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范文第1篇

本来是开放的、博采众家之长的、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封闭的、排他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学说；

本来是紧密联系实际的、最善于从实践中汲取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教条的和僵死的学说；

本来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作为行动指南的、正在发挥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巨大作用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过时的，束缚思想和行为、妨碍改革和革命的学说；

本来是依靠科学真理为自己开拓道路、在人类思想史上取得崇高地位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依仗国家机器变权力为真理而强加于人的学说，等等。

因此，科学地把握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搞清楚它的源与流、它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特征与精神实质、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从而在混乱迷惘、众说纷纭中达到清晰正确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时展的客观需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伟大成果，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思想、感情的科学体现，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宇宙观和彻底的社会革命论。它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批判旧世界、开创新世界、争取彻底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高度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其中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而又三位一体、相互贯通，没有绝对的分界：正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基础上，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生动的哲理。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担负伟大历史使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作理论论证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其他学科，使这些学科也得到新的发展，同时也就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军事学，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决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在科学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不断扩展、深化、合乎逻辑的结果。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还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规律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

——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学说思潮，存在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面对工人阶级的，是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这个最先进的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晦涩难懂、远离群众的思辨哲学，不是高谈阔论、脱离现实的清谈哲学，不是空讲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书斋哲学，而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方法，是他们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至多只能指出最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情况，不可能直接地指明各具特色的、复杂的、具体的东西。信仰、实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当前的确切事实，使之具体化、民族化。由于国情不同、条件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也应各不相同：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在东方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针对新的实际，分析活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实际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义。

马克思说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同“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它的巨大社会作用和无比威力之所在，也是其生命力永不枯竭的源泉。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反对和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反对和改变那些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阻碍改革开放、有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无限活力，根植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世界文明大道，而恰恰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和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在科学的变革与创新中开拓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尊重人类在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政治生活与艺术创造中所积累的一切成果，尊重先行者、同代人在试图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等问题时所作出的努力、所提出的见解。他们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作为自己进一步探索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放到工人运动中去检验，将其中的思想养分、科学颗粒、真理内核统统提炼汲取，融会贯通，发扬光大。他们相信人类文化的潜能与伟力，维护人类文化的一切精品，并使之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为人类服务，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服务。他们把千难万险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在科学的崎岖小路上攀登，任何政治迫害、经济熬煎、思想围剿、生活动荡、贫病交加、子女夭折等带来的痛楚，都阻挡不了他们为追求真理而献身。他们创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超越了以往的认识成果，达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发展和胜利，用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诽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骂不倒也打不倒。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没用了、过时了、消失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文明最为发达的欧洲，思潮学派林立，文坛英杰辈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问世不久就后来居上，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又很快跨出欧洲、走向世界、影响全球？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成为一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国际性的著作？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出来，一直腾跃在时代前列，激荡着五洲四海，影响着社会各界，引起了众多国家、政府、政党、社团、学者、民众的强烈反响：赞成或反对、颂扬或诅咒、信仰实行或评头品足。这些不争的事实，恰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非但没有失败，没有过时，而是正在艰苦曲折的征程中不断赢得新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明确的世界观。”[4]作为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精神文明食粮，从不盲目排斥，但绝不是“大杂烩”。在坚持自己完整明确的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认真消化、采纳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养分。列宁说得好：“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5-1]注意、利用、汲取资产阶级学术成果，常常与回答论敌的挑战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关人类社会走向新时代的根本途径问题上，在涉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定坚持自己的世界观，贯彻自己的路线，抵制和清除敌对思潮与反动路线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发展、胜利靠的是什么？靠政权吗？不！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他们遭受着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只得到处过流亡生活。靠枪杆子吗？不！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有的只是鹅毛笔。他们不仅没有革命的枪杆子作保护，却还要面对反革命枪杆子的威胁。靠财富吗？不！无产阶级当时确实是无产的！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甚至饥寒交迫，靠恩格斯和友人接济，艰难度日。靠蛊惑宣传吗？不！马克思恩格斯向来不喜欢和反对那些以煽动和蛊惑人心而著称的人；至于正常的宣传与出版，他们既没有自己的报刊和印刷厂，更没有今天这样的现代传媒手段。那靠的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确实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他的思潮、学派都无法与之抗衡（因为它们或只包含有真理的颗粒，或只是局部领域的真理，而有些思潮学派明明就是谬误），因而才具有所向披靡的威力，在曲折的历程中总能为自己开辟通向胜利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不断创新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看到当代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和大曲折，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看到当代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在生前提供如何解决其身后所产生问题的现成答案。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它仍然能够正确地指导当代的实践，要求其后继者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6-1]马克思主义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创新：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在不断解答历史课题的实践中发展；批判继承整个人类的文明精华，在不断实践科学真理的变革中发展；战胜敌对思潮的恶毒攻击，在不断克服队伍内部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历史命运，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之奥秘所在。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但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观察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变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当今时代的表省级期刊，部级期刊基本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之中。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过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现实作用和未来影响，就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消失”或“过时”。他们赞扬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哲学”，惊呼“马克思的幽灵仍然在世界上空徘徊”。

