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画院”,其实包括了两种类型,一是各级政府机构(亦有地方党委宣传机构)属下的、靠行政拨款来维持运营的画院,二是民间创办的画院。尤其是后者,现今已遍地开花。“民办”画院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名称喜欢“打擦边球”,让不明就里的人感受到那些画院的“权威性”。

这与前些年部分画院所谓的“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约在十年前,在文化单位机制改革的背景下,不少文化事业单位似乎将走上自生自灭之路,而一些画院的人员面临着分流改制的窘境。在此势头之下,画院的危机似乎要来了。而仅仅是几年之后,随着政策的逐步完善,政府办的画院再次受到重视,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民办画院正是借此东风而兴起,但其更深层的原因,是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红火。有意思的是,在政府主办的画院积极建立拍卖公司或“交流中心”,主动拓展市场时,而一些大中型艺术品拍卖公司、画廊却在成立“画院”。“学术”打市场牌,而“市场”却在打学术牌。

显然,是艺术与资本的联姻催生了众多的“画院”。为什么这些松散的机构不约而同将自己命名为“画院”?这是因为,在当代画家的心目中,“画院”这个名称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古代,画院是最高级别的绘画创作机构,在当代,画院则意味着名家聚集之地。中国人历来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作品(哪怕是涂鸦)贴上了“画院”的标签,就仿佛身价有了保证。在艺术品市场红火而且杂乱的背景下,各级画院之“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含金量不等的“商标”。因此,在“商标”效应下,各类“画院”纷纷注册成立。绝大部分“民办画院”中画家目前的追求也主要着眼于低层次市场的开拓,这必然会限制其对于绘画本体的深层思考。

所以说,“民办画院”的大批涌现,与艺术自身关系不大,反倒能折射出艺术品市场特别是国画市场的无序状态。不过,“民办”画院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们灵活的运作方式、宽松的管理方式,可以为“体制内”画院的建设提供借鉴因素。政府主办的几家知名度较大的画院所办的进修班也持续火爆,这类进修班为各地画家(其中多数为青年人)提供了接近名家的机会。画院的教学带有“雅集”的性质,这种学习方式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对正规院校几近僵化的教学模式具有冲击力,而灵活多变的“课徒”方式更接近传统中国画的教育宗旨。客观地说,政府办的画院与“民办画院”可以在“文化生态”上获得互补的和谐状态。当然,其前提条件是所有的画院都必须纳入政府部门的宏观管理框架。

因此,不妨做这样一个设想:姑且对“民办画院”持宽容态度,让它们在艺术领域进行自由的探索。而对于“体制内”的画院画家,则要有相对明确的创作要求,“政府办”画院不应该成为各类“新思潮”的试验场。有几家老牌画院曾提出以“新院体”来统领创作,对此,笔者持赞同意见,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保守”往往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其文化制衡作用,从而消解激进主义导致的弊端。但要警惕的是,“涂着文化脂粉游走江湖”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危害远远大于被某些“正统”理论家所深恶痛绝的“后现代艺术”。

当代几家著名画院如国家画院、北京画院、江苏省国画院、广东画院、上海中国画院、陕西省国画院、浙江画院等一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其影响力一方面来自于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得益于院内画家的卓越成就。大树底下好乘凉,应该看到,上述画院的部分画家存在着“坐吃老本”的惰性心态,从而导致创作水平的不稳定,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几年前,曾有人抱怨说,“体制内”的画家领取国家的薪水,而卖画所得却归个人。由此,笔者联想到“体制内”的作家群体——这一群体也领取政府薪水,稿酬却归个人。就这一点看,作家们与画家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人指责作家们“揩国家的油”。究其原因,大约是专业作家能“出活”,其作品水准让业余作者难以望其项背,而且,专业作家们的成果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应,也让人们服膺。

由此可见,创作出精品是赢得社会尊重的首要条件,也是画院发展的根本。“精品”的产生,首先需要作者有娴熟的技法,能驾驭题材,但从更深层来说,则需要作者具备必要的文化修养。当然,要求“体制内”的画院画家们都成为学者型的艺术家,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可是,要求“体制内”的画院画家必须出精品,则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就现状而言,“政府办”画院目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学者型、研究型的艺术家。这类艺术家数量不需要多,而是需要精。如果这问题不能解决,那么画院的“危机”就可能真的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