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现行的环境治理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现状，抑或从财政经济学和法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些治理手段不能满足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总体要求。《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同时明确“建设法治中国”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并重。由此可见，新形势下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政治因素。《决定》指出，当前深化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规范的现代增值税制度，进一步发挥消费税调节功能，加快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征环境保护税，加强和改进税收优惠政策设定，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可见开征环境保护税具备现实的紧迫性，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要尽快将现行排污费等环境污染费改革为环境保护税，从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向前发展。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经济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即是由不可持续性发展转变为可持续性发展、由粗放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经济、由高碳经济型转变为低碳经济型、由忽略环境型转变为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生态环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关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积极发挥环境保护税的引导功能，有助于淘汰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的落后产业，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和节能技术的釆用，有助于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从而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财税法治化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法律因素。当今，税收法定主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最高法———宪法的认可，在其宪法文本中专门对税收法治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有关下列事项的准则……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可以如同对待其他议案一样，提出修正案或对修正案表示赞同”;《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凡作出(不论直接或间接地)以下规定的法案或修正案……，(1)制定或增加任何税收，或者废除、削减或豁免任何现行税收者”;“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约旦等国宪法均有类似规定”［9］。除此之外，多数法治国家或者地区、若干发展中国家先后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护税法律。财税法治化包含形式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和实质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前者强调税收应当有法律依据，后者关注税收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正义性等法律价值。故，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法，明确税收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法律权利和义务，有助于协调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我国财税法治化奠定法治先例。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社会因素。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这一路径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其一，改革现行财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主要包括改革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与环境相关的税种。此外，可以开征必要的环境保护税新税种，如能源税、大气污染税(主要是碳税和二氧化氯税)、水污染税、垃圾税等。其二，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让环境污染者履行其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自行承担污染成本，并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调动行为人的环保积极性，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开征环境保护税能够筹集大量税收收入以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目标。

二、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制度的现状及困境

1．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第一，现行税收体系中未规定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由此导致我国环境保护税收体系缺乏明确性和规范性。国家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目的是将其作为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财税手段。相比环境直接管制措施，环境保护税具备公平、高效、方便、简洁的优势，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法治国家所采用。我国目前并未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于其他税目中，未能建立较为完善的专门以促进生态保护为目标的各税种要素相互配合与协调发展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

第二，与自然环境、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在制度设计上缺陷重重。(1)目前我国环保相关产品的消费税税率普遍较低，未能发挥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一些属于限制消费、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稀缺资源，其税目税率却不高，如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率过低，甚至一些产品未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2)增值税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目减免计算方法过于繁多，在税收征管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多重减免方式易导致税收流失。(3)《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对企业所给予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所规定的取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异常苛刻、优惠期限过短、优惠形式单一，且大多限于对排放的废物利用采取直接减免等优惠形式，而对绿色产业设备的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或免税政策难以落实。除此之外，资源税存在一定缺陷，对此有学者认为，消费税在税收功能定位上体现出“单一征收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等瑕疵［10］。

第三，我国目前排污收费制度已不符合社会变迁之需要，存在诸多弊病。其一，排污收费制度立法价值存在错误的利益导向，使得一些污染企业和个人认为，只要交纳相应排污费后，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排放未经处理过的废物。其二，排污收费制度的立法依据为《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该规范性文件仅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低且排污收费体系极不规范，这降低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度，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其三，排污费征收范围过于狭窄。缴费主体仅限于企业，使得大量的非企业排污主体被排除在外。在收费项目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的收费项目仅包括污水、废气、超标噪声、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5类113项污染源收费，而未将国际通行的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以及流动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且未将间接污染纳入排污收费制度之中。

其四，违法法律责任与违法收益不匹配。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一概处以罚款1至3倍，但在现实执法中，由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易导致处罚不公。即使相对于3倍的环境污染处罚，企业的违法所得收益仍远远高于其处罚，造成大量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宁可认罚也不愿采取切实措施以治理污染。最后，排污费征管难度大。由于排污费征收立法层次低以及征收手段缺乏强制执行力，导致大量排污企业存在拖欠排污费的现象。2．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困境首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难度大，尤其体现在新税种的确立上。笔者认为，构建环境保护税体系必须着眼于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一新形势之下。简言之，开征环境保护税，即将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造成负面影响的一切生产经营行为均纳入其征收范围。故此次改革，尤其是环境保护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涉及领域广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制度设计难度大，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其次，环境保护税税制设计及征收难度大，尤其表现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与社会变迁的契合。目前，学者在讨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时，多从一般均衡模型这一理论层面设计次优环境保护税率。但是，我们看到环境保护税在实际征收中还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者利润与实际负担能力、环境治理成本等外部因素。故，笔者认为，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来实现环境保护税税制的优化，在确保环境保护收入、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后，我国缺乏环境保护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先进经验。当前，我国税法理论研究多停留在税收征管机制的完善，以求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信息化和规范化，较少关注国外对税收款项的市场化运作。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对环境保护资金管理多采取基金方式，其做法是环境保护税由税务部门统一开征，再纳入生态基金或专用基金，并全部用于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方面的开支。

三、新形势下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之构建

首先，提高环境法治化水平。将环境保护税与生态建设纳入法治范畴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决定》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此可见，加快环境治理法制建设，提高环境法治化水平，是构建环境保护税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1979年9月，我国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随后，我国先后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草原法》、《渔业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30余部有关环境、资源、能源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法律，对控制污染排放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将环境保护税与生态建设纳入环境法治之中。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强环境保护税法治建设。其一，加强立法，制定《环境保护税法》，以构建独立、统一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环境保护税法》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环境保护税税收法律关系、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法律责任等内容。其中，《环境保护税法》应当分别确立自然资源税法律制度、二氧化碳税法律制度、二氧化硫税法律制度、垃圾税法律制度、生态补偿税法律制度等其他税法律制度。其二，修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相互协调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笔者认为，主要修改《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等规范性文件。其三，废除与环境法治化不符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和《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等以费代税的规范性文件。

