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范文精选
语言文字范文第1篇
小学语文教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它具有工具性和思想性。无论从学科性质还是教学目标，语文教学本身就应当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教学目标在于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质体能、个性心理及其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素质，促进学生主动、全面、活泼地成长，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初步具有听说读写能力是小学语文学科的“特定目标”，是衡量小学生学习语文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也是评价小学生语文是否过关的主要标志。要在语文教学中落实“素质教育”，就必须转变观念，紧紧围绕落实听说读写训练来组织教学，具体做法是：
1．克服语文教学中的思想品德课倾向。
叶圣陶先生早年就说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的只在灌输固有的道德——而竟忘了语文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特有的任务”就是指语言文字训练。在现实中，有些小学语文教师以为语文教学不增加思想教育的份量和时间就是不重视德育。尤其是对一些思想教育内容明显的课文，更是以思想教育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如教《我的战友》这一课文时，有的教师着重围绕“身上是如何着火的？他是怎样牺牲的？烈士有哪些高贵品质？我们怎样向他学习？”等问题来组织教学。殊不知语文课有其自身的特点，语文学科的思想教育，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思想感情去实现，要重在熏陶感染，潜移默化。
2．要突出听说写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小学语文课文中涉及到的许多专业知识和科学常识，应该向学生传授，但不能以传授这些知识作为教学目标来组织教学，要把专业知识的教学重点放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培养学生的兴趣上。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也就是通过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语言基本功。如《太阳》一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有关太阳的知识，培养他们热爱科学的兴趣和认识自然的能力。这里的“一些有关太阳的知识”仅局限于课文内容的知识。实现这个目标，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更重要的是理解课文是怎样叙述的。
3．改革旧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我国小学语文教学受前苏联语文教学法的影响很深，直至今天，那种重分析轻训练的教学模式还有相当一部分市常虽然它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跟目前我国的语文教学实际已不相适应。由于它以分析课文内容为中心，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教学时，尽管是一读就懂的课文，也要逐段逐句进行分析、提问，结果越分析越复杂。启发式教学是当前用得最多的教学方法，它通常是通过教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于是很多教师认为启发式就是多提问题，多质疑，教学一篇课文总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想方设法地设计一连串大小问题，让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有位教师教《威尼斯的小艇》的第二自然段，这段课文只有三句话，可他设计了六个问题：
（1）威尼斯小艇有多长？
（2）小艇像什么？
（3）小艇的船头和船艄有什么特点？
（4）船头和船艄像什么？
（5）小艇行动起来怎么样？
（6）小艇行动时像什么？像这位教师课堂上一味地提问，一节课就提了几十个问题的现象还十分普遍。于是语文课教学就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提问多，读书少；简单的问题多，启发思维的问题少；理解课文内容的问题多，训练语言文字的问题少；回答多，笔练少。由于教师连续提问，学生忙着应付回答，问题回答完了，课文也讲完了。这样的教学方法从表面上看，学生发言踊跃，对答如流，课堂气氛热烈，而一篇课文学完了，许多学生连课文都不能流畅地读下来。这样的课堂教学，语言文字训练不能落实，怎么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怎么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素质。
4．语言文字训练一定要落实到位。
训练是否落实到位，直接关系到语言文字训练的成功与否。所以要真正做到落实到位，要注意以下几点：
（1）备课首先考虑。一篇课文的语言文字训练有哪些内容？要达到怎样的要求？通过怎样的形式训练？教师怎样进行指导？读的、说的、写的都应该根据整个教学目标通盘考虑，保证一定时间。
语言文字范文第2篇
长期以来，在讨论语言规划（languageplanning）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对于语言规划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往往见仁见智，造成学术交流的混乱和困难。本文试图针对这个问题，结合国内外语言规划工作的实践，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科学，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研究史上，从限定主义（prescriptivism）到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现代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描写的基础之上来制定语言限定的规范，因此，语言规划不是单纯的限定，而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的限定，语言规划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语言规划的限定主义绝对不同于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对古希腊限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对语言规划的这种界说，我们认为，语言规划具有如下的性质：
第一，社会性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行为，一般不能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时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组织、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对语言规划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的作用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语言规划又叫语言计划，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个部门来制定，通过这样的计划，官方的语言政策可以得到确立或执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的根本态度。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第二，权威性语言规划的社会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国内外在语言规划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都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然，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不应当滥用权威，不应当用权术来控制学术或者压制学术，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语言规划一旦失去了权威性，就会引起社会上应用语言文字的极大混乱。因此，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对于语言规划的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语言政策的制定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这就是语言规划的权威性。
第三，交际目的性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语言规划的目的是由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决定的。离开了交际功能的语言规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交际功能之外，无所谓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往往容易带上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影响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就可能导致语言规划的失败。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交际目的性。
第四，长期性语言规划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几经挫折，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经历了非常曲折而艰辛的过程；有的国家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关键性决策的认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深化，最后才获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
第五，实践性语言规划的内容是十分庞杂而广泛的，它除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一般性的管理之外，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文字的创新、文字的改革等极为广泛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它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同时还包含了复杂广泛的各种实践活动。语言规划还往往涉及到多种语言和不同的专业学科，从事语言规划不仅要有广博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和行政工作的能力，语言规划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性工作，而是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部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实践性。
总而言之，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权威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我们在研究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些特点。
“语言规划”这个名称是1957年由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reilWeinrich）首先提出的。在语言规划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世界上早就进行过语言规划了。在我国，远在秦代就有语言规划，秦始皇把形形色色的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实行“书同文”，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在欧洲，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官吏和军人掌握了拉丁文，但广大人民仍然处于文盲的状态。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各个民族纷纷独立。文艺复兴时期解放了思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典都成立过负责语言研究的机构，以保持和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促进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挥，为以后的工业化作了文化上的准备。这些也都是早期的语言规划。
关于语言规划的工作内容，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J.V.Neustupny）曾经把它分为“政治法”（politicsapproach）和“培育法”（cultivationapproach）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诺依斯图蒲里的这种提法闪烁其词，含糊不清，晦涩难懂。为了在总体上对语言规划的内容进行分类，从实质上掌握语言规划的关键，我们有必要对诺依斯图蒲里这种分类进行改进。
在普遍浏览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撇开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各种枝节问题不谈，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languagepositionalplanning）。就是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position，status）。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它相当于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的“政治法”。
第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languagenoumenalplanningorlanguage—in—selfplanning）。就是语言文字本体（noumenon，language—in—self）的改造和完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中，需要保护语言文字本体的纯洁和健康，需要对语言文字本体进行精雕细刻的培育，因此，诺依斯图蒲里把它叫做语言规划中的“培育法”。
我们在这里把“语言规划”叫做“语言文字规划”，多加了“文字”这个词，是因为在我国通行的汉字是一种非常复杂而重要的文字，在语言规划中，必须给以特别的重视。
