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和新农建建设，已有很多不乏有洞见的著述，归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从城乡二元结构角度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的体制对农村社会有不利影响，农村缺乏资金，劳动力和知识技术（覃国慈，2010），加上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贱农主义的产生，催生了城乡当前诸多问题（张玉林，2006，2012）。二，从农村社会问题的角度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农村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环境问题，对农村社会发展有不利影响（周大明，2006）。农民工、乡村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等问题的出现是乡土社会结构瓦解的表现，不利于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张玉林，2006，2012）。林聚任对乡村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的研究和王晓毅对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冲突的研究表明，农村社会转型困难重重（林聚任，2007；王晓毅，2009）。三，从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农村社区治理，比如《创建新农村社会管理》、《村域发展管理研究》，从现性的角度对农村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了梳理（杨沛英，2012；陈凤荣、赵兴泉、王景新，2011）。四，以人类学、社会调查来描绘农村社会变化，如浙江义乌乐村非农经济从副业转为主业的变迁，河北赵县庙会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赵旭东，2008），孟村中乡村知识分子的作用（胡杨，2009），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增加生产效益，增强对抗市场风险的关中水利社会（石峰，2009；姚周辉、何华湘，2011）等等。五，关注新农村建设的实现方式。新农村的建设模式当前主要有城市化和乡土社会重构两种思路，陆益龙的后乡土社会和新农村研究和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比较肯定了新农村建设中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认为促进农民进城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未来（陆益龙，2010）；温铁军、贺雪峰、于建嵘等通过乡村建设实验解读了乡村居民对于非经济利益的重视，探索了和城市化农村社会建设模式不同的模式，重视非经济利益，可以补偿经济效益较低的不足，主张建立村民互助组织和协会提高农民的幸福水平，通过较少的经济利益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贺雪峰，2006）。综合已有的几类研究，在以下方面尚有可为：一是大多偏向于个案问题，较少对已有的农村建设进行系统的和整体的反思和审视，较少有对农村社区建设进行系统的反思研究。二是偏重经济视角的考量，对各种问题的现状描述和原因的推究大都集中在经济领域。三是缺乏对乡村文化生活和生产方式建设的重视。从另外一方面说，这些研究也深刻地探究了新农村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化的前因后果及问题的解决措施，值得后来者借鉴。本文对这一研究作了进一步思考。

二、回顾与困扰：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

农村社会面临的诸多困境有其历史根源和产生过程，洞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有助于厘清正在困扰乡村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看清根源所在，对症下药，“防微杜渐”。新农村的大背景主要有农村社会自身背景和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下的中国现实背景。

1．乡土社会的独特性在人们按照现代社会理论对农村改造之前，农村社会有个原型，这个原型我们可称之为“乡土社会”（费孝通），“农民社会”（庄孔韶）或“乡民社会”（杨敏，2007）。恰亚诺夫以“社会农学”来阐释农民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遵循自身的逻辑和原则；格尔兹以“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描述阻碍了现代经济的成长的传统农业的密集化；黄宗智进一步引伸为“过密化”，认为劳动的超密度投入，农户的“低边际报酬”耐受力，形成了传统农业在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庄孔韶则指出传统农业“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并称之为“不死的小农经济”（杨敏，2007）。中国乡土社会既不同于马林诺斯基时代看到的所谓部落社会，也不同于工业革命后的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更不同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农村社会。它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逐渐内隐，以文化或者文化残余的模式在社会生活中、在农民的逻辑中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空间的高度复合性。农民生活的空间既是物质再生产空间也是文化再生产的空间，又是人情关系生产空间。第二是高度的同质性。高度同质性源于村民在同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从事相同的生产和生活，沿袭着同样的传统。基于血缘和地缘的认同模式，也更容易相互适应和产生情感认同，造成村民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相似，因而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上并不适应快节奏、不稳定、高度分化的职业生活，注重效率、效益和注重经济利益和自我呈现的城市生活。第三，高度的人情关系嵌入与文化嵌入。由于农村资源的高度匮乏和自然风险，家庭只有和村落宗族利益绑在一起，才能更加保障基本的生存。家庭是农村社会生产生活最基本的单位，承担着所有基本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宗族、村落共同体的纽带有基本保障和协助功能，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模式意味着个人在家庭乃至家族和村庄社会的重要性（王晓毅，2009）。农村居民从生来就必须置身于一种等级分明、区分精细的亲属关系网络，并伴随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血缘的礼俗规范。这种规范外化为家族的秩序，调节着成员关系。这种礼俗也就在血缘、地缘群体的世代继替中演变成传统。村内社会关系的高度浓缩性和复合性，意味着行政组织的处理方式往往不能起效，作为乡间的调节作用的父老或者知识分子却往往具有重要的组织作用（石峰，2009；折晓叶，2009；郭于华，2009；王晓毅，2009；何宏光、李远行，2008）。第四，组织的重叠与权威的集中。由于人口较少、职业相同、资源有限等条件限制，以及乡村道德观念的制约，村落中组织或集团的分化远不如城市明显。少数组织限于村内并相互重叠，村际组织极为少见。高重叠性组织对其成员的约束力更高，成员的共同体意识也较强。组织的重叠也通常导致其领导者的重叠，权力往往向少数人集中，从而形成权威主义统治。民众往往比较相信权威，也容易服从权力安排。例如，在历史上，保长里正同时也是族长、地主，而现在，村长往往是当地势力最大的人，也是最受信赖的人。在现代性、城市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涌下，当今农村社会虽已经有很大变化，但农村社会仍以其自有的逻辑和机制顽强地存在着、运行着。只有正视和理解这种独特性和内生逻辑，农村社会建设才能真正适合农村社会的本质要求。

