舆论影响优势，也通过发挥网络强大技术功能，延伸传统媒体内容的号召力渗透力，实现从内部融合走向外部融合。作为行业翘楚，上海报业集团率先走上了转型路。据媒体报道，7月份上海报业集团旗下子品牌澎湃新闻与百度公司旗下子品牌百度百家号宣布进行战略合作。此次战略签约，澎湃新闻内容全面入驻百家号平台，并通过百家号进行内容分发和数据传播。百家号和澎湃新闻达成战略合作，双方联手推出虚拟主播日播型早晚新闻栏目，同时还以AI技术创新应用为基础，与澎湃新闻在内容、技术、产品、品牌等层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澎湃新闻原创内容全面入驻百家号，百家号负责内容分发和数据传播，双方还将共同策划独家专题或内容。简单的说就是“资源互换”。双方通过合作，在内容质量、采编流程、品牌价值等方面都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百度作为互联网海量信息的聚合平台，形成多元的互联网渠道体系和海量用户优势；而澎湃新闻拥有强大的采编能力和雄厚的媒体资源。毫无疑问，这次战略合作，是媒体融合转型号角的再次吹响，也是报媒转型路上的一次观念与技术上重大突破，更可以通过深层次与互联网结合，实现媒体融合的2.0版。两个行业翘楚的强强联合不仅是两个行业的有机融合，更将带来1+1>2的颠覆效果，给全国省级媒体融合发展是巨大启示。

4.2挖掘数字内容资源，放大数据交互场景效应

每年的两会，都是全国各大媒体展示和比拼创新能力的舞台。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的建言献策，百姓民生关注热点，能否通过创新地传达、剖析、解读，让全国百姓对关系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内容理解掌握、接受呢？扬子晚报去年两会期间做出成功的尝试。扬子晚报特别策划推出情景式数字媒体交互产品——“希望树”，创新采用“新”鲜表达，第一时间“树”说两会。在“希望树”交互产品中，江苏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将化身树叶为“希望树”添枝加叶，绚丽的彩虹带来的则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红包”，每日重点的会议议程及新闻会将由“话筒”进行播报。从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图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两会的重要文件运用虚拟图片、动画等可视化手段进行图说、解读，此外，短视频、即时稿件等融媒体新闻产品都通过“树”的动态成长进行场景式传播。这种全新的交互式传媒产品，通过动画结合人声的传媒方式将两会信息进行趣味化传播，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更容易接收和理解国家两会传递的政策信息。

4.3媒体数字化精准推送个性呈现，为用户创造价值

在大数据背景下，个性化推荐作为一项基本功能，最早在像天猫、淘宝之类的平台应用较广，根据用户浏览商品时间、购物框收藏等记录，统计出用户的需求特点，由此向其推荐更多相类似产品，满足用户的需求，事实上，用户从这样的购物中发现了很多性价比更好的产品，更好人性化的场景体验，让用户得到很多意外的收获，以此改变了用户的行为和习惯。同样的技术在新媒体上也开始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在互联网上，每天产生大量信息包围着用户，媒体产生太多信息构成复杂噪音，让手机端用户难以筛选和取舍。个性化定制与推荐，利用大数据记录捕捉手机用户的信息，然后分析出用户喜好对新闻、时事、社会，热点的图片、视频进行精准推送，是除了搜索引擎之后更便利的呈现信息的方式，这一方面的成熟应用并逐渐形成规模化效应，并创造经济出巨大价值的开创者，应属“今日头条”。今日头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最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自说自话的单向传播者，而是既是双向互动舆论平台，是向不同用户横向开放的交流互动的生态功能平台，吸引了所有的注册者包括各级媒体机构、各级政府宣传部门、明星大V以及普罗大众进驻，跟微信熟人朋友圈不同，头条消除了用户地域、文化、层次之间的边界，打通人际横向沟通壁垒，在互通互联中，用精准推送划定有共同话题的用户，并为其构建起语境氛围，讨论、跟帖、点赞、加工、转发异常活跃，使得数据的更新与流动更加富有生趣和延展性，相应的对头条新闻推送分发，比单向新闻类App的传播更有穿透力、影响力和黏附力。

