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效益情况范文第1篇

（一）在划分标准等级和选取指标时对外部环境具有的影响采取轻视的态度调整和修改评价指标必须满足时展的需要。但是在评价社会经济效益指标是所选择的指标变化较小，影响着评价指标的适应性和准确性。因为公路建设需要跨越很长时间，很多指标也具有较大变动，所以选择稳定性差的指标会出现评价结果和实际情况具有差异的现象。在确立项目阶段过分依赖标准会造成评价社会经济效益的结果低于制定标准的情况。

（二）效益指标之间没有具体、科学的对比分析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是对其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包括评价项目决策环节、施工设计环节、运营环节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预测数据作为评价的前提，将各个环节和预测进行比较和分析，对其中差别以及成因进行研究。但现在后评价公路建设效益的过程中，通常只根据现实产生的数据和对后评价进行重新预测后的数据再次对各种指标予以计算，没有深入的实施对比和分析效益指标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公路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后评价并没有按照结构层次来分析指标体系，忽视对比和分析经济效益指标，对影响指标的数据出现变化的具体原因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三）在选取指标时重视直接效益指标，轻视间接效益直接效益评价指标包括评价筹措资金方式、评价财务效益、评价经济效益等指标。在评价过程中通常以财务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为评价主体，例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行时间、缩短公路里程等指标。以沈阳环城高速为例，在进行后评价的工作中，选择的指标多为直接效益指标，例如区域建设布局、影响交通运输指标、财务效益指标等。而选择的间接指标很少，只有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防力量、土地增值等几项指标。在整体效益中，间接效益也是其组成部分，忽视间接效益会让实际效益和评定结果之间出现差异，让效益后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全面、客观的对公路周边经济情况予以反映。

（四）细分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缺少必要的深度对社会经济效益实施后评价的公路一般都具有社会影响力大、投资规模大的特点，这种公路在运营后，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空间发展结构。评价公路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要研究公路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在经验和学术方面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分析公路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分析指标将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分析，没有深入细致的对各种指标进行深入解读，难以客观准确的体现出公路项目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二、构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

（一）构建公路建设项目得到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的方法现在构建后评价体系的方式比较多，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整合法和分析法来。第一、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就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专业学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整理分析并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的一种方式。第二、整合法。整合法就的以从前实践中认为恰当的指标当做是基准定位指标，根据要制定的新方式和目标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新分类，让它更具完善性。在重新建立效益指标过程中，要运用使用率高的评价指标为前提，按照实际情况，完善和修改指标，并建立起全新的指标系统。第三、整体分析法。整体分析法是将具有多元化评价整体根据各个环节内在的联系拆分为很多子模块，接着将子模块继续细分，并描述、分析、评价各个指标。在分析社会经济整体时，要把社会经济效益分为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再细分各个效益，根据评价内容的差异制定评价指标。

（二）构建完善的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后所具有的评价体系现在我国对很多公路实施了后评价，但是公路后评价作为新生事物，其概念、内容、特点、作用等环节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需要加深了解。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在项目评价中的地位很重要。以下就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后指标进行分析。第一、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是指公路建设项目根据本身财务状况、对公路周边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是评价其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根据，有直接效益以及间接效益之分。在传统划分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前提下，按照整体分析法细分层次探索评价因素，评价针对性强的指标。直接指标包括减少运营成本、评价经济效益、评价财务效益三个方面组成。其中评价财务效益有财务效益费用、投资回收期、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方面构成，项目主要按照交通部颁发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共同选取。间接指标由评价对外交流、评价资源开发、评价经济环境等指标构成，主要从对经济环境有影响的环节对公路推动周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其中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地区投资率、影响就业等指标。新建立的经济效益指标系统，在提高国民经济和财务受益指标的前提下，细分间接经济效益指标。第二、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对周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建设公路的目标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从保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对公路实行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效益指标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GDP增长率、转变思想等部分构成。对社会效益指标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细分指标。在充分考虑截取数据的困难后，将该项目的社会适应性指标予以删除，最终形成公路社会效益的后评价指标系统。对评价体系进行指标简化，选择的指标要可以体现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同层面，并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各种指标对社会进步具有的影响，增强公路项目社会效益。第三、环境效益指标公路环境效益评价是评价和分析公路环境，要以发展为前提，是评价公路效益的重要指标，也是公路运营和建设部门掌握公路发展方向、管理公里建设环节的重要依据。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公路环境保护能否达到标准，环境指标能够实现等方面。具体分为保护文物古迹指标、开发景观效益指标、保护生态环境指标、土地占有率指标和环境持续发展指标等，从生态环境、景观开发、古迹保护等多角度评价环境效益，提高评价指标的广度和深度。

