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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数字化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贸易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贸易数字化

贸易数字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海南自贸港;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一、海南自贸港为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带来新优势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推进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其独具的政策优势、强大的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显著的创新效应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这种推进作用,很大程度上会优化我国现有制造业价值链,并以独特的价值链整合能力实现我国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关于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策优势。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为总蓝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法治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被赋予史无前例的发展优先权、法律变通权。这使得海南在制度创新与自主改革方面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背景下,海南各项产业发展配套政策、各类新兴产业的鼓励性政策先后出台,尤其是海南“十四五”规划以及《海南省创一流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20-2021)》《关于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规范和优化了海南自贸港的营商环境。海南自贸港独具的政策优势有助于进一步强化自贸港自由集聚贸易、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能力,使得海南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关于自由贸易港的市场扩张能力。海南自贸港强大的市场扩张能力体现在其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是中国全面对接RCEP的前沿窗口,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节点。首先,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南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是东南亚、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等地区要素资源进入我国内地的重要门户,是上述地区国际市场链接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节点。其次,海南自贸港也是我国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战略支点,其国际海运主航道优势使得海南成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国际航运的新枢纽,进而成为我国内地市场链接国际市场的重要节点。优势的地理区位叠加海南独具的政策优势,这使得海南自贸港可以为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强大的市场扩张能力。关于自由贸易港的创新效应。当前,随着海南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智慧海南”为自贸港汇集各类高技术要素提供了极具优势的必要条件。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将成为海南自贸港发展的重要特征,并集聚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强大创新效应。“智慧海南”的信息传输及数据安全流动的便利环境,为制造业产业数字化、高端化发展带来了创新机遇,可以促进制造业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和信息技术开发能力,引导制造业与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最终改变传统制造业产业链集成方式,形成产业链高端部门集聚。这种产业高端部门的集聚,将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发展形成重要的离岸引领作用,促进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高端攀升和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

二、海南自贸港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的重构效应

(一)海南自贸港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影响

根据Humphrey&Schmitz(2002)的GVC升级理论,海南自贸港所集聚的创新要素必然会促进我国制造业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并转变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这为我国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占据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提供了可能。从工艺流程升级角度来看,海南自贸港以信息技术产业作为重点建设产业,充分发挥了数字经济优势,不仅可以汇集全球先进信息和知识要素,同时也可以积极对接世界智能化发展趋势。在信息技术、智能科技融合过程中,海南自贸港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对传统制造业发展的限制,通过“虚拟空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从产品升级角度来看,海南自贸港建设将有助于引入全球先进技术、产品以及生产线,这种引进过程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将进一步提高国内制造业发展水平。从功能升级角度上看,海南自贸港独具的优势将有助于其承接产业价值链高端转移,通过将研发设计和产品营销等利润和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环节作为承接重点,逐渐形成自贸港支撑内地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格局。而从链条升级角度看,海南自贸港在很大程度上能孕育制造业新部门、新业态的形成与发展,最终建立起优势的区域价值链并对接全球价值链,以高端节点嵌入方式实现我国制造业高端价值链升级。

(二)海南自贸港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驱动机制的优化

目前,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较弱,核心竞争科技较少,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不高,尚未完全形成以技术、服务、品牌和质量为核心的产业综合竞争优势。海南自贸港建设能够优化我国制造业原有的价值链驱动机制,促使我国制造业向高技术复杂度、高附加值转型。根据全球价值链的三元驱动机制,海南自贸港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驱动机制的优化主要有三方面:首先,生产者驱动型下的我国制造业尚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应以核心技术研发为中心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代表的生产者驱动型制造业需要以技术创新、高端人才为导向进行价值链升级,而海南自贸港依托其集聚的创新效应以及政策优势,具有整合国内外创新技术要素以及吸引高端人才的条件,既能为我国制造业的新技术从研发到应用提供一体化服务,又能为我国制造业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等先进的创新主体合作提供平台,有助于形成跨界合作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其次,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采购者驱动下的制造业要以营销、渠道和品牌三方面作为价值链升级的重点。海南自贸港将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发展重点,突出平台优势来构建营销网络,这为制造业营销管理、渠道流通以及品牌创新提供了线上线下的全面推动力。第三,混合驱动型的制造业应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为重点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以产业转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混合驱动制造业需要以人才、资本、技术以及知识等要素摆脱价值链低端环节,提高生产运营效率,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海南自贸港依托内地大市场链接世界,能为我国制造业建立一个有效整合生产、储存、销售和服务全流程的信息网络,从而优化产业各环节流程,提高产业间协调互动性,最终提高运营效率。综合来看,海南自贸港通过优化我国制造业价值链驱动机制,将原有的凹型微笑曲线扁平化,从而更高地提升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增加其产业附加价值。