4.4用数字技术监控舆情，为社会创造价值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海量碎片信息正在全方位影响着每个人。相比早期媒体对舆情监测的有限处理能力，如今运用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算法精准度可测、网络内容的联系分析能力等大量的信息精确可控，针对复杂多变偶发性因素，可以从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长时间从线上线下获取信息，通过建立起更紧密的信息化网状结构，用统计学手段进行比对分析，更加准确地把握样本情绪特点，可以更快速且准确地观测舆情变化，预判舆情发展趋势，提高舆情管理的效能。扬子晚报向融媒体转型的重点步骤之一，是建立智库内参部，围绕融媒体时代的内参舆情工作要求，服务地方社会政治经济，针对社会民生的某些热点和焦点问题，把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倾向性的事件通过网络新闻、传统纸媒、微博、贴吧、问答、微信公号等进行调取，并用网络调查和数据统计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正面信息、中立信息、负面信息，对具体事件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专题性分析，包括专题事件描述、话题倾向性分析、事件追踪和影响力、专家的点评建议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题性报告。扬子晚报在融媒体改革的背景下向媒体借力，向智库借力，强化发展和多元化拓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思维，适应互联网舆情和舆论变化的规律，更精准地把握舆情，正确应对、引导舆情，创新媒体传播方式，走出了一条创新转型发展之路。

4.5大数据营销提升精准度，为客户创造价值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新媒体，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技术也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因此带来新的市场营销理念—“精准营销”。提升营销的精准度就是在精准的定位基础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个性化的客户沟通服务体系，是有态度的网络营销理念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完成从精准营销到效果营销的转变。今日头条提出新口号时候“信息创造价值”。今日头条的整合营销理念，来自于其不断地建构好友关系（相似关联、区域关联），不断发掘潜在的用户需求，从记录到分享，从分享到交流，形成巨大的流量，可以让平台运营商构建起一种圈层文化，而营销则是通过深耕各种圈层，渗透多元用户，从而制造互联网流行趋势，聚焦热点流行，聚集各种产业，致力给用户赋能。场景是入口，而社交就是移动互联时代商家必争之地，未来大数据精准营销转向社交场景捕捉，移动互联已将热点从人口红利转到时间红利上，如果互联网争夺的是流量，移动互联网争夺的就是场景，他们更关注DAU（日活跃用户数量），今日头条幕后的“巨量引擎”是字节跳动旗下的营销服务品牌，同时也汇集了抖音短视频、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平台，构成流量领先的广告资源矩阵。“巨量引擎”的智能营销体系就是建立在如何建构美好体验的场景上，营销策略是根据用户行为来制定，作为App工厂的头条系，不断扩充不同产品功能的矩阵，用抖音、火山小视频和西瓜视频等不同的服务场景，对抖音的引流功不可抹。通过场景大数据营销，去年仅抖音带来营收400亿元。

5结束语

当媒体融合经历数字化洗礼，它对媒体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与其说它是对媒体生产与传播一种推动，不如说它是媒体内容资产管理与运营观念的颠覆。如今，传媒产业大量实践，不断完善传媒经济学的深度和广度，并使传媒经济学将成为是一门新兴且富有潜力的学科，利用经济学科的理论，未来将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媒体内容资产的管理及运营理论，并指导传媒成功实现产业融合与规模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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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坚菁.浅析传媒经济学对媒体内容资产管理及运营的影响[J].新闻研究导刊，2015，6（17）：17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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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海燕.电视媒体资产管理中的版权开发与使用[D].保定：河北大学，2013.

传媒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从某种意义上看，统计工作面临的形势就是综合统计面临的形势。这种形势可以概括为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机遇方面讲，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统计工作，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统计数据，统计需求急剧增加，统计作用日益凸显，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统计事业发展提供着更好的基础条件和技术保障，统计事业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从挑战方面讲，最大的挑战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范围极其广泛，传播量异常大；同时传播具有高度开放性和互动性，任何一位网民都可以自由获得网上的各类信息和观点，可以比较自由地各类信息和言论，既是网络的服务对象也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既是信息和知识接受者，又是信息和知识传播者，这要求统计工作更加科学严谨，统计数据质量更加真实准确，统计生产更加公开透明，统计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根本出路就是提高统计能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政府公信力。

