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新生女婴被溺死是通行的习惯，即使不被溺死，也被认为低人一等。贫苦人家的女儿家“被囿于她出生的房子里，只能操持家务，被所有人，尤其是她的兄弟，视为奴婢，有权要她做最下贱最辛苦的事”。②富人家的女儿不用做家务活，留着长长的指甲，“化妆、吸鸦片、与仆人聊天、拜访几个女友———这就是她们的生活。”③但是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都要裹脚，大母脚趾不动，其他四个脚趾藏在脚面下，最后就裹成了很匀称的小脚;其二见到男子要羞涩地躲开，最后被关在一顶红轿中从娘家抬到婆家。从婚姻仪式来看，古伯察认为盛装的新娘就像一件待购的商品，“出嫁之日，她即刻意修饰装扮一番。她被镶嵌在华贵的丝礼服里，浑身闪着珠光宝气;她黑亮的发髻上插满鲜花及精美宝石”。①这与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中描述的形象不谋而合:“一个女人在结婚那天，需要‘铺头盖面’的打扮，带上她所有的装饰品和珠宝。她的脚束到最小程度，指甲是修剪过的，脸庞是涂抹过的，头发是打了油的”，“这一切和黑木料雕成的摆设一样的僵硬和复杂。她两只手由女仆牵着，眼睛下垂着，面无表情，忍受着客人们的审视”。②从婚后生活来看，成家后的妇女似乎获得了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然而，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形象的塑造者西方人比中国妇女有更大的主体位置，他们拥有塑造中国妇女的权力，决定着中国妇女扮演的角色和生活状态乃至心理观念。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权力在此似乎不仅必须根据经济利用和物质压迫来加以理解，而且也应该根据更广泛的文化或符号，包括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表征体系’内表征某人某事的权力，来加以理解。它包括了通过表征实践实施符号的权力。”③这种表征体系似乎很客观，既注意到不同妇女的实际行为和经验之间的差异，也注意到上层女性与普通妇女之间的鸿沟，实际上却隐含着自我优越感和拯救感，保持了西方在道德和文化上的权威地位。在他们看来，上层社会的妻子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生一两个孩子就行，当然，生的男孩越多，在家里越有发言权。康格夫人认为中国上层社会的女性不仅穿着华贵精美，而且恭谨谦顺，有独特的学识和见解，“她们是自己国家的研究者，能兴致盎然地、理智地谈论本国的风俗传统”。④

玛丽•福冉瑟则认为她们无所事事，令人厌烦，她们“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触摸每一件东西，试别人的衣服，打开衣橱和要求使用每一样东西，而且说也奇怪，当着人的面把所有盥洗室的肥皂都拿走”。⑤尽管这些关于上层女士的记述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然而却隐藏着深深的优越感，其独特的学识和见解是因为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或者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与此相对，关于普通妇女的研究更为具体，更为全面。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妻子不仅担负着日夜照看孩子的责任，而且准备全家人的食物，承担了全部的家务活。如果丈夫生病、失业或者、吸鸦片，妻子还要想尽办法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包括借贷、做临时工、捡东西等，“在苦力从货房搬运大豆、大米到大帆船上去的路上，两旁站满了身穿破旧衣服的女人，她们大多数还背着婴儿，拿着篮子和刷子等候收拾从口袋里掉出来的粮食，如果搬运工的口袋里掉出一点糖粒米，她们立刻收拾干净。”⑥有时还得利用亲戚关系，尤其是回娘家蹭吃蹭喝，“女儿回娘家时，是有着经济方面的原因的。她会带着一大堆为婆家人做的针线活回去，叫娘家人帮忙做完。女儿每次回娘家都尽量多地捎上几个孩子，更主要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在外婆家里尽量多住些日子，蹭吃蹭喝”。⑦尽管妇女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痛苦和悲哀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然而生活仍然非常艰难，粮食经常不够吃，这时，家庭主妇往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最好的食物给家中的男性家长和孩子，残羹剩菜才是自己的。实际上，家庭主妇们的食物经常是煮开了的米粥、咸萝卜、煮地瓜和腌菜等，有时还得把细土搀和到饭里，许多人因此而营养不良，加上生孩子过多，生活负担过重而损坏了身体。“十八岁出嫁时还水灵清秀，三十岁时开始红颜消褪，五十岁时就已是鸡皮鹤发了。”⑧