下面，我们从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个方面，进一步对国内外的语言规划工作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1.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菲律宾、以色列、东非都进行了共同语文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为例来说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邦，1963年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地区，讲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马来西亚联邦只能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不容许新加坡保留其他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之间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矛盾，马来西亚请求新加坡离开联邦，新加坡在196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语言上的矛盾是新加坡不得不离开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的78％，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5％。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汉语的普通话）、泰米尔语、英语4种语言为官方语言。马来语是马来人的民族共同语，为了尊重历史，新加坡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国歌要用马来语来唱，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共同的标准马来语为规范。华语是方言复杂的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共同语，以中国内地的汉语普通话为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采用中国内地的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泰米尔语是新加坡印度人的民族共同语，泰米尔语的标准遵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原有规范。英语是新加坡行政、教育和贸易的用语，是新加坡各族人民交际的共同语，以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发音为标准音。这样，新加坡的语文以英语为主，多语并存，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民族团结。英语成为各民族相互交际和吸收外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实用语言，而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则成为各个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的语言，实行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双语制。1979年9月，新加坡开展以推广汉语普通话为目的的“华语运动”，要求在五年之内，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华人，除了跟父母谈话用汉语方言之外，都使用华语，十年之内，华语要成为公众语言，与英语并用。受华语运动的启发，新加坡的“马来文化团体中央理事会”也在1982年举行了“马来语运动月”，提倡新加坡的马来人讲标准马来语。语言问题在多民族的新加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实行双语制，一方面也不忽视作为第二语文的民族语文，同时又要防止民族语言运动盲目地发展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因此，新加坡政府一直把语言规划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语言规划看成与新加坡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联合加里曼丹岛、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口中，马来族占多数。马来亚在5世纪以前接受印度文化，字母源出于印度南部。15世纪以后信奉伊斯兰教，改用变体阿拉伯字母，1456年以后，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这里的廖内—柔佛（Riau—Johor）方言逐渐成为东南亚商人和旅客的交际语言。1941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激化了当地的独立运动，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代替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马来西亚成立之后，1969年把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定名为马来西亚语，1972年马来西亚的宪法又将它定为国语，并制定了语文改革计划，实现拼写法的标准化和词汇的标准化。
印度尼西亚原来是一些分散的封建王国，1596年荷兰入侵，从此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1950年8月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有1亿7千多万人口，是世界上的第五个人口大国，有250多种语言和方言，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最大的民族爪哇族占人口的40％，但是爪哇语不是印度尼西亚的全民共同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就是马来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尼民族意识高涨，1928年的印尼青年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要求以马来语代替荷兰语，作为全国的法定语言。印尼独立后，与马来西亚对抗，马来语的推广受到阻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是一种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词汇和语法都没有规范化，缺少现代词汇和系统的科技术语。1959年，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商议，决定对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并采用“马印拼写法”（Malindo）为共同的拼写法，但由于不久两国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决定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共同语，共同语可以由各国分别自定名称，不要求统一名称，但是，共同语的内容必须是一样的，两国又再次修改拼写法，称为“改进拼写法”，由两国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1984年独立，24万人口中，马来人占54％，华人占26％，土著居民占20％。1984年1月1日独立，也采用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将近两亿人口，便共同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他们抛弃了语文民族化的狭隘思想，迈向了语文国际化的道路，这是语言地位规划的成果，也是把语言规划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语言生活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语言的地位规划还要注意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政策、法令、标准等，慎重地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和全民共同语的关系。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一定要包括语言平等在内。因为语言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都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在他们看来，使用本族语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语言平等就意味着没有民族平等。客观而论，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
语言的地位规划还应该研究世界诸语言的地位问题。一种语言在世界诸语言中的地位，不仅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有关，而且还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如果按照使用语言的人数来考虑，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英语的地位就比汉语高得多了。英语原是现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地角人”（Engle）使用的语言，叫做“地角语”（Englise，古代拼写法）。地角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移居不列颠（Britain），用他们的地角语代替当地的凯尔特语（Celtic），于是，这个地区称为“英格兰”（England），这种语言称为“英语”（English）。英语在5—6世纪时，用鲁纳字母（Rune）书写，鲁纳文字是一种在艺术性方面能与汉字比美的古典文字。7世纪时，基督教传入英格兰，英语开始拉丁化，15世纪时，英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而文字来不及反映这样的变化，写法很混乱，这种混乱的写法流传下来，成了英语拼写定形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全民共同语，又成了科技和工业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民共同语，今天，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普及，英语在INTERNET中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英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英语的这种国际共同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同时INTERNET上出现了以英语为主，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语言的网络时代。一个是互联网络，一个是多语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规划的特色。
与确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有关的是濒危语言的问题。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大约有6700种，但是，大多数的语言都处于灭种的边缘，只有不到200种的语言没有消亡的危险。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丧失了语言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需要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如何挽救这些濒危的语言，是语言地位规划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
2.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国际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文字地位的规划。
从罗马时代开始，欧洲的文字就掀起了拉丁化浪潮，拉丁字母成为罗曼语族的文字，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接着，拉丁字母代替了原来的鲁纳字母（Rune），成了日耳曼语族的文字，英文在5—6世纪是使用鲁纳字母的，后来改用拉丁字母，德语、荷兰语、卢森堡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向欧洲东部传播，同斯拉夫字母争地盘，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此外，阿尔巴尼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尔兰语、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都采用拉丁字母。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讲阿拉伯语，也采用拉丁字母。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拉丁字母传到美洲。整个美洲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南美洲和中美洲全盘拉丁化，他们不仅采用宗主国的拉丁化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连本土的语言（如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秘鲁的凯楚亚语）也使用了拉丁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化浪潮席卷到大洋洲，使整个大洋洲都拉丁化了。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太平洋中的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掀起了拉丁化浪潮。夏威夷成了美国的一个州，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夏威夷语逐渐衰落，仅用于地名和旅游用语之中，这些残留的夏威夷语全部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新独立的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贝劳、西萨摩亚、汤加、瑙鲁都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本民族的语言也都采用拉丁字母。整个大洋洲也都拉丁化了。
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国家采用阿拉伯字母，南面除了埃塞俄比亚采用传统的民族字母之外，都使用拉丁字母。可以说，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拉丁化了。索马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后创造新文字，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间进行了困难的抉择，最后毅然放弃阿拉伯字母而采用拉丁字母。这是继土耳其之后，又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采用拉丁字母。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采用斯瓦希里语为两国共同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早年采用阿拉伯字母，现在也改为采用拉丁字母。通用于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豪萨语，16世纪采用阿拉伯字母，20世纪初也改用拉丁字母。南非共和国除了使用英语之外，还使用阿非利堪斯语作为官方语言，也采用拉丁字母。此外，卢旺达、布隆迪、莱索托、斯威斯兰、马达加斯加等国的本土语言，不仅成为了法定的语言，而且也都采用了拉丁字母。
