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聚经济与城市化

城市自古就有。然而，一般说到城市化，则指的是自产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形成的人类的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的大量集聚，从而使资源的集聚点—城市得以迅速发展。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源(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从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难以隔离的孪生物。由产业革命推动的工业化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积累财富的手段和方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积累财富的组织方式，使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爆发性的提高和发展。工业化首先是技术革命和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然而，工业之高度的生产力还依托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发展。规模经济是经济资源在经济主体的集聚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而集聚经济则是经济资源在地理空间的集聚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正是这两者，尤其是后者—集聚经济，成为工业化时代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一个肯定无疑的、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首先，集聚经济起始于规模经济。机器大工业生产需要资本和人力资源在经济主体上的大量集聚。这是实现工业大规模生产的先决条件。这种集聚又同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区位上的集聚发生必然的联系。在工业化时代，这种集聚是城市化发展的初始原因。其次，工业化是一个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占工业部门的行业被不断细分，工业企业的生产越来越依赖于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以实现其规模经济。

显而易见，这种社会化分工体系只有在区位上实现其集聚才能取得最优的效率。不仅如此，资本、人口、生产在特定区位的集中，必将使这一区位的交通、物流、商业、贸易等部门相应产生和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邮电通信和各类服务业亦相应产生和发展。这一切的集聚就又构成了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集聚经济”的源泉，成为城市数目不断增多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根据。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集聚经济之源泉还不止于此，企业经济活动的集聚也必将促使公共经济活动的集聚。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乃至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在城市的发展，使集聚经济得以进一步放大。反过来说，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离开了集聚也难有其发展。最后，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特定区位的大规模集聚，也就是人口在城市的大量集聚，同时意味着市场的集聚。有了规模市场才能有规模生产，有了规模生产才能享有规模经济。集聚呼唤新的集聚是集聚经济的显著特点。城市化不可阻挡的发展，城市规模难以驾驭的膨胀，其推动力即在集聚经济。回顾中国建国50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无论在理论上、认识上还是在政策上，对工业化必须与城市化同行，在推进工业化时必须重视和依托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这一点，并不十分清醒。

二、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

在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以城市化率的变动为参照物)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参照物)之间，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以人均GDP或GNP为参照物)之间，可以找到一定的相关规律。如果我们对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做一个阶段分析，可将其划分为工业化的起步期、工业化的扩张期和工业化的成熟期，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阶段性的、非线性的经济结构演化过程。总的说，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城市化的速度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则不尽相同。

1.工业化的起步期与城市化率。工业化起步期的主导产业是轻纺工业。轻纺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轻纺工业的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将离开土地进人工厂做工，从而城市化过程就发生了。但是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进人城市，需要有发展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工业的发展也需要资本的积累过程;还需要以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城市对人口的增加提供可容量。然而，相对于此，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还相对较低。因此，在这一阶段，城市化率呈现平缓上升的态势。这一时期也就是城市化起步期。据统计分析，在这一时期，英国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0.16%，法国为0.20%，德国为0.25%，美国为0.24%[l](P48)。此时的就业结构，农业大体从50%以上向50%以下下降，第二、第三产业都从25%以下向25%以上上升;城市化率则向30%以上发展。

2.工业化的扩张期与城市化率。工业化扩张期的主导产业是钢铁、化工、机械、汽车、耐用消费品等重、化工业。这一时期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进人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迅速增强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也必然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据统计分析，在工业化的扩张期，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是工业化起步期的1.5倍至2.5倍。在这一时期，英国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0.30%，法国和德国为0.35%，美国为0.52%〔‘](附)。在这一时期，城市化率将以较快的速度向70%攀升。

3.工业化的成熟期与城市化率。工业化成熟期是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进人深加工化的过程。生产经营由量的粗放型扩张向质的提高和集约化方向发展。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数据分析，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无论从就业结构还是从C江护结构来看，在上升到40%左右后，将缓步下降。与此相应，城市化的速度亦有所降低。城市化进一步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在工业社会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动中，城市化率的变化呈现为S型上升曲线川‘RS)。

4.我国将进人城市化的高潮期。从以上曲线来看，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城市化过程将进人一个相对快速发展时期。199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4%。根据世界城市化规律的经验性判断，我国在21世纪初应进人城市化的加速期。关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口〕P或人均GNP)与城市化率的相关性中去分析。见表l。

