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一、崇凤文化演变研究

(一)“凤”形象及名称的演变

“凤”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就定型了的，而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对于“凤”的形象的演变研究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地方。徐华铛在其所著的《中国凤凰》一书中对典型的凤形象特点概括为:“锦鸡首，鹦鹉嘴，孔雀脖，鸳鸯身，大鹏翅，仙鹤足，孔雀毛，如意胜冠。”钟金贵《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对各个时期的凤形象作了梳理，指出上述形象特点的形成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认为:“人们在保留鸡形的主要特征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鸡的各个部位逐步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凤的神性。”文章首先指出史前遗址中出土的陶罐、象牙雕刻、彩陶等等文物上的鸟图案特点已经初步具有了“凤”的一些的形象特征，如弯嘴(鸡喙)、有羽毛、有冠、有尾翎等。到了商周时期，从“凤”形象大量出现的青铜器装饰及甲骨文象形文字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凤”形象:尚未定型、多为侧面形象，头部有一束羽毛、尾部伸展夸张，线条刚柔并济，体现出一种庄重、神秘之感。而且青铜器中的一足的“夔凤”形象尤为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凤”形象开始有了更加仔细的刻画，在气势和造型上更显奔放流畅、秀丽洒脱，尾翎长度增加。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凤”的形象也开始与云雾结合在一起，其作为神鸟的神性与代表祥瑞的云彩结合在一起，“凤”作为祥瑞象征的意蕴随着其形象的丰富也渐渐丰富起来。秦汉时期，随着神仙之说的盛行，作为神鸟的“凤”的形象更加普遍地被运用到帛画、壁画、砖刻、瓦当、石雕、漆器绘画上，“凤”形象也融入了许多动物的特征，鸡(雉)的头和冠、鹤一样的足、鳞状的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凤”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凤”的形象富丽雍容、多姿多彩。凤纹之外的装饰多为佛教中常见的忍冬草、莲花和各种缠枝花纹等。宋元时期，随着绘画艺术的快速发展，“凤”形象较多地出现在绘画作品中，更为细腻写实，凤眼更加细长，显示出今天所谓的“凤眼”的特征。明清时期，“凤”形象较之宋元时期基本形象没有大的变化，在绘画技艺上更为成熟，出现了一整套画凤的口诀:“首如锦鸡，冠似如意，喙似鹦鹉，身似鸳鸯，翅似大鹏，足似仙鹤，羽似孔雀，体呈五色”，“凤有三长:眼长、腿长、尾长。”我们今天出现的凤形象基本沿袭明清时代而没有多大变化。这篇文章对“凤”形象演变的归纳与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庞进在其《中国凤文化》一书中对“凤”形象演变情况的概括也很有意思，即史前的“原凤期”、夏商周的“夔凤期”、春秋战国及秦汉的“美凤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瑞凤期”、宋元明清的“金凤期”、现当代的“新凤期”。还有学者从汉字文化学角度来分析“凤”形象的演变，如黄交军、唐亮合著的《从＜山海经＞到＜说文解字＞———论“凤”在中国先民文化中的形象流变》一文。“凤”的形象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演变才以今天的多彩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和“凤”的形象演变一样，“凤”的名称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称的“凤”一般指的就是凤凰，“凤”与“凤凰”在今天看来所指一致，而在神话传说中，“凤”和“凰”其实并不是同一种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这样的记载:“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学术界对于“凤”名称的演变尚少有人单独去研究，在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凤”的名称演变一般多作为“凤”文化整体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如上文所提到的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一文，在谈到“凤”的形象演变过程的同时也指出了“凤”的名称的演变过程，文章从《山海经》、《尚书》、《尔雅•释鸟》、《左传》等文献资料中的“凤”的不同指称出发，得出“在舜之前原本称为凤鸟，到了有关舜的记载中改称凤皇”，并从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分析认为“皇(凰)”和舜的部族有虞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位于长江下游的有虞氏(属东夷族)首领祭祀时插戴在头上的带有羽毛的王冠。有虞氏与位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中以“凤”为神鸟的少皞氏融合而使得“凤凰”连接为一词，在这之后，“凰字”又渐渐失去了自身原有的意思而成为了“凤鸟”的同义别称。王维堤在其所著的《龙凤文化》中也表达了这种认识，同时在书中他还对因原始方言、后代语言发展等原因影响而产生的“凤”的各类别称进行了大致的总结，如“鸑鷟”、“鶤鸡”、“皇鸟”、“鹏”、“朱鸟”、“鹓雏”、“鸾鸟”等等。

