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经济结构范文第1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
前言
调整产业结构是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为迎接新世纪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的挑战，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调整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
一、产业结构调整：新世纪科技革命的挑战
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在于能否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就整个世界而言，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期间，哪个国家顺应这一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潮流，走在科技革命的前端，发展高科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谁就立于不败之地。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因为“结构”决定“市场”，“市场”决定实力。传统产业生产出的产品质量、档次和适用性低，那么拥有的市场份额自然就少，实力就谈不上。
产业结构调整以技术进步为先导，以拥有相当规模的知识产权为前提。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在内容上包括：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前者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以市场为导向，产品为龙头，效益为中心，管理为基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传统产业水平;后者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一批由技术创新突破带动的新产业，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这两者都依赖于技术进步。只有技术进步，才可能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才可能生产出技术含量高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技术上的小改小革，或者局部地区生产效益的提高，并不能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只有技术创新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其成果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达到一定规模，能够引起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品更新、质量改善，相应扩大对其他行业产品的需求时，产业结构的改变才是可能的。当今世界竞争，知识产权始终是个热点，这正是个中缘由之一。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我们面临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竞争优势，希望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竞争优势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指日可待。世界贸易组织将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为其管辖内容，要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成员有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且引入了以贸易报复为主要手段的统一争端解决机制。这对我国尚不十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可见，进行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们面对的挑战很多，但它是事关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成效乃至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刻不容缓，并且要赶在世界科技革命大潮的前端。
二、自主知识产权：经济结构调整的催化剂
知识产权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它促进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间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创造过程，可以实现我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产业革命。
知识产权制度是推动和保障技术创新的基本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在技术创新中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给技术创新主体以利益上的激励。技术创新人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从其创新成果中取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这种经济上的回报正是调动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积极性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动力;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界定，令技术创新主体对创新成果享有一定期限的“垄断权”。对技术成果的垄断，也就是对市场竞争优势的拥有。知识产权在技术创新中的另一个功能，是它为技术创新提供知识产权文献信息，使技术创新主体从中启迪思维，帮助确立科研课题和攻关计划;从知识产权文献信息中也可以了解有关产品的应用动向、现有技术水平、效益情况及缺陷，帮助确定技术创新主体的攻关方向和重点。另外，技术创新成果只有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形成技术创新的垄断，才能将技术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的保护功能，除表现在对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这一过程外，还表现在它为技术创新营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
对知识产权的利用与保护，是加速国有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措施。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应当“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可能使我们越过某些常规的发展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国内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我国引进最新技术的前提，而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实施，正是实现国有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其次，通过国际知识产权合作，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信息资源，发挥后发优势，在某些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从较高的起点上进行自主技术创新，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和产品，推进国有经济的产业升级。再次，充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以高科技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在我国已初见端倪。国内企业通过开发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在数字程控交换机、光纤通信设备、核电设备及移动通信产品、新一代家电等高技术产品上已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据统计，到1998年，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有高新技术企业1.6万多家，实现技工贸总收入超过4800亿元，出口创汇85亿多美元。
三、结构优化升级：当前知识产权工作的核心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当前重点要做的工作主要有：
首先，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对技术创新及其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和重点的引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正确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在我国有优势，产业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以及有利于解决国民经济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技术和产业领域，优选一批重点项目，集
