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间移民开始于14世纪。“二战”之前，国际间移民的主要模式表现为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的居民出于殖民扩张和发展工商业的目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二战”结束后，国际间移民的基本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从广大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过程(Massey，1”0)，目前国际间移民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后一阶段的研究.研究者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移民在迁入目的国后的经济地位获得情况。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最关注的问题多集中于移民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的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贝克尔就曾指出，如果移民进入的是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则他们在迁入国的经济成就将主要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Becker，1975)。此后，切茨维克与博加斯等人更为深入地研究了移民过程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他们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移民本人在原住国所获得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其他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之上(Chiswiek，1978、1979;Borjas，一987)。切茨维克根据对美国外来移民的经验研究得出结论，这些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越长，就越可能积累相关的劳动经验、语言技能等人力资本，从而更可能取得经济成功。他进而指出，移民在新环境中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将在原住国获得的人力资本转化为在移居国可用的人力资本(ehiswiek，1975)。与经济学家不同，社会学家更为关注的是那些决定个人经济行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作为对“人力资本”概念的回应，以波特斯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开始将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社会资本”①概念引入移民研究领域。

波特斯指出，移民过程的每一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后对当地生活的适应等等)都与移民的社会网络②和社会资本密不可分(Portes，1995)。移民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Portes，1995:13)，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此后，社会资本概念在移民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SandersandNee(1996)讨论了美国移民的家庭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对于他们获得“自雇”地位的作用，麦西(Massey)等根据历史资料与统计数据，对墨西哥移民迁移美国的过程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进行T详尽分析(Massey，GoldringandDurana，1994;MasseyandEsPinosa，1997)。这些研究结果都证明了社会资本对于国际间移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的“民工潮”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间移民潮流在不少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在对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现象的研究中，不乏关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作用的专题研究(李培林，1996;彭庆恩，1996;李培林等，2001)。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根据以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我们可以认为，决定着城乡流动人口经济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将是他们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情况。由于流动人口所处的独特环境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他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情况可能存在一些独特之处，而这些可能存在的独特之处将成为本研究的主要问题。首先，虽然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一般不会遇到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问题，但因缺乏城市生活的经历，也缺少从事非农业工作的经验，他们同样面临着如何将原有人力资本转化成新环境下可用资本的问题。那么，这种转换主要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进行的呢?其次，由于中国社会素来有强调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传统，同时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不完善与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社会资本是否会在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作用与人力资本等因素相比，哪一个将更为显著?再次，自格拉诺维特在研究中提出“弱关系力量假设”后(Granovetter，1973)，大量相关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可谓莫衷一是。对于这些刚刚脱离“乡土社会”的流动者来说，他们会更加依赖强关系，还是会更为依赖弱关系呢?这也是我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之一。

最后，流动人口在进城后还面临着“重建”新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问题。科尔曼(1992)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社区所提供的“原始性社会资本”有逐渐衰减的趋势，因此需要通过人工创建的社会组织等其他方式来替代之。我们可以借用这种分类方法，将农村流动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划分为他们进入城市之前在“乡土社会”中所形成的“原始社会资本”和进入城市社区之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资本”。那么，这些流动者在进城后所建立的新型社会资本与其原始社会资本相比，哪一个会更具有价值?本研究试图根据经验社会调查的数据，考察城乡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其经济地位的决定作用，并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与挪威FAFO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进行的“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研究。该研究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北京、珠海和无锡3个城市中共抽取了7500个居民家庭样本进行入户面访间卷调查。调查员在进入家庭户并了解了户成员的基本情况后，再从户成员中随机抽取一名16岁以上的被访者作为研究样本。入户调查于1998年n月至12月底在3个城市同时进行。共获得7337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93.5%。在这次调查中得到的城乡流动人口①总样本数为1920人，由于调查中将城乡流动人口也纳入样本框，因此抽样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通过居委会进行，对象为所有在抽样时点居住在该居委会辖区内的人员;另一部分则通过街道派出所进行，抽样对象为所有在街道派出所由用工单位以外来人口集体户登记的方式登记的外来人口。由于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人口中仍属于少数，因此，在抽样时相对于人口结构比例对流动人口进行了超量抽样，以便在数据分析时获得更为可靠的估计值。在以下对流动人口数据进行的分析统计中，我们还在必要时将数据按照真实人口结构比例进行了统计加权，以弥补抽样设计时的误差影响。