(二)崇凤文化内涵及其演变

当历史进入文明社会，先民们原始的信仰和崇拜渐渐褪去了原始的迷狂，开始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精神文明的因素。我国悠久的凤崇拜历史，使得“凤”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对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始终是学术界研究“凤”文化的归宿，而对“凤”文化内涵的演变情况的梳理对于正确把握“凤”的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工作。目前“凤”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中也有许多关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文章与著作，学者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凤”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庞进的《中国凤文化》一书将崇凤文化的精髓和所包孕的民族品格的内涵称为“凤之魂”，“凤凰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的精神品格。”而凤文化的精髓则是“和美”，其本身就是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之一，足见“凤”文化的重要性。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一书中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梳理了龙凤文化内涵的演变轨迹，文章认为“凤”的初始意义与“龙”不同，它并不是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而是与天文历法及农业生产相关，“凤”的产生时代已经是图腾制衰落时期;当巫术取代图腾制之后，“凤”又与巫术发生联系，从而具有了巫术的内涵。王维堤将“龙”的巫术作用归纳为“乘”，“凤”的巫术作用归纳为“至”、“来仪”;商代崇“凤”而使“龙”的神性大大减少。周代崇“龙”抑“凤”，“凤”的神性则大为降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的神性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作者认为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提高也是造成“龙”、“凤”走下神坛的原因之一。“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学派，更是不把“龙”、“凤”作为神物，但是民间龙凤崇拜还依然拥有很大市场。与崇尚理性思考的中原地区不同，楚地的巫风盛行、崇尚浪漫的思想，使“凤”崇拜在荆楚地区得到了继续生长的土壤。我们从屈原的楚辞类作品中即可看出端倪。随着战国秦汉之际兴起“瑞应之说”，“凤”和“龙”一起又与“瑞孽之说”联系到了一起，这一学说到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之说渐成体系。董氏认为帝王有德，能“致黄龙凤凰”，将“龙见”、“凤集”看作是祥瑞的象征，是对帝王的德行的肯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步下神坛的龙、凤，到了汉代之后，“龙”成为了历代帝王的专享，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龙”崇拜成为了愚弄民众的政治神学手段。而“凤”虽然也常常为皇帝所用，但是随着龙凤两性分化的发展，到了宋代，“凤”成为了皇后的代称，与代表“真龙天子”的皇帝相对应。关于这一点，黄能馥《谈龙说凤》一文认为:“凤是后妃政治权势的标记。”《龙凤文化》一书在论及龙凤的形别分化时，提到了“凤”的雌化使得“凤”的文化内涵中具融进了女性象征的意味。对于“凤”的女性象征意义这一点，王珏的《凤的文化内涵》一文有较为详细的研究。龙凤形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具有了“人中精英”的涵义。王维堤在书中认为，其渊源或许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神性消褪，成为“役于圣人”的“羽虫、鳞虫”，但其始终是与“圣人”发生关系，所以后世自然把“龙”、“凤”也比作是人中的精英。臧振《论凤鸟在周文化中的地位》一文通过“凤”与周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提出凤鸟不是王权、君权的象征，而是贤人、君子的象征的观点。“凤”和“龙”一样，与宗教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凤”的文化内涵经过神仙家、道教、佛教的影响，其内涵也愈加丰富，尤以佛教对“凤”的影响更大，在佛经故事中经常会见到“凤”的形象，以“凤凰涅槃”最具代表性。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中是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来考察二者的文化内涵的，更侧重的是“凤”在龙凤这一对立统一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相比之下，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则更多地从民俗学的角度来挖掘“凤”的文化内涵，这篇文章从“凤”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出发对“凤”文化的主要内涵进行了归纳:

一、我校藏羌民族文化研究资源现状

1．1缺乏展现丰富成果的平台

我校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积淀了丰富的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展示平台和技术标准。一是载体具有多样性，包括实体的和数字格式的，而数字格式又有文本的、图像的、音频的;二是保存地点分散，或是存于商业数据库，或是存于历史档案，或是存于学校主页，或是存于学校各部门和个人。零散的、分乱的成果没有整体的展现，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特色无依托的统一平台，就难以产生更强的综合效应和更深的学术影响［4］。

1．2缺乏长期、统一的保存机制

大多数历史的学术成果没有数字化，常因年代久远而难以找到，或因实物的损坏和老化而无法长期保存。而年代较近的成果大都存于个人手中，学校没有统一分类保存［4］。学校对于数字资源和科研成果的保存没有统一的规划。

1．3缺乏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

一、多维度的研究成果

1.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等问题为切入点，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指出“个性主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作者不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国演变的源流，而且辩证地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后者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以期让读者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一书从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为:“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充分运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资料，试图用“民众的声音”表述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努力将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联系起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中婚姻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罗检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研究中，运用多元丰富的史学资料，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替和互动，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作者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同异互见，两者既有差异性，有些内容又不能决然两分，精英文化蕴含了大众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一时期畛域分明，但经过漫—53长的历史演变，其属性可能发生转换;两种文化与正统、异端的关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地位便有正统与异端之分。”导论娱乐生活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女性走进演艺界，直接参与大众娱乐，影响大众文化的发展是20世纪的新现象。姜进等著的《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聚焦“女性与演艺”这两个20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义史学、大众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这三种视角和方法交叉构成的总体框架，通过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的探讨，对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发现:“上海大众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从民国初的女子文明戏，到旦角和女演员先后在越、沪、淮等剧种中成为台柱，再到全女班越剧的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女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

3.国家、社会与文化文化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中介。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以山西乡村社会影响广泛的秧歌小戏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百年来民间戏曲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20世纪以来，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认为:“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开展的社会改造。通过对小戏改造，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进而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在梳理时代变革下秧歌小戏变迁轨迹的同时，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种“关系”的调整，这样的研究思路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强调的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学术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动性，重视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茶馆是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公共空间。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并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使读者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所以《茶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茶馆的关注和研究，它更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另外，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一书对抗战时期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探索，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4.书院、教育与社会书院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肖永明在《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一书中，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对千年书院进行全面地透视，将书院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放入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认识书院，了解书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进而对千年以来书院的历史进行了立体、宏观的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近年来书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书院文化最佳读物之一”。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作者杨才林认为，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形式，对个体实现社会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本书探究了民国时期新式学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袭;教育不脱科举精神;学问不求实用，毕业即失业;新式教育都市化，对乡村无所增益。”16那么，为了培养“新民”，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会团体推进社会教育三十多年，其间开创了哪些事业?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成效如何?本书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与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将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给一直以来为欧洲经验所左右的现代化叙事提供有益的替代，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对话。梁著出版后，凯博文(ArthurKleeinman)、艾尔曼(BenjaminA．Elman)、班凯乐(CarolBenedict)等著名学者纷纷为其撰写书评，刊登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杂志上。杨璐玮和余新忠结合已有评论“将该书置于中国的学术背景下，对其中一些内容予以重点介绍和评论，藉此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就如何书写中国的疾病史问题作一探讨”。除专著外，五年来出版了一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编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编的系列社会文化史学术辑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和刘永华主编的《社会文化史读本》等。《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录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篇幅长短不限，比如第二辑收录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一文约有15万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已经出版的4辑当中，共收集了20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纪最初12年的婚姻问题。本书旨在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鼓励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和《社会生活探索》均属于交叉学科学术辑刊。为博采众长，进行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组织了系列学术讲座和沙龙活动，邀请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多位学界精英进行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整理为《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进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对社会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时，作者认为社会生活就是一个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具体领域，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了《社会生活探索》系列辑刊。《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的内容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普通百姓与基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该书以“访谈录”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为编者认为:“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四辑访谈录主要包括: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医疗卫生制度，“”时期家庭政治化，个体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变革，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娱乐等文化变革的采访。随着时间的推移，访谈录的史料价值会越发的突显。刘永华认为，“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基于这样的认识，编写了《社会文化史读本》，该书按主题分成五编，即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和空间及其他，基本涵盖了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论题。为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编者特地编辑了“延伸阅读”论著目录，并作了简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学者入门的必备读本。