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枯竭，它还年轻，……刚刚在发展。”“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不可被超越，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7]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和法学博士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观，同时它也是历史创造的指南。尽管世态多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在我们的时代和今后，世界的改变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大部分将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要探索人类发展的前景，就势必要求教于马克思主义。”[8]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会过时，社会主义的根基依然深厚。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尔于1999年7月在《政治事务》月刊上发表文章，阐述美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指出“美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我们的主张将赢得越来越多的人民，因为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替代者。资本主义不会永存，就像以往的社会不会永存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将是人类文明阶梯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9]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法国、美国、巴西、以色列、埃及、古巴，都大量重印发行《共产党宣言》，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与学术研讨会。其中，由法共《马克思园地》组织召开的巴黎国际大会，有60多个国家的1500人参加，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活动。

法国《回声报》2000年2月17日刊登文章《重温马克思》，引述了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达尼埃尔·邦萨伊德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意识形态的宣布死亡而消失。历史在反抗。曾于1848年纠缠过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注定要纠缠全世界。孕育造反运动的肥沃土壤仍然存在，不满的种子虽然还很分散，但却随时会发芽。”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人民大众的期望和心声！

在世纪之交，马克思被评选为本千年最伟大的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这项由英国广播公司（BBC）主持的活动，在1999年秋季经过国际互联网反复评选，最后选出“千年伟人”，马克思排在第一位，爱因斯坦排在第二位。此后不久，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爱因斯坦仅以一票的优势领先于马克思和甘地，同样表明马克思是“千年伟人”。它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力量，说明了当今时代的确需要马克思主义。

科学地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凡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民族，都是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行动的向导。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贡献分不开，德国19世纪的政治变革以哲学革命为先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靠的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时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直把它“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视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行动指南，视为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已经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和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共产党内来。指出：“现在，有的党员干部在报刊书籍和讲坛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结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公然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优良传统，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干部群众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13]因此，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牢固地占领思想政治阵地，使各种唯心论、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没有可乘之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阵地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努力做到把握导向，守土有责。通过“占领”和清除”双管齐下，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2篇

一、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体，“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化”的内涵上，新启蒙运动者指出，“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

在关于“中国化”途径的探讨中，新启蒙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5页），要依靠传统的民族形式，创造真正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则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新启蒙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他们不但提出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我们相信，改革中国化的中国，至少也是先直接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而且“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新启蒙运动期间，新启蒙学者在宣扬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积极倡导“中国化”，使新文化的建设发展到中西融合的新阶段，打破了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和固守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新启蒙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新启蒙运动不仅在理论上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还自觉地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新文化的建设上，在批判文化思潮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宪政主义本质宪政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复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建成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贫穷呢？他的结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时他总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确的。但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用什么制度发展生产力并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的成果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它是继承资本主义宪政主义各种积极成果、克服其各种矛盾和弊端而创建的高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新型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社会主义应当是宪政主义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

一、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

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主义，宪政主义是以宪法为前提的。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现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来的。”因此宪政也是资产阶级先行的。“说到民主宪政，当首推英国。它是宪政运动的策源地，有‘宪政之母’的美誉。”那么，从英国开始的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1)以法治为基石

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秩序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都主要由法律来设定其有序的规则框架。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的法律为产权的行使和契约的履行提供了准则，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提供了依据。美国学者丹.莱夫明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弗里德希则认为“宪政是对政府最高权威加以约束的各种规则的发展。”由此可见，鉴于法治的重要性，不少国外学者把宪政和法治联系在一起，以法治为宪政之基石。

(2)以民主政治为核心

我国著名宪法学者童之伟用宪法的语言把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解释为：所谓民主，就是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来掌握，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宪法的产生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宪法的发展也必须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法，也就没有宪政。“宪法的价值理性就体现为民主。”

(3)以分权限权为手段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权力合二为一”的国家，“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的存在”。“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强调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必须分开。美国联邦党人根据前人的分权思想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分开且相互制衡的原则。资本主义的宪政主义制度通过分权原则控制着政府权力的腐败，防止着任何专制形式的政府集权，有力地保护了社会的总体平稳，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4)以保护人权为目的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是资产阶级当年革命的首要目标，没有人权也就不可能有平等、自由和财产。考察西方宪政变迁史可知，无论其怎么变化与发展，其始终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目的，即人权。如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都体现了人权的思想。宪法学者胡桥认为“20世纪西方宪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他保障了最大多数人的权利。”