2．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与农村社会转型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现代化对农村社会影响最为长久，从近代企业文化开始，工业品就已经开始对农业社会有缓慢的影响。但长期以来，现代化只是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器物层面，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都继续保持着原来的样态，即使是到了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社会的环境和生活方式都还保留较多的原本样态，只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和快速城市化，给农村社会带来巨大变迁。首先，从生产格局上看，市场化之后，虽然改变了农村生产资料稀缺的状况，生产现代化加快，但生产格局也发生转变，农业生产由原来的自给式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增加了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农村社会对于外在于其文化之外的市场却无可奈何（王晓毅，2009）。市场对于农产品贡献十分有限，但农民却必须付出巨大代价，无论是教育、医疗、农业现代化投资，还是市场和农业现代化需求带来的支出增长，农民只能通过非农收入弥补这种收支不平衡。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农民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实现现代化是一种进步的时候，实际上“背后有着一种不合理的二元论逻辑———农村社会是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他们代表的是落后和传统，是需要被改造的”（王晓毅，2009）。第二从社会结构来说，以同质性高度稳定见称的农村社会开始解构（张玉林，2006；周大明，2006）。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流向城市，对农业经济的收入和对乡村依赖减弱，但由于文化风俗、市民待遇、户籍制度等多方面障碍，他们又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王晓毅，2009）。另一方面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受到剧烈的冲击，既缺少生产和生活再生产的知识精英、劳动力，也缺少农业技术精英，更没有农村社会组织变革的决策精英，农村社会已经全面出现塌陷、萎缩和衰落（张玉林，2006；周大明，2006）。第三从农村社会的生态环境方面来说，市场化和快速城市化造成农村生态急剧恶化。农村城市化过程加快，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污染环境的速度大大超越环境的自净力；另一方面，市场化和现代化引入的生产模式割裂与自然的联系，生产了许多自然无法在短期内降解的工业产品，而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对人的过度消费的挖掘又加剧了这种过度生产的趋势（张玉林，2013）。许多乡村通过自身的摸索，虽然成功通过发展的先机走上城市化的道路，但侵入村庄的外资对社会本身既没有庇护的义务，也没有发展的长期考虑，不少企业主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向环境排污，使得乡村社会环境遭到很大的污染，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尚轻缓，但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扩张，工业生产污染和生态破坏开始迅速“普及”。

因处理能力有限，城市污染开始“上山下乡”。大量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生活垃圾转移到农村，一些郊区和农村已成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存放地，占用和毁损了大量的道路、土地，污染了空气和水源，成为农村环境最大的污染源之一（陈文胜、王文强，2007）。第四从社会管理模式来看，国家和现代化对传统乡村的政治改造和动员，已经瓦解传统管理模式。由于一直强调村干部的行政化和经济功能，加上乡村社会的特质，乡村管理模式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集权专断并不鲜见，基层干部和乡村居民的关系紧张。虽然政府实行了广泛的基层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也有家族等非制度的参与和控制，但是还没有比较可行的科学选举和决策方案。第五从城乡关系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形成并呈现出固化的态势。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既有长期传统社会忽视乡村社会建设、传统和现代性对抗中乡村的弱势地位等历史因素影响，也与建国后保障新生政权增强综合国力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城乡分离制度有关，更有着近些年来盛行的城市中心主义、贱农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现实社会方面的影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固化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在城乡资源、资金、人才等方面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着极其严重的不利影响（陆益龙，2010），也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也把它作为主要制度性障碍来处理。从城乡二元分立的程度和破除难度来看，它确实是中国特有（覃国慈，2010）。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农村社会建设面临如下任务：第一、解决农村可持续增长问题，消除城乡经济差异。第二、解决农村现今日渐空巢化的趋势。第三、改变日渐恶化的环境问题状态。第四、实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建设高效科学让人民满意的科学决策和领导体制。第六、建立一个和谐宁静的新乡土文明。从上面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市场化条件下，迅速的城市化和农村社会工业化是产生环境污染、农民工生存状态、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问题的关键。如何战略审视农村社会的现实和未来、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正确路径，则是农村社会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治本之举。