四、主要研究变量

(一)自变t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以城乡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以其经济地位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的自变量是流动者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他控制变量.自贝克尔等人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后，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大量有关人力资本的经验研究，对人力资本的测量也基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对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经历等因素的考察之上。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用以下几个变量来反映流动者的人力资本:(l)受教育年限。它反映了流动者接受正规教育的情况。在本研究中，我们对流动者“受教育程度”加以转化后，得到了他们的“受教育年限”这一定距变量。(2)接受职业培训的情况。这一变量反映的是流动者在近5年中，除正规教育之外接受职业培训的情况，在本研究中该变量被定义为虚拟变量。(3)至调查时为止改变工作单位的次数。流动者每次改变工作单位都会使他们的职业经历和工作经验得到进一步丰富，因此将这一变量也纳入分析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定距变量。对于人力资本的定义与测量在学术界已没有太多争议，而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则远未达成共识。国外关于移民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多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移民通过自身社会网络所可能调动的资源，研究者测量时主要侧重于被调查者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测量T移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Massey，GoldringandDurand，1994，SandersandNee，1996).而“社会资本与求职过程”的经验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则是被调查者所实际使用过的社会网络关系(Granovetter，1995;边燕杰，1999)。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无论是流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还是他们所使用的社会资本都应该纳入分析，因此我们用以下几个变量来测量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情况:(l)进城时的社会网络情况。这一变量反映的是流动者进城时是否在目的城市中拥有社会网络关系。它是一个虚拟变量。(2)家庭是否在本市。这一变量反映了流动者在接受调查时本人的家庭成员是否在本市居住。本研究中，我们将其定义为一个虚拟变量。(3)使用社会资本的情况。这一变量反映了城乡流动者在进城时和进城后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是否使用过社会网络关系。凡使用过自己社会网络关系寻找过工作的人均被赋值为l，而通过政府、职业中介机构和自己寻找工作的人则赋值为O。

为对“使用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我们还将其进行了分解。第一种分解方式是将它转变为“未使用社会资本”、“使用了强关系(亲戚)”和“使用了弱关系(同乡、同学、朋友)”这样一组虚拟变量，并以“未使用社会资本”为参照项引入回归分析，建立新模型来专门考察关系强度对于流动者经济地位的影响。这样分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验证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第二种分解方式是将它转变为“未使用社会资本”、“刚进城寻找工作时使用过社会资本”和“进城工作后寻找新工作时使用过社会资本”这样一组虚拟变量，以“未使用社会资本”为参照项引入了回归分析。我们认为，刚进城时使用的社会资本更多地反映了流动者在“乡土社会”所积累的原始社会资本情况，而那些在进城工作后寻找新工作时所使用的更可能是他们在新环境下所积累起来的新型社会资本。除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外，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流动者的年龄(定距变量)、性别(虚拟变量)、党员身份(虚拟变量)及流动者的来源地(虚拟变量，凡来自东部沿海省份的人被赋值为1，来自内地省份的人则被赋值为0)等。

(二)因变t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城乡流动者进城后的经济地位，为了简便，我们只将流动者接受调查时前1个月的月收入作为研究的因变量。这一指标包括其工资、奖金、津贴、第二职业收入、救济金、财产性收入和馈赠收入等所有收入。

(三)主要研究变t的描述性统计从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城乡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将近80%的人只受过初中及以下的教育。同时，近5年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流动者不到总数的4%。从他们的社会资本情况看，有88%的流动者在进城时已经在城市中拥有一些社会网络关系，甚至有47%的流动者在进城前已经在城市中找好工作，这些都说明他们向城市的流动并非人们所想像的是一种盲目流动，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流动。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他条件的限制，把家庭搬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为数较少，大约只有5%。此外，大多数流动者(约占总数的70%)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但他们较少使用强关系，而更多地是使用了朋友、同学等较弱的关系。在刚进城时使用过社会资本寻找工作的流动者约占总数的30%，而在进城工作之后重新寻找新工作时使用过社会资本的流动者所占比例约占总数的37%。

五、计算结果

在表中我们列出了3个回归方程模型的计算结果，其中模型一是包含最基本研究自变量的基本回归模型，模型二和模型三是将模型一中的“使用社会资本”变量进行分解后再进行回归所得模型的结果。以下我们就回归分析结果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情况进行具体说明。(一)人力资本对收人的影响人力资本对于城乡流动人口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证明。从模型一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比较显著的。正规教育与培训是作用最为明显的人力资本变量，流动者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就越高，而那些在近5年内接受过培训的流动者比没有接受过培训者的收入也要明显高出不少。这些结果都充分反映了人力资本对于城乡流动人口收入获得的作用。由于普通回归系数取值与变量的量纲有关，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为了解模型中各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大小差异，我们在对因变量与各自变量进行标准化之后，分别计算了每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标准化回归系数是无量纲的，它表示控制其他变量时，自变量变化一个标准差后因变量标准差的平均变化。这样，各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其绝对值大小代表了该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大小。在模型一中我们可以看到，流动者受职业培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几乎与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相等，说明职业培训对城乡流动者获得收入的作用与他们所接受正规教育的作用相差无几。