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的宪政主义虽然通过法治、民主、分权等理念和制度，为资产阶级的人权发展，为西方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它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恩格斯在批判英国宪法权利的局限性时指出英国宪法的根本特点是“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点都没有改变。最近美国前司法部长可拉可说：“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对民主的冒犯。我们是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是一个富人的政府。任何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没有美国那样大。”这真实的说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国家的本质。

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它必然要继承资本主义宪政主义各种积极成果、克服其各种矛盾和弊端，成为本质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而高于它的新型制度。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这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的内涵是什么呢？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在过渡时期“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的民主、法治，分权限权的形式，对人权的保障还不能立即抛弃，还有存在的价值。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法权”说成是“弊端”。但是他认为“这些弊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他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阶段，“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但是又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的法权”，利用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宪政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利用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但又不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的高于它的理念和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还必须实行民主、法治和分权限权，还必须保障人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的相同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可见由于领导主体的不同、保护的利益不同、追求服务的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又有不同之处。其中领导主体的不同是两者区别的关键，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的关键性要素。

宪政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正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宪政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在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利用市场经济，也需要利用宪政主义。由于在东方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没有宪政主义的保障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宪政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要素，社会主义可以称为宪政社会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挫折的原因分析

苏联解体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失败，但勿庸置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挫折，因此有必要对其失败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我国学者黄苇町指出“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可见他认为苏联在干部工作中的失误，苏联干部的蜕变是苏联具体的重要原因。他又指出“苏共党建和干部工作的失败，除了有被错误思潮搞乱了思想这个背景外，显然还有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认为他对制度的深层分析不够准确，例如“上下级关系的畸变”、“近亲繁殖”、“监督机制弱化”、“党内干群关系疏远”等都是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而非根本原因。

实际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即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没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要是根据马恩的设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采取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但遭到了农民的坚决反对。所以从1921年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决定停止这一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同时，在政治方面，由内战时的“极端集中制”转向“工人民主制”，逐步发展党内外民主，对过分集中的党政体制进行变革，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文化上，要开展文化革命，学习和研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时期的有益成果。列宁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规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宪政社会主义精神，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主义在“过渡期”的本质规定。但是斯大林没有真正理解列宁的思想并继续发展这种思想，在政治上，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一是在苏维埃议行合一体制下，行政权实际高于立法权；二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随形势发展，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常设机构，特别是集中在斯大林一人手中，实际上形成了个人集权制。”斯大林的后继领导人虽然认识了这种模式的弊端，但由于仍然没有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这种模式的改革收效甚微，导致了苏联的积重难返。到戈尔巴乔夫时，由于改革的方向背离了宪政社会主义的本质，取消了苏共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这个宪政社会主义最根本要素，加上斯大林模式此时已退化为特权官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便是不可避免的了。由于受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影响，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认识清楚，没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东欧最终发生了剧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也走了弯路。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以及中国的曲折发展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有必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对权力进行限制、尊重和保障人权。否则，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就会遭遇挫折甚至失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地吸取了这一经验，在政治上，果断地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取向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走出了低谷，走向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定要依靠法制，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问题，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可以说，虽然邓小平没有提宪政社会主义，但在他的领导下实行了宪政主义趋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重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法制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后社会思想的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以及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和国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根本方针和战略目标，规定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不断推进法制建设。我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说明党和国家已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正因为在政治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取向的改革，中国才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如何用宪政主义来诊疗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变异，如何进行宪政社会主义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索。但笔者坚信只有宪政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铺设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的坦途。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63页。

[2]笔者认为宪政主义和宪政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3]选集》第五卷，1967年版，第127页。

[4]子清等：《宪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5][美]斯蒂.M.格里芬著：《美国宪政：从理论到政治生活》，载《法学论丛》，1992年第3期。

[6]转引自张文显、信春鹰著：《民主＋宪政＝理想的政制》，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1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2页。参阅董崇山著：《劳动社会主义论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8]参阅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4篇