其次，加快改进我国现行税制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

(1)改进消费税，发挥其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提高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力度。一是适当提高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稀缺资源的税目税率，如提高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率;二是适时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把高污染、高能耗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以充分发挥其保护环境的作用;三是改进消费税计税方式，采用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价外税”形式，以加强我国市民的税收法律意识。

(2)改进资源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以实现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目前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可以扩大到与自然资源使用与保护息息相关的非矿藏资源，同时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从而增加资源税税负。

(3)简化《企业所得税法》中税收优惠政策，如简化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扩大优惠期限、增加优惠形式，从而推动企业淘汰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的落后产业，进一步促进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再次，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我国现行的排污费制度，已远远不符合当前国际环境法治化的要求，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的国际形势下，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必然趋势。

具体而言，我国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保护税税制要素设计。一是征税对象及税目。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为大气污染、废水、固体污染物、垃圾、噪声等5大类。我国现行排污费制度征费范围为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噪声等5类。故应将部分排污费直接改制为排污税，同时开征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适时、适度地将居民生活废水废物纳入征税范围。二是纳税义务人。污染排放税由污染行为者承担，其中主要以企业为主。污染产品税、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以使用该污染产品者承担。三是税基。污染排放税和碳税依据实际排放量计税，污染产品税依据税目从价计征。四是税率。环境保护税税率既要体现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又要对于同一类产品依据环境友好程度区别设计税率。按照税收财政学普遍共识，环境保护税率的最低水平应当维持污染行为所导致的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五是税收优惠政策。对采用先进技术或技术改造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对居民垃圾税实行“阶梯价格”，即对居民生活垃圾实行分类计量收取和超定额累进制。

(2)税收征管。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可见，防治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在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笔者认为，为兼顾效率与规范，环境保护税统一由国税局征管，再按一定合理比例返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最后，加强我国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的配套制度与机制建设。

(1)改革创新环境保护税收征管体制。鉴于环境保护税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可由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为国税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各级环保部门负责定期监测污染源，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计税资料，再由国税部门计算征税款。在环境保护税征管主体方面，笔者认为，国家税务总局设立环境保护税收司，各级国税局设立环境保护税收科(室)，负责本地的环境保护税征收与监管工作，并负责与本级环境保护部门协调工作。

税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会计准则税法税务处理差异

一、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的具体表现

1、历史成本原则上的差异

税款的征纳是法律行为，其合法性必须有可靠的证据做支撑，与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的相关性较弱，但可靠性很强，在涉税诉讼中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因此，税法对历史成本最为肯定，甚至当会计制度在某些情况下放弃历史成本原则时，税法仍然采取恪守政策。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价格变动明显扩大且频繁，历史成本的有用性在很多方面受到质疑。而公允价值倍受关注，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会计准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种趋势。我国近年的“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准则，频繁使用公允价值概念，然而几乎均未得到税法的认可，二者对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不同观点、不同态度，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差异，进而要进行大量的纳税调整工作。

2、权责发生制的差异

权责发生制是指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应以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发生作为确认计量的依据，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权责发生制是会计确认的时间基础，它涉及到一切会计事项。会计准则强调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目的在于使各个会计单位、各个核算对象的赢利状况得到正确反映，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公允。企业在经济业务中必须遵循权责发生制，以权利义务的发生为前提进行会计核算，这与税法确定的纳税义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权责发生制带来的大量会计估计税法则不予承认。通常税法在收入的确认上倾向于权责发生制，在费用的扣除方面则更倾向于采用收付实现制。

3、谨慎性原则的差异

首先，会计准则对谨慎性原则的解释是，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时，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损失。税法对谨慎性原则的理解着重强调防止税收。其次，会计准则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的要求，规定企业可以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等八项减值准备。企业可以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比较期末存货、短期投资、长期投资。但税法仅对坏账准备的计提做了规定，而没有对其它七项减值准备做出相应的规定。总之，税法对谨慎性原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谨慎原则已成为所得税差异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产生的原因

1、二者的职能不同

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职能是筹集财政资金、调节经济、监督管理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纳税义务。同时，税收监督是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并主要是通过会计记录进行的监督。而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是国家根据经济现状和国家惯例制定的，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记录和反映的依据，其职能是反映、监督。

2、二者规范的内容不同

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属于经济领域中两个不同的分支，分别遵循不同的规则，规范不同的对象。税法是为了保证国家强制、无偿、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依据公平税负、方便征管的要求，对会计准则的规定有所约束和控制。税法遵循国家征税机关的征税行为和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解决财富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分配的问题，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而会计准则是为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从让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出发，以相关性、可靠性作为规范的目标。虽说二者都由财政部门负责制定，但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简单地说，税法是维护国家税收的，会计准则是维护企业资本的。由于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会计制度建设发展迅速，而税法的规定更多地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在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前提下进行，其发展速度不如会计制度，二者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

3、二者遵循的应计基础不同

会计核算强调的是权责发生制原则，而税法要求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原因在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各自服务的对象不同，企业会计准则要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性，税法要求满足国家税收收入。如二者均要求费用在发生时予以确认和扣除，但是在增值税的处理上，对进项税的抵扣采取购进扣除法，规定工业企业购进货物只有在验收入库后才能抵扣，商业企业在付款后才能抵扣，每期交纳的增值税并不是企业真正增值部分的税金，处理并非完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而是把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加以结合，这样有利于控制抵减税收的支出。