亚洲西部使用阿拉伯字母，南部使用印度字母，东部使用汉字。拉丁化浪潮席卷了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原来一直使用阿拉伯字母，由于土耳其语的辅音少元音多，而阿拉伯字母原则上都是辅音字母，只有三个加在辅音上的元音符号，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土耳其语，容易产生歧义，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延续了700年，阻碍了土耳其文化的发展。1922年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度，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宣布放弃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公布了新的拉丁字母表，并决定从1928年秋季开始正式采用拉丁字母，从1929年1月1日开始，凡是土耳其语编著的书籍一律用拉丁字母印刷出版，教学上一律禁止使用以阿拉伯字母印刷的书籍。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土耳其改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在东方国家文化和西方国家文化之间首先筑起了一座拉丁字母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后来许多国家的拉丁化运动，都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冲破了印度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的传统，采用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印度尼西亚在5—6世纪接受印度文化，采用梵文字母，13世纪信奉伊斯兰教，改用阿拉伯字母，17世纪以后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在民间用拉丁字母书写各种本土语言，后来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共同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马来西亚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用阿拉伯字母，在拉丁化浪潮冲击下，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虽然都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拼写法各有差异，印度尼西亚的拼写法受荷兰语影响，马来西亚的拼写法受英语的影响，不利于彼此的交流，1972年统一了拼写法。菲律宾有多种语言，其中有的语言在18世纪前采用起源于印度的变形字母，后来有的地方改用阿拉伯字母，采用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之后，也实现了拉丁化，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还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越南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另外还使用根据汉字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字喃”，汉字是正式的文字。1651年，法国神甫罗德（AlexandredeRhodes）设计了拉丁化的越南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和字喃。起初，这种拼音文字只在教会使用，1885年法国在南方积极推行这种拼音文字，使它成为辅助行政和教育的文字，后来扩大传播到越南全国。1945年越南独立，称这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废除汉字，实现了拉丁化。
我国是汉字的发源地，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学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基础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成为方便的学习工具。5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的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共13种，其中，苗文3种（黔东、湘西南、川黔滇），载瓦文、布依文、哈尼文、侗文、土文、壮文、傈僳文、白文、黎文、纳西文各一种。另外，拉祜文、佤文、滇东北苗文三种原有的拉丁文字得到了改进，景颇文是一种原有的拉丁化文字，继续得到使用，这样一来，如果不包括1994年新制定的羌文，共有17种拉丁化文字。
现在，全世界拉丁字母已经在12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文字，不用拉丁字母为正式文字的国家也有拉丁字母的拼写法，作为辅助文字或拼音符号。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1982年成为了汉语罗马字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8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各种非拉丁文字的罗马字转写标准。
国际拉丁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国际语言文字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当然，国际拉丁化浪潮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曾经以中亚的突厥民族为主，掀起拉丁化的浪潮，阿塞拜疆率先于1923年实行了拉丁化，接着，前苏联的各种突厥文字以及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都纷纷改用拉丁字母，创制了30多种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中国在苏联的华侨也制定了拉丁化的中文。这个声势浩大的拉丁化运动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反对拉丁化，主张苏联所有要求改造和创造文字的民族，都必须采用俄文字母，字母不足可以补造新字母。根据他的命令，前苏联所有已经制定的拉丁化民族文字，都一律改用俄文字母。俄文字母是地区性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国际化的字母，采用俄文字母，不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在信息网络时代，在网络上不用拉丁字母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又酝酿重新改用拉丁字母。
蒙古于1921年独立。1940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新文字，并成立了以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为首的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负责新文字的工作。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在采用拉丁字母还是采用俄文字母作为新文字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用俄文字母来改革自己的旧文字。在俄文字母表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字母，共35个新字母。1941年5月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这35个蒙古新文字字母，1941年11月又通过了新文字的正词法，从194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新文字。现在蒙古境内的主要出版物，都用新文字出版，学校的课程也以新文字讲授。在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卷入这个浪潮。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文字改革上作出的决策，也是世界文字地位规划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朝鲜也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接受汉字文化，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后来创造“吏读”，用汉字来书写朝鲜语，尽管使用吏读，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朝鲜在李英宗8年（1443年）时制定了《训民正音》的拼音字母方案，共28个字母，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发音器官的形状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发音的原理，先辅音后元音，辅音字母的顺序，先不吐气辅音后吐气辅音，元音字母的顺序，先单纯元音，后复合元音。字母近似汉字的笔画，叠成汉字的方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是一种内部音素化的拼音音节方块字，叫做“谚文”。谚文字母虽然少，但是音节组合很多，文献中出现过的音节组合字达4951个，仍然是一个大字符集。《训民正音》于1446年李世宗时刊印，《训民正音》上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所谓“谚文”，就是通俗文字的意思。谚文后来在李朝燕山君时曾一度停止，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此后汉字和谚文一直混合使用。1948年，朝鲜开始废除汉字谚文混合体，在供给一般人阅读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公文中完全停止使用汉字，改而使用“谚文”。现在，谚文已经用于朝鲜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可是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韩国教育部1972年公布1800个汉字，要求中小学生掌握。朝鲜的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或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则指在某一语言或文字内部其自身的普及推广以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这是语言文字本体内部的关系问题。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
推广共同语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共同语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或全民共同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
在农业化的时期，农民基本上不外出活动，与外界交往很少，安土重迁，共同语的用处不大。当时农业的知识也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说明，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只有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学习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需要共同语来进行交际。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代，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数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国家和北美都把普及教育和推广共同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视。西欧和北美较早地形成并且普及了标准的共同语。共同语是现代教育的血液，共同语的普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而教育的进步则推动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的民族主要为大和民族，北海道还有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除琉球群岛之外，本土日语分为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两种，关西方言又可分出一个九州方言。这些方言，除鹿儿岛差别较大之外，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相互听懂。这种情况，十分有利于日本国语的推广。日本的国语，原来以京都话为正宗，日本迁都东京以后，改为以东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迅速普及国语，主要依靠两项措施：第一，日本十分重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以国语为教学语言。第二，日文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假名是拼音的音节文字，读音很容易标准化，汉字的读音在字形上表现得十分模糊，不利于读音的标准化，日本实行在全部汉字旁边都注上假名的办法，在普及国语的时期，小学课本、报纸、杂志和所有的日文书籍上的汉字，都注上假名。这种给汉字用假名注音的办法促进了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当然也就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全部注音的办法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汉字数量大大减少，国语已经普及，只在生僻的汉字旁边注音。充分利用注音，是日本能迅速普及国语的另一个原因。语言规划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用20年时间普及国语，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末中国的学部尚书问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如何才能办好新教育，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回答“推行国语”。国语也就是共同语。在亚洲，日本首先认识到：共同语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则是建国的前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
我国自清末以来，就开展了国语运动。1903年，清末奏定的《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第24条明文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里的“官话”也就是国语。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1917年成立了国语委员会，1919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修订注音字母，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培训国语师资，出版国语的书刊。