具体而言，综合统计面临的形势就是复杂多变。就统计分析的对象看，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多变，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统计所分析的问题相互交织、纵横交错，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农业基础仍不稳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加之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大，年经济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就统计新闻宣传讲，统计新闻宣传对象的构成异常复杂，新闻传播主体、媒介、方式日益多样，扩散范围甚广，传播速度极快，把握社会舆论主动权的难度很大。统计数据服务工作也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服务的对象日益多元化，不仅要为党和政府服好务，还要为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社会公众服好务；服务的内容日益精细化，不仅要提供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总量、变化情况数据，还要提供效益和结构数据；不仅要及时公布统计数据，而且要主动诠释和解读数据；不仅要提供反映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还要提供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对我国有重大影响的数据；服务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不仅要通过平面媒体提供数据，还要通过网络提供数据，不仅要以新闻稿和数据表的形式提供数据，还要以数据库方式提供数据。

在这个关键时期，能否通过深入全面的统计分析，准确及时的数据提供，广泛有效的统计宣传，为党中央、国务院准确判断经济发展趋势，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是对各级统计机构的重大考验。与新形势要求相比，我们解读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统计分析和政策咨询建议的针对性、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综合统计分析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统计资料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改进，统计新闻宣传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都迫切要求加强和改进综合统计工作。

复杂的环境，变化的形势，繁重的任务，既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也为我们提供了用武之地。广大综合统计工作者一定要正确认识形势，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迎难而上，奋力而为，扎实工作，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综合统计工作。

二、着力提高统计分析能力

从本质上讲，统计分析就是基于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把握经济社会形势，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预测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建议的过程。提高统计分析水平关键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要不断强化对宏观经济的研判力。科学研判经济形势，要求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辩证、全面、历史地深刻剖析经济运行状况，客观反映经济运行规律，准确界定经运行态势，及时揭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做到这一点，务必要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熟悉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把握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事统计分析的同志要认真读一读宏观经济学，把握好宏观经济的主导力量、主导力量背后的原因和主要变量及其相互关系，使复杂的经济现象范式化、条理化。说简单一些，就是要把握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需求和供给的构成，货币需求与供给，货币发行对总需求、总供给的影响，贸易对国内国际经济的影响等等，提高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怎样使复杂的经济运行范式化、条理化，怎样发现错综复杂经济现象背后规律性的东西，关键靠的就是宏观经济理论素养。同时，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了解，学会在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大环境和大趋势下分析研究我国经济的发展变化。

二要不断强化准确捕捉问题的敏锐力。同样一个数据，有的人能看出数据背后的东西，这就是敏锐性。例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变大，这可能是经济在复苏、在扩张；比例变小，这可能是经济在衰退、紧缩，这就是发现问题的敏锐能力。提高敏锐捕捉数据背后问题的能力，要进一步加深对统计指标的理解。统计指标是经济社会现象的高度抽象，任何一个指标都不可能全面揭示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都有其局限性。有的是反映总量的，有的是反映结构的；有的是反映时点状况的，有的是反映时期累积的；有的是预示经济社会总体走势的先行指标，有的是反映经济社会总体实时变化的同步指标，有的是落后于经济社会总体变化的滞后指标；有的指标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大，有的只会导致或预示局部性的变化。作为一个统计分析者一定要明白分析所采用的指标，其理论根据、准确含义是什么，揭示什么现象，统计对象、范围、方法是什么，调查设计的精度如何，对经济社会运行的描述力、预判力有多强，与分析中其他指标的关系如何。不仅要加深对各个单个统计指标的理解，加深对统计数据生产质量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要以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和统计理论为基础，加深对各个统计指标之间逻辑结构关系的理解。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各项数据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要认真研究统计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特点，如果逻辑关系不匹配，要么是统计数据有问题，要么是经济发展出现了某些异常因素。通过挖掘统计资料背后隐藏的重要问题，努力提升透过经济社会现象揭示本质的洞察力。

