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些误区,如何认识并纠正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应该是汉字教学,因为汉语是“字本位”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汉字教学的具体内容,即应该从汉字的性质、字形、部件和笔画四个方面组织汉语教学。充分地利用汉字与生俱来的优势,把传统的经验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开创汉字和汉语教学的新局面。

关键词:汉字教学;方法;对外汉语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1950年,清华大学就筹建了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接待了新中国第一批外国留学生。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机构。1952年,根据政府间协议,著名语言学家熙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此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了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1962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并于1965年1月正式改名为北京语言学院,使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有了一个稳定的基地。60年代初以来,我国政府为执行政府协议,陆续派出一些汉语教师到外国任教,包括非洲的埃及、马里、刚果,亚洲的柬埔寨、也门,欧洲的法国等。期间,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留学生纷纷回国,北京语言学院解体。被派往外国任教的教师也大部分撤回。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院校约330余所,每年接受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四万余人。各学校纷纷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学,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教学系列和教学网络。而汉语也已成为各国留学生学习的最为热衷的语种之一。“但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在教学方法和方向上的一些错位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著名作家、文字学家王蒙先生曾指出:“汉语是字本位的。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他还进一步指出:“华文的字比拼音文字的字母不知重大凡几,而词与句的组合仍然离不开字。

即使不承认百分之百的字本位,也得承认七八成的字本位现象。华文文学讲究炼字,这与拼音文字大不相同。”[1]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字,汉字在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发展中,早已积淀了许多优秀、宝贵的教学经验,当然也形成了独有的汉字文化。这些教学经验集中到一点,正如王蒙先生所指出的,即汉语教学应“以汉字为本位”。这是符合汉字自身规律和汉语自身特点的科学的教学之路。大量的教学实践给了我们这样的经验,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沿着这条路子走,汉语和汉字教学就会在快车道上前进;如果偏离了这条轨道,误入“以词为本位”的路子,或者过多地涉及汉字文化的教学,汉语和汉字教学就被误导到“误区”,甚至出现汉语教学的危机。

原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两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教授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在《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一文中总结说:长期以来,我们对外汉语教学所采用的教学路子,基本上是印欧系语言教学的路子,现在仍然占主流地位的对外汉语教学路子的特点是:不严格区分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按照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模式组织教学内容和进行技能训练;把“字”和“句子”作为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把汉字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使其成为词汇的附属品;追求教学方法的惟一性,或主张听说法,或主张功能法,或主张结构功能法或功能结构法等等。这样的教学路子是否反应了汉字和汉语的特点,值得反思。有经验的汉语教师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没有向学生系统介绍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的区别,致使学生语体转换和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滞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教学,这正是造成“汉字难学”的主要原因;更没有充分利用汉字和汉语某些利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致使教学事倍功半。[2]吕教授指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正视,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讳疾忌医。

其实,吕教授多年来走的也是“印欧系语言教学的路子”,但是,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的带头人,很注重接受国内外同仁的不同意见,注重调研大量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情况,并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审视和思辨,从教学路子上进行了反思,并得出了再也不能继续印欧系语言教学路子的重大结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我们采用的基本上是印欧语系的教学路子,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因此,努力探索新的教学路子,是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当务之急。”[3]

吕教授在文章中引用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的意见: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4]

吕必松教授高度称赞白乐桑先生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论述”。白乐桑先生所指出的我们汉语教学处在“危机”中的评估,绝非危言耸听,只要联系吕教授指出的那些问题,就不能不认同他的论断是对的。吕教授正因为存有“危机”加深的忧患,存有教学效率“事倍功半”的忧患,他才把“努力探索新的教学路子”,视为“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的当务之急”。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我们就更应该感觉到其紧迫性,把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2005年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不少国家的汉语教学专家都呼吁汉语教学应该进行改革,都主张对外汉语教学不应该走拼音文字的老路,应该突出汉语和汉字的特色,走“以字为本位”的教学路子。尤其是法国的著名汉学家、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强烈地主张汉语教学再也不能走“以词为本位”的拼音文字的老路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访谈录中尖锐地指出:“我经常听到中文难这种说法,很奇怪,说这话的都是你们中国

