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文化范文第1篇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我国传统文化范文第2篇

从表象上看，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喜欢把“文化”二字挂在嘴上，强调本行业的“文化含量”－－俨然成为时尚。从事税务工作的同志也不例外。

然而，什么是文化？它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它。因此，这种“时尚”不能不带着似是而非的夹生味，也不能不产生出我们将来肯定会鄙之为“垃圾文化”的东西。

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数千年历史演进的积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

特别是文化传统，它渗透在人们思想观念、言论著述、行为习惯之中，渗透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积极或消极的，进步或反动的；也不论人们对它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总之，它已沉淀凝结成一种人们的活动氛围和社会环境。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正确、科学地认识它，积极地对待它，就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的历史动力；反之，就会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税收本来就属于历史范畴，而且是在社会演进、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的历史范畴。所以学习税收历史，把握税收文化传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税收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历史和国家一样悠远。

税收以国家为主体，通过超经济手段、无偿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

税收又是一个多元的历史范畴：作为国家的职能，决定于也影响着国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畴；作为特殊的社会分配方式和关系，制约着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发展，因而融入了经济的范畴；而税收的历史轨迹、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论著述、文书表格、行为规范、教育培训、信息媒体、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反映等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畴。

税收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古代传统的税收，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职能，但归根结底是为国家服务的。当国家的政治体制从专制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时，当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时，税收体制也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转化。它的职能也会从主要为国家服务转为主要为社会、为人民、为纳税者服务，并以公开化、法制化、规范化，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其主要特征。从而浮现出现代税收体制与古代税收体制的分水岭。

作为历史范畴的税收具有如此耐人寻味的特质、特性和特别功能，因此，我们对于税收文化传统更不能等闲视之。

什么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如何看待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第一，中国税收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传说，黄帝时代中国就有了税收（《路史》），时距现今有五千多年；正史记载，夏朝在出现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形成了税收体制，所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至今也有四千多年历史。当时的“贡”，指各地的上贡；“赋”指田赋。不过，夏朝都统称“贡”。到了西周，便有“九贡”和“九赋”之分。“九贡”是把上贡的物产根据用途分为九类，并确定它们的用场：“九赋”前六种均为田税，后三种就包括了关税、市税、各种资源开发税、物产税以及种种杂税。

从夏商周开始，中国的税收，经过几十个朝代的更迭开拓；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包括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几个社会形态的变幻调整；经过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学理和实践上的导引革新；又经过历代农民起义、民族战争和少数民族入主的冲击，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破坏；经过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门户开放后的变动；解放后所有制改造及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影响；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发展……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蜿蜒曲折，陶冶积淀成我国税收文化传统。

所以，中国税收文化传统有着世界最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完备，内容丰富，文字记载几千年，源远流长，从未间断，为世界所仅见。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税收文化的一大宝藏。

第二，在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轻徭薄赋”、“富民强国”这一具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深入人心，而且两千多年前，就己明确。先秦诸子中，如孔子的“惠民”，“敛从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罚、薄赋敛”；老子的“轻摇薄赋”，“与民休息”……他们的税收思想和原则对后代有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先秦诸子中大概只有少数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调。如商鞅主张国富民贫；韩非主张重税，反对足民。但不是主流。虽然历史上的一些统治集团的政策总是和“轻徭薄赋”“富民强国”思想原则相悖，而且现代学者也有人简单地斥之为“小农意识”，但它毕竟反映了广大民众——纳税者的愿望和要求。窃以为，这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税收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三，是税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思想原则。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国家税收才能多起来。如春秋初年，辅佐齐桓公取得霸业的管仲就提出：“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孟子也认为，合理的税收，能够促进生产，不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西汉执掌中央财政达三十年的桑弘羊清醒地提出，为扩大国家税收范围，不仅要重视农业，更要促进农工商互动协调发展。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工商师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税收的基础应是发展生产，“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种税收原则，越到后代，越被明确。