但究竟什么是国语，其内涵一直不十分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国语作了明确的界说，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了这样明确的标准，推广普通话就不至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1957年11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对于普通话的教学是一个很大的推动。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人员，1979年的2月和10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语言研究所举办两期普通话研究班，培训学员80多人。1978年年底至1979年夏天，先后有湖北、河南、安徽、内蒙、江苏、吉林、湖南、广东、福建、青海、黑龙江举办了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9年8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青团中央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推广普通话的高潮。经过40年的努力，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香港，也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的重要方面。地方方言也有规范化的问题，但是，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比方言的规范化影响面更大。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问题。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既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的需要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汉语方言的纷杂，汉语的书面语也相当混乱，因此，我国政府及时地把包括推广普通话在内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在解放前数十年间，我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他们奔走呼吁，发起旨在建立和推广民族共同语、改进语文工具、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语文运动，但是，由于政令不一、战乱频繁，学术研究力量微薄，这个语文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民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该报逐日连载吕叔湘、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讲话》的推动之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文的高潮，现代汉语规范化成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全面地开展起来。《讲话》发表的目的之一，就是“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可以看出，社论和《讲话》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语言规范，它奠定了以书面语为主要对象，以“匡谬正俗”为主要方法的语言规范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于纠正写作中的错误，对于澄清当时普遍存在的语文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模式在局部问题上虽然收效较快，但是却难于贯彻和持久。之所以难于贯彻，是因为“匡谬正俗”的根据，即规范的标准，常常引起争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规范的标准只能反映过去的既定事实，卡得太死，就会阻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要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语言的规范，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社会的每个地区、每个集团，甚至每个人，使用语言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变异。我们不能把语言规范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静止的系统，把它们作为条条框框到处去套活生生的语言。实际情况是语言的变异不断冲击着现存的规范，在它的冲击之下，大部分原有的规范总是保存着，否则，人们就无法彼此交流思想，可是一部分旧的规范被突破了，更多的新规范出现了，语言也就因之而向前发展了。当然，变异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推动语言前进的力量，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有的变异是积极因素，有的变异是消极因素，还有的变异纯属语言错误。我们只应肯定积极的变异，而指出消极的变异，对那些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则必须予以纠正。
语言规范既然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不管它是自发的或是自觉的，它既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全民交流思想的工具，虽然需要有明确的、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统一标准，让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遵守，这时它是绝对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要人们能用它彼此进行交际，就能够完成协调彼此思想、行为的任务。
这样约定俗成地形成的规范一般就应该予以承认，不能过于拘泥，把规范看得太绝对了（当然，在判定是否合乎规范时，还应该考虑一系列的主、客观社会因素）。语言的使用标准不像红绿信号灯、旗语、军号、信号弹那样简单而绝对，易于掌握，它往往需要考虑并协调各种因素甚至彼此对立矛盾的因素，需要相当的灵活性。总之，语言规范化工作主要是对语言的变化加以恰当的分析和选择，对语言的发展加以合理的承认和阐述，同时排除那些不健康甚至错误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显然比简单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深入了一步。这些情况说明，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系统而坚实的语言规范化的理论来指导，必须认真地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在语言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中存在着许多中介物，在规范方面提出规范“度”的理论，以区分病句和不规范的用法。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提出语言是亚稳态体，提出语言的动态性理论、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理论、律动说、脉动说，指出了语言中有序与无序的相对性；还提出了语言变化的惯性和时间差理论，指出语言规范化工作要适度超前，要善于抓住机遇。
有的学者提出语言的层次性理论，指出在推广普通话中存在层次的问题，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提出了三级六等的不同层次，在普通话规范的程度上不作强求一律的要求。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的潜、显理论，认为潜、显是语言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所谓“显语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而所谓“潜语言”，就是还没有被我们说过、听过，但是随时可能破门而出的语言现象；潜语言的存在是语言具有开放性和生成性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在语言规范化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不要以“语言警察”的身份自居，不要以语言规范的卫道士的形象出现，来维护陈旧的、缺乏新鲜活力的语言规则；“规范就是服务”，做语言规范化工作的人应该一边做学生，一边做先生，不要本末倒置，为了合乎某种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本身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思维和认知。
有的学者通过探索语言变异形式中合理性因素的有无来判断和评价语言运用中的正确和错误，以便修正和淘汰错误，确立新的规范形式。
这些理论和观点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语言规范化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这是我国应用语言学工作者对于语言规范化基本理论的新贡献。其中的许多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工作的基础之上，加以提炼升华而提出来的，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正词法标准的制定是文字规范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任何拼音文字都应该有自己的正词法。英语、法语、德语等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文字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适合于本语言特点的正词法（orthography）。
英语正词法的形成经过了很长的历程。英语分古代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中古英语（公元1100年—1500年）和近代英语（公元1500年至今）。公元9世纪丹麦人入侵英国，至11世纪初，丹麦人实际上统治了英国，丹麦语和英语同属日耳曼语族，加速了古英语的简化过程。
1066年法国人入侵之后，英国实际上存在着3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英语是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历史变动，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公元1250年—1400年的150年内，约有10000个法语词进入了英语，75％至今还在使用。
由于基督教会的影响，拉丁语词汇也大量进入英语，使得英语的同义词大量增加。例如，同是表示“问”的3个词，ask来自古英语，inquire来自法语，interrogation来自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使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汇涌入英语。例如，arithmetic（算术），grammar（语法），logic（逻辑）来自希腊语，arbitrator（仲裁人），executer（执行者），item（条款）来自拉丁语。这些情况，使得在现代英语中，借词占了80％的比重，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借词，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机会。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语正词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和读音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英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规范的书面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英语正词法中，基本上保持历史上原来的词形，从而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可能性。
18世纪开始，英国强调语言的规范化，要求语言准确有力。1755年，约翰逊（SamuelJohnson）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把英语词的拼写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英语的正词法就能够以词典作为规范的根据。
尊重历史，保留词形的原有形式，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书面拼写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不一致，当然也会给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带来一些困难，为了统一读音，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推行标准语，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Jones）编写的《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PronunciationDictionary）成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发音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同时也适当考虑语音原则。
法语属罗曼语族，它的祖先是拉丁语。拉丁语的使用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一分为二了：书面的拉丁语古文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专为贵族和僧侣使用，口头拉丁语俗体是人民大众使用的活语言，又称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由军队和商人传到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那里，并逐渐取代了高卢语，同时又受了高卢语的影响。公元7—8世纪，原来的民间拉丁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古代法语。
12世纪末，以巴黎为中心的方言逐渐成为法国的全民语言，17世纪以来，由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法国一直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张清除法语中的不纯洁成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语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书面的拼音形式却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语音的演变并没有反映在书面的形式上，因此，法语与英语一样，也存在着书面的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固然给学习法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为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为了解决书面拼写法和实际读音的矛盾，法语的正词法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则。