4、市场经济对二者的要求不同

首先，利润取代产值成为财务会计的核心指标，而要取得真实的利润数据必须严格执行配比原则，为此需要递延某些纳税影响，这就造成与税法规定的冲突。其次，所有制形式多样化造成会计信息使用者多样化，对于许多使用者而言，根据税法计算出来的利润并不能使他们对企业的获利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虽然如此，但税法不能抛弃会计原则而另行构造一个税法核算系统，在具体的问题上，税法对会计原则采取“有利则用，不利则弃”的态度，于是差异就难免了。

三、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产生的影响

1、增加企业负担，有失公平

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在税务处理中的矛盾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导致企业多交税金，有失公平原则，也不利于新会计制度的推广。例如，会计准则规定开办费用应于开始生产经营的当月起一次摊入当期损益，但税法规定开办费在不短于5年内分期摊入。举个例子，某单位60万元的开办费一次计入了损益，但税法规定必须按5年摊销，每年应摊12万元，会计上当期多摊的48万元要作纳税调整，补交当期所得税48×33%=15.84万元。按道理说，在以后的4年中每年可以调整所得额12万元，调减所得税12×33%=3.96万元。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部门根本不会再转回以前已交的税款，这样企业为了执行会计制度不得不多交所得税3.96万元。

2、增加工作难度

不断细化规范、变革发展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使得二者的差异日益明显，给会计工作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增加了会计和管理工作成本。同时，不法企业趁机弄虚作假也给税务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会计核算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快速变化，为符合税法的要求而对某些核算内容规定得过细过死，以至于物价波动、无形资产及人力资源会计等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会计行业的萎缩，会计市场的萧条。

3、不符合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就是要求政府课税要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减少纳税人除税收负担以外的额外负担。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差异大，会计人员不仅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会计法规，还要不断学习层出不穷的税收法规，稍有疏忽，则可能造成偷税，使企业负担超额税收。行政效率就是要求政府课税时尽量节省税务支出，但差异的存在使得税务人员难以把握会计制度的变化，而许多涉税事项又隐藏在会计事项之中，造成税收难以做到应收尽收。因此，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在税务处理中的差异，给国家征税带来了一定困难和麻烦，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给税务部门和会计行业的工作人员增添了一定的工作难度。同时，我们也应当用辨证的观点来看待这种不可调和的差异的积极面，这种差异越细化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越发展，企业的会计制度越健全，国家税收征税标准越细化明确，保证税收收入。

四、协调会计准则与税法关系的措施

对于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差异，我们既不能一味强求二者的一致，也不能使其完全分离。本文认为，税法与会计制度适度分离，在不损害会计体系完整和税法原则准确的基础上对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关系进行充分地协调，是我国现实的必然选择。

1、会计目标与税法目标相协调

我国不能把会计目标完全定位于提供“客观、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因为，当今世界将会计目标定位于此的只有英美等国，而这些国家的现代会计理论和方法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强调为投资服务的倾向，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必须强调为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监督服务。因此，税法和会计制度的目标应尽可能地保持协调，而这种协调在以国家为最高利益的调控下完全可以做到。

2、税法主动与会计准则相协调

（1）税法应有限度地许可企业对风险的估计。税法如果无视企业风险的存在，一味强调保证财政收入，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降低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伤及税基。正如税法允许企业计提坏账准备金一样，许可企业计提其他资产跌价（减值）准备。为了防止企业利用风险估计有意进行偷税和延迟纳税，可对计提各种准备的条件和比例做出相应的规范。

（2）积极推进增值税的转型。增值税的税制形式依税负的大小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其区别主要在于对资本性投资是否允许抵扣。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予扣除，它使得企业在更新设备、改造技术、增加对高新技术投资的增值税负税较高，效益下降，风险增加。因此，应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超级秘书网

3、规范差异、明确调整范围

会计准则和税法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因此，二者对会计实务的要求应该尽量统一起来，力求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的差异。有关部门在制定和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现有的矛盾加以重视和分析，不要让无辜的企业承受矛盾带来的后果。立法机关要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制定会计法律法规时让税务部门参与，在制定税务法律时让会计部门参与。企业会计制度还要与国际接轨，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国情，每出台一项新政策都要充分论证，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应付。

【参考文献】

[1]刘林科：最新财务管理制度[M]．蓝天出版社，2006.

[2]黄毅勤：具体会计准则解析与实例[M]．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4（1）.

[3]刘燕：会计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税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会计准则税法税务处理差异

一、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的具体表现

1、历史成本原则上的差异

税款的征纳是法律行为，其合法性必须有可靠的证据做支撑，与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的相关性较弱，但可靠性很强，在涉税诉讼中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因此，税法对历史成本最为肯定，甚至当会计制度在某些情况下放弃历史成本原则时，税法仍然采取恪守政策。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价格变动明显扩大且频繁，历史成本的有用性在很多方面受到质疑。而公允价值倍受关注，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会计准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种趋势。我国近年的“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准则，频繁使用公允价值概念，然而几乎均未得到税法的认可，二者对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不同观点、不同态度，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差异，进而要进行大量的纳税调整工作。

2、权责发生制的差异

权责发生制是指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应以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发生作为确认计量的依据，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权责发生制是会计确认的时间基础，它涉及到一切会计事项。会计准则强调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目的在于使各个会计单位、各个核算对象的赢利状况得到正确反映，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公允。企业在经济业务中必须遵循权责发生制，以权利义务的发生为前提进行会计核算，这与税法确定的纳税义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权责发生制带来的大量会计估计税法则不予承认。通常税法在收入的确认上倾向于权责发生制，在费用的扣除方面则更倾向于采用收付实现制。