中力量，协调攻关，取得突破。”可以说这是国有经济产业升级的关键措施。在这方面，要做的知识产权工作主要有：通过知识产权信息，特别是专利文献，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宏观指导提供信息参考;通过专利文献信息，加强关联技术创新主体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攻关;通过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利用法律杠杆，引导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重点选择;通过培育和发展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市场，规范技术转让和许可贸易，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其次，加强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工作，促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提高创新水平。目前在我国，企业还不是技术创新的主要主体。我国企业走技术创新之路存在起步晚、基础弱、素质不高等问题。因此，我们今后的工作应当一方面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要发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推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在这方面，要做的知识产权工作有：进一步完善发明创造的奖酬制度，合理界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界限，加大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争议的解决效率，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和仲裁水平;加快专利信息网络建设和专利信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创新成果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提供高质量服务。
经济结构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劳动就业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势，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赖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经济结构范文第3篇
（一）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和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二）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假如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非凡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向，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向。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
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重，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靠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假如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和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目前状况，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和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由于人口流动和农民的两栖就业，户籍人口已难以反映城乡人口的实际经济活动分布状况。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已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年11月1日相对于1999年底，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2个百分点，达到36．1％，因为这次普查是按人口实际居住地统计的，更能反映人口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公报显示，经济相对落后的9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在一年后反而下降了，流出人口较多的省份有安徽、广西、四川、河南、黑龙江等，而流入人口较多的有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说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人口。并且大量人口流人城市，例如，苏州市2000年末户籍人口578万，而普查常住人口692万，流入的外来人口达114万，这些外来人口都实现了市场化就业。说明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增加就业的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20多年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齐头并进，改善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提高了绩效。并在这一进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日益改善。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具有较高的劳动吸纳能力。从劳动就业的国民产出弹性系数来看，1999年相对于1998年，城镇国有经济是—0．7，城镇非国有经济为1．3，而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产出弹性分别为0．54、—0．15和0．23。这里第一产业虽然较高，但存在着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状态，而真正具有较高就业弹性的是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同时，随着经济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人口的城市化正在加速。因此，我国经济将继续沿着民营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轨道向前推进。
经济结构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结构；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一、税收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形成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的机制。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税收政策是政府指导和诱导资源配置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税收政策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税收政策要保证市场机制对经济结构调整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税收政策最基础的作用始终是作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外部制度条件，对纳税人来说应尽量减少除税额和奉行成本之外的税收成本，对征税人（政府和税务机关）来说应尽量减少税收的征收成本。此外，税收政策还应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采取鼓励性的税收政策，通过经济利益诱导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经济结构向预定目标调整。鼓励性税收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鼓励研究与开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2）鼓励企业兼并联合、资产重组，鼓励企业集团化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3）鼓励投资于落后地区，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税收为城镇建设筹集资金，实施城镇化战略，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第三，采取限制性税收政策，抑制某些经济行为，辅助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比如：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限制某些与我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高档娱乐消费行为等。
总之，税收政策的作用在于通过中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经济主体的市场选择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通过鼓励性和限制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
二、当前我国税收政策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表现
（一）当前税收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机制的形成