例如，法语词末的辅音－ds，－s，－x等，大多数是古音在书面形式上的遗迹，在现代的口语中已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不同而实际上已经不发音的词末辅音，就可以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poids（重量），pois（豌豆），poix（松香），发音都是［pwa］，是同音词，由于词末辅音－ds，－s，－x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各不相同的词末辅音，就可以把这3个同音词在书面形式上区别开来。
可见，法语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手段。
德国人在使用拉丁字母之前，是使用鲁纳字母（Rune）的。这种字母的形式很像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拼音文字。德国人在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就放弃了艺术性很强的鲁纳字母而改用简明的拉丁字母。公元2世纪，拉丁字母的地位在德国进一步巩固。
到了公元7世纪，拉丁字母成了西欧各国大部分民族文字的基础。但是，德国早先使用的拉丁字母是歌德体的字母，与西欧各国并不完全一样。在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的正词法逐渐形成。例如，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元音的变音（Umlaut）用a、o、u后加e来表示，分别写为ae、oe、ue，后来才采用在a、o、u的上边加两个圆点的办法来表示变音。
德语正词法主要根据下列原则：
1）语音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中字母的发音应与该字母的表音一致。例如，p、t、k、f等字母在词中的任何位置或与任何字母相结合，均依次读为［p］、［t］、［k］、［f］。这个正词法原则还要求单词的发音与其拼写法尽量保持一致。例如，kalt（冷）读为［kalt］，oft（经常）读为［oft］等等。在德语中，70％—80％的词和字母是符合语音原则的。
2）形态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根和词干的写法在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词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合成词中，在名词的变格形式中，在动词的变位形式中，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中，尽量保持词根和词干的原有形式，必要时采用变音（Umlaut）。
3）识别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把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几个词在写法上加以区别，以便在书面形式上区分同音词。例如，Lid（眼皮）与Lied（歌曲）都读为［lid］，根据识别原则，把Lied中的［i］写为ie。
4）历史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保持历史上的某些传统写法。例如，ziehen（拉）一词中的字母h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词根里i的长音已经写为ie，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h来表示长音，但由于这个h在历史上曾经表示过一种特殊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辅音，根据历史原则，可以把这个h保留在ziehen的词形中。
在这4条原则中，“语音原则”是德语正词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得德语的书面形式比英语和法语易读，易写，易记。
然而，德语有19个元音，23个辅音，共42个音位（phoneme），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这就不可能处处都遵循语音原则。为了弥补字母之不足，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不同的音位，同一个音位可以表示不同的字母，也可以采用字母组合来表示一些单字母不能表示的音位。为了补充语音原则的不足，德语正词法还规定了如下的字母拼写规则：1）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来表示。2）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两个音位的组合。3）用不同的字母组合方式表示长元音，并使之成为区别同音词的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德语正词法十分注意语音原则，但也考虑到了形态原则，识别原则和历史原则，以区别同音词，减少拼音文字使用中的同形现象。
1958年2月11日，我国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就出现了汉语拼音的正词法问题。
汉字一连串写下来，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汉语普通话中的词有单音节的，有多音节的，多数是双音节的。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普通话时，应该分词连写，也就是以“词”作为书写单位，使得语言中的表义单位能够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这是拼音书写形式与汉字书写形式的根本区别。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onghéguó，也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而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再如“出租汽车”，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也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而是写成chūzūqìchē。
这样的写法反映了词语的实际结构，阅读起来比全分或全连都来得清楚。可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就是以词为单位来正确地书写汉语普通话的拼写法。
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8年7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1996年1月22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这样一来，汉语拼音正词法的规范便基本确定下来了。
如果今后汉字文本也要标志词的界限，那么，汉字的文本也有正词法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将会越来越迫切。因为在计算机网络上，要进行大量文本的检索，如果汉语的书面语没有词的界限，检索的效率是很低的。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到日程上来。
日本使用汉字，并且较早地注意到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日语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音读”是按照汉语的字音来读，“训读”是按照日语的字义来读，一个日文汉字的读音可以多到几十种。为了解决读音的困难，日语中创造了“假名”。假名起初站在文字之外，后来进入文字之中，日文书面语成了汉字和假名的混合体。假名先书写虚词，后来扩大到书写实词，书面语中汉字在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加快减少汉字数目的步伐，于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共1850个汉字，出版物中用的汉字以此为准，此外均用假名代替。1981年重新公布《常用汉字表》，汉字增加到1945个，除法令和公文必须遵守这个字表之外，其他不作硬性规定。减少汉字初见成效。日本还简化汉字，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中不少简化汉字，1981年的《常用汉字表》中，有简化字225个，占字表总数的12％。日本整理汉字，以减少字数为主，不以简化笔画为主，在常用汉字中进行简化，牵动的面比较小，收效却比较大。除了《常用汉字表》之外，还规定人名用字166个，取名以常用汉字1945个和人名用字166个为限，不得超过。
日本的假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在使用中，假名的字形逐渐规范，两种假名也各有分工，平假名趋于通用化，片假名趋于专用化，科学技术术语、外国的人名地名，都用片假名书写。
日本的罗马字运动开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部省于1947年发表《罗马字教育指针》，规定国民学校罗马字教育实施要项。罗马字正在逐渐成为与传统日文并用的一种辅助文字。日本罗马字有“黑奔式”和“训令式”两种，黑奔式是美国人黑奔（J.C.Hepburn，1815—1911）提出的，训令式是日本人根据日语特点自己设计的。两种拼写法各有千秋，造成社会上罗马字拼写法的混乱。日本已经把“训令式”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希望它成为用拉丁字母书写日语的国际标准。在日本文字的计算机处理中，日本采用“假名—汉字转换”的方法，制成了日文文字处理机，成功地解决了日文输入计算机的问题。我国语言学老前辈周有光教授把日本在文字规范方面的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言文一致，东西并用，新不废旧，多轨前进。”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国，汉字的使用年代久远、地域广阔，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同字异形现象，造成学习和阅读的沉重负担，非常需要进行规范化。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列出异体字810组，含1865个汉字，经过整理后废除了1055个字。1965年1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推行经过整理编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共6195个汉字。
由于汉字字数庞大，笔画繁多，难学难记难认，是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严重障碍，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国务院在1965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发行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简化了1264个繁体字，经过这样的整理和简化，基本上确定了现代汉字的字形规范。
在信息时代，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日益重要，汉字的信息处理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国为了解决给没有文字和原有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选择文字的问题，50年代组织700多人参加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少数民族的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基本弄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和文字状况，帮助13个少数民族制定或改进了18种文字方案。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民族文字方案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中特有的语音单位，可以另外设计字母。根据这些原则，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比较合理的。
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工作长期被我国的语言学界忽视，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鉴于这种局面，周有光先生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地把“术语的国际化”列为语文现代化的六大内容之一。
科学技术术语是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人类自然语言中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国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7），专门负责术语标准化工作。在我国，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促进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术语标准化日见重要起来。
术语标准化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语言规划工作。首先，术语标准化是要靠政府来推行的，它是政府的行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个人难以左右术语标准的制定和推行。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社会性和权威性。其次，术语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在技术领域的交际问题，术语的混乱使得科学技术交流受到严重的阻碍，术语标准化是与改善科学技术领域中语言交际密切相关的。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交际目的性。另外，术语标准化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术语的制定，要经过反复的斟酌，一个术语的确立，更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真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长期性。最后，术语标准化的内容也是十分庞杂的，它涉及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学科，是一种跨学科的多边缘的语言文字实践活动，术语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需要有行政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实践性。
语言文字范文第3篇
一