3、谨慎性原则的差异

首先，会计准则对谨慎性原则的解释是，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时，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损失。税法对谨慎性原则的理解着重强调防止税收。其次，会计准则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的要求，规定企业可以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等八项减值准备。企业可以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比较期末存货、短期投资、长期投资。但税法仅对坏账准备的计提做了规定，而没有对其它七项减值准备做出相应的规定。总之，税法对谨慎性原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谨慎原则已成为所得税差异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产生的原因

1、二者的职能不同

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职能是筹集财政资金、调节经济、监督管理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纳税义务。同时，税收监督是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并主要是通过会计记录进行的监督。而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是国家根据经济现状和国家惯例制定的，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记录和反映的依据，其职能是反映、监督。

2、二者规范的内容不同

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属于经济领域中两个不同的分支，分别遵循不同的规则，规范不同的对象。税法是为了保证国家强制、无偿、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依据公平税负、方便征管的要求，对会计准则的规定有所约束和控制。税法遵循国家征税机关的征税行为和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解决财富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分配的问题，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而会计准则是为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从让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出发，以相关性、可靠性作为规范的目标。虽说二者都由财政部门负责制定，但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简单地说，税法是维护国家税收的，会计准则是维护企业资本的。由于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会计制度建设发展迅速，而税法的规定更多地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在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前提下进行，其发展速度不如会计制度，二者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

3、二者遵循的应计基础不同

会计核算强调的是权责发生制原则，而税法要求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原因在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各自服务的对象不同，企业会计准则要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性，税法要求满足国家税收收入。如二者均要求费用在发生时予以确认和扣除，但是在增值税的处理上，对进项税的抵扣采取购进扣除法，规定工业企业购进货物只有在验收入库后才能抵扣，商业企业在付款后才能抵扣，每期交纳的增值税并不是企业真正增值部分的税金，处理并非完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而是把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加以结合，这样有利于控制抵减税收的支出。

4、市场经济对二者的要求不同

首先，利润取代产值成为财务会计的核心指标，而要取得真实的利润数据必须严格执行配比原则，为此需要递延某些纳税影响，这就造成与税法规定的冲突。其次，所有制形式多样化造成会计信息使用者多样化，对于许多使用者而言，根据税法计算出来的利润并不能使他们对企业的获利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虽然如此，但税法不能抛弃会计原则而另行构造一个税法核算系统，在具体的问题上，税法对会计原则采取“有利则用，不利则弃”的态度，于是差异就难免了。

三、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产生的影响

1、增加企业负担，有失公平

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在税务处理中的矛盾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导致企业多交税金，有失公平原则，也不利于新会计制度的推广。例如，会计准则规定开办费用应于开始生产经营的当月起一次摊入当期损益，但税法规定开办费在不短于5年内分期摊入。举个例子，某单位60万元的开办费一次计入了损益，但税法规定必须按5年摊销，每年应摊12万元，会计上当期多摊的48万元要作纳税调整，补交当期所得税48×33%=15.84万元。按道理说，在以后的4年中每年可以调整所得额12万元，调减所得税12×33%=3.96万元。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部门根本不会再转回以前已交的税款，这样企业为了执行会计制度不得不多交所得税3.96万元。

2、增加工作难度

不断细化规范、变革发展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使得二者的差异日益明显，给会计工作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增加了会计和管理工作成本。同时，不法企业趁机弄虚作假也给税务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会计核算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快速变化，为符合税法的要求而对某些核算内容规定得过细过死，以至于物价波动、无形资产及人力资源会计等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会计行业的萎缩，会计市场的萧条。

3、不符合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就是要求政府课税要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减少纳税人除税收负担以外的额外负担。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差异大，会计人员不仅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会计法规，还要不断学习层出不穷的税收法规，稍有疏忽，则可能造成偷税，使企业负担超额税收。行政效率就是要求政府课税时尽量节省税务支出，但差异的存在使得税务人员难以把握会计制度的变化，而许多涉税事项又隐藏在会计事项之中，造成税收难以做到应收尽收。因此，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在税务处理中的差异，给国家征税带来了一定困难和麻烦，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给税务部门和会计行业的工作人员增添了一定的工作难度。同时，我们也应当用辨证的观点来看待这种不可调和的差异的积极面，这种差异越细化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越发展，企业的会计制度越健全，国家税收征税标准越细化明确，保证税收收入。超级秘书网

四、协调会计准则与税法关系的措施

对于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差异，我们既不能一味强求二者的一致，也不能使其完全分离。本文认为，税法与会计制度适度分离，在不损害会计体系完整和税法原则准确的基础上对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关系进行充分地协调，是我国现实的必然选择。

1、会计目标与税法目标相协调

我国不能把会计目标完全定位于提供“客观、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因为，当今世界将会计目标定位于此的只有英美等国，而这些国家的现代会计理论和方法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强调为投资服务的倾向，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必须强调为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监督服务。因此，税法和会计制度的目标应尽可能地保持协调，而这种协调在以国家为最高利益的调控下完全可以做到。

2、税法主动与会计准则相协调

（1）税法应有限度地许可企业对风险的估计。税法如果无视企业风险的存在，一味强调保证财政收入，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降低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伤及税基。正如税法允许企业计提坏账准备金一样，许可企业计提其他资产跌价（减值）准备。为了防止企业利用风险估计有意进行偷税和延迟纳税，可对计提各种准备的条件和比例做出相应的规范。