第四，强调税收的社会协调、社会保障的职能。就是说，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除了用于皇室，用于养活官吏和官府的开销，还要用于社会事业，备荒、赈灾、修桥、修路等等。如韩非提出：“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西汉的贾谊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张通过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可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在历朝历代税收机制、设施和规定上，也对这种财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设“常平仓”，收“义仓税”、“蠲免”的规定等等。

第五，主张税收“取民有制”或“有常”，要求税收规范化、制度化。孔子最早提出税收要“度于礼”；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税，民则不变”；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汉初年，朝廷把“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作为税收原则。到了西晋，傅玄更明确提出“赋役有常 ”的主张，他强调“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也，以奉常数，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务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之争，也都是为了体现“有常”——即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中国税收文化中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传统，如根据社会要求，对税收问题和原则开展公开争论的传统；根据政治、经济变化开展变法改新的传统，等等。

但是，中国毕竟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历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三十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运行的历史。这些历史的积淀交揉融汇在一起，互为作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成为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沉重包袱。

一、税收的属性本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以强制性、无偿性为其基本特征。所以新中国成立前的税收史毕竟是一部压榨老百姓——纳税者的血泪斑斑的历史。中国古代虽不乏明君贤相，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大众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取之于民”，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所以，在解放前，收税者和纳税者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一致的。

二、从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重农抑商，并在税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管仲声称：“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商鞅变法提出：不经批准从事“未利”者，罚作奴隶；汉朝初年规定贫民和商人不得为官。至于税收上，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钱”、宋代的“过税”、“住税”，都是挖空心思对商人的压制和剥夺。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从明朝的“一条鞭”到清朝的“摊丁入亩”，所有这些改革，都贯穿着这样的主导思想。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虽然也有合乎时宜的改革内容，但总体方针是农本主义、重农抑商。从经济上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统治的专制化和集权化。无疑包含着严重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现象，不能不说与历朝历代奉行“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包括税收文化传统中的农本主义、重农抑商的观念影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一大历史包袱，人们自有深切感受。

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最沉重的包袱。我们习惯地把它称作“左”的势力和“左”的影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使税收作为国家的一项职能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从而与社会、与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隔阂；它的保守、封闭、僵化的特性，阻碍了税收体制的改革开放，影响税收体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影响税收体制的公开化、规范化、法制化进程，影响税收的财政、监督，调节社会经济多元功能的发挥，只重收税而不重为纳税者服务；纳税者缺乏纳税意识，缺乏权利和义务统一的观念。

由此可见，税收文化传统在其合理内核的外壳上，无处不深深地镌刻着封建宗法思想的烙印。如何“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

我国传统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伦理

“人类社会不存在无价值和非道德的政治。自从政治现象产生以来，政治与道德便像连体婴儿一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政治中的道德准则、政治学中的伦理观念始终是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然而现代社会的“政治”这个词语对于中国人早在《尚书》：“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来说还是有所不同解释的，如果中国始终抱着老祖宗的东西不加改进，就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国如何被迫开启屈辱的近现代史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么如何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真正发挥大国的作用，必须还要在“政治”上多下功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学是一门以广义的政治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学科。政治伦理文化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客观的政治历史、政治现实下的精神文化状态，它伴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演进，同时也影响制约着政治体系、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人们的精神文化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考察分析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形成基础，离不开滋养中国人民五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文化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伦理文化

政治伦理文化是同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共同衍生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权威的定义。徐黎明认为政治伦理文化又称政治道德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整套有关政治伦理道德的意识、观念、理想、原则、心理、思想、精神、传统、习惯等规范的综合，是政治关系在伦理道德领域的投射形式。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伦理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

一般的来说传统文化指的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它是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负载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近代“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之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为与之有所区分而独立出的确切概念。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其它文明一样，也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宗法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等因素综合影响，同时它又反作用与中国古代社会，它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有着久远的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如，孝亲敬祖、修己务实、不佞鬼神、乐天安命等等，这些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和观念形态，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因而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伦理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斯宾格勒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可以说这种“族权与政权互为表里、宗族与国家一体同构”的伦理道德文化是中国古人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大政治智慧设计，是形成中国两千年稳定的封建社会，并使其在历史中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给中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对文化的影响是又一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社会初期，它的影响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植根在半封闭的大陆性的地理环境，由此影响而产生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农耕文明。

