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家的金融市场相继实现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并逐步建立起与本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相匹配的金融监管模式。伴随经济全球化层级的深化，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市场潜在的影响也不断加深；同时从追求效率和提升市场竞争力角度看，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型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因此，我国亦应在借鉴较为成熟金融监管制度与模式的基础上，转变金融监管思路，创新金融监管方式，改革并完善相关法律安排，最终实现新型金融监管模式建构。

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模式创新

金融市场所具有的自然垄断、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性，是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不断调整金融业经营体制和金融监管模式的现实原因。一方面，金融市场若求长期繁荣发展，则需要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为其提供前进动力，因此，金融创新是市场发展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防范和抵御因创新而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亦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金融行业业务范围的不断交叉融合，混业经营模式重现历史舞台，成为当下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为主要的经营体制；亦因此，我国近年来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深化，金融业态的演变呼唤新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需要考虑一国经济政治现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金融业发展尚未成熟阶段，贸然采用过于宽松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会大大加重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利于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反之，若在金融市场发展逐步成熟，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监管手段渐趋完全时，政府过度的干预和监管也会滞碍金融业的继续发展。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现今，把握监管力度，构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已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一、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玲琅满目，增强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加重了金融监管的负担。各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界线逐步模糊，金融产品亦不再囿于业务范围而呈现产品同质化现象。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主要概述如下：第一，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两大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长，资金需求量也水涨船高，由于银行等资金中介机构出于流动性要求，对贷款资格掌握较为严格，因而中小企业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这一长期资金的流通场所。故资本市场运作已呈一定规模，这为金融业混业经营奠定时代背景。第二，金融市场同质性不断加强。分业经营模式下各类金融机构间异质性较为明显，各业务及人员间均保留一定专业化特征。然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实现了金融产品的同质化，最终也导致整体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混同成为必然。第三，金融创新发展过猛。金融创新浪潮推动金融业自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反作用下混业经营趋势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舒适的温床。世界范围内普遍承认混业经营的趋势也在另一维度刺激了国内金融机构研发创新产品的热情，然而一轮接一轮的金融创新活动使传统金融监管面临挑战。第四，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普惠金融”一词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激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信号，而混业经营趋势便利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成长和经营。近年来，各P2P借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产品形式更加多样复杂，经营范围也囊括多个传统金融行业。

二、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自我国确立“分业经营”的金融经营体制和“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以来，金融业运行的安全性显著增强，带来的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我国所采取的经营体制和监管模式适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但是也应看到，随着金融业态不断演变，各实体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发展深入而频繁，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更突破了传统分业经营的底线，原来的分业模式已不再符合当下金融业发展趋势。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和分业经营模式相配衡，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上仍保留以机构监管为基础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①。从权力设定方式和意图上看，采用这种类似于间接设定方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各个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上的专业性，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然而，过度专业化也导致监管机构职能过于单一，对其他行业监管制度不尽熟悉，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采用混业经营制度，不同金融业务的混杂非常普遍，故在处理国际金融案件时反而效率低下，规制和监管效果不尽人意。若要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则必须创新金融监管模式，顺应混业经营发展新要求。

（二）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缺陷虽然国内专家学者对目前采用分业制度的合理性有以上考虑，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已经面临国外混业经营机构的激烈竞争，而且混业经营试点的实践证明，在充分建立相关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法律的前提下，我国有能力逐步扩大混业经营试点、实行混业经营模式。若仍实行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不仅易使其产生对规制手段的依赖，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独立健康发展，而且在抵御国外金融机构抢占市场以及加强本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方面，也具有很大的阻碍影响。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下，现行金融监管制度具有以下缺陷。第一，监管主体不明，监管组织机构间缺乏有效协调，容易导致监管漏洞和重复②。我国目前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主要是“一行三会”，该模式下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且由于各监管机构职责划分不能因时发展，对于横跨多个行业的金融创新缺乏机构或制度对各方权责进行有效协调，故容易导致监管漏洞或重复。虽然因实际需要，部分地区在协调金融监管机构职责方面出台了相关办法或措施，③但由于缺乏高层次统一规定以及不同地区协调方式上的区别，故跨部门、跨地区金融监管的协调效果并不理想。第二，分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业务产品创新的涌现与发展。伴随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增多，投融资渠道也渐趋多元，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不再牢不可破，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竞争市场份额的机会，这对国内金融业的良性发展有重大裨益；然而分业监管模式下，一项新的金融创新的审核通过往往需要两个及以上监管部门审核批准④，审批程序在造成监管低效的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发展。第三，“管风险”监管理念实践效果不实。风险控制是保障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巴塞尔协议》明确风险性监管理念，意在强调风险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关键性。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虽也将“管风险”理念着重提出并加以强调，但日常监管工作仍集中在运动式监管、整顿监管及事后处置监管①，在风险跟踪监控方面的实际监管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也说明虽然在监管理念上实现了合规监管理念向风险监管理念的转变，但距《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持续性、审慎性原则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第四，监管法律安排粗犷，执法部门能力欠缺。这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虽然在实施分业监管后国家建立了以《证券法》、《银行法》、《保险法》等为代表的基本金融法律体系，但由于制定仓促、规定较为笼统，故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际规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从法律不完备理论出发，即使立法和司法行为趋于精臻，也不能完全解决金融市场上突发的各种法律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监管机构人员的执法水平和履职效果对于监管有效性具有决定作用。目前，我国监管人员选拔和任免缺乏专业性②，同时人员机构责任不明也制约了监管效果的发挥。