（2）积极推进增值税的转型。增值税的税制形式依税负的大小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其区别主要在于对资本性投资是否允许抵扣。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予扣除，它使得企业在更新设备、改造技术、增加对高新技术投资的增值税负税较高，效益下降，风险增加。因此，应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3、规范差异、明确调整范围

会计准则和税法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因此，二者对会计实务的要求应该尽量统一起来，力求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的差异。有关部门在制定和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现有的矛盾加以重视和分析，不要让无辜的企业承受矛盾带来的后果。立法机关要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制定会计法律法规时让税务部门参与，在制定税务法律时让会计部门参与。企业会计制度还要与国际接轨，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国情，每出台一项新政策都要充分论证，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应付。

【参考文献】

[1]刘林科：最新财务管理制度[M]．蓝天出版社，2006.

税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税收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所有权绝对原则，所有权之社会化

一：引言

公共力量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人来把它（法律）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它可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像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起的作用那样1.这就是国家之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2.

二：税收法律关系

在1919年德国已在其《税收通则》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为债法关系时3，我国传统税法，仍强调税法是“强制地”、“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其主要功能在于敛财，即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一定数额之获得，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却置于次要地位，也就无从谈起债法上之债权债务关系了。其结果导致“税法得以借国家政治权力，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恣意侵犯纳税人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以致（征税）权力超越了本应作为其本源的（纳税人的）权利，并异化而为权利的对立面”4.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法是一种‘侵犯’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侵权法’；其与以‘维护（财产）权利’为宗旨的私法-‘维权法’自然形成对抗，而无从加以联系”5.其中原由，我认为是中国人对法律关系重要内容的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概念之混沌。作为法律关系核心内容的“权利”与“权力”概念之区分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权力”是一国之公民因要在社会之自由而赋予执行者的它们一小部分“权利”之集合。故“权利”为母，“权力”为子。故权利本位之思想在西方根深蒂固。一直都喊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6耶林也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以“权利与人格结为一体之时，不问是哪一种权利，均不能计算价值之多少。”7呼唤权利之重要性。

在税权越来越带有公权力气味，而有侵犯私权之神圣领地之虞时，西方制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其价值不亚于，贝卡里亚所创制的“刑罚法定原则”8，甚至被认为“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立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9所以，税法亦为“维权法”。“若为‘维权法’，则当有依法治国之实质在税收领域‘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体现，纳税人于是成为依法治税的主体，而税权和税吏才是依法治税的首要对象。”10而该所依之“法”是“维权”抑或“侵权”，全在于是否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其具体内容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

现行西方诸国都自封为“租税国家”11.究其原因，国家财政收入依赖税收，对于纳税者以其自由交换而产生收益，再由国家通过征税“分享”之，所以，“国家自己不必取得公有财产或经济公营事业，财产与营业得以完全私有，国民之纳税义务本质上是其营业自由与职业自由之对价。没有纳税义务，就不可能有经济自由。”12其实，现代国家之“租税国”性质，早在卢梭那里就已有体现，他认为：“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是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13人民（通过代议机关）与国家达成意思表示一致，从而订立一份默示契约，一国之民转让自己的部分财产权利以构成国家之财政收入，从而供国家组织“公共服务”或提供“公共产品”之所需；国家与人民之间由此建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人民因纳税，即对税收债务的偿付，从而获得要求并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因征税，即因税收债权的满足，也就同时负有提供与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义务。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总体思想为，税之关系为债法上之债权债务平等关系，而非公法之命令与服从从属关系。

2：而在中国往往“强调义务为本位，权利处于次要之地位。”14此中原因众说纷纭，但我想其思想之基点在于对中国对传统之世袭。“因中国是一个大国，求便于统一，顾不得不保留一举国共戴的政治领袖及皇帝。又因无法运用民意来公选，因此皇位不得不世袭”15.我想此中对王权的依赖与顺从注定了人思想对于私权的清淡之观念。人需要的是普渡众生之神权力量，而非自身之改造。这就注定了中国的主流思想之命令与服从关系。如民法之“以刑代民”，“行政法之”官法“思想”16.故，这种思想也影响到现今人们。如我国对税收的概念强调两个“地”，即“强制地”，“无偿地”17.

“强制性”还有其可说之理，因为，首先，政府是为广大公民之公共利益，而采取这种措施。这种行为对于纳税人而言，其喜欢也好，还是憎恶也好，只要是一国之公民必要纳税。因为，公民的纳税之款，最后还是通过国家之宏观调控而让公民本身获益。依法理来说，纳税人这种权利的给予，仅仅是让政府作为其代管人做好更有效，宏观的调整。其次，国家这种行为之行使也具有法理依据。因为政府的权力是一国公民权利的一小部分赋予的集合，故，如果公民让政府代表自身行使一些作为人而很难实现的任务，那么，国家也有权力征税。所以，“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关系的话”18，纳税人的这种纳税义务是对等于纳税人享受国家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国家之征税权力对等于其服务公共的义务。故，此种“强制性”之征税者的税权基础，从国际法之国家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即“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19来看，为其中管辖权之具体表现，“从国内法来看，国家的税权包括税收权力与税收权利前者是国家的征税权，后者是国家的税收债权。”20“强制性”之征税者的税权基础为国家的征税权之具体表现。故，国家征税之“强制性”已为广泛国家采纳之。