2.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

早期儒学从先秦到西汉这段时期看，首先是孔子通过对于历史变迁的领悟，将伦理与政治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奠立了儒家的政治大思路。孔子明确提出以仁义道德治天下的思想，“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后来孟子将政治伦理化、荀子将伦理政治化，分别推进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方面，他们把孔子的仁义学说进一步移植到施政上，把仁学政治化，提出“仁政”学说，认为统治者即掌权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并进一步加以阐述，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而国定矣。”后来者敏锐意识到统一意识形态需要的董仲舒，则成功地将伦理与政治糅合进现实政治之中，实现了儒家将伦理与政治有机地兼容的政治思想建构任务，董仲舒、朱熹等人则把这一互动过程实质化，真正把伦理政治规范化。家国同构，父为家君，君为国父，这些亲亲尊尊就是政治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伦理直接控制社会的直贯系统，消解罪愆的人生理想主义，道德、法律与政治是紧密纠缠的共生体，从未像西方社会那样在权利框架下充分剥离。通过对“父子一君臣”这一隐喻关系的不断自我确认，个体在家庭中的品行，变成了考察社会角色与政治素质的根本依据。

3.以德治国的伦理政治

早在汉代开始，选拔与培养官员的重要途径就是“举孝廉”，即二十万户中每年推举一位公认为孝顺父母、行为廉正者由朝廷直接任命为官吏。这种以德取士、以德治国的系统，直到清代仍是吏治的重要方面。显然，作为家庭伦理规范的“孝”，已作为政治考核标准直接介入了社会生活，实际上是国家层面上“忠”的异质同构体。因而出现因父母去世，无论儿子在多么重要的职位，都要而且必须回乡守孝，称为“丁忧”，“丁忧”期间职位保留，照拿俸禄，有的“丁忧”长达三年之久，当年身居首辅高位的明朝张居正就是因为不想离职，母亲去世没有“丁忧”怕世人唾骂，还不得不请皇帝颁“夺情”令以堵天下呦呦众口，更不必说多少功臣名将失宠后，往往以“不孝”之名获罪杀身。相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人被大力表彰，以此鼓励百姓报效朝廷，为君死命。先秦时期，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廉”的，认为“廉”是君子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廉”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出现了专门的举廉科，将“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晋书•阮种传》中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

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性，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之必不可少，一旦失去，政权终会倾覆，为官者的廉洁是实现政权稳固持久的客观需要。《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强调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可以发现在儒家思想中，包含着这样的逻辑：要做一名好官，先要做一个好人。所以，传统文化中“包青天”这样的形象被传诵千年，为历代朝廷命官立为“为民请命”的楷模。为政者只有先修身以德，才能“安人”“安百姓”。当然，成为一个好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当一个好官，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还需把廉德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为政以德，既要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又要有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勇气；既需“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地举贤任能，也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地勤政守职；既有为政俭约、“节用而爱人”的品行，更需有涵养一腔浩然正气的节操。

4.止乎于礼的伦理政治

发乎情止乎礼，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此处的“礼”其实质是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礼”。古代所谓礼，包括内在的礼义与外在礼仪，它的制订是为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订出来的，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水旱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行政区域划分、房舍陵墓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仪有关，几乎是一个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影响个人一生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最近出土的海昏候墓葬就是这些礼制的最好佐证，也正好感谢有当时这样的礼制规定，使今天的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的社会风貌，为了解远去的岁月提供最真实的证据。