三、结束语

经济社会效益情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垃圾回收利用 经济效益

一、相关概述

垃圾的回收利用，通常情况下包含了垃圾的分类处理以及综合利用等相关环节，它指的是从源头上将垃圾进行分类，分为有机易腐垃圾、可回收利用垃圾、适于焚烧垃圾等不同的类别，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垃圾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的化学特性以及物理特性等分别进行资源化、减量化以及无害化等处理过程，并实现垃圾的处理以及有效利用的垃圾处理模式。在进行垃圾分类时应当尽可能地实现垃圾的可回收利用，其次是实现对可以进行生物降解的有机垃圾进行降解堆肥处理，再次是焚烧处理可燃性垃圾进行发电，使其发挥最大效益。回收利用，节约资源。最后对于不能够进行其他处理方式进行处理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填埋。

二、垃圾回收利用的经济分析

一般情况下，垃圾的回收利用依据利用层次的不同，能够划分为两个层面，即直接回收利用层面和间接回收利用层面。在直接回收利用层面，垃圾一般会保持其原先的使用性能以及形态，而在间接回收利用层面，除了利用原有的材料结构性质方面的循环利用之外，还有不再保持材料原有结构性质的回收利用。

在进行垃圾的分类处理以及垃圾的综合回收利用中，金属、纸张、塑料、玻璃等可以采用回收处理，而有机的易腐垃圾则可以进行生物处理或者堆肥处理，废旧轮胎、纸巾、布、竹木等可以进行焚烧处理。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垃圾的各种成分都不可能进行百分之百的分类回收利用，应当进行最为科学合理的分类处理。上面所讲的可回收物资在回收率上常常会受到垃圾分类的难易程度、垃圾回收的经济可行性、垃圾产生者在垃圾产生源头进行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垃圾回收系统的完善程度等一系列制约因素的影响。

当前，我国垃圾回收的整体比例还不高，废旧物资的综合利用率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在垃圾源头进行分类的情况下，我国的垃圾回收综合利用比重会得到大大提升。不过垃圾回收利用率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干扰因素比较多，在客观条件以及背景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单纯地堆垃圾回收率进行盲目追求势必会增加管理成本，经济效益上难以保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采用50%的比例相对比较可行。

各个地区在技术水平、垃圾成分以及物价水平等多个因素都不尽相同的情况下，建设和使用同等规模以及性质的垃圾回收设施，其运行成本以及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也会有所差异。一般情况下，在对垃圾不进行分类处理的情况下，不管是采用哪一种处理方式，其垃圾回收的产出一般都会低于投入水平，经济效益上都处于亏损状态。在进行垃圾分类处理以及综合利用的前提下，垃圾处理的每一个流程以及环节都能够节约费用，增加收益。应当结合垃圾分类处理的方式、特点以及运作流程等对各个环节进行比较分析，增加垃圾回收利用的综合经济效益。

三、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的建议措施

首先，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垃圾回收系统。对于垃圾回收循环利用来讲，其基础是建立并完善垃圾回收系统。在建立并完善垃圾回收系统的过程中可以尝试采取法人的形式建立相应的垃圾废旧物品集散公司，在此基础上鼓励他们对废旧物品进行初步的前期筛选，以此来将可以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和垃圾提供给相关的生产加工企业，并对废旧物品和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其次，进一步强化领导以及社会群众对于垃圾回收用的重视程度。各级领导应当意识到垃圾回收利用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等诸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将垃圾回收利用提升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加以对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相关的资金投入，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垃圾回收利用的事业，并积极学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的效果和效率。强化在群众中宣传垃圾回收利用的积极意义，使每个居民都意识到垃圾污染的危害性，并鼓励群众进行科学的垃圾分类，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将垃圾分类变为每个居民的自觉行为，在垃圾桶上标示上简单易懂的垃圾分类图标，有意识地培养居民的垃圾分类良好习惯，在全社会形成垃圾分类和综合回收利用的良好氛围。