三、海南自贸港引领我国制造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现代化平台建设

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强大的制造业互联网络平台,以智能化和大数据来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互联互通,同时也需要智能化以及数字化的服务咨询平台。海南自贸港凭借自身优势,完全可以为我国制造业打造和发展5G技术融合的创新数字化平台,为制造业产品设计、原材料溯源、物流网络、远程运维以及产品回收等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提供安全高效的智能化操作与管理。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制造业全面的数字化发展,更能在较大程度上提升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水平。因此,海南自贸港应加快研发和建设适应制造业发展的现代化平台,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的数字化创新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应加快构建全国性制造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云服务中心,为制造业提供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咨询服务,同时提供人才培养、标准检测、产品测试等一系列配套的生产性服务,推动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整体的高端攀升。

(二)加快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创新技术集聚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使得现实生产中的空间限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不断弱化,而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创新要素的汇集与发展,并直接作用于制造业智能化升级。这些关键技术的获取和发展需要官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海南自贸港应该充分利用全要素自由流动的便利化,引导更多相关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组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云端”研究院、“云端”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和组织。以海南自贸港为中心建设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制造“云端”创新中心,从而以关键技术要素提速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三)优化产业投资结构

我国制造业价值链重构与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全面开放的重要试验区,其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在自贸港集聚。然而,如何有效引导国际资本进入重点产业领域和产业环节,规避资本盲目性投资,这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海南自贸港应该合理引导国际产业资本进入制造业研发和营销环节,尤其是在制造业基础系统、核心技术研发等方面完善投资结构,通过资本集聚效应为我国内地制造业的研发与营销提供支持。应该说,海南自贸港应该充分发挥其集聚资本的政策优势,为我国内地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化发展提供离岸金融支持。

(四)加速高层次人才集聚

贸易数字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管理

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型交易手段和商业运作模式,给企业带来了无限商机的同时,也给税收管理带来了诸多新问题。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化、数字化、隐匿化,对现行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加强对电子商务的税收管理,堵塞税收漏洞,我们必须对电子商务正确认识和了解,认真分析和研究电子商务给税收管理带来的影响,积极探索对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的对策,从而使税收管理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

一从税收管理角度对电子商务的再认识

电子商务是指借助于计算机网络(主要是指Internet网络),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实质上,电子商务并未改变“商品(劳务)货币一商品(劳务)”这一商品(劳务)贸易的本质,只是改变了传统的交易形式,提高了贸易的效率,使商品劳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概念得到全球化的拓展。从资金流方面看,电子商务和传统贸易一样,同样涉及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而资金流则是据以课税的重要依据。

从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广告宣传,其次是谈判签约,最后是支付与配送。对于离线交易,一般都要经过以上三个阶段,而在线交易过程则更为简单,通过网上银行、邮政汇款或输入手机号码等形式支付资金后,即可下载或接收相关数字化产品完成交易,免除了产品配送繁琐程序。从交易的流转程式来看,可归纳为两种基本的流转程式,即网络商品直销的流转程式和网络商品中介交易的流转程式。

二、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税收管理的影响

电子商务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给传统的商品流通形式、劳务提供形式和财务管理方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给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税收带来冲击和挑战。

(一)对税收制度的影响

1.对增值税的影响

电子商务对增值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原来征收增值税的部分有形产品转化为无形的数字化产品后征税时如何适用税种的问题。

2.对营业税的影响

电子商务对现行营业税的影响除了上述提到部分数字化产品适用税种的问题外,主要是提供网上远程服务劳务征税地点的确定问题。我国目前营业税确定课税地点是按照劳务发生地的原则,而在电子商务中这种远程劳务由于其劳务的提供完全是通过网络实现的,劳务发生地变得模糊,其征税地点该如何确定呢?如果是跨国远程劳务服务,由于劳务发生地的确认问题,还将引发截然不同的征税结果:对于国内企业向境外提供远程劳务,若以提供地为劳务发生地,则应征收营业税;反之以消费地为劳务发生地,则不征营业税。对于国内企业接受境外远程劳务,若以提供地为发生地,则不征营业税,反之以消费地为发生地则应征营业税。

3.对进口环节税收的影响

在线交易对进口环节税收的影响是通过两个因素的作用而产生的,其一,当有形产品转化为无形产品进行在线交易时,其交易的基本环节都在网上完成。其二,跨国在线交易可以不经过国家的海关关卡和征税系统,海关在网络面前英雄无用武之地。

(二)电子商务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1,商品数字化,税种,税率确认困难在传统贸易中,商品、劳务、特许权容易区分,因此多数国家(包括我国)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对商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适用税种、税率均有不同的规定。然而,通过因特网传送数字化商品、进行在线交易,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具体信息,因此对交易性质及适用税种税率难以确认。