三要认真选择好分析主题。经济社会异常复杂，影响因素十分繁多，各种矛盾纵横交错，需要统计分析的问题很多。各级统计机构的分析资源有限，只有依据自身优势选好分析的主题，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统计部门的最大优势是掌握着大量及时的宏观统计数据，因此统计分析的首要任务是分析宏观经济社会形势，也就是我们说的月度、季度、年中、年度分析，通过分析准确揭示宏观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状态、主导方面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科学预判运行趋势并提出促进良性运行的对策建议。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统计分析，运用宏观统计数据准确、全面、及时揭示中心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揭示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认真做好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较强影响的重大问题，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难点问题的统计分析，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寻找解决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逐步增加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规律的统计分析，从数量上揭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及程度，如资本、技术和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规律，收入分配的变化规律，经济结构的变化规律等。

四要不断提高语言文字的驾驭表达力。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磨练过程。分析得再好，如果不能用精炼、通俗、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加以叙述，其分析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要学会层层剥离，清晰描述，准确表达，努力提升统计分析报告的写作能力。

当前，统计分析的重点一是继续做好形势分析，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准确预判经济运行走势，及时提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二是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紧紧围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深入开展统计分析，在提高发展可持续性、增强经济发展均衡性、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创新发展、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等方面，及时提供针对性强、参考价值高的政策建议。

三、着力提高统计新闻宣传能力

统计新闻宣传工作承担着宣传中央方针政策、经济形势和重大调查成果、介绍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道统计改革和发展动态、传播统计知识、跟踪统计舆情的职责。在新形势下，统计新闻宣传工作非常重要，决定着统计部门的形象，决定着统计成果能否充分利用，事关统计公信力的提高，事关为整个统计工作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各级统计机构要不断提高新闻宣传能力，认真做好统计新闻宣传工作。

一要完善组织体系和应对机制。要根据促进统计服务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社会公众、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要求，健全统计新闻宣传机构，配备必要的统计新闻宣传人员，明确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机构各内设单位在新闻宣传方面的职能分工和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各省级统计机构都要建立统计新闻宣传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一领导统计新闻宣传工作，要设立或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统计新闻宣传工作。各市县级统计机构要指定统计新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切实将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加快建立统计舆情监测、汇集和分析制度，系统收集各种媒体对统计工作的报道和评述，特别要加强对网络媒体统计舆情的监测。抓紧建立统计新闻宣传应急机制。整合统计新闻宣传力量，制定应急预案，明确各机构和有关人员的职责分工，发现重大统计舆情问题要及时按程序报告，及时启动应急机制，积极稳妥做好处理工作，努力将负面影响最小化。不断完善统计新闻会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宣传效果评价制度，努力做到按制度、按程序、按规范组织新闻宣传工作，统计信息，不断提高统计新闻宣传水平。

二要提高对新闻宣传规律的认识。新闻宣传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从事统计新闻宣传工作，必须研究和遵循新闻宣传的规律，讲究新闻宣传的艺术，创新新闻宣传的形式，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要确保统计新闻宣传的真实性。始终将真实性作为统计新闻宣传工作的第一信条，如实统计数据，客观反映统计改革和发展情况，准确传播统计知识。不断提高统计新闻宣传的时效性，努力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要求，及时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及时宣传国家关于统计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及时宣传统计工作的最新动态，及时公布统计信息，及时答疑释惑。要提高统计新闻宣传的艺术性，言辞要贴切，表达要清晰，举止要得体，方式要恰当。该严肃就要严肃，该温和就要温和，该活泼就要活泼，寓统计宣传指导性于趣味性、可读性之中。

三要提高对媒体和公众的公关能力。构建政府统计部门与新闻宣传媒体和社会公众之间良好的公共关系，无论是对树立统计工作的权威，还是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都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关系的建立，关键是我们要具有良好的公关能力。现在，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监督作用越来越强，社会公众对统计工作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强化统计部门的公关能力。要继续办好新闻通气会、新闻媒体记者统计知识研讨班、媒体专题沟通会，学会与媒体交朋友，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密切与媒体的联系。积极鼓励记者了解统计数据采集工作，加深他们对统计生产过程的感性认识。积极向全社会展现统计机构和人员热爱统计，无比珍爱统计数据信誉，矢志不渝地恪遵“以求真务实为天职，视数据质量为生命”的统计职业操守；坚守责任，严格执行统计法和国家统计调查制度，始终坚持独立调查、独立上报的良好风貌。