1.1994年税制改革时面对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表现为投资过热，因此税制改革侧重于用重税抑制投资，调控宏观经济。为了达到此项目的，国家对增值税的税基和征税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从税基角度看，我国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其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一直较重，这导致各行业增值税税负不平等，扭曲了资源配置，使资源过多地流向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从征收范围角度看，我国对在本国境内销售、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而对在本国境内提供增值税征收范围以外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由于大部分的劳务被排除在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外，增值税链条不完整，其“中性”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和劳务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要消耗大量的劳务，但对劳务征收的营业税并不能作为劳务使用者的进项税额来抵扣。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会因为增值税不广泛的征收范围而承担较重的税负。可见，我国当前的税制不利于产业重心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产业转移，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我国税制抑制投资的另一措施是通过企业所得税实施的，即通过限制可扣除性的费用来高估应税利润，以减少企业税后利润抑制投资。费用不能在应税所得中扣除，致使税后利润不能完全体现企业的经营成果，企业要达到预定盈利目标所付出的成本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存在而加大，这可能会使企业改变经营方向。例如，计税工资制较低的标准工资扣除不鼓励企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变。
2.地方市场分割的存在使要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不利于确定地区比较优势，更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培育企业的市场意识和竞争能力。而地方市场分割的重要根源则是分税制的不合理性。另外中央和地方划分财权的标准不是按事权财权一一对应原则来确定的，再加上当前政治体制的某些不合理环节，使得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短期的地方利益，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造成地方市场分割。此问题的存在阻碍了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机制的形成。
（二）税收政策缺少对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支持
1.缺乏实现企业集团化的税收政策。除了源于分税制不合理的地方市场分割使要素不能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自由流动，阻碍资产重组外，另一个不利于企业集团化的因素是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劳动力流动风险难以化解，劳动力倾向于滞留于原来的企业，企业为解决冗员问题困难重重。社会保障资金以收费形式而不是以税收形式征集，权威性、强制性不足，拖欠现象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得不到及时充足的资金支持。
2.缺乏支持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小企业在科技创新、吸纳劳动力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小企业的特点和作用决定了政府应采用一定的金融、财政（包括税收）等政策扶持其发展。但我国目前却没有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专门税收政策。现行税法规定：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企业，减按27%的税率征税。此规定的对象并非是全部小企业而只是盈利少的企业，这会诱使企业避税。这种以应纳税所得额，而非企业规模为标准判定适用税率的做法，不利于小企业的发展。营业税优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中观税负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不符
理论上讲，要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应有较优惠的轻税政策相配合。可是我国目前三个产业的实际税负率分布并不符合这一理论。如表1所示，1996年第三产业税收负担率大大高于第一产业，也高于第二产业。
同时，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逐年上升，而第二产业则逐年下降。从税负方面来说，相对其它产业，对第三产业的重税政策，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矛盾的。
表2中列出的部分产业的“两税”税收负担率中，基础产业较高，而轻工业和商业则低的多。主要行业中与产业政策意图相左的税负分布状况反映出税收政策未能及时根据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形成一定程度的偏离。
（四）税收优惠政策手段单一，产业导向薄弱，对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不足
税收优惠可分为税率式优惠和税基式优惠。税率式优惠以降低税率的形式存在（免税可视为零税率的税率式优惠），而税基式优惠内容较多，主要包括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等方式。我国税收优惠（1）的主要形式是税率式优惠，税基式优惠较少且力度不够。
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不明确，产业导向作用差。主要表现为：（1）以区域作为界定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急需税收政策扶持的西部地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税收优惠。（2）以资金来源作为划分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使内、外资企业面对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待遇。（3）以所有制作为划分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由于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受到多重条件的限制，企业资源难以按照产业导向进行配置，产业结构难以向预定方向调整。
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创新应发挥一种基础性的激励作用，但现实中税收优惠政策只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一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是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奖励，而非对科学研究和中试过程的支持，同时对转化阶段的支持也不够；二是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新建高科技企业，而忽略了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与创新，使高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成为空中楼阁。
（五）税收收入目标与税收政策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之间存在矛盾
我国税收收入中采用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占绝对比重，说明税制的累进性不太强。按理论分析，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应大致维持在1左右。但是通过实证考察我国历年来GDP与税收收入的资料（见表4），可以看到与以上理论分析相悖的结论：1994～1996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弹性系数却一直低于1；1997～200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弹性系数却快速拉升至2左右，1999年甚至达到了3.37.
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存在。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弊端在于：一是税收计划的编制存在问题。我国的税收计划编制和分配一直采用“基数×系数+特殊因素”的方法，税收计划任务逐年加码。二是税收计划过于刚性，灵活性差。在我国，税收收入是各级政府执政业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允许财政超支但不允许短收，并且更为严重的是税收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层层追加任务的情况，这使得税务部门疲于应付收入任务，而执行税法、落实经济调控的职能难以贯彻。在不发生税制调整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的地方就可以“藏富于纳税人”，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完不成任务的地方便会发生“寅吃卯粮”、征“过头税”的现象。
指令性税收计划歪曲了税法利用税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意图。税收脱离经济状况的独立发展，篡改了市场形成和税法修正过的税后受益的部门分布状态。更进一步，由于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存在，各地区形成了不均衡的中观税负分布。地区间税负水平的不统一引起资源低效率流动，容易导致地区分割，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受此影响，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自行调整、自行转换机制也难以成熟。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改革与创新