再次，进行有效的政策选择和引导。尽管垃圾污染的危害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得以普及，但是未必就能够自觉地进行行动，为有效引导社会公众的垃圾处理行为，推动整个社会范围内垃圾回收利用的良好环境，有必要进行行为的政策引导和规范。一般情况下，政策引导和规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即奖惩政策以及引导政策。奖惩政策就是积极奖励好的做法，惩罚垃圾污染行为。引导政策就是采用经济等相关的手段引导社会公众积极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将自己废弃的报纸、瓶罐等生活垃圾换成蔬菜、副食等相关的日用产品，在此基础上鼓励社会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减少垃圾污染和环境污染。奖惩政策属于政府行为的范畴，具有比较高的社会成本，同时未必能够形成较好的社会效益。而引导政策则属于市场行为，相比较于奖惩政策，成本比较小，而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则比较大，可行性比较高。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我国进行垃圾回收利用、分类处理以及综合利用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可行性比较强。与此同时，积极进行垃圾回收利用以及分类综合处理本身也能够对整个的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产生比价显著的推动以及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间接性的经济效益。我国相关部门以及企业应当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先进经验，意识到垃圾回收利用所具有的重大经济效益，积极着手实现垃圾回收利用和分类综合处理，依靠市场规律，按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推动垃圾回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垃圾回收利用以及综合处理的顺利开展，切实推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的共同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垃圾对于环境的污染问题，同时对于资源的浪费、垃圾处理资金的短缺等相关问题都会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各地应当积极行动，切实推进我国垃圾回收利用和综合处理的工作进程，在此基础上保障该项工作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社会效益情况范文第3篇

一、掌握财政专项资金的相关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

审计人员应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一是要深入学习领会各项专项资金政策的相关文件、预期目标、操作规程，从而掌握如何确保政策有效落实；二是以当地财政部门和资金管理机构为着陆点，收集各种专项资金的立项依据、批准文件、组织机构设置、实施进展、政策覆盖面等情况，通过分析、调查等方法，一方面审查政策是否执行到位，是否符合当地社会自然经济条件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无虚假申报、盲目申报、少报漏报而忽视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是否存在没有完全按照文件精神执行国家相关资金政策等问题。另一方面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延伸相关单位和个人，审查专项资金是否真正落实到实处，是否存在有些项目根本未实施，资金仍滞留财政账户；是否存在已开工的项目，资金不能按工程进度下拨到建设单位，而影响项目建设的进度；是否存在因理解政策偏差而出现资金闲置和部分人群应受益而未受益现象。

二、以专项资金为主线，围绕资金的投入、拨付、使用、管理等主要环节开展审计

①在资金投入环节上，要摸清资金的总体规模、结构分布和投向变化情况，检查是否严格按下达的文件计划执行，是否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战略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进而全面反映和评价政府资金投入的总体情况及现状；②在资金拨付环节上，要监督财政和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主管部门，是否按照规定的金额比例进行配套，并及时分配、拨付资金，是否存在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资金挪用、延迟拨付、滞留闲置和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等问题；③在资金使用环节上，不但要从账表及票据等原始凭证入手，而且要深入实地进行实地勘察、测量，或者走访受益人群，广泛联系实际，做出审计结论。重点检查财政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是否存在损失浪费的情况。包括票据是否合法，资金支出是否符合政策，支出内容是否真实，用途是否符合要求，有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擅自改变用途的情况。具体如违规挪用资金补充办公经费，发放奖金、津贴和福利，项目之外购车、搞基建，擅自出借资金，或者利用税务等部门“代开”的运输、劳务等票据套取资金，以合法形式掩盖虚假事项和不实内容。以及用白条支出，施工单位多结算工程款，工程未按期交付使用、向不符合专项资金使用条件的人发放补贴，和政策执行不到位致使资金滞留的现象。同时要关注有无随意缩小规模，未按批复文件规定进行建设实施，以便达到侵占专项资金的目的；④在资金管理环节上，审查资金是否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是否实行报账制、招投标制度，资金拨付是否执行严格的审批制度，杜绝虚报冒领现象的发生。