但，其“无偿性”有待探讨。因为，“无偿性”之过分强调恰恰强化了征税者之税权，而淡化了纳税者之税权，使后者之税权无法之依据。“若从现代税法体现的人权意识出发，税法不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21每一项权利之行使都对应其应承担之义务，但，我国法律只强调了弱者的义务。22“无偿”强调的是单方面之权力，而征税者能否履行其义务是无人究问了。由于税收收入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我国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这决定了税收在财政中是占有非常重要之地位。近年，我国的税收收入已占财政收入的95%左右。但，此不等于此种征税为无义务之行为，恰恰，比重已达到95%以上就更应强调国家或政府的主要职能和任务为提供公共物品，从广义上说，不只是传统的纯公共物品和一部分准公共物品需要由国家来提供，而且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制度建设、立法和司法等也都可归入公共物品之列。这是维持政权存续所必须的。这种“无偿性”的根源在于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乃一种权力义务关系，权力关系说认为税的发生是以税收机关的行政行为为前提的，即行为之主体就立为不平等的地位。“它导致对纳税者的权利的保护的不力，并，把税法理解为保障征税权力运做的法律，税法的内容由此也基本上以程序法为主”23，而缺乏对于纳税者权利保护之实体内容。故，我认为我国应尽早确立征税之“有偿性”，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

3：总言之，我国在定制新的税收法律关系方面，有宏观与微观两种手段。

在宏观之整体上，应强调一国作为“租税国”之立场。“现代国家既为法治国，必同时为租税国。”24强调此点是因为，“租”所对应的是“纳”，这意味着“当取之于民时，绝对不应该因为国家想象上的需要而排除国民实际上的需要”25，故，我国家应实行的“租税国”之手段是，在放弃由自己占有并经营财产以获得收益（财政收入）、即所谓“所有者国家或企业主国家”角色之同时，也通过税法制度“分享”私人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以维持国用；而私人经济主体欲安全享有其财产，并通过自由经济体制加以经营盈利，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纳税，以获得国家的保护。

在微观之调整上，应尽早确立债权债务关系。如海扎尔所述“税法是与私法相衔接的公法，课税的构成要件与民法的概念形式联系，为此原则上应从租税概念与私法概念相一致立场解释税法。”26此种理论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标志着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之内容渐渐淡化，从此，纳税者之地位渐渐提高，使其权利之保障有法理之依据。目前，我们国家的税收之征管法与其他若干税收之实体法，对债权债务关系之态度讳莫如深。“从所得税法与增值税法的一些用语来看，似乎采用为债权债务关系，因为，根据这些法律，纳税人纳税义务之发生不以税务机关之行政行为为前提。但，从对纳税人保护来看，很难说我国之税收乃基于对纳税人之充分尊重而产生。”27故，我国应确立政府征税者与纳税者之间的债之权利义务关系，认为此种契约（合同）为合同法中“继续性合同”，其履行不在于一时，而是深入到纳税者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此种立法不仅保护了纳税者的权利，而且，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府之征收税款不为天经地义，而是相伴着它的对于公共服务的履行义务。

三：税法私法化之步骤

如上所述，税权私法化之终极实现是确立税收法律关系之债权债务关系，但其法律关系之实现需有一定之手段。我认为就只需采用一个步骤，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它影响并支配着其他制度之实现。那就是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与“所有权之社会化”有机结合之制度。

1：制定并宣传“所有权绝对原则”。

1804年，“所有权绝对原则”28在《法国民法典》首次以民法典之形式确认了下来，该原则从此被其后各国民法典奉为金科玉律而为效仿，成为私人从事经济交易之前提之一，成为享有交易物之所有权的重要保障，与“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成为现代民法至三大原则。

“所有权绝对原则”是对于私法上之“平等自由”的具体成文内容之体现。“自由”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卢梭也说过“下贱的奴隶们则带着讥讽的神情在嘲笑着自由这个名词。”29这时，有人会问，两百年前制定的原则并且被现代民法教科书一再宣扬，何必现在再一次提倡？

但，我想说对于一个国家“传统”与“习惯”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这种“传统”这种“习惯”徘徊于道德领域，无涉及人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如：中华传统节日），那么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是与政治，法律相联系，那就要考虑此种“传统”、“习惯”符不符合现行人类社会之发展。中国是有这两千年悠久王权历史的大国，此“大”不仅在于疆域，更重要的为人口，更确切的说是众人之思想。因为纵观中国历史，疆域之大小未深刻影响众民之思想。元朝铁骑奔向多瑙河畔，其疆土之辽阔无国能及，但其蒙古族思想，只为昙花一现，无多大影响。但儒家思想时至今日仍或多或少影响着华夏大地。这些思想中当然不可排除“王权思想”。今日之“王权思想”从平民对于官员之或多或少的卑恭情形中可见一斑。这种封建传统思想大大束缚着“所有权绝对原则”在民众之中的传播。

一国之治理可有两种方式：“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前者指实现方式多为思想家们（当然有法学家）的呼吁，并引起众民之响应，而后通过立法机关影响其政府，但此方式当然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因为，第一，我们的传统就是命令与顺从，虽在现实淡化不少，但还有余力；第二，我们真正能称之为思想家的群体还未建成；第三，民众之素质远未达到能够响应思想家们的呼吁之水平。所以，我们的可行方式只有后者。那么，如何以“从上往下”之方式，让“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奇葩绚丽绽放呢？那只能是靠法律明确此种原则，虽以英美法系之形成来看，法律来自“传统”与“习惯”30，但，如同事物有两方面一样，“法律也有助于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的形成。”31

但，如同发不出音的口是一种摆设一样，需要有宣传之力与之互补，而且，我认为宣传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很多法律只重于其制定，而未充分发挥其法对于全国之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宣传不力。宣传之重要性有两点：1，宣传最重要一点，可在最大范围内普及一部法律。2，宣传侧面上给予公众一信息，国家拥护此法之实行，当然也是一种国家自身主动去保护法律规定之义务，消除其传统上对权利保护之不情愿的印象的信息。因为，“无政府意味着无权利”32.

