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制度根基

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政府。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即政府代表行政权，议会代表立法权，法院代表司法权。这种制度反映在城市行政建筑物质空间形态上，则表现为将三个权力机关分设于不同建筑，又通过一定关系有机地联系为整体，从而体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但又统一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治形式。市政体制，即城市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政体在城市的延伸。西方国家的市政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有市议会制、议会市长制、市长议会制、市委员会制、市经理制等多种形式（表1）。城市行政建筑的物质空间呈现出与西方市政体制相适应的特征。城市行政建筑主要包括市政厅和在市政厅内部或周边布置的议会机构，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在空间上分设，又通过一系列的空间联系将其组合成整体。议会建筑作为合法集会场所，在民主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也占据着空间的主导地位。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由于地方社区自治成熟度较高、市场发达等原因，行政机构与部门数目比较少，城市行政建筑一般功能较简单，规模也不大。

2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理论背景

2.1市民社会的复兴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即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市民社会与国家成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实体性存在。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意见，并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通过社会活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形成。现代西方国家繁复的科层统治造成了对市民社会的压制，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模式出现，国家以不同形式、不同向度向市民社会渗透。人们开始重新诉诸于市民社会理论，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①。市民社会复兴意味着人类进入后国家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非政府组织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以往“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②，这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复归其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本质成为潮流所在。

2.2政府改革运动的冲击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及政府公共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的不断增强，国家及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共谋私的公共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全球兴起了政府改革运动，即“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出一个趋势，即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和经常化。公共活动演变为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的本质，广大民众可以公平、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利益。从本质上看，这是传统行政价值观的改变，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政府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角色的变化揭示了价值取向的转变。西方行政改革深刻影响着城市行政建筑的实践活动，从以往强调其精神功能与象征意义，转而重视其服务功能与城市公共空间属性，重视民主政治理念的表述，其物质空间形态更趋开放与透明。

3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类型分析

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体系是以大量独立的小城镇为基本单位。与当代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相比，西方国家的城市行政建筑具有突出的小城镇建筑特征，受到小城镇城市自治、公共财政的影响并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具有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开放性与亲民性，立在私有制的公共财政模式基础上的务实性以及建立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创新精神之上的多元化。一些典例包含了主流的设计思想，尤其是一些获得好评的建成项目，更是直接反映出了城市行政建筑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势。

3.1开放性与透明性

出于对以往沉闷的官僚机构和纪念碑式建筑的反思以及公众对于市政建筑功能的、情感的、象征性的呼唤，人们希望通过文化与政治活动创造出公共空间的场所感，表达更深层次的民主意图。社会公平与公民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努力在相对立而存在的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使得代表国家公共权力的行政建筑逐渐向自由、平等的特质回归，更加注重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那就是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1968年建成的美国波士顿市政厅，建筑的上部是市政办公，下部是公众活动部分。建筑的结构逻辑性明确，内外空间相互融合、穿插，使建筑底层界面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公众可以自由出入，展示了政府的亲民姿态和工作的透明度，创造了亲切的城市空间氛围（图1）。又如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州中心（1985年建成），建筑自下向上逐层后退以减少空间的压抑感，表现出对周围建筑的谦虚姿态。在半径为48.8m的圆形中庭内，各楼层的走廊、楼电梯一览无余。中庭直接与城市地下交通枢纽联系，将人流直接组织到城市交通网络之中，同时把城市人流引入建筑内部。该建筑的个性正是来自于其独特的交通处理方式和完全开放的内部空间环境（图2）。

