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疫情、地缘政治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直接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安全。我国在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同时，应抓住RCEP正式实施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等机遇，积极改变现有制造业供业链分布逻辑，从单纯追求生产效率最大化到兼顾效率与安全的多维目标转化，不断深化和拓展制造业供应链国际外循环，促进我国制造业实现平稳发展。

关键词：制造业；供应链；外循环

据工信部披露，2021年全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1.4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7.4%，增加值连续12年居世界首位①，供应链安全对我国制造业稳定发展越来越重要。中央及时提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努力为制造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生产要素与流通市场；同时，更要不断深化和拓展制造业供应链的外循环，更加积极地从世界市场获取原材料、新技术与市场空间。当前，我国内循环运行效率不断改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加快形成，但外循环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还面临着不少新的困难，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外循环面临的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循环的发展历史。在44年的进程中，我国制造业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近几年来由于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非理性的技术封锁、经济制裁的影响，制造业供应链国际外循环却面临着“去中国化”的危机。

（一）原材料等基本生产要素进口价格持续上扬

作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各类原材料的投入很大。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原材料进口依赖程度较高。2021年，各种原材料价格轮番上涨，甚至出现了有价无市的情况。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前10个月，大宗商品进口量减价扬。如铁矿砂进口均价每吨上涨61%，进口量却下降4.2%；原油进口均价每吨上涨35.6%，进口量却下降7.2%②。不少国家着手限制重要原材料出口，如印尼2021年禁止镍矿产品出口，并有计划地停止铝、铜和锡的出口。

（二）国外先进技术进口受到限制

不少国家对中国技术进口采取限制。以美国为例，2018年8月，美国政府签署《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增列了14种新兴和基础技术，涵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③。2022年日本政府也宣布，决定对我国利用人工智能（AI）的摄像头和人脸识别设备等尖端技术实施出口限制。

（三）中间品进口依存度较高

中间品是指我国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零配件及半制成品。我国现在进口产品中80%都属于中间品，一旦上游供货商停止供货，立即对相关制造业产生严重影响。如美国禁止与美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向华为提供芯片，造成华为大面积减产。而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展望（2020）》的白皮书，我国在重点基本零件和制造业设备等主要产品上的对外依存度均在50%以上；集成电路的引进总依赖占比为80%，大型高品质铸锻件的总引进占比为90%，高档液压件、密封件的引进总占比接近100%④。

（四）海外市场受到挤压

“印（印度）、越（越南）、马（马来西亚）、菲（菲律宾）、印尼（印度尼西亚）、墨（墨西哥）”等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优势，继续挤压中国在中低端产品的市场份额，并形成出口替代。在中高端产品市场，中国制造需要与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竞争。

（五）运输成本增加疫情之下，海洋、铁路、航空、公路受到全面影响，因封城或封国(严格的入境限制）而造成的铁路、道路、水路、民航运输量大减。据悉，关键航班的全货运单程成本飙涨至疫情之前的4倍；海运费暴涨近10倍，进出口均受影响。

二、影响制造业供应链外循环畅通的要素分析

影响制造业供应链外循环的因素很多，既有传统的经济类因素如生产率水平、制造要素分布、市场容量大小，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如价值观、国际政治关系、国家安全因素、疫情等。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类因素占主导，市场发挥主要的调节作用，近年来由于疫情及意识形态的影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一）供应链分布的底层逻辑已发生变化

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基本前提假设是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市场环境下，以生产效率最大化，获取最高利润为目标，资本会自动地对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组织生产。供应链分布考虑的主要是效率与成本。当下，除了这两个因素外，供应链分布还要考虑安全与稳定等因素。

（二）政府干预将对供应链循环产生影响

政府对于成熟的市场干预较少，但疫情等因素导致市场调控失灵，各国政府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管控。一是多国政府出于应急和国家安全的目的，重新布局关键制造业生产。如疫情导致防疫物资需求爆炸式增长，各国纷纷对医疗、制药和个人防护设备等制造业采取近岸化分布。二是多国政府利用贷款、补贴等激励政策来鼓励制造业境内生产。如美国2021年提议投入520亿美元用于鼓励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日本在2020年拨款22亿美元，号召日企回归本土生产⑤。三是部分政府可以通过竞争性的产业政策将特定国家排除在供应链循环外。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发起“供应链弹性倡议”，要求不从我国购买产品，并呼吁包括东盟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积极参与⑥。

（三）价值观将成为供应链管理的考量因素

供应商的价值观将被纳入供应链管理体系中，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理论将被广泛接受。企业或政府也会利用供应链来传递自身的价值观。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在题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在全球积极地进行部署以便扩大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力，如建立供应链的目的同样是传递美国的价值观，并且致力于建立以美国价值观为准则的由“技术民主国家”组成的新多边联盟⑦。

三、深化和拓展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外循环的建议

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了一整套制度设计和政策组合方案，为制造业供应链内循环清除政策堵点。作为内循环的补充，制造业供应链外循环也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为“双循环”战略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一）完善外循环服务内循环的经济发展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更多走的是“以外促内”的发展路子，形成了鲜明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内循环”为主体，就是要更多从国内市场需要入手，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产业体系。内循环的发展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从产业基础来说，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⑧；从市场容量来说，我国有14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毫无疑问，我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外循环建设，要为发展内循环服务，更多地服从于我国自身产业发展的需要，服从于我国国内市场的内在需求，更好地进行各类资源配置。

（二）借力RCEP，建立供应链内外循环平衡发展的新模式

我国已熟悉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思路，如何实现双循环发展战略并没有成熟的发展路径。今年年初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关系协定》（RCEP），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试验田。RCEP成员国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代差与资源市场互补的关系，是一个放大版的中国经济循环系统和缩小版的全球经济循环系统。从资源上看，RCEP成员中有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从创新能力看，RCEP成员中有拥有高端制造业科技的日本、韩国。同时RCEP拥有15个成员国，总人口23亿人，是经济体量一体化的巨大市场。抓住RCEP实施机遇，通过进口战略，聚焦资源性产品与中间品的进口，提升与区域内国家的合作程度。通过进口战略，一方面可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缓解贸易不平衡；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中国居民对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企业吸收先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促进供应链优化升级⑨。

（三）加强对制造业供应链外循环的风险预测

在过去的数年里，我国经历了中美贸易战、疫情带来的边境封闭、各国日益增多的贸易壁垒、英国脱欧、RCEP实施、俄乌冲突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我国订单减少、原材料进口受阻、物流成本上升以及海外工程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同时，地缘政治的冲突又进一步影响着中美、日韩、东盟等产业供应链的恢复和重建。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要积极开展对海外供应商审查机制，主动识别风险，以多元化布局化解供应链上存在的不确定风险。

（四）利用数字经济消除制造业供应链外循环阻点

与内循环相比，外循环中的最大问题是基于地理距离而产生的贸易时间和经济成本。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突破外循环中的瓶颈，培育新模式、新业态，获得经济主导权。当前，要加快供应链管理的智能化改造，利用云计算、云服务等系统对接上下游企业，实现基于数据分析的信息对接、匹配、库存管理，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发挥国际电商平台作用，利用平台优势实行线上线下融合运营，同时借助平台大数据了解境外消费者偏好，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产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开辟新的国际客户市场⑩。

作者:徐志豪 单位:吉利科技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