人。”白乐桑先生的话真让我们中国人为之震撼,也发人深省。在世界汉语大会闭幕式的致辞中,许嘉璐副委员长谈到:“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从实践中意识到,在信息化时代,汉语教学从内容、方法到手段,都应该有所变革,有所创新,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今后,‘汉语难学,汉字难认’的舆论和现状都应逐步有所改变。”

民族语言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各语种之间可以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但是,各民族语言所特有的本质特征及其传统,却只能一代代继承和发扬下去,而不能嫁接。“以汉字为本位”,是汉语教学固有的传统;而“以词为本位”,是拼音文字固有的传统。将“以词为本位”的传统“嫁接”到“以汉字为本位”的汉语教学的传统上,汉语教学怎么可能不出现“危机”呢?为了更深切地认知这一历史性的教训,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传统汉语教学的历史风貌。

中国传统的汉语教学,历来都十分重视汉字教学,一直是“以汉字为本位”的。汉字教学,作为学好汉语的基础,作为汉语教学的突破口,一直放在汉语教学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起周代下至近代,汉语教学的基础阶段,都是以识字教学为中心,“先识字,后读书”,几乎可以说是各朝各代汉语教学的纲领。即使在书面语和口语相分离的两千年中,各朝各代也都把识字即扫盲作为一项国策,基础汉语教材就是押韵上口的常用字识字课文。秦代的《仓颉篇》、汉代的《急救篇》、南朝的《千字文》、宋代的《三字经》和《百家姓》等,都是代代相传的语言兼文字教学的课本。从宋代起,《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成了互相配套的文言文的识字教材,也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教材。这套教材,被视为经典,凡初学汉语者,必读之,必背之,必做到“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用。

《三百千》中,内涵极为丰富,学习者不仅能从中学到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还能学到许多中华文化知识,为其进一步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百千》可谓是“以汉字为本位”的典范。这套在全国作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普及本,通行全国,长达一千余年,影响极为深远。《三百千》的总字数为2720个,这与现在所提的2500个常用字差不多。当时的初学汉语者,只要记住《三百千》中的字,就可以读很多初级读物。据记载,盛唐时代,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数以万计,《三百千》也是他们必读的识字课文,并被他们传入到韩、日、越等国。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华人居住区“唐人街”,《三百千》也广为流传。

在前后三千年的“以汉字为本位”的汉语教学中,已经形成了符合汉字自身规律和汉语自身特点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百倍珍惜。不但在今天的语文教学中应予以继承和发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应该有所继承和发扬。

那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地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呢?笔者认为,只有在理念和操作上都获得一致,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才能真正实现汉字教学的目标。

汉字教学可以说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相当强的实用科学,这就要求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具备丰富的汉字知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却又不能把这些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一方面要加强对现代汉字本身的研究,将自己抑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地运用在日常的汉字教学当中;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汉字的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注重学生学习汉字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反复的讲解和练习,形象而又直观、分层级地进行汉字教学。

首先,讲清汉字的性质。汉字是典型的语素文字,而非拼音文字。每一个汉字都由音、形、义三个部分组成。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对汉字和汉语的特点有非常全面系统的论述:“字”实际上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文字的书写单位是没有道理的。传统的汉语研究,不管是文字、音韵、训诂、方言,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以字为基础,从来不讲语素和词,不讲与此相联系的主、谓、宾和名、动、形,这绝不是我们祖宗“落后”,“没有语法观念”,而是汉语的结构本身允许做这样的研究,需要这样的研究。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字”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它的性质和作用,使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推进汉语研究。把“字”看成为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而把“词”置于一边或置于次要地位来考虑,这是汉语语言学观念的转变……语法结构单位从“词”变为“字”,这不单是简单的概念更替,而是语言研究的视点的转移。这恐怕是带方向性的理论问题。[5]