这充分显示了职业培训对流动者的重要意义。(二)社会资本的作用模型一的统计结果显示:城乡流动人口在进城时及进城后的求职过程中是否使用了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情况有着极为明显的作用，在求职时使用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流动者们较之他们那些没有使用过社会资本的同伴们而言，更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值判断，“使用社会资本”的作用在模型一的各自变量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仅次于性别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的影响要大大高于人力资本的影响。为进一步验证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我们对流动者求职时使用的社会资本细分为“未使用社会资本”、“使用过强关系”和“使用过弱关系”，以“未使用社会资本”为参照项建立起回归模型二。从模型二的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与求职时不使用社会资本相比较，使用强关系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使用弱关系的作用则相当显著。也就是说，模型一中“使用社会资本”变量的作用，其实主要表现为使用弱关系的作用。我们还将使用社会资本分解为“未使用社会资本”、“刚进城寻找工作时使用过社会资本”和“进城工作后寻找新工作时使用过社会资本”这3个变量，以“未使用社会资本”为参照项建立起回归模型三，统计结果显示流动者刚进城时使用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几乎没有显著的作用，而进城后求职过程中如果使用过社会资本，则其收入将可能显著提高。我们没有发现流动者进城时在城市中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情况(也就是进城时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对他们当前收入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同样，这些流动者的家庭是否在本市也不影响他们的收入情况。这些结果都说明城乡流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经济地位的作用不大。(三)其他变t的作用在我们纳入模型的其他控制变量中，只有性别表现出显著的作用。事实上，根据模型一中各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判断，性别的作用是最明显的。这意味着一个女性城乡流动者将不得不接受比男性流动者低得多的工资收入，尽管她在各方面的条件与这些男性流动者相差无几。除性别外，城乡流动人口的年龄、政治身份以及来源地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六、讨论与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人力资本对于个人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们都指出只有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人力资本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于个人经济地位获得的作用(许嘉献，1986;赖德胜，1998)。因此我们可以预测，随着中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劳动力市场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乡流动者的经济地位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其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在国际间移民研究中，研究者都强调移民在原住国获得的人力资本到了他们所移居的国家之后需要经过“转化”才能发挥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学习和适应的过程(Chiswiek，1978;SandersandNee，1”6)。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城乡流动者同样是适用的.尽管他们不需要重新学习语言和文化，但他们也面临着如何适应全新的工作环境并在新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进城后接受一些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其他培训极为必要。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职业培训对城乡流动人口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几乎不亚于正规教育的作用。如果将这一结果与对城镇下岗职工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一种有趣的差别。尽管下岗职工与城乡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就业困难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们却都没有发现职业培训对于下岗职工的就业及经济地位获得有任何显著的作用，只发现正规教育的作用是显著的(李培林等，2001;王奋宇等，2001)。

这种差异似乎在提醒我们:城乡流动者接受的职业培训之所以如此重要，其意义不仅在于它使城乡流动者获得了新的人力资本，而且在于它为流动者原有的人力资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补充和转化方式，使之得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同样证明了社会资本在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中的意义，这种作用已经超过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这意味着对于中国的城乡流动者来说，社会资本是决定他们在城市中的收入和经济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社会资本之所以对城乡流动人口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正如格拉诺维特所指出的，经济生活深深地“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信息、影响、信任及其他的社会资源(Granovetter，1985、1995)，这样，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实际上可以起到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它们对个人经济行动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其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人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由于当前社会转型期中正式制度建设的滞后，社会资本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已为许多研究所证实(Bian，1997;李路路，1997;赵延东等，2000)。

最后，对于中国的城乡流动者来说，在离开了熟悉的“乡土社会”，进入一个陌生而且对他们并不“友好”①的城市社会后，他们使用正式制度的成本无疑是相当高昂的。因此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仍然是求助于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这种传统的非正式制度方式。尽管本研究发现了城乡流动者使用的社会资本对其经济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但我们却并未发现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为从统计结果看，城乡流动人口在进城时是否拥有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的家庭是否在本市都没有表现出显著作用。这一结果似乎与以往国内外有关移民社会资本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中考察的仅仅是城乡流动人口刚刚进城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而没有考察他们进城后重新构建起来的社会资本情况的缘故。由于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蕴含于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以及调动这种资源的能力，城乡流动者在进入城市后，就必须突破原始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限制，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重新构建起新型的社会资本。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人，才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这一结论已经在相关研究中得到证实(彭庆恩，1996)。

由于本次研究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测量流动者原始社会资本的情况，无法直接测量他们在进城后所构建的新型社会资本的情况。因此我们的结论仅限于其“原始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地位没有影响，尚不能直接推论其“新型社会资本”就一定会有作用。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使用社会资本的作用中间接地看到这一趋势，即流动者在刚进城时所使用的社会资本对他们经济地位的影响甚微，而他们在进城后所使用的社会资本则明显地决定着他们的经济地位，这可能预示着流动者进城后建立的社会资本才是更为有效的。另外，从城乡流动人口在求职过程中更为依赖弱关系这一研究结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突破传统的强关系网络圈子，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寻求资源的趋势。当然，由于研究数据的限制，这一间题尚有待于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讨论。