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本文来自织梦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本文来自织梦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本文来自织梦

知识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劳动价值论；效用

世纪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工业经济中孕育成长的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超越工业经济向更高阶段的飞跃，它必将对在工业经济时代创立和成长起来的所有理论提出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首当其冲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抛弃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在否定的同时又必须看到，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需要联系当代的实际，加以深化和发展，与时俱进，才能继续保持和发挥它的理论生命力。正如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方面，当前应着重抓住以下三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劳动(指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个“劳动”。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脑力劳动又可分为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经营管理型等。在新世纪里，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①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经营管理劳动和熟练操作劳动三部分复杂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正确认识知识与商品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早就肯定了生产力包含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新发展。随着现代劳动中的知识含量比重越来越高，知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见，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知识与商品价值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

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培养(主体化)和产品生产(客体化)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知识越丰富，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的价值水平也就越高。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主要来源于教育部门，此外也部分地来源于劳动者家庭及其本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劳动力价值应该是整个社会价值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知识转化为活劳动以后，形成更复杂、更高效率的劳动，它所生产的产品(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等)，也就包含着比简单劳动创造出高得多的倍加的价值。正因如此，社会收入的分配应该向从事复杂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倾斜，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有两种存在形态，即活劳动形态和物化劳动形态。前者主要表现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后者主要表现为有较高知识含量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辅助性用品等。两种不同形态的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活劳动形态的知识直接创造了商品的价值，而物化劳动形态的知识虽为商品价值的增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但其本身价值则不能增殖，只能转移到活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中。活劳动的知识是创造科技含量高的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这种价值创造必须与物化劳动的知识相结合，才能变成现实。所以，我认为鲁从明教授根据不同形态的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把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分为现实源和潜在源两个层次，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概括为两个层次：(1)创造价值的现实源，即人类抽象劳动，简称为活劳动(包括转化为生产劳动的知识和信息)，它构成商品的价值实体，这一源泉具有唯一性；(2)形成商品价值的潜在源，即多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资源、生产资料，它们是直接决定生产价值的劳动效率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具有价值增值的潜在可能性。这层源泉具有多样性。形成商品价值的全过程，就是这样两层源泉的统一。”②对这一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索，价值源泉层次论如果能够成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提出来的，这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使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鉴于知识在价值形成中具有首要、高能、高质、高效、创新等特点，因而凝结在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中的知识含量越高，商品价值也就越大。科技工作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生产经营中通过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或发明出新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使全社会的商品价值总量大大增力口。

三、正确认识商品价值与商品效用的关系

一般而言，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成为商品，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1)具有一定的效用(即使用价值)，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某种需要；(2)耗费人类一定量的劳动能力，具有一定的价值；(3)通过以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⑤恩格斯这个结论告诉人们：(1)商品价值是一个成本范畴；(2)形成商品价值有两个基本要素，即费用和效用两个变量；(3)在商品生产费用相等时，商品效用是影响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在文中所说的“效用”，一般而言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属性。现在看来，这种笼统的表述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商品效用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分析。我赞成郑志国副教授在《价值增殖规律探究》一书中把商品效用区分为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的观点。绝对效用是指“由商品的物质技术性能决定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具体属性”；相对效用是指“商品适应市场或消费者需要的程度”。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也有明显区别。

绝对效用是相对效用的物质基础，是商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具体属性。它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相对效用则是商品适应市场(消费者)需要的一般属性。商品的绝对效用是价值的物质载体，不能成为商品价值实体的依据，而商品的相对效用则与劳动总量有效值的变化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需要通过市场需求来体现，劳动对市场需求的依存度空前提高。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强化了这种依存关系。因此，商品的相对效用对价值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当前研究知识经济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这一研究的深化有利于把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统一起来，有助于大力推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推向新的台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6页。

知识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知识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准确地认识知识经济的定义、内涵、理论意义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仍然是难题。人们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们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从现实和理论互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些有益的思考。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增长理论，尤其知识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数字化、虚拟化、一体化、全球化、消费与生产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随着知识成为新增社会价值的决定力量，使社会财富价值的代表货币，在更加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中运行，使工业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为泡沫经济。在全球化、一体化、货币自由汇兑、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畅的情形下，原有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已明显地不能指导现实。原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也许因为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而轻易来临，也许因为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获其利，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限于本文篇幅，这里我仅仅是提出问题。总之，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揭示出反映知识经济实质及运行规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知识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正文】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蕴深邃，风格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20多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从这一理论形成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召开以来，理论界对其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思想上的创新性、深刻性和体系上的相对完整性，已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探讨。相比之下，关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的研究却较薄弱。本文拟就此提出如下概略性意见，供学界同仁指正。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举凡社会科学，无不是以揭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为己任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和成功之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时代眼光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那么，作为它一个重要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其首要的科学价值也在于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通观邓小平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时，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符合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以富民为目的，在各种建设与发展问题中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关联和互动中探求发展的动力与机制，从发展的目标与阶段、速度与效益、产业关联、科技与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上疏理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我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是，现在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逐步摆脱不发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需要100年。在我国，搞经济建设，求经济发展，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地位上，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要求生产力要有更快更好地发展。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证与目标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调节手段上，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上，主张走开放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办好经济特区，使其成为引进国外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改革的窗口。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与方针上，要实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暖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突出重点，带动全面，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依靠科技教育发展经济。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在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既要突出和保证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又要坚持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同步前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经济建设与发展有一定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