一、关于企业文化的界定与认识过程

“企业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从文化和企业的定义谈起。

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如，南齐王融《曲水诗序》称：“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社会政治与经济。

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

企业文化——或称公司文化，我国有时称企业精神，一般指企业中长期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对企业成员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把众多人的兴趣、目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其内容大体分为：①劳动文化(主体是劳动者)；②生产文化（主体是管理人员）；③经营文化（主体是决策层）。它是企业领导倡导、培植并身体力行的结果，通过各种方式灌输到全体员工的日常行为中去，日积月累地逐步形成。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对企业经营管理发挥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既使领导人更换，也会代代相传。如大庆油田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

如何正确认识企业文化

1.喝酒的酒规

“酒酒酒，好朋友，自古人人爱喝酒，喝完消遣又解愁。”青海青稞种植历史悠久，是青稞酒的故乡。在酿造青稞美酒的同时，农耕文化由来已久，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民间习俗，根深叶茂，也酿造出了许许多多酒的礼仪，鲜有流传。家里不管有什么重大事儿，如升学提干，女儿出嫁，儿子娶媳妇，给长辈贺寿，盖房子立大门打庄廓等都要喝酒，于是酒与礼仪同在，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礼仪，“桌上无酒不成席，桌上无酒没礼仪”，好像缺了酒，该行的规程没法进行。“酒是先行官，万事它为先”，“三杯通大道，话在杯里说”。笔者记忆犹新，每一样大的事情上，如果没有酒，似乎就缺了什么。如缺了就该说的话或者不该说的话儿没法说出来。于是有了这样一句话：“草里的兔儿只有狗才能赶出来，心里的话儿只有酒才能撵出来。”青海人的喝酒有两种情况平分秋色，一种是干喝（所谓干喝，只喝酒，没有什么下酒之菜），另一种是在重大的活动中，如婚丧嫁娶，盖房立门或家中来了尊贵的客人，炒菜煮肉，擀长面等为仪式助兴喝酒，酒在青海人生活中密不可缺，是精神文化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摩拳擦掌，莫此为甚。高兴了喝，忧愁了也喝，找个朋友边喝边聊，把中心的怨气晦气全部释放出来，一醉解千愁。家中来了客人，就要拿出酒猛喝一顿，使出浑身解数，不醉不罢休，直到将客人喝醉放翻为止。尽管在吃的方面欠缺一点，但只要把酒拿出来让客人喝个够，就是最好的“当人”（招待贵客之意）。人爱喝酒，有关酒上的规矩也很多。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家庭，男人大喝特喝，我行我素。媳妇一怒之下提出离婚，当然男人不同意，说以后少喝酒，没有事儿绝对不喝酒。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媳妇听了信以为真，回心转意，让男人写下保证书来。男人立下这样规矩：“以后阴天下雨喝一点，人来客去喝一点，单日双日喝一点，有事没事喝一点，以此为凭，让贤媳监督”。媳妇一看说：“什么保证书？你的保证把我气醉了！”趣味十足。酒是粮食之精华，是上苍赐于人类的琼浆玉液，喝的时候不得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须要有喝酒的礼仪和规矩。于是有了“酒令大过军令”的说法。酒场上规矩一经确定就得无条件执行，酒场就有了“监拳”“当关”和“应关”的称谓，各司其事。“监拳”的执壶监督；“当关”的以拳过关；“应关”的专心观拳，“当关”的划到那儿就得“应关”，来者不拒不得三心二意，东拉西扯，这叫“喝酒端喝酒，不提马明有”、“酒中不语真君子”…….和长辈划拳前，先要给长辈敬上两盅儿，而且要双手举盅，恭敬有加，要长辈“双双儿喝”，这叫“免罪酒”。只有长辈喝了免罪酒，才能伸手划拳。与长辈或老人划拳前一定要用左手托往右手的胳膊肘才行，划拳时拳心向上，手要平出平收，不得左右晃动。划拳还有一个规柜，就是出手指头时，最讲究拳拳不离大拇指，除了“宝拳”外，主动示好，决不允许捏掉大拇指出拳。意思有两种，一是酒是精食的精华，是好东西，出拳伸拇指表示声声赞扬；二是对对方的尊敬称赞，亲密无间。划拳如果不出大拇指，举措失当，对方认为你对他不尊敬，可有手不出拳，举目不爽之嫌。

