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内涵论文范文第1篇

人民大会堂的灯具设计达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名称命名的厅堂里面，灯具设计也融合了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把不同厅堂的气氛和环境很好地烘托出来，展现了中国建国以来的主要发展与成就，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热爱、追求与向往。人民大会堂的灯具设计不同于一般的室内环境灯具设计。其灯具设计在营造华丽、高雅的室内环境气氛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对灯具的造型和色彩来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内涵，不同大厅的灯具设计往往是根据大厅的整体设计需要和环境色调以及家具摆设来综合考虑的。每个小厅的灯具设计都是以当地的区域特色为设计元素。例如，最具南方文化特色的灯具设计以上海厅和安徽厅为主，白玉兰是上海市市花，上海大厅中的天顶上分布着35个藻井，每个藻井内都有一盏白玉兰花形灯，玻璃钢制作的花瓣，水晶玻璃雕刻而成花蕊，这些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使整个上海大厅仿佛弥漫着白玉兰的清香，表达了上海人民的生活与白玉兰花一样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之意；安徽厅的灯具造型优美生动，按照徽派建筑中最有典型的“四水归明堂”创造出来的独特环境，S型的轩梁反光灯与天棚中白金灯饰配合，反射出来水晶的光彩尤如灯影下的珠宝，把整个天顶生动地再现出来，既有浓郁的文学艺术性，又十分具有现代感；北方文化元素以北京厅的设计为主要代表，整个金黄色大会议厅灯具设计以富贵大气的金色为主，周围有大面积木雕，与整个大厅的建筑风格相互呼应，显得华贵富丽，大气端庄。大厅的圆顶中间挂有一个由直径4米的水晶球组成的圆形吸顶灯，灯的周围贴着沥有粉贴的金彩画，周围是木雕组成的八角形藻井，藻井周围镶嵌着筒灯，体现了中国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北京厅展现了中国人民热情好客和优雅大度的气概，把国家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展现出来，是几千年文化历史的积累和沉淀。人民大会堂中最有名的灯具设计是万人大礼堂，万人大礼堂是重要的会议场所，宽度约76米，深60米，高33米，平面呈扇面形，坐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均可看到主席台。三层座椅，层层梯升，总计可以容纳1万人，设有近万个软席座位。礼堂中的灯具整体风格庄重、典雅、简洁、明快，给人以深刻印象。大礼堂顶棚呈穹窿形与墙壁圆曲相接，大跨度、无立柱结构，整个穹顶是由葵花式顶灯和3圈水波形的暗灯槽构成，一圈一圈的水波纹一环大于一环，纵深感强、层层叠叠层次感十分强烈，不会让人感到丝毫压抑、沉重，是诗意与现实的环境相结合，体现出水天一色的设计思想。礼堂在顶部正中间是一个鲜艳夺目如红宝石般的巨大红色五角星灯，周围有镏金的70道光芒线和40个葵花瓣，旁边围绕着500盏满天星，点缀在五角星的旁边散发着星星般的光芒与之交相辉映。整个穹顶的灯光设计让座席上的嘉宾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满天的繁星仿佛置身于浩瀚星空，使人感受到革命力量凝聚，鼓舞着人们的意志，让人们仿佛感受到革命之火熊熊燃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恢宏气势。五角星型大灯代表中国共产党，其余所有的小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小灯围绕大灯，意味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万人大礼堂的灯具设计在空间神韵上浑然天成，用艺术手法突出表现国家政治场所整体内敛、庄重、高贵、民主的文化气势，造型设计应用简洁明了的美学设计思想，十分自然地把民族文化内涵与独特的灯具设计构思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小厅的灯具设计各具特色，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格；大厅的灯具使环境显得华贵、富丽，大气端庄，灯的颜色以大面积的金色为主烘托出整体环境的气氛，与整个大厅的建筑风格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人民大会堂中的灯具形象简洁而有新意，在具有基本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更多地起到增强环境气氛的美学作用。人民大会堂中的这些灯具设计既体现了功能之美又包涵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同时展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表达了人们内心祈求融入自然的美好愿望。人民大会堂中的灯具与整体环境之间通过虚与实、意与境的相互结合营造出了一种情景交融的完美境界。

二、人民大会堂灯具设计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婚姻习俗蕴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为：婚姻依礼而行；婚姻重礼轻爱；婚姻中渗透买卖关系，婚姻体现着等级差别和阶级限制

婚姻是人类社会两性结台的基本制度和形式。婚姻习俗是随着婚姻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反映一定婚姻意识的积久成习的婚姻行为，不仅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且从微观上展示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宗教观和心理发展态势。中国传统婚姻习俗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婚姻依礼而行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叉把婚礼看作礼义之本”、“人伦之始”。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只有正婚姻夫妇秩序，才能正其它社会秩序，才有社会的礼治。所以礼出于婚，婚出于礼，男女结合必须依礼而行聘娶，达到“序人伦”、“别夫妇”的目的。“伏羲制嫁娶”始向礼婚发展，至周代礼婚已日臻成熟，细分为“六礼”。

中国古代的婚姻礼制，以“义”而起，以“仪”而明，包括“义”与“仪”两部分。“婚义”是指婚姻的实质表现，即男女结合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如周代的同姓不婚，南北朝的士庶不婚，唐宋的良贱不婚，也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婚姻规范。“婚仪”是指婚姻的形式要件，即结婚的礼仪形式和程序，这就是从周代开始实行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婚义”与“婚仪”结合，是社会对男女婚姻认定的基本根据，其中的礼仪程序尤为人们所重视。“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没有婚礼的结合将遭到世人的指责，甚至被世人贬为“私诱”或“淫荡”，其夫妻关系也不为社会所承认。

按照陈顾远先生的观点，中国的婚姻不属于宗教婚．也不属于法律婚．实为另一种形式婚——礼仪婚。陈先生认为世界上关于婚姻立法的观点有事实婚主义和形式婚主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持形式婚主义。形式婚从社会承认的角度讲，由宗教认可的称为宗教婚，由国家法律认可的称为法律婚。西方婚礼形式是以宗教婚为起始的。中世纪基督教的力量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婚姻关系受宗教法律所支配，结婚必须在教堂举行婚礼，婚礼由神父主持，二人或三人证婚，新郎新娘要在神父面前公开表示婚姻意愿，得到神父的祝福，婚姻才得以成立。法律婚是从法国大革命后开始的。1791年法国颁布革命宪法，宣布“婚姻不过是民事契约”，认为宗教不应过问婚姻．从此以后，绝大多数国家叉开始实行法律婚。陈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自有礼制后，非当于礼者不视为婚姻”。婚姻讲究礼仪程序．实行的是礼仪婚。在历史上，虽然也对婚姻作了法律规定，但法的作用是以律辅礼，不依礼而行，便以法刑之。我国从周代开始，男女之交出于礼者．必人于刑．自秦汉以来，都是依赖法律达到“明刑弼教”，制裁反礼而行者，“法”不过是推动礼的工具．礼才是最根本的东西，是立法的基本依据。我国古代对婚姻的法律规定远远迟于礼，是以刑辅礼，法在刑后。法律对婚姻的作用是逐渐加强的，最后才成为礼法并行，但仍然是法在礼之下，法是礼的延伸。婚姻仍然是礼婚，正如明代王稀在《七出议》中所说：“礼与法非二物也．礼者防之于未然，律者禁之于已然，皆缘人情而为制，礼之所不许，即律之所不容，出于礼而人于律也”。直到民国时才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婚。