（一）税收政策主体应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制订和实施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是通过税法表现出来的，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合理化，首先，应改进立法授权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对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进行评价，对达到要求的行政法规及时上升为法律，消除立法主体与执法主体一体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增加税法的权威性。其次，根据《立法法》规范税法的立法程序。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代表公众利益，所以税收政策的制订要坚持平等原则，即使是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其前提应该是能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而不应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福利。这要求税收政策的制订要民主化——充分听取来自各部门、各地区、政策执行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公开制订过程，防止集团利益的产生。
一项科学的税收政策，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守法的税收政策执行主体——税收机关的贯彻执行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所以税务机关的正确执法是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保证。为了保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效果，就应严格执法，加强征管，但不能就征管论征管，还应做一些其它工作，比如，修正和改变影响税收执法和征管的因素（如税收计划等）和加强司法监督。
（二）弱化税收收入目标，保证税收调控目标（特别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弱化税收收入目标的关键就是改革指令性的税收计划，主要建议如下：（1）改指令性税收计划为指导性税收计划，尤其是税收计划不能硬化为任务，其关键是将税务机关的考核标准由收入改为执法水平。（2）实行零基税收计划。零基税收计划的主要特点是取消基数在计划编制和分配中的基础作用完全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重新编制每个年度的税收计划。从效果来看，零基税收计划优于基数法中的税收负担率法。零基税收计划的编制必须以科学的税收预测为基础，为此必须在税务系统内部建立健全税收预测机构。
指导性的以税收负担率法编制的税收计划或零基税收计划的目的是使税收计划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有利于实行依法征税，确定税收收入目标的恰当位置，完整、准确地贯彻税收政策。
（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手段的改革与创新
1.改革不利于经济结构自动调节和优化机制形成的税收政策。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目标首先是为各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水平竞技场”，保证同类企业公平税负，维护经济结构自我调节和优化机制的运行，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必须消除和改革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改革增值税制度。第一，尽快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以减少税收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鼓励产业重点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第二，尽快拓展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完善增值税链条，进一步发挥其中性作用。当前应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其它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提供劳务（如广告、技术和无形资产转让）的部门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以解决由于企业投入不同而导致的税负不公平问题。第三，扩大一般纳税人的范围，以解决当前一些小规模纳税人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
——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按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标准改革现有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应废除计税工资制，放宽对其它费用或基金的税前扣除，让税后利润更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激励企业的发展。如果考虑到收入因素和会计核算水平因素暂不废除计税工资制的话，则应适当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数额，以促进企业引进人才，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改革消费税。与当前的经济形势相比，消费税的部分税目有些过时，而应当征收消费税的一些劳务或产品却迟迟没被纳入征收范围。对此，第一，废除过时税目，如工业酒精、医用酒精、护肤护发品、轮胎等。第二，新增税目。有些产品或劳务如桑拿浴、高尔夫球、夜总会服务等已达到了甚至大大超过了消费税调节的标准，为了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应对其征收消费税。
——改革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相关的税收。在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土地增值税与增值税会发生重复征税。土地增值税的存在不利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应考虑废除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印花税也有重复之嫌，建议合并，以促进房地产交易的进行。房产税和城市房产税是对房产的价值或租金征税，而房产中包括地产的价值，同时租金是房产价值的现金流，自然也包含地产的价值，而另外一个税种——城镇土地使用税恰好是对土地征税，所以两个税种有重复征税现象，建议协调两者关系，通过改革，降低房地产成本，刺激房地产消费，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发展。
——改革现行分税制下的税收返还机制，尽快建立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量化后的比例，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财力，满足各地执行事权的需要，以期达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一致。为此就必须改革税收返还机制，淡化地方收入与地方产值的联系，打破地方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2.改革与产业组织有关的税收政策。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条件之一。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保障费拖欠严重。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开征社会保障税，由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以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收缴。但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只能保证收入及时入库，却难以解决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还得依靠其它措施，如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或国有股份减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联合，实现企业集团化，同时也可促进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
为了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应将现行企业所得税按应税所得额划分适用税率的做法，改为按企业组织类型决定税率，为小企业专门设立一档低税率，小企业不论应税所得额的高低均适用低税率。同时由于目前小企业的判定标准为产值、产量等指标，不包括雇佣人员数量标准，为鼓励小企业吸纳劳动力，建议修订小企业的判断标准。
3.确立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复式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税率式优惠（包括免税），较少运用税基式优惠政策，特别是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方式。“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广泛的税收激励措施（如免税期和公司税率的降低）是成本很高的促进投资的方法”，但“在激励投资政策中，目标定位于机器设备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新投资且提供预先激励的选择性税收激励具有成本效率”（2）。而且实践中西方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正在从侧重于税后优惠的税率式优惠向侧重于税前优惠的税基式优惠发展演变，其原因是税基式优惠总能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及技术开发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有助于增加其资金来源，充分体现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推动作用。因此，我国的税收优惠应努力实现由税率式优惠为主向税基式优惠为主的转变。当前已有的一些税基式优惠（如加速折旧）运用范围较小，力度不够，今后应面向高科技企业和科技改造的企业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加快资金回流速度，加快其发展。
