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中国红色官窑”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投资并管理的、所产产品除供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机关、单位及工作人员使用外，同时也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生活用瓷及出口创汇的公有制制瓷企业的总称。

中国红色官窑的来源大致有三类：一是没收官僚资本改造建成；二是对民族资本采取合资、赎买方法建成；三是由人民政府直接拨款投资建成。由于中国红色官窑多不胜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有出口权的大型国有瓷厂就达150余家，仅湖南省就有13家，出口创汇占全国的半壁江山。本文仅通过自己对几个有特殊影响和地位的、曾专门为中央领导生产生活用瓷及礼品瓷的红色官窑进行粗浅的探索。对它们的产生、发展和主要有影响的产品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以飨对红色官窑情有独钟及热心收藏红色官窑瓷的收藏爱好者。

新华陶瓷厂：中国第一个红色官窑

延安新华陶瓷厂又名边区红色瓷厂。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投资创建和管理的第一个公营瓷厂。据《延安市志·工业志》记载，1942年由中共中央机关投资，在东十里铺创办了延安新华陶瓷厂。有职工20余人，生产中央机关和边区群众所需的日用陶瓷器。第一任厂长刘亚秋，四川人，长征中受过伤，因瓷窑塌方被砸殉职，牺牲时年仅30来岁。二任厂长杜百杰，四川广元玉川县人，1905年生，1933年7月参加红军，随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曾任红31军机枪连排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总务科长，其妻子为的女儿李纳当过保姆，由于新华陶瓷厂是边区政府新办的最大瓷厂，它在当时边区政府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作为大生产运动的产物，延安新华陶瓷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日寇和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长期进行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按配给制供给驻延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政府、军队、干部学校的党政军干部的生活用瓷，还生产群众所需的缸、盆、碗、罐等日用瓷供给边区群众。1945年中央“七大”胜利召开，延安新华陶瓷厂为大会烧造了全套餐具、茶具。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工厂被破坏，1948年延安光复后恢复生产，较著名的传世产品有中央抗日军政大学专门订烧的印有“抗大”底款的抗大青花碗，现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于王家坪延安革命纪念馆。和中央机关曾长期使用新华陶瓷厂的产品，直到1948年3月28日，主席率领中央机关从吴堡县川口上船东渡黄河离开陕北，结束了在延安和陕北的13年战斗历程，新华陶瓷厂才停止为中央机关烧造供给瓷器的工作。

景德镇建国瓷厂：新中国第一个红色官窑

建国瓷厂的前身为明、清皇家御窑厂，即光绪28年成立、34年正式生产的江西瓷业公司（孔祥熙是其大股东）。194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政府没收江西瓷业公司成立国有制建国瓷业公司，1950年改为建国瓷厂。建国前该厂由于有四大家族背景和靠山，曾承揽了国民党政府的生活用瓷和礼品用瓷。生活用瓷使用较多的有直筒型水杯（有盖和无盖均有）俗称“中山筒”国民政府党政府专用瓷，解放之初该厂曾为中央和国家机关生产了生活用瓷。最著名的要数该厂为生产了、并以江西省委名义赠给斯大林的110个水浒故事瓷盘。

1951年春天开始，朝鲜战场呈现出异常困难的胶着状态。此时洞若观火的以他那特有的睿智、超人的谋略决定给老大哥斯大林送上一份中国特色的厚礼。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根据的旨意，指示江西省委烧制“水浒故事瓷盘”作为部级礼品瓷赠送斯大林。要求“高级、特制、美观”充分反映中国的“民族特色”，江西省委旋即派员赶赴景德镇，决定以建国瓷厂为主，邀请国内瓷业精英，共同策划、设计、烧制这套“水浒故事瓷盘”。为了充分表达主席给斯大林赠送“水浒事故瓷盘”的深刻用意，决定增加江西省委所撰七律序诗盘和墉生书“替天行道”楷书跋尾盘（见图三—图五），共110只为一套，每个盘子都写有“中共江西省委赠”。建国瓷厂竭尽全力，精练瓷泥和釉料，彩绘高手们精心设计画面，一丝不苟。终于烧制成功三套“水浒故事瓷盘”。出窑后精选一套派专人送往北京，这套有中国特色的水浒故事瓷盘以故事优美、色彩艳丽丰富、画面精美绝伦，使主席十分满意，将其作为国家礼品瓷。并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赠送斯大林，斯大林深谐这份国礼的弦外之音，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入朝初期作战。斯大林对这套水浒故事瓷盘十分珍爱，他病逝后，这套110个“水浒故事瓷盘”被当作中苏友好的象征，珍藏于苏联国家博物馆（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建国瓷厂以率先为生产国礼用瓷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建国后的第一个红色官窑。以后，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为中央国家机关生产过一定数量的生活用瓷、陈设瓷及礼品瓷，这些单位也堪称当代的红色官窑。据编辑于2000年的《景德镇陶瓷全集》第二卷记载，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市有关瓷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提供的礼品瓷多达222支（套）之多。景德镇瓷厂专为同志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吉祥如意”餐具。