就是到了现在，虽然封建社会制度被消除，法律成为调节婚姻关系的主要手段，但传统习俗的力量和影响是巨大的。在我国民间生活中，老百姓对婚姻的缔结只认风俗习惯，而并不诉诸于法律。尽管在我国只有结婚登记才是唯一的合法的手续、登记结婚而不举行婚礼，并不影响男女双方夫妻关系的建立．但事实上领了有法律意义的结婚证而未举行婚礼的男女，通常仍不被周围的人视为夫妻。

二婚姻重礼轻爱

传统社会，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大事，男女的缩台不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是关系到男子所属的大家庭，乃至家旅的大事，成婚不仅是为个人黑妻，更是句父母娶媳，为宗族娶妇。因而六礼完成，婚姻过程并未结束，还有成妇之礼，即翌日拜见姑舅，奉水奉饭，“三月而庙见”，祭拜祖庙以告祖先。所谓“妇者于舅姑，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

透过中国人的传统婚姻习俗，不难发现，传统婚姻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及宗族。婚姻是家族行为，只要婚姻台乎礼仪，是经过明媒正娶的，那么婚姻就是合理合法的。至于两人“爱”还是“不爱”那倒是无所谓的，个人的意愿和意志须服从于家族利益。因而即使夫妻情深，只要公婆不容，就要出妻离异。而夫妻相恶，但公婆认为媳妇“善事我”，则不能离异．必须“子行夫妇礼”没身不衰。夫妻感情在婚姻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男女结合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幸福和感情的满足。“广家族、繁子孙”．传宗接代才是男女相交的主题．所谓“非为色也，为后也”而且在道学家看来．婚姻中其他附加的感情越是淡漠．下一代品种越是纯正，越是精致越近于“人。为了肯定婚姻中的“伦理性”，不惜将婚姻中“”因素降至到零点，“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了。

中国人这种重子嗣的思维定势，在婚姻习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婚礼仪式中有许多内容都是祝福新婚夫妻多子多孙的。如新娘上轿前，在花轿内外遍撇谷豆，到达夫家以后，新娘下轿，亦照撇，这种撒谷豆的风俗的寓意就是祝新婚夫妇多子多福新娘人洞房时，用食物和钱币撒向床上，称为“撒帐”．所用食物一般为石榴、粟子、红枣、长生果等，石榴多子，枣子谐“早子”，“粟子”谐“立子”，是取早生贵子之义。人们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妻子不能承担这一使命，那么丈夫可以堂而皇之地纳妾，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休妻”。夫妻关系是要服从亲子关系的，女人在家庭中充当的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女人如此卑微的地位．使得夫妻之阃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感情，正如恩格斯所言：“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传统婚姻重礼轻爱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婚姻的缔结上，只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谈个人意愿。《礼记·坊记》中记载了孔子的论述：“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别也。”孟子也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周人皆贱之0-[7J周代国家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职官，这就是“地官媒氏”。《周礼》中说：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半”的意思，媒氏主台其半，让男女台起来成为夫妇。但媒氏在“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时，也可对“奔者不禁”，可见当时“媒氏”对婚姻的干预还是比较宽松的。但到了唐代，“媒妁之言”写入了法律条文中，《唐律·户婚》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宋、元明、清的法律也同样对媒人在婚姻中的作用作了基本相同的规定．并说明对于违律娶嫁的，也处罚媒人．媒人在婚姻缔结上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作用。在宗法礼制发展到极致时，“媒妁”成为阻碍男女自由恋爱，制造不幸婚姻的一种手段。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种重礼轻爱的婚姻习俗，使爱情的追求始终不能融人道德评价的尺度，也阻挠了爱情价值观的发育。一方面它抵抗不住以“礼”为规范的传统价值观的挤压和围剿；另一方面，它也无力肯定与保护与之相应的婚姻行为。以至于爱情意念只能向虚幻的世界转移，人们要追求的理想中的婚姻和倾慕的意中人，也只有在想象中的神仙世界得到满足。因而南朝的乐府民歌，唐代的传奇，到宏篇巨著的明清小说，虽然保持了歌颂爱情的传统，但其创作路数发生了重心的变化，即从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转变。如元代末期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讴歌爱情的佳作。延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现实社会所有实现不了的理想婚姻与爱情．只有到了鬼狐世界才能实现。这本质上反映了“礼”的价值观对爱情的围剿，也是对非人道的礼教统治的控诉。

三婚姻中渗透买卖关系

传统的礼仪婚是聘娶婚，它是以男方父母交付女方父母一定数量的聘礼、聘金为成婚的必要条件。“聘则为妻”、“无币不相见”成为不可动摇的婚姻原则。尽管中国婚姻的“六礼”在历史上曾有过变化，但纳征这一环节是没有去掉的，而且越来越得到强化。聘娶婚中收受聘礼这一方式，就使它掺人了许多买卖婚的因素，而如果把经济价值作为婚姻的唯一目的，那么聘娶婚将最终成为变相的买卖婚。聘礼多少，往往成为嫁女的身价，因而婚礼讲排场、比阔气、竞奢华之风由此产生。

聘礼，又称聘财、聘金、财礼、彩礼。按六礼规定，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各个程序中，男方家都要向女方家送礼，除了纳征外，其余五礼都以雁为贽，这一礼物有象征意义。但是雁只是联姻过程的仪礼用物而已，人们最讲究的是纳征．只有纳征的礼物最重要，是正式的聘金、聘财，此礼一成．男女双方都不能轻易悔婚，否则不仅舆论不容，而且要受到法律处分。“诸许嫁女，已报婚书或有私约，或俱受聘财而辄悔志，杖六十，婚如约。”无论有无婚书或私约．只要受了聘财，婚姻关系就受到法律保护，聘礼是婚姻的核心和重要条件。汉代时婚姻重财的风气日盛，东汉时议曹史展允，非常勤奋，但家境贫寒，年近知命还未婚配，最后他的长吏李固向僚属募得聘金二三万钱，才了结其婚姻。唐代索要财物更多，唐《通典》引太极元年唐绍上表说：“士庶亲迎之礼，……邀其酒食设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伴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愈万计；遂须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元代郑介夫论日：“婚姻聘财．今之嫁女者重要钱财，与估卖牲口无异。”这种婚姻“直求资财”，“以财论嫁”的拜金之风在明清两代更是甚嚣尘上。因而明末清初朱伯卢在其颇有影响的治家格言中，把“嫁女择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奁”作为家政要训。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的婚俗文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婚姻生活。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彩礼的价值不断上涨。在福建清流县，1981年的彩礼总额平均为2341元，1984年为3312元，1985年上涨为4126元。而且越是落后的不发达地区，越是索要高额彩礼，其名目之繁多，让人瞳目结舌。什么见面礼、上门礼、进门礼、婚日礼、过门礼、开箱礼等等，巨额的彩礼，成为青年农民不堪重负的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婚姻中的彩礼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这种现象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但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需要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尤其是年轻女性要树立自立意识，敢于移风易俗．树立文明健康的婚姻新风尚。超级秘书网

四婚姻体现出等级差别和阶级限制

我国古代实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等级和阶级的区分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婚姻这样重大的事情，其仪式的等级限制也是相当严格的。