故，只有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前提条件，才可确立税法之私法化。因为，这样税法才可称为趋向私法的公法。如此一看，税法与私法实为殊途同归，私法为对私人所有权之确认和保障，那么，“所有权绝对原则”可促使税法私法化，保证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债之权利义务关系，限制公法之滥用。让国家征税之时有一种意识，1，公民之所有权之客体不可随意征收，2，其征收之税乃众人让渡所有权为前提。

2：“所有权之社会化”辅助“所有权绝对原则”

“所有权之社会化”绝对不是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否定。时至今日，法律思想已从个人本位进入社会本位，故，“‘所有权绝对原则’也已带有‘所有权之社会化’之内容。”33

征税之基础就在于在充分确认与保障“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基础上，政府已债之方式获得公民之部分所有权用于公共保障方面，而且，此种纳税行为是，一国之民，作为拥有此国籍之人而为的必要行为，因为，国籍意味着此人代表着此国，所谓“无代表，不纳税”34，反之亦然。“所有权之社会化”确认了债之关系上的征税之正当性。

确认“所有权之社会化”有两大益处。1：对于纳税者而言，可将消除因“所有权绝对原则”而产生的消极影响。“所有权之社会化”将转变传统的纳税乃消极义务之思想，让每个人意识到作为社会之一员纳税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纳税之行为受益的还是纳税者。2：对于征税者而言，可更好的做好公共保障方面之宏观调控。因为，如王泽鉴先生所述“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可分三种：第一，侵权行为法；第二，无过失补偿；第三，社会安全保障。35而，后两种都为公力救济，这种救济制度之实现前提主要依赖政府之税收。无税收或税收不力之政府就无能力保护一国之民的权利。因为“权利依赖于政府，这必带来一个逻辑上的后果：权利需要钱，没有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权利就不能获得保护和实施。”36这种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的前提条件为政府之税收。政府首先需要通过税收获得钱财，然后明知而负责任地引导这些钱的使用。

综上所述，“所有权绝对原则”是对于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债之权利义务关系之前提条件，因为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才可扼制政府之公权力的滥用，使“税收法定原则”真正发挥其作为原则在税收当中的指导作用。而“所有权之社会化”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之辅助是，在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之基础上，使政府更好的开展税收工作，并时刻警示于政府征税者必有服务之义务。让政府以税收之钱财，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四：税法之私法化的意义。

税收法律关系中广义之征税客体为“商品、所得和财产。”37而在私法中此为私法调整之对象，即私法之客体，并为私法所保护。这固然使“税法与私法之间实有内在而广泛的关系存在，二者皆可由此互相渗透。”38故我想，税法之私法化即对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之确立，必将会在理论与实践中起着重要的意义。

1：理论之意义。

新中国，人之思想被两种意思形态所统治。一为，中国传统之王权思想，所强调的是，一种统治与依赖、命令与顺从。虽，现今之中国此种思想淡化不少，但仍有影响。二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强调的是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中国大陆现代五十年，马克思主义思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如同“死去的总要纠缠住活着的，活着的从未能摆脱掉死去的”39一样，两种思想相互交融，影响着中国人。前者强调的是“王者权力”，后者强调的是“国家权力”，两种思想之相辅相成在税收方面的影响为，必然导致过分强调纳税人之义务的现象之出现。40

税收私法化之强调，所引申的是政府与纳税者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乃基于契约关系而产生，是意思表示一致之产物。人民有纳税义务之同时，也有接受公共服务之权利，国家有征税权力之同时，有提供公共服务之义务。此乃一种双向法律关系，其中反映的为“交换”、“对价”和“权利义务对等”等来源于私法之观念，体现了纳税人权利为租税国权力之本源与基础之实质，贯穿始终的则是以“自由、平等与权利”为内涵的“契约精神”。

2：实践之意义。

在实践中，税法私法化有以下意义。

第一，对于法律关系，确立税收法律关系之债权债务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撤销制度。长期以来，税收发生之表现为税务机关之行为，而此种行为一向认为是行政行为。税法之私法化可认为此种行为为民事合同行为，税收法律关系完全可以以债法调整之。

第二，对于纳税者，信赖利益之保护。信赖利益为“缔约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因法定事由之发生，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不被追认或被撤销等而造成之损失。41私法是非常重视信赖利益之保护，而税法却特别强调”税收法定主义“。长期以来，当税务机关错误之表态造成纳税人之损失时，不能够由此变更纳税人应交之税，也不能由此补偿纳税人之损失。故，税法私法化之债权债务之确立，会引来税收法律关系中对于双方之信赖利益之保护，特别是对纳税人而言，其利益之保护有债法之依据。

第三，对于征税者，在税收保全制度中代位权与撤销权之确立。我国税收保全有四种措施：1，责令其先缴纳税款；2，责成提供纳税担保；3，通知冻结等额存款；4，扣押查封等额财产。42从中可看出未有合同法中之代位权与撤销权。债权人代位权为“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而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时，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为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职权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为“债权人对与债务人所谓的危害债券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43税法之私法化可让税法借鉴债法中之代位权与撤销权制度，确保征税之完全。

总结：从中可看到税法之私法化对于税法不无裨益。但理论之思想要成为现实之实行困难重重。但我愿用培根的一句话作为论文之结语。“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情，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44

