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指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新教伦理强调功能主义与禁欲主义，功能主义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将谋取利益看作是增添上帝的荣耀，信徒要以入世的精神去尽可能多的获取物质利益，同时在生活上却倡导禁欲主义，强调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产、限制消费欲求，鼓励将财富转化成投资并以正当的、合乎道德要求的方式去发展生产实现资本增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精神条件与物质基础，两者相互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建立。

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当前中国基层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发展状况的正确把握。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为契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在生产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年代开始启动的。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建设与制度建设都经历了相应的转变。由于中国的改革在缺乏经验的指导下展开，传统体制的漏洞给胆子大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投机机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中找到了可能的发财机会，借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攫取财富。然而，在人们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疯狂地奔向财富的背后却缺乏制度的规范，缺乏正确的经济伦理观念的支撑。富裕起来的人们就象一个没有骨头的“胖子”，全身都是充满着铜臭味道的肥肉，惟独缺少正确的对待财富的伦理观念。在农村也是如此。粮食增产、粮价上涨、乡镇企业兴起、打工经济蓬勃发展……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政策调整与发展机遇面前，农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温饱有余、小康不足”成为当下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状态。但是，富裕起来的农民不是将有限的财富转化成不断的投资，而更多的是进行炫耀性消费，搞面子竞争。于是，农民争相攀比看谁家的房子盖的高盖的漂亮，谁家买得起彩电、冰箱、空调、摩托等能够为自己带来面子和地位的东西。这种异化了的面子竞争改变了农民的经济伦理观念。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失去了已经延续千年的价值，在财富的机会面前很多人没有了伦理观念、没有了祖宗家法、甚至也无视国家法规，挖空心思追求财富。在部分农村，我们看到了孝道的沦丧、笑贫不笑娼的村庄舆论、正义观的混乱……异化的财富竞争与面子竞争使支撑农民行为的经济伦理偏离了合理合法获取财富的轨道，农民富了，但农民也“病”了。

农民“病”了，病根在哪里？我们觉得病根出在农民的精神层面，出在由不当的经济伦理带来了农民信仰危机。中国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理性人假设”是成立的，所以人们可以不顾一切的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不择手段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虽然我们没有有意贬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与取得既成成果的想法，但是国人没有正确对待“理性人”假设的存在前提与存在价值确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财富是我们要的，但是获取财富的方法和途径更不能忽视，或者说更加重要，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一个“没有骨头的胖子”站立行走呢？

当前农民的信仰危机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孝道的沦丧。目前很多地方，农村的老人都是与儿女分开居住。在多子女的家庭，一般是成家一个儿子就分一次家。陈柏峰认为这种分家制度是新成家子女对父母和大家庭的一个赤裸裸的变相掠夺的过程。父权的衰落使青年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他们结婚后组成的新的核心家庭最初的财产积累主要是通过分家从父母和大家庭那里分得的，在对财富的追求使之丧失基本的伦理观念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都在成婚的同时采取分家的措施来尽可能多的占有父母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断攀生的彩礼就像是在提前分割父母的遗产。掠夺结束了，青年农民的赡养义务呢？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除了负担父母基本的口粮外，其它的什么也没有了，甚至有些地方的少数农民连让父母活命的口粮都不愿意负担。这就促使农村的老人只能过着孤独悲苦的生活，无法承受生活压力的老人惟有选择自杀来寻求解脱。