2交易隐蔽流动,税源控管困难在传统交易的情况下,经营者一般都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住所,而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经营者通过服务器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不需固定的经营场所,服务器也很容易移动,交易地点灵活多变,税务机关难以从地域上进行清理控管,因而经营者为逃避税务管理,不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极易产生漏征漏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3.商品交易简化,征税环节减少传统交易模式下,商业中介如人、批发商、零售商、包括常设机构等有规范的税务登记和固定营业地点,征税和管理相对容易,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产品或劳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直接交易,在征税环节减少的情况下,消费地难以从批发商、零售商等中介环节取得税收;而买卖双方均具有较高的隐蔽性,税务机关难以控管,可能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

4、交易地点集中,税源分布失衡目前我国对网上交易的征税地点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为方便起见,都以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这样,一方面由于采用汇总缴纳规则造成所得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的办法造成流转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从而加剧了税源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国内税源分配面临争议。此外,跨国公司可以在避税地设立服务器,将网上交易的提供地或接受地转至该地以规避某些税收。

三加强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的对策

怎样对电子商务征税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税收征管的技术手段的研究上。电子商务具有隐蔽性、流动性的特点,空间上地域上的距离并不构成交易的障碍,这无疑给税收征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将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复杂化而感到无所适从做法,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电子商务税收管理。

1、完善登记管理,实施源头控管。

2、控制资金流,把握电子商务管理的关键环节。

3、制定网上交易的税收控管措施。

贸易数字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信息协同;跨境电商;运作模式;运营框架;创新动因跨境

1电子商务信息协同化演进趋势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兴起于2007年,受到国内消费者海外购物意愿与日俱增的推动,一批以个人代购、代购网站为代表的跨境电子商务模式逐渐兴起。随着美国亚马逊、易贝等国外知名电商企业扩大对我国的业务布局规模,海淘模式涌现并发展壮大。2012年我国全面启动跨境电商试点城市,自2014年7月起,海关总署《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等一系列利好政策不断出台,推动了跨境电子商务行业步入规模化、企业化发展轨道。受到协同理念的驱动,跨境贸易从业者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通过组织间合作、业务流程整合等方式实现了全产业链信息协同。

(一)跨境电商关键主体集团化运营

信息经济时代要求企业对市场需求、技术趋势、政策法规、环境规制等方面的变化要有准确的把握,并做出柔性化调整。来自全产业链的信息流是企业做出战略调整的关键资源,因此未来行业发展将以最有利于信息传递与共享的方式演变,也就意味着传统商业模式中阻碍信息流动的要素将改变原有组织方式,通过产业结构化调整实现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跨境电子商务行业信息化协同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在于组织种类多样化与规模分散化,将极大削弱信息传递与信息分享效果,由此引发订单处理流程冗余、前后环节衔接不畅、主体责任划分不清、业务对接标准不一等问题,导致服务水平难以满足消费者预期。未来对信息协同的追求将驱动跨境电商供应链组织向更为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对于业务环节的关键主体,如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结算、互联网营销服务、跨境CRM综合服务等企业,将通过收购或合作方式形成领域内大型集团企业,有核心能力的零散从业主体通过商业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确定自身地位,集群内部分工明确、功能完整,能够向外部提供专业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最大化发挥全产业链信息协同优势。另外,集团化运营方式也有利于创新跨境电商业务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模式,构筑跨境包裹商检、缴税、通关的快捷通道,反向促进信息协同在更广泛领域内发挥作用。

(二)服务管理体系协同化发展

跨境电商业务管理体系归根到底是为满足商品供应商、主体功能运营商以及消费者的服务体系,管理绩效最终表现在产业链服务水平是否提升、终端消费者期望是否更好得到满足。在信息协同作用的推动下,跨境电商管理方式将向更有利于实现服务配套化、精细化管理方向转变。细致的服务内容能够产生更为丰富的运营数据,便于合作企业在流程、功能方面有效对接,更好发挥信息协同优势。跨境电商管理体系一方面鼓励更为合理、领先的服务模式融入产业链中,一方面也要制定相应服务规范来明确服务企业的权利责任和行为准则,使其以更为合理合规的方式开展业务运营。未来跨境电子商务将针对国际间物流成本高、运输周期长、国际支付手续繁琐、支付安全威胁、缺乏跨境信用评价等问题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模式,实现跨境电商产业链升级。

(三)跨行业业务流程协同机制逐渐形成

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是跨境电子商务运营管理的重点对象,在信息协同的影响下,“三流”将更为频繁地传递于各业务主体之间,并加速业务流程协同进程。由于企业间主营业务有所差异,在业务操作流程、系统平台接口、数据信息结构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而造成业务协同的障碍。跨境电商管理体系作为产业链中的关键协调者,为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与分享,则需要构建跨行业业务流程协同机制,分为技术协同标准和管理协同标准。前者规定各类信息结构、平台接口、操作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的统一标准;后者重点强调业务流程的逻辑关系,如确认支付与发货流程、商品出库与清关服务流程、退换货的物流环节与客户服务流程等。协同机制将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链更高程度的信息协同。

