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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区文化建设调查及思索

发布时间:2012/12/26 17:06:49   阅读:

本文作者:孙政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社区社会资本的文化影响

后大街社区利用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激活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活力,对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

1、强化社区互惠信任关系,构建社区与居民的文化合作网络

后大街社区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运用有限的社区资源实现社区公共文化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共同的公共文化利益和社区文化认同之上的共赢合作,也是社区居委会、社区文化团队和居民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建立的互惠信任关系。“社区居民和我们的关系挺亲切的。街道要求我们要一口亲,包括家庭一口亲、特殊人群一口亲、社区文化能人一口亲以及社区居民一口亲。……一开始肯定也不是很好,需要我们社区部门上门去做工作。到后来,慢慢地,因为我们社区打造出了特色文化品牌,通过排练、演出和沟通等,他们逐渐认可了我们的活动,就自己来参与了”。②后大街社区居委会的方主任如是介绍。通过主动接触和了解居民需求,形成并强化了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的信任、认同、宽容和理解,在这种互惠信任的关系基础上,社区与居民的文化合作网络形成并能得到充分运用。

2、利用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积累社区文化资源

对后大街社区来说,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文化队伍、社区纪委、社区商会和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充分带动了社区内部的资源挖掘,并将外部资源引入社区,为整个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积累资本。居委会利用日常“一口亲”的社区工作,和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运用社区邻里之间的人情互惠网络培育了非正式的社区文化积极份子队伍。专门成立社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配备了文化员,形成由社区“主要领导总体抓,分管领导负责抓,文化员具体抓,社区党团组织一起抓”的运行机制,保证了社区文化工作有效运行。文化积极份子队伍由社区离退休党员、门栋楼长、文艺骨干等组成,通过调动丰富的社会关系,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此外,社区已初步形成由政府机构(街道办事处)、居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社区非营利组织(文化团队)、社区居民等多种主体构成的网状治理结构。这些主体或依据原有的独特资源,或通过调动社会资源,共同解决社区公共文化事务。在后大街社区,10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350多人的治安义务巡逻队伍、500多人的社区党员服务队伍,使许多文化活动形成了“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楼,一楼带一片”的可喜态势,使得各项文化活动声势大、氛围浓、效果好。

3、巩固并完善社区共识性规范,强化居民的文化参与意识

社区立足于传统民间民俗文化特色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目前拥有以追求吉祥美好的民间文化队伍和反映婚庆习俗的民俗文化队伍20余支,并先后两次问鼎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依托这些文化队伍,使社区文化活动常态化和制度化,从常规的歌咏比赛、文艺演出,到家庭珍品展、插花比赛、羽毛球颠球比赛,到全社区广泛参与的腊八粥、千人饺子宴,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精神生活,促进了社区居民间的交流,增进了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同时也巩固了传统民间的共识性伦理,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强化了社区居民的文化参与意识。在后大街社区,楼道的居民自发地建立了合作机制,通过户代表会议来推选楼道小组长(楼长),来管理本楼道的公共事务。楼道居民能够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措施共同进行楼道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产品的生产,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了互惠、信任的规范和紧密参与的网络。

总结与评述

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社区,后大街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经历了单一供给向多元供给的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促进,建立了社区专业的文化队伍,形成了互惠、信任的规范和紧密参与的网络。上述个案为本文讨论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经验样本。后大街社区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利用社区社会资本,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建立有效的社区动员机制和社区文化参与机制。社区居委会、社区文化团队和社区居民的关系因为社区文化参与的制度化而日益紧密,“进而为社区居民多元化的需求和社区公共舆论的架构提供伸展的空间”①。换言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各个主体依托自己的资源网络构建社区层面的文化建设平台,它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而对社区民间文化团队及社区居民进行动员的关键则是围绕其需求而建构动员机制,借助居委会正式的组织结构和社区居民间的非正式关系,利用现实和虚拟网络平台,“建构社区层面的正式制度和文化氛围”②。第一,结合居民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荣誉、物质资源等酬赏的动员机制。第二,“社区组织结构是动员信息得以传达的内部管道”③。要实现有效的动员,需要建立高效的组织结构,形成良好的社区居民关系网络。后大街社区就是利用较丰厚的社区社会资本,使社区居委会与居民之间形成了较为亲密的情感联系。第三,沟通平台为社区动员提供了物质条件。后大街社区形式多样、顺应潮流、深入民众的沟通平台,包括文化长廊、LED多功能显示屏或其他网络互动空间和普及至民众的露天舞场、门球场、篮球场,或者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间办公室以及文化组织网络中的联络平台。居民利用社区这一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公共文化需求,发表自己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看法与意见,并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当然,在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同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也培育了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自觉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激活了社会资本的内生动力。然而,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并非能简单移植,也不能短期内迅速形成,因而需要为它提供适宜的生长空间。政府需要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提供更多合作、沟通平台,使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体会到公共精神的价值,激发社区公民参与文化的热情和创造精神。

由此可见,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强调运用社区社会资本,更需要一种能够培育这些社区社会资本的制度建设。只有当社区居民的文化参与和文化表达建立在制度保障基础上,“参与的居民可以得到来自超越血缘、地缘的宏观层面的制度支持时,这种社区公共文化参与和社会资本的良性构建内涵才是真正一致的”④。因此,尝试运用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还需要多方面制度的改革与配套,这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社区社会资本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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