其次是“笑贫不笑娼”，道德伦理观念的混乱。娼妓，一个自古以来就带有一定身份歧视的字眼，在新中国建立后就被彻底地扫除了。然而，现在它又开始复活了，更关键的是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湖北某地的一个村子里，村民反映村中在外做性工作的青年女性有十多位，村中负责接收与分发汇款单的人则进一步说这些青年女性每个月向家中的汇款都在千元以上，多的一个月就有上万元。以前，村民对这样的女性与人家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这些女性与家里人也都会感觉到抬不起头。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舆论变了风向了，这些发了财的人家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对象，竟然到了影响到村民生育观念的地步，村民认为生育男孩还不如生育女孩，女孩能挣钱，男孩等父母年老了也不一定养活自己。在另外的一个村子，甚至有一个从村中走出来的，现在在上海某大学读研究生的青年人竟然要娶村中一个做性工作的女性为妻，理由是上海的房价太高，而这个女性手中已经积累了100多万，正好可以用来买房子。这种事情的发生对农民传统观念的颠覆是毁灭性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变成了为了钱可以不顾廉耻此外，在村民的经济伦理与价值信仰出现偏差的同时，乡村的基层干部也没有闲着。谭同学在研究农村的乡镇站所改革的时候将乡村干部的能力区分为国家能力和官僚能力，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基层是国家常规能力的弱化与官僚能力的强化并驾齐驱同步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注意到围绕农业税的征缴、宅基地的审批、计划生育的执行、土地问题上的纠纷等一直以来都是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矛盾的焦点，追究原因基本上都是村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存在着财务不公开，变相的谋取灰色收入等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行为，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将官僚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税费改革以后，乡村干部的官僚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灰色收入的路径减少，工作缺乏动力，只有计划生育控制与宅基地审批等村干部有寻租可能的工作例外，甚至一些地方的农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还出现了村干部与村民基于各自理性的合谋行为，进一步损害了乡村干部的群众基础，使乡村工作陷入更大的困境。

鉴于当前农村的复杂局面，谭同学在对湖南省某地的农村调研后认为乡村社会出现了基础性危机，而申端锋则认为乡村社会正在经历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变。学术观点与研究视角尚需要继续讨论，但乡村社会出现了空前的基础性危机这确实是确定无疑的。

当下乡村社会的危机是在农村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是市场主义与消费主义一条腿走路的恶果，是农民异化的面子竞争与儒家伦理沦落的直接反映，核心是农民价值观念上的信仰危机。在缺乏信仰的农村社会，一方面是村干部行为的利益化、背离常规的异化理性，一方面是理性人假设状态的村民的行为原子化、经济利益最大化。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发酵酿出的只能是一坛苦酒，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很多农村水利灌溉、道路交通、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除非是国家全盘投资基本上都是一片空白。村庄丧失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公共事业，而且更重要的是丧失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是村落共同体意识的衰落，是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的消失，进而是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全面恶化。

农民“病”了，村庄也“病”了，我们熟悉的乡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农村，我们看到了一些“苗头”。我们看到拖着病体的乡村社会丧失了基本的免疫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基督教信仰的蔓延。基督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些年头，但直到最近十几年才在农村扎下了根基并发展到不得不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步。基督教的最初发展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和妇女，是农村的弱势群体，对于这两个群体而言，基督教为之找到了世俗社会中精神的归宿，找到了新的心理依托和信仰来源，减少了他们对生活压力的不满与抱怨，这促使了发展蔓延的速度。但是，我们要看到任何教派的发展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我们注意到农村的基督教传播出现了组织化的倾向，出现了向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渗透的尝试。透过2006年圣诞节湖北某地出现的数村基督教徒大张旗鼓的狂欢庆贺等现象，我们所担心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也是农民的信仰危机会给已经陷入乡村治理困境的农村带来什么样后果的问题，更是社会各界对此仍然怀有的漠视态度。第二是乡村灰色势力及可能的黑色势力兴起。贺雪峰认为当前相当部分农村的乡村治理表现出两套逻辑，表面上是以那些公开的正式制度和关系作为基础，实际上，这些公开的正式制度及关系背后，却有一股强有力的灰色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乡村灰色势力兴起部分的与税费改革前乡村干部的工作方式有关，当时双方的“结盟”是税费征缴任务完成的重要因素，在税费取消之后，结盟关系解体但这股势力却不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这些历史因素，但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乡村的一些剩余劳动力不能有效转化，没有生活载体而又缺乏信仰基础的年轻人就充当了乡村混混的角色，他们或者以村子为中心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或者就在附近的城镇寻找牟利的机会。在一些泛滥的地方，他们还有可能成为维护场子秩序的打手。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灰色势力之所以能够横行乡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力量有多强，而是因为村民缺乏对村庄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原子化的村民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囚徒困境中的个人是无法单独抵抗灰色势力的打压的。乡村“病”了，国家“走”了，乡村的治理工作该怎么办？在当前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官退民进”而应该是国家调控能力的加强，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以农民为主体进行社会基础秩序的建构，当下之急是重建农民的信仰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加需要加强对中国广大农村乡村治理现状与社会基础的调查研究，从而为可能的社会基础秩序的建构提供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