醴陵窑：红色官窑中最辉煌的“御窑”

醴陵正式生产瓷器始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光绪30年以后（1904年），在熊希龄的倡导下，成立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及湖南瓷业公司，生产的瓷器曾一度（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得过金牌奖。这件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生产于宣统三年，瓶高46.8厘米、撇口直径20厘米、瓶身洁白如玉、釉面晶莹润泽、色泽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瓶体线条流畅，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被评委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笔者之所以称解放后醴陵窑为20世纪红色官窑中最辉煌的“御窑”，除了其本身历史悠久外，还具有以下几点其他红色官窑无法企及的优势。一是醴陵窑乃亲自批准、中央财政直接投资建造的“根正苗红”的红色官窑；二是醴陵窑从1958年首次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产“胜利杯”的领袖用瓷开始，中央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使用醴陵窑生产的瓷器至今；三是醴陵窑7次为生产并经他使用的生活用瓷总数达1555件，这是国内任何一家瓷厂梦寐以求的荣誉。

1956年5月21日，在和的亲自指示下，湖南成立了瓷业公司统一管理醴陵瓷业生产，并由中央财政拔款800万元，在原“湖南瓷业公司”，旧址上建造全国唯一能大规模生产釉下五彩的瓷厂——群力瓷厂（原名艺术瓷厂）与专门研究釉下彩瓷的醴陵陶瓷研究所一道，直属醴陵瓷业公司管辖，使艺术瓷厂成为全国唯一家能生产釉下彩瓷的大型国有瓷厂。1965年1月1日醴陵艺术瓷厂正式改名为醴陵群力瓷厂。从1958年开始，以群力瓷厂和醴陵陶瓷研究所为代表的红色官窑，开始承担等中央领导、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单位的用瓷任务。

1958年初，醴陵陶瓷研究所来了一个神秘人物，来人带了一个无盖茶杯（俗称中山筒）说是延安时期使用的，要求陶研所成型研究室负责人梁六奎按样本改进试制几个造型送上级审定，并再三交待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梁六奎知是为等中央领导制瓷，他以高超的技术，手工拉坯，很快在样本基础上改造做出了六个样品，经长沙送北京审定，由总理选型、主席命名并使用至今的“胜利杯”诞生了。对“胜利杯”样式很满意，第一批制白杯20件，花杯20件送中央，这批胜利杯全带托。中央办公厅要求这批和中央政治局首长用的杯子下面分别编号，从1号到100号，1号就是用的。这次任务由已调入群力瓷厂任技术股长的梁六奎为主挂帅制作。这是醴陵窑第一次为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制作生活用瓷。1959年醴陵陶瓷研究所承制300套釉下彩蝴蝶花面胜利杯（带托图八）供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国庆十周年庆典使用，陶瓷研究所如期完成。8月，陶瓷研究所和群力瓷厂又如期完成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场三大建筑订购的5万余件釉下五彩瓷器。同年9月，陶瓷研究所和群力瓷厂生产的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用瓷送京，品种有釉下彩茶具、烟具、花瓶、瓷雕龙舟，直径100厘米的盆景挂盘等。受到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称赞，“好，真光滑，好极了。”年底，陶研所为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增补釉下彩胜利杯300套，还为总理生产接待外宾的专用茶杯50套送京。从多种图案的胜利杯中指定釉下松树纹胜利杯为他本人选用图饰（见图九），这种釉下松树纹手绘4750笔划，洁白的胎体与釉下墨彩形成鲜明对比，既美观大方又暗喻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坚韧不拔的高尚品质深受总理的青睐。从此釉下松树纹胜利杯便伴随着总理战斗的一生。釉下松树纹胜利杯也从此成为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专用瓷之一并一直延用至今。同志也选择釉下兰花胜利杯为自己用瓷杯。