2.喝酒的酒令

酒令包括划拳和酒曲儿。划拳的样式很多，也很复杂。但开宗明义，最传统、最规矩、最精美的要属“官样拳”。和盘托出，就是每拳四个字，不多不少，喊出来时抑扬顿挫，呼之欲出，字字珠玑：宝拳送你，一品当朝（或一心敬你），二朵梅开（或双喜临门），三级连升（或三元报喜，桃园结义）四季发财，五经魁首（或五子夺魁），六连顺喜（或“六六大顺”）七贤竹林，八仙庆寿（或八福长寿、八马分骏），九盏莲灯（或酒满仓库），十满大堂（或全家富贵）等等。全是文绉绉的吉祥如意之话。婚宴上这些吉祥拳语须要喊出口，这些拳语，开门见山，直呼直出，不是简单的数字表达，都是有意思和来历的。宝拳送你，意为送你宝贝，还有直呼宝疙瘩送你，一品当朝也叫当朝一品，意为对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官员；二朵梅开是象征像梅花一样高洁；三级连升是希望对方连续升官三级；三元报喜来自于宋代科举考试中，那是考生参加考试需通过三试，即乡试，会试，殿试。三试的第一名分别称为解元、会元和状元，是表示有极大的喜事；三星高照有三星高照，新年来到的意思；桃园结义表示志同道和、意气相投；五经魁首有魁星点元，独占鳌头的意思；六连顺喜表示祝福的涵义；七贤竹林，历史典故，是一块喝酒、一块快乐的意思；八仙庆寿、八福长寿是尊重对方，意为大福大贵、健康长寿的意思；九盏莲灯象征对方的威望和地位；十满大堂即儿孙满堂之意。此外还有许多赋予文化内涵的拳语，无不瞻顾。光喝酒没意思，还要唱一唱酒曲儿。酒至半酣，热闹非凡，划拳的人就会边表演便唱起来，有的唱《十道儿黑》：“吃上一杯儿酒呀，心儿里醉，听我们来唱上个一道儿黑，白布的汗答青丝带（来吧）太平年，勒在（个么）腰里一道儿黑，年太平哪，太平年……”有的唱《数麻雀》“:一个（嘛就）麻雀一（呀嘛）一个头呀，两只眼睛明（呀嘛）明丢丢，两个爪爪站（呀嘛）站墙头呀，一个尾巴丢在个后呀头……”每唱完一段就要划一拳，非常热闹，扣人心弦。有个令儿叫《满堂喜》拳拳不离喜：“满堂喜，二梅喜！满堂喜，七巧喜！满堂喜，三元喜……”如有一方赢了，就得马上接一句“请酒喜！”输拳的一方就紧接一句“我的喜”，提盅干了酒。酒曲说来酣畅淋漓，脍炙人口。也有一问一答的“天上的安罗树什么人栽，地上的黄河什么人开？天上的安罗树西王母栽，地上的黄河禹王爷开。”这也应了这样几句话：青稞煮下的好烧酒大禹留给君子喝，好酒三杯过肚肠，不成神仙也寿长。