三、审计目标上，充分关注专项资金效益

现行专项资金项目按功能和作用可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经营性三类。在对未来效益的审计评估时，要充分考虑审计风险，既要进行趋势分析，更要注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公益性项目效益审计的重点是以社会效益为主，如与人民生活有关的社会保障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教育投资，与地方硬件建设有关的交通建设资金、城建资金等等，对此类资金的效益评价，要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站在长远发展的高度，确保保障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效益性，挖掘仍然需要保障的人群，以及分析当地资金实力，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对项目建成后涉及资产移交及后续管理、维护的，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评价，主要包括资产接收管理的主体是否合法及其管理能力如何，现行管理体制能否满足长远发展需要，运行收入与成本费用有无严重倒挂，使运行难以为继而无法长远发展。对准公益性项目效益审计的重点既要立足社会效益，又要兼顾经济效益，如与“三农”有关的支农资金、扶贫资金、水利资金、农田建设资金等，评价其效益时，一是利用宏观经济与社会指标，从分析项目是否按期完成，促进增加就业机会情况、改善投资环境情况，改善民众生产生活条件、拉动周边和相关产业的成长和区域规模经济的形成、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重大疫情防控能力等方面的方面，评价社会效益情况。同时要评价其对增加农民收入，运行后增加税收等经济效益情况。对经营性项目效益审计的重点是以经济效益为主。如与发展生产力有关的科技、技改资金，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环保资金等，评价其效益时要牢牢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利用财务、经济、技术能力指标，如投资回收期、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财务净现值、工业净增加值等指标以及是否增加产业化程度、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等方面的分析结果，评价经济效益情况。同时利用项目对改善资源的消耗与利用以及是否符合环保法规、政策和标准，噪声、污染物等排放是否控制在规定标准之内、治理措施是否有效、改造生态的能力如何等方面的分析结果，评价资源与生态效益情况。

四、推进审计公告制度

经济社会效益情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多因素综合评价；实施评价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036-0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国家各级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对所管辖范围的土地利用进行宏观调控、组织开发和监督保护的政府行为，其目的是对有限的土地资源，根据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开发潜力和各业用地需求，对城乡土地利用所作的统筹安排和综合部署，以获取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以及保证“人民吃饭”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实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用地保障。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的各个环节（编制、评价、审批、实施和监督检查）中，规划的实施评价是监督检查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因此，探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评价方法十分必要。下面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估方法，对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一、规划实施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所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利用一定的方法，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的效果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后，所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结果的基本情况，以便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废、改、立提供指导。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和问题：1、多定性评价，缺乏完善评价标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时，多是作一些文字评述，难以进行量化评价。2、评价体系不完善。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效果、执行的力度，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也缺乏完整的评价机制。由于规划评价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对评价主体、客体、内容的界定往往不够明确，重点不突出，使得评价缺乏规范性。3、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差。定性评价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人为因素。

二、评价指标确定的原则

指标选取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指标体系能较客观全面地反映系统发展的内涵、各子系统和指标间的相互联系，并能较好地度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程度。

2、系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指标体系应当涉及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并将它们有机联系起来。

3、层次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架，可以采用“评估因素――评估因子――评估指标”多层次的框架结构。

4、可比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要求单项指标采用原规划指标的名称、概念和计算方法，以体现运用上与原总体规划的衔接。

5、可操作性。指标选择要考虑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可靠性和成本，特别是指标体系应该注意简单与复杂的协调统一。指标太少或过于简单不能放映规划实施评估的内涵，对评估结果的精度产生影响。指标过多或过于复杂则不利用于评估工作的开展。