无论妇女付出多少努力，都不能改变“丈夫永远是领导和指挥，妻子永远是跟随和服从”的现实。丈夫打妻子被认为是合法的行为，一个很小的事情可能引发家庭暴力。“主人的大女儿坐轿子来了，她带来了个令人心酸的消息，丈夫揍她了。她丈夫开了个卖布的小商店，从她的诉说中，我能弄明白的是她让裁缝订做了件新衣服，但没有坚持让裁缝从她丈夫的店里买布料，衣服做好后，她丈夫拒绝付账，转而把她揍了一顿。”①不过，让妇女感到最可怕的还是那种男性父权的压迫。“一个女人不贞就会被石头砸死、水淹死或吊死，而男人却不会受到同样惩罚。”“如果他另娶‘二房’，但被抛弃的妻子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安慰自己。无论她的配偶多长时间不在，忠贞是她必须做到的职责。”②为了进一步突出中国妇女让人厌恶的牺牲品形象，很多传教士和学者都描述了中国妇女的骂街现象。在中国骂人是一个常见的的现象，随时随地都会遇到，有时女人的骂人话比男人的还要下流。“骂街的方式常常被妇女们所采用，她们会爬到房子的平顶上去，声嘶力竭地马上几个小时，直到嗓子喊哑为止”。③“不管她们在其他地方的才能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她们用尖锐犀利、连篇累牍的语言去诅咒叫骂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亲临其境聆听一次这样的典型叫骂，他就会注意到那一阵又一阵接连不断的连珠炮般的骂声里，所选择的词汇是多么形象生动，出神入化，———中国女人的舌头里隐藏一件男人们根本无法对付的武器。”④如果说优雅的举止、干净的衣着、良好的教育和富足的生活是文明，那么上文谈到的关于中国人的缠足的行为、荒唐的礼仪、贫困的生活、骂街的现象等都可以在文明的话语中找到解释的框架，那就是文明的对立面———野蛮。文明与野蛮作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逻辑专制的关键词，野蛮的存在本身就是西方先进性和优越性的反证，而野蛮的标准是由西方的文明来确定的，这就是游戏规则。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女性

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中国妇女并不是热门话题，只有在一些诗歌、散文和小说的零散段落里可找到对中国妇女的简短描写。然而这些作品却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如英国兰姆的《古瓷器》、胡德的《茶杯之幻想》、法国克洛迪约•博普兰的《中国热》、罗曼•古鲁斯的《逃亡和叙事诗》、儒勒•凡尔纳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约瑟夫•梅里的《英国人和中国人》、保尔•蒂伏瓦的《中国蝉》、美国玛格丽特•斯达布勒的《待价而沽的苏叶姑娘》和弗兰克•诺里斯的《追求异族姑娘》等。这些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异国情调色彩，其描述的中国女性形象影响了20世纪乃至当代的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像赛珍珠的《吴女士的闺阁》、《大地》和张戎的《鸿:中国三女儿》等都可以在19世纪西方文学中找到影子。《古瓷器》中作者兰姆对中国的想象比较有限，他所想象的中国形象与17、18世纪欧洲人从中国瓷器和绘画上想象出的中国形象没有什么两样，⑤女性在他的笔下是以貌似天仙和娇小华贵的形象出现的，“请你欣赏一下在这瓷器上蓝蓝的夏季别墅里这位娉娉婷婷、弱不禁风的娇小的夫人”。⑥1826年，托马斯•胡迪模仿兰姆的《古瓷器》写了名为《茶杯之幻想》的散文，把兰姆喜欢的熙春茶用作中国女性的名字，他描写了熙春那双几乎看不见的小脚，从此以后，小脚就成为西方描述中国妇女形象的一部分。⑦泰奥菲尔•戈蒂耶在《中国花瓶》中写道“美人两眼的眼梢是又细又长，一只小脚小得可以握在手中”，“她像诗人一般抒怀，先是歌咏杨柳，再是吟唱桃花”。⑧克洛迪约•博普兰也说中国女人是“吊眼的中国小女人”，“穿着高跟鞋坐着，以奇特的姿态”，然而这种诗意的女人在《逃亡和叙事诗》里成了卑贱的可怜虫，“挑选她征求她/仿佛她是唯一/甘做奴婢的女人/卑贱甚而廉价”。⑨