2跨境电子商务运作模式创新动因

(一)破解物流难题

海淘正在成为跨境电商的热点,但是物流却成为阻碍海淘发展的最大痛点,主要问题集中在国际转运方面。其通常的转运流程是:消费者在境外某国网站下单,需要联系好一家当地华人转运公司,在网上下单时填写转运公司仓库地址,要求电商网站先发货到转运公司仓库,通过转运公司将商品运至国内通关,之后再由转运公司对接的国内快递公司负责将商品配送至消费者。这其中经历了电商平台、国外转运公司、国内快递公司等多个业务主体,往往会出现无信息可查的弊端。缺乏信息数据的收集、归类与集成意味着信息协同无从谈起。2014年这种局面被打破,苏宁易购与“洋码头”合作的“全球购”上线,天猫国际海外物流搭建与“洋码头”深度合作,从而形成了本土电商巨头企业与自建海外仓储的B2C进口电商企业联合的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了信息流、资金流与跨境物流三者融合,信息协同整合了商品筛选、订单管理、在线支付、跨境物流等业务,实现了跨境电商服务价值整体放大效应。

(二)提升跨境电商业务管理水平

基于电商平台的跨境交易本身存在参与主体众多、业务流程环节繁复的问题,目前跨境电商依然需要面对系统不对接、信息流不顺畅的现实。信息协同将有益于促进跨境贸易链条各主体企业有序协作与分工业务模式的形成,从而提升全链条业务管理水平。在订单管理环节,多家境外电商网站会将个人用户订单汇聚于转运公司,通过用户识别、订单汇总、订单分类等相关业务环节,提升包裹信息化管理水平,极大降低包裹在接收查验、合并分类过程中的人力成本;在物流管理环节,电子商务网站和转运公司的信息协同能够实现对商品位置移动全过程的记录,包括电商网站发货到转运仓、转运公司再交接给国内物流企业流程中商品是否破损,或者是否存在消费者为了避税没有如实填报包裹信息而存在海关查验扣留的风险等信息,能够在电商发货、转运公司接货、国内配送、末端交付四个环节传递共享,避免了由于信息缺失所导致的业务流程中断以及事件责任相互推诿的情况出现。

(三)构筑“快速通关”的海关通道

跨境电商带来的海量包裹涌入海关,传统通关流程难以应付突如其来的业务量增加,比如我国宁波港,一个海关口岸清关人员通常只有3人,上千个包裹的清关工作量可想而知,效率无从谈起。因此转运公司的信息与海关系统对接以实现通关流程协同化,是提升通关效率的关键。转运公司按照海关要求提前提交包裹清单及相关审批公文,海关业务系统接收通关申请并实现在线业务办理,极大缩短现场办公审批时间。另外,信息协同有利于实施海关监管。我国海关对于个人自用的海外入境包裹有着严格的重量和价值限制,转运公司出于成本考虑为消费者提供合箱服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构成了转运灰色空间。海关信息不仅对接转运公司,还能够与电商企业实现信息共享,多方信息验证压缩了利益灰色空间,规范转运市场运作。

(四)压缩跨境电商运营成本

基于供应链理论,上下游成员间有效的信息沟通有利于降低供应链运作成本。跨境电商亦可看作是由众多成员构成的供应链条,包括电商企业、物流公司、航空公司、货代公司和报关公司等,其中国际物流运营占据了供应链成本最大份额。信息协同能够有效降低物流运作成本,一方面,UPS直邮与小转运公司之间产生较大价差的原因在于空运价格,航空公司需要确保运量的可预测性,提前预估下个周期的货运量,UPS通过对接航空公司信息系统提前预定下个周期舱位量,航空公司就会给出较高运价折扣;另一方面,信息协同的成本压缩作用还体现在业务信息平台对传统制国际贸易体系的冲击。传统进口贸易流动效率差、壁垒高、链条长,高物价都会转嫁到消费者。信息平台通过打通上游海外零售商家与下游普通消费者,逐渐打破独家垄断的传统贸易局面,缩短国际贸易链条,节约供应链运作成本。

3“数字+协同”跨境电子商务运作模式构建

生产力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使跨境电商已经升级为基于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的数字贸易。在2017年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小企业联、敦煌网创始人王树彤全面阐述了全球数字贸易的概念,即以线上交易平台为依托,以数据为驱动,包含了营销、支付、仓储、物流、金融、关检税汇等相关服务的智能化贸易业态。其中数字化是手段,以达到多主体、多业务之间紧密协同的目的。因此,以“数字+协同”理念主导的跨境电子商务运作模式创新将打破目前跨境电商平台野蛮增长、盲目扩张以及商业模式不完善等行业格局,引领未来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方向。

