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在进行转变发展方式的努力。分析新发展模式面临的困难，如果不能从部门水平的政策调整深化到环境、资源、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制度创新，这些困难是不可能根本克服的。而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对滞后又是这一变化的瓶颈。

怎样能使政府职能转变快起来呢？多年来，我国基层中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与部门扯皮现象是如此不协调，政府各个部门间的“协调过程”遵循“帕累托改进”原则，即博弈之后谁也不能“太吃亏”了。然而那些优先满足了“各个部门同意”的法规和政策能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呢？又如一些公共管理部门，教育、卫生、环境资源保护等，最为“公益”的部分最受歧视，同时又过分地偏好收费、偏好大工程、偏好转让资源的使用权，偏好产业化，热衷于自身“市场化”。而一些生态保护工程，迟迟没有从“动员群众为主”转变到“保护群众权益为主”，影响了政策的可持续性。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与公司联合创“双赢”而以农民和生态环境的“双亏”为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做法虽然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但在实践中顽强存在，甚至成为做事情（项目、政策）要遵循的潜规则。而“部门立法”等问题的存在不仅反映了政府怎样更好更忠实地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还反映了如果没有一个凌驾于制度设计安排过程之上的坚定原则，即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的社会正义的原则，“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难以超越在局部利益之间、部门之间的内耗式博弈和僵局，难以顺利地推动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方针，难以改变政府部门“自利性”的越位与缺位现象。经验表明：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将我们的思维限制在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之中不能自拔，从而失去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并解决这个问题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它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以GDP为本的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我国生态环境与资源形势严峻，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值得注意，因为社会的公共资源和长远利益在改革不平衡和财产再分配的时候容易受忽视。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特别需要一种更重平衡的改革理念。（1）以长期的社会公正而不是短期的经济效益为制度创新的出发点，进一步改变法制建设的滞后。（2）在改革中反映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而不是过分突出和关照某些利益集团。（3）社会激励个人营利与激励爱护公共资源的能力均衡发展，不能给“自毁家园”的行为“优先权”。（4）正如好的企业是竞争出来的一样，好的政府是监督出来的。例如，建立对影响重大的公共政策、工程、重大技术引进，地区发展规划进行第三方评估制度，包括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估。（5）除了政府和市场，不要忽视公民社会，这是一个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6）特别期待新体制充满弹性，珍惜作为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新空间”。对能节约资源的多样化生产方式、能创造就业的多层次技术和企业，包括众多大、中、小型服务企业，与本地生态规律融合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社会特征、节俭而多彩的生活方式……要特别珍惜。要尊重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完善和改造市场经济，探索新发展模式。转变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般而言，当一个社会的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私人消费水平的增长就不再是提高人民福利的主要因素，社会从整体上，对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教育等的需求将日益增大。而直接提供或间接提供（制度安排和监督管理）这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正是政府的职责。当前学界和实业界的一个原则共识是，引进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破解环境保护政府投入资金有限、缺乏经济激励、政企不分导致腐败等难题的重要手段。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将环境保护产业化和市场化，可以将作为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这可能是一种理想模式。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利益格局进行了重要的调整，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不仅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空前的冲击。在这个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交织的关键阶段，特别需要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使其成为全社会的首要价值。结合这个过程进行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研究，是摆在环境经济学者面前的课题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