最令醴陵窑骄傲的，自然是为主席生产生活用瓷。据有关资料统计，从58年开始到1974年10月止醴陵窑先后七次为生产生活用瓷1555件。

第一次是1958年，醴陵陶瓷研究所、群力瓷厂生产了由梁六奎制瓷大师设计、选型定型、主席亲自命名“胜利杯”40件（其中白杯20件，花杯20件），送中南海和中央其他领导使用，主席选用的是一号白瓷胜利杯。

第二次是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总理亲自指示湖南醴陵窑为人民大会堂生产300套（带托）釉下彩蝴蝶花（又作蝴蝶兰）面胜利杯，作为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专用瓷杯。

第三次是1966年6月，秘密回湖南，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韶山滴水洞1号楼住了11天。其间，每日使用的就是醴陵特制的梅花碗和群力瓷厂出产的蓝牡丹纹菜盘、方肩型烟灰缸、加上绘有梅竹图案的瓷质插笔筒等等。

第四次是1966年9月2日，醴陵陶瓷研究所为试制釉下彩餐具和烟灰缸。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和高级工艺美术师熊声贵领衔担任设计任务。大师们从的咏梅诗“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涯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中提练出主席用瓷永恒的主题——梅花。

第五次是1967年7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到醴陵群力瓷厂为主席专门订制了1210件大小碗和各种杯盘全套餐具，要求全部釉下彩绘梅花，并一律带盖。

第六次是1974年5月，醴陵陶瓷研究所为设计制造了带盖鱼盘计42厘米、40厘米的各30件，15.5厘米浅型三大碗80件。

第七次是最后一次为主席制造生活用瓷，醴陵群力瓷厂为制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内外饰釉下四季彩花薄胎碗40件，茶盅40件，盖杯40件。1974年10月13日，主席最后一次，也是他一身中第50次回到家乡湖南，这一次与历次不同的是，主席在九所6号楼住下后一直没有离去的迹象。11月4日，省委书记张平化为庆贺82岁生日，特地指示省委接待处、省工交办为订做一套生日用瓷，并将任务下达给群力瓷厂。群力瓷厂在洪江瓷厂的支援下，加班加点在半个月时间内，闯过了36道工艺难关，将这批空前绝后的4件套双面釉下彩高级薄胎碗烧制成功。四种花色一为红月季花碗，取名“月月红”。意为“全国山河一片红”。二为红芙蓉碗，暗蕴“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意。三为红菊花碗，取意《采桑子·重阳》中的名句：“战地黄花分外香……”。四为红腊梅碗，取意于《卜算子·咏梅》的词意。由于这批碗原料工艺世界上独一无二，成为二十世纪的绝代珍瓷。达到了“白如雪、薄如纸、润如玉、明如镜、坚如铁、声如馨”的瓷艺最高境界，加之每款均含有主席诗意，使得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诗、画、瓷合一的最完美境界同时生产的还有内外饰茶盅、盖杯各40件，作为家乡人民为82岁生日的特殊贺礼。故宫博物院院长吕济民在评价这套生活用瓷时说：“做工精彩、巧夺天工……”。著名陶瓷学家李知宴评价这批主席生活用瓷说：“代表了中国制瓷的最高水平……”，的生活管家吴连登说：“在人身的最后几年里，使用的是梅花碗，到他吃最后一口饭，也是用的湖南醴陵瓷”。

主席逝世后，群力瓷厂和陶瓷研究所最后一次为他老人家烧造釉下彩芙蓉花缸、茶具等1091件运往北京纪念堂，以表达家乡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深情怀念。这批纪念堂专用瓷中有12个大花缸，口径为60厘米，纹饰为喜爱的釉下蓝色牡丹花。它们环绕在汉白玉座像周围，永远伴随着这位来自芙蓉国的世界伟人。四届人大召开前，群力瓷厂还专为主席团烧制了一批釉下蓝牡丹纹餐具。