(一)基于信息协同的数字化运营框架

协同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协同主体相互合作与协调来实现成果放大效应,并不是主体单个行为过程或者某些随机行为拼凑堆叠所能实现的目标。首先,产生信息协同需求是整个信息协同行为的起点,源于个体自身能力无法满足所追求的目标时,必然产生借助外部资源的动机;其次,协同信息查询与获取是能够获得整体放大效应的保障,包括选择适当信息主体与信息客体,从而构成各要素之间协同工作的组织;协同信息共享与利用是真正发挥信息协同优势的关键,借助信息传递与信息共享的功能达到组织间、部门间信息的共知,基于企业期望实现的共同目标,利用信息形成有序的活动计划来满足各方协同需求,创造价值。有效的信息协同行为发生在一个合理的运营体系内部,由于其涵盖全流程业务环节,需要破除企业边界乃至行业边界,构建跨境电子商务生态化数字运营体系,如图1所示。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化运营以电商平台为核心,从交易过程主体来看,电商平台连接消费者、商品制造商与供应链服务商;从功能与业务流程来看,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了信息充分共享机制下的生态链协同。协同理论认为,协同过程不同于组织要素简单的数量相加,是通过个体的知识经验并按照一定逻辑进行要素的配置与安排,发挥要素耦合最大效用。从行为角度来看,以追求协同效应的组织成员之间的有序分工与协作是协同理论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跨境电商平台将交易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功能进行汇总,以模块化信息管理系统的形式嵌入功能体系中,通过兼容性操作平台为企业提供公共接口,同时与业务相关的政府部门及银行实现数据互通;另一方面,电商平台利用自动化调度技术,依据业务处理进度实现操作流程动态组合,并按照业务处理需要合理调用实体资源,有效配合阶段性业务需求,业务活动结束后释放系统虚拟流程与占用的实体资源,以备新的业务流程调用。跨境电商生态圈中的信息主体需要对信息客体的匹配性与有效性进行评估,对于能够满足协同需求的临时虚拟组织,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传递、共享及集成业务信息;对于不能满足协同需求的结果进行反馈,从而激发新的协同需求。信息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存在于信息协同行为整个过程中。

(二)“TaaS”跨境电商运作模式

全球跨境贸易数字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线上展示阶段,产品与服务信息通过网页进行展示,沟通交易全部在线下进行,以1999年阿里巴巴的信息黄页模式为代表;二是线上交易阶段,沟通和交易升级到线上进行,以2004年敦煌网在线交易模式为代表;三是数字贸易时代,以线上交易平台为依托,以数据为驱动的包括营销、支付、物流、金融等智能化贸易业态。随着全球数字贸易模式向更高层次演进,对跨境电商运作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跨境贸易活动更加注重及时性、灵活性、服务性,同时针对贸易参与者更具有包容性,基于“TaaS”(贸易即服务)理念的运作模式将为跨境电商提供数字化贸易解决方案。“TaaS”可理解为模块化服务思想,依托于跨境电商平台海量的交易数据和服务数据,将涉及生产端、流通端、采购端诸多服务,构建多维度、小颗粒、标准化的服务模块,其可以自由组合搭建智能贸易解决方案,从而服务于整个跨境贸易生态。如图2所示,“TaaS”跨境电商运作模式为企业提供大数据分析类、业务服务类、风险控制类、品牌服务类四大类解决方案,用户只需要提出要求并选择相应服务模块,解决方案便会自动生成进而调用相应资源完成此项服务,用户不必知晓业务运营者以及资源所有者,通过“TaaS”赋能而专注于自身主营业务的深耕细作。可见“TaaS”模式抓住了数据这个核心资源,通过对数据的沉淀、分析、再利用,加强了复杂业务流程协同,其可以无限延展,横向上可以不断进化新型贸易服务,纵向上可以服务不同类型贸易主体。未来跨境电商将向轻资产、智能化方向演进,“TaaS”理念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主流。

4信息协同下跨境电商运作模式重构路径

(一)构建以跨境电商平台为核心的产业生态集群

海淘正日益成为消费者刚性需求,据尼尔森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海淘族规模将达到3560万人,而海淘模式流程复杂、产业链成员分散、商品较高的代购费及跨境物流延迟、包裹丢失等弊端严重影响消费者跨境购物体验,也阻碍了B2C跨境贸易的健康发展。究其根源,是由于产业链成员间缺乏基于信息协同的有序分工与同步协作,有效发挥信息协同的作用势必变革现有跨境电商产业链结构,将多类型、跨企业、零散分布的信息流汇集于跨境电商平台,围绕信息流搭建平台框架,重新设计业务处理流程,并且从有利于满足订单需求的视角对平台进行功能重组,从而实现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三者有机结合,确保以平台为中心的跨境电商模式顺畅运转。事实上,阿里、京东、1号店、苏宁和亚马逊等电商企业相继推出海淘业务,目的是利用其电商平台的信息协同优势构筑全新产业链结构,使自身通过业务整合以及流程对接成为跨境供应链主体,传统以个体公司为主体的单向弱链接结构形态将被以跨境电商平台为中心的产业链结构所取代。