在奴隶社会，“六礼”是“士”以上各等级的贵族和平民实行的婚姻仪式．而农业奴隶、庶人尚处于家长制家庭下的对偶婚的残余状态，他们当然无权举行婚姻仪式。

随着封建制和个体婚制的形成与确立，礼逐步下到庶人。但是封建农奴制下的部曲、佃客、“士家”的士以及奴婢都居于贱民阶层，不是庶人，因而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人是不能采用婚姻仪式的。他们实行的是等级内婚，即“当色为婚”，“当色相养”，“婚姻绝于士簿，名籍异于编氓”。_lI_贱民的女子绝对不能嫁给良民以上等级的男子为妻，“士”的女儿只能配给士。奴婢等贱民如私自嫁与良民为妻，要处以法律制裁，夫妻处以离婚。唐代以前的礼书上对婚姻仪式的规定只下到庶人，未曾提到贱民。

唐代中晚期以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削弱，城镇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于是庶人，平民阶层逐步兴起，这些新人要求打破等级森严的门阀、家世的限制，出现了“礼下庶人”的需求和变动。庶人、平民也可以广泛采用“六礼”，而且这些新人对“六礼”实行了简化。明代品官仍备六扎，而民问婚娶仍依《朱子家礼》只行“四礼”，并且民间纳彩、纳币、请期之仪有媒，无宾词，亦与品官不同“。这一方面在民问简化了婚姻仪式，但另一方面却用法令形式肯定了庶民和品官在婚礼仪式上的不同。使“六礼”和“四礼”成为品官和庶民的身份标准，仍然是封建等级制的一种延伸和强化。

就是在实行“六礼”的这些人中，婚礼所使用的礼金、礼物、服饰的数量、车舆、仪仗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宋书·礼志》说：“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可见聘皇后与夫人的聘礼有很大差别，这种由地位导致的聘礼的差异，在各个朝代都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了。《通典》、《唐书》、《清通礼》等典籍对此作了记载。元代直接以钱数来加以区别：“一品二品，五百贯；三品，四百贯；四品五品，三百贯；六品七品，二百贯；／k品九品，一百二十贯，庶人上户一百贯，中户百十贯，下户二十贯。”清代的规定也相当细致：“一品至四品，币表里各八两、容饰合八事、食品十器。五品至七品，币表里各六两、容饰合六事、食品八器。八九品及有顶戴者，币表里各四两，容饰合四事、食品六器。庶人绌绢四两、容饰四事、食品四器。”

与此相应，婚礼上新人的服饰也有限制。举行婚礼的男子依据其本人或父亲的官位穿着一定的礼服，新娘的服饰也适用同样的原则，官吏娶妇用命妇之礼，其服以丈夫的官品为准，庶人娶妻则不能着命妇礼服。清代庶民女子出嫁时皆不允许用冠帔补服。而且连亲迎用的车舆、仪仗也有规定，不能随便使用。对违规僭越者有严格的惩罚条款。人们的婚姻行为都被封建等级制牢牢地束缚了。但由于婚礼是涉及全社会家家户户的喜事，因此平时的禁令虽严。但婚礼中如僭用，官吏对此也特加通融。当然生活贫寒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讲排场的，乘花轿、骑马这就是他们婚礼中的盛举了。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婚礼除了表示对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的承认与祝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显示家庭社会地位，加强社会联系。因而中国人的婚礼很强调礼仪，很讲究门第等级。

中国婚姻习俗在近代以前大体是在上述框架内演化，虽然因汉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婚姻习俗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总体上不外乎这些方面，其文化内涵是一致的。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震荡，尤其是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文化开始逐步深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婚俗也发生了第一次变化。如父母主婚权下移，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主张婚姻自主，井开始出现“新式婚礼”，即穿西装、宣读证书、交换饰约、行鞠躬礼、奏乐。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特性科学文化的未来

一、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像“科学精神”（spiritofscience,科学之精神；scientificspirit,科学的精神）一样，“科学文化”（cultureofscience,科学之文化；scientificculture,科学的文化）这个术语的两种写法也难以截然分清。“科学之文化”中的“ofscience”有“属于科学的”、“与科学有关的”、“具有科学性质和内容的”含义，似乎指称科学自身内在的、固有的文化属性。“科学的文化”中的“scientific”是一个限制性的和修饰性的定语。作为带有限制性定语的词组，它似乎与“科学之文化”同义；作为带有修饰性定语的词组，它也许还包括具有某些科学成分或特征的少数非科学文化。由于“科学之文化”和“科学的文化”第一义几乎没有什么差异，第二义亦有重叠之出，并且在国内外文献中混用，因此如无特殊说明，我们一般对二者不加区分，统称“科学文化”。

从以上词义分析可知，科学文化不是吸纳了科学的某些要素和气质的其他亚文化，更不是科学诞生和发展的文化氛围诸文化或与境文化，如古希腊的文化遗产、英格兰清教主义文化、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等。我以为，

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和重要构成要素，是人类的诸多亚文化之一。科学文化是科学人（manofscience）在科学活动中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或者是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遵循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科学文化以科学为载体，蕴涵着科学的禀赋和禀性，体现了科学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是科学的文化标格和标志。与艺术、宗教等亚文化相比，科学文化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它在数百年间的影响却如日中天。科学文化深刻地内蕴于科学，并若隐若现地外显于世人。因此，它的一些组分已经潜移默化地浸淫了人们的思想和心理，塑造了时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乃至成为人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还有一些组分比较隐秘，需要研究者加以发掘和阐释，才能被人们在理智上领悟，在行动中效法，从而进一步彰扬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智慧魅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

正如皮克林所说，科学文化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东西，事实上是多个不同的、甚至异质要素的集合体。从结构来看，科学文化也像人类的其他文化一样，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科学文化的器物部分是支撑科学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其中的实验设备、观察和测量器具直接与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科学文化的制度部分包括科学活动的各种建制，主要有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出版部门、法规章程等等。科学文化的观念层次——这是科学文化的内核——还可以细分为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其中包括认知、语言和心理诸因素。科学共同体创造、丰富、共有和共享科学文化；以科学研究为生活形式的科学家也或多或少打上了科学文化的烙印；而且，每一个社会成员只要接受足够长的科学训练和培养，也能够在科学文化的王国里漫游和观光，濡染一些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内涵丰赡、深邃，外延阔大、模糊，确实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不过，还是有不少学者力图定义它，至少是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希尔尽管承认，要对科学和技术文化（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culture）下定义，往往表达重叠和多义、实践交织、中介交叉，但是他还是表明，它指称在各种社会领域传播的有意义的实践和伴随它们的表现的系列，是知识、技艺和态度的组合。从1970年代以来，科学和技术文化的提法逐渐代替科学普及（scientificpopularization），到1990年代已经占支配地位。莫尔指出，科学文化在主要欧洲国家有教养的人中被认为是独立于科学的应用的，因为它奉献给关于自然、人和人类的知识——为知识而知识所需要的知识——以及基于那种知识之上的世界观。这实际上是说，科学文化不是技术文化，是形而上的东西。哈贝马斯揭示了科学文化的深层底蕴：

科学文化最终不是由理论的信息内涵创造的，而是由理论家中那种审慎的和具有启蒙性的素质的形成创造的。欧洲精神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以这种文化的形成为目标的。

马尔凯指出：“科学文化被认为是一套标准的社会规范形式和不受环境约束的知识形式。这些规范典型地被认为是一套明确地限定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的规则。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它们被解释为要求科学家采用一种无私的、政治上中立的态度对待客观事实资料。”至于我，虽然没有对科学文化径直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我在上面对科学文化概念的分析、理解和诠释，已经和盘托出了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准定义吧。