红色官窑的初建、发展和壮大

红色官窑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的发展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国家公有制为企业的根本制度，企业生产完全按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企业的职工无需为产品的销路、生产和扩建资金的来源操心，一门心思用于生产和技术革新，厂与厂之间，不同技术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50年代末，国家为了提高国有企业整体制瓷水平，举办了大型、多批次的技术培训。一些在50年代新办起来的国有瓷厂，纷纷派员去瓷都景德镇和瓷城醴陵学习先进制瓷技术，这批人学成归厂后发挥了巨大的骨干作用，他们在掌握学过的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改革工艺流程，不断充实改进工艺配方。如醴陵釉下五彩后发展到百多种色彩，由三烧制改进为两烧制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笔者居地湖南省怀化市洪江瓷厂是1954年公私合营建厂的，产品质量一直徘徊在解放初的水平。1958年在国家统一安排下，该厂派出了一大批技术工人赴景德镇、醴陵学习制瓷技术。这批人中有后来成为洪瓷顶梁柱的高级工艺美术大师刘国义（已故）、唐福元、文国鸾、高级成型工程师易矿环、黄远伦、杨兆红，高级工艺美术师李新辉、曾统雄、阮玉庆、姚文中、唐福元等人。笔者有幸收藏到刘国义、唐福元两位洪瓷前辈1958年在景德镇学习传统粉彩技术时留下的“作业本”——七块规格为长19.5厘米宽为13厘米的粉彩瓷片。

红色官窑的发展和壮大，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产品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中，“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服务于政治”成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指导思想和方针。尽管“”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毁灭性的灾难。但客观来讲，中作为不计成本、只求精品的红色官窑，在制作了大量印有语录、最高指示、专用宣传口号的生活用瓷外，也生产了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精美艺术瓷——政治艺术瓷。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收租院组雕”、“样板戏组雕”；景德镇艺术瓷厂创作了大量画工优美、紧跟形势的瓷板画和瓷瓶，均为政治艺术瓷精品。湖南省作为家乡更是把政治艺术瓷的创作推向顶峰。1976年上半年开始，为了庆祝文化革命十周年，湖南省有关部门组织全省各家瓷厂收集、创作了大批题材广泛、工艺一流、制作精美的政治艺术瓷。从中精选出2500件精品于1976年12月15日至1977年元月15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庆祝十周年丰硕成果展”。展出了一批工艺一流、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政治艺术瓷。这批政治艺术瓷以其世界领先的双面釉釉下五彩大型瓷板工艺技术、国内一流的画家和绘瓷大师的精心绘制、特殊的历史题材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成为红色官窑发展中一段辉煌的历史性绝唱，成为当今藏家竟相追捧的极品和升值潜力巨大的原始股。

红色官窑的款识特征

红色官窑的款识特征极为复杂多样，它除受地域、文化因素影响外，也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变化无穷，多不胜数。

红色官窑由于厂多面广且分布全国各地，不可能有统一的全国红色官窑款。据笔者考察，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如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出口贸易由国家统一进行。故仅在那段时期凡有出口任务的国有大型瓷厂在生产出口用瓷时，使用的款识为“中国制造”统一官款。其他的非出口瓷由各生产厂家自主决定使用款识。以至我国红色官窑款识千差万别无以记数，而且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仅湖南醴陵一地的红色官窑使用的款识就达217个，并且还在增加。但总体来看，红色官窑款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大类：

一类：国家名款。计划经济特殊时期，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实施时，有出口任务的国有瓷厂在出口产品上标注中英文“中国制造”的统一官款；

二类：地名厂名款。此类款识所占比率最大。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地名单独使用类款识。如“中国景德镇”、“中国醴陵”、“中国唐山”等等；二是地名与厂名同时使用类款识。如“福建连城瓷厂”、“景德镇珠山瓷社”、“醴陵四联加工厂出品”、“湖南群力”、“醴陵永胜”等等；三是地名、厂名、生产时间合一类款识。如“醴陵力生67”等等，这种款识大多出现在时期生活用瓷上，且多配上火炬、五星、麦穗、幼苗、向日葵、练钢炉钩等，富有宣传意义，极富时代特征；