一、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条件和它的历史使命与研究主题

马克思主义开始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到此时在西欧英、法、德处于一定的发展水平。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法国在大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生地德国莱茵河地区资本主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整个说，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适用吗?这个疑问的关键，在于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条件和它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区别。学生们对这个问题理解的困难主要来自对这两者的混淆。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他们探讨的问题并不限于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因而是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性的探讨。我们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致卢格的信，以及《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早期文章，就能非常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学说的目的和使命。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致马克思的信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他对马克思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页)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肩负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历史使命的目的从事写作，因而科学性是它的首要要求，他们不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表层，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描述，而是着力于通过现象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样，他们终生从事艰苦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6～777页)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认识条件，可能会给马克思恩格斯对材料的运用和理论视域带来某些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不会影响他们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探求。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中包含着它的发展规律和往后发展的趋向。这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至今仍然适用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等等，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后来进入到国家垄断阶段而消失其科学性和理论价值。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新变化，如股份制的问题、托拉斯和垄断组织的问题，因而出现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出现资本主义无计划状态的某些克服。但是他强调，这种转化仍然是在资本主义限制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虽然它有一些新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在当代劳动价值论已为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剩余价值理论已为利润是组织管理生产报酬的理论所取代，国家的干预已彻底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新的中产阶级已经消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等等说法，都是非科学的。实际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提升，并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失效，而是劳动价值论正确性的证明。因为科学技术研究本身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是科技劳动而不是被物化的各种生产设备。各种最先进的设备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价值的转移。劳动价值论(包括脑力劳动对价值的创造)是正确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是存在的，仍然是多出于必要劳动而为资本所占有的部分。没有这一部分就没有利润。创造剩余价值的仍然是劳动(包括科技劳动)而不是科技本身和各种先进设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并没有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虽然它以股份制的形式存在)之间的矛盾，而是在世界范围扩大了这种矛盾。因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它的最根本的内容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描述，而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即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的基础上，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较之空想社会主义以人性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的理论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上的，至今没有失效。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两个必然”以后，还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结合，构成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状况最具说服力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某些特征的描述，如关于由国家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问题，关于商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的问题，关于分配方式问题，等等，他们都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是从两种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角度论述的。它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实现革命后立即实行的行动纲领而是一种追求的社会理想。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并在实践中具有许多超出甚至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设想的措施，这完全正常。说过：“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文集》第8卷，第5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所不可避免的局限，并不影响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整体的科学性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这一点在西方连萨特都承认。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揭示，是不能推翻的。有人说，既然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我们时代变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过时呢?这种说法，有双重误解。一方面，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丧失其对人类的价值。例如历史上许多对人类有贡献的哲学家的思想，并不会因为时代改变而由精华变为“糟粕”。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现在距离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虽然有一个多世纪，时代特征和面对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肩负的历史使命。历史是大尺度的。我们仍然在以不同方式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伟大理想。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仍然是我们的旗帜。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的社会实践，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证据，来推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根本性的原理。由上可见，因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而否认它当代的适用性是错误的。

二、应该区分马克思文本中某个论点的过时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并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个论断可能过时。但要把它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区分开来。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说的，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至于说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某些论断过时，这完全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从不讳言这一点，相反着力强调自己的某个论断因为客观情况变化而过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讲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对待各反对党的态度时也说，“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8～249页)。他们也承认自己有过预测的失算，例如恩格斯说他在19世纪40年代，曾根据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曾预言资本主义工业大危机的周期为五年，“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24页)。恩格斯逝世前在关于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著名导言中的自我批评，非常坦率，非常诚恳。马克思恩格斯宣称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预测失效，甚至某些论断存在错误，这种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精神，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理论的发展是辩证的，可以说相反相成。正因为敢于宣布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和错误，从而在总体上保证了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宣布永远不包含任何错误或失误的理论，不是科学而是神学。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同，它不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个论断，而是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都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现在是信息社会，是后工业社会，现在再使用马克思主义，就像在电子显微镜时代还使旧式的放大镜一样。这种种说法，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和取消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向学生讲清楚，我们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某个论断或预测的过时的可能性，但要坚决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三、要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及其功能

我们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适用性问题，决不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的后继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只就马克思恩格斯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是1883年、恩格斯是1895年逝世的，把他们逝世后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成空白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问题，这种思维方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发展着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仅就中国来说，由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过时的论断，某些没有实现的预测，某些判断的失误，完全可以在后继者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得到克服和解决，而且马克思主义被创造性地向前推进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成教条，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上的错误。所以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问题，必须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就是我们党经常提出的坚持和发展的问题。

我们还应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所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适用性问题，不是对号入座，也不是说它是包括当代一切问题现成答案的“圣典”。有人总喜欢问，马克思主义哪些原理是普遍的不可违背的，能不能列一个清单?这样我们就能容易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那坚持马克思主义比解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数学题还容易，何至于存在那么多失误?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加以机械重复的教条，他们的学说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面对的实际问题，从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结论，这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态度。我们应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学会在实践中区分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扬弃。离开实践预先列清单的想法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任何东西，不是的。例如，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之所以要坚持是因为它们是经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所以我们应该树立以实践为标准来确定我们应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四、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来回答

在经过上面的分析以后，我们最后应该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进行总结，以便对学生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我们要告诉学生，一种历史上产生的思想体系或学说在当代是否还有价值，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它自身包含的真理性，而不是取决于它产生的时间的长短先后。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就不能适用于今天，那产生于18世纪的学说应该如何看?依此类推，产生于17、16世纪或更早的学说岂不是一文不值吗?这种看法，实际上一笔勾销了人类的认识史。事实上，一种学说的价值和作用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真理性内容或它所提供的知识和智慧，而不能以出现时间的长短先后来衡量。