在这里，我想顺便阐述一下我对一些观点的看法和理由。

我不赞同希尔把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合在一起说成“科学和技术文化”，更反对“科技文化”（scientific-technologicalculture）的提法。这是因为，科学和技术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是两个判若云泥的概念。于是，由二者孕育、派生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有泾渭之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从下面的几个驳论以及本书的有关各章，读者不难明白这一点。

我不赞成卡拉汉把科学文化等同于科学主义（scientism）。从外延上讲，科学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包揽的范围较广；科学主义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也仅仅是科学文化论争的议题之一。从内涵上看，科学主义有中性的表述（科学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看法和态度，或外界认为科学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看法和态度）和贬义的表述（相当于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这与科学文化的内涵虽然有少许重叠和交叉，但是二者毕竟不是一码事。此外，科学文化的构成要素也许有高下之别、虚实之分，可是贬义的科学文化却叫人不知所云。

我不赞许西方学者提出的“科学文化效率观”——中心思想是建立在投入与产出分析基础上的权力分散机制和时间观念。效率概念源于物理学，是指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比值。效率概念被移植到经济学，其核心意思是单位时间完成的工作量或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主要包括交换效率、生产效率、最高水平效率。在生产和工程中，追求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在技术以及某些应用科学研究中，讲求效率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学术科学即基础研究中，强调效率不见得都是好事。试问，爱因斯坦各花费了10年时间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的效率是高还是低？爱因斯坦在一生的最后40年致力于建构统一场论，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结果，他的效率就是零吗？难道我们非得要求数学家提高效率，在数月或数年之内对费马大定理做出证明吗？理论物理学家用大脑和纸笔引发了科学革命，其效率又该如何计算？更重要的是，效率主要涉及物与物的关系，而纯粹科学研究主要是人的事业，强调效率难免有见物不见人之嫌。可见，科学文化效率观中的权力分散机制和时间观念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不宜在科学中过分看重和追求投入与产出的效率，尤其是在学术科学中。

我也不赞扬我所尊敬的同行林德宏教授的观点：“科学文化本质是关于物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技术物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物（物质资源和技术物）。人文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的协调程度。科学文化的最大优点是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物质文明的创新之源。”我认为，科学虽然主要是研究自然或物（也在某些方面也研究社会和人本身）的，但是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则是人为的和为人的，是形而上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精神的创造和高扬。科学的这些精神价值和无形的文化力量直接使整个社会和人类受惠无穷。因此，“科学文化本质是关于物的文化”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况且，也不能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截然对立起来，因为科学文化也包含诸多人文因素和人文精神，并且成为人文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乃至人性的组分。此外，物化为生产力也不是、起码不完全是科学研究的本意，科学以技术为中介转化为生产力，只不过是科学的副产品或衍生物而已。在这里，林教授恐怕把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混为一谈了，果不其然，他在紧接着的语句中就有“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提法。

二、科学文化的特性

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之一，不用说具有人类文化的共性。我们前面论述的文化的一般特征，或多或少都能在科学文化中窥见。科学文化又不同于人类的其他文化，诸如宗教文化、艺术文化等等，当然具有自己独有的个性，或具有与其他文化相较显得特别突出的性质。例如，在胡适看来，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西方近世文化有三大特色。一是理智化，即一切信仰须要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拿证据来”。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二是人化，即智识的发达提高了人的能力，扩大了人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象力高远，同情心浓挚。三是社会化的道德，即不局限于个人的拯救和个人的修养。我们知道，近世西方文化的特质和头筹是科学文化，近世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科学文化，因此胡适列举的三大特色，也可以说是科学文化的特色。

一般而言，科学文化的主体是认知文化和理性文化，它与作为信仰文化的宗教，与作为感性文化的艺术有较大的差异。科学主要是对世界的认知探索和对真理的理性揭示，而非价值判断和感性欣赏——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科学中的价值和审美因素。于是，科学文化自然而然地拥有一些其他文化不具备的独特的性质。下面，我们拟尽可能全面地归纳、概括一下科学文化的特性。

（一）科学文化的对象和内容是实在的而非虚幻的。

科学文化面对的对象是自然界（以及社会和人的某些方面），它们都是现实存在的即实在的，不管这样的实在是实体还是关系。科学文化的内容尽管有某种约定的、甚至虚构的成分，但是由于其外部实在的强制，以及客观而严格的方法的约束，加之公开的批评和多元竞争的格局，所以科学知识不可能天马行空，基于其上的思想、精神、心态当然也不会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因此，与宗教和文学艺术不同，在科学文化中，没有子乌虚有的人格化的上帝，没有虚幻的美妙天堂和阴森地狱；也没有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或者变幻无穷、魔法无边的孙大圣。诚如拉兹洛所说：科学-技术文化用看不见的力和实体充实这个世界，这些力和实体是实在的：不是超自然的神灵，而是物质世界的元素和特征。

（二）科学文化是最有效的研究真实世界的途径和知识生产的理想形态，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化。

在人类所有文化的知识体系中，无论就其系统性和严密性而言，还是就其量的多少和质的精粹而言，科学文化知识体系大概都是独占鳌头的。科学文化仅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但是它所生产的知识总和却是其他文化难以匹敌的，这主要是因为科学文化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精湛的研究方法、公正的争论场所和客观的评价机制。科学文化不愧是孕育和生长新知识和新思想的沃土和园地。再者，科学文化一经确立，它的启发功能即脱颖而出：不仅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知识可以产生知识，思想可以产生思想），而且对其他知识体系，对社会乃至人生，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影响。齐曼说得不错：“学术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识制度’的标准范例。同时，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威尔逊也深有同感：科学文化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文化，这种在历史进程中偶然发现的文化，找到了最有效的研究真实世界的途径。他进而评论说：

今天人类中的区别不是种族的区别，也不是宗教上的区别，也不是像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没有科学研究的工具和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人类就会陷入认识上的藩篱。他们就像一条聪明的鱼降生在深不见光线的池塘里。

（三）独创性是科学文化的独特要求和鲜明标识。

齐曼说：“科学是对未知的发现。这就是说，科学研究成果总应该是新颖的。一项研究没有给充分了解和理解东西增添新内容，则无所贡献于科学。”独创性使科学文化区别于重复的物质生产文化，也区别于有价值的和可复制的精神生产文化，它是科学文化的重要标志。在科学文化中，只有世界冠军或世界第一，没有世界亚军和世界第二，更没有所谓进入半决赛或前十名的个人或团队的地位，而非冠军名次在体育和艺术文化中都是难能可贵的，甚至是很了不起的。科学文化所要求的独创性也隐含着，剽窃抄袭和重复发表不仅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和批评，而且这样做对科学的进步毫无积极意义。

（四）科学文化是尤为强烈的理性的和实证的文化。

史前时期和前科学时期的各种文化也具有某些理性的和经验的特征，但却显得特别薄弱或不甚突出。在科学文化出现之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虽然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与科学文化相比，其理性和实证的成分显然要逊色得多。科学强烈地受到理性和经验的制约；科学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是以经验实证为根基，以纯粹理性为先导，理性和实证成为科学文化的鲜明标识。李克特说，一个文化的知识体系并不是各种命题的随意集合，它们往往是受约束的或模式化的。他进而指出：

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约束：理性的约束，是关于体系内部组织的（就是体系的系统的特征；另一种是经验的约束，是关于体系和观察事实之间的联系的（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特征）。理性的约束倾向于推进和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即体系中命题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和相互强化作用。经验的约束倾向于推荐和保持事实上的合理性，即与已经被接受的“事实”相协调，而且能够满意地解释那些已经被接受并期望体系能予以解释的事实。