三类：厂名款。此类款识一般都是红色官窑早期使用。如“醴陵艺术瓷厂”、“洪江瓷厂”等；

四类：监制款。此类款识较少见，多见于解放初期由国家统购统销个体私营瓷厂、合资瓷厂产品上使用。如“湖南瓷器工业公司醴陵瓷器公司监制”、“湖南供销社洪江采购供应站监制”等；

五类：专用款。此类款识有明确的使用范围，一般不乱使用。如生产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国家机关礼品瓷的款识，“中国醴陵特制”、“省陶瓷研究所精制”、“界牌瓷厂精制”、“蝴蝶款”，出口瓷中用于某一国家的英文款等等；

六类：特殊款。此类款识极少，仅局限于某一人或某一用途。有印章款和手写款。如王震同志礼品瓷注浆豆青釉刻花天球瓶、菠萝瓶在“省陶瓷研究所精制”章上加盖“王震赠”私章，属古今罕见。手写款较多，如釉下五彩山水花瓶“山河换新装”手写款为“1972年壬子秋月佳仁写与醴陵力生瓷厂试制组”、釉上彩执壶“要钢有钢要粮有粮”的手写款为“一九五九年刘国义写于洪瓷”等等。

红色官窑的款识对鉴别瓷器年代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根据款识的颜色（不同时期所用颜料有差别）、字体、图案、画工、结合胎质、画面内容及时代特征综合考虑。特别对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与真用瓷、国家用瓷同时代的普通生活瓷冒充用瓷、国家用瓷的现象不断增多，由于两者生产年代、使用颜料、原材料、工艺技术均相差无几，极易以假乱真，喜欢收藏红色官窑瓷的藏家不可不防。

“红色官窑”瓷的收藏、鉴赏与投资

“红色官窑”瓷雅俗共赏，收藏、鉴赏相对容易。当今收藏界，高古陶瓷数量极少，明、清、民国无论官窑还是民窑精品大多已早进入藏家囊中，轻易难窥其容，市面上常见的多是些被行内人称为“新加坡”瓷（即新的、假的、破的）或一般的仿古工艺瓷。而“红色官窑”由于点多面宽，产量巨大且离现在时间最短，有的产品是我们曾经见过或使用过的，即使高端产品由于当时设计、制作的大师们大都健在，赝品相对较少，鉴赏辨伪当不困难，完全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经济条件收藏爱好者的需要。经济实力雄厚的可以选择“红色官窑”的精品、极品瓷进行收藏，如领袖用瓷、国家礼品瓷、国家机关用瓷、及高档艺术瓷、名人名家制瓷。经济条件一般的可以选择“红色官窑”各个时期大量生产的极富时代特征的生活用瓷、宣传用瓷、家庭摆设瓷等。通过以藏养藏或经济条件允许的还可以进行系列专题收藏，国内在这方面的成功人士还办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私人博物馆或者家庭博物馆，既增长了知识又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饱尝了收藏“红色官窑”瓷的乐趣。

“红色官窑”瓷投资潜力大，回报率高。“红色官窑”瓷的投资与其它艺术品如古今名人字画、古代精品官、民窑瓷器一样，只要不“走眼”买赝品，就会有较好的投资回报。比如湖南醴陵群力瓷厂74年为82岁生日特制的双面釉下四季花高级薄胎碗，80年代尚无人知其经济价值，90年代中被收藏家发现并收藏后，价格一路飚升，在2003年秋天央视“鉴宝”节目中一只这样的碗被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定价为4.8万元。

如果说“红色官窑”极品瓷难以寻觅而无广泛性的话，“红色官窑”生产的其它瓷器也同样具有较快的增值幅度。如2004年翰海一场秋拍，一批从海外回流的“样板戏”雕瓷塑像，拍出的价格每件4400—19000元。大批期间由“红色官窑”生产的政治艺术瓷（瓷板、瓷瓶、瓷像、瓷章等）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瓷厂对生产这批瓷器都当作头等政治任务，集中人力、物力、不惜功本，追求完美，使这批产品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升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