总起来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本任务与发展目标、发展过程与最终目的的统一，贯穿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

由于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就使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呈现为一个建立在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基础上的，具有一系列符合中国特定国情、反映时代特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做保证，其基本运动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就不再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单纯依照领导人物的主观判断随意运作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由此被置于坚实的基础——具有客观运行规律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基础——之上。

由邓小平经济理论所初步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正确性，已经和正在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不仅解决了普遍贫穷问题，而且基本实现了从暖饱到小康的跨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历史创造的主动性和自信心。之所以如此，就因为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导入了正途，引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找到了规律，获得了较多的自由。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认识坐标

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跨越，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迄今，已有80多年历史。在这期间，社会主义既经历了二战后由一国变为多国的大发展，也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造成的大面积倾覆，更出现了自80年代以来有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历史景观。80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原因很多，经济没搞好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是基础。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路子是否对头，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国运的盛衰。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对于更清醒地选择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21世纪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什么为认识坐标？像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类的“新思维”当然不行，单纯从马、恩的本本出发也不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价值判断坐标。邓小平经济理论是20多年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只有以这个理论作为判断成败得失的标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指导，分析8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起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点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列宁是一位善于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伟大革命家。但在十月革命后领导俄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也曾有过正反两方面经济教训。他曾先后领导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前者虽然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在经济上包含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早搞共产主义式分配等因素，脱离了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因而不完全成功。后者则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自由贸易，调动农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比较符合俄国国情，因而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在谈到2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时明确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

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必须迅速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生产力均有迅速和巨大的发展。但有两种情况的出现曾严重影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导致“中心”错位。一是大搞阶级斗争。斯大林曾于1937年后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大搞党内清洗。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导致“”十年动乱。二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和升级，追求一大二公三高，急于向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结果，贻误了经济建设，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别的什么为中心；只能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而不能以其他来代替这个根本任务。

第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认为，商品经济是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就会消亡。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认识不符合社会生活发展的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武器、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武器，而不是祸害。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应当走开放发展之路。社会主义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在同资本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同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同时，加强同资本主义的合作和竞争，走开放发展之路，是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经济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发展更是必然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战后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依赖“经互会”搞内部交流，中国一段时间内不能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批“洋奴哲学”。这都助长了孤立主义，影响了经济素质提高和经济高速成长。教训是深刻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大力倡导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证明了开放发展之路不是可走可不走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切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处理好重大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普遍较低，革命胜利后，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大都执行了一种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不分条件地长时间执行这一战略，则造成了许多重大经济关系的失衡。主要是：过分注重生产资料生产；忽视生活资料生产；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费失衡；经济发展的速度高，效益差，人民得实惠不多；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不牢。以苏联为例，1953年（斯大林逝世）与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生产资料工业生产增长了45.5倍，消费资料工业增长了7.8倍，农业增长了0.46倍。农、轻、重增长速度之比为1∶17∶99。粮食产量1953年还比1913年减少了350吨［2］。此后苏联虽然在农业发展上着力不少，但成效一直很差，为了同美国争霸世界，以军工为龙头的重工业比例一居高不下。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也有很深的教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制定了分三步走、用100年时间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工作中既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始终坚持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坚持以富民为目标；既强调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先导，又不放松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说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重大的比例关系，把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搞对头。否则，则欲速不达，事倍功半。

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和建设方向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和时代眼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指明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目的，从而廓清了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种种谬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认识。在这一新的认识指导下，邓小平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大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的根本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这样，邓小平就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以实践为依据，成功地总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并初步作出了系统、科学的回答。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在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成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同时也就必然成为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实践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庄严宣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充分表明了，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将长期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的决心和必然性。

鉴于邓小平经济理论还在发展中，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都会有变化，在考察邓小平经济理论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意义时，应着重从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层面上加以把握，既要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具体理论观点，更要坚持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其精髓。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道路。在这个前提下，还应遵循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指导，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如下重大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初级阶段，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上去了，一切经济社会问题会迎刃而解。但要牢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利益，发展人民的利益，达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或如马克思所说，是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发展由贫穷——温饱——小康——富裕，进而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状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核心是人的发展。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使人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使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