参考文献

1见迪卡尔著：《灵魂感情论》第一部。

2见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何武译p76。

3见德国《税收通则》。

4见漆多俊著：《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5见李刚著：《税法与私法关系谈源》。

6见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何兆武译p16。

7见王泽鉴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6。

8见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黄风译p125。

税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对组织税收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两者矛质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悦是组织收入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枕才能阅满地完成收入任务，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税成为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指令性税收计划对税收行政执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矛盾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显现。如何严格坚持和推进依法治税、如何处理好组织税收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盾

一.收人中心说”带来的治税观念的误区

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对税收收人实行计划管理，强调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在税务部门形成了“唯收人论英雄、唯收人论成就”的观念。税务部门任务观念很强，将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调剂税收收人，确保收人计划完成上，相对而言，法制意识较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

二.税收计划制定的不科学性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障碍

从理论上讲，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有调控作用，所以两者的内在发展趋势应是一致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呈波浪型的规律，税收收人计划应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编制，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编制税收计划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数增长法”，其公式为:税收计划二基数x系数+特殊因紊，即每年国家下达税收计划任务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这种方法具有明白直观、简便易行、连续性强、较为稳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各地的客观经济状况，对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计划分配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基数对计划的影响程度较大，基数越大，税收收人任务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着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务越重，实际上是一种“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减轻以后年度的任务压力.出现了有税不收等现象。第二，基数与依照税法有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宏观调控。在税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税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长收“过头税”，导致“寅吃卯粮”。第三，系数的人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对税源全面、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财政预算反推出来的，可依据性较差，只考虑财政支出的增长需求，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从而容易导致税收什划的增长偏离实际税撅、税收任务崎轻畸重等悄况，会给执行税收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晌。

三.过度强调组织收人导致了对征管质量的忽视

组织收人固然是税务部门应尽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过度强调收人任务导致了税务部门对征管质量的忽视，有悖依法治税的原则和规范征管的要求。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税撅充足，税务部门完成当年度税收收人任务后，放松了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企业欠税大幅度地增加，压欠措施不到位，查处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较大，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常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超越权限要求税务部门特别是地税部门违法实施税收减免和制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了企业的欠税、偷税的风气.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的提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脱离税源实际，片面迫求政绩和地方收人规模的最大化，税务部门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计划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征“过头税”“空转税”“以票引税”等税收违法现象，有的地方为完成“屠宰税”“农业税”等收入任务强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头来计征屠宰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更不用提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了。

（1）正确处理好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组织收人的基础和保障，组织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税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结果，依法治税贯穿于组织收入始终。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圆满地完成收人任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组织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缓解、解决两者矛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税收法定原则，克服单纯追求收人的观点。在“依法治国”已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今天，应重新对“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进行定位。从理论上讲，税收计划是由财政机关和税务部门制定的，是税务部门内部的工作计划，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而税法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及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违反税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再者，从当前形势上讲，虽说组织收人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却不是唯一职能，特别是我国加人WTO后，税收更注重的是体现一种“公平”和“中性”的原则，与国际接轨，“依法治税”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法”就是“税法”，“税法”才是全部税收工作的依据，而不是“税收收人计划”。组织收人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退尽退。而所谓依法治税，其内涵就是“应收尽收”，就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通过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税款解缴人库，实现税款从纳税人到国家的财产利益转移，既不能有税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税收收人任务收“过头税”。由此可见，“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两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税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完成税收收人计划。

(2)改变现行不尽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制定方法。税收与经济是木与本、水与源的关系，不能脱离经济去追求税收增长，更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侈谈什么税收增长。所以，税收计划的制定应逐步改变现行的“基数增长法”，要以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原则，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特别是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CDP增长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考虑运用GDP来编制税收收人，主要有弹性系数法(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和税收负担率法(税收负担率是指税收收人占GDP的比重)两种方法。

(3)改变税收工作考核办法。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对税务部门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应多样化，税收收人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应当成为考察和评价税收工作的唯一标准。能否完成税收计划任务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在税收计划执行阶段，应当将税收计划作为预侧性、规划性、指导性计划，而不是强制性、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对税收工作的评价应该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要求。没有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应当适当弱化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强化依法治税工作的考核，由税收计划的数量考核逐步转变为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将重点放在考核税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体包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申报真实率、催报催缴率、税款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违法行为处罚率、涉税复议变更撤销率等指标。衡量税收工作的优劣，不应单纯看收人总童的多少，关键是看是否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缩小应征与实征的差额。

(4)切实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税收计划是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现行的税收计划，在财政预算上必须坚持“量人为出”的原则，彻底改变当前财政支出制约税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者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部门，这样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税收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5)建立重点税源户管理制度，把组织收人任务落实到具体的税源上，有的放矢。

经济的发展才是税收增长的坚实基础。要制定科学的税收计划必须掌握经济税源情况，税源监控管理已成为新的征管模式中不可忽视的环节，是稽查和征收的前提和基础。加强税源管理，将收人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税源上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科学地确立税源监控对象。纳税人成千上万，税务部门不可能对每个纳税人都进行税源监控，只能采用分类、重点式管理，即建立起重点税源户管理制度，将本辖区内税源大、行业特殊或税源增量较大的纳税人列为税源监控的重点对象。二是加速税源管理的电子化进程。各级税务部门要加快税收的信息化建设，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建立以税务为中心，企业、银行、工商、海关、财政等相关部门联网的信息数据处理中心，为实现经济信息数据的共享创造外部条件;同时开发切实可用的税源分析管理软件，通过软件迅速、准确地进行各项税收经济指标和企业财务指标的分析考核工作，提高税源监控水平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