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计中的风险识别和评估———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国风险的识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因为我国正处在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除了直接显性风险以外，或有风险和隐性风险之大也是不容忽视的。或有风险和隐性风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体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债务或亏损所带来的隐性风险；二是地方关系权事权不匹配及机会主义下地方债务问题所引起的或有风险和隐性风险；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职能转变背景下大大增加的支出责任所带来的或有风险和隐性风险，具体的支出责任如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三农”问题和生态建设环保问题等。因此，在进行指标选取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隐性风险和或有风险，注意对以上问题的反映，然后对风险状况做全面的评估和衡量，最终得出应当予以重点关注的风险预警指标。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指标的选取，二是指标预警线的确定。

二、风险预警指标的选取

在风险识别上，本文将借鉴风险矩阵，选取相应的风险预警指标，并根据我国实证数据情况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分析最终适合作为我国风险预警指示项的指标。风险矩阵是现今风险分类的主流观点，它表明面临着四类风险，分为显性／隐性、直接／或有这两个维度，这是从债务角度来衡量风险的。其中，显性债务是由法律和合约确认的债务，隐性债务反映的是基于公众和利益集团压力的道义责任；直接债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债务，或有债务是只在特定事件发生时的负债。

（一）预警指标的初选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多个指标作为衡量风险的指示项，形成初选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具体见下页表2。在指标选取中，风险中的国有银行影响部分不考虑政策性银行。此外，由于地方债问题在近几年才显现，审计署在2011年才公布相关数据，数据获取上无法获得与其他指标同等的延续性，在实证时我们没有将地方债务纳入数据分析，但考虑到地方债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地方债务规模无疑仍应作为风险预警指标。

（二）模型的构建

本文将审计查出的单位违规金额（即违规金额和被审计单位个数的比值）作为因变量，将其与上述28个风险指标两两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选取具有因果关系的指标作为风险预警指标。在数据的获取方面，本文选取1985年至2009年的相关数据，共25组，基本满足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数据量的要求。其中，每个单位的审计违规金额来自于《中国审计年鉴》；银行相关数据来源于银监会网站和袁德磊、韩莉等人的研究；国债相关数据来源于部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并借鉴肖鹏等的测算；基尼系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会上的发言和胡祖光关于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的研究；其他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对于任何的监测预警系统而言，各警区的警限十分重要，而重中之重则是“无警警限”的确定，即没有风险的预警线的确定。无险预警线的确定具体包括三种判定标准：第一种是以其预警指标下限不低于某一数值为宜；第二种是以其预警指标上限不高于某一数值为宜；第三种则是前二者的结合，即预警指标为某一特定区间，由上下预警线共同确定，指标值在其中变化为宜。

本文借鉴国际的通行指标，同时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预警指标的基础上，分析适合我国的相关风险指标。

1．赤字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赤字率3％设为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趋同的一个目标，但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赤字警戒线指标。国内的研究者将2．2％设为中国赤字率的警戒线，并将2．2％～3％设定为较小风险区、3％～5％为较大风险区、5％以上为濒临危机区［1516］。我国在2000年至2003年以及2009年超过2．2％的警戒线处于较小风险区，其余年份皆在安全区域。

2．国债负担率。根据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累计额最多不能超过当年GDP的45％。由于发达国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一般为45％左右，因此国债累积额大体上相当于当年的收入总额，这是公认的国债最高警戒线。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则明确规定国债负担率以60％为限。我国收入占GDP比重在20％上下，按45％的指标推算，我国的国债累积额占GDP比重以不超过20％为宜。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国还未超过20％，处于低警状态。

3．外债偿债率。它反映的是一国外债的偿还能力，比重高则表示偿还能力弱。这一指标国际警戒线为20％。我国1985年至2009年最高值为1540％，未超过警戒线，风险较小。

4．外债债务率。该指标的国际警戒线为100％，而国内研究将其安全区设定为80％以下，并设定80％～100％为较小风险区，100％～120％为较大风险区，120％以上为濒临危机区。由于外债涉及外国债权主体，需要用外汇储备来偿还，而一国主要通过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来获得外汇储备，途径狭窄，受制约的因素较多，因此比国内债务带来的风险更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不少发展中国家频繁陷入外债危机，而相应出现危机的较多。因此，外债风险指标具有其特殊性，应予以重视。我国外债负担率在1988年至1992年处于80％～100％之间，位于较小风险区，其余年份在安全区。

5．收入占GDP比重。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多在30％～50％之间，发展中国家在18％～30％之间，我国从2009年起超过20％。国内将30％定为预警线，大于30％为安全，30％～24％为较小风险，24％～18％为较大风险，18％以下为危机区。由此看来，我国目前风险较大。