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抓住不放。但是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当着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需要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就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改革，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任意提高、随意变革生产关系，也不能固守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不变。要善于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合理调节，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经济制度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则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不断加以改革调整。不坚持和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基本点，改革就会走偏方向。不改革经济体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很好地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改革，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区别和联系，掌握好变与不变的辨证法。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搞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充分运用价格、供求、竞争等调节机制和杠杆提高资源配置效益。这是积社会主义经济在本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而得出的认识。对此，应坚定不移。但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短期利益指向等。基于这一原因，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通过计划手段的合理运用，如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制定发展规划、搞好总量控制、抓好重点建设等，实现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结合，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灵活、高效和经济运行的协调、稳定。

速度、效益、质量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使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速度。但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我们所要的是有效益的、没有水分的、扎扎实实和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速度。只要产品质量好，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只有实现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和结合，才会有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科技、教育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将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自觉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进步，尤其应注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教育发展必须跟上。科技教育要通过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和机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科技、教育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动力，稳定是发展与改革的基础，三者互为条件。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发展中，既要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又应注意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尽量减少改革成本，避免过大的社会震动。切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过急过频地搞生产关系变动。应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和利益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为改革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发展与改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推进发展与改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总之，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与未来经济建设实践的结合，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基本立场、观点的应用，通过对影响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关系的正确认识、分析和处理，不断赢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

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以来先后形成了互相联系的两大部分。一是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一部分的理论任务是由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来承担的。虽然，资本主义至今仍在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还在继续和深化，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其理论的严整、科学却是不容置疑的。在千年交替之际马克思在由西方权威媒体根据公众意见遴选的千年思想家中名列榜首，充分说明了他的科学思想——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思想——至今仍受到包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民众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认可。

另一个部分是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的一些理论原则是由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提出来的。其基本理论形态和体系则是在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1919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至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生存发展了80多年。在这80多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先后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17年10月至50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苏联—国实践阶段。这一阶段产生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斯大林经济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特别是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和晚年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的结合，提出了若干有别于马恩预测的新思想、新观点，极具科学价值。但由于他领导俄国经济建设时间短，逝世过早，探索没有进行到底。斯大林经济学说是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苏联30多年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映。这一学说集中体现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全面贯彻于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由于这一学说所反映的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在那个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具有原创性和唯一性，且理论系统、体系完整，因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产生过重大而广泛影响的理论形态。这一学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播苏联经济建设经验，鼓舞社会主义者的信心和斗志，培养经济理论骨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煞。但由于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自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由于这一学说总起来看只不过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写，排斥商品经济，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性，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需要，被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多国实践及理论探索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斯大林经济学说先是学习、照搬，继而是批判、探索。苏联自身从50年代后期开始也对原有体制进行了调整改革。中国在成功地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党的“八大”前后，提出“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八大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此后，又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现代化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以及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正确意见，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也造就了一批思想活跃的经济理论家，产生了一批各具特点的探索性改革理论。利别尔曼（苏联）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思想、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和自治制度理论、奥塔·锡克（捷克斯洛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布鲁斯（波兰）分层决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科尔奈（匈牙利）的短缺经济理论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这一阶段的探索总的取向是批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探索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主张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扬弃苏联式的重重轻农、重生产资料生产、轻生活资料生产的建设路子，主张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均未根本摆脱苏联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作为现实经济运动过程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还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远未实现根本性变革和创新。其积极作用是，为以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和丰富的思想素材。

第三阶段是从70年代末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作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发源地的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改革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宣告失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因此走到了历史尽头，宣告了失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发展低潮和逆境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其标志就是作为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产生。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是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总结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总结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已被中国这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时曾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样，我们也可以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作这样的评价：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继承借鉴而不照抄照搬，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的新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的精髓。邓小平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国情，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建设道路问题，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进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划了分三步走、到20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诸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高质量，讲求效益，抓战略重点，重视农业和基础产业，优先发展科技教育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解决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经济理论主张，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注意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搞本本主义、照抄照搬别国情经验从来不能成功。正确的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大胆探索，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

第二，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考和把握中，探索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和科学回答，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内容发展的新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论证并研究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的科学。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表明，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客观经济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依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揭示在生产力解放发展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及其条件和机制。这样的经济学从根本上区别于鼓吹或默认阶级剥削及两极分化合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同于鼓吹普遍贫穷，忽视生产力发展，急于搞生产关系变动，只讲速度不讲效益，忽视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生产力解放发展为基础和动力，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关系的平等为特征的经济学。

第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社会主义发展全局出发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对困扰和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新突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国力的竞争，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机制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制度文明对经济运行发展的有效调节和积极促进作用不可替代。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恰恰在这些事关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缺乏锐敏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囿于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先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引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刻变革和发展，使这一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原则又体现了时代特点，较好地适应了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