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武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武术，它孕育于早期共产党人的习武实践与毛泽东等人的尚武思想，其发展路径由安源、井冈山、瑞金而到延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红色武术不但在组织工人罢工、反击国民党围剿、抵御外族入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红色武术；人民群众；尚武思想

红色是热烈、奔放、喜庆、胜利的象征，中国人历来对红色有着特殊的感情。[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自己的武装力量称为红军，将自己所举办的运动会称为赤色运动会，儿童佩戴在胸前的是红领巾。红色武术，亦可称作革命根据地武术、解放区武术，它特指1921年至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武术。钩沉、梳理红色武术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武术史研究、对于中国武术的传承与发展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红色武术之孕育：共产党人的习武实践与尚武思想

红色武术并不是“忽而有之”的，它有一个孕育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第一代共产党人在1921年前的武术实践及其理论探索。近代中国，苦难深重，因救亡图存的需要，许多仁人志士多习武不辍。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许世友、耿飚、粟裕、陈赓、徐海东、“独臂将军”贺炳炎、李聚奎、杨勇、钱钧、孙继先、谭余保等等，他们的习武活动为红色武术的诞生奠定了实践基础。除亲身习武外，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还从理论上对兽性主义、野蛮体魄、动的文明等进行了探讨，为红色武术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2]上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倡导兽性主义，主张用兽性主义来提高民族身体素质和改造国民性。1920年，陈独秀又在《新青年》上发表《青年体育问题》，强调了“健全思想健全身体本是应该并重的事”的思想。当然，在该篇文章中，陈独秀还提出了“体育三戒”，即戒兵式体操、戒拳术、戒比赛等剧烈运动。陈独秀认为这三种运动在生理上都违背了平均发达的原则，“在心理上都助长恶思想”。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所说的“拳术”指的是义和团的“神拳”和马良的“新武术”。[3]52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陈独秀所反的并不是中国武术，而是借武术之名的复古逆流。[4]李大钊认为“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保持平均调剂的发展”“西洋文明为动的文明，中国文明为静的文明，惟其动也故进取，惟其静也故保守”，社会要发展必须要动，人体要健康也必须要动起来。1917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体育》上发表了著名的体育学术论文《体育之研究》。文中，毛泽东鉴于“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此甚可忧之现象”，强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鼓励向燕赵悲歌慷慨之士、凉州烈士武臣及倡导“文武缺一岂道乎”的颜元、李塨，“不喜乘船而喜乘马”的顾炎武等学习，他们是“皆可师者也”[4]31-40。毛泽东对“武”之重视跃然纸上。1917年6月，恽代英在《青年进步》上发表《学校体育之研究》，认为“学生不但应使之强健，且应使之知所以强健之理，不但应使之健康，且应使之知保健康法”。为此，恽代英强调“系统的体育”“圆满的体育”“渐进的体育”“兴趣的体育”，且提出了男女体育有别的问题。[3]41-45

2红色武术之坐标：由安源、井冈山、瑞金到延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红船精神”[5]指引下，红色武术开始破土出芽、茁壮成长。安源[6]红色武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术。1922年5月，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时就设有游艺股，组织工人进行零星的武术活动。1923年，随着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人数越来越多，游艺股发展为游艺委员会，下设演剧部、电影部、音乐部、弈棋部、体育部，此时的武术活动逐渐增多。1924年，安源工人俱乐部为加强对青年的领导，又成立了青年部，分游艺室、运动科、宣传科。其中，运动科又细分为球术系、国技系和体操系。国技系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青少年中普及国术运动。正是在游艺委员会体育部和青年部运动科国技系的积极推动下，武术运动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以致于“当年的游艺委员会和工运积极分子都会两招”。[7]31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国共合作至此全面撕裂。面对艰难的形式，共产党人决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以实际行动回击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决定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转移。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8]1928年5月4日，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标志着中国红军的诞生。红军诞生后，由于步枪装备不足，很多战士仍然携带大刀或红缨枪参加战斗，身背大刀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经典形象，刺杀、劈刀成为红军两项重要的技能。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针对敌强我弱、白色政权包围的实际情况，工农红军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因地制宜开展了丰富多彩、针对性强的练兵活动，据老红军回忆，“在休战阶段，红军每天都进行劈刀刺杀训练”。[9]171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突围出击赣南、闽西，最终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又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发挥临时政府的作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简称“教育部”）部长，徐特立、沙可夫为副部长，[10]包括武术在内的体育归教育部管理。1933年5月30日，为检验体育开展的效果，全苏区体育运动大会[11]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广场开幕。在这次运动会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12]5成为中央苏区的体育方针。6月3日，全苏区体育运动大会闭幕式上，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项英、王盛荣、邓发、张爱萍、施碧晨五人当选为赤色体育会委员。赤色体育会刚一成立，就加入了赤色体育国际[13]并出版了《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中央苏区创立后，为进一步发展红色体育，成立了俱乐部、列宁室，其组织架构中的体育组设有武术股、劈刺股，带领大家进行打拳、劈刀刺枪的训练。中央苏区的领导常常要求红军军官，“一要会带兵、二要会打枪、三要会劈刀”。当时，红五军团的马刀赫赫有名，苏区军民中流传有“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马刀”的说法。[9]174虽然，《各种赤色体育规则》还未涉及到武术竞赛规则的制定，但其探索成果为新中国武术竞赛规则的制定奠定了基础。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此时，武术活动服从抗日战争全局，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4月，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来到延安，她看到“每天下午，人们都参加身体锻炼，这已成为整个苏维埃军民的习惯”，“对面群山四周的高原上，一队红军拼命练习拳术和大刀的叫喊声，正差不多是一样的清楚”。[14]183-184就在尼姆·韦尔斯来到延安的时候，红一军团在甘肃正定县驻防期间举行了军事体育运动会，进行了包括刺杀、武术在内竞赛活动。[15]147据1938年4月25日出版的《战时教育》二卷九期记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俱乐部是利用或长或短的休息时间，各种各样的集合场所，用各种不同的娱乐方法，在不违背休息原则之下来进行训练教育群众的一种社会教育。它是最有效最重要的一种经常性的社会教育，边区各市镇各乡村，只要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都有这种组织。它是边区人民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机关，同时又是宣传鼓动，工作讨论，工作布置的场所”。在陕甘宁根据地的俱乐部中，许多地方有武术团的组织，经常性地开展劈刀、刺枪、打拳等“国术工作”，而“爬山、赛跑、跳高、跳远、打球等”“体育工作”则是为了“锻炼抗战的技能”。[14]47-481940年5月4日，为便于包括武术在内体育运动的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还成立了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延安体育会”）。[16]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学由陕北公学（1937年7月创办）、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9月20日创办）[17]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0年5月4日创办）合并而成，校址设在中国女子大学原址延安王家坪，校长为吴玉章。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原有始于1941年春季的体育训练班，[18]合并入延安大学后更名为体育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专门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高等院系，张远任主任，开始培养红色体育人才。[19]当时的延安大学体育系虽没有专门的武术课，但客观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人才的培养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前期探索。