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索

1．农村社会建设的经验和两种路径

农村社会何去何从关系甚远，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建设经验和成果。国外方面，韩国1970年开始倡导的以国民精神为内核的“新村运动”，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扩展到城市，成为民族自立的国民精神（覃国慈，2010）。印度克拉拉邦起源于1962年的“人民科学运动”和始于1996年的“人民计划运动”，通过基层政府和社会对农村在科学和技术上给予帮助和指导，取得了巨大成功（覃国慈，2010）。日本的社区互助模式也值得学习。在国内，农村建设也有不少的成功典型，如南街村、华西村、长江村、小岗村等。新农村社会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比如温铁军在河北参与合作的生态村庄建设模式，贺雪峰在湖北组织的老人协会，于建嵘在贵州兴义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模式，赵旭东从文化人类学所体察到的庙会经济等。总的来说，农村建设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农村城市化的思路，主张转型为城市，或者离土又离乡、逃离乡村、赶农民进城进行打工实现经济增长。从媒体、官方和学界态度看，这种方式已成为主流声音，很多省市都在大打灭村运动，似乎新农村建设的唯一出路就是赶农民进城。但从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这种模式有很大的缺陷：首先这种模式如何应对消费文化主导模式下对资源和能量大量消耗的需求，又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未来的农村社会的空巢状况，以及农民工家庭分离和农民工流动，都还是问题。另外城市化的农村发展需要机遇和资源，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国共有行政村691510个，除了个别地缘优势的村庄，那些一般意义的村庄的路又在何方？又如何保证他们不在城乡之间流动。第二种农村建设模式，通过强调内部资源的整合促进社会发展，以村庄自身建设为核心，整合内部资源，互助合作，重视文化娱乐、情感价值等非经济收益，实现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其意义在于一方面抵御了市场化风险，另一方面抵御了消费主义带来的幸福感快速剥离。使得农民在消费较低的情况下也能获得相当满意的生活质量（贺雪峰，2006）。

2．新农村建设的正确道路

针对当前国家总体资源匮乏，城市资源消耗过大，城乡污染加重，农村增收困难，农村社会衰落的现状，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必须选择依靠乡村社会内生力量，通过内部整合，实行结合农业社会特点农副结合的生态农业之路。具体有如下要点：第一，加强社区建设。有别于传统乡村聚落的自然模式和现在农村社会的行政模式，社会建设考虑整体社会的功能和成员组织模式，以及成员的归属感营造方式。当今农村社会的特点和现在农村行政村的建设实际上是一种社区样态。第二，增强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的地方性意味着文化消费的独特性。情感价值的乡土特质也有利于维护乡村社会文化生活和生产的完整性，在很低的能量消耗下也可以获得很高的生活满意度，更可重构乡村社会的结构。第三，加强各种农业、农民协会和互助组织的建设。农村社会的乡土特质决定非经济生活对农村居民的满意度甚至有很大很大程度的影响。贺雪峰关于老年会和贵州妇女会的描述启示我们，建立协会和合作组织，增进了人们的联系和感情，提高了参与决策的群众基础和地方性知识的传承。第四，重视知识分子对农村社会的决策参与，重视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的引进。知识分子在百姓心目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乡村教师为代表的知识人才，也长期对社会发展做出过重点贡献，他们在乡土道德和乡村社会人才培养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对外界新知识有很高敏感度，因此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依靠他们的积极参与。同时通过本村大学生和大学生村官等的作用实现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引进，并积极吸引他们参与当地建设，不但能推动决策科学化，也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积蓄力量。第五，在产业结构上推广生态农业。优化的生态结构不仅可以对环境和生态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还对农业经济和保障食品安全有重要作用，对农业增收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以农户经济为基础开展生态农业，三位一体，“猪沼果”，或“猪沼菜”；如果以合作社为基础，又可搞六位一体———以厕所和沼气池为中心，加上温室养猪、温室蔬菜、加上鱼塘和果园，人畜的排泄物全部进入沼气池，循环利用。生态农业有很好的生态效益，也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四、结语

农村社会的建设必须结合农村实际，考虑农民的要求，考虑农村的前途。当前的城市化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城乡流动问题、空巢问题、农村社会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情况下，积累了诸多问题，造成了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生态格局等全方位恶化，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通过农村社会村庄内生力量整合，实现农村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再造以与外界力量良好互动。

作者：何宏光单位：南京审计学院公共经济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