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技术属于工具性的。人类有了新的生产工具可以不再需要旧的过时的生产工具，有了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可以取代旧有的生产效率低的技术。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同，它只要是具有真理性或能给人类的智慧以启迪都具有存在的价值。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积累性的而不是取代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距今已二千多年，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吸取智慧和教训；同样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距今也已二千多年，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赞扬古希腊哲学家的天才智慧，并说我们现在讨论哲学问题还要不断回到那些天才哲学家们的观点。可见，判断一种思想和学说的价值不能抽象地以时间长短来衡量。

历史和现实中有两类哲学家，一类是对人类长期起影响作用的思想家。像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等；在中国，如孔子、老子、庄子、范缜、朱熹、王阳明，等等，都是以不同方式对人类思想长期起作用的哲学大家。哲学家会死，但是他的思想不会死，因为它通过文字对象化为著作，可以为后人研究、吸收、借鉴。黑格尔说过：“伟大的灵魂——哲学史上的英雄们的身体，他们在时间里的生活，诚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原则)却并不随着他们而俱逝。”(《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2页)

还有另一类思想家，他们的作用是短期的。有的如夏夜的流星，虽然红过一阵，但很快消失。有的如朝生暮死的虫子，转眼就完了。当今西方有些哲学思潮如同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台。这种思想对人类的文化的积极贡献不多甚至没有，只能算是一种流行思潮，如同流行歌曲一样，唱一阵就过去了。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意义非同一般。对此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是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央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理论体系的创新？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需要再认识

现在，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是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给出明确界定，对“化”的涵义没有作出确切解释，对“中国化”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因此，需要再认识。

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不过，在此之后很少再次使用，而且，在收入《选集》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如果简单概括，就是在中国的“民族形式”中实现“具体化”。因此，按照的原意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目前，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诠释，大都是从和当时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论述出发的，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如下：（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以中国为“枝叶”。（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现代化）。（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根据中国特点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化。

上述对“中国化”涵义的理解，可以大体概括为“六个化”：实践化、民族化（或本土化）、具体化、枝叶化、时代化（或现代化）、灵活化等等。与此相联系，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原的马克思主义相互关系的理解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根本与枝叶的关系、诞生地与现住地的关系、过去与当代的关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等等。

2.应当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应当肯定，上述理解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国化”的涵义，应当看作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但是，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在不少人的论著中，更多的是解释“中国化”的涵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可以中国化，则很少涉及。而这两者都是不能撇开的。我们必须回答：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应当理解为通常所说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列主义中国化”有什么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等等是什么关系？国外其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算不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其他经典作家的所有理论思想是否都可以和应当中国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化”字作何解释？人们虽然解释了“中国化”的涵义，但忽略了对“化”字本身涵义的说明，以至于对“中国化”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上述有些理解并不符合“化”的概念。举例来说：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必然包含着“化”，但不能把“结合”和“化”等同起来。即使马克思主义直接运用于英国（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为典型的），同样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民族化或本土化固然很贴近中国化，但是，民族化不过是在民族形式上的具体化，况且，单纯的民族化，不能解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民族化、本土化上的重大区别。根本和枝叶的关系，是同一肌体在发育成长过程中不同组成部分的关系，不涉及化不化的问题。时代化和现代化所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与时俱进，也不属于化不化的问题。对任何原理和原则都应当灵活运用，但灵活运用和“化”的涵义有所不同。最确切的涵义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也正是的本意。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体系的创新是什么关系？在不少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思想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作为三个里程碑的理论思想，是完全从马克思主义“化”出来的，还是属于理论体系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体系创新之间是否可以划等号？

总之，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作出明确界定，必须对“化”的涵义作出确切解释，必须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体系创新的关系。

二、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关键是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各自的涵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暂时撇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默认的前提，这就是：确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党章一直申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同等重要；但如果离开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前提，就谈不到“中国化”，如果这个默认的前提不存在，或者出了问题，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

至少在下述三种情况下，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把不属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强加于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化”的结果把马克思的思想“化”没了，甚至变成对他的思想的否定，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而是修改马克思主义了（无论这种修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例如：如果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成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资本（从而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那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如：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将消除商品生产（这既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消灭阶级的条件，因而是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有人从中国现阶段的实践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生产”的结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如果将这种认识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看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这是强加于马克思。但是，换成另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商品生产。这种认识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如果未来的实践证明，商品生产永远不能消除，那么，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就有问题了，就必然被新的理论所代替，但不能叫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再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点，是不能跨越的。如果有人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绝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也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如果讲，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可以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正确的，同样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别开来，没有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区别开来，没有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