四要提高分析解读能力。统计新闻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公开统计生产过程，解读统计指标。这就要求从事统计新闻宣传工作的人员具有良好的分析解读能力。要把“是什么”讲清楚，准确精炼、完整清晰地阐释统计生产过程、统计指标、统计方法；要把“为什么”讲清楚，简明扼要、条分缕析地说明这样规定的原因、目的、意义和作用；要把“怎么做”说清楚，真实客观、及时详尽地表述统计指标是如何制定的，统计方法是如何选定的，统计数据是如何采集的。

四、着力提高统计数据服务能力

统计资料编辑整理提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统计工作。多年来，从事统计资料编辑整理提供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在十分枯燥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十分绚丽非凡的业绩，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了大量系统性的统计资料，为共和国统计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统计部门一定要继续保持弘扬这种敬业精神，以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以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努力提高统计数据服务能力。

（一）积极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提供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是统计工作的基本成果，是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科学决策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各级统计机构和广大综合统计工作者要不断增强为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服务的意识，及时提供丰富翔实的统计数据。不仅要提供当期宏观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还要提供相关历史数据作为参考；不仅要提供总量数据，还要提供结构数据；不仅要提供主要统计数据，还要提供与之密切相关的配套统计数据；不仅要提供国内经济运行情况的统计数据，还要提供国际统计数据。认真做好统计数据提供的审核把关工作，严格核验，精心加工，确保提供的每一笔数据都真实可靠。正确处理好提供数据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在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时效性。要不断改进提供方式，提供的资料要方便领导查阅和携带。

（二）积极为社会公众提供统计数据。统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统计工作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统计数据，让统计工作惠及全社会。《统计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当及时公开，供公众查询。《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是应当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要进一步强化为社会公众提供统计数据理念，严格贯彻落实政府统计信息公开的各项规定，不断丰富统计信息公开内容，努力提高政府统计信息公开时效。进一步完善国家统计数据库，不断丰富库载指标和数据量，不断强化查询和下载功能与速度，努力使其成为中国政府统计成果最权威的汇集平台。各地统计机构也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结合统计工作的实际，积极建设各类综合统计数据库，及时加载社会公众需要的各类统计数据，进一步提高统计部门服务社会公众的水平。

（三）努力提高统计资料编辑水平。统计资料整理是开发和使用统计数据的基础和前提。通过统计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可以以丰富的统计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系统展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可以以翔实的统计数据，为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优质的统计服务。多年来，统计部门已经形成了以《中国统计年鉴》为核心的系列统计产品，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荣誉感，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数据质量意识，切实做好统计资料编辑整理工作；不断增强创新力度，努力更新工作模式，及时编辑出版适合不同群体、不同层次需要的统计资料；充分利用数据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实现统计资料编辑和服务手段的现代化，提高统计资料编辑整理工作的效率；认真做好各种统计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确保每一部年鉴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切实加强对综合统计工作的领导

综合统计工作头绪多，任务重，涉及部门广，协调难度大。各级统计机构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大力加强综合统计工作，切实提高统计服务水平，推动综合统计工作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一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对综合统计的认识，切实加强和改进对综合统计工作的领导，把综合统计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亲自部署，及时过问，积极参与重大统计分析活动；分管领导同志要切实负起责任，定期听取综合统计工作情况的汇报，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遇到困难时要主动协调。

二要强化队伍。综合统计队伍是完成综合统计任务的主力军。各级统计机构要从统计工作的大局出发，进一步健全综合统计机构，充实综合统计力量。要加强对广大综合统计工作者的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综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综合统计无小事”的观念，努力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对统计、经济理论知识和综合统计业务技能培训，努力提高综合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广大综合统计人员要加强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加强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加强对统计理论、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经济分析方法的学习，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努力掌握综合统计工作的特性和规律，不断提高统计分析能力、新闻宣传能力和统计数据服务能力。