三．混业经营现状下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上世纪末，为顺应金融发展新需求，配合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式，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执法理念转变和监管模式完善对国内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以美、英两国为典型。下面将以这两国为例，说明在混业经营下应如何选择与本国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一）美国金融监管模式——“伞式＋功能”就金融监管模式而言，美国所采取的是“伞式＋功能”监管模式。所谓“伞式＋功能”监管是指确定美联储为总监管机构，即整个“伞式监管”的顶点和中心，在整体上对全美金融持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督；而各州不同行业的功能监管人则将金融业务进行细化分类后按业务种类分别进行细类监督，实现监管权力的分散。此外，与我国中央与地方监管机构处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的是，美国监管模式基于联邦制国家体制，确立了美联储与各州的功能监管人的平行关系。而在金融监管机构权力配置问题上，基于传统权力制衡理论，为防止美联储权力膨胀导致政府寻租，避免重复监管造成行政资源浪费，美联储实际上的监管权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即其首先应当尽可能采用功能监管人的检查结果，且只有当新的监管目标出现，才能由其行使实际的监管权能。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正逐步筹划向双峰监管模式靠拢。

（二）英国金融监管模式——双峰监管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呈现从“三分模式”到“双峰模式”的转换。199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统一行使对所有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③。在该“三分模式”下，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监管局、财政部各司其职，分管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立法与监管决策职能，并通过签订备忘录形式进行监管沟通与监管协调，从法律上建立了由该三者共同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体系和合作框架。此后同样迫于金融危机压力，英国政府又逐渐着手进行监管模式创新与改革，不断向“双峰模式”靠拢，即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根据《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自2013年4月1日起，英国金融监管双峰——审慎监管局（PRA）与行为监管局（FCA）在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下运作，故又称之为“准双峰”模式。直至2016年5月《2016年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法案》通过，“双峰模式”才得以正式形成。该模式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独立于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自附属机构成为英格兰银行内设机构，并新设审慎监管委员会（PRC）对审慎重要性机构进行微观审慎监管，在人员配备上规定审慎监管委员会中至少6名应由财政部任命，这一举措在大大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权的同时保证决策相对不受央行行政性影响；与此同时设金融行为局（FCA)负责行为监管和除审慎重要性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并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

四．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与创新

目前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明朗，改革传统分业监管模式已基本成为共识，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及时转变监管思路，探索符合我国混业经营发展需求的监管模式。在目前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下，单纯采用集中监管或分业监管某一种方式均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从而无法挖掘出可能关联多个金融业务的隐藏较深的金融风险，审慎性监管目标便不能实现，故应将集中监管和分业监管的优点相结合，在集中监管的框架下对各个金融业务监管实施专业化分工，才能构建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新模式，同时也应吸收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并重的“双峰监管”模式优势，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完善监管立法内容和执法措施，并坚持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原则，唯有此，才能平衡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创新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