第二，搬弄马克思主义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套语和标签，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于不适用的经济条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少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赞同唯物史观。但是有些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标签，把唯物史观当作套话，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曾针对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意在于和他们划清界限。恩格斯也以马克思的这句话奉劝德国的青年著作家。果有人只是用马克思主义装门面，贴标签，拉大旗做虎皮，用来吓唬人，那么他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谈不到“中国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各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的所谓“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绝不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当时只适合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而直接的革命形式只是在英国才有可能。如果不讲经济条件，简单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这样的穷国搞社会主义更容易，把“民粹派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那就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属于真正的理论创新。

第三，创新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基本原理，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至少不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但是，这只是现代工人阶级科学认识客观规律的开始，而不是这一认识的终结。已经形成的规律性的认识，只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没有穷尽真理。事实正是如此，在马克思之后，俄国出现了列宁主义，中国出现了思想等等。在他们的理论成果中，就某些方面来看，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补充和发展，而就另一些方面来看，则属于理论创新（新的主义、新的思想、新的基本原理），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当我们把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并列起来的时候，不仅表明它们和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表明它们具有独立理论体系的地位。这就如同《孟子》继承了《孔子》，但《孟子》已经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一样。作为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已经不应当纳入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之中了。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落后的俄国可以率先单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等等，就是独立的理论体系。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联合政府思想，也是独立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相对于思想，都是典型的理论体系创新。这种理论创新还将继续下去。这种理论体系的创新总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开端，总是或多或少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它是在特殊条件下独立创造出来的，因而不应当完全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应当在理论上把理论体系的创新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一般的丰富、补充和发展）区别开来。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形式向中国条件下具体形式的转变

现在需要正面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字面来说，所谓“化”，就是事物自身随着条件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的形式上的转变、转化和适应。这里所说的“化”，是理论的本原形式向发展形式、一般形式向特殊形式、抽象形式向具体形式的转化。“化”绝不是抽掉基本内涵，替换成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也不是仅仅换上中国包装。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原形式和一般形式，向中国条件下的发展形式和具体形式的转化。马克思主义一旦中国化，也就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但它已经是以具体的中国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这种一般规律的历史的具体的实现形式。

在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应当明确这样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出发点、指南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什么来“化”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是作为思维规律的方法，属于哲学范畴。在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规律性的认识，当作行动的理论指南，当作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当作僵死的教条、教门的戒律、施工的图纸、抓药的处方。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要么根本“化”不了，变成无的放矢，也给狭隘的经验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要么越“化”越离谱，变成“左”倾化、教条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规律，认识和解决中国面对的经济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化”什么和为什么而“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所“化”的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规律，而不是个别的具体的观点和经验。越是具体的东西，越是具有特定针对性的东西，越不存在“化”的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眼于解决中国面对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而不是为“化”而“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转化成同中国特殊条件相适应的具体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化”成什么的问题。是“化”成具体原理，还是“化”成具体操作方法？当然是“化”成具体原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转化成同中国特殊条件相适应的具体原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一般规律的历史存在形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灵魂和精髓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已经不完全等同于本原的马克思主义自身。

既然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国家“化”，例如，可以俄国化、英国化、美国化、印度化、越南化、古巴化等等。同样，既然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那么，其他理论家、革命家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思想，也可以中国化。例如，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突出的一例。

三、什么是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内容都要中国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又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抓住根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一般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外，所有具有重要影响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的理论思想，所有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或以其他名义出现的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理论思想，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思想相比，毕竟有区别，甚至有很大区别。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统统作为“中国化”的对象，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我们首先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本原的马克思主义和经过其他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或本原的马克思主义，只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就基本原理来说，只属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用马克思的名字命名，就是因为基本理论思想是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学派，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所谓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包括当时或后来其他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特别是那些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补充和发展，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创新。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列宁主义、思想等等都可以归入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之中。不过，如果发现了新的规律，创造了新的基本原理，以至于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那么，这种理论体系的创新就不完全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了，而且应当以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例如，列宁主义、思想（这里是就他们个人的理论思想而言，而不是就“领导集体”的理论思想而言）就是如此。这二者都包含理论体系的创新，也都包含一些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一致的东西。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并起来称为“马列主义”未必妥当。我们不仅应当把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而且应当把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补充和发展区别开来。至于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自称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或多或少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思想，不管是什么人提出来的，都不能归入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之中。例如，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以为代表的贫穷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以及继续革命理论），就是如此。

一般地说，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和主要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在这个前提下，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思想也可以中国化，但前提是，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丰富、补充和发展，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则就不能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例如，列宁主义等等的中国化，至少不能完全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叫列宁主义中国化。