满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颜希尹曾参照汉字创制女真文。金亡后，在东北地区仍有少数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叶终被废弃。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征讨尼堪外兰为名开始其统一的事业。战争的胜利使努尔哈赤的属民越来越多，与明朝官员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而此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厄儿得溺和刚盖两人创制满文。据史载：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文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儿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2]
努尔哈赤时期创制的满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语音，因无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
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而且对满族共同体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满文创制20年后，“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3]。“同一音语”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满文的出现更增强了满族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满文老档》一书，就是用无圈点满文写成的。该书既记录了1607年至1636年间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又是满文创制后即成为后金和清政权官方文字并得到广泛使用的最好说明。
天命六年（1621年），满族进入辽沈地区，满语文也随之成为辽东地区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满族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辽东地区，征服者的语言文字必然居于主导和支配的优越地位。二是辽东地区的汉族人口大量地死于战乱或外逃，仍留居当地的汉人多数沦为八旗官兵的奴仆，不得不顺从其主人的语言文字。三是以努尔哈赤及其子侄为核心的满洲贵族集团讨论军国大政时，虽然吸引投降后金的汉官参加，使用的都是满语满文，当时汉官因不通满语，经常遭到满洲贵族的岐视甚至侮辱。如有的汉官回忆说：“满洲国人语言既同，贵贱自别，若夫汉官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至伤心堕泪者有之。”[4]皇太极继位后，采取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政策，重视发挥汉官的作用，但汉官因不懂满语，收效甚微。天聪六年（1632年），后金刑部承政高鸿中在其奏议中说：“臣不通金语（即满语），在别部尤可，而刑部时与贝勒大人讲议是非曲直，臣一语不晓，真如木人一般，虽有若无。再恳天恩，另择一通金语者，立于刑部，将臣另办别事，庶为两便。”[5]
汉官们为便于参政和仕进的畅达，就要掌握满语文，并且很快做到了这一点。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设置六部，以贝勒管部事，每部分设满、汉、蒙古承政和参政。为了解决语言隔阂，每部设启心郎一员充当翻译，清皇族出身的昭槤称：“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预之，后多缘以为奸，乃汰去。”[6]清初许多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员，如范文程、宁完我、沈文奎、李褄风、张文衡、丁文盛、马柱国、马鸣佩、高士俊、雷兴、鲍承先、宋延庆、罗绣锦等人，或在文馆任职，或担任启心郎，可以说都很精通满语文。清政权入关初，“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7]，他们因精通满语文被委以督抚大员，为清政权的巩固起了关键作用。
皇太极重视文教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采取译书的办法，以解决满族人学习文化的需要。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五人“译汉字书籍”[8]。在这些人中，以达海成就最大。达海，姓觉尔察氏，幼年聪慧，9岁通满汉文。他自入文馆起，到病逝为止，全部译完的书籍有《素书》、《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翻译未完的有《通览》、《六韬》、《孟子》、《三国志演义》、《大乘经》。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满文主要用来记载档案，政令，并没有写成书籍供人们阅读。皇太极组织达海等人翻译汉文书籍，从中汲取汉族统治者的施政经验，使后金统治集团获益不浅。“初我国未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9]达海的译书活动虽然是为政治目的服务，客观上也推动了满文普及。
大量译书的结果，还促进了满文的改进与完善。厄儿得溺和刚盖创制的满文，因系借用蒙古文字拼写满语语音，本身很不成熟，又经常与蒙古文发生混淆。皇太极曾对达海建议说：“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艺，易于通晓，若至人名地名，必至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10]达海根据皇太极的想法，采取在原满文字母旁边加圈加点，增加新字母等办法，使满字成为发音清楚、表意准确的文字。经达海改进的满文，因有圈点，故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由于新满文结构合理使用方便，遂成为与清王朝相始终的官方文字。达海因增定满文，“满洲群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社，女子不选秀女”[11]。
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去世，译书活动仍继续进行，并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及文教事业带来了重要影响。皇太极组织其他人译完达海留下的书籍外，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书。这些翻译书籍的刊行，不仅弥补了满文典籍的缺乏，而且在满族人中间掀起了学习本族文化的热潮。天聪八年（1634年），后金礼部举行考试，满族有4人中举，刚林和敦多惠为“满洲习满书”举人，查布海和恩格德为“满洲习汉书”举人[12]。皇太极很注意让八旗将领从这些书籍中汲取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文皇帝（即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政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3]由于清初战争频繁，所以满文《三国志演义》倍受八旗将领青睐，被当成军事教科书来学习。
二
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权定鼎北京，绝大多数八旗官兵从龙入关迁移北京及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虽然把满语文带到了关内，但为了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实施有效的统治，必须尽快地掌握汉语文。乾隆帝明确指出，“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14]，充分肯定了满族人入关后就开始的语言文字汉化历程。清政府于关外陆续设立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满语文的使用并没有因满族人大批入关而削弱，反而由辽东一地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
东北是满族的故乡，但清初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区，满族因明末大量迁居辽东和从龙入关已经人数甚少。居住在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是：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达斡尔和鄂伦春人，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两岸的赫哲、奇勒尔和费雅喀人，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上的库页人，珲春河两岸的库雅拉人，嫩江流域的锡伯人。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和满族关系十分密切，如锡伯人“自言与满洲同祖”[15]，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当作本族人看待。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对出征黑龙江的入旗将领霸奇兰等人说过：“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16]因此皇太极把征服的当地少数民族人编入满洲八旗，崇德时期编入旗的称为“新满洲”[17]。吉林、黑龙江的各少数民族语言和满族相同，就为满文的使用创造了条件。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重点加强了与沙俄毗邻的吉林、黑龙江地区的设防，并大规模地将当地各少数民族编入满洲八旗。《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吉林将军辖区仅有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吉林乌拉（吉林市）两城驻防，又增设伯都讷（吉林省扶余县）、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珲春和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四城；黑龙江将军辖区原有瑷珲、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市）两处驻防处，又增设齐齐哈尔、布特哈（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呼伦贝尔（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和呼兰四城。到雍正末年，吉林、黑龙江八旗驻防达到12城。新增设驻防城的兵源基本来自各少数民族，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于蒙古科尔沁王公进献的14458名锡伯、封尔察和达斡尔壮丁中，挑选可以披甲当差的11850余人编入满洲上三旗，分别驻防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18]。乾隆初，吉林、黑龙江驻防八旗兵由顺治末年的430人增加到2万人，绝大多数是当地各少数族兵[19]。
从康熙中期起，清政府相继在吉林、黑龙江各驻防城建立起八旗官学，使新编的各少数族兵纳入满文化系统。设立八旗官学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东北各少数民族多以打牲为业，“生长山河，肆意游居，不知律例者多”，故清朝统治者认为，设立八旗官学，对新披甲人“教以礼义，最关重要”[20]。其次，新设各驻防城亟需大批官员管理地方事务，而八旗将领入关后贪图享受成风，“南方各省，人人愿往，至宁古塔，则不愿者多”[21]，至于比宁古塔更艰苦的黑龙江地区就更无人赴任了。吉林、黑龙江只能建立官学，就地培养官员。最后，编入八旗的锡伯、达斡尔、索伦、封尔察、赫哲和鄂伦春等族人，文化相当落后，还处于没有文字的发展阶段。设立八旗官学，有益于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文化事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吉林将军辖区首先于吉林乌拉城设立八旗官学，到乾隆年间，宁古塔、伯都讷、三姓、打牲乌拉（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鄂摩和索罗（今吉林省敦化市额穆乡）、珲春、阿勒楚喀、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县拉林乡）等地，“均有官学”[22]。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在墨尔根城八旗左右翼各建一学，设助教官，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斡尔每佐领下幼童一名，教习书艺，“嗣是齐齐哈尔、呼兰、墨尔根、黑龙江四城均设满学官一员，有同额缺”[23]。
八旗官学以学习满文为主，辅之以骑射。吉林各八旗官学“生徒俱于二月上学，习清文骑射”[（24）]。黑龙江地区“凡八旗子弟愿入学者，由各旗协领保送，习清文骑射，日不过一二时为率，多至百有余人”[25]。八旗官学生成为东北各驻防城官员的主要来源。清政府明文规定学好满文是升迁的基本条件，官学生中“有清文通顺字画端楷者，准按名记档，如遇各堂司办事乏人，挨次顶补。不堪造就者，除名”[26]。八旗官学生1年毕业，大多担任与文字相关的职务，如旗营帖书，官庄驿站领催，各旗署衙门的笔帖式。官学生“资性略慧即超出群类入司行走，额员虽仅十一，额外行走如委笔帖式，委官皆是也”[27]。能熟练运用满文的八旗官学生成为各驻防城低级官员，源源补充到八旗驻防各级机构，不仅满足了对文职官员的需求，也使满文得以成为畅通黑龙江和吉林地区惟一的官方文字。
从康熙中期起，东北各地尤其是吉林、黑龙江地区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清代人称吉林地区是“满洲故里”，满语文通行各驻防城，连本来讲蒙古语的八旗蒙古，讲汉语的八旗汉军，“亦皆习为国语”[28]。从关内流放到宁古塔、吉林乌拉等城的汉族文人，为了谋生的需要，也有很多人学会了讲满语。如流人钱德维“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称为“掌柜”，一年可得银三四十两[29]。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工部满主事一职缺出，吏部掣签结果应由宁古塔驿站官萨哈那升补。萨哈那却奏称：“不识汉字情愿在本处效力。”[30]清朝统治者把“国语骑射”作为满洲旧俗，但乾嘉年间北京城内的满族人已经汉化了，工部官员和顺、恩骑尉常恩均因满语骑射平常，受到嘉庆帝的痛斥。嘉庆帝认为：“吉林地方，清语骑射俱好。”他把这些不会讲满语的官员交给吉林将军秀林管束，让他们向当地人学习满语骑射[31]。
清代黑龙江将军辖区的土著居民分为满洲、汉军、达斡尔、索伦、巴尔虎、鄂勒特、鄂伦春、毕喇尔八部落。嘉庆年间，已故大学士鄂尔泰的曾孙西清任职黑龙江期间，对当地盛行满语文的情况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黑龙江外记》中有如下记载：
“土人于国语，满洲生知，先天之学也。汉军等部学知，后天之学也。然以都人视之，士人皆生知也。”
“官员岁领清文时宪书，由钦天监十月颁发，明年春始至省转送诸城。亦有汉文时宪书，商贩在都购买，至省较早，然土人惟以清文为重。”
“幕府章奏文移例用国书，而凡奉到谕旨、部复，系汉文，皆译出存案。近日工翻译者推四品官果君德兴与佐领崔君达兴，崔尤习汉文，有战功，后致仕，果亦物故，今遂无能为继者。”
“余尝见土人家清文一帙，叙奇三上书始末甚悉（指布特哈副总管奇三到木兰围场向乾隆帝状告齐齐哈尔八旗官员敲诈勒索事）。且言奇三将上书，请于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汤火，即死，不辱汝父，吾何恨也！’此文疑即奇三作，亦达呼尔巨擘也。”
“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案此乃翻清（文）《三国演义》，国初盛行，非陈承祚书。原注），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