理性的约束包括体系的内部变化，也包括把一个体系分化为相抗衡的不同体系。经验的约束包括改变一个体系以使它与观察到的事实一致，或者重新解释事实使之适合于体系。这两种约束可以通过较长的文化进化过程“自然地”形成，也可以通过特殊的个人的有意构造“人为地”形成。在这里，我想强调：尽管理性的和经验的约束存在于所有文化，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在科学文化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最为强劲，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学文化就是理性的和实证的文化。

考尔迪恩对科学文化的这一特色做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阐述，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看法，加深了我们的印象。他说，科学是一种理性生活形式，它采纳了所有理性生活的某些共同原则。科学生活是理性生活的一种形式，是按正确的理由而生活的生活形式。它要求感觉经验、仔细的观察和谨慎的证实，通过经验了解自然。它要求理智的探求，用理性解释经验，把秩序引入感觉资料；要求严格的逻辑、有控制的想像、理智的洞察、明确的分析和广泛的综合，以及精神对新奇事物的警觉。它是以经验和理性的连续作用为特征的，科学生活要求思想和行动的理性统一。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惯例：其核心准则既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变幻无常，科学信念需要定期检查和不断调整。科学生活要求自由：思想自由、讨论自由、出版自由、研究自由。科学工作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事业，他们都受惠于前人的遗产；因此，科学实践要求个人的正直和对同行的尊重，对他人观点和决定的宽容，在鉴赏和批评之间保持平衡。总而言之，科学生活是理性生活的缩影，科学实践是理性生活的学校。

（五）怀疑和批判是科学文化的生命，也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宗教叫人信仰，法律使人服从，科学则公开让人怀疑和批判。科学文化内部的怀疑和批判对于科学发展和进步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在这一点，科学与哲学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有人说，哲学家是靠别人的污垢生活吗？）。毫无疑问，怀疑和批判是摧毁旧科学观念的破坏性力量，比如马赫对经典力学的怀疑和批判，沉重打击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机械自然观，成为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值得注意的是，怀疑和批判也是建设性的力量，比如马赫对牛顿旋转水桶的质疑和批判性分析（马赫原理），对爱因斯坦建构广义相对论有直接的启示。不难看出，怀疑是迷信的清洗剂，批判是教条的解毒药。难怪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这样写道：

在像当代这样的本质上是科学探索的时代，怀疑和批判的盛行不应该被视为绝望和颓废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护措施之一，我们必须再次重申：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科学的最不幸的（并非不可能如此）前途也许是科学统治集团的成规，该集团把对它的结论的一切怀疑、把对它的结果的一切批判都打上异端的烙印。

此外，在科学文化中，作为怀疑和批判主体的科学家不光是怀疑和批判他人的或共同体的已有观念，也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这是抑制草率的或有缺陷的科学产物出笼的有效工具，对于科学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要知道，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自以为非。诚如法拉第所言：“世上不知有多少思想和理论在科学研究者的心智中通过，但却被他自己的严厉批判和敌对审查在缄默和秘密状态中压碎了；在最成功的情况下，没有十分之一的建议、希望、意愿、最初的结论被实现。”这实际上是怀疑和批判的双重功能的体现：剔除错误的思想，完善不成熟的理论，履行科学的清道夫和守门人之责。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在科学文化圈子内，假冒伪劣、逢场作戏、捕风捉影、恣意炒作的事情并不很多。而且，即使对于自己比较自信的发现，科学家往往也出言谨慎，不敢乱夸海口，否则便会贻笑大方，失去宝贵的信誉和脸面。正像齐曼所说：“非正式的概率观念是科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像“有可能是……”、“证据驳斥了……”、“结果意味着……”这样的说法，在研究报告、评论文章和其他公开的科学话语中比比皆是。

（六）科学文化具有普遍性、公有性和共享性。

各种宗教、民俗和艺术门类（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的人文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从实质内容到表现形式，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科学文化尽管在创造过程中及初级阶段多少带有一些地方特点和个人色彩，但是经过科学共同体的充分交流和再加工，这种差异在成熟的理论中便大为减少，从而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普遍性。也就是说，科学文化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共同的，能为每一个乐于分享它的个人和群体所共享。默顿早就揭示出这个特点。斯诺也认为：“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他进而指出：“科学文化确实是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科学界的成员彼此之间常常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出身、阶级、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也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其相似程度远远大于其他文化群体的成员。

（七）科学文化具有自主性、主动性和非历史性。

温格在接受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也确立了科学文化具有独特的自主性，不大受文化变迁的影响，而西方历史的其他产物似乎不是如此非历史的（ahistorical）。这表明，科学与其他文化是高度非对称的，科学这种主动的文化组分似乎总是影响其他本质上是被动的文化。科学文化之所以自主性强，是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结果较少受文化与境的影响，也是因为科学强固的内在逻辑引导科学自主发展。这种自主性决定了科学文化的主动性：对其他文化影响较大，而本身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样一来，历史中的科学的某种非历史性，显然是由科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引起的，当然也与经验事实的稳定性有关。科学的某种非历史性俯拾即是：牛顿时代的许多文化风尚已经过时了、消失了，可是牛顿力学依然如故，基于其上的思维方式也没有完全丧失生命力。

（八）科学文化是见解和诠释多元化的竞技场，是争论和辩驳制度化的语境。

马尔凯（M.Mulkay）认为，科学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偶然性的产物。他把科学文化描述为被分享的诠释见解的多元化竞技场，该竞技场基于灵活的符号资源。齐曼提出，科学文化是争论的制度化语境。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好争论的领域，研究者围绕彼此结论的意义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论。科学知识正如观察和用脑思考一样，同样是争论的产物。科学争论使用的语言是在正式科学交流中的有节制的、没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许多传统的驳斥模式——诸如对个人的恶毒攻击、谴责卑鄙的动机、诉诸权威、演戏般的讲演等——现在极少公开使用。否则，它们会被认为是病态的，而且几乎肯定不会产生预期效果。然而，这种礼貌性的争论的言辞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但明显有利于开放的批评。公开争论是对教条主义的健康警告，并经常把注意力引向未被觉察的危险。

在科学文化共同体内之所以存在见解和诠释的多元化和争论的竞技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学的基本观念，也即科学的逻辑前提或理论基础——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或基本公理——以及对其的评价，都具有约定的特征。法国哲人科学家彭加勒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今人巴恩斯和埃奇也指出，科学知识或广而言之科学文化带有约定的特征。他说，通常把字面上的科学文化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事实和理论。但是，经过重新审查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发现它们并无根本的区别。因为我们关于事物的概念和图式、关于理论和实验符合的评价等等，都显示出约定的特征。一种文化的知识总是具有约定的成分，科学文化也不例外。科学文化只需要把约定作为起点，即作为逻辑推理的前提或公理，这样科学的精致结构或形式系统就产生了。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家被社会化到恰当的约定或前提中，然后本身依然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人从事科学。再者，科学也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系统，而语言使用模式在深刻的意义上都具有约定的特征。于是，我们对科学文化的这一特性获得了如下的新认识：

科学发展伴随着科学观念的局部调整，科学革命是科学观念急剧而根本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学派拥有各自的科学观念（也可以广而言之称其为范式），即不同的本体实在和认识框架等，见解和诠释的多元化盖源于此。对于科学理论的评价和取舍既有外部的确认（理论的命题与经验事实符合），又有内在的完备（理论的基本观念或逻辑前提的简单性），但前者更为根本。尽管人们对经验事实的理解和诠释可能会有分歧，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它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涵义是无法人为地歪曲的。这就决定了科学的争论武断不得，只能靠证据道理说服，不能靠权势暴力压服，也不能靠巧舌如簧骗服。从而不会像政治争论那样或相互攻讦，或玩弄权术，或投其所好，不会像教会那样制裁和杀戮异端，也不会像经商那样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讨生计。同时，这也决定了科学争论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不会像哲学争论那样永永无穷。这样一来，科学文化自然就成为见解和诠释多元化的竞技场和争论制度化的语境。