3.2功能多元化

当代西方国家城市生活更趋多元化，城市行政建筑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政府设施中市民空间的多样化倾向。近年来，供市民休闲的场所以及其它多功能与多用途的空间日益增加，并且这一部分市民空间还将继续扩大。多元化需求与多功能聚集可有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并满足当代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方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政府设施与其它设施的复合。除了行政管理功能和行政服务功能，城市行政中心还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美术馆、剧院、咖啡厅、餐厅、展览馆等，通过设施间的相乘效应，加强设施所具有的吸引力。1988年建成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及歌剧院是一组功能复合的建筑群。市政厅在白天是城市的活动中心，而歌剧院则是夜晚城市的活动中心。功能的复合化提升了建筑使用效率，有效提升了建筑空间的活力（图3）。又如1995年建成的荷兰海牙市政厅，长达244m，宽72m，包括议会大厅、婚礼仪式大厅、图书馆、档案馆和咖啡厅，还有一个高达47m的玻璃大厅，是欧洲最大的室内广场，各种公众聚会的举行使这里总是充满生气（图4）。

3.3民族性与地域性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与此同时，差异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了重大后果。疆域的拓展是与具体角色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生活设计的个人化同步进行的。丧失根基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群体属性和出生的建构；与平等同时出现的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权力的空缺。”③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趋同现象严重。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正逐渐被全球化浪潮吞噬。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行政建筑，有助于塑造民主政府的形象，让市民重新找回城市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这种思潮反映在实践中则出现了许多对地方文化进行有益探索的案例。由查尔斯•柯里亚设计的印度博帕尔邦议会中心（1996年建成），成功地将当地艺术和传统建筑形式结合在一座现代建筑之中。建筑平面采用了曼陀罗④的传统形式，九个分格定义出九个组成部分，整体通过圆形构图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当地红色石材及手工陶瓦的运用更使得该建筑成为博帕尔市悠久文化传统的象征（图5）。另一个例子是1981年建成的日本名护市市政厅，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建筑通过变形天窗和花格窗来遮光，通过屋顶覆土隔热，通过风道来通风和散发热量等。采用通透的遮阳棚架联系东西两大建筑体量，各层北部均设有带遮阳棚架的平台（图6）。

3.4新旧建筑和谐共生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而言，充分表达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追求个性与独特性，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强烈的精神需求，也是每一种文化传统的基本权利与合法要求，更是其能够进入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主体性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保护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潮流，西方历史上的市政厅建筑大多具有很高的建筑质量与艺术水准，记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因此具有较高的保护和再利用价值。让老建筑和谐地存留于当代城市环境之中，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城市的文脉才得以延续。1998年建成的西班牙穆尔西亚市政厅，位于气势恢弘的贝鲁加大教堂的正对面，古老教堂纪念碑式立面主导并控制着整个广场空间。市政厅主入口被设置在侧面，而不是正对广场；建筑临近广场的界面向地下延伸了一层，以形成建筑与广场之间的缓冲区。新市政厅在新旧建筑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既较好地展现了自己的存在，又没有对广场和大教堂构成压迫和威胁（图7）。又如1988年建成的加拿大纽卡斯尔市政厅，该建筑在原市政厅基础上加建而成。设计完全保留了旧建筑，保持了城市历史的延续性。新旧建筑之间是三层高的市民大厅，新市政厅巨大的曲面墙与市民大厅连接，这面墙是新市政厅的主要结构，也是空间标志，同时又为旧建筑提供了现代风格的背景。新建筑还在细节上尊重并效仿了旧建筑，如挑檐、窗户的大小、比例以及建筑材料等（图8）。