传媒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范式革命；经济学多元主义

经济思想史是经济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但自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相对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繁荣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就一直处于衰落的趋势之中。为了振兴该学科，就必须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本文首先从该学科不断被边缘化的现状入手，提出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功用”问题，然后分别探讨该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作用，最后则提出：只有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做出创新，它才能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作为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由于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学科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国家，许多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例如，除了笔者带领的团队外，我们至今仍没有见到有国内其他学者引用和使用过 2003 年版的英文著作《经济思想史指南》[1]一书中的材料。目前，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后继乏人的状态，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为例，其学位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经济思想史学科申报下来的，但到了 2015 年初，该学科只剩下笔者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教师。

在我国，即使是从事经济思想史教学的教师，也几乎没有以该学科为志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状况与我国略有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似乎不断地在增加，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几个专业期刊的创立，如 1983 年创刊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1990 年创刊的《经济思想史杂志》和 1993 年创刊的 《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 以及 《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杂志；其二，经济思想史学会在国际范围内的成立与扩大，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U.S.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自 1973 年成立以来就迅速扩张，成员不断增加，欧洲也出现了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类似的学会也出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

[2]但上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都是在大学之外发生的，在大学之内，尤其是在经济学院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地被边缘化，甚至濒临灭绝的境地。道格拉斯?多德教授指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三个必选的“课题领域”：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此外，还有自选的两到三个其他领域。但现在呢？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再加上数学；但两个历史学方向已很少要求，也很少开设了。[3]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久负盛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备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歧视，甚至有时被公开蔑视为嗜古成癖已经不是一个秘密。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 30 年以来，提到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对此哀叹”。[2]海因茨D. 柯兹在“经济思想史欧洲学会”的 2006 年年会上发表主席讲演时也指出，经济思想史学家已成濒危物种，该学科被边缘化由来已久。

[4]近年来，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突显出经济思想史以及经济史学科在西方经济学界所面临的生存危机：2007 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这两个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由于遭到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这种从经济学分类中试图移除掉这两个学科的动议才未落到实处。但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个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之中；2011年，经过经济思想史家的努力，它们才重新被划归经济学科的分类之中。[5]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和欧盟研究委员之所以要将经济思想史学科划归到考古学之类的学科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在“思想市场”问题上的支配性影响所致。

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新概念在这个市场中传播相当有效率，几乎没有重要的内容不被人所注意。这种“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这种看法：经济学界忽略经济思想史也不会造成损失，因为有价值的概念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之中了。因此，他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论文中提到十年前的文献，那么，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就是非常陈旧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迈克尔?赫德森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时的经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当他想选择经济思想史中的生产率理论作为博士论文进行研究时，他的导师告诉他，思想史纯粹是浪费时间，“当经济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完善状态时，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们所拥有，那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6]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这个题目，选择了经济学家们都已遗忘的 19 世纪中叶美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帕申?史密斯的经济思想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面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西方国家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的状况，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经济思想史学科到底有何具体的“功用”？面对这个问题，一些文章的标题采用了痛苦辩护的论调，讨论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角色，如斯蒂格勒的《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科里（Corry）的《经济学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巴克豪斯（Backhouse）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吗？》。针对经济学界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存在必要性的怀疑，即使写出《经济分析史》的熊彼特对它的辩护也是软弱的，他说，“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7]博尔丁强调了经济思想史提供思想素养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了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无常识的书呆子。[8]那么，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2 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作用

目前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谈到了学习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的两点基本作用。首先，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理论，更好地理解创造过程。阅读经济思想史中的名著和研究某经济学流派为什么以及如何提出某种理论和政策主张，有助于我们学习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这比单纯学习知识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张五常对这种学习方法甚有心得：每遇名师及高手明友，他就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并综合他们的方法为己所用。张五常谈到，有一次，赫舒拉发在课后问他，“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的课，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张五常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9]张五常真是聪明透顶之人！一个人在现实中能碰到的高手非常有限，经济思想史中却高手如云，如果你轻信这门课程没有什么用处的流行说法，错过学习经济学大师们心灵洞见和科学创造方法的机会，岂不可惜！