从所在县区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选取指标的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评价的可比性以及工作的可操作性等各方面的因素，确定评价工作涉及到的评估因素。

三、规划实施评价体系建立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价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前者是对土地利用规划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等进行评价，后者是假定土地利用整体上科学管理的前提下，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主要是寻找规划目标和实施措施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和实施措施方面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规划执行或规划修编提供指导。对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价，可以四方面进行：①规划目标的执行情况评价。它包括对土地利用的结构、规模、布局和时序的评价；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效益评价，包括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评价。③实施措施评价。④规划的社会影响评价。

四、规划实施评价步骤与方法

1、影响规划实施评价的因素

影响规划实施评价的因素包括对土地利用的结构、规模、布局和时序、效益、实施措施、社会影响评价。

2、影响因子的确定

将四类因素进一步细化，分为7各方面，即7个评价因子

（1）规模：是指农用地规模、建设用地规模和土地开发整理规模。

（2）布局：按照土地适宜性和区域的差异性安排各类用地布局的合理程度；建设用地不占或少占耕地或尽量不占优质农田。

（3）机构：农用地结构和建设用地结构

（4）时序：①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国土整治规划等协调情况。②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耕地占补平衡情况；③土地开发整理规模的合理程度、速度。

（5）规划实施效益：是指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6）规划实施政策措施：①规划的实施措施与规划目标的对性关系；②规划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实施效果；③规划实施机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致性

（7）规划的社会影响：①公众对规划的认知度②公众对规划实施的满意度③公众对规划实施的参与度

通过上述几项指标的评估，可以看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已经发生的重大社会经济背景变化的预计情况，以及规划指标和规划布局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适应性情况，从而相应对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对规划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等指标进行调整、追加，对规划布局进行优化，以保证土地供应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为辖区提供用地保障，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规划实施评价结果与分析

由于各评估指标反映不同的评估内容，有不同的评估标准和量纲，相互之间不能直接比较，因此需要通过标准化将其转化为可比量纲。标准化的各指标影响分值在0～100之间。指标分值作为评估结果与指标实施效果呈正相关，即指标分值越大，表示该评估指标的规划实施效果越佳。

1、优秀（综合分值在90～100）：各项规划目标预期可以完成，规划执行综合效果很好，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明显，土地利用程度和效益不断提高。

2、良好（综合分值在75～90）：个性指标任务满足要求或与预期基本一致，规划执行效果较好，土地效益和土地利用程度有所提高。

3、一般（综合分值在60～75）：规划执行效果不显著，各项指标任务基本满足要求或预期可以完成，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未发生明显变化，土地利用程度和效益略有提高。

4、较差（综合分值在50～60）：规划执行效果较差，规划指标任务预期较难完成，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不明显，土地利用程度和效益未有改善。

经济社会效益情况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 仇娟东，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及区域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KRM58）。

摘要

新时期，土地利用的属性决定了土地利用能同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而这两种效益的交互耦合进一步决定了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本研究建立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设计了分别测度这两种效益的指标体系，用熵值赋权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中这两种效益的系数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均较好的上海市；第二类地区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但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第三类是生态环境较好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第四类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建设更为落后的地区；第五类是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但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地区。最后，对每一个类型的成因和未来发展思路作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又说明了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等基本政策含义。

关键词 土地；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熵值赋权法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1-010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7

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1]。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2]。可见，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非协调性和土地供求总量的矛盾性是中国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和推动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便成为管理层关心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土地利用效益方面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定性研究方面，张忠国、高军[3]认为土地资源具有经济特性和生态特性的双重属性，从而土地利用也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二重效益；李边疆、王万茂[4]认为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耦合关系，并以复杂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质。在定量研究方面，诸多学者运用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情况，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将相应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不同阶段[1,5-6]；王瑷玲等[7]构建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益的指标体系，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山东省宁阳县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将评价结果分为不同等级；陈伟、吴群[8]构建了包括经济规模、集约程度、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基于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南浔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的最终效益，并得出该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不太协调、开发效益较差的结论。