三、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文化

未来儒家孝廉德思想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命题是儒家伦理政治致思的终极追问，而人性善恶是其德性凭借，内圣外王是其理想境界，德主刑辅是其治道安排。在封建王朝中，天下莫非王土、四海皆是王臣，以孝治天下、以廉为政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统治阶级的政权，它对中国历史上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现代社会的个体高度独立，包括从家族和家庭依赖关系中的解放，这使代际成员的长期共处失去强制性；而公共教育、全日工作和社会化福利体系，最终切断了原有的“反哺”链条，出现越来越多失去回报的“空巢老人”；时间上的快节奏和空间上的流动性，年轻人的自我认同更多来自社会角色尤其是职业角色，家庭日益远离作为国家缩影和权力纽带的含义。这使“孝”“廉”“德”作为一种崇高的政治伦理话语迅速崩溃，还原为日常生活中没有约束力的利益话语和情感话语，于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事实也一再地刺痛着人们的心，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今事件的频发更加剧了人们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物质高度丰富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伦理文化还有未来吗？用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的话：“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和为贵思想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应该是全世界人民求大同存小异的普遍思维原则，唯其如此，人类才不会在相互残杀和自杀中毁灭。

参考文献：

[1]徐黎明、孙守春.政治伦理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8月

[2]《尚书•毕命》

[3]《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P65

[4]东篱疏语的博客，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快餐文化 传统主流文化 泛化 影响 途径

一、“快餐文化”的概念

随着“快餐文化”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入，学术界掀起了“快餐文化”研究的热潮，对“快餐文化”给出了不同的界定。容本镇指出：“快餐文化”是指那些内容上通俗易懂、带有一定知识性或娱乐性、容易被时间淘汰的文化成品。张景臣认为，“快餐文化”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与消费的，大面积流行的、短暂的、采取时尚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张丹丹、孟一认为：“快餐文化”比喻追求速成、通俗、短期流行、是一种不注重厚重积累和内在价值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现象。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快餐文化”进行了界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快餐文化”的批判多于肯定，其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快餐文化”具有速成、通俗、娱乐、浅薄等特征。

本文对“快餐文化”的界定，采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看法：“快餐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它以大众传媒市场流行为走向，通过电视、网络、杂志等途径娱乐大众，附着在商品之上，以速成、短期、流行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样式。

二、“快餐文化”的泛化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

（一）“快餐文化”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快餐文化”对城市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使城市化推进成为“快餐式的城市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工业化”的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市场经济环境下，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GDP的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推动城市化进程，圈地建立开发区，大范围招商引资，并采取一些手段避免项目评估，这其实是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路子，虽然工商业发展快，GDP数字增长快，但环境恶化问题严重。目前，我国大部分江河湖泊污染、生态环境失衡、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频频暴露出来，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居住环境。其次，城市急速扩张。密集的城市中心迅速向四周扩张，致使中心城区面积加大，这种不切实际的扩张规划与经济实力不相符。还有另一种变种方式就是建立所谓的新城区，在离老城区较远的地方另觅新地建设新城，结果导致老城区荒废，很多新城区近郊的乡村被成片拆迁，大量的耕地被占，失地农民增加，不利于社会的安全稳定。再次，城市绿化求快违反规律。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为的破坏了原有的绿化。为了使城市建设达到绿化标准，只好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大范围的铺设人造草坪。因为铺设草坪时速成，违反了栽植规律，所栽花草树木成活率低，经常需要补种，造成城市绿化资源的浪费。

（二）“快餐文化”对高校教育的影响

“快餐文化”对高校教育带来的影响比较深刻，致使高校办学越来越显露出商业化倾向。首先，功利主义倾向明显。在“快餐文化”影响下，高校办学宗旨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培养高素质综合性人才转到提高学生的就业技能。教师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是教会学生考试，引导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学生填报高考志愿时，不听从自己的理想兴趣，而是按照家长、老师的建议选择，选择的根据就是该专业是否能带来经济利益，是否好就业。学术研究也成为赢利的手段，教授把工作重心放到了论文创作与争抢课题项目方面，更有甚至有些教师为了个人利益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专业设置不统筹考虑，什么专业吃香就设置什么专业。同一区域设置相同专业的现象很是常见，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提高了学生就业的竞争力。其次，文凭化、证书化泛滥。目前，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很多高校热衷于合作办学，满足学生的文凭需求，高校教育基本上成了“文凭教育”。高校校园内充斥着短期速成班，花点钱就能得到一个职业证书。文凭泛滥现象与社会上过度注重文凭有关，也与高校自身的做法有关。

