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英国殖民政府规定：除了以英语或马来语为教学用语及已接受政府津贴的方言学校外，不再设立新的学校。1951年殖民政府了《巴恩教育报告书》，建议“成立国民学校制度来达成社会整合目标，并希望以英语或马来语为教学用语的国民学校取代现存的方言学校”。［1］该报告书的引起了非马来人的不满和抗议，为平衡由语言教学而带来的民族矛盾，同年，调查华文教育问题的《芬吴报告书》向政府建议承认华校的存在，强调英语是一种沟通语言，也是马来亚各族间共通的商业用语，而华校则必须在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习英语。随后的《1952年教育法令》采取了《巴恩报告书》的建议，宣布“以英语、马来语为教学用语的学校取代华文、淡米尔文学校”。［1］殖民政府重视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的教育政策说明，一方面，为取得与马来封建贵族的合作及本土马来人的支持，殖民政府在教育上以设立马来文学校等方式，扶持马来人在各族间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报告书等政府公文的形式，积极设立英文学校，强调英语作为教学用语、官方语言及各族媒介语的做法，是为巩固其殖民统治打好语言文化基础，实现殖民“奴化”思想的植入。

独立后新马的英语政策

二战结束后，在全世界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影响下，1957年8月，马来半岛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无疑影响马来西亚马来民族主义和马来国民意识的建立，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走上独立建国的道路。以下分述新马两个国家独立后不同的英语政策。

（一）马来西亚的英语政策

马来西亚独立前夕，联盟政府任命敦拉萨为教育部长，随后成立了“教育检讨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兼顾马来西亚境内各族权益的教育政策，并于1956年《拉萨报告书》，强调马来语为国语，规定马来语为学校的教学用语并附有一系列相关的马来语教育制度。该报告书奠定了马来西亚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方向，逐渐使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官方语言。《拉萨报告书》之后，马来西亚的英文学校开始逐渐被马来文学校取代。20世纪60年代独立早期，由于民族关系、新加坡独立等政治因素，语言问题成为民族问题的焦点之一。“马来西亚宪法第152条原来规定在独立十年之后，国会需制定法律重新确定英文的法定地位”，［1］由此而引起当时关于官方语言的讨论。1960年8月政府《拉曼达立报告书》，在教学科目方面建议：马来西亚所有中、小学开始将马来语和英语作为必修科目，其他语言的教学视实际情况而定；在中等学校证书考试方面建议：1962年开始以马来语取代英语作为考试用语；在规划未来教育发展方面：建议所有国民小学教授英语；对其他语言源流小学，英语属第三语言教育，从小学三年级起教授，并增加其学习时间，使小学生在毕业前的英语程度与国民小学学生的英语程度相当；政府颁发的教育文凭的考试用语应以英语和马来语为主。秉承该报告书的精神，政府颁布了《1961年教育法令》，对中学进行改制，规定除国民中学外，华文中学只有改制为英文学校才能得到政府津贴，国民型中学以英语为教学用语。1967年，马来西亚正式颁布了《1967年国语法案》，确立马来语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国语和官方语言。至此，英语作为马来西亚官方语言的争论和实践成为历史。20世纪70-90年代，马来西亚推行“新经济政策”。在第二期的马来西亚计划（1971—1975）中，马来语被定为主要的教学用语，英语则作为第二语言学习。1975年，马来西亚的英文学校被全部改制为国民小学，所有以英语为教学用语的小学必须全部改为马来语教授。在第三期马来西亚计划（1976—1980）实施的最后一年，全国的教育系统已基本以马来语全面取代英语成为教学用语。第五期马来西亚计划（1985—1990）期间内，英语仍只是学校教育中的第二语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开始推行“新发展政策”以取代“新经济政策”。该时期，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提出“2020宏愿”，以期建立马来西亚国族。基于国家的新发展，政府开始通过社会调查反省推行马来语教学后国民英语水平大幅滑落的原因，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了重视英语学习和恢复英文学校的声音。出于种种考虑，政府制定了《1996年教育法令》，规定国民小学中英语是必修课，在国民型小学中马来语与英语是必修课。除了积极颁布措施、大力提升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英语水平外，1997年，“教育部宣布把‘1119英语考试’列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考试的必考科目，规定从2001年开始，申请进入当地大学的大学先修班、文凭课程及STPM（大马教育文凭考试）考试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测验’。”［2］进入新世纪，基于全球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马来西亚再次直面英语对于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2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尼发表声明，马来西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推行英语教授数学和科学的政策（PPSMI），即“数理英化政策”。声明一出即遭各界反对，而政府还是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于2003年开始在各个教学阶段执行该政策，英语作为从小学到大学的数理科教学用语重回马来西亚课堂。随着时间的推进，数理英化政策逐渐演变成为一项“捍卫民族母语教育权利”的政治运动，迫于各方压力，马来西亚内阁于2009年7月8日议决废除该政策，取而代之以“巩固国语，加强英语”（MBMMBI）政策，并从2012年开始分阶段在中小学恢复母语教授数理，即在国小和中学使用国语教数理，而华小和淡小则分别使用华语及淡米尔语教授数理。同年底，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多次召集相关教育团体出席课程改革会议，讨论改革国内三种源流学校的马来语及英语课程节数和授课时间。在落实新政策的过度时期，教育部2011年11月《2012年推行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政策指南》，规定学校可以根据四种情况，以个别决定数理科的教学用语；教育部、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成立了“特别任务队伍”，以确保“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政策顺利实施，并详细列出过度时期国小、华小、淡小和中学所使用的数理教学用语及政府考试用语。