2.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反映基本规律的普遍性原理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抓住重点和关键。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首先和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思想，而且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谓基本原理，就是对经济社会基本规律的认识。个别思想和个别观点并不一定不重要，但不属于对基本规律的认识。基本原理是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是“纲”，更具有普遍意义，更可以体现“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基本原理才更多地存在“化”的问题，才有“化”的必要。基本原理也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有的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原理，有的则是揭示现代社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体）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基本原理（就这个阶段来说，这些特殊规律同样具有一般性）。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是什么？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阶级斗争的学说。此后不久，他又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马克思的学说（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我国的理论界几乎都接受了列宁关于“三个组成部分”概括，只不过，“阶级斗争的学说”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这种概括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三大社会科学学科，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他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引者注）……”“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根据恩格斯的论述，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一方面归结为历史观的变革和弄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方面又归结为“两大规律”，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这样两点，不仅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而且更加科学合理。

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重点和关键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可简要概括如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的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形态。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弊病是不需要当事者个人负责的，社会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每个质上有区别的发展阶段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和灭亡都取决于物质条件，在条件基本上还不具备的时候，既不能使旧的形式灭亡，也不能使新的形式产生。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自然的发展阶段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取消的，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人类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任何新社会的因素都是在先前的旧社会内部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各种对抗的社会形式和发展阶段，因而个人乃至整个阶级都要作出牺牲，但同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本身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当原来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革命必然要发生，但革命的性质和新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再是哲学了，哲学已经被扬弃了，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哲学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一般规律，例如：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的规律，农业的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等等。

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可简要概括如下：商品生产（以及价值形式和货币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直接前提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对小生产者的剥夺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生产普遍化，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社会生产由盲目的自然规律即价值规律调节，人和物的关系是颠倒的。第二，生产的决定动机和直接目的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只有生产剩余价值从而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劳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上，改变了小生产方式和孤立封闭的状态，生产和消费社会化了，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点，是不能跨越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一系列重要规律：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其转化形式为生产价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和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规律，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集聚和集中的规律，社会总资本按比例分配规律，生产相对过剩和周期性痉挛的规律，服务阶级的数量随着社会收入增加而增加的规律，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工人阶级（绝对或者相对的）贫困化规律，剩余价值分配规律（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主义地租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历史趋势，等等。

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而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很好地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在我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之点是，必须始终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

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虽然是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揭示出来的，但并没有过时；虽然是以当年英国为典型的，但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的任何国家，适合于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的所有国家。马克思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那么，上述规律是否基本上适合于我国现阶段呢？肯定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不少人认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如果舍弃其资本主义社会属性，也同样适合于中国。实践证明，这些规律基本上“适合于中国”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舍弃资本主义属性”作为前提，则是不正确和不可能的。经济规律是历史的，上述经济规律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同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是只同这个经济阶段相适应。除了为数很少的体现“生产一般”的规律（例如：进行生产必须有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社会劳动必须按比例分配，等等）以外，其他经济规律都是历史的，把上述规律称之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如果舍弃资本主义的属性，这些规律就不存在了。即使是作为商品生产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也只有在商品生产普遍化、价值形式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才真正表现为规律。

事实上，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之所以也适合于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而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同样存在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经济基础。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把马克思揭示的经济规律运用于现阶段的中国并没有困难，困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邓小平理论和十三大报告，我国的社会主义属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它的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国家同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实现这个阶段历史任务的另一种形式。这个阶段只是表明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社会主义在质的方面还不够格。因此，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在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分配关系、经济形式、阶级关系等方面，固然有一定质的区别，但确有不少相似性和共同点。最大的共同点是，在市场经济所及的范围内（撇开小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劳动和所有权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我国称为合同劳动）。即使是国有企业，经过改革以后，劳动和所有权也是分离的，劳动也表现为雇佣劳动。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共同点，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才适合于我国现阶段。

四、当前中央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近，同志再次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党中央为什么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主要针对性和重大意义是什么，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1.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解决中国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

开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的同时，又必须准备建设新中国。要实现这样的历史任务，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行，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行。60年后的今天，党中央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历史背景已不同于当年。