（三）“快餐文化”对传统娱乐业的影响

“快餐文化”发深发展与传媒、娱乐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电视、出版物占据主导地位时，“快餐文化”主要通过它们行销。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成为“快餐文化”最重要的助推器。20世纪90年代，电视机的普及给人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感受，它以快捷、直观、大众快速征服了人们，出现了“电视文化”。不可否认，大部分电视节目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但由于商业化的影响，电视节目制作的“快餐化”也越来越明显，制作新鲜、刺激为特点的纯娱乐节目，后又出现大量的商业化包装的脱口秀、电视选秀等娱乐节目，这些“快餐文化”迎合了人们减轻压力的需求。新形势下，“快餐文化”纳入了网游、网路小说、网络聊天等娱乐方式，满足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三、控制“快餐文化”泛化的途径

（一）加大对现代传媒内容的过滤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传媒如互联网、电视，成为“快餐文化”的行销主渠道。尤其是传媒业实行企业管理后，为了追求最大化利益，需要制作出超前、满足大众口味的栏目，提高收视率，吸引商家投放广告。于是很多娱乐化节目通过网络、电视快速传播，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低俗的内容，给社会大众带来不良影响。因此，相关管理部门一定要加大对现代传媒内容的过滤，保障节目内容不超越社会道德底线。

我国传统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政治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061-02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合理扬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一）中庸思想

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是一种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它秉承不偏不倚，不主张突出又不甘于落后的价值观。以中庸的思想驾驭政治领域，反作用于文化范畴，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中”、“庸”的意识形态。“中庸”里的“中”首先是“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的动词含义。“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中庸》所以用“中”本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而人的内心在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既是道德产生的根源，又是行使道德的驱动，进而影响人的行为。所以，我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由单个行为主体开发扩散的思想意识，在群体中传播改造，适用于群体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传递性和适用性。例如道德意识，民族意识等等。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不管主张如何变化，伦常问题都始终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内容。

将“为政以德”的政治文化理念引申至我国现在政治政策中，不难看到，有很多德政的举措在实施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国家行使对内职能时，无不显露着济民以实惠，手段以中庸的作风。以实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主旨，符合当前我国的主体政策标准。

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有中庸思想政策化的味道。“求同存异”更是对中庸思想的创新发展。在我国行使对外职能时，根据本国国情，结合国际形势，科学合理运用中庸思想及其规律，走出一条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治国道路。不仅在国际竞争上达到相互制衡，并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起到平衡作用。由此可见，“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今天，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法家思想

法家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思想与中庸思想的极大不同在于，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主张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反对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在封建社会初成时期，这种法家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文化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变革，于是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把法家思想同儒家思想等结合起来糅为一体，进行政治统治。这一思想被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纵观我国现代的政治文化、政治策略，无不是以法治为先，依法治国，反对人治。如同法家之法，即是成文法，这对我国几千年的法制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今我国注重法治，崇尚宪法、法理，在社会中展现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一切都是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分不开的。同时，这更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能使我国法治文化产生新的巨变。

（三）务实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务实。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均表现出与人的政治行为紧密结合和追求实用的倾向，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集中表现为人们为政、从政的方法和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理念，以“务实思想”贯穿始终，这更反映出我国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几千年的传承，对我国现代政治文化的丰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1.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象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积极进取意识。中国古代哲人崇尚健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人生。中国哲学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先哲留给我们的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历来受到近代先进国人的重视。他们发扬中国哲学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的斗争洪流中。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伺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峻形势，他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未失掉中华民族顽强不屈、迈向光明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