6．收入占全国收入比重。国内研究中将警戒线设在60％，60％以上为安全区，50％～60％为较小风险区，40％～50％为较大风险区，小于40％则为濒临危机区。我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收入占比在20％—30％之间，风险指标显示爆发危机可能性较大；分税制改革后在50％—60％之间，处在较小风险区。

7．经济增长率。国内研究将其警戒线设定为8％，这是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8％以上较为安全，5％～8％之间存在风险，5％以下则为危机区。国内的研究中安全区为7％以上，57％～7％为较小风险，5％～57％为较大风险，5％以下为濒临危机区［15］。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率都在8％以上，处于安全区域。

8．失业率。国内的研究是将预警线设在8％和15％，小于8％为安全区，8％～15％为风险区，15％为危机区。我国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4％上下，风险较小。但是考虑到我国失业率登记工作的不全面性，实际数值应该高于4％，如果再考虑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数值将更为惊人。

9．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合理范围，国际上没有定论。我国从实行贷款五级分类以来，不断加强对银行不良贷款的管理和核销，并规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主要条件之一是不良贷款率必须低于106％。如果以此作为不良贷款率警戒线的话，那么2005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06％以下，并逐年下降，在2011年降至1％，风险状况较好。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社会保障支出占支出比重和支农支出占支出比重的合理区间大小的研究和针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股票流通市值、M2（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比重的适宜区间的研究目前基本没有。本文存而不论，希望在以后数据较为齐备的情况下开展后续研究。

由此可见，第二种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其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较强，但是对于指标预警的系统性保持不够，部分指标界限难以确定；而第一种指数化的方法主要是定量研究，对数据的延展性、真实性要求较高，且采用历史数据来分析未来的风险，在影响运行的变量发生重大变化时，模型的准确性受到挑战。通过对这一阶段风险评估的分析，审计部门能够根据第一阶段得到的指标值和指标预警线对照得出风险的具体级别，从而对风险状况有全面且可量化的把握。

综上所述，在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之中，风险预警系统可以基本建立起来。通过预警指标的确定、对预警指标的跟踪监控以及对预警指标的量化评级能够让审计部门得到关于风险的直观量化数据并最终界定风险的等级，并根据风险等级状况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和政策建议，这些在风险处理过程中值得借鉴，能够起到指导作用。

三、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审计工作的启示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是监控风险的不二选择，也是国内外学者致力的研究方向，它的构建对我国审计工作有一定的要求，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我国应建立审计信息化平台。风险预警系统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数据的全面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对于风险指标的准确性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我国审计体系应加强系统性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具体而言，我国审计部门应加强与相关信息部门的合作，强化信息化系统的研发和推行。在我国地方审计部门受到同级和上级审计部门双重领导的审计体制下，审计署应加强审计系统中垂直型的信息化指导和培训，构建统一的后台支持平台和规范的前台操作系统，来实现信息的快速收集和集成共享。

2．审计部门应关注或有风险的度量和评估。通过上文中预警风险指标的实证分析，经济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股票流通市值占GDP比重、M2占GDP比重等或有风险指标应成为关注的重点，且现今对于其中部分指标的预警线的研究不完善导致衡量时缺乏指导意见，这更应当引起审计部门的关注。具体而言，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合理性经济减速现象、庞大的隐性失业人群、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环保的巨额刚性支出等都有带来危机的可能，成为风险的诱因，审计部门应予以关注，而股票流通市值占GDP比重、M2占GDP比重所代表的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波动也暗藏着风险。

3．我国应进一步强化支出审计。1994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审计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法定的预算执行审计阶段，而预算执行审计也从1996年至2002年的收支审计并重阶段走向了2003年后的以支出审计为主的阶段，这一变革与我国的预算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是相适应的。但是，我国现行的支出审计还存在着覆盖面不广、深入不够、强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国审计应进一步强化支出审计，在审计大格局的背景下，开展全过程审计、全资金审计，加强审计的覆盖面和深度，并强调支出效益审计，提升资金支出效率和效益。由上文实证分析结果可见，我国审计应加强社保资金和支农资金的审计工作，强调支出的公平和效率。

4．审计部门应加强与金融系统的互动合作。当今社会经济体系中，金融已成为其运行的“血液”，虚拟经济已不仅仅是实体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它真真正正地对实体经济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从上文实证研究中股市和货币市场的指标入选预警指标就可窥见一斑。作为风险的监控者之一，审计部门在构建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应加强与金融部门的沟通和合作，实时掌握金融风险的状况，杜绝金融风险转变为风险。

通过以上四方面的工作，我国审计部门能够借助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顺利开展风险导向的审计工作，在审计工作中实现对风险的识别和评估。但是，对于风险事项的处理，审计部门所能采取的措施不多，而且主要取决于其提供的风险处理建议及报告被相关部门接受的程度和社会公众的知晓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审计组织模式息息相关。

作者：孙玉栋刘喆常春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