“满洲曲，类古乐府。如云：阿穆巴摩萨齐斐图门阿尼牙德伊集密，译言既伐大木烧亿万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开克什德班集密，译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长篇短句，意皆类是，然多拍手以歌，不似蒙古随以火不思。”[32]
从上述西清本人亲眼所见可知，无论黑龙江各驻防城八旗官员的公务活动，还是当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使用的全是满语文。
三
清初关外地广人稀，“各村庄满人多，汉人少”[33]，这是满语文得以通行东北的客观条件。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相继在盛京将军辖区设置州县等民治机构，以安置出关种地的汉民。这次汉民出关并没有给满语文带来多大冲击，除了人数有限外，还因为清政府在盛京和吉林部分地区修筑柳条边，限制汉民进入柳条边外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又在盛京地区实行旗民分界。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还对整个东北实行封禁。这些措施都为满语文的发展及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
乾隆中期后关内人满为患，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他们纷纷冲破封禁进入东北种地谋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河北大旱，清政府被迫宣布东北弛禁，允许饥民出关求存。北方各省流民得以大规模进入东北，满语文因此受到强烈冲击，并逐步被汉语文取代。
大约乾隆中期，汉语文在盛京地区已经出现了代替满语文的趋势。盛京地区是清在东北最早建立民治机构的地方，气候适宜农作，海陆交通方便，成为流民较理想的安家之地。乾隆六年（1741年），奉天府尹所辖民人数约有36万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79万人，嘉庆末年已达到175万人。流民除自己开荒种地外，也有很多人为八旗官兵佣耕，从而打破了旗民的界限，并使汉语文渐占主导地位。乾隆四十年（1775年），盛京满洲旗人果尔敏考取笔帖式补放户部，由吏部引见时，乾隆帝因果尔敏是满洲旗人又考取专事翻译满汉文的笔帖式，就用满语同果尔敏交谈。然而果尔敏除背诵履历外，其他一概不知，乾隆帝深感“实出意外”[34]。到乾隆末年，连盛京的满族官员都不会写满文了。清政府规定，盛京官员写奏折要使用满文，如实在有困难，可以满汉文兼用。尽管乾隆帝对此三令五申，盛京将军“琳宁奏折仅用汉字，而所奏报盛京并无蝗蝻萌生一折，亦用汉字”[35]。虽然乾隆帝痛斥了琳宁一番，却不能扭转满族人使用汉语文的趋势。
道光年间，吉林地区满语文也出现了危机。乾隆末，清政府被迫对东北弛禁，吉林将军恒秀奏报，“上年直隶岁欠，蒙恩听求食流民出关，计到臣所属地方者万五千余人”[36]，而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数，嘉庆时，吉林汉民已达30多万人。吉林将军衙门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拟罪名、立案，多用汉文”[37]。将军富俊特地在吉林八旗左右翼官学内添设满汉文翻译课程，以适应满文向汉文的转变。吉林地区的满族官员强烈地感受汉语文的影响，据当时人记载：“近数十年来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然满洲聚族而处者犹能无忘旧俗。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二三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38]
满语文在黑龙江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黑龙江位于东北最北部，气候严寒，交通不便，鸦片战争以前，种地汉民甚少。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招民开垦，河北、山东农民陆续前来。黑龙江各城汉民渐多，只是满语文废弃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汉语文取代满语文已成大势所趋。曾经竭力倡导“东三省以骑射清语为重”的清政府，到光绪初年“于满文概不收阅，例行满文亦多发回，改行汉文”[39]。光绪四年（1878年），任奉天学政的王家璧竟称：“奉天、吉林人才彬彬日盛，而黑龙江二百余年尚未设立学校”[40]，视黑龙江各城专学满文的八旗官学过时无用。光绪七年（1881年），黑龙江将军定安始提出设立汉官学，两年后建成。汉官学“学舍宏阔，视满官学为胜”[41]，以后各城汉学兴起，满学终废。
如果从1599年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时算起，截止到光绪中叶，黑龙江地区“语言文字俱从汉俗”[42]，满语文在东北地区几乎使用了300年之久，对满族及东北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首先，满文的创制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达海等人译书活动和这些书籍满文版的刊行，不仅迅速普及满文，而且使满洲贵族集团从中学会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经验，为清政权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其次，清入关后在东北各驻防城建立的八旗官学，在许多地方是当地惟一的教育机构。八旗官学既为东北军政衙署解决了人才缺少的问题，扩大了满语文的使用范围，还满足了东北各民族学习文化的需要，使东北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局面。第三，满文作为清政府在东北使用的主要官方文字，真实记录了清代东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清政府对东北的管辖、封禁及开发的活动，是我们研究清代东北史的珍贵文献。最后，我们还应提到，满族使用汉民族语言文字，使满族纳入更先进的文化系统，这是满族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的结果。
注释：
（1）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6。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卷3。
（4）（8）（9）（10）（12）（16）（17）《清太宗实录》卷10；卷5、卷12；卷11；卷18；卷21；卷52。
（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
（6）昭槤：《肃亭杂录》卷2《启心郎》。
（7）《清史稿》卷239。
（11）《清史稿》卷228《达海传》。
（13）《啸亭续录》卷1《翻书房》。
（14）（26）（30）（34）（35）（36）《清高宗实录》卷443；卷195；卷229；卷983；卷1427；卷1440。
（15）（29）杨宾：《柳边记略》卷1。
（18）（21）《清圣祖实录》卷155；卷112。
（19）详见乾隆元年版《盛京通志》卷19。
（20）《吉林通志》卷51。
（22）《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7。
（23）（25）（41）《黑龙江述略》卷2。
（24）萨英额：《吉林外记》卷6。
（27）（39）《黑龙江述略》卷3。
（28）（38）《吉林外记》卷3。
（31）《清仁宗实录》卷64、卷169。
（32）西清：《黑龙江外记》卷4、卷5、卷6。
（33）吴桭臣：《宁古塔记略》。
（37）《清宣宗实录》卷97。
语言文字范文第4篇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白鸟库吉。白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白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白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Bemhadi）、查哈（Von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1804年），至今已经190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语言文字范文第5篇
一
满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颜希尹曾参照汉字创制女真文。金亡后，在东北地区仍有少数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叶终被废弃。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征讨尼堪外兰为名开始其统一的事业。战争的胜利使努尔哈赤的属民越来越多，与明朝官员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而此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厄儿得溺和刚盖两人创制满文。据史载：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文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儿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2]
努尔哈赤时期创制的满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语音，因无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
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而且对满族共同体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满文创制20年后，“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3]。“同一音语”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满文的出现更增强了满族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满文老档》一书，就是用无圈点满文写成的。该书既记录了1607年至1636年间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又是满文创制后即成为后金和清政权官方文字并得到广泛使用的最好说明。
天命六年（1621年），满族进入辽沈地区，满语文也随之成为辽东地区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满族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辽东地区，征服者的语言文字必然居于主导和支配的优越地位。二是辽东地区的汉族人口大量地死于战乱或外逃，仍留居当地的汉人多数沦为八旗官兵的奴仆，不得不顺从其主人的语言文字。三是以努尔哈赤及其子侄为核心的满洲贵族集团讨论军国大政时，虽然吸引投降后金的汉官参加，使用的都是满语满文，当时汉官因不通满语，经常遭到满洲贵族的岐视甚至侮辱。如有的汉官回忆说：“满洲国人语言既同，贵贱自别，若夫汉官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至伤心堕泪者有之。”[4]皇太极继位后，采取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政策，重视发挥汉官的作用，但汉官因不懂满语，收效甚微。天聪六年（1632年），后金刑部承政高鸿中在其奏议中说：“臣不通金语（即满语），在别部尤可，而刑部时与贝勒大人讲议是非曲直，臣一语不晓，真如木人一般，虽有若无。再恳天恩，另择一通金语者，立于刑部，将臣另办别事，庶为两便。”[5]
汉官们为便于参政和仕进的畅达，就要掌握满语文，并且很快做到了这一点。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设置六部，以贝勒管部事，每部分设满、汉、蒙古承政和参政。为了解决语言隔阂，每部设启心郎一员充当翻译，清皇族出身的昭槤称：“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预之，后多缘以为奸，乃汰去。”[6]清初许多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员，如范文程、宁完我、沈文奎、李褄风、张文衡、丁文盛、马柱国、马鸣佩、高士俊、雷兴、鲍承先、宋延庆、罗绣锦等人，或在文馆任职，或担任启心郎，可以说都很精通满语文。清政权入关初，“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7]，他们因精通满语文被委以督抚大员，为清政权的巩固起了关键作用。
皇太极重视文教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采取译书的办法，以解决满族人学习文化的需要。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五人“译汉字书籍”[8]。在这些人中，以达海成就最大。达海，姓觉尔察氏，幼年聪慧，9岁通满汉文。他自入文馆起，到病逝为止，全部译完的书籍有《素书》、《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翻译未完的有《通览》、《六韬》、《孟子》、《三国志演义》、《大乘经》。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满文主要用来记载档案，政令，并没有写成书籍供人们阅读。皇太极组织达海等人翻译汉文书籍，从中汲取汉族统治者的施政经验，使后金统治集团获益不浅。“初我国未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9]达海的译书活动虽然是为政治目的服务，客观上也推动了满文普及。
大量译书的结果，还促进了满文的改进与完善。厄儿得溺和刚盖创制的满文，因系借用蒙古文字拼写满语语音，本身很不成熟，又经常与蒙古文发生混淆。皇太极曾对达海建议说：“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艺，易于通晓，若至人名地名，必至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10]达海根据皇太极的想法，采取在原满文字母旁边加圈加点，增加新字母等办法，使满字成为发音清楚、表意准确的文字。经达海改进的满文，因有圈点，故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由于新满文结构合理使用方便，遂成为与清王朝相始终的官方文字。达海因增定满文，“满洲群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社，女子不选秀女”[11]。
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去世，译书活动仍继续进行，并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及文教事业带来了重要影响。皇太极组织其他人译完达海留下的书籍外，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书。这些翻译书籍的刊行，不仅弥补了满文典籍的缺乏，而且在满族人中间掀起了学习本族文化的热潮。天聪八年（1634年），后金礼部举行考试，满族有4人中举，刚林和敦多惠为“满洲习满书”举人，查布海和恩格德为“满洲习汉书”举人[12]。皇太极很注意让八旗将领从这些书籍中汲取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文皇帝（即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政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3]由于清初战争频繁，所以满文《三国志演义》倍受八旗将领青睐，被当成军事教科书来学习。
二