3.5绿色生态与节能环保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迅猛发展，高度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物种骤减、气候变暖等后果。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方向。生态设计趋向源于对环境的关注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索取要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小。建筑设计从以往以“功能——空间”为单一目标转变为以“功能——空间”和“环境——资源”并重的双重目标，而连接这两个目标依赖于不同的技术手段。如尽量采用无公害、无污染、可再生的建筑材料；进行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的研究，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注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与遮阳；为改善小气候采用多种绿化手段；为增强空间适应性采用大跨度轻型结构；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处理及充分利用建筑废弃物等。西方国家新近建成的一些行政办公建筑体现出了较强的生态设计理念。2002年建成的由福斯特设计的大伦敦市政厅大楼采用几何球体外形，建筑在获得最大容积的同时外表面积最小。建筑向南倾斜，上层楼板为下层空间挡光、遮阳，中庭周边的办公室可靠窗下的通风孔自然通风。建筑装配了集中环境调控系统，以减少机械能耗。该建筑的空调系统先用泵道抽取地下水，通过天花板下的梁进行冷却，从而避免了有噪音污染和不美观的屋顶冷却水装置，同使用一般空调系统的办公建筑相比，机械能耗减少了3/4（图9）⑤。德国柏林新议会大厦（1999年建成）是福斯特的另一个作品。该建筑采用了混合式能源使用系统以及自然光照明和通风，从而减少了能源消耗，提高了能源效率，降低了建筑的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建筑利用可再生植物油（相比矿物燃油减少了94%的CO2排放量）作为基本能源，建筑余热以热水形式储存于地下300m深的蓄水层；热水泵取到暖气系统内给建筑加温，还可驱动一个汲取式冷温机，产生的冷却水泵取到冷气系统内给建筑降温，或以冷水形式储存在地下。穹顶内光锥上的镜面反射板能够将自然光漫射入议事厅内，其上有太阳追踪装置以及可调节的遮阳系统，在提供充分、柔和的自然光照明的同时能防止太阳辐射增加室内热负荷（图10）。

3.6去政治化趋向

传统行政建筑一般具有很强的政治涵义，建筑形象也比较庄重严肃。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进程，政府形象日渐开放，至少在形式上希望向公众传达出民主理念。行政建筑被逐渐赋予了各种公共功能，成为了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其空间的公共性得到强化，而空间的政治性逐渐弱化。可以说传统行政建筑的政治功能正逐渐被消解。因此，去政治化的设计趋向，即形式民主化成为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①采用温和、平实的建筑外形，希望对公众形成平易亲切的政府形象，以诠释平等的民主精神；②采用透明的建筑材质，将政治活动透明与公开，强调国家权力机构的开放与公正；③将普通公众流线引入政治空间内部，旨在体现权力的运行时刻处于民主监督之下，以防止不公正行为的发生；④设置多种公共服务功能，旨在体现行政建筑的城市属性及其复归市民公共空间的实质。由格雷夫斯设计的美国波特兰市政厅（1982年建成）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轫之作。建筑三段式构图的立面以实墙为主，采用了从古典建筑拱心石及古典柱式中演绎出来的各种构图。这个作品完全打破了以往政府办公楼简洁冰冷的形式，带来了从新古典主义到装饰艺术风格的众多联想，但又明显让人感到建筑立面象一幅通俗的拼贴画。它使城市中极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实现了既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又使大众简明易懂的后现代设计理想⑥（图11）。又如2004年建成的由西班牙建筑师恩瑞克•米拉勒斯设计的苏格兰议会大厦建筑群采用自由的空间布局与夸张的形体组合，似一幅充满诗意的树枝与叶片的拼贴画。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表皮使其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建筑的意味，彻底颠覆了传统行政建筑的庄严形象，体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图12）。结语“政治性空间的产生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同的前提和倾向，包括一个时代在建筑上的惯用手法，以及掌权者的意识形态，强化了时代的政权体系的特征，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看待空间关系的普遍倾向。因此，此类空间以及包含其中的事物可以被认为对公众、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无声注解。”⑦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向，即城市行政建筑的政治性空间含义在减弱，而城市公共空间含义在增强，空间的开放性与透明性不断增强。在建筑功能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以往单一功能行政建筑逐渐向综合型、复合功能建筑发展。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了多元化趋向，其艺术风格与美学形式丰富多彩，是当代西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目前，中国各地兴起了城市行政中心建设热潮，虽然中西方市政体制不同，西方经验中存在着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内容，但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中所包含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复合多元的功能构成、开放的极具个性的建筑形象等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