要发挥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作用应做好两件事：一是明确税收优惠的效力范围。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起作用，那些不适宜税收优惠政策的领域应交由财政支出政策来调控。为此；我们应该清理当前税收优惠政策中效果不明显、漏洞较大且易引起税收套利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福利企业、高等学校后勤实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简化和明确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主线中税收优惠政策“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目标，使全国的税收政策系统化、条理化，废除对享受税收优惠所规定的无谓限制，如区域限制、资金来源限制、所有制限制、盈亏限制等，保证凡是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均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农业开发项目、技术过硬竞争性强的出口产品项目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
在产业为主导的前提下，税收优惠政策重心应从东部向西部转移，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现，并且东西部优惠方式可以根据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已具备了相当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在原来基础上的升级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应成为其优惠目标，所以宜采用税基优惠，其效果会更好。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当前应侧重于对其增量结构的调整，保证新增投资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结构，所以，税收优惠采用较长时间的税率优惠（包含免税）会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并在新增投资中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应进一步改革。第一，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入已是当前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我国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重点也应从对企业、科技成果的优惠转向对科技研究、中试和转化过程的支持。增加R＆D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提取科技开发基金、税收抵免等都是可采用的方法。另外，为了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对风险基金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应当实行优惠。第二，放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扩大优惠额度。除了软件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高科技企业外，生物制药、化学制药、新材料、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电工程等新科技行业都应划入税收优惠的范围甲。
[参考文献]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500题解答[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2]刘佐。经济结构与税收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王永治，胡春力。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4]刘世锦，冯4飞。1999年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张军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报告[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
[6]刘溶沧，赵志耘，夏杰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7]安沃。沙赫。促进投资与创新的财政激励[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8]刘佐。中国税制概览（2001）[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9]樊丽明，等。税制优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经济结构范文第5篇
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反差(Bardhan,P.andC.Udry,1999)。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的一个特征是二元经济结构比较显著,促使结构转化是实现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然而,与这种要求不对称的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进程比较迟缓,结果“不仅严重制约着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直接影响着制度调整的空间”(刘元春、罗玉波,2003),在某种程度上,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性”因素(课题组,2005)。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迟缓会影响诸多方面。在资源配置方面,二元经济结构内生出分割的要素市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能与现代部门的资本有效对接,从而形成了劳动与资本的双重过剩(王俭贵,2002),这说明增长还远没有接近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
在收入分配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使市场的竞争机制和工资的拉平机制难以充分作用,现代部门不能通过涓滴效应惠及传统部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难以缩减,反而有相对扩张的趋势(约翰逊,D.G.,2004;蔡,2002;XinzhengShi,2002)。在地区发展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地区间的经济互补,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难以最优配置,诱发的往往是地区间的回波效应而不是扩散效应,以致于1978年以来地区差距呈现出一种先减弱、再增强的“U型”趋势(范剑勇、朱国林,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在增长方式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使资本大量淤积在现代部门,工业增长大多采用投资主导的“马克思类型”,而不是技术主导的“库兹涅茨类型”(速水佑次郎,2003),工业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人们有理由质疑此种增长方式是否具有持续性。在宏观经济方面,二元经济结构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缓慢,这在萧条时会通过抑制需求和投资而加剧通货紧缩,在过热时会因缺少来自农村的熨平机制而放大通货膨胀。
此外,二元经济结构还具有“繁衍”特征,整个经济体系以产业为核心,会引申出区域、金融、技术二元经济结构等次生产物,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彼此缠绕,共同构成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阻力。上述情况使人们追问:为何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比较迟缓。现有文献对此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一个原因是:这些文献未能解释二元经济反差产生、或者说工农业存在生产率差异的实质性原因(高帆、秦占欣,2003)。当然,也不可能说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向和要害是什么,这会影响到人们对二元经济问题的认识深度,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趋向及决定变量是讨论问题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试图从分工演进的视角,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趋向问题作出理论阐释。本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及推导的命题,第四部分是对命题的检验,最后给出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大多将二元经济反差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征性事实,主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促使经济结构转化。这样,分析转化路径就成了现有文献的研究重心,围绕这个主题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古典主义思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马尔萨斯陷阱”,农业中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这个思路下,Lewis,W.A(1954)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此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两部门之间存在着关联效应:现代部门以低工资从传统部门吸纳劳动力———现代部门在工资和生产率之间获得利润———现代部门将利润资本化并扩大部门规模———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被不断吸纳,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最终促使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