汉字的音和形会发生变化,但是基本字义一般是不变的。如“口”字,《说文解字》:“人所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在汉字的变迁过程中,“口”的字形从秦时的小篆到隶书再变化到楷书,字形发生了些许改变,其基本字义却始终保持不变。很多由“口”组成的合体汉字在《说文解字》中就有“吻、吞、咽、咳、吮、嘴、吹、问、吃、啖”等179个。“口”作为基本语素,可以组成很多词语,如“口白、口碑、口才、口称、口吃、口臭、口风、口技、口腔、口琴、口哨、口音、口吻、口若悬河、口是心非”等等。记住了一个“口”字,就可以认知由“口”字组成的合成字以及跟“口”有关的词语的意义。由此可见,记忆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对于学习汉语和汉字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现代汉语的常用汉字有3500字左右。而对外汉语教学根据教学实际对3500个常用汉字进行了一些调整。按照《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规定:甲级汉字800个,乙级汉字804个,丙级汉字500+11个,丁级汉字2864+41个,共计2905个。我们可以根据这项规定来具体实施课堂教学。

其次,解析汉字的字形结构。现代汉字可以分为独体字和合成字两种。“六书”中的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而会意字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现代汉语中的独体字大都来自古代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如“日、月、水、山、爪、田、上、下、本”等等;而有些合成字则是经过简化后进入到独体字的行列的,如“龙、专、门、书”等等。现代汉语的合成字多数来自古代的会意字和形声字,如“休、林、男、旅、盖、芽、理、际、盛”等等;少数来自古代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如“燕、鱼、泉、亦”等等。[6]

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认识到,独体字既是常用汉字,又是构成合成字的重要部件,组字能力很强,必须牢牢记住。分析合体字可以理性地了解汉字的构造原理,从而更好地掌握记忆和书写汉字的诀窍。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知道,汉字在造字的过程中,“有的字有理据,有的字没有理据,有的字有部分理据。有的在造的时候就没有理据,有的字本来有理据,在发展过程中失去理据”。[7]所以,部分汉字的把握是无法用理性分析来认识的。我们认为,记忆汉字不能没有诀窍、没有方法,但是其最基本也最有效的方法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字:“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反复强调的。

第三,剖析汉字的部件。部件是汉字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叫字形、字素、字根、字元等等。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而合体字有两个以上的部件。“临、地、讨、骗、词、加”等是两个部件,“谁、警、懒、蒜、街”等是三个部件,“营、韶、筐”等是四个部件,“赢、膏”等是五个部件……部件和部件之间的组合是分层次进行的,不是一次组合而成。如“韶”的部件是“立、日、刀、口”,这些部件一般都可以成为一个独体字。由此可见,剖析汉字的部件对于认知汉字的结构和正确地书写汉字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讲授汉字的笔画。笔画是构造汉字的线条,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现代汉语中笔画最少的只有一画,如“一、乙”等,笔画最多的是36画,如“鼻囊”。其中以9画居多,10画和11画次之。汉字的基本笔形也不外乎如下几类:点、横、竖、撇、捺、提、折等,其派生笔形共有26个。[8]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就应该先教会学生正确书写汉字的先后顺序,要求学生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笔顺: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先中间后两边、先进去后关门。

有很多人认为,汉字多达数万,结构繁多,很难写;而英语字母就那么26个,就能拼出数以万计的词。诚然,汉字字数多,结构繁复,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汉字是有规律的,只要顺其规律,就可以可化难为易。比如说,汉字形成的规律是:先笔划少的,后笔画多的;先结构简单的,后结构复杂的;先独体字,后合体字。只要这样顺应汉字固有规律来教汉字,就会一顺百顺,势如破竹。再说,在学生掌握了汉字笔画、笔顺规则后,再掌握100至200个汉字部件,就差不多能写所有数万个汉字了。因为所有的汉字几乎都由这100至200个部件组成的。汉字的部件,是根据统计有600多个,其中大部分都是罕用部件,常用的主要部件只有100多个,它们几乎覆盖所有3500个常用字,记住这些部件,意味着所有的汉字就都会写了。我们之所以提出汉字教学“以部件为纲”,就是为了“纲举目张”,只要教会学生会认、会写、会记住100多个部件(有相当多的部件是独体字)。汉字难写也就迎刃而解了。教学生记住100多个部件,如同记住100多个英语单词,能说难吗?

综上所述,汉字和汉语学习确实并不难,其易学、易认、易记、易写可说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教学方向和方法,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那我们就可以充分地利用汉字与生俱来的优势,把传统的经验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开创汉这和汉语教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王蒙.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J].新华文摘,2005,(9).

[2][3]吕必松.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A].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导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是分离?[A].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许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J].世界汉语教学,1994,(2).

[6][7][8]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