我国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主要是：以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三步走”的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按照国际规则发展现代市场经济；逐步把中国提升到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界强国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和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实现这样的历史任务，既不能指望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直接具体的答案，又绝对不能放弃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从基本理论方面看，当前理论认识方面的突出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形态、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形式的定位，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定位，还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这从中央党校历届学员“两带来”的问题中可以看出来）。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概念（范畴）和内容之间，还存在许多不一致和矛盾，因而，既不能圆满解释现实的经济社会现象，也不能在理论界统一认识和说服广大群众。理论界的“大论战”就是明显的表现。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意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一发展阶段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和社会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从社会实践方面看，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许多矛盾、问题和困难，主要是：科学发展观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扭转，社会经济运行尚未处于良性循环状态；社会资源分配过分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乡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十分突出；经济上的分化十分明显，收入分配很不合理，贫富差距已经过大，阶级关系已经显现出来；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处于两难境地（国有经济过度垄断和过多进入竞争性市场，政府机构过度干预资源配置，可以增加社会因素和控制力，但会降低效率和提高成本——各方面的成本）。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优势和显著弊端，都来自同一个体制，我们必须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不能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如果把视野放宽，从世界范围和历史高度看问题，至少有三大问题迫切需要继续研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的丧钟为什么迟迟没有敲响，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矛盾，发达国家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条件应当是怎样的？二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定位和性质。以中国为典型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和当代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关系，“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是什么，未来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所发生的道路转折说明了什么，是合乎规律的还是偶然的？三是后发展国家的一般发展道路。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适合于当代落后国家（最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其他（第三条）道路，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而且需要理论创新，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2.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开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理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是空谈马克思主义。因此，所针对的主要是党内相当盛行的“洋八股”、“抽象空洞的调头”、“教条主义”。实际上，当时迫切需要的，不仅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联合政府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相结合的产物。60年后的今天，党中央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和重大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理论界（以经济理论界最为典型）的认识“两极分化”，并形成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一个极端）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条件顾及不够。他们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抽象的形式规定（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等），在我国现阶段付诸实践。他们也拥护改革开放，但改革必须严格限制在这些形式规定之中。他们对于市场经济只是作为“方法”来利用，而不是作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在他们看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出现了原则性的偏差。实际上，这是过去传统认识（这里所说的“传统”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我们自己长期形成的理论认识）的延续和发展。这种观点的实质仍然是照抄照搬和超阶段。第二种观点（另一个极端）主张放弃（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他们看来，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偏差和错误，都是由此产生的。他们所主张的所谓改革，不仅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且要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和西方国家理论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人数不会很多。在两个极端的观点之间，还存在第三种观点，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但他们忽略了我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在他们那里，似乎“效率优先”就是利润优先、GDP优先，而“兼顾公平”则成了装饰品。他们仍然表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但对其内涵作了似是而非或面目全非的解释，并称之为“发展”和“创新”。这种观点对于推进市场化改革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改革的思路上和第二种是类似的，而理论上则包含了不少庸俗成分。争论主要是在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之间进行的，他们分别抓住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文献中的一些话作依据来责难对方。

现在中央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既反对淡化和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僵化的倾向。

3.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规律结合起来

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前所说，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和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即“两个伟大发现”。

首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化。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科学上的诚实”精神，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够彻底。最主要的就是，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没有完全摆正，甚至颠倒了。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国化，关键是从理论上搞清楚我国现阶段社会形态、经济制度、经济形式在历史发展中的定位，以及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即“五个定位”）。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它属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而不是第三阶段；它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而不是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国家形态和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作为政治形式并长期独立执政的社会主义，是充满竞争和存在经济分化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社会主义等于共产主义；在列宁那里，社会主义等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不等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是它的预备阶段。）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于完成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应当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的复合经济制度；既必须使公有资产占优势，又必须使私有制经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式，是一方面同社会主义道路相容、一方面同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所有制和政府职能，一方面必须同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相适应，另一方面又必须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相适应。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形式之间找到共同点，在劳动和资本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不仅必须确定同现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形式，而且必须确定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

其次是马克思揭示的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中国化。把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运用于我国的现阶段，是比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化更加具体、更加贴近现实的，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五个定位”解决好了，我们就应当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同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因而在所有制关系、经济形式等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共同点，二者既存在非此即彼（道路差异所致），也存在亦此亦彼（同处一个阶段所致）。这是一种特殊的然而又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包含着许多社会主义因素，并有可能以“直通车”的方式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也长期包含着不少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我国现阶段，是毫不奇怪的。我们不是仅仅在“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而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同样存在于我国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次，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必须大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并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探索就是理论创新，不仅仅要有个别方面的和枝枝节节的创新，而且要有理论体系的创新，即形成新的“主义”和“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是新的“主义”和“思想”。创新的主题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点内容应当是：（1）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建设。例如：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特征，它们的共同点和质的区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条件和关键因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和代价；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性及其特征，特别是初级阶段的特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等等。（2）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例如：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市场经济的行政化、官僚化问题；如何解决顽固的粗放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不正常的问题；如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等等。（3）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关系。重点认识和解决国际社会以资本主义道路为主体、社会主义道路为特例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理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解决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等等。要系统创新，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科学上的诚实”精神，形成活跃的探索气氛和宽松的探索环境。对此，我们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紧迫感。

注释：

[1][2][3][4]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4):692,692,742,242,

[5]陈文通.对“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再思考[J].理论前沿,2005(13).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3):366，776.

[8]马克思.资本论[M].(1):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3-4）.

[3]邓小平文选[C].（3）.

[4]在中共中央举行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6-8-15.

[5]秋石.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J].求是，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