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不同，描写内容不同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表现了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边城》描写的是一个简单、优美又充满忧伤的故事，由四川到湖南一条官路上一个叫“茶峒”的地方，生活着一个以摆渡为生的老人及其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翠翠和一条黄狗。年幼孤苦的翠翠情窦初开，对当地船总的二儿子傩送的爱深情而真挚，然而纯洁的爱情在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圆满的结局。《边城》中作者写了亲情、乡情、爱情三种人情关系，并把这三种人情美与自然景物的美，边城风俗的美浑然一体，以清新明丽的色调写出边城儿女们的人性美。

二、时代不同，作者的创作目的不同

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于1958年初春，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纯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感情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由此它在问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茹志娟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百合花》所表示的感情也是在政治压迫下的感情。如文章写到坐下休息的时候，通讯员要背对着“我”坐，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还有后面的妇女们不肯给伤员解开衣服，为他们拭去身上的血迹。因为在当时，男女有别的思想还明显地存在。

而《边城》则抛开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出发。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指20世纪——作者注)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基地。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创作中，他一直在寻找着对生命力的揭发，对人性，人的价值和道德观的批判，表达了他张扬人性之美和重建精神与美德的愿望。所以，沈从文的《边城》把人性美表现得更加酣畅淋漓，它完全是一种接近原始而又古老淳朴的人性之美。

三、线索不同

《百合花》以一条枣红色的新被子为情节纽带，以纯洁的百合花为人物思想，精神风貌的象征，把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艺术的连接起来，反复出现，既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寄托者，又是作者展开情节内容的凭借。将全篇各部分有机的串起来，构建了小说艺术事、情、理溶为一体的整体效果，使作品充满诗意的内涵，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小说《边城》以撑船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及与这追求相乎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西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四、表现方式不同

《百合花》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中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通过生活中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娟一生尾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重要特点。《百合花》是他早期作品，虽然写的是战争，却已经包含了刻画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

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翠翠与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魂灵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难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轻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

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凡是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悔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美”的美德。

五、艺术特色不同

茹志娟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能够站得起来的艺术形象，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英雄”。如果把小通讯员当作“英雄”来写，那就得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勇猛的一面，小说叙事者只能与“英雄”的同行，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也只能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按当时审美习惯，作家是不可以让新媳妇顺便笑话“英雄”的，虽然“英雄”可能有暂时的失败(如借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却会有损“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时左右，这正是娟的可贵之处。

在《边城》中，作者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社会形态，这里没有绳墨规矩的束缚，也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制约。这个社会的人和事都是那质朴、单纯，虽然也有贫富等级之分，但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享受着一定的人格平等，富人也与穷人一样的豪爽，慷慨和救人之急，他们的心灵同样单纯、温存、善良。边城人的身上都闪烁着人性美的光彩。而且，作者把亲情、乡情、爱情这三种人情美与自然景物的美，边城风俗的美浑然一体，以清新明丽的色调写出边城儿女们的人性美。

六、结语

人性，是对社会和他人具有的某种意义和作用上，显出强弱和美丑的。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却说，人之初，性本恶。这是古人对人性的探讨。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人的内心深处是变化难测的。不管人性作怎样的变化，我们的古人已将它做了大致的划分，便是善与恶的划分。文学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人生和自然的天地，展示鉴赏真、善、美的审美领域，创设了陶冶情操、完美人性的艺术环境。让我们在文学的殿堂去发掘生命的真谛。

参考文献：

[1]茹志娟.百合花.延河，1958，(3).

[2]茹志娟.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11).

[3]陈思和.战争小说与人性美：《百合花》.中国当代文学史.

[摘要]文学是人学，表现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生，而人性则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所表现的人性美进行阐释，以期发现二者的独特之处，并寻找文学作品中对人性呼唤的深层文化动因。

[关键词]人性美文学创作作品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