出于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的修正,Fei,J.C.H.andRanis,G.(1964)显示工业不是总能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不变制度工资提高之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本身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这两个模型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强调通过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以实现结构的转变和总量的扩张。这种理解对其后的结构转变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仍是解释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依据。第二条线索是新古典主义思路,在反思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基础上,这种思路否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Schultz,T.W.,1964),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可以对经济结构转变中的剩余劳动转移问题作出解析。据此,Jogenson,D.W.(1967)假定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通过模型构建和求解,得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充要条件,此条件强调工农业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农业发展对工业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意义。
沿着这个思路,Todaro,M.P.(1969)、Harrist,J.R.andTodaro,M.P.(1970)、McIntosh,J.(1975)、Dixit,A.K.(1978)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条件下,从城乡就业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这些模型将预期引入分析中,指出收入差距不能描述劳动力转移的决策机制,必须将对城市就业预期和收入水平差距结合起来,才能确切地刻画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以上两条线索对人们理解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有益的,但古典主义思路先验地假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新古典主义思路放弃了这个假设,但却将市场完备假设直接应用到分析中,这些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有偏差。更重要的是,上述思路主要讨论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即结构转化的方式,而没有考察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原因和转化方向。由于忽视了二元经济结构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因此,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片断”,而不是具有系统性和动态性的“全部图景”。
区别以上的研究思路,还有学者从经验上剖析了结构转变问题。例如,配第注意到工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存在显著差别,其后克拉克分析了20多个国家的时间数据,并概括出“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将使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此后,库兹涅茨(1985)的统计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和在总劳动中的份额有显著下降的倾向,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则趋于上升。区别于库兹涅茨的统计归纳法,钱纳里等(1988)采用了投入—产出法,但经验分析的结论大致相同,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近来的文献除了讨论产业转型的趋向之外,还附带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变的资源再配置效应(Murphy,K.etc,1989;Yasusada,M.,2002;)。上述研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指向是工业化,且这种转变会通过资源再配置而产生增长效应。这些对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具有归纳性质,它们“对结构变动已经小心地做出了许多经验性的概括,……但依然是事实,而不是自命使用或发展出任何理论的著作”(Pasinetti,L.L.,1993)。
这些研究没有推演出一个逻辑的解释思路,因此,不能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说明结构转变的诸多方面。例如,结构转变意味着工业化,但现有文献用“劳动剩余和工业部门的外生进步来解释工业部门的扩展”(杨小凯,1998),这不能令人满意,工业化应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内生产物,不能由其他外生因素加以解释。对经济结构转化方向的讨论,应将服务业的兴起内生化,但现有研究没有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之间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内在机制。最后,产业结构转变会连带到空间布局的改变,这两者应在同一框架下得到说明,然而,现有文献要么只注重产业结构方面的变化,而没有考虑在此基础上的空间结构变化,要么是分割开来,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概言之,现有的二元经济理论着重讨论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产业结构转型理论部分地说明了结构转变,它们都没有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解释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其转化趋向和影响因素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现有文献从资源配置角度出发,而忽视了组织演化特征,前者只涉及资源在既定部门之间的配置,后者却包含部门从无到有的拓扑性质。事实上,结构转变意味着经济体出现了不同部门,人们在部门间进行重新选择,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更是一个分工演进问题,可见,分工演进是理解二元经济的一个基点。
在经济思想史上,Smith,A.(1976)将分工理解为促使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并提出了一个猜想:“农业上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此后这种注重分工演进的思路被Marshall,A.(1920)、Young,A.(1928)等所继承。特别是,杨小凯(1998)构建了以超边际分析为方法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思想,为形式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供了可能。基于此,高帆、秦占欣(2003)揭示了二元经济反差确实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斯密的猜想。既然二元经济结构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那么问题就归结为: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是什么。分工组织的演进将使经济结构转化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产业领域的工业化以及服务业的兴起;二是在空间领域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两个方面的转化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并存在着内在次序。如果上述猜测能得以说明,则从分工视角就可以更好地揭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
三、模型与命题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经济主体被认为既要生产、也要消费。因此,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每个经济主体以生产者—消费者的角色出现,作为生产者,他可以在生产三种产品x、y、z之间作出选择,其中x为农产品,y和z为工业品;作为消费者,他有需求多样性的特征,需要同时消费这三种产品。
四、实证检验
前文从分工视角出发,针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势提出了3个命题,这些命题只有通过实证检验,才可能成为有说服力的理论。按照重演律,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之间有比较确定的关系,后来国家将会“重演”现行国家的历史过程,而在任一特定时刻,经济水平不同的国家就“等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国家,可以用某时刻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替代”时间序列资料。首先以2002年40个国家或地区为样本,①SCL: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RJS: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CB:第一产业占比,ECB:第二产业占比,SCB:第三产业占比,FNB: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CSH:城市化率,其中SCL和RJS的单位是美元,其余指标的单位是%。以上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2004》,由于缺少美国和日本2002年三次产业占比数据,我们用2001年的数据来替代。考虑到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用全员劳动生产率SCL来表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程度。