布劳格指出，当论还带着已解决的过去问题的疤痕、已更正的过去谬误的痕迹。若没有从过去传下来的遗产，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理论。[10]通过学习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经济学说或为什么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形成，了解它的提出需要哪些内部和外部条件，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其理解，不仅可以更好地灵活应用，而且还可以发现其不足并加以改进。其次，温故知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会重复，在一个国家已成陈迹的某种学说，如果经济环境更为适宜的话，往往在另一个国家重新出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往往在历史上或其他地方出现过，而且当时当地的经济学家们也往往针对它们提出过有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常见，虽然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并不完全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由于在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迟到的发展过程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具有较大的类似性，曾经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就可能会似曾相识地在发展中国家再次出现。

通过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可以使我们预见到发展中国家将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可以从过去有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中得到启发，针对新的环境，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在笔者看来，学习经济思想史和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还具有以下两种重要作用。

第一，有助于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并避免政策主张上的极端主义。经济学多元主义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核心纲领之一，它倡导在经济学内部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实现不同的方法、理论和范式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所谓经济学多元主义，用尤斯凯利?梅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与多个理论”：[11]虽然客观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却是由无数个事物、复杂的演化过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所构成，因此，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会呈现出千姿百态，观察者对它的解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可错性和不完备性。按照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都是从不同角度观察经济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我们不能像“只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条主义那样，在赞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同时，否认西方异端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像这种教条主义那样否认经济学的国别差异。就像科学界不能否认生物多样性一样，不承认经济思想多样性的“只有一个经济学”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多样性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思想史是经济思想多样性的丰富宝库，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是建立经济学多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途径。正如凯恩斯指出的，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状况，经济思想史不得不承担起解放思想的基础性功能。学习经济思想史，还可以避免在政策主张上的极端主义。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变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这些流行思潮的轮回性交替出现的现象，这启发我们要对这种循环异变保持中庸之道：在政府干预或贸易保护日益强化的时候，要想到终有一天削减干预和保护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到来；而当自由放任或自由贸易甚嚣尘上之时，国家干预或贸易保护的时代迟早要到来。史鉴使人明智，当我们对经济思想史的演变具有一种通盘思考的大历史观之时，它启迪我们在提出新的经济学说和制定经济政策之时，要避免教条主义，避免极端行为。

第二，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在 2000 年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普遍认为，在经济理论课程之外，经济思想史、科学哲学和社会经济史都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课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著名学派代表人物名著的研读，可以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例如，刘易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二元经济理论被称为“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刘易斯在他那篇经典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开头就指出：“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做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对于这一点，他解释说：“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然后，他们研究生产是怎样一直增长的。他们发现，答案就在于资本积累，并根据他们对收入分配的分析来解释资本积累。这样，古典经济学体系便同时求出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12]在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时期，“劳动力已不是无限供给”，而刘易斯所研究的是人口过剩的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全回过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12]刘易斯的这一理论曾长期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曾指出：刘易斯“从有关半失业的简单定理中总结出一套典型的欠发达国家的运动规律，并广泛介绍国家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13]自刘易斯的理论提出后，发展经济学家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3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作用

经济学说发展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学内部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即使在同一种研究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或方法。这就引出了经济学的发展和科学革命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新旧经济学范式或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并存。在自然科学中，周期性的和激进的格式塔转变导致了旧的理论轨道被终结并开始一种新的开端。例如，在一种范式的转变中，科学界从一种人人都认为“天圆地方”的思想状态转变为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形的这样一种新的理解。这种转变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发生的。但在经济学中，几个世纪以来，“天圆地方”与“地球是圆形的”这两种理论却一直长期并存，并分别在不同时期占据主流地位。而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在某一时期占据的统治地位往往会导致另一种处于“地下”状态，甚至面临绝迹的可能，但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变之后，处于“地下”状态的经济学理论就会像地下的河流一样冲出地面，如果它的力量足够强大，就有可能替代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成为新的主流，甚至发生“科学革命”。[14]例如，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曾占据主导地位，而到前苏联巨变和我国改革开放前，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还是西方异端经济学却遭到了长期的排斥和批判，而现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却在俄罗斯和我国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又反过来遭到排斥并被边缘化了。