(二)提升跨境电商数字化运营水平

跨境电子商务服务链涵盖多种业务功能,涉及多个业务主体,要实现信息协同化管理需要借助先进科学技术,构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作为底层架构的跨境电商管理体系,一方面能够实现跨境物流、国际支付、网络营销等主体业务数字化转换,为关联企业同步化业务内容与协同化业务流程提供信息来源,便于跨境电商平台企业监管订单履行过程中的整体进度,并预知可能存在的风险与瓶颈环节,提前制定突发事件的管理预案;另一方面,以大数据为特征的现代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能够对现有跨境电商业务体系运营管理提供最优化解决方案,如业务流程改进、功能整合再造等,以及通过运营数据监控来筛选优质表现的企业成员,重组业务体系结构乃至供应链结构,实现跨境电商生态圈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三)创新跨境电商服务体系模块化运营

跨境电子商务本身交易流程复杂,主要原因在于涉及环节多、主体差异大,造成信息难以传递与分享,进而限制产业链服务水平提升。通过将报价、订货、付款方式、备货、包装、通关手续、装船、运输保险、提单、结汇等复杂业务流程打包成一套完整解决方案,实现服务体系运营方式创新。面对不同业务需求,各项服务内容即为标准化服务模块,可依据不同贸易场景拼装出个性化解决方案。模块化服务方式提升了跨境电商从业主体间协同效率,一方面交易主体在产业链中明确了自身业务范围与主要职责,为上下游伙伴提供业务处理流程、结果等关联信息,提升了订单履行的透明度、连续性,缩短了订单处理时间,提高了订单的客户响应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网络耦合效应优势,业务主体之间存在多种功能匹配方式,某些主体间合作如果不能满足总体目标,则可进行重新组合直至实现耦合效应,使商业行为更加合理有序。

(四)构建跨境电商服务过程化管理体系

随着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盈利方式开始从基本营业收入向个性化增值服务方向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必将带动跨境电商管理体系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业务功能监管为主的管理体系过渡为过程化监管。即服务型供应链监管对象不是业务功能或部门,而是服务。服务本身具有过程化、无形化的特点,服务内容可能跨越多个企业中若干部门的多个功能,单独评估某一功能运营绩效的高低并不能代表整个服务流程绩效,因此跨境电商产业链需要构建针对业务流程的监督、控制、评价、反馈的管理体系,如对流程运行的关键节点设置标准参数以监督业务状态;面对服务流程在某些环节出现隐患与风险的应对机制;构建基于过程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流程效率等。创新过程化管理将成为未来企业管理体系发展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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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伟伟.我国跨境电商产业链构成、问题及创新发展[J].商业经济研究,2020(11)

3.宋凯钰.我国跨境电商发展中的管理制度、问题与对策[J].商业经济研究,2018(18)

4.马捷,张云开,蒲泓宇.信息协同:内涵、概念与研究进展[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11)

贸易数字化范文第4篇

总结美元和英镑等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可知,货币国际化一般遵循以下规律: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对外贸易的需求,货币会随着贸易规模扩大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贸易结算中;贸易中的货币结余会引发投资需求,相应的以该种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开始出现,货币开始走向国际金融交易结算;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货币会被各国的中央银行纳入储备货币中;随着货币国际计价结算、投资交易以及价值储藏功能的不断提升,最终实现货币国际化。

循着这个规律,人民币的国际化有三个重要条件:一是人民币在境外有一定的流通份额;二是在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三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

央行数字货币(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名为DC/EP,全称为DigitalCurrencyElectronicPayment,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央行电子货币更容易获取,不需要与银行账户绑定,能够更方便进行货币兑换,这意味着在境外更容易获得和使用人民币。

其次,DC/EP不仅是货币工具,也是支付和清算的基础设施,在国际贸易和跨境支付等场景下,交易成本更低,支付和清算速度更快。通过有效整合DC/EP和CIPS系统(即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称Cross-borderInterbankPaymentSystem),建设好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将大幅度提升央行在跨境支付、跨机构支付、清算结算的效率,提高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结算的比重。

最后,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与金融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央行数字货币将为跨境支付结算和人民币金融产品托管清算提供重要支撑,并且享有比传统跨境结算更高的安全性和更快的速度。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规模足够大、流动性足够强、品种足够丰富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加上DC/EP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人民币资产将成为重要的价值储藏手段。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定价权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严重不对等。数字化转型是各领域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人民币数字化战略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开拓崭新的局面。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充分利用央行电子货币的技术优势,在CIPS基础上,构建跨境支付和人民币金融产品的跨国托管清算系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强有力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

二是运用物联网、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研究实现我国在大宗商品领域采用人民币数字货币的交易结算机制,取代美元结算,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新的突破口。

三是加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力度,从全球视角提升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价值,同时继续培育有深度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

四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大力推进人民币在计价与结算环节的跨境使用,继续促进境内外双向投资的便利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投资需求。