（二）新加坡的英语政策

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时期，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属多语制，马来语为国语，英语、华语及淡米尔语同属官方语言。50年代中叶，新加坡各语言源流学校中英文学校的人数最多，超过华文学校。1955年开始，新加坡成立了“各党派委员会”，随后制订了《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建议平等对待各民族语言。1959年新加坡自治，其语言政策主要还是采取该报告书的建议，实行多语制，从小学开始实施双语教育。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即确定双语教育政策，英语逐渐成为第一语言和学校的教学用语，其他三种民族语言逐渐变成第二语言。1967年，新加坡政府停止了此前每年一度的“国语宣传周”。这说明，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而独立的新加坡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大部分行政和法治制度，在语言政策方面，以英语作为新加坡主要的政府工作用语与学校教学用语，使英语成为各族群间沟通的优势语言。20世纪70年代始，新加坡开始进行多项教育改革，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英语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以英语为主的多语制下的双语教育已经定型，英语完全取代马来语具有了国语的实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长都认为将孩子送读英文学校有助于孩子将来的升学、就业及晋升，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的英文学校占各语言源流学校的比例已达到88.8%；1984年，99.3%的小一新生选择的是英文学校。在大学教育方面，1955年创办的世界范围内第一所以华语为教学用语的海外华文大学“南洋大学”，1975年接受新加坡政府改制，以英语为教学用语，1980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了以英语为教学用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1987年，新加坡统一国内四大语言源流学校为全国源流学校，所有学生都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其他三种民族语言作为各民族的第二语言学习。这是双语政策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新加坡最基本的教育特色：多语制下英语独大的双语教育。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进行国民教育改革，调整了语言分流制度。1991年的《改革小学教育方案》报告书继续强调了英语作为新加坡工作语言和多元民族族际沟通语的重要作用，但为了保证各族学生的母语学习，报告书强调应在小学阶段开始学习英语与母语，并依照学生英语和母语能力从小学开始按学生的语言能力将他们分流到普通课程、延长课程和单语课程，这是新加坡以英语为主的精英教育思想的具体表现。长期以来，由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等综合因素使英语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发展独具特色，逐步发展成为“新加坡英语”，这是英语的新加坡变体。为规范新加坡英语，2000年4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讲正确英语运动”，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为此项运动启幕，特设的官方网站SGEM的开设目的是确保新加坡人认识到说标准英语的重要意义并促使其说标准英语，自2004年始，每年都有不同的口号和主题（见表一），受众群也不同。SGEM通过在社会举办丰富的活动，在学校采取辅导和奖励、传媒宣传等方式，以期达到全面提高新加坡公民英语水平的目标。

新马英语政策之比较及其发展趋势

从上述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新马历史上都有英文学校，英语都是教学用语和必修科目，两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意识到国民英语水平之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在具体做法方面差距甚大：独立后的马来西亚采取的是单语政策，是在马来语的土壤里保留英语教育；独立后的新加坡采用的是多语政策，开展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教育，培养精英人才。