（一）明确“混合＋功能”监管思路，实现“集中与专业”平衡目前，我国实行的仍是分业监管模式，“三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一机构设置模式在分业经营模式下无可厚非，但在混业经营下却显得风险监控和防范力度不足，因此，改革当前金融监管机构系统，转变分立监管为混合监管，是适应金融创业浪潮、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此外，从监管机构能力和金融业发展现状角度看，由单一机构混合行使监管权的监管模式仍不适宜，故需要在统一监管下设各分管部门，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分别对各类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从美国“伞式监管”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模式最大优点在于“集中和专业”的平衡，即在美联储轴心下由各州按照业务细类分别行使功能监管职权，从而保证风险集中防控和业务专业监管的“双赢”。在我国目前行政机构设置中，从成本和历史方面考虑，可以将中央银行作为总管机构，或者重新设立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赋予其金融业监管抽象职权，并由其汇总各部门上报潜在风险，监控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由其将具体职权进行协调分配，下放到内部各个监管部门；同时由“三会”等传统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央行下设机构，由其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具体履行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职权。

（二）明确监管机构独立性，完善内部信息交互我国目前执法过程中一个较为凸显的问题就是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监管机构“无头第四部门”的机构性质①，设立独立于行政系统监管和规制机构，独立行使金融监管权。鉴于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笔者认为在保障机构独立性方面，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独立：第一，独立人员。包括人员的选任独立、晋升独立和免职独立。在人员选用和任免上，应抛开传统的公务员选拨制度，选用更需要贴近市场的主体来进行监管，以保证监管行为更加科学可行；同时，在人员晋升方面，加入绩效考核，通过最终监管效果和付出的行政成本决定人员升迁，符合市场化考核机制；在薪酬和任免方面要给予监管人员充足的退休保障金和良好的工资待遇，非道德信用和执业能力问题不得任意罢免。第二，独立财政。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支持，给予独立的预算保障。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为防止因经济利益带来的道德风险，不宜采用英国的“产业收费”制度，否则较为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因此，较宜通过国家财政专项支出的形式，保障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财务独立。第三，独立决策。在决策机制上，除了引入信息公开、民众听证会等制度外，更应建立相关惩罚机制，对于擅自干预独立金融监管机构决策的行政官员予以惩罚，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以防止行政腐败、权力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此外，完善机构内各监管执法部门的信息交互也实属必要。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很具有借鉴意义的协调合作制度，该制度在保障各部门单独行使监管职权的同时，也实现各部门信息交互，对其来说也是不同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方式。在沿用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时要注意到，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将召开会议作为经常性工作，及时监督并改进各部门监管过程中执行力度过强或过弱问题；同时严格执行会议中达成的决议，各部门不得采用各种理由拒绝实施。

（三）重视行为监管重要性，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双峰监管”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泰勒提出，他形象的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分别比喻为“医生”和“警察”①：审慎监管以风险防控和稳健运营为主要目的，而行为监管则侧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构建中，虽毋需全面照搬“双峰监管”模式，但对于行为监管的重视应予以借鉴。在金融创新产品蓬勃发展的今天，通过“医生”下猛药、不断试错的方式进行监管无疑要付出巨大代价，而利用“警察”要求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披露、明确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保障金融安全无疑更为有效可行。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的行为监管，对繁荣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活跃金融行业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从行为监管所欲实现目标与效果来讲，当下应将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的主要矛盾来抓。首先，要在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侧重消费者利益保护，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经验，建立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或组织，集中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并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允许其代表金融消费者提起诉讼。其次，在制度安排上要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范围的合理限制，对高风险金融产品限制发行范围，禁止向中小投资者公开发行；另外，分阶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即加强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市场行为和市场退出监管，从而降低引发严重社会恐慌和触发系统金融风险的可能。

（四）转变金融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执法水平明确监管机构权力边界，给金融机构划定行为警戒线，是保障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应有之义。当前，监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行随意解释法律的现象很常见，一部分原因是金融立法较为原则和模糊，更深层原因是监管机关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监管过程中行政氛围浓厚，从而容易滥用监管权力，导致监管原则的滥用。因而在接下来的金融改革中，一方面要在机构设置和立法技术方面加以改进，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更要法定权力边界，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监管制度运作程序和宏观监管标准，规范监管人员对于监管原则的运用，在对待具体金融案件时，合理运用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方式。即在一般情况下，仍应以规则监管为主，只有规则无法解决具体案件或者按照规则解决会出现极端不公平时，才能在目的解释基础上运用原则监管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监管机构和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应当予以限制，不能因其肆意的扩大解释而侵犯金融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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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明鸣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