17、18世纪很多传教士都描述了缠足的女孩，但是他们没做出什么价值判断，只认为这是中国的一种风俗，而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对缠足做出了价值判断，缠足被认为是不人道、自然和令人厌恶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的主人公金福的未婚妻娜娥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痛苦的手术让脚变得畸形，“她天生一双小脚，并不是因为裹脚而野蛮地使她的脚变得小巧的”，而且她长得不像真正的中国人，“她肤色白皙，全然脱掉了那颇具民族特点的黄肤色，眼睑没有丝毫上挑”，“脸上不必着花粉”，完全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标准。①《英国人和中国人》描写了一名与外界隔绝的中国高官妻子的故事。这名妻子透过围墙缝隙，瞥见了一位帅气的英国军官，为他的魅力所吸引。为了纪念她的所谓“爱情”，她把另一位英国人关在密室里长达3年。这次爱情使她产生了人类的情感，这是别的中国人体会不到的。《中国蝉》讲述的是慈禧最宠爱的公主芦花的故事。芦花在一次满人阅兵式上注意并喜欢上法国外交官洛莱，于是命人掳回洛莱作丈夫。没想到洛莱非但不喜欢她，还把她视作残忍、无情和荒谬的中国产物。芦花试图使用酷刑使他屈服，但是洛莱说服了她。她逐渐放弃孔子的哲学，接受了基督教文明，拥有了欧洲妇女的善良、富有爱心和谦卑的美德，从而摆脱了自己种族的一切缺点，通过非中国化赢得了爱情。《待价而沽的苏叶姑娘》讲的是中国人之间的通婚故事，长相一般的中国姑娘苏叶为了嫁给有财产、有权势的堂会头目曼托，精心安排，趁着给曼托按摩的机会把毒药揉进了他的眼睛里，导致曼托失明并对苏叶产生了依恋感，最后苏叶嫁给了曼托，并继续将有毒的液体揉进曼托眼里，使他的眼睛无法复明。《追求异族姑娘》讲的是中国人和法国人的通婚故事，法国小伙子简•卢佛利被中国姑娘达拉罗的异国风情所吸引，两人陷入热恋之中，不久，卢佛利因工作回到军舰上。后来两人在旧金山巧遇，当达拉罗知道自己因感染天花将变得面目全非时，为了不让爱人看到自己的脸，分手时达拉罗故意把天花传染给卢佛利，结果卢佛利双目失明。一般说来，面对异域文化，人们的情感态度的表现方式主要有:对异国的反感、对异国的迷恋、对异国的同情、对异国的恐惧和对异国的好奇等，多数情形下，这几种情感表达方式在文学作品中交织在一起出现。然而，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文学中，对中国的反感成为作家或者诗人创作的主旋律，作家通过文学勾勒心灵所感受的中国女性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或者封闭麻木，或者狡诈毒辣，与当时的中国形象不谋而合。

中国女性负面形象的解读

通过对19世纪女性形象审查我们发现，传教士、外交官和文学家等共同塑造了一个愚昧落后、狡诈无耻而又封闭麻木的中国小脚女人形象，典雅、精致迷人的女性变得肮脏、卑鄙，彻底颠覆了马可•波罗眼中的美好中国形象。博岱提出，近现代欧洲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两个层次的分析，即物质的、现实的层次和观念的、文化的层次以及他们相互的关系。中国女性形象的生成也离不开这两个层次的互动，以下主要从知识体系、观察视角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知识体系来看，负面的中国女性形象实质是“对西方回应”范式在妇女领域的一个体现，是一种权力的文本。尽管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范式是在20世纪才提出的，但实质上19世纪的纪实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已经采用了“对西方回应”的解释模式，即中国妇女作为中国的代表被看成传统文化的牺牲品，直到西方人来救赎，只有西方的价值观念才能让她们获得解放，引领她们走向解放，步入新的时代，这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正好同步，“其所强调的符合每个国家和个人利益的‘真理’和‘科学’事实上不过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认知世界所建构的‘知识领域’而已”，“新型知识的形成与积累，使得统治的结构合法，从而扩大和放大了权力效应”。②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对中国的角色定位———专制野蛮的中国———这不仅贬低了中国人，也融入了西方人的统治目的，一个落后没有教养的低等民族应该被占有。妇女形象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整体形象相一致，奇怪的装扮、裹着的小脚、粗俗的言论，普遍地缺乏知识，一夫多妻制的存在正好印证了中国的野蛮，女性形象越悲惨，中国的落后形象越突显。