（九）可靠性（即可信性）的声誉在科学文化中是首要的个人资产，同行评议是科学文化的关键制度。

齐曼揭示出，学术科学是这样一种文化，可靠性（即可信性）的声誉在其中是首要的个人资产。这份资产作为长期的物质资助和社会尊重的来源如此宝贵，以致于他不会冒险求取短期收益。在科学家的教育以及他们从事研究的学徒生涯中，这是被大力强调的，并且被诸如同行评议之类的许多社会实践所强化。他还特别指出，同行评议是科学文化的关键制度。身处科学文化氛围中的科学家，相当多的人并不把权力和金钱放在第一位，也不投机取巧以获取立竿见影之效，而是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和道德声誉，追求长远的、意义比较重大的科学目标。求实的和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也使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较少仰赖长官和权威，而把个人信誉看得得比什么都重要。

（十）科学文化具有某些伦理道德的蕴涵，尤其是诚实第一。

科学文化主要是知识体系及其伴随物和衍生物，并不是伦理道德体系，但是它也蕴涵某些不成文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科学文化和更广泛的文化是反映和指导科学家行为的价值之源泉”，其中最重要的是诚实。鲍尔登注意到，科学文化的重要伦理原则是诚实第一，即绝对不能说假话。如果他在做实验和写论文时弄虚作假或抄袭剽窃，他就会被从科学界清除出去。这个原则在民间文化中偶尔有之，在官僚政治文化中很少见到，而在科学文化中则是最主要的。与诚实原则相关的还有另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把威胁作为迫使别人改变观点的手段。要别人改变观点应该凭证据，靠说理，这是科学界不同于其他集团，特别是政界和宗教团体的地方。但是，如果游戏规则不合理，或者当事人的态度不够端正，诚实第一原则也有被异化的危险。齐曼揭橥了这一点：在许多国家，作为正式申请的项目课题陈述已经成为学术科学的标准特色。忙碌的研究者把它们当作一种浪费的行政杂务，尤其是当他们中很高比例的人竞投资助失败时。可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科学生涯同取决于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发现一样取决于写这些花言巧语的项目申请。事实上，项目申请是现代科学文化中个人、物质、社会和认识诸多维度交叉的节点。

（十一）科学文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有机有机的、生物的现象。

马赫早就认为，科学无论就其起源、目的而言还是就其行为、进化而言都是一种类似生物的、有机的现象。他说：“我们的整个科学生活在我们看来好像只不过是我们有机体发展的一个方面”，“我们在科学领域中的行为一般而言只不过是我们在有机体生活中的行为的副本”，“科学显然是从生物的和文化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辛普森沿着这条思想进路进一步强调：科学中的所有系统具有类似生物的组分。文化本来就是生物现象，科学作为文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生物现象。

（十二）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张力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我在1980年代中期曾经论述过，科学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张力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我又提出哲人科学家的哲学是多元张力哲学的观念。现在看来，科学文化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在多元张力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李克特是这样评论科学文化发展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张力的：在科学文化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尽管彼此不同，但是它们是相容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二者都是知识的习得和确证的途径；能为那些在价值和文化的其他方面有差异的人们提供理解和达成一致的基础，逻辑的合理性的“工具”和观察的经验的“工具”是类似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彼此相似，都具有强烈的激进主义涵义，即必须遵循某些固定的原则。其次，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研究的结果必须与经验事实符合或对应，这就决定了科学的客观性——冲淡为“主体间性”的客观性也是客观性一种形式——是不可抹杀的。但是，科学概念又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科学的基础也具有某种虚构的特征。这就形成了科学文化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张力，关键是如何在二者之间维持正确的比例和微妙的平衡。再者，科学文化既要有“为知识而知识”或“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追求，以利于科学自身的健康发展；又要实实在在地造福人类，以赢得社会和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这就必须在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培根当年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海森伯进而表明，源于西方文化的科学文化把理性基础的知识与实用活动联系起来，使提出原理性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的行动密切联系。这是文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由此产生出我们的一切进步。

毋庸讳言，若要进一步搜索的话，还可以列举出科学文化的一些特性。比如，科学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也具有自己局限性。马斯洛（A.H.Maslow）提到：科学亚文化强大有力而包容甚广，足以解决许多以往不得不放弃的认知问题，但却无法解决个人的问题，以及价值、个性、意识、美、超验和伦理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哪一种文化又没有自己的局限性呢？鉴于科学文化的主要特性基本上已经涉及到了，我们还是就此打住为佳。

三、科学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进路

关于科学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进路，我们不是预言家——恐怕预言家也难以做出准确的预言——不可率尔操觚、妄加置喙。不过，列举一下各家的看法，略谈自己的一孔之见，总是可以的吧。

希尔评论道：今天，科学和技术几乎变得使人着迷，它们渗透在当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科学和技术文化（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culture）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议题和争论核心。1989年法国《世界报》在一篇社评中这样写道：

21世纪活跃的公民，必须能够以充分的事实知识干预社会正在如此造成的伦理的、战略的、生态的和技术的选择，坚持我们个人的基本自由，在面对来自非理性的和科学主义的压力时保持批判的心智，保证经济的未来和我们社会的健康，维护民主本身，都取决于这个社会在它的中途发展真正的科学和技术文化的能力，而科学和技术文化不会被局限于技巧和技术文化，不会被限制在幸运的少数人手中。

在这一争论中，至少有四个关注项目生死攸关。在当代，所有各部分人口共享的科学和技术文化的发展，似乎是使个人能够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结合起来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之一。不断变革人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的科学及其成就，要求每一个人能够参与关于我们社会未来的争论，或者至少理解它的含义，以便被看作是一个羽翼丰满的公民。生死攸关的是民主的责任。在当代，科学和技术文化的传播和共享是改善竞争、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条件之一，为的是迅速适应科学的、技术的和工业的变化，这种变化增加了竞争的关键，我们必须发展基于理解和控制科学基本原理和技术之上的新技艺。生死攸关的是经济的竞争。在当代，由于科学创造的纪念碑被认为是人类心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此科学和技术文化占据的地位仅次于像音乐、文学或美术之类的其他文化领域。生死攸关的是对科学和技术的智力成就的感谢。最后，在当代，理性的当代表达通过吸收内在于科学和技术文化的推理过程而发生了，委任授权首要地落在学校系统上。我们期望，学校将传递我们社会赖以建立的价值和技艺。生死攸关的是构成现在和未来的决定性的质与集体和个人选择的质。

斯诺在列举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对立和走向融合的途径时预言：“第三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新综合——将来临，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交流困难将最终得到缓和，二者会和睦相处。布罗克曼借用了斯诺的名词，但是赋予其另外的意义：第三种文化是由下述处于经验世界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构成，这些人通过他们的工作和阐述的著作，正在代替传统的知识分子，使我们生活的更深刻的意义变得明显，重新定义我们是谁和是什么。今天，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正在避开中间人，用能够达到理解力强的读者大众的方式，努力表达他们最深刻的思想，直接与公众交流，从而引入了知识分子话语的新模式，是行动中的知识分子新共同体的展示。第三种文化能够宽容观念的不一致。它不是好争吵的达官贵人的边缘争论，它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不是没有生气的学术人，而是形成他们一代思想的人，是综合者、宣传者、交流者，是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的新的公众知识分子（newpublicintellectuals）。