综观上述研究，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指标体系，学者们逐步建立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取舍或组合，这些指标的具体衡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数据类型，学者们分别运用了截面数据、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但以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居多，综合截面数据较少；第三，研究区域，主要是针对某一城市或省（区）进行分析，而对中国整体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评价较少；第四，评价方法，除了用于评价的主体方法不同之外，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综上，本研究将从土地利用的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以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法来测度各地区土地利用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交互耦合水平，从而为各地区土地的科学、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1.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

在新形势下，土地具有资本、资产、资源“三位一体”的属性[9]，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土地成为“经济――社会――生态”组成的复合系统，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益相应地是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组成的复合效益体系。在该复合效益体系中，由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土壤、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反映了土地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由食物生产和原料供应等所反映的经济效益子系统及由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等[10]所反映的社会效益系统，反映了土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根据土地再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将土地利用的效益系统分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而人口子系统是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在人类利用土地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因技术、观念、资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会对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造成破坏，从而也限制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改进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能力，而土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也将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可见，这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共同使土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前提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载体。据此认识，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可简单表示为图1。

如图1所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 境效益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二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

体，因而如何扬长避短并协调各自作用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及不利条件，最终达到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人地、城乡等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系统所提供的支持，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化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发展所带来的约束；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整体思路与最终目标。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基础，指标选择的好坏对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为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依据上述对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认识和相关文献[5-6]，初步设计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

[BT2]1.3 评价方法

在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明确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情况的具体测度方法。

1.3.1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1]。所谓熵值赋权法是指根据各指标信息载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对 m个评价方案和n项评价指标形成的数据矩阵X=(xij)m×n，对于某项指标xj指标值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xij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评价中不起作用。可见熵值赋权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一般地，熵值赋权法求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1）计算指标xij的比重Pij，其中Pij=[SX(]xij ∑[DD(]m i=1[DD)]xij[SX)]；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其中ej=－k∑[DD(]m i=1[DD)]Pij ln Pij，其中k=([SX(]1 ln m[SX)])，可以证明ej∈［0，1］；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其中gj=1－ej；当gj值越大，则指标xj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4）计算指标xj的权数ωj，其中ωj=[SX(]gi ∑[DD(]n j=1[DD)]gi[SX)]=[SX(]1－ej ∑[DD(]n j=1[DD)](1－ej)[SX)]（j=1，2，3…n）；

1.3.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方法

一般地，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系统或运动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是衡量这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好坏程度的数据。在本研究中，

耦合协

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数据。假设用xi(i=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用yj(j=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则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分别表示为：

[JZ(]s(x)=∑[DD(]n i=1[DD)]aixi，e(y)=∑[DD(]n j=1[DD)]bjyj[JZ)]

其中， s(x)和e(y)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ai、bj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的权重。根据相关文献[12]，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C= s(x)•e(y) s(x)+e(y) 2 2

其中，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它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即s(x)与e(y)之和一定），为使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最高（即s(x)与e(y)之积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进行协调组合的数量程度。容易证明，0C1，C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越协调；反之则反是。

然而，耦合协调度系数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由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组成的整体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耦合协调系数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可将耦合协调度系数与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结合起来，构造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来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整体协同效应或者贡献。其具体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D＝ C•T

T＝αs(x)+βe(y)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发展系数；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T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α，β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重要程度的权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α= ω(X) ω(X)+ω(Y) ,β= ω(Y) ω(X)+ω(Y)

其中，ω(X)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ω(Y)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依据耦合协调发展系数D的大小，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5大类、15种基本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

在实证测算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D）后，可依据表2给出的标准进行定量评判。

2 实证测度

2.1 数据的来源及其预处理

本研究拟测度中国各省（市、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发展水平，但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因此研究范围仅限于大陆的31个省（市、区）。本研究的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当然，对于极个别的缺失数值，笔者以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估计填充。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单位不统一，即使一些指标的单位是相同的，但其实际意义也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指标体系中存在正向及逆向不同属性的指标，因此，为了消除这些量纲差异和屏蔽效应，笔者首先用极差标准化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xi′= (xi-mi)/(Mi-mi),对于正向指标