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权定鼎北京，绝大多数八旗官兵从龙入关迁移北京及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虽然把满语文带到了关内，但为了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实施有效的统治，必须尽快地掌握汉语文。乾隆帝明确指出，“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14]，充分肯定了满族人入关后就开始的语言文字汉化历程。清政府于关外陆续设立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满语文的使用并没有因满族人大批入关而削弱，反而由辽东一地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
东北是满族的故乡，但清初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区，满族因明末大量迁居辽东和从龙入关已经人数甚少。居住在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是：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达斡尔和鄂伦春人，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两岸的赫哲、奇勒尔和费雅喀人，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上的库页人，珲春河两岸的库雅拉人，嫩江流域的锡伯人。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和满族关系十分密切，如锡伯人“自言与满洲同祖”[15]，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当作本族人看待。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对出征黑龙江的入旗将领霸奇兰等人说过：“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16]因此皇太极把征服的当地少数民族人编入满洲八旗，崇德时期编入旗的称为“新满洲”[17]。吉林、黑龙江的各少数民族语言和满族相同，就为满文的使用创造了条件。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重点加强了与沙俄毗邻的吉林、黑龙江地区的设防，并大规模地将当地各少数民族编入满洲八旗。《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吉林将军辖区仅有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吉林乌拉（吉林市）两城驻防，又增设伯都讷（吉林省扶余县）、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珲春和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四城；黑龙江将军辖区原有瑷珲、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市）两处驻防处，又增设齐齐哈尔、布特哈（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呼伦贝尔（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和呼兰四城。到雍正末年，吉林、黑龙江八旗驻防达到12城。新增设驻防城的兵源基本来自各少数民族，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于蒙古科尔沁王公进献的14458名锡伯、封尔察和达斡尔壮丁中，挑选可以披甲当差的11850余人编入满洲上三旗，分别驻防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18]。乾隆初，吉林、黑龙江驻防八旗兵由顺治末年的430人增加到2万人，绝大多数是当地各少数族兵[19]。
从康熙中期起，清政府相继在吉林、黑龙江各驻防城建立起八旗官学，使新编的各少数族兵纳入满文化系统。设立八旗官学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东北各少数民族多以打牲为业，“生长山河，肆意游居，不知律例者多”，故清朝统治者认为，设立八旗官学，对新披甲人“教以礼义，最关重要”[20]。其次，新设各驻防城亟需大批官员管理地方事务，而八旗将领入关后贪图享受成风，“南方各省，人人愿往，至宁古塔，则不愿者多”[21]，至于比宁古塔更艰苦的黑龙江地区就更无人赴任了。吉林、黑龙江只能建立官学，就地培养官员。最后，编入八旗的锡伯、达斡尔、索伦、封尔察、赫哲和鄂伦春等族人，文化相当落后，还处于没有文字的发展阶段。设立八旗官学，有益于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文化事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吉林将军辖区首先于吉林乌拉城设立八旗官学，到乾隆年间，宁古塔、伯都讷、三姓、打牲乌拉（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鄂摩和索罗（今吉林省敦化市额穆乡）、珲春、阿勒楚喀、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县拉林乡）等地，“均有官学”[22]。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在墨尔根城八旗左右翼各建一学，设助教官，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斡尔每佐领下幼童一名，教习书艺，“嗣是齐齐哈尔、呼兰、墨尔根、黑龙江四城均设满学官一员，有同额缺”[23]。
八旗官学以学习满文为主，辅之以骑射。吉林各八旗官学“生徒俱于二月上学，习清文骑射”[（24）]。黑龙江地区“凡八旗子弟愿入学者，由各旗协领保送，习清文骑射，日不过一二时为率，多至百有余人”[25]。八旗官学生成为东北各驻防城官员的主要来源。清政府明文规定学好满文是升迁的基本条件，官学生中“有清文通顺字画端楷者，准按名记档，如遇各堂司办事乏人，挨次顶补。不堪造就者，除名”[26]。八旗官学生1年毕业，大多担任与文字相关的职务，如旗营帖书，官庄驿站领催，各旗署衙门的笔帖式。官学生“资性略慧即超出群类入司行走，额员虽仅十一，额外行走如委笔帖式，委官皆是也”[27]。能熟练运用满文的八旗官学生成为各驻防城低级官员，源源补充到八旗驻防各级机构，不仅满足了对文职官员的需求，也使满文得以成为畅通黑龙江和吉林地区惟一的官方文字。
从康熙中期起，东北各地尤其是吉林、黑龙江地区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清代人称吉林地区是“满洲故里”，满语文通行各驻防城，连本来讲蒙古语的八旗蒙古，讲汉语的八旗汉军，“亦皆习为国语”[28]。从关内流放到宁古塔、吉林乌拉等城的汉族文人，为了谋生的需要，也有很多人学会了讲满语。如流人钱德维“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称为“掌柜”，一年可得银三四十两[29]。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工部满主事一职缺出，吏部掣签结果应由宁古塔驿站官萨哈那升补。萨哈那却奏称：“不识汉字情愿在本处效力。”[30]清朝统治者把“国语骑射”作为满洲旧俗，但乾嘉年间北京城内的满族人已经汉化了，工部官员和顺、恩骑尉常恩均因满语骑射平常，受到嘉庆帝的痛斥。嘉庆帝认为：“吉林地方，清语骑射俱好。”他把这些不会讲满语的官员交给吉林将军秀林管束，让他们向当地人学习满语骑射[31]。
清代黑龙江将军辖区的土著居民分为满洲、汉军、达斡尔、索伦、巴尔虎、鄂勒特、鄂伦春、毕喇尔八部落。嘉庆年间，已故大学士鄂尔泰的曾孙西清任职黑龙江期间，对当地盛行满语文的情况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黑龙江外记》中有如下记载：
“土人于国语，满洲生知，先天之学也。汉军等部学知，后天之学也。然以都人视之，士人皆生知也。”
“官员岁领清文时宪书，由钦天监十月颁发，明年春始至省转送诸城。亦有汉文时宪书，商贩在都购买，至省较早，然土人惟以清文为重。”
“幕府章奏文移例用国书，而凡奉到谕旨、部复，系汉文，皆译出存案。近日工翻译者推四品官果君德兴与佐领崔君达兴，崔尤习汉文，有战功，后致仕，果亦物故，今遂无能为继者。”
“余尝见土人家清文一帙，叙奇三上书始末甚悉（指布特哈副总管奇三到木兰围场向乾隆帝状告齐齐哈尔八旗官员敲诈勒索事）。且言奇三将上书，请于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汤火，即死，不辱汝父，吾何恨也！’此文疑即奇三作，亦达呼尔巨擘也。”
“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案此乃翻清（文）《三国演义》，国初盛行，非陈承祚书。原注），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
“满洲曲，类古乐府。如云：阿穆巴摩萨齐斐图门阿尼牙德伊集密，译言既伐大木烧亿万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开克什德班集密，译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长篇短句，意皆类是，然多拍手以歌，不似蒙古随以火不思。”[32]
从上述西清本人亲眼所见可知，无论黑龙江各驻防城八旗官员的公务活动，还是当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使用的全是满语文。
三
清初关外地广人稀，“各村庄满人多，汉人少”[33]，这是满语文得以通行东北的客观条件。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相继在盛京将军辖区设置州县等民治机构，以安置出关种地的汉民。这次汉民出关并没有给满语文带来多大冲击，除了人数有限外，还因为清政府在盛京和吉林部分地区修筑柳条边，限制汉民进入柳条边外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又在盛京地区实行旗民分界。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还对整个东北实行封禁。这些措施都为满语文的发展及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
乾隆中期后关内人满为患，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他们纷纷冲破封禁进入东北种地谋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河北大旱，清政府被迫宣布东北弛禁，允许饥民出关求存。北方各省流民得以大规模进入东北，满语文因此受到强烈冲击，并逐步被汉语文取代。
大约乾隆中期，汉语文在盛京地区已经出现了代替满语文的趋势。盛京地区是清在东北最早建立民治机构的地方，气候适宜农作，海陆交通方便，成为流民较理想的安家之地。乾隆六年（1741年），奉天府尹所辖民人数约有36万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79万人，嘉庆末年已达到175万人。流民除自己开荒种地外，也有很多人为八旗官兵佣耕，从而打破了旗民的界限，并使汉语文渐占主导地位。乾隆四十年（1775年），盛京满洲旗人果尔敏考取笔帖式补放户部，由吏部引见时，乾隆帝因果尔敏是满洲旗人又考取专事翻译满汉文的笔帖式，就用满语同果尔敏交谈。然而果尔敏除背诵履历外，其他一概不知，乾隆帝深感“实出意外”[34]。到乾隆末年，连盛京的满族官员都不会写满文了。清政府规定，盛京官员写奏折要使用满文，如实在有困难，可以满汉文兼用。尽管乾隆帝对此三令五申，盛京将军“琳宁奏折仅用汉字，而所奏报盛京并无蝗蝻萌生一折，亦用汉字”[35]。虽然乾隆帝痛斥了琳宁一番，却不能扭转满族人使用汉语文的趋势。
道光年间，吉林地区满语文也出现了危机。乾隆末，清政府被迫对东北弛禁，吉林将军恒秀奏报，“上年直隶岁欠，蒙恩听求食流民出关，计到臣所属地方者万五千余人”[36]，而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数，嘉庆时，吉林汉民已达30多万人。吉林将军衙门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拟罪名、立案，多用汉文”[37]。将军富俊特地在吉林八旗左右翼官学内添设满汉文翻译课程，以适应满文向汉文的转变。吉林地区的满族官员强烈地感受汉语文的影响，据当时人记载：“近数十年来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然满洲聚族而处者犹能无忘旧俗。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二三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38]
满语文在黑龙江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黑龙江位于东北最北部，气候严寒，交通不便，鸦片战争以前，种地汉民甚少。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招民开垦，河北、山东农民陆续前来。黑龙江各城汉民渐多，只是满语文废弃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汉语文取代满语文已成大势所趋。曾经竭力倡导“东三省以骑射清语为重”的清政府，到光绪初年“于满文概不收阅，例行满文亦多发回，改行汉文”[39]。光绪四年（1878年），任奉天学政的王家璧竟称：“奉天、吉林人才彬彬日盛，而黑龙江二百余年尚未设立学校”[40]，视黑龙江各城专学满文的八旗官学过时无用。光绪七年（1881年），黑龙江将军定安始提出设立汉官学，两年后建成。汉官学“学舍宏阔，视满官学为胜”[41]，以后各城汉学兴起，满学终废。
如果从1599年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时算起，截止到光绪中叶，黑龙江地区“语言文字俱从汉俗”[42]，满语文在东北地区几乎使用了300年之久，对满族及东北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首先，满文的创制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达海等人译书活动和这些书籍满文版的刊行，不仅迅速普及满文，而且使满洲贵族集团从中学会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经验，为清政权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其次，清入关后在东北各驻防城建立的八旗官学，在许多地方是当地惟一的教育机构。八旗官学既为东北军政衙署解决了人才缺少的问题，扩大了满语文的使用范围，还满足了东北各民族学习文化的需要，使东北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局面。第三，满文作为清政府在东北使用的主要官方文字，真实记录了清代东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清政府对东北的管辖、封禁及开发的活动，是我们研究清代东北史的珍贵文献。最后，我们还应提到，满族使用汉民族语言文字，使满族纳入更先进的文化系统，这是满族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的结果。
注释：
（1）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6。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卷3。
（4）（8）（9）（10）（12）（16）（17）《清太宗实录》卷10；卷5、卷12；卷11；卷18；卷21；卷52。
（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
（6）昭槤：《肃亭杂录》卷2《启心郎》。
（7）《清史稿》卷239。
（11）《清史稿》卷228《达海传》。
（13）《啸亭续录》卷1《翻书房》。
（14）（26）（30）（34）（35）（36）《清高宗实录》卷443；卷195；卷229；卷983；卷1427；卷1440。
（15）（29）杨宾：《柳边记略》卷1。
（18）（21）《清圣祖实录》卷155；卷112。
（19）详见乾隆元年版《盛京通志》卷19。
（20）《吉林通志》卷51。
（22）《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7。
（23）（25）（41）《黑龙江述略》卷2。
（24）萨英额：《吉林外记》卷6。
（27）（39）《黑龙江述略》卷3。
（28）（38）《吉林外记》卷3。
（31）《清仁宗实录》卷64、卷169。
（32）西清：《黑龙江外记》卷4、卷5、卷6。
（33）吴桭臣：《宁古塔记略》。
（37）《清宣宗实录》卷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