上述情况说明，经济思想史在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并使之流传下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熊彼特强调了经济思想史作为思想基因库的作用，他认为，由于经济学在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上存在杂乱不畅的问题，比如，经济学中分歧众多，而且有的经济学成果可能在中途就被遗忘了，所以，经济学比自然科学更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历史。当然，自然科学史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用物理学史在爱因斯坦提出“波粒二象性”理论上发挥的作用对此加以说明。从 17 世纪以来，在光的理论方面就一直存在着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的斗争，由于牛顿的权威影响，微粒说在 19 世纪之前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说，但到 19 世纪初，由于托马斯?杨和菲涅耳的努力，波动说得到复兴，并发展成为大有彻底排斥微粒说之势。正是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的革命中，把这两种学说综合在一起，提出了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光量子论。如果物理学界视物理学史为无物，波动说会不会因为微粒说的统治地位而失传？爱因斯坦如果不了解光的理论史，他会做出这种科学理论的创新吗？特别是在“只有一个经济学”———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教条主义观点支配我国经济学界的情况下，经济思想史就愈发显示出其重要性。因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为经济学的革命提供了两种重要的作用。首先，为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经典（自然）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现代宇宙观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和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大革命中诞生的，20 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又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新的宇宙观。但在这种现代宇宙观在自然科学中诞生之前，一些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工作就已经具有了现代宇宙观的一些朴素要素和先驱思想。

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15]，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化思想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中是最丰富的。因此，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宇宙观为之所提供的新范式和新的基础理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可以在其中发挥具有能动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而且，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要说新的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经济思想史可以为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过去重新获得建设某些新东西的材料。例如，随着 20 世纪80 年代末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爆发的复杂性科学革命被一些经济学家接受，他们就带着一种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了经济思想史，1998 年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对经济思想史中的复杂性理论的专门讨论及其出版的著作[16]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按照复杂性理论的透镜来透视，经济思想史中原先地位很高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的地位就大幅度地下降了，而那些受到轻视甚至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学者如巴贝奇等就迅速地从默默无闻上升到显赫的地位。

该书主编科兰德还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中，有关复杂性的观点最有趣的故事与目前西方异端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先驱思想有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某种接近现代复杂观的思想。其次，为当前经济学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来源，使其建立在坚实的学说史基础之上。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在发生危机并酝酿范式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本学科的历史进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曾写到，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同样，不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也就不知从何创新。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说得好：“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17]例如，情境与脉络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历史特定性问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开始又被重视，而这个问题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被卡尔?马克思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所认识，并一度在以后近百年时间里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但在 20世纪 40 年代后被经济学家们所抛弃，霍奇逊 200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无疑将推动演化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从其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许多教益。[17]4

 结语：

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做出重要创新我们曾经讨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致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被边缘化的经济学专业自身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偏见；经济学科的专业化过程；主流经济学对“硬”科学的崇拜；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经济学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化。[18]在本文中，笔者又探讨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之所以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学家们对该学科的歧视，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所存在的缺陷，阻碍了它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使得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创新成为了它在经济学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在该学科的边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却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只是在近年来才遭到质疑。我们的研究说明，自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1931 年在其史学理论名著《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对辉格史进行批判以来，辉格史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界和科学史界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但是，著名经济学家和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1987 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却贬词褒用，提倡辉格史方法作为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正确方法。近年来，萨缪尔森的这种观点开始遭到挑战，特别是《剑桥经济学杂志》在 2014 年第 3 期出版了一整期专刊对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我们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界有关辉格史方法争论的反思，澄清了辉格史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含义及其缺陷：单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累积发展观，无视经济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的多元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复杂性问题；由于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的支配性影响，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严重忽视了它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经世致用的重要作用。[19]笔者此前曾在一些论文中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如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做出创新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笔者曾指出，“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三大缺陷。其一，是偏重于系统的经济学说，忽视那些曾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其二，是偏重于对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忽视经济思想反过来对经济政策制定和具体经济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三，是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重视不够。”[20]笔者还提出了经世致用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新的研究目的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笔者试图通过推进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创新，达到该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目的，但这些研究仍然是非常初步的，需要有志之士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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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贾根良，贾子尧. 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辉格史方法及其争论［J］.学习与探索，2016（1）：76-84.

传媒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传媒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