贸易数字化范文第5篇

一、法定数字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及战略意义

(一)法定数字人民币将对国内金融体系和信用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货币数字化是全球未来的大趋势。对中国来说,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使用,可以使得货币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更加匹配,货币政策调节更加高效,币值会更加稳定。法定数字人民币对现有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不会产生重大冲击,有利于维护货币金融体系稳定。央行的货币支付功能会因为人民币的数字化得到优化,人民币的货币地位和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将随着法定数字人民币的推出而提升。由于信用风险主体的变化,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安全性与便携性将使其有可能成为一种满足用户储备需求的计息资产。央行能够通过对法定数字人民币利率的调整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存贷款利率,使央行获得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和渠道。在法定数字人民币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实时掌控所有法定数字人民币的收付情况以及进行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具体分布情况,央行能够实现对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全方位、全流程监控。同时,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广泛应用,将有助于反洗钱、反逃税、反诈骗和反恐怖融资等金融犯罪活动,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二)法定数字人民币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份额,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一国货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程度,是该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没有重大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现有国际支付市场的货币使用格局几乎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前人民币充当国际支付结算货币的权重极低,与中国实际的经济规模及对外贸易投资规模不符。法定数字货币将进一步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为全球跨境贸易提供数字化计价、交易、支付与价值储存工具,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并提高交易效率。应较快构建起一套围绕着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较好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职能,在数字时代国际清结算体系的变革中“弯道超车”,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份额。当人民币在国际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网络外部性和支付结算的依赖性,再逐步推动发展人民币的价值贮藏和世界货币职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三)法定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的构建,有助于维护我国金融主权

推行法定数字人民币不仅能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也是摆脱跨境结算的外部依赖、维护我国金融主权的重要举措。当前,人民币跨境清结算高度依赖美国的SWIFT和CHIPS系统。美国利用SWIFT赋予美元的特别权力,以禁止美元交易为其常用国际制裁手段,现有国际清结算体系SWIFT和CHIPS正逐渐沦为美国行使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进行长臂管辖的重要工具,这是对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主权的严重挑战。不仅如此,SWIFT和CHIPS系统技术更新缓慢、安全性难以保证,利用大数据平台和区块链构建一个新的清结算网络,已成很多国家的共识。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清结算体系将是SWIFT强有力的竞争者。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可以省去第三方中介环节,实现点对点的直接对接,其实质相当于各交易方通过数字货币直接建立起“价值链”,并通过分布式账本建立起一个数据“信息网”,从而在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时,快速完成交易支付,这将极大地提升国际清结算的效率,还可以有效革除目前SWIFT系统由各商业银行的美元信息流构建起来的第三方信息中介“信息链”,将货币流通的网络扁平化,实现支付系统底层全面的互联互通,大幅度减少兑换的环节,提高跨境资金的流动性,解决传统的跨境汇兑在链条长、到账慢、效率低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分布式共享账本和数据库的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特点,这些基于其技术核心的特点确保了体系的信用。随着体系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国家和组织参与到体系的建设中,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数字化国际货币合作平台,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国际汇率体系与国际收支平衡机制的数字化创新。

(四)法定数字人民币的率先推出,能够有效提升数字时代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当今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货币在数字时代的价值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国家间在未来数字货币领域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哪一种数字货币的框架体系和解决方案能够得到更多的使用者和参与者,这种货币毫无疑问将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国际金融话语权。在法定数字货币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主要货币形式的未来,哪个国家率先掌握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技术、框架体系和应用场景的标准,哪个国家就能在新一轮数字货币和金融现代化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法定数字人民币的率先推出并迅速推广使用,将有效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数字货币的本质是数字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算法程序上的金融运行系统。越早在实际运用中被证明是成功的系统,其内在技术和运行逻辑越能够被其他国家的系统所接受和借鉴。数字货币领域的标准之争关乎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法定数字人民币在全球的首先推出并顺利运行,可以尽快地占据技术和应用制高点,能够有效提升数字时代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二、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运行模式及前景

(一)短期内,法定数字人民币将以国内流通为主,是人民币M0的部分替代和补充

法定数字人民币采取“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用户”的双层运营体系,核心要素是:商业银行主要承担数字货币的申请业务,而人民银行主要承担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检测业务。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缴纳的准备金由央行进行管理,保证了数字货币的法定效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超发货币和挤兑风险,确保了法定数字人民币不会对现有金融体系稳定造成冲击,有利于实现数字货币对纸币的逐步替代;而双层运营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现有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分散风险,满足法定数字人民币运行过程中的高效安全稳定的需要,有效防止法定数字人民币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防止出现金融脱媒损害实体经济。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运行框架由“一币、两库、三中心”等核心要素构成。其中,“一币”即由央行发行担保的法定数字人民币DC/EPtoken,“两库”指的是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库和存储库,“三中心”包括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一币、两库、三中心”的运行框架设置相对稳定,有利于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和推广。此外,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将会带来多种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二)中长期,法定数字人民币将发挥国际支付和结算功能,促进境外人民币的使用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要抓住金融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以技术创新形成新的战略力量,通过构建以法定数字人民币为媒介和计价货币的跨境数字支付体系进一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确保国家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采用数字货币方式减少和摆脱对现有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的依赖,能够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自主可控,维护国家金融主权。法定数字人民币在终端的零售支付上实际是去中心化的,国际化属性极强,这使得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交易双方认可,使用手机就可以便利地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长期看来,数字货币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不受任何限制地被地球上的任何人使用,并且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无限制地转移,交易成本很低。这样的全球支付网络将对各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影响,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资本效率。通过法定数字人民币可以更加便捷地在境外使用人民币,促进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国际贸易中的使用份额。法定数字人民币将成为未来跨境人民币国际清结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法定数字人民币发展的难点及所面临的挑战