（一）新马英语政策的比较

1.历史原因：马来西亚英文学校的关闭与新加坡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地位的确立马来西亚从1970年开始逐步将英文学校全部改制为国民小学，并逐步改变英文中学的教学用语，至80年代初，马来语代替英语成为教学用语。马来西亚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使马来语成为国内主要的教学用语，以帮助马来西亚达到国家统一的目的。同样也是在这十年里，英文学校的转型、关闭，英语仅作为一门外语的教授，直接导致了马来西亚人英语水平的断层，这也是20年后“数理英化政策”的仓促出台、失败及随后“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政策”的慎重制定的根本原因。新加坡就读英语学校的学生人数在其未独立前的50年代中期增加得很快，超过了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华人学生人数。同时期出台的《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呼吁平等对待各族语言，推行多元语言政策，这从另一个侧面确保了英语的学习时间和英语在教育制度中所占有的一席之地。1965年被迫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宣布继续采取双语政策，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开始成为新加坡人的第一语言，成为新加坡学校的教学用语，更成为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用语。双语政策推行22年后的1987年，新加坡国内的四大语言源流学校成功统一为全国源流学校，牢固确立了英语作为新加坡人第一语言的地位，语言分流制度成功确立，为新加坡以英语为主的精英教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国家意识：“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与一个民族的“新加坡人”“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这一原则源于英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希望借此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地位。独立后的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的主要考量是提升马来人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落实马来语地位的语言政策，以马来文化和语言瓦解英殖民时期的英语教育对马来西亚国家意识的培养带来的文化阻碍，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国家理想。随后陆续出台的教育报告书与教育法令等政策，逐步构建起马来语在国家统一与国家意识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也逐步取代了英语在马来西亚的地位。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型的移民国家，也是沟通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港口，多元语言与文化并存是新加坡社会语言生活的基本风貌。多元民族的新加坡，一直强调国民一体化，希冀各民族在各领域达成一致的认同，促使国内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逐渐融合在“新加坡人”的概念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命运”是时任总理李光耀倡导的实现国民一体化的终极目标，使用英语有助于新加坡人淡化民族意识，从而达成一个民族的新加坡理想。

3.教育制度：马来西亚教学用语的争论与新加坡双语制度下的双语主义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马来西亚对英语的态度是审慎和矛盾的。一方面，政府担心强调英语教育和学习会造成对国语马来语地位的冲击进而阻碍马来西亚国家意识的建立；另一方面，若完全放弃英语教育，又可能出现国民英语素质低下而难以适应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局面。这种担心直接体现在英文学校的关闭、英语官方语言地位的丧失、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的学习、英语是否作为教学用语和考试用语的反复等问题上。始于2002年的“数理英化”政策的失败、“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新政的提出，是马来西亚在新世纪对英语之于国家发展重要作用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反观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独立初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有四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分别是英文学校、华文学校、马来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1965年独立建国后，政府确立了双语教育政策，规定新加坡境内四种源流学校的学生，除了学习自己的母语外，都必须学习英语，“英语+母语”的双语制度，形成了新加坡教育政策的基础。经过多年实践，英语已取代了马来语的地位成为事实国语，它不仅是官方语言、教学语言、考试语言、工作语言、国际语言，更是作为新加坡的国家身份语言，是“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双语教育的成功，促使双语主义这个观念成为新加坡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近期现状：马来西亚“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政策及新加坡的语言转移趋势很显然，马来西亚近年“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政策是对2009年“数理英化”政策的替代，也印证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巩固国语与加强英语政策是双管齐下的，巩固国语策略包括使用国语作为中小学国民学校数理科的教学用语，以及改善国语的教学方案；加强英语策略则为英语课程的改善，以及准备有素质的教材和足够的师资来推行相关课程。”［3］政府加强国民的英语教育说明当前马来西亚国民的英语水平需要提高，而现阶段英语之于马来西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历史上对英语政策决策的偏误。新加坡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双语教育的落实，语言分流制度和2000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讲标准英语运动”，强化了新加坡“英语独大”的社会语境。近年来的许多相关的调查数据都显示出一个相近的结果：无论新加坡人的民族归属为何，“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体现在家庭语言转移的大趋势中就是各民族语言向英语的转移”。［4］这种语言的转移和过渡趋势不仅发生在除英语外的三种官方语言上，也体现在新加坡境内的其他民族语言和方言上。新加坡的语言转移趋势是双语教育制度下出现的社会语言使用问题，也从另一侧面反应出英语独大对新加坡各族语言生态环境的威胁。从以上的比较我们看到，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同样在上世纪的80年代，马来西亚成功废除了英文学校而独尊国语马来语，而新加坡则成功将其国内的各教育源流统一为英文，两国的语言政策在同一历史时期几乎是南辕北辙。在理想与现实面前，马来西亚选择了用马来语以达成建设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理想主义，而新加坡则以国家经济建设和生存发展为第一要义，利用英语的超民族性建设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语言政策体现了务实主义的一面。