尤西姆兄弟（JohnandRuthHillUseem）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不同社会的科学家创造、共享和学习的那种文化式样，这些科学家致力于把他们的社会和地区相互联系起来。这样的式样是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雷斯蒂沃就此议题提出四个基本问题：卷入科学的第三种文化的平凡活动激励正在出现的世界化意识，并构成对它的参与；这些活动通过创造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非私人的纽带，加强了主权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是发达东道国的访问者，他们的活动有助于他们祖国的发展；在科学的第三种文化中的活动把科学家整合到超国家的科学社会系统中。但是，他向第三种文化是正在出现的世界共同体的缩影的观点提出挑战。在他看来，世界化（Ecumene）——世界社会或世界共同体——的一个条件是适当培育作为人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理智之表达的科学，而科学能够被视为构成进步的基础过程。科学的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是关键性的，因为它强调人的探究、合作和进步之间的联系。它能够被看作是科学在其中发展并在世界化过程中传播的系统。理想地，科学的第三种文化培养出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有广阔的视野，对期望完成的东西比较自信，拥有最新的知识、技术能力和革新的热情。但是，这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跨文化活动的后果。职业化和官僚化对第三种文化的机能失调有影响。

对于科学文化的未来走向和两种文化融合的途径，我也发表过自己的粗浅看法。我分析了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对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五点启示：实在弱化，主体凸现；理性主导，经验趋淡；理论暂定，真理相对；科学价值，难以分开；科学自律，平权对外。我进而表示，在坚持科学的理性和实证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多元和平权精神、创新和开放精神的基础上，凸显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科学创造力，建构和诠释新的科学世界图像和科学的智慧形象，协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欲达此目的，就必须使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协调进步。行之有效的途径和办法既不是削足适履、劮轿玻膊皇寝朊缰ぁ⒁货矶停鞘沽街治幕谙嗷ソ杓⒈舜瞬管诘幕∩现榱岛稀⑾嗟靡嬲谩R谎砸员沃街治幕懔骱驼系挠行揪妒牵呦蚩蒲У娜宋闹饕澹╯cientifichumanism）和人文的科学主义（humanistscientism），即走向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和新科学主义（neo-scientism）。这是双重的复兴——人文文化的复兴和科学文化的复兴。我这样写道：

要知道，人的认知能力有三种——理性、心灵和情感，人的认知对象有三个——自然、社会和人生，科学认知的范围和优势像其他学科一样，也是有限的和局部的，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仅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科学人要警惕科学沙文主义和科学霸权主义，清醒认识技治主义或专家政治（它无疑优于官僚政治，但却逊于通才政治）的弊端。因为在20世纪，科学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中轴，科学文化变成一种强势文化，一不小心就可能滋长那样的不正常情绪和非平权的心态。科学人既要进一步加强科学自身固有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矫正机制，深入发掘科学内在的的精神潜能、文化意蕴和人文价值——正如哲人科学家所做的那样，也要以平权的态度善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积极吸纳它们的思想菁华和时代精神气质，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积极呼吁公众和决策者认识和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于社会健康发展和人的完善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促成社会加大对它们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人文人（manofthehumanities）也要戒除井蛙主义（well-frogism）的愚昧无知（从索卡尔诈文事件不难看出）和夜郎主义（yelangism）的妄自尊大，克服某些极端立场、狭隘观点、偏执态度和嫉妒心理，放弃对科学的迪士尼式的乃至妖魔化的涂鸦，多一点建设性的内在科学批判，少一点破坏性的外在科学批判，自觉节制一下封建贵族式的或流氓无产者化的新浪漫主义批判（theneo-romanticcritiqueofscience）。特别是那些乐于享用或不知不觉享用科学所导致的技术文明成果、而又无情诅咒科学的人文人，更应该加以深刻反省。科学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只有这样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才能在和谐的气氛中和正确的轨道上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珠联璧合，科学精神共人文精神相得益彰，从而走向新的综合——科学的人文主义（渗透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新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充满人文思想和人文情怀的新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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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科学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说服而非压服，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8月16日，第7版。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96、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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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27~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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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论文范文第4篇

护理学的研究对象护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健康问题，这里要涉及两个概念：一是健康，二是健康状态。依据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所作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躯体疾病，而且包括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健康是人的各层次需求同时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群很难达到如此完美，这就引出了健康状态的概念，即当人体的各层次需求与功能在一定水平达到平衡时，就呈现一种满足的社会适应状态，即健康状态。这是护理服务的基本目标。由基本目标可以确定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护理学调节的对象是功能和需要的平衡，即当功能不能满足需要时，通过护理学理论和技术调节二者的平衡。北美护理学会给出的128个护理诊断，就是护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提示护理人员从哪些方面去评估病人（服务对象）的需求，然后提供相应的关怀技术，护理学病情观察的方法或思维方式是连接需要理论和关怀理论的桥梁。二是确定了护理学的服务领域在4个维度应有所作为，即人文关怀面对所有人提供服务，预防保健面对健康人提供服务；护理技术面对患病的人给予关怀和帮助；康复指导面对慢性病人提高带病生存能力和面对恢复期病人回归社会提供服务。护理服务的场所不仅仅在医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在社区，通过广泛宣传科学的保健知识，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社区慢性病人群的带病生存质量，降低发病率，减少医保开支，体现护理学的社会

护理工作者的定位护理工作者的定位在医院应是病人利益的维护者，由病人利益出发，尽力满足病人的需求。南丁格尔誓言“务谋病者之福利”也明确了护理人员的定位。在社区应是健康需求的引导者和服务者。护理服务的最高标准是满足服务对象潜在的需求。

护理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护理文化是护理学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护理学是一个依赖道德而存在的职业，它以助人为目的，以维护生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职责，以人文关怀为核心。护理学与道德的关系是内在的、自觉的。护理伦理与职业道德是护理学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然而，一种文化的形成还有待于不断地提高护理人员个体的人文素养，在求真、务实上下工夫，从病人个体的满意逐步发展到赢得社会的认可和肯定。目前我国护理文化建设存在如下问题。

护理文化与“检查”文化的冲突护理文化应该反映和代表护士共同的价值观，而目前则出现了“以病人为中心”和“以检查为中心”的观念上的矛盾。一般来讲，工作检查应促进临床护理工作水平提高，然而当检查过于频繁或检查的标准与实际工作水平距离太远的时候，则很难避免出现为了部门的荣誉应付检查的现象。一旦这种现象经常化，就有形成“检查文化”的趋势，检查在即，一切“以检查为中心”，全力以赴研究检查标准、检查方法和迎接检查策略，使得管理层大都处于应激状态，员工处于突击状态，病人自然就不是中心了。

这里应着重明确“人力”和“人才”的内涵。“十一•五”期间我国注册护士人数增加近百万人，其中更多的是“人力”的补充，而护理“人才”的缺乏才是护理队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护理队伍人才不足主要是指德才兼备、精通护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学科带头人。生物医学模式下，护士培养过程中，人文科学课程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及法学等明显不足，护患沟通缺乏主动性、时效性、通俗性，不能将各项检查治疗的目的、意义乃至结果分析用病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讲解。特别是给药过程中，不能把药物的作用、效果、不良反应、用药注意事项等全部给病人讲清楚，只是机械地执行给药医嘱，病人必然缺乏应有的安全感和信任。另外，由于心理学知识的缺乏，对于病人存在和潜在的心理问题缺乏客观的判断，一旦病人焦虑、抑郁情绪暴发，会产生过度维权的一系列过激行为，给护士执业带来心理阴影。同时无休止的检查、考试也会加重职业倦怠。