3红色武术之作用：服务工人罢工、反击国民党围剿、抵御外族入侵

武术与国家的安危、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红色武术对此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安源时期，武术服务于工人罢工之需要；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武术服务于反击国民党围剿之需要；在延安时期，武术则服务于抗日战争之需要。其中，在延安时期的武术，因服务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最后关头”的抗日战争而与井冈山、瑞金时期的武术截然不同。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在抗战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14]2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延安的教育“彻底取消一切不适合抗战的课本”，其目的就是“养成每一个学生在读书时期都是抗战中的战士”。[20]1941年秋，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1942年9月9日，毛泽东为中国首届体育节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体育、武术练习的目的所在。1942年9月1日至6日，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21]如期举行。贺龙为大会题词“体育运动军事化”，运动会会长朱德则兴奋地为运动会题写了“运动要经常”的勉励之语。作为运动会发起人之一的吴玉章在“献词”中说：“现在全世界有理性的人们，正在和武装到了牙齿的法西斯猛兽作残酷的搏斗，非有钢铁一般的身体和艰苦卓绝的精神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即有整风运动以健全我们的思想，尤须要有体育运动以锻炼我们的身躯，才能打破黑暗的世界，创造光明的世界。”[14]251942年9月2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祝九月运动大会》。在文章中朱德感慨地说：“从华北我们军民与敌人的作战中，使我深深感觉我们在体力上是逊于日本很多的。回到后方，看见机关学校办事人员文弱多病，动作迟缓，精神不振的样子，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用这种体力去和敌人竞争，不论在战场上、在工作中，或在学习中，我们都要吃亏一着的”，而“改进我们军民的体力”，就需要“普及体育运动和卫生保健知识”，我们一定要“变文弱为雄武”，而“拳术”是一种重要的锻炼方式。[14]21-221942年9月9日，叶剑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加强体力》，认为“没有‘金刚’一般的钢筋铁骨，是杀不胜日本鬼子的”“精神的旺盛，有赖于体格的康强”，所以“提倡体育，加强体力，自然成为我们培养革命干部不可分离的工作。要战胜我们的敌人，就要在这一点认识的基础上，来训练我们的战士。”[14]32红色武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22]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红色武术提供了政治保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23]为红色武术创造了物质条件、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红色武术提供了实践基础。为能更好地服务其历史使命，红色武术不但向国外的相关项目学习其技术，而且还向日本的武士道、德国的尚武精神学习。如1942年1月25日，为“研究新的体育理论与翻译各项体育教材，并进行体育调查研究工作”，在朱德、吴玉章、李富春、冯文彬等人的支持下，田雨、杨烈、刘华峰、蔡德仁、吴江平等发起成立了我国革命政权的第一个体育学术组织延安新体育学会。[24]53,186吴玉章在延安新体育会成立大会上，就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学习苏联人民讲究体育的风气，而且要学习敌人的武士道作风和德国人民的尚武精神”。[25]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色武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融入到新的发展理念之中，成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计划的思想源泉。

作者:杨祥全 单位:天津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