(Mi-xi)/(Mi-mi),对于逆向指标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yj′= (yj-mj)/(Mj-mj),对于正向指标

(Mj-xj)/(Mj-mj),对于逆向指标

其中，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实际值，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标准化后的值。i和j分别为指标个数，i=1～16，j=1～16。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标中的最小值，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中的最大值。

2.2 权重的确定

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测度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2.3 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笔者测算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 s(x)）、生态环境效益系数（e(y)）、耦合协调度系数（C）、整体效益指数（T）、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如表4所示。当然，根据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和表2所示的分类体系，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亦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4）。

如表4所示，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来看，可将中国31个省（市、区）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社会经济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类，并且调度

以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居多。从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

系数来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主

要集中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两类，并且以中度失调衰退类居多。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及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合来看，中国各省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可划分为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和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五种类型。本研究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效益各类别的成因及未来发展对策简单解释如下：

第一，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表4所示的实证测度结果显示，上海市是中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的土地利用效益处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型的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市单位面积土地的财政收入、单位面积土地的二产增加值、单位面积土地的三产增加值、单位建设用地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交通运输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而其余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在全国前列，这说明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良好。相比较而言，除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指标在全国前三名外，上海市其余的生态环境指标大多居于中游水平，从而使得上海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

第二，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江苏、浙江、天津、广东、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九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也在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这表明，这些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而生态环境仅能勉强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这些地区单位土地面积的各类增加值均居于全国前列，由城乡收入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城镇人口比重等为代表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然而，这些地区的由建成区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反映生态情况的指标并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指标排名比较靠后；当然，这些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排名较为靠前。综合来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排名靠前，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布局的超负荷型，如大面积房地产开发中绿化的忽视、大规模工业园与产业园建设中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等，使得土地利用中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海南和江西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均小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431 7和0.418 6，按照相应标准，这两省土地利用效益属于勉强

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海南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居于全国第三位、森林覆盖率居于全国第四位、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居于全国第一位；江西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居于全国第二位；可见，海南与江西均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加之居于中上游水平的其它指标的作用，使得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数得分较高。相比较而言，海南、江西两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如海南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全国最高值，加之大多数居于中下游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的作用，表现出了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

生态环境效益的现实状况。社会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的现实，既说明了江西、海南两省的土地利用中的不足，也说明了在生态环境良好和承载力充裕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较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辅以产业布局等措施发展经济及加快社会事业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这两省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效措施。

第四，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如表4所示，河北、辽宁、湖北、安徽四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大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

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在0.2-0.4之间，因而这四省土地利用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从各原始数据来看，这四省土地利用的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均居于中游水平，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却大多居于中下游水平，因而使得这四省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也使得这四省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较低，而土地的利用也表现出中度失调衰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不均衡性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制约，因而这四省不得不面临继续 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加速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 任务。这四省的未来发展中，应提高集约利用土地的能力，也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当然，这四省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培育、建设与保护，加大对废弃物的管理以及再生利用，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水平，以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也要进一步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开发、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五，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宁夏、山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大于社会经济效益，加之本来是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特征。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国西部，由于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相对广阔而人口稀少，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但该地区却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因此应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利用好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此外，鉴于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国家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而这些地区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应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合理应用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这些地区仍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发展的基本思路还在于进一步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带来的“比较优势”，并将这些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达到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良性循环。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仅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达到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余30个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并且尚无良好协调发展类地区出现。根据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的测度方法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和指标体系相对庞大造成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土地利用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显得较为有限。

第二，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其生态环境也要优于西部地区。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较高，并且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比较低，并且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这就说明：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环境情况呈负相关关系，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

第三，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为了促进全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应进一步合理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通过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从而解决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在全国土地资源有限和呈现明显区域分布特征的背景下，应开发、复垦、整理等多方式并举以保证耕地的供给；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确保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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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n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Land Use in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QIU Juandong ZHAO Jingfeng WU J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