第二，从观察视角来看，西方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文学家对中国社会或中国妇女进行讨论，表面看来，他们是作为个人，从个人兴趣出发进行探讨的，实际上西方社会文化的“在场”和中国文化的“缺场”是不言而喻的。不管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写实作品还是虚构作品，这个形象更多地表达了西方女性思想解放及性别文化思考、发展的内在需求，即通过对中国女性的想象与体悟，来表达自我的价值观念、理解和假设。19世纪的欧洲仍是男权至上，妇女处于依附地位的社会，指导妇女行为规范的书大量出版，比如《妇女的责任》10年中再版了13次，它指出:“让男人享受和睦和成功的快乐，知识王国属于他们，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为他们设计的……妇女的任务体现在平静、爱和无私中。她的付出与成功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她们的影响是无私的、非世俗精神的。”①简而言之，妇女的责任就是让丈夫生活舒适，以享受家庭的快乐，而自己则要在道德上保持贞洁，并用高尚的道德影响社会。但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了，女权主义者致力于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代表作有英国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克拉特的《女权辩护》(1792)和约翰•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等。欧洲妇女取得了比前人更多的权益。1839年的“幼儿监护法”、1853年的“愤怒袭击法”和1886年的“婚姻法”使得英国妇女有了平等的孩子监护权和离婚权。1848年斯坦顿起草了美国女权主义第一个历史性文件《观点宣言》，呼吁取消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争取妇女在各方面的平等权力。到1860年，有14个州通过了给予已婚妇女财产权利的法案。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妇女逐渐把个人的遭遇同全体妇女命运联系起来，认识到性别划分给妇女带来的不公正待遇，要求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社会对妇女的态度是既同情又担忧，一方面对妇女的遭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一旦妇女进入政治领域，女性将突破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而承担社会主妇的角色，这将挑战男性的权威。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反映在观察和研究中国妇女的著作中，软弱与毒辣，顺从与反抗的女性形象，成了观察中国妇女的主要内容。

第三，从意识形态来看，尽管有关中国女性的具体描述可能以虚构的、纪实的或思辨的方式表达出来，不一定流露出利益关系，但实质上体现了利益关系。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②可以说，这种意识形态形象是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一种扭曲，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为西方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提供某种模式，并试图为非西方提供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认知态度。比如西方妇女多被描述成家庭的捍卫者，而中国妇女被认为是沉默无能者，很容易让人得出妇女的无能是中国男人吸食鸦片的原因，“妇女们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并保持缄默，而她们本应是反对一切社会恶习的重要力量。在禁酒运动中，西方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集结在一起，四处宣传，鼓动妇女们为保卫家庭而努力。而中国妇女中识字的不及千分之一。她们在公共生活中没有地位，从不参加集体讨论，所以无法向社会申述男人们吸食鸦片给她们造成的灾难和不幸。”③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为西方认识世界确定了模式，而且试图为中国认识世界确定模式，即只有西方文明和西方社会制度的代言人传教士是中国女性的救星，在传教士的作用下，中国的旧习惯消失了，溺死女婴和童养媳的现象减少，“无论如何，妇女的解放总体上依靠于外国的影响而非个人的机会。在外来影响中，基督教起了很大的作用”。④

结语

不可否认，19世纪来华人员对中国妇女的观察有客观真实的部分，他们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妇女的解放。但是他们所能观察到的毕竟只是中国部分地区的习俗。这样的观察或者出于猎奇他者的心理，或者出于反思自身文明的心理。从局部看整体在很多方面是适用的，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中国妇女，她可能仅仅反映某个地区的习俗，也可能仅仅是个人的习惯。然而西方学者往往以偏概全，从想象和感情色彩出发把个别妇女形象扩大化、固定化，上升为整体意识形态。随着“西方”成为近代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形象也成为一个既定组成部分，比如西方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西方价值观念才能解救妇女，又由阅读西方书籍的中国知识分子借过来攻击自己的传统，这样循环往复层层堆积，以至于中国妇女也以西方标准和观点反观自己，为了使自己成为社会认同的模式个体，妇女们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要求行事，盲目追求解放。实际上有一些原则只能定位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定位在中国的发展阶段中才能得到充分认识，没有进入新式学校上学的女子如果放脚可能找不到婆家或者找到条件很差的婆家，如果整个社会观念没发生转变，那么局部的变化反而使她们无所适从，使她们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19世纪的中国女性形象还影响了后来西方对中国妇女的正确认知。20世纪上半叶，以凯瑟琳•卡尔(1906)、沙拉•康格(1909)、南希•斯旺(1932)和弗劳伦斯•阿斯考夫为代表的学者描绘了理想化的中国妇女形象，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上盛行多年的中国小脚女人形象，直到今天，裹脚的女性形象仍稳居西方注视者对中国妇女想象的形象之首，“中国妇女裹脚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成功废除，然而，在当代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中，裹脚仍然是热门话题”。①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文化入侵的正当性，简单地以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来诠释中国女性，不管是写实作品还是虚构作品，中国女性在话语表达中都是不在场的，中国文化在话语表达中是缺席的，这种不在场和缺席不自觉地让女性承担性别歧视、家庭贫困和婚姻不顺的责任。19世纪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婚姻状况成了权力的对象和工具，中国受害者女性形象的出现和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权力机制运作下的产物，是为了强化和保证中国社会的言行符合西方社会的基本规范而做出的努力。

作者：潘娜娜单位：中共青岛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