用Eviews3•1统计软件来观测SCL和RJS间的关系,结果是:RJS=-156•7151(-0•401744)+0•472172SCL(32•94868)R2=0•966181R2=0•965291D-W值=1•930847F值=1085•615回归方程下方括号的数据为t检验值,此方程的各统计量能够通过检验,且R2和调整后的R2分别为0•966181和0•965291,说明SCL可以很好拟合或解释RJS,因此,用RJS来替代SCL是合适的。下面以RJS为解释变量,以YCB、ECB、SCB、FNB、CSH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是:YCB(ECB、SCB、FNB、CSH)=C+αRJS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RJS的提高,第一产业占比将趋于下降,其α值为-0•000567,但第三产业占比和城市化率将上升,其α值分别为0•000872和0•001328,这三个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量能够通过检验,且拟和程度较高。一个例外是:在RJS提高的过程中,第二产业占比趋于下降,其α值为-0•000305,这可能与多数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并开始转向服务业有关,另外,此方程的回归结果也不理想,R2为0•144907。因此,我们放弃这个回归结果,转而用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即非农产业占比FNB来模拟,结果α值为0•000569,回归方程的拟和度也有很大提高。这意味着:从国际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的确表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
同样还可以利用我国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采用2003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RJS: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CB:第一产业占比,ECB:第二产业占比,SCB:第三产业占比,FNB: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CSH:城市化率。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占比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城市化率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在该年鉴中缺少2003年各地的城市化率资料,因此用2002年数据来替代。仍以RJS为解释变量,以YCB、ECB、SCB、FNB、CSH为被解释变量。2003年在我国的31个省区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RJS的增加,第一产业占比YCB不断下降,其α值为-0•000567,这和国际的变化趋势是吻合的。第二、三产业占比ECB和SCB在上升,其α值分别为0•000175和0•00392,不过,第二产业占比ECB的拟和程度不太理想,其R2和调整后的R2仅为0•040948和0•007878。我们仍采取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FNB来模拟,其α值为0•000567,且拟和程度也有大幅度提高。
从城市化率来看,系数α为0•001488,略高于国际经验中的0•001328,而且判定系数较高,说明我国RJS的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上结果说明: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对应的是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也表现为一个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的动态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在高收入国家,工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在下降、而非农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在上升,表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已基本完成,或者是在国际分工中已完成产业布局,对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的主要是服务业,在此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也在持续上升。所以,城市化的确与工业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紧密相关,试图在工业化薄弱和服务业落后的情况下强制推动城市的发展,这种努力从长期来看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兴起,分工演进不仅使更多的劳动者进入现代部门,而且农业部门也由于“输入分工”而被“现代化”,这样两部门的分工差异有缩减倾向,劳动者的人均真实收入有收敛趋势。如表3所示,美国在1880—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占比由27%降低为2%,农业的就业份额也从50%下降到3%,说明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与这种转变相伴随的是:农业与非农业的工资比率越来越接近于1,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地区之间的工资也有显著的收敛倾向。
总之,从经验分析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有逐渐缩减的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证实了本文模型推导的3个命题。模型推导和实证资料的一致性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实质上是一个分工问题,交易效率提高、分工组织演进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从而体现出二元经济结构在产业和空间上的转化趋向。
五、结论及拓展
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产业结构转型理论作了一定的说明,然而这些研究没有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解答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原因和转变趋向是什么。由于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因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基于此,本文利用一个逐渐放松条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说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这样就内在一致地说明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产值、就业和空间等诸方面的特征。进一步地,促使分工组织演进和分工水平提高的是整个社会的交易效率提高,而交易效率提高又依赖于交易费用的降低,这些理论的讨论能够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体系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显著,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如果本文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言,本文的结论就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回应促进分工组织演进这个主题。本文证实了分工演进决定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程度,现实中人们对这点的认识似乎尚不到位,遂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迟缓,并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工业增长和宏观经济等方面表现出消极效应。未来我国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提高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为此,交易效率提高、交易费用下降将至关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例如:政府提供公共品,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秩序,拓展信息渠道,降低行政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等,从而为交易效率的提高准备必要的前提;二是制度层面,例如: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模式,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甚至教育、医疗和培训制度等等,不断降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努力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农业内外的非农部门流转的制度性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