三、服务经济化与城市化

从统计分析来看，城市化的进展同第三产业的发展的相关性要高于同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对美国1870年至1970年城市化率的变化同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的变化、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的变化之间求其相关系数，则前者为0.6055，后者为0.9700。对日本1920年至1979年上述两个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则分别为0.8612和0.9287。中国1952年至1998年的上述两个相关系数分别为0.8452和0.9237。可见，即使是在中国，城市化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依赖，也要高于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在对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中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中发现，农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将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离开了农业的劳动力将进人工业和服务业，离开了农村的劳动力就进人工业和服务业集聚的城市。其中工业(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是呈现倒U型的变动，也就是先上升，而后停滞于30%至40%左右，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比重将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与农业正好相反，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在工业化的后半期，城市化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和工业的集聚是激发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工业的发展和在特定区位的集聚，又带动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而且，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无论从就业规模还是从GDP(GNP)水平来看，其上升速度都越来越快于工业，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从而服务业就成为城市化的最大动力源。“孤树不成林”，服务业本身对区位集聚的依赖高于工业，俗话说:“店多拢市”，服务业只有集聚才能出效益。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对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服务业也只有依托于城市化的发展才能生存和发展。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将呼唤和推动服务业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化之所以不停地发展，其推动力就是服务业不停顿地发展。在我国，对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乏认识，但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城市化的发展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指出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动力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城市化的发展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城市化，也就没有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产业经济学中，解释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理论工具，是产业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其差异越大，产业结构变动的能量就越大;越是成熟社会，这个差异就越小。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6、2.09、1.22，其差距极大。农业的就业人口又占了总就业人口的50%左右。

因此，农业就业人口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存在巨大势能。从政策的角度考虑，希望第三产业有更大的发展，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总是落后于第二产业，至今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于工业。究其原因，是因为城市化进程滞后，第三产业的发展缺少必不可少的城市作依托所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里的所谓“新”的重要内涵之一，就在于城市化进程将加速。可以预见，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互推动和加速发展，不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城市化率都不过30%左右，处于较低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经济在发展上的后进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巨大潜力所在。

四、外部性与现代城市问题

趋近于集聚经济、外部经济之经济资源的集聚，造就了城市化过程。经济资源之大量、迅速的集聚，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又将引发由此而来的集聚不经济、外部不经济。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集聚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典型表现就是“城市病”。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宅紧张、就业困难、社会治安恶化、水资源短缺等即是城市病的表征。城市病的恶性发展必将抵消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现代城市的发展与生存，处于发展集聚经济、外部经济与抑制和治理集聚不经济、外部不经济的矛盾与抗衡之中。一般来说，城市病会恶性爆发在工业化的扩张期，也就是在城市化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部分中』合城市将难以阻挡地走向巨大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城市化已经步人高潮期，同时也将进人城市病的高发期，可以说，城市病已经开始在我国城市中传播和蔓延。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结构进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相互关系时，也必须同时讨论城市化与城市病的关系。要医治城市病，首先就不得不依靠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人与建设，同时也不得不依靠加大城市管理投人的力度。这一切就必将给城市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的每次改善都可能引发新的集聚，集聚呼唤新的集聚，致使城市病治不胜治。轰动一时的1975年纽约市财政濒临破产事件，就是城市病压垮财政的一个例子。由此，人们对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和发展产生了疑问和疑虑。政策推动产业布局的优化和调整，可说是减轻城市病压力的一个出路。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早在1891年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2%，因此，医治城市病动手也较早。1934年，英国就制定了《特区法》，以工业小区的建设作为调整工业布局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又进一步制定了《工业布局法》和《城乡规划法》，以大力推动工业小区的普及和卫星城市的建设，意在疏散城市工业的过度集聚。应该肯定，英国的这一政策对减缓城市病的蔓延是有效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一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实施称之为“据点开发方式”的工业布局政策，将一批重、化工业集中在十几个地区，以联合企业的方式求发展，形成了若干“新产业城市”。这一政策对缓解资源配置过分集中，纠正资源配置在区位间的疏密不均，应该说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城市化的鼎盛期，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城市的群体化和网带化，各具特色、规模不等的城市形成网状、带状连接。

在欧美和日本都有一批著名的城市连绵带，比如，波士顿一华盛顿城市带、芝加哥一匹兹堡城市带、圣地亚哥一旧金山城市带;伦敦一伯明翰一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城市带、巴黎一里昂一勒阿弗尔城市带、兰斯塔德城市带、莱因一鲁尔城市带;东海道城市带等[2]。可见，在局部地区形成城市的群体化、网带化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城市的聚集是形成集聚经济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源泉，它可以避免集中集聚于少数特大城市所恶性爆发的城市病。工业化进入成熟期，城市化步伐逐渐放慢。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地带，信息中心、管理中心、决策中心的功能将进一步凸现;城市中心地带作为居民生活街区的功能将呈现空心化现象。中高收入人群将移居城市边沿地带，以回避城市中心地带的城市病。这在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被称为“炸面包圈(doughnut)现象”。在西方国家尽管由此带来“无家可归者(homeless)”群居城市中心的问题，但城市功能的变化、城市内部功能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也应视作伴随经济结构演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带来的一种进步。从目前来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的结果，而对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则是一个主观的目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来者有其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和教训，避弊趋利。现在我国需要一个推进城市化的系统思路。我国特大中心城市还需要发展，但应围绕、突出其信息中心、管理中心、决策中心的功能而发展，应强调主要以第三产业的发展图发展;大、中城市应围绕优势产业，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产业城市;中小城镇的发展应围绕中心城市形成网带化发展，须知，孤立的中小城镇难以形成足够的区位集聚经济，因此是难以立足的。