1.法定数字人民币与现有美元体系之间存在矛盾

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主权货币的跨境支付和流通存在着引发国际货币之间矛盾的风险。法定数字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美元的挤出甚至替代,进而会削弱美元在全球的控制力,因此必然会招致美国的针对和打压。如何应对美国对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将是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在较长时间内面临的首要挑战。

2.法定数字人民币与人民币纸币及存款之间的关系亟须平衡

从形式上看,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的信用货币相比具有极高的相似性,然而在信用上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更低的风险和更高的安全性。因此,主权数字货币的流通对传统信用货币也将产生基础效应和替代效应。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诞生和应用仍将会对商业银行、支付体系和监管机构等货币流通环节形成不可忽视的挑战。

3.法定数字人民币与其他数字货币之间存在竞争

在未来的数字支付领域,由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存在独占性和排他性,可以预见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主权数字货币之间将会爆发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会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增加,累积叠加系统性风险,影响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如何平衡法定数字人民币同其他数字货币之间的关系,构建法定数字人民币的网络外部性,是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挑战。

4.数字货币的技术实现和基础性问题还需要继续突破

从技术设计层面来看,虽然法定数字货币在理论上存在很多优势,技术上具备较高的可行性,但当前的互联网和数据技术水平尚无法完全实现对法定数字人民币高频化交易场景下实时数据采集、监控以及分析,这些技术瓶颈也阻碍了对法定数字人民币展开高效精准的操作。从顶层设计来看,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应用规则和法律基础准备也需要突破。

5.法定数字人民币需要培育全球化的合作伙伴国家

目前,国与国之间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亦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当法定数字货币发行面临群雄争夺时,导致的混乱亦需要通过全球化的金融合作来加强国际金融治理。然而,各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监管政策差异很大,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即便对法定数字货币采取支持态度的国家,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的出发点和目标也大不相同。如何培育全球化的数字货币合作伙伴国家是一个较大的难题。

四、加快发展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对策建议

1.加快完善与法定数字人民币相关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框架

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同样需要“适当的标准和明确的法律框架”,要加快完善法定数字人民币适当的标准、相关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框架。构建一个适应于法定数字人民币的金融体系和货币运行流程,是数字时代对金融领域的现实要求。因此在技术创新之外,也应当对金融领域中的组织体系、经营体系、流通体系等方面提出变革和创新。

2.加快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确保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顺利

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离不开不断升级的数字新技术支撑。在数字货币技术创新和场景应用创新方面,要遵循技术中立和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的原则,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采取国家主导、市场化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充分释放私营部门的创新动能,加快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在确保央行在法定数字人民币的主导权和绝对控制权的同时,充分考虑数字货币技术创新和使用特点,监管框架和举措应具有适度的灵活性。

3.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加快建设三位一体的法定

数字人民币国际支付清算系统推动法定数字人民币难点和重点是构建完全自主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结算体系。需要从发行流通体系、支付结算体系、配套监管体系方面建设法定数字人民币流通的金融基础设施,并对接现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交易体系,依托设立海外业务的商业银行和机构,实现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和清算。

4.加快提升对法定数字人民币应用的监管科技能力和水平

数字货币的兴起源于密码学理论以及区块链技术,新技术的运用具有较高的未知性,存在技术风险和信用风险。尽管我国政府没有对金融科技和新技术加以限制,但也应当对其存在的风险加以必要的监管。金融机构也需不断加强和提升自身科技研发能力,鼓励其在对自身信息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控基础上深化与科技企业之间进行合作,提高金融行业整体的安全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5.加快构建大数据监测预警体系,防范法定数字人民币系统的运行风险

法定数字人民币的优势之一,即能够通过人民币的数字化在流通和交易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货币数据信息流。中央银行需要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加强对法定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监管,通过构建大数据挖掘技术的风险预测模型,再基于多维度信息反复对风险预测模型进行验证和完善,及时识别货币流通的敏感信息,提高风险预警的能力,进而实现对各类异常货币金融活动的预警和防控,为监管法定数字人民币的有效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6.强化反洗钱监管合作,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