（二）新马英语政策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其在世界各国的成功传播已经成为各国语言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尽管新马两国对英语的历史态度和做法有较大的差异，但英语在新马两国的传播，都是以殖民地的历史为前提条件，而两国国内的语言多样性恰好为英语的传播提供了基础，英语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科技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使用情况始终是语言政策调整的方向标。换言之，在殖民时代结束后，英语的成功传播并不是哪个国家刻意的语言管理或特定的语言政策执行后出现的结果，英语的世界扩张已然是事实，这是新马两国当前在考虑语言政策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影响因素。短期内两国的语言政策还将继续保持对英语教育和传播问题的重视，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两国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对多元语言国家提出的要求。不同的是，新马两国选择了不同的语言政策类型。马来西亚采用单语制，而“尽管单语制思想在国家语言意识形态和政府对语言管理所做的努力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单语制政体在语言实践中往往都是多语制”。［5］从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发展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这个单语制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实践一直不断地挑战着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单语制，英语在睽违马来西亚20余年后重新进入其国家语言政策的视野，虽然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不会动摇，但单语制的社会压力却越来越大，从“数理英化”到“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政策的转变，英语教育再次全面化和低龄化，并将在政府的政策保障下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换言之，在全球化的今天，马来西亚的单语制正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的英语扩张的威胁，这也是对当前马来西亚单语制提出的时代挑战。新加坡则采用多语制，其语言政策的核心“双语制度”的成功牢固树立了英语的地位和作用，英语教育为其国内的精英教育创设了前提。作为双语制度下必须学习的各族母语，如马来语、淡米尔语及华语，虽然与英语同为官方语言，但近年来其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尤其在新生代中，向英语转移的语言转移趋势明显，多语制下英语单语独大是目前新加坡的语言事实。与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并没有这种来自于外部世界的英语扩张的压力，且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人已经习惯于将语言和文化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英语作为经济语言的功能早已得到新加坡人的充分肯定。正是这种务实的语言心理，在当前中国经济和工业快速发展之际，为新加坡另一种官方语言华语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事实上，新加坡的语言问题一直集中在英语和华语上。因此，处理好新加坡英语和华语问题，继续细化语言教育分流制度，保持精英教育的质量，是新加坡这个多语制国家在英语单语独大的语言事实面前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结论：

理智应对英语的强势回归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马两国虽然都有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源，但在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实践里，民族语言问题并不真正制约两国语言政策的发展。换言之，殖民语言英语并未真正离开这片马来土壤，不论是马来西亚的单语制，还是新加坡的多语制，其根本问题都集中在英语上。面对英语的强势回归，新马的国家语言政策，应该表现出理智和审慎的一面。

（一）尊重语言传播规律，正确引导英语的传播和应用

语言政策之于培养国家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平衡民族矛盾、保留多元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这些因素制约着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就马来西亚而言，面对历史上语言问题的反复、各民族母语的持续角力、各语言源流学校的生存抗争等现实，英语的扩散和传播并不因各类语言问题的升级而处于劣势，英语的“威胁”本身并不是马来西亚语言政策实施的一种结果，是语言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一种自然选择的表现。就新加坡而言，双语制度的逐步调整，华校的自然关闭，讲标准华语运动及讲正确英语运动这两大公众语言运动的推广，高阶语言英语独大的单级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语言趋势。从这个角度观察，新马两国的语言政策虽然对于英语的政策历史上曾经出现南辕北辙的做法，但其本质上却基本一致：控制英语的快速传播扩散。在这一点上，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显然用力过猛。比较当前新马的语言政策，马来西亚的重点在于迎接英语的回归，新加坡则需采取措施避免英语在国内快速走向单级化，历史上似乎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南辕北辙”。因而，尊重并遵循语言传播规律，正确引导英语的传播和应用，是新马两国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调整方向。

（二）建立相应的语言政策评估体系，指导语言政策的调整和制定

现阶段马来西亚加强英语的语言政策基调具有实用主义的取向，这符合语言经济学的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数理英化”政策的废除的只是具体政策规定在应用领域的具体操作细则，其加强国民英语水平的目标并没有被废除，甚至是没有改变，继续体现在“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的操作定义内。新加坡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从其最长寿的公众运动“讲华语运动”来看，成就华语的代价是方言的牺牲，然而方言的牺牲并未能换来华语成为华族共同语的结果，向英语转移的语言趋势显著，英语最终成为这场公众运动的最大赢家，显然，新加坡通过该运动人为地、强制性地放慢了高阶语言英语大面积覆盖民族语言领域的步伐，其控制英语一枝独秀的思路并未改变，继续体现在当前新加坡关于华语教学的一系列措施的调整中。可见，新马两国都在应对英语全球传播的问题，不同的是，马来西亚通过否定“数理英化”政策的显性政策迎接英语的强势回归，新加坡则采取了柔性的隐性政策疏导英语的传播和应用。而不管是显性抑或隐性，建立相应的语言政策评估体系，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政策偏误而带来的如语言资源流失等不可逆转的后果，则应该是指导两国语言政策发展的关键的制度建设。语言政策属于国家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内容，制约语言政策的因素错综复杂，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宗教、人口、教育、文化、民族关系等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与语言一道属于同一个生态体。换言之，语言和语言政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研究对象，对语言政策的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尤其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样具有丰富语言资源的国家，语言生活丰富多元，具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因而，国家首先要重视对语言政策的研究和投入，多维度梳理语言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发挥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作用，使语言真正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作者：李洁麟刘甜单位：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侨大学华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