五、“新经济”与城市布局、城市功能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其特点之一，在于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重叠，工业化与信息化重叠，尽管其主体过程还在于加速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因此，还需讨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支撑的“新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又是一个在经济结构上大的变化。从产业结构演化趋势上看，“服务经济化”、“知识经济化”成为结构进化中最显著的现象。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与此相对应，人们的消费结构也由消费物质性资料为主，向以服务性、信息性消费为主的方向发展。而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结构亦由“重、厚、长、大”型向“轻、薄、短、小”型发展，产品的成本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生产方式由大批量、少品种的规模化生产方式向多品种、小批量的自动化大生产方式转变。这一系列变化将必然反映在产业区位的变化上，也会反映到城市发展、城市布局和城市功能的变化上，其中科技园区、科技城的发展是最令人关注的焦点。

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城、高科技园区，信息、微电子产业的麦加—美国硅谷，在距旧金山50公里的原著名葡萄园里得以产生和发展。其实在美国，“科技园区(researchpark)”早在60年代就已出现。关于科技城、科技园区的区位布局，我们可以说的是，科技城对传统城市的集聚经济、外部经济之依赖性并不高，反而给人以科技园区在回避闹市之嘈杂的感觉。科技园区要求区位生态环境的高质量。进人80年代，日本的产业结构力图超越重、化工业化时代，挑战微电子、生物工程、精细陶瓷等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地理布局在日本就呈现出大量脱离原有传统工业区位的趋势，形成了高技术产业布局由“先进县向后进县”、由“临海向临空”(所谓“临空”就是靠近空港)发展的现实。寻求干净的水和空气、寻求廉价的劳动力，成了IC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轻、薄、小而高附加值的IC、LSI产品适于空运。半导体产业的区位条件是离空港要近，而不是离海港和火车站要近。这样，九州岛就成了日本的“siliconisland，’。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与之相应的产业结构的演化，一些城市的停滞，一些城市的衰落，以及另一些城市的兴起，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对发达国家而言，人口的转移不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移动，而是城市之间的移动，是人口密集区向人口稀疏区的移动。

六、城市化—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关键

自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进人了以买方市场为主色调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趋势的威胁，令人思谋其出路和对策。这是城市化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凸现其重要性的时代背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经济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需求来支持，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判断。从而，如何扩大内需就成为经济政策上的头号问题。我国的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70%，当人们讨论扩大消费的时候，总会想到最大的消费人口群在农村，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只及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30%。这就不能不讨论如何增大农民的消费能力问题。然而，要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收人，而提高农民的收人的首要途径，无非在于提高农产品价格。显而易见，无论是从现今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是从农产品供求关系看，这都是政府经济政策力所难及的。眼下就是坚持以粮食保护价收购以维持粮价都是很吃力。如果农村人口不减，靠调控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人，可以说已经做不到。农业从整体上做到优质、高产或许不难，但做到高效益就肯定很难。因为我国农业已进人了低“需求的收人弹性”的阶段。

出路只能是逐步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和释放我国农村人口这个最大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并改变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提升消费结构。农村与农民问题至今仍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工业化过程是大量农民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过程，是绝大多数农民进人城镇的过程，是缩小城乡差别的过程。因此，对我国来说，加快城市化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最后解决，其途径就在城市化。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也是在新经济发展阶段日趋突出的、不能回避的经济社会问题。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我国有7亿多经济资源人口，其中有一半，即3.6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如将农业从业人员降到总从业人员的20%，就需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安排2亿多的劳动力就业。目前，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3.5%，与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平均水平比还偏低，应可上升到30%以上。

从理论上推算，第二产业今后还应有4500万人到7000万人的吸纳就业潜力，但不可能更多。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为26.7%，与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平均水平70%差距则较大，相差30个到35个百分点。以此推算，仅第三产业就存在2亿人至2.5亿人的就业吸纳潜力。问题在于，使这些就业潜力转化为现实就业机会的条件是什么。我认为，其中首要的条件是城市的发展，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所必须的集聚点。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国土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必将出现一个高潮。对基础结构的投资将成为下个世纪我国投资增长的火车头，成为确定无疑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总之，今后欲扩大内需，无论是对投资还是对消费来说，都要依赖于城市化的发展。把第三产业部门视为不能创造商品价值的部门，从而限制其发展的理论误区和政策误区早已不存在了，但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依然不能令人满意，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城市化进程还不够快。我们过去对城市化的发展有种种疑虑，也存在诸多发展城市的现实困难，但时至今日，决不应再叶公好龙，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离开加速城市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