3.喝酒的酒话

常言“酒不顾礼，喝多了出丑。”这里有讽劝性、训诫性、经验性和哲理性。反映了先民的思想观念、道德风范，知识结构，心理素质方面对喝酒的警句。但在生活中，有的人酒量极小或身体欠佳，不适饮酒，却又遇上对方诚心敬来的美酒怎么办？笔者以为老实说明原委也是同情宽恕、情有可原的。文明的主人量入为出，总不会揪住你的耳朵硬往你嘴里灌。至于有酒瘾的“高阳酒徒”或酒量如海，常说酒半桶，最好把住一个界限，有一斤酒量的，喝上六七两就行，酒不胜力，力辞不喝。且不可以当年“孔子百觚，子路磕磕（多言之意），尚饮百榼。古之圣贤无不能饮酒也。（见《初学者》）为借口，拒谏饰非，津津有味，大口大口地喝个不停。因为“百觚”也好，“百榼”也罢，古人喝的都是近于饮料的低度酒。更不能学那大碗喝酒的“过岗武松”，划拳不已，不放倒对方，誓不罢休。原因是酒喝得过了量，不仅象《辞源》介绍的“能使人神经衰弱，肝质变硬”，有损于身体；而且因头脑发昏，六神无主，精神兴奋，徉装酒醉，自我失控，干出一些荒唐的事来，甚至身死名灭，害人害己。象青年男子正和对象处于热恋期间，如把不住在席面上喝醉了酒，当着她的面在亲友前吐天挖地，满口酒味或张牙舞爪，口出狂言，劣迹昭著，令人作吐。这些失态之状会使她羞惭的入地无门，结果婚事就有告吹之险！所以旧时就有“把酒倒在铁上，也失样，何况人乎，”《弟子规》一书中训诫道：“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为了劝告人们不可酗酒，民间“社火”中的“马报子”也常常这样提醒你：酒是惹祸的根苗，喝酒欢天喜地，酒醉吐天挖地，酒醒怨天怨地，“酒是世上的迷魂汤，吃酒成醉大街里躺，不怨爹来不怨娘，把个家（自己）吐成个泥棒棒！”民谣《酒色财气四堵墙》中也提出了警告：“提起酒，非等闲；大禹喝酒留民餐。刘伶酒醉整三年，李白酒醉丧江边。汉光武酒醉把姚期斩，九龙口里无戏言。赵匡胤酒醉把郑恩斩，酒醒了啼哭也枉然。君子人吃酒知礼仪，小人们吃酒发狂言。劝君莫吃无名的酒，酒醉伤身后悔难。酒坏身子水坏路，趁早不戒老来苦。酒醉失君子，醒来悔不及。”当代人吃酒，已成风气。有的求之不得，认为不喝白不喝，但也有的陈腐旧套，苦不堪言。民间也为后一种人编好了《拒酒词》：早晨不多喝，上午有工作；中午不喝醉，下午还有会；晚上不喝倒，免得回家老婆吵。”不过出门前，夫人苦口婆心，也叮咛的明确：“少喝酒，多吃菜；喝不了，请人代，实在不行就耍赖。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能喝不喝怕失礼，但不能喝硬伤身体。”可见内当家的叮咛，独善其身，迷途知返，洁身自好，不过古人的训诫也有警词，掷之有声：“十年不喝酒，家里样样有，白酒不沾口，活到九十九。爱酒人喝成仙，贪酒人喝成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