迄今为止，护理人员所占卫生系统资源尚无精确数字统计，中国科协对全国护士从业状况的调查显示：80．1％护士认为临床护士数量不足严重影响护理质量；54．2％的护士认为收入不能体现其劳动付出；41．8％的护士认为薪酬没有向一线护士倾斜；49．1％的护士认为薪酬没有体现岗位职责和绩效的差别；加之相当比例的编外护士、同工不同酬使护士的工作热情受到很大影响。以上数据反映出护士群体的工作满意度不高，而最突出的是待遇问题，包括参加培训、晋升的机会、薪酬、决策参与等方面资源占有率明显不足。

对策

目前很多医院的实际情况可能离标准有较大距离，根据各自现有条件需要不同的整改周期，如果医院评审常态化，首先由第三方负责对医院出院病人进行定期的电话随访，掌握准确的病人满意度的第一手资料，病人满意度不达标不能申请评审。同时在明确评审周期的前提下（最好3年～5年）把申请评审的主动权交给医院，当医院自评认为基本达标时再申请评审机构评审、定级，不要集中评审或复审，以免引起政府或评审机构进退两难的境地，有些医院不达标，降级与医院的规模和技术力量明显不相符，不降级就等于降标准，失去标准的权威性。医院也很难走出“以检查为中心”的误区，忽略病人满意度这个硬指标。

人才培养规范化、制度化护理人才培养包括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两方面，学历教育应主动适应临床护理人员的能力需求，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教学计划，以提高护理人员对病人需求评估和关怀能力为核心，在原有的教学计划基础上，大幅增加护理伦理、心理、法学、社会学以及思维训练、领导艺术等人文科学课时及课程，并增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等等。继续教育则以护理人员各能级岗位需求的能力进行理论和技能培训，应用模块教学理论，组合相应的继续教育计划，缺什么补什么，使在职人员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培训方法以互动式教学为主，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再现工作中常见的场景，体验作为病人的各种感受，并总结相应的解决措施。

科学的绩效考核使护理人员正确认识岗位必需的资质、责任和目标，全面客观的评价自我的水平和发展方向。绩效考核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应该在我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和岗位设置的基础上，设置并量化岗位职责和进阶条件，依据个人工作量、服务质量、护理风险、技术难度、教学科研、公益指标等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综合考虑工作量、难度系数、病人及同行满意度、重大并发症早期发现率、日常任务完成达标率等，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不拘一格选拔和培养人才，合理提高护理人员待遇。

要求护理人员以病人为中心，评估病人需求，提供优质服务，各级管理层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定位，逐层评估各级护理人员的需求并给予关怀。护理管理者应以护士为中心，客观评估护士需求，解除他们工作的后顾之忧，体现管理者的服务意识，让护士感受关怀、传递关怀，全身心投入到临床护理工作中。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第5篇

1.1企业管理现代化以实现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均衡发展为目标正如管理学家巴纳德所指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协作系统，是由物质、社会、人以及组织这些子系统构成的，在变化的环境中，承担最优化其他子系统，维持协作系统均衡这一有意识的管理职能的，就是以企业为代表的正式组织。这一职能角色的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得以彰显，现代企业经营者在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开始持续改进和平衡各方利益，并与政府、公众与非营利性机构一起努力构筑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实现组织与社会、个人均衡发展的目标，既是由企业自身性质所决定，也是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的一种自觉选择。

1.2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突破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企业间竞争也相应加剧，如果继续采用价格竞争和规模竞争手段，则会使个体企业的市场空间逐渐逼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而新技术带来的经济租金和高附加值使现代化背景下的传统企业得以突破这一困局成为可能，而且企业普遍的技术创新会推动整体产业逐渐向高层次、高技术的产业价值链的升级，从而创造更加广阔的产业价值增值空间。要特别指出的是，企业技术创新必须要以企业现在拥有的要素为基础，现代化的技术创新并不意味着就要完全以机器和设备来替代人力资源，这样做的结果是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的，这与现代化企业追逐社会、组织和人的共同均衡发展的目标相悖。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核心。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创造价值，但是知识经济体系已经改变了价值创造的方式。企业只有开辟新的收入渠道、重构价值网络、重塑商业模式才能实现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目标的双重实现。新型商业模式更强调企业之间的合作，过于关注价值在焦点企业、供应商、竞争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只会导致企业竞争行为的加剧，从而丧失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而对价值的共同创造的动机则使企业主动选择和其他主体的合作，这种基于竞争和合作的逻辑使企业更加关注价值的创造。

商业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多个方面，它既可能包括多个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变化，如调整或引入新的网络组织参与者，引入新的用户，设计新产品、改善产品性能等等。也可能包括要素间关系的变化，如重新设计和优化网络组织之间关系，改变参与者在网络组织中的角色和功能等等。管理创新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关键。管理创新包括管理方法和组织架构的创新。管理方法的创新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或管理要素组合）引入企业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创新活动。管理创新可以体现在战略管理决策上，如战略联盟、战略平衡计分卡等创新性的战略管理思想和方法。也可以体现在各个业务层面的管理中，如在生产管理中，为了及时、迅捷、合意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企业可以采用准时生产、资源制造计划、最优生产技术、柔性制造系统、精益生产、敏捷制造等新型生产管理技术和手段。而组织架构的创新是指现代企业根据其战略目标和任务及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对企业组织结构的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构建和创新。

1.3企业管理现代化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日本管理学者野中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创造新知识，并在企业内和企业间迅速扩散新知识。以上提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创新其本质都是企业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企业知识能否进行有效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创新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而知识管理的有效性又很大程度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因为只有在信息共享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产生新的知识并扩散知识。但是知识管理并不等同于信息管理，因为一般所说的信息管理主要侧重于信息的收集、检索、分类、存贮和传输等，信息要转换为知识，还要和人类认识能力的结合。所以，企业要实现管理现代化，必须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以信息为依托，通过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实现信息共享，为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2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特征

动态性。所谓管理现代化只不过是学者从研究目的出发而做的一种人为的划分，假如说企业管理现代化始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开启，但是这个进程却没有终点，因为对于当下来说，任何时点都是“现代”。所以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伴随着经济的、社会的、技术、文明的深刻变化而动态地演化。

系统性。虽然创新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本质和主要活动，但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外在特征并不表现为某个企业局部的技术或商业模式的革新，甚至也并不体现为单个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和投资效益的提高，而是最终体现在给整个系统增加的价值和收益。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和社会系统、人的系统、物质系统之间的交换达到平衡。

开放性。企业管理现代化具备开放性的特征，一是体现在对内开放，企业打破内部的等级间的藩篱和职能部门间的区隔，实现知识和信息在企业内的无阻碍流动。二是体现在对外开放，企业通过建立和供应商、经销商的战略联盟，拓宽和消费者沟通渠道和沟通界面，实现知识和信息在企业间的低成本交换。

复杂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关系不都是简单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是构成了一个“共同进化”的商业生态系统。在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为了企业生存和发展，彼此间应该合作，努力营造与维护一个共生的商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复杂动态的混沌系统，系统的稳定与均衡决定企业发展，而企